就在这时，不懂军事、又要掌握红军最高指挥权的博古，也请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当军事顾问。李德，1900年出生于德国慕尼黑，本名奥托·布劳恩。出于对共产国际的尊重，朱德以中革军委主席的身份对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表示了隆重的欢迎，破例为这位客人提供了牛奶、面包和当地烧酒。朱德举杯：“你叫李德，我叫朱德，这叫同名不同姓。我们为这个‘德’字干一杯！”
李德酒量好，一饮而尽：“你是中国的‘德’，我是德国的‘德’，但我们都是布尔什维克的‘德’。”几杯之后，李德便开始用俄语训斥在场的人：“你们中国的‘德’在俄国秘密基地受训过，可你们不会作战，游击战算什么？那不是真正打击敌人的战争。”
在此之前，朱德已听说李德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参加过苏维埃巴伐利亚共和国的街垒战。听完李德的话，朱德便知道他的话里有所指。
博古尽管一介书生，但他还能够应付这种尴尬场面：“欢迎李德同志给我们带来真正的苏维埃军事斗争经验。随着李顾问的到来，中国革命定会打开新的局面。让我们在李同志的领导下，完成中国革命之神圣革命！”
朱德、周恩来端起了酒杯，但品的不是酒的滋味……
开始时，宽宏大度的朱德对中央请来的这位军事顾问还抱着尊重的态度，尽力想用红军过去反“围剿”取得胜利的经验来影响他，跟他讲不能打阵地死守，不能处处设防。但是，李德不以为然。
李德住在专门为他修建的“独立房子”里，像太上皇似的，靠着地图、电报指挥前方的战斗。朱德对此很有看法，曾对身边的参谋人员说：“李德顾问来了以后，住在瑞金，不下去调查，靠着地图电报指挥前方的战斗，而我们在前方最了解情况的人，反而不能指挥，这就有问题嘛。可是他是受党中央的委托，还得照办啊！否则，就成了各行其是。”
由于在前方直接指挥作战的朱德、周恩来同在后方的博古、李德等意见一直不能取得一致，李德便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建议并经中共中央局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和组织，将“前方总部”撤回瑞金，并入中革军委，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中央苏区的各军团和其他独立师、团。虽然朱德在名义上仍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但他们的实际权力已被剥夺，部队改由博古、李德直接指挥。于是，1934年1月初，朱德和周恩来不得不率红军前方总部返回瑞金。
博古、李德直接控制红军指挥权后，在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遭到碰壁时，又转而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对四面包围的敌人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以堡垒对堡垒”，进行“短促突击”，进行徒劳无益的战斗。到了8月，红军的北部防线被突破，东线被打开，西线和南线也愈加艰难。在四面告急的局面下，李德无计可施，抱病躲避，朱德毅然担负起支撑整个战局的责任。
由于李德不再过多干涉前方战事，使朱德有可能部分地改变消极防御的错误战法。9月初，朱德指挥红一、九军团等部，发挥红军打运动战的特长，在东线取得温坊大捷，歼灭敌东路军李延年纵队两个师的40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这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打得最好的一仗，使苦战一年的红军得到最大一次补充。
但是，个别的胜利已无法挽回整个指导错误所铸成的大局。到9月中下旬，中央苏区已缩小到只有瑞金、于都、石城、长汀等几个县。
陈毅在高兴圩的战斗中身负重伤，朱德和康克清都很挂念。一天，陈毅躺在一副担架上被抬到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室，见康克清站在旁边，陈毅微笑着对康克清招招手。陈毅对朱德说：“我请求跟红军一块走，因为已经到了红军主力非转移不可的时候了。总司令，我正式向你提出，请求跟红军主力一起突围。我的伤很快就会好，我还要继续指挥作战，请不要把我留下。”
康克清听到这里，不由得泪水涟涟。
朱德等陈毅讲完，问起他的伤情。陈毅是被炮弹炸伤的，伤在屁股和大腿上，流了不少血。经过手术，取出几块碎片，打上石膏绷带，医生说，不久就能恢复行走。陈毅说：“总司令，我怕做了决定再说就晚了，所以叫担架抬到你这里，这样做不算过分吧？！”朱德听了，心里很不好受，背过身子半天没有说话。
一想到红军和苏区人民经过千辛万苦、千难万险创造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将要不得不放弃，一想到将要告别这片被烈士鲜血染红、被战火烧焦的红土地，朱德的心情十分沉重，对“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上的瞎指挥表示忿懑……
过了几天，中央终于下达了“准备出击”的命令。虽没有明说突围，康克清心里清楚，该摆脱坐以待毙的局面了。她对朱德说：“是不是他们开始接受教训了？”朱德苦笑了一下，说：“博古还是博古，李德还是李德，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变化。”
朱德在屋子里踱步，走到康克清身边低声说：“这一次，他们总算让毛泽东同志一起走啦。只要有毛泽东同志，我们总会有希望的，朱毛不分家嘛！”
“听说反动派到处在悬赏捉拿你？”康克清问。朱德提高声调说：“毛泽东同志虽然暂时离开了红军，敌人依然把我们两个人看作红军和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他们悬赏捉拿我们，悬赏的价格好像一再提高，从5000元提到5万元，又提到10万元，现在好像又提到了每人25万元了。这样很好嘛！我在国民党银行的存款已经有25万元了。”
康克清问起陈毅的事，朱德摇摇头：“已经决定他与项英留下，他们率领红军16000人继续在苏区坚持斗争，无法改变了。”
过了一会，朱德对康克清说：“部队将进行大的战略转移，你的准备做好了吧？”康克清心里不是滋味，只知要转移，至于到哪里也不清楚，什么时候能回来更是不知道，于是问：“转移到哪里去？”朱德考虑了一会儿，还是没有说。
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已经议论纷纷。有人猜测将去湖南，有人猜测要去江西的另一个地区，有人认为可能去贵州，也有人认为可能去云南或四川……人们认为康克清和总司令生活在一起肯定会知道的，就拐弯抹角地向她打听，她只能苦笑着摇摇头。她确确实实是无可奉告啊！
○遵义会议上的失声流泪与声色俱厉
1934年10月10日晚，蜿蜒的山路上，一条见首不见尾的火龙缓缓向西游动。原来是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及直属单位组成的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共86万人，被迫踏上了悲壮的战略大转移征程。
红军要走了，男女老少的老百姓赶来了。乡亲们把一双双草鞋、一只只斗笠、一把把雨伞、一个个鸡蛋……送到即将离别的红军战士手里。一时，叮嘱声，夹杂着哭泣声、祝福声……
队伍之中，只见挑着各种物资的担架队，驮着辎重的骡马队，由数人抬着的笨重机器，骑在马上的官长，躺在担架上的伤病员，几十名妇女组成的特殊连队首属相衔，冗赘不堪。披挂齐整的红军战士，夹护在带着“坛坛罐罐”的队伍两翼，形成甬道，亦拉不开前进的步幅。
朱德身着一套褪了色的灰军装，脚踏草鞋，走在司令部队伍的最前面。出发前，组织上给少数中央领导人配备了担架、马匹和文件挑子，朱德虽然年已48岁了，但为着节省出几名强壮士兵去充实作战部队，他既不要担架，也不要文件挑子，只要了两匹马，一匹供骑乘用，一匹驮行李、文件。
康克清看到朱德年龄不轻了还同红小鬼一样跋山涉水有些心痛：“一晃你是奔50的人了，组织上派给你的担架不要，两匹骡子除一匹驮文件，那匹也最终留给我收容伤员，这样长途行军……”朱德听后，说：“放心，我命贱。这双脚板儿越走越精神。徐老、董老、谢老他们怎么样？”
康克清说：“都好，谁也不甘落后，还争着照顾伤病员呢。”朱德笑开了：“革命之大幸啊！”远处，响起了急促的枪声，火龙顿时消隐在苍茫的夜色之中。
红军主力10月18日由于都南渡赣水后，按照朱德发布的突围作战命令，于21日晚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之间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道封锁线，再过信丰河，向湖南、广东边境转进。部队在五岭山区的坎坷山路上缓缓西进，到11月8日全部通过敌军在汝城至城口间的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域。
在通过湘南郴州和宜章之间的第三道封锁线前，朱德曾几次电令林彪率红一军团抢占粤汉铁路东北约20里处的制高点九峰山，以掩护中央纵队和各军团从九峰山以北安全通过，但林彪不顾大局，企图拣平原走，一下子冲过乐昌。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坚持要执行上级命令，最终说服了林彪，派出有力部队抢占九峰山制高点，保证了红军左翼的安全。
第三道封锁线被红军突破后，蒋介石看清了中央红军主力西征的意图，全力加强湘江的第四道封锁线。他任命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西路军和北路军的薛岳、周浑元两部共16个师的兵力加紧“追剿”；同时，命令粤军陈济棠、桂军白崇禧各率主力部队扼要堵截。国民党各路重兵云集湘江沿岸，企图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局势异常严峻。
在一个农家小屋所设的临时指挥部，昏暗的灯光下闪现着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博古、李德等一张张思索而不无忧虑的脸。朱德讲话时，伍修权在一旁小声地为李德做着翻译。房东大娘和她的儿媳为在座的每人送来一碗热腾腾的姜汤并一个烤红薯：“趁热，吃吧，幸好藏在地窖里，才没被那帮白匪抢走。”朱德手里拿着红薯，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酸楚。
小屋外，伫立路上的红军战士人不解甲，马不卸鞍，原地待命。一位拉着马尾巴的红小鬼竟然站着打起了呼噜。远处的枪声渐次稀疏……
“我看，只有甩掉坛坛罐罐，快速赶赴渡河点，强渡湘江。”朱德说。周恩来接着说：“我同朱老总的意见完全一致，我们不能再坐失良机呀。”架着眼镜，一副文质彬彬的博古，说话十分武断：“不行，不能更改中央的决定！那些兵工、印刷、造币、医疗设备物资是我们付出极大代价从敌人手中夺过来的，万不可因为暂时的困难，扔掉革命的本钱！”
朱德一听可气了：“革命的本钱是人，不是物！”博古还想反驳，被朱德用平和的语气打住：“同志哥，为了这些劳什子，我们会断送多少将士的生命，你想过没有？”
李德又端起他那居高临下、唯我独尊的架子，一开口便训人：“革命哪能没有牺牲？列宁说‘布尔什维克的每一个胜利都是用鲜血浇铸而成’，为了战略转移取得成功，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在所不惜。”这时，无线电话务员报告：“朱总司令，先头部队已将堵截的敌人击溃。”朱德下令：“部队继续前进！”
众人离开小屋。朱德走进房东灶屋，只见老大娘一家五口挤坐在柴禾上，默默无语。朱德转身回来，从警卫员身上取下一个米袋，悄悄地放在室中桌上。
11月27日晚，红军先头部队顺利渡过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后续部队却不能及时跟进过江。整个红军队伍前后相距约200里，特别是庞大的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共14万多人，有1000多副担子，被各战斗部队夹护在约100多里长的狭窄甬道里，缓缓地向湘江前进，每天只能走四五十里。由于红军先头部队已突破湘江，湘、桂两省国民党军队纷纷向红军渡江地段扑来，在飞机配合下发动猛烈攻击，企图夺回渡河点，把红军围歼在湘江两岸。
在大崖洞临时指挥部，朱德指着铺在地上的军事地图，向周恩来、王稼祥、博古、李德做着敌情分析和战斗部署。在这种险恶的处境下，原来高傲自信的李德一筹莫展，而朱德临危不乱，同周恩来等一起，指挥各战斗部队顽强抗击敌军，掩护中央、军委纵队渡江。
周恩来说：“正如朱老总所分析，情势万分危急，我们已没有犹豫和选择的余地，必须甩掉坛坛罐罐，争取分分秒秒，保证中央红军和红军主力尽快渡过湘江！”胳臂上受伤，缠着绷带的王稼祥以十分诚恳、坚决的语气对朱德说：“过去的一切争论都该结束了，因为血的教训和无可辩驳的事实已经说明了一切。在这红军生死存亡的关头，朱老总，你就果断地布置和指挥吧，我支持你，如果错了，算我王稼祥一份！”朱德用眼神征询博古、李德的意见。李德无可奈何地摊了摊手，博古心情沉重地说：“我同意稼祥同志的意见。”
朱德转身走向无线电报话务员：“现在，我命令——”
立刻，脚山铺红一军团指挥所内，政委聂荣臻接到朱德发来的电令:一军团必须坚决抵抗沿桂黄公路向西南前进之敌；军委及湘江以东各部队将星夜兼程过河。红一军团长林彪对话务员下令：命令各师团坚守阵地，寸土必争，就是用我们的尸体也要为红星纵队铺设一条前进的道路！
行军路上，红军已由夜行军改变为昼夜兼程，将士们几乎是一路小跑前进。走在队伍前面的朱德，利索地跃上路旁一个小坡，用望远镜观察，宽阔的湘江已隐约可见。朱德指挥、催促经过跟前的队伍：“快，紧跟上。搬不动的家伙，扔掉！”他看见后面四个战士抬着一台发动机，行动迟缓又吃力，便跳下土坡，快步到发动机旁，命令战士：“甩到沟里去。”朱德同战士一起将机器推下沟去……
由于前期行动迟缓的庞大辎重队伍改变了整个行动计划，队伍冒着敌机的扫射前进。离浮桥稍远些的浅水处，成百上千的红军战士在涉水渡江。东岸等待渡江的已是人山人海，后续部队仍像潮水般涌来。在这里，不得不与敌人展开一场新的战斗。
这时的湘江渡口，几十架敌机轮番轰炸，炮声轰鸣，炸弹在江中掀起巨大的水柱。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碧蓝的江水，道路旁到处丢的是出发时好不容易从瑞金抬来的各种机器物品。大火在燃烧着，江面渡口一片混乱，战士们争先渡江，枪声、炮声、人叫、马嘶，交织在一起。
桥头堡上，朱德用望远镜观察渡江情况。尽管渡江队伍加速了，也有序些了，但敌机的轰炸、扫射更加密集。无数红军在过江前、过江中、过江后中弹倒在血泊里。
经过四天四夜血战，红军终于渡过湘江，但整个部队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余人。
湘江两岸，滔滔江水泛起殷红的血光，累累的英烈尸骨横列两岸。硝烟未尽，悲壮惨烈。朱德脱下军帽，沉重发誓：“苍天在上，湘江为证，我朱德将永志民众英魂，不负万千先烈，毕其一生为人民利益奋斗不止，忘记了这一点，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12月10日，红军攻占通道县城。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主力将由这里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但这时国民党军队已了解红军的意图，预先在通往湘西的道路上布下相当于红军兵力五六倍的重兵，张开口袋等候红军钻入。在这个关系到红军命运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提出绝不能往这个口袋里钻，主张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贵州前进，力争在运动中打几个胜仗，以扭转红军突围以来的被动局面。于是，中央几个负责人在通道临时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对此做出决定。会后，朱德命令各军团、纵队“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
红军突然折入贵州，出乎蒋介石意料之外，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湘西，赢得了主动。15日攻占黎平后，部队得到了两个月连续行军作战中的第一次休整机会。但是，转变战略方向问题虽在通道会议上提了出来，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博古、李德不顾国民党重兵仍在湘西的实际情况，依然主张从黎平再北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18日在黎平开会，讨论红军今后的战略方向问题。
这次会议显然比通道会议开得从容，因此大家都有机会坐下来各抒己见。毛泽东这次不仅讲了红军进军路线，同时还提出在川黔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建议。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朱德非常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和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人站在一起，否定了博古、李德要中央红军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
这以后，中央红军向黔北重镇遵义直进，于12月底到达乌江南岸瓮安县猴场一带。野战军司令部开始部署强渡乌江的战斗。这时，博古和李德仍对黎平会议的决定持不同意见，再次主张不过乌江，回头东进同红二、六军团会合。
于是，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对博古、李德提出批评，决定强渡乌江，并通过《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强调：“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1月2日至6日，朱德指挥中央红军分三路分别从回龙场、江河界、茶山关渡过乌江天险。7日，林彪和聂荣臻指挥先头部队智取遵义。8日，朱德命令：“军委纵队明日进驻遵义，以纵队司令员刘伯承兼任遵义警备司令。”
遵义，北倚娄山，南濒乌江，西南环青山，东北枕湘水，地形险要雄伟，为黔北第一重镇、贵州第二大城。红军进驻遵义，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进城后，朱德和周恩来率红军总部住在遵义老城枇杷桥原国民党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公馆楼上，毛泽东和张闻天、王稼祥住在遵义新城古式巷原黔烟旅长易少荃的宅邸。
康克清跟随朱德一进柏辉章的公馆，只见房间到处是纸屑和破碎的物品，杂乱无章，说：“你看零乱的，可以想象它的主人逃跑时是多么惊慌和狼狈。”朱德暗自一笑，说：“不管怎么说，这是离开根据地以后最好的住处了。”
1月12日下午，在遵义省立第三中学操场上召开有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朱德首先讲话，阐明红军是工人农民自己的队伍，红军有严格的纪律，自觉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宣传红军的主张，愿意联合国内各党派、军队和一切力量共同抗日。接着，毛泽东、李富春和遵义群众代表也讲了话。大会宣布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会后，朱德还参加了红军篮球队和遵义三中篮球队进行的友谊比赛。
自从进驻遵义城之后，康克清就接受了筹粮、筹款和扩大红军的任务。接下来几天，她每天早早起来，到群众中去，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没收官僚资本家的财产，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晚上回来后，往往浑身疲劳，腰酸腿痛。同时，她也在协助政治局做一次即将举行的重要会议的筹备工作，要求特务连一定要保证会议的安全、做好为会议服务的各项工作。
1月13日深夜，周恩来和朱德等正在作战办公室听参谋人员汇报军情，博古突然来了，他问周恩来道：“恩来同志，你的军事报告准备得怎样？”周恩来严肃地说：“勉强可以了，不知会上能否通过？我是做好准备检讨。你的报告呢？”博古说：“差不多了。我看会可以开了，会场准备好了吗？明天，你可以通知开会的人啦。”
周恩来接着问：“原定召开政治局会议，是否干脆开一个扩大会，请几个军团负责人也在会上讲讲，他们不是也很有意见吗？”博古想了想：“照你的意见办，不过五军团的政委李卓然和中央代表刘少奇不在遵义，可能一时赶不到，你得立马通知。”转而问朱德：“一军团的林彪和聂荣臻，听说都在遵义，是吗？”朱德答：“是的，不过聂荣臻的脚过湘江后化脓，前两天在卫生部疗养，林彪与他大概住在一起。”
博古道：“那很好，其他领导人都在遵义，通知即到。”周恩来说：“会场就在楼上，稍加布置就可开会，我立刻给卓然、少奇同志发电报，通知他们明天赶到。”这时，朱德说：“恩来同志，你该休息啦，搞不好，后天的会，你要唱主角哟。”周恩来眨眨眼，意味深长地苦笑了一下。
1月15日，具有划时代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红军总司令部驻地“柏公馆”楼上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洛甫（张闻天）、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红军总部及各军团领导人有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一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三军团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洋顾问李德列席会议，翻译依旧是伍修权。总共不过20人。
会议的中心议题一是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由于政治局和军委白天要处理战事和其他重要事务，会议在接连的几天里多是在晚饭后开始，每次都开到深夜。
会议由博古主持。会场静下来后，他从一只黑牛皮挎包里取出一份事先准备好的报告提纲，放在桌上，用手扶了扶眼镜，带着一口浓重的江苏口音向大家讲开了。在《关于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中，博古虽然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做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各种客观原因，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人强大。
随着博古不紧不慢地报告，李德不停地点头，很长时间以来不见的笑容又出现在他的脸上，与会者也都认真地听着，但多数人的脸上逐渐流露出不满的情绪。朱德边听边暗自发笑，心想：这哪里是报告，完全是“左”倾路线的辩护词。
好不容易等到博古讲完，周恩来紧接着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军事问题的副报告。他在报告中详细说明了中央的战略战术，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离开中央根据地的原因，重点指出主观方面的错误，对李德和博古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对自己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了责任：“我对这些错误负有责任，欢迎大家批评。”
大家轻轻地松了一口气，开始时不安的心情被一种兴奋所取代，细心的朱德只见博古、凯丰听得皱起了眉头，李德更是看出了苗头，一个劲地抽着雪茄，以掩饰自己的慌乱、发泄自己不满的情绪。
两个报告听完后，会议转入大会发言。洛甫首先站起来，说：“针对刚才博古同志讲的，我想讲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对的地方请诸位批评。”
博古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洛甫，他到底要讲些什么？与会者把目光投在洛甫的脸上，十分关注，只听到他的声音铿锵有力：“我认为，博古同志的总结根本没有说到实处！第五次反‘围剿’是因为国民党太强大？是因为苏区条件太差？是因为帝国主义支持？……那么我要问一句了——前四次反‘围剿’与第五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我们必须面对事实、承认事实！这一年来，党内根本没有民主。博古同志把李德同志捧成太上皇，言听计从，别人的意见一点听不进去！李德同志更是自以为是，高高在上。其实他根本不懂中国的国情，完全按照洋框框，凭想当然指挥作战……”
博古感到震惊，想不到洛甫居然在会上批评起他来，作为高级领导人，过去很多时候他们常在一起合作共事，虽然免不了有一些嫌隙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会这样反对他的意见。过去他们之间的距离，今天好像又拉长了，这是他无法理解的事。李德听了洛甫的“反报告”很是不安，想发作恼怒但又无可奈何。
这时，毛泽东把手中的烟头掐灭，站起来：“洛甫的发言，就是我要说的。我再补充几句。”在会上，毛泽东针对博古的总结报告作了长篇发言，批评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归结于敌强我弱的客观因素，着重剖析了“左”倾军事路线实行消极防御战略方针的错误及其表现，如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转移时的逃跑主义。他还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由此而产生的战略战术问题。朱德边听边点头。
毛泽东的上纲上线，使会场顿时肃静起来。李德听完伍修权的翻译，脸涨得通红；博古预感到了什么，神色有些苍白……朱德冷眼瞥着这两位，这时林彪等鼓起掌来。
王稼祥激动地从躺椅上站起来：“我说两句！”朱德知道他腹部有伤，关切地说：“稼祥同志身体不好，坐着说吧。”王稼祥向朱德笑笑致意，坐下来，伸出三个手指：“我就说三句话。第一，完全赞同洛甫、老毛的发言。第二，红军应该由毛泽东同志这样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第三，取消李德、博古同志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说完，博古、李德一震，同时只听到大家都鼓起掌来。
不知不觉墙上的挂钟已将时针指向凌晨0：30时了，正想找台阶下的博古说：“今天会议就进行到这里吧，明天继续。”
会议散了，但大家都没有休息，在会下展开游说，争取与会者同意自己的观点。
第二天，凯丰第一个发言。他指责毛泽东不懂马列主义，只照着《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指挥打仗，并为博古、李德辩护起来。毛泽东大口吞吐烟雾，表情平静。
听着听着，一向慈祥谦和的朱德再也听不下去了，大拳砸在桌子上，猛地站起来，目光冷烈如电：“我说几句。是，我们大多数将领没有喝过洋墨水。但是，事实胜于雄辩。谁对谁错，历史是最终的证人！李德同志总揽战局以来，红军节节失利、全局溃败。湘江一战，数万战友血染江涛！……”朱德失声流泪，会场一片沉静。随后，朱德提议，“让毛泽东同志进入中央领导中来！大家就此请发表各自的意见。我的话，讲完了。”彭德怀等热烈鼓掌，大呼赞同。
凯丰这下可急了，高声喊道：“博古、李德同志，是共产国际指定的中央领导人！你们竟然反对共产国际——这是反党行为！！”朱德冷笑：“我本来讲，要对事不对人。这次会议也是为解决路线、方针问题。现在看来，你们还要坚持错误的领导——好，我就重新声明立场：我是不会跟你们走的！！”
说着，朱德将手指指着李德声色俱厉：“你们瞎指挥，弄得丢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我们还能再跟着你们的错误领导走下去吗？”朱德的话声若洪钟，在会场上引起极大反响。
接下来的发言更加热烈，没有长篇大论，全是充满火药味的短兵相接。聂荣臻、彭德怀、刘伯承、李富春、杨尚昆、李卓然等一线指挥员都以自己的亲身感受，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造成的恶果，反映了广大指战员要求改变领导的强烈愿望。陈云、刘少奇在发言中，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拥护批判李德、博古的“左”倾军事路线。林彪虽然没有发什么言，但无关大局了。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奋笔疾书，真实记录了会议的发言，并为会议所取得的成果而高兴。
1月的遵义，冷风冷雨，天气很恶劣。深夜，康克清尽管很累，还是生了一盆炭火，静静等待朱德的回来。炭火不是很旺，难以驱除严寒的包围，她站起身来走了几步，想跺跺脚，但抬起一只脚时却又很快地轻轻放下。她怕弄出声音，打破这夜的宁静，影响正在进行的会议。
不知到了什么时候，杂沓的脚步声下楼而去，一个熟悉的脚步声朝卧室走来。散会了，他回来了！康克清一阵高兴，急忙去开门。
打开房门，走进来的果然是朱德。他虽然面带倦容，但却透出笑意，可见他是高兴的。他进门就说：“你怎么还没休息呀？”康克清见朱德一脸喜色，便问了句：“看你好高兴的，会开完了？”
“是的，开完了，很成功！”说着，朱德手拉着康克清坐在炭火旁，捡起一块木炭放进火盆里，顿时响起了一阵轻微的噼啪声。随之，火焰变大变旺。
朱德伸出双手烘烤一下，两眼盯住燃烧的火焰，含笑的眼睛出神。他在想些什么呢？是过去的经验教训，是红军面临的处境，还是会议的本身？不得而知。或许，26年后，朱德在回顾遵义会议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时写下的诗句：“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这发自心头的诗句就可能是这个夜晚开始构思的吧？
看到丈夫高兴，康克清的心里也充满了无形的喜悦。朱德拿起火钳，拨了拨盆中的木炭，火光更亮了。他放下火钳，轻轻拍了拍手上的灰尘说：“毛泽东同志最终复出了，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又可以参与指挥军队了。”
“太好了！”康克清的声音提高了，随之又压低问：“那李德和博古呢？”朱德说：“会议取消了‘三人团’，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事实早就证明，他们两个指挥不了——要不是他们用死打硬拼的打法，第五次反‘围剿’还不会损失那么大呢！”
“当初为什么让毛泽东同志离开部队呢？”康克清一直对此不理解，于是向朱德发问。朱德沉思一会，说：“这件事情很复杂，我也说不清，更不能给你说。”康克清见朱德不愿说，也就不勉强问这些，转而说：“今后该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吧？”
“也难说。”朱德说，“现在仍然很困难，后有追兵，前有堵截，我们还得准备吃苦呀！”康克清点点头，若有所思。
火盆中的木炭在燃烧，红彤彤的光焰照射着这对革命夫妻，把他们促膝交谈的形象剪影在墙壁上……
在遵义会议上，红军最高权力的转换极富戏剧性地完成了。这时，蒋介石命令以重兵封锁长江，阻击红军。他没有想到，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北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用兵如神，先后摆脱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让蒋介石使朱毛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妄想破灭。
敦厚朱德第五部分
聚餐后，朱德陪同张国焘来到了他的住处。闲谈中，张国焘终于从毫不设防的朱德口中得知，中央红军从江西突围出来至今，在八个月的时间里，从86万人锐减到眼下的近3万人，而且所有的重炮都丢光了，机关枪所剩无几，又几乎都是空筒子——每只步枪平均只有5颗子弹，少的仅只有两三颗。张国焘一听，脸色变了：“四方面军有8万多，兵力可比一方面军多得多！”
○主张北上却南下的红司令临大节而不辱
1935年6月11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先头部队红四团在完成了夺取泸定桥的任务后，来到四川边界雅安地区宝兴县属的硗碛镇。这里是雪山地带的起点——高耸入云而终年积雪的大雪山夹金山，挡住了红军战士前进的道路。
为了翻越雪山，红四团的指战员深入当地百姓家访问。年长的老乡谆谆告诫他们：早晨、晚上切勿过山，那时山上大雪纷飞、寒气逼人，山风四起、遮天蔽日。要通过，必须在上午9时以后，下午3时以前，而且要多穿衣服，带上烈酒、辣椒，好御寒壮气；还要准备一根木棍，借力爬山。
时值盛夏，红军指战员们身上只有一件单衣，当地居民既少又穷，烈酒、辣椒无法买到，能找到的只有每人一根木棍。红军战士只能以内心的革命火焰去战胜雪山的严寒了。
好不容易翻过夹金山。突然，前方响起了一阵枪声，战士们一个个警惕地注视着前方，握紧着手中武器，准备向前冲杀。
这时，一个侦察员从前方飞奔回来，他边跑边喊：“是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啊！”与此同时前面也传来了“我们是红四方面军”的清晰喊声。顿时，响起了一片欢呼声，震得山谷抖动。
红四团的指战员蜂拥而下，同迎上前来的四方面军的同志紧紧握手，热泪满面，长时间地沉醉在欢乐中。200多天、1万多里的征战，遭遇的是敌人的层层堵击和重重困难。此刻，两大主力红军的先头部队会师了，红军战士，个个欣喜若狂。
中央红军的后续部队过雪山前，朱德到各个连队进行检查，查看战士们的装备，掂掂他们的背包，询问他们的健康情况，并鼓励红军战士做出最大努力征服雪山，要求医疗队和收容队要照顾好翻越雪山时身体不支的人。一切部署完毕，朱德和大家一起踏上了千年雪山。
不多久，经过八个月万里征战、历尽艰难困苦、有3万人左右的红一方面军，同有8万之众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夹金山下一片欢腾。
25日，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等冒着大雨滂沱来到懋功以北的两河口，欢迎从杂谷脑（今理县县城）前来的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等。
为欢迎张国焘一行的到来，中央红军的军号手们演奏了欢迎乐曲，欢迎队伍列队道路两旁，热烈鼓掌并高呼“欢迎四方面军同志”等口号。当天，举行了简短的一、四方面军会师大会。朱德和张国焘冒雨先后讲话。〖HJ〗
朱德致欢迎词，他热情地肯定了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川陕根据地屡挫强敌、发展壮大的英勇业绩，指出：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合，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胜利，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一切劳苦群众的胜利！张国焘一摇一摆地走上主席台。他在讲话中表露出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相左的意向，说：“这里有广大的弱小民族（藏、回），有着优越的地势，我们具有创造川康新大局面的更好条件。”
张国焘的讲话，给庆祝两军胜利会师的欢乐气氛蒙上了一层阴影。
为了欢迎张国焘的到来，当晚在镇子的喇嘛庙里举行聚餐。聚餐开始后，毛泽东举起酒杯，即席简单致辞：“一、四方面军经过许多艰难曲折，今天终于走到一起来了！现在，我提议，为两个方面军的团结胜利，为张国焘同志的到来，干杯！”叮叮当当，屋里响起了一阵杯盏相碰声。
接着，张国焘也举起酒杯答谢说：“感谢中央同志对四方面军的一片热忱，向百战百胜的一方面军老大哥学习、致敬！我提议，为了红色苏维埃运动的胜利，干杯！”又是一阵叮叮当当的杯盏相碰声。
聚餐后，朱德陪同张国焘来到了他的住处。闲谈中，张国焘终于从毫不设防的朱德口中得知，中央红军从江西突围出来至今，在八个月的时间里，从86万人锐减到眼下的近3万人，而且所有的重炮都丢光了，机关枪所剩无几，又几乎都是空筒子——每只步枪平均只有5颗子弹，少的仅只有两三颗。张国焘一听，脸色变了：“四方面军有8万多，兵力可比一方面军多得多！”
第二天，朱德同洛甫、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张国焘、刘少奇、邓发、凯丰等一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举行的扩大会议。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林伯渠等人也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一共进行了三天。
会上，由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分析了两军会合后的形势，指出懋松理地区的经济条件和群众条件都不利于红军主力在这里建立根据地，部队向东、向南和向西北都不可能得到发展，应该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以实现“背靠西北，面向东南”的发展战略。毛泽东、朱德等都发了言。朱德强调：要“迅速打出松潘，进占甘南”，主张“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一致行动去打击敌人，并要从政治上保障战争的胜利”。张国焘在会上也表示同意北上的方针。会议最后通过《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部，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顺利向甘南前进”。
两河口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增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增补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和政治委员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
为了做好团结工作，朱德在两河口时曾诚恳地同张国焘彻夜长谈。朱德提醒张国焘：“现在，蒋介石虽然派来10万人攻打我们，可是我们也有大约10万兵力。第四方面军经过长期休整，兵强马壮，建议由四方面军去占领松潘地区，夺取战略要点，借以打开北进的道路。”张国焘说敌军防御工事过于强大，并以此为由一口拒绝。
张国焘自恃第四方面军有8万之众，把由朱德、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不放在眼里，迟迟不指挥四方面军北上。为了把红军的指挥权抓到手里，张国焘首先瞄准了朱德的职位。7月6日，当中共中央派刘伯承、李富春、林伯渠、李维汉等人组成的中央慰问团到红四方面军进行慰问时，张国焘让中共川康省委出面，要求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不然就“无法顺利灭敌”。李富春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中央汇报。
红军总部在7月10日到达芦花后，张国焘又迫不及待致电中央“宜速决统一组织的指挥问题”，再次公开伸手向党要权。见四方面军还没有跟上来，朱德和毛泽东、周恩来立刻致电张国焘，望他按照原定的“迅速北上原则”把部队“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为了顾全大局，维护两大主力红军的团结，中央政治局于7月18日接受周恩来的提议，将周原任的红军总政委职务改由张国焘担任，朱德仍然为中央军委主席兼总司令。三天后，军委又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兼前敌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这时，张国焘才率领红四方面军到达芦花。
张国焘当上总政委后，立即积极攫取权力。为了达到“独断专行”的目的，他设法控制一方面军的部队，收缴了各军团之间互通电报的密电本以及各军团与军委通报的密电本。从此以后，一方面军只能与前敌总指挥通报而与中央隔绝了，各军团之间也不能横向联系了。
而对于攻打松潘的命令张国焘却推三阻四，拖延执行。他对于担任总政委一职仍不满足，觉得大权尚未独揽，战略问题还要报军委和中央政治局核准，而他在政治局又是孤掌难鸣，处于绝对少数。因此又节外生枝，要求增加四方面军的九人进入政治局。
由于这一无理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他便借口组织问题未圆满解决，不执行军委计划，并将进攻松潘的命令擅自改为佯攻松潘，后来干脆下令停止进攻松潘。
7月底，朱德和红军总部、中央机关到达毛儿盖地区。这时，由于张国焘的再三阻挠，攻占松潘的战机已经过去了。胡宗南部主力已集结于松潘地区，薛岳部由雅安进抵文县、平武，向胡宗南部靠拢，川军进占了懋功、绥靖、北川、茂县、威州及岷江东岸地区，并步步进逼，企图围歼红军于岷江以西、懋功以北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如果仍坚持原计划由松潘北上，则有可能陷入敌人重围，有被敌人消灭的危险。于是，军委决定放弃原来的松潘战役计划，改取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流域。
8月3日，军委总部制定《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决定将一、四方面军混合组成左、右两路军北上。十几天后对编组又做了一些调整，规定：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北进，首先占领阿坝，再北进夏河；右路军由中共中央、前敌总指挥部率领，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首先占领包座、班佑地区，再向夏河前进。
8月4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讨论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作出决议，重申北上抗日、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方针是正确的，而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是实现这个方针的基本条件。
张国焘在会上咄咄逼人，不断吹嘘自己如何正确，对党中央和一方面军提出种种指责，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线错误，要求一方面军领导检查缺点错误，要否定遵义会议决议，改组中央和军委领导。毛泽东和朱德等针锋相对，对张国焘说：“你这是开的督军会议。”意思是说他向中央要权。最终，张国焘的目的没有得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