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宦官与牧马草场、坟园、上林苑地
庄田以外，与宦官关系密切的土地还有部分牧马草场、坟园、上林苑地等。
草场，有些史籍如《明史·荣王传》载，谓设于永乐中，实际上早在洪武六年（1373），即在汤泉、滁州等地开始设置了［150］。以后，又不断扩大到北方边境以及京畿附近其他地区。由于草场与马政密切相关，设置的目的在于“蕃育马匹，以资武备”，“以尊国势而防寇患”，所以明政府曾明文规定任何人不得侵占。但随着明代土地兼并的开始，草场亦成了包括宦官在内的权豪势要侵夺的对象。
早在正统九年(1444)，户部右侍郎焦宏、司礼监监丞宋文毅等，奉命踏勘御马监放牧的坝上大马房诸处草场时，即发现这些地方“多被内官、内使人等侵占，私役军士耕种，甚至起盖寺庙，立窑冶及借与有力之家耕种，以致草场狭窄，马多瘦损”［151］，因而奏“请正其罪”。但英宗却说“朝廷设马场，令内官监之，而乃作弊如此，论法当斩。今姑宽贷，令速改过。其内官各赐地一顷，内使、净军各赐五十亩，已盖寺庙者勿除，余悉还官。都察院仍给榜禁约，岁遣科道一员巡查，敢蹈前非者，必杀不宥。”即既已查明的侵占，亦不给予任何处罚，因此尽管下文提出什么“禁约”、“巡视”，以及其后的三令五申，都甚少实效。
成化时，“场地多为内外权势侵夺”，成化四年(1468)，为制止这种侵夺，曾“令北直隶京师附近系官草场，不准内外官豪势要妄指求讨”［152］，并把侵占苜蓿地的太监李良等人罚俸。但这些并不能阻止宦官继续侵占草场的行动。弘治四年(1491)，太仆寺卿储曾指出太监陆恺奏讨庄田，在定兴、安肃二县阎台共八百五十余顷地；太监覃昌奏讨庄田，在香河县口头杜孟家庄六百八十余顷，均是原来的草场。弘治八年(1495)，兵部尚书马文升又奏称：洪武、永乐年间，在京各营草场不下数千余顷，但现在由于草场被势要或亲王侵占，以致马匹下场放牧时，“无处存住”［153］。正德时，钱能、陈贵、叶阳等分别以“开耕草场地以资修理”等等借口，奏讨草场。御马监太监谷大用、李玺、杨经、杜堂等，分别借经管、踏勘、接管、经收等职权，结伙舞弊，谷大用侵夺民业至万余顷，剥民租百有余万。嘉靖二年(1523)，户科给事中解一贯等查明这些情况上报，并提请裁减御马监管场官，听监督马房主事征收子粒，尽革岁办送监草料。但世宗只将谷大用降了二级，其余不问，草场亦仍归御马监管理。太监麦福还提请尽征牧马草场地租。显然，这些对草场日废、马政败坏、边防力量削弱都有很大关系。当然，在农业区，特别是在内地设立草场以养马，这在生产方式上来说，是一种倒退，因而随着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土地关系矛盾运动的变化，草场的私有化以及转化为农田，这是必然的。不过，这也是明代统治者及宦官们所未料及的。
上林苑监于永乐初年设于京师，当时征取山西平阳泽潞牲户到这里，准其垦地为业，不收子粒，只要蕃育牲口、种植蔬果供御用。由文官管理进送牲口、蔬果等事，对百姓的干扰不是很大。后来增设了宦官九人，至弘治间渐增至十八人。太监宁诚开始向每亩地征银三分。正德间，内臣更添设了总督、佥书、监工等名目，人员骤增至九十九人。《中官考》载：“于是科扰百出，擅将牲地草场征派二粒，占用伴当、御牢名目，过索月钱，节年通计诛求至银三十五万余两，逼死人命数多”。世宗即位时，诏革去科银，人员亦只留十九名。但不久，即以宦官奏请，在嘉靖元年(1522)五月，增至六十二人。嘉靖二年(1523)九月，复命恢复每亩征收子粒银，以致户部参奏各署的宦官“始则夺民田为牲地，终则夺牲地为己业。观其设心，不尽逐四署之民而专聚一己之利不已也”。但这奏疏被宦官按下了，实际上并未能上报。当然，即使上报了，皇帝接受户部的建议来裁抑宦官的可能性也是很小的。
即使是坟园，也成为宦官占夺土地的目标。如嘉靖时营建悼灵皇后陵，已经度用了乡民尹甫元地六顷。后来守陵内臣郭鉴又再度占用他的地十五顷余，这些地都是尹甫元的产业，而且上面有坟墓百余所。康陵神宫监太监刘杲也奏讨了天寿山空地并九龙池草园。此外，一些宦官还为自己建造的坟、寺观奏讨得“护坟地”、“免粮差地”、“免差地”等等。
还应该指出的是，宦官染指的土地，不论是皇庄还是他们自己侵夺得的庄田，主要都是集中在京师附近，其余亦在北方，这就使北方的土地关系比南方更加复杂化。在一系列奉旨的或不奉旨的侵夺中，深刻地表明了在兼并土地上，皇权也是裹在宦官身上的虎皮，而宦官种种直接、间接掠夺农民的行径，其后果不能不是对小农经济的摧残。
2.宦官与军屯
不仅官民田地是宦官侵占的对象，即使军队的屯田，也逃不脱宦官魔爪的侵入。到了明朝中叶以后，边境屯田就日渐败坏，我们不难从中看出宦官对明代军屯所起的破坏作用。
明代军屯规模之大和制度之完善，都超过以往的朝代，已经从单纯的边镇屯田发展到内外屯田。《明史》载：永乐初，“东自辽左，北抵宣大，西至甘肃，南尽滇蜀，极于交；中原则大河南北，在在兴屯”。由于各镇皆有屯田，而且“一军之田，足赡一军之用，卫所官吏俸粮皆取给焉”，说明军屯在朱元璋认为是“兴国之本”的“强兵足食”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宣德以后，军屯渐坏，引起了明廷忧虑，清屯的主张屡有提出，甚至有过局部的或全国性的整顿。如刘瑾，在他擅权的时候，尽管在清丈屯田以前，他对明初屯田的由来，对其中的作用，茫无所知，以致下令“止各边年例银，又不令商输边中盐”，弄得边疆储备更形匮乏，但当他发现西北屯田问题越来越多时，马上就派出官员四出丈量，“以增出地亩甚多及追完积逋者为能，否则罪之”［154］。结果派出的官员为了逢迎刘瑾，乱增田赋数，丈量时甚至五十亩即当一顷，地方官员更计田摊派银两以贿赂刘瑾，这样上下夹攻，“敲扑惨酷，诸戍将卫卒皆愤怨”［155］到了极点，终于引发了野心家安化王朱在宁夏发动的叛乱。叛乱虽然很快就平定了，但屯田的积弊难除，始终无法收拾。
其原因主要是屯田的被欺隐和占夺，以及军士的被役占，而宦官在其中均起了不容忽视的消极作用，这从下列两事例表所列举的情况中，可见一斑。
甲、侵占屯田事例表
时间〖〗侵占者〖〗地方〖〗情况〖〗资料出处宣德四年〖〗武官与镇守内外官〖〗浙江、江西、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都司并直隶卫所〖〗多占田地耕种，栽植蔬果，动千百亩，皆无税粮。〖〗《明宣宗实录》卷五七；《大明会典》卷三一正统元年〖〗镇守太监王贵〖〗陕西〖〗占种官田百余顷，侵夺军屯水利，私役军卒900名。〖〗《明英宗正统实录》卷一五〖〗王安、王瑾〖〗甘肃〖〗共占田600余顷。〖〗（同上书）卷三○正统后〖〗内监、军官〖〗〖〗屯田多为内监、军官占夺，法尽坏。〖〗《明史·食货志一·田制》弘治八年〖〗太监、总兵等〖〗甘州〖〗屯田肥饶者多为太监、总兵等官占压。〖〗《明孝宗实录》卷一○一续表时间〖〗侵占者〖〗地方〖〗情况〖〗资料出处〖〗镇守太监傅德、副总兵都督周玉〖〗甘肃〖〗盗种屯田300余顷。〖〗（同上书）卷一○三弘治九年〖〗镇守太监傅德〖〗甘肃〖〗占种军田270余顷。〖〗（同上书）卷一一二正德四年〖〗镇守太监宋彬〖〗甘肃等处〖〗查得庄田112顷。〖〗《明武宗实录》卷五八〖〗分守凉州御马监太监张昭〖〗甘肃等处〖〗33顷。〖〗（同上书）嘉靖元年〖〗分守太监李睿〖〗阳和天城〖〗侵占庄田（疑即屯田），役军耕种。〖〗《明世宗实录》卷一九嘉靖八年〖〗镇守太监白怀、监枪少监张泰〖〗辽东〖〗各占种军民田土，多者250余顷，少者10余顷。〖〗（同上书）卷一○一隆庆元年〖〗勋臣内官镇守总兵〖〗宣府〖〗宣府牧马地、屯田团种等地，往时以勋臣内官为镇守总兵，各佃种数十顷，收租以充公用。后虽奉旨革回，而占田如故。〖〗《明穆宗实录》卷九隆庆三年〖〗内官及公侯之家〖〗宣府大同〖〗狡猾之徙，（私将屯）田投献内臣及公侯之家，名曰香火功臣等地。〖〗（同上书）卷三四说明：表列材料主要转引自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下表同。
乙、私役军士事例表
时间〖〗私役者〖〗地方〖〗情况〖〗资料出处景泰五年〖〗镇守内官弓胜〖〗山西〖〗私役操军广种庄田。〖〗《明臣奏议》三《劾内官弓胜疏》天顺元年〖〗太监〖〗宣府、大同、浙江〖〗广种田地，占役军士，不得操守。〖〗《明英宗天顺实录》卷二七四天顺六年〖〗守备太监马贵〖〗大同〖〗私役军人耕猎。〖〗（同上书）卷三四二续表时间〖〗私役者〖〗地方〖〗情况〖〗资料出处成化三年〖〗守备怀安等卫奉御田真〖〗怀安等卫〖〗役占军人耕种田地。〖〗《明宪宗实录》卷四一弘治十五年〖〗右少监刘恭〖〗辽阳〖〗私役军余千余人，占种官地300余顷（《中官考四》作“300余亩”）。〖〗《明孝宗实录》卷一九二正德六年〖〗守备内臣〖〗南京〖〗役占营卒，私置庄店。〖〗《明武宗实录》卷七六嘉靖九年〖〗镇守太监杜唐〖〗云南〖〗役占军余。〖〗《明世宗实录》卷一一○
军屯的破坏，使官军俸粮严重亏缺，各边军饷大半由太仓拨银，这样，为了解决军粮问题，朝廷只得默认了军屯向民屯转化的事实。到崇祯时，盗屯损饷之弊已因“相沿已久，难于核实”，于是“无论军种民种，一照民田起科”［156］了。
军屯的破坏，严重地削弱了明王朝的边防力量。鞑靼以及稍后兴起的后金之所以能对边疆不断骚扰，甚至侵入内地掳掠焚劫，军屯的瓦解是个很重要的因素。
(四)小结
综观明代宦官与明代经济的关系，可以清楚地看出，明朝皇帝在派出宦官——家奴来监军、镇守、掌管厂卫的同时，也希望借助宦官干预经济，从又一个侧翼来巩固皇权。
但是，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明代宦官在经济领域的随意指令，残酷掠夺，使生产力遭受破坏，社会经济凋敝，财政匮乏，并加速了边防的瓦解。特别是万历年间的矿监税使，使全国各地百姓和工商业者遭受了一场少有的浩劫，造成民不堪命，“愤怒无处可伸，郁结无时可解”［157］的局势，逼成了遍于全国各地的民变，表明了宦官对经济领域的破坏，已是积重难返，腐朽的封建制度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桎梏。显然，明王朝在经济领域重用宦官，就如同在其他领域重用宦官一样，到头来都是纵虎噬脐，加速了王朝的崩溃。而且，即使就宦官本身而论，尽管他们曾经横行一时，巧取豪夺，腰缠万贯，但最后在农民军追赃助饷中，亦是被拷掠得体无完肤，家产一空，同样受到了严厉的惩罚。
三、明朝宦官与军事
明朝宦官对军事的干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提督京营和监军统兵。二、担任镇守和守备。以第一点危害最大，后果最为严重。
(一)提督京营和监军统兵
明朝的军队，主要分三个部分：京兵；卫所兵；边兵。京兵又包含两支军队，一是锦衣等十二卫，负责保卫宫禁，即所谓“天子亲军”。另一支军队是京营，从全国各地更换调来，用以保卫京城。卫所兵分布在全国各省及政治、军事上要害所在，每卫约有兵五千六百人。边兵，顾名思义是守卫边疆之兵，屯戍各边要塞。
这三部分军事力量中，最重要的是京兵中的京营，它不仅直接担负着保卫首都的重任，类似今天的卫戍区，而且如果外省或边疆有重大战事，必要时京营还得抽调部分精锐，前去增援、讨伐，被地方视为“天兵”，因此，它不仅人数众多，通常保持着三十多万的人马，最多时达百万之众，而且一般说来，装备精良，在这一点上，又类似于今天实力最强的集团军。
终明之世，京营经历过很大的变化。明初的京营指三大营，即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为明朝初年对外作战的主力部队。但日久弊生，其后，在景泰三年(1452)成立十团营，天顺八年(1464)，改建十二团营，正德年间，又改十二团营为东西两官厅，而至嘉靖中叶，重新恢复三大营，设立戎政府。其后，隆庆四年(1570)正月，又诏改戎政，收戎政府印，再分设三大营，各设总兵一人统领。京营的建制变来变去，但军事实力却越来越弱。如果说，明初至正统初，是京营兵的鼎盛时期，那么，“土木之变”则成为京兵由盛至衰的标志，演变至崇祯年间，京营已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不堪一击。
京营由明初的威风凛凛，武功盖世，蜕变成明末的“兵不足恃”［158］，甚至是“营军皆踉儿戏，人马徒费刍粟，实无用也”［159］，当然有种种原因，但宦官典兵，是其中一条很重要的原因。尽管宦官典兵并不是明朝的特产，唐、宋时代便有宦官监军的设置，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没有像明朝这样，用宦官普遍、深入、持久地对军队提督、监察。据《山堂别集·诏令杂考》载，早在龙凤十一年（1365）、十二年（1366），当时只是吴王的朱元璋，已差内使朱明、李顺等前往军中，向大将军徐达等知会重要军令，这是宦官参与军事活动的开始。其后，宦官参与军事活动逐渐增多，而且不限于传递命令，如永乐八年(1410)，都督谭青营即有内监王安坐任监察，三大营皆以内监为提督。所谓“正统中添设提督坐营监枪太监”［160］，更是英宗朱祁镇完成了宦官监军制度化的明证。英宗复辟后，更正式任命大太监曹吉祥总督三大营，由他一人独揽京营的大权。宪宗朱见深即位不久，恢复团营，由太监刘永诚总节制，并在各营派了宦官“监神枪”。计有：奋武营——周中，耀武营——王亨，练武营——唐顺，显武营——林贵奉，敢勇营——张温，果勇营——赵永，效勇营——郑达，鼓勇营——米童，立威营——高廉，伸威营——王璇，扬威营——张，振威营——张绅［161］。成化时，太监汪直得宠，宪宗让他总督团营，十二营仍以宦官分别监枪［162］。每三年由司礼太监一人主持阅兵大典，别的官员即使地位很高，也不能与之平起平坐。自封“威武大将军”的正德皇帝，更加重用宦官。他一上台即命内官监太监刘瑾管五千营，御用监太监张永管神机、显武二营。随后，又令张永督十二团营兼神机营，魏彬督三千营。嘉靖时，世宗朱厚吸取了武宗的教训，对宦官专权有所警惕，撤销团营、两官厅，恢复三大营旧制，“罢提督、监枪等内臣”［163］。但是，这种历史局面，并没有能一直维持下去，天启时又恢复了宦官的提督职务。崇祯帝即位后，虽然大刀阔斧地翦除了魏忠贤、客氏，清算阉党，撤掉各处镇守宦官，并在崇祯三年(1630)革去宦官提督，但不久又重用宦官。京营自监督外，总理捕务者二员，提督禁门、巡视点军者三员，都以御马监、司礼监、文书房的太监担任，“于是营务尽领于中官矣”［164］。具体说，崇祯五年(1632）七月，以司礼太监曹化淳提督京营戎政，十年(1637)正月，以御马太监李名臣提督京城巡捕，十一年(1631)四月，以司礼太监曹化淳、杜勋等提督京营。十六(1643)年八月，以司礼太监王承恩督察京营戎政。次年三月，农民军兵临城下，崇祯帝命王承恩提督全城，又召前内监曹化淳分守诸门。结果，明朝很快便灭亡了。
弘治皇帝敕谕御马监太监邓原碑（碑在福建漳浦县溪东村福寿院旧址。照片是漳浦县文化馆王文径先生摄。）
宦官的监军统兵，开始于永乐年间，盛行于明中叶，在明末全面推行。正如《明史·职官志一》所概述的那样，“既而内监添置益多，边塞皆有巡视，四方大征伐皆有监军，而疆事遂致大坏，明祚不可支矣。”例如：永乐八年(1410)，朱棣派宦官王安、王彦之、三保、脱脱到都督谭青等营，后又将王安派到左都督吴允诚营中。不过，宦官用正式监军的名义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是正统二年(1437)的事。这年十月，英宗朱祁镇命镇守甘肃左副总兵任礼充总兵官，讨伐阿台朵儿只伯，派太监王贵和兵部尚书王骥“监督之”。四年(1439)，派太监吴诚、吉祥监督诸军讨伐麓川宣慰司任发。而正统十四年(1449)明军在土木堡的大惨败，更是太监王振亲自统兵的恶果。崇祯年间的宦官监军，简直是史不绝书。或监视、或监饷、或监制、或督理，名称不一，但都是监督军队，都是军队的太上皇。如：崇祯四年(1631)九月，命太监王坤往宣府、刘大忠往大同、刘允中往山西，监视兵饷［165］。同年，太监王应期监军关宁，张国元监军东协［166］。崇祯十七年(1644)，命司礼监随堂内监高起潜总监关宁、蓟镇中西二协，方正化总监真定、保定等处；乾清宫太监杜勋监视宣府，王梦弼监视顺德、彰德，牛文炳监视卫辉、怀庆；乾清宫打卯牌子御马监太监杨茂林监视大同，李宗化监视蓟镇中协，张泽民监视两协［167］。可以说，崇祯年间的宦官与军队，真是如影随形。虽然崇祯八年(1635)，一度撤销宦官监军，但次年又很快恢复。当时工部右侍郎刘宗周在奏疏中说：“人才之不竞，非无才之患，而无君子之患；今天下即乏才，亦何至尽出二三中官下，每当缓急之际，必授以大任”［168］。此疏却根本未报。
宦官监军，弊端丛生。已故史家陈登原先生在《国史旧闻》第三册 述及“明季阉人掌军之弊”时，曾指出四点：侵蚀军实，避敌殃民，扼制大将，谎报军功。这是个很好的概括。但还需要补充一点：占役买闲。
侵蚀军实：如崇祯时，为镇压农民起义，朱由检命太监陈大金、阎思印、谢文举、孙茂霖等为内中军，分入曹文诏、左良玉、张应昌统率的诸营中。这些太监“多侵军资，临敌辄拥精兵先遁”［169］。别的史料也记载：“会朝廷命太监监军，太监多侵军实，临阵则以精兵先遁。”［170］
避敌殃民：弘治十四年(1501)春天，宦官苗逵任监军，与大将军朱晖率兵至宁夏迎战小王子，不仅“畏怯不急赴”，不敢与敌正面作战，还纵兵殃民，致使边民在双重铁蹄的蹂躏下，“死者遍野”［171］。这次战役花去军费一百六十余万两，而不过斩敌首三级，平均以五十多万两才换回一颗区区无名之敌的首级，如此荒唐，在战争史上实在罕见。还是这个苗逵，在武宗即位后，他第二次监军，赴宣府督战，他竟然一箭未放，“徒闭城自守”，造成“边民被虏，破产荡业，哭声震天，僵尸蔽野”［172］。崇祯九年(1636)七月，高起潜任总监，结果却是“然起潜实未尝决一战，惟割死人首冒功而已”。崇祯十五年(1642)七月，太监刘元斌监军南征，不但拥兵不战，班师回山东时，还“焚掠掳污，杀良冒功”［173］。
扼制大将：天启时，名将孙承宗战功卓著，魏忠贤先是派人去拉拢，承宗不为所动，甚至打算以清君侧的名义，发兵锄奸，翦除魏忠贤，忠贤便施展种种阴谋，扼制孙承宗，使他动弹不得，只好请求免职。又如崇祯时清兵攻入墙子岭、青口山，蓟辽保定总督吴阿衡正喝得酩酊大醉，被清兵杀死，京城的形势迅速严峻起来。名将卢象升奉命率军保卫京师，极力主战，给清军以迎头痛击，但监军的太监高起潜却伙同杨嗣昌高唱主和调，对卢象升处处掣肘［174］。卢象升既非三头六臂，最后只能是身先士卒，沙场捐躯。
占役买闲：所谓占役，是指宦官将士兵私有化，随意指使，从事各种劳役。所谓买闲，是指吃空饷，花名册上士兵的名字，大部分不过是虚晃一枪，徒有其名而已。《明史·兵志一》指出，崇祯时“兵惟注名支粮，买替纷纭，朝甲暮乙，虽有尺籍，莫得而识也”。又说：“大率京军积弱，由于占役买闲。其弊实起于纨之营帅，监视之中官，竟以亡国云。”这论述完全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如成化初年，宦官郑忠役占军伴，办纳月粮。弘治时宦官刘恭在辽阳“私役军余千余人，占种官地三百余亩”［175］。嘉靖时宦官占役，更形严重。如嘉靖七年(1528)，右佥都御史翟鹏巡抚宁夏，发现边政荒衰，“壮卒率占工匠私役中官家”［176］，几乎成了宦官的家丁、家奴了。至于买闲，嘉靖时蒋冕在《乞革去武忠御马监并团营管事揭帖》上指出，提督团营的太监武忠，就曾经“卖放军人二千有余”［177］。诸如此类的吃空饷，显然是不可胜计的。
(二)担任镇守和守备
所谓镇守和守备，本来都是武将的职衔。《明史·职官志五》记载：“总镇一方者为镇守，独镇一路者为分守。”一般说，总兵官担任镇守，而守备由参将担任。随着宦官权势的膨胀，各地的镇守、守备，逐渐由此辈把持。追溯其历史踪影，永乐时已见端倪。据说，建文帝对宦官很严厉，朱棣起兵后，宦官纷纷倒戈，跑到他的大营里，报告朝廷的种种政治、军事的机密，作为投靠新主子的见面礼。朱棣即位后，这帮宦官邀功不已，朱棣便从中选了一批，与出镇贵州、广西、宁夏诸边的顾成、韩观、何福等同往，但“赐公侯服，位诸将上”［178］。永乐末年，各边镇守宦官日渐其多，作威作福，大有将总兵官取而代之之势了。史载：“自文皇任宦官监军分镇，遂至擅用威福，激生事端，一时边镇总兵为所胁制，往往畏之。”［179］随后，镇守太监的头衔终于正式出现。洪熙元年(1425)二月，“敕甘肃总兵官都督费、镇守太监王安”，王世贞指出，“此镇守之始见者也”［180］。宣德元年(1426)，汉王谋反，宣宗遣指挥谭顺、内官黄让、内使陈锦助平江伯陈碹镇守淮安，这就表明了宦官已经开始担任内地镇守。正统年间，由于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福建爆发了叶宗留、邓茂七起义，一次就派出了多名宦官分守诸府。“土木之变”后，为强化封建统治，凡各地险要之处，都设立了镇守太监，连同总兵官、巡抚都御史，被人称为三堂［181］。成化年间，各地的镇守太监不仅统统被保留下来，而且还不断增加。当时的御史汪奎在奏疏中即曾指出，各地的镇守、守备宦官，比天顺年间多了好几倍。仅就京师附近而言，在蓟州、永平、山海关、密云、古北口、居庸关等处，都派了镇守内官；鲇鱼石等处、黄崖口等营、台头营、永平太平寨、青山营、峨眉山营，遵化、滦阳等关，刘家口等处，黄花镇、紫荆关、倒马关等地，都派了守备宦官。正德年间，又有所发展，边关隘口，几乎全部派了守备宦官。这些镇守太监直至嘉靖八年（1529）后始革。但十七年（1538），又复遣内侍出镇守。据《万历野获编》载，当时“云贵、两广、四川、福建、湖广、江西、浙江、大同，仍各设一人。”但比较而言，在整个明朝历史上，嘉靖时期，是宦官不得志的时代。嘉靖十八年(1539)四月，新恢复的镇守内臣均被撤回。其后，隆庆、万历两朝，镇守、守备，虽恢复设置，但都很少，而万历时期的不断派到全国各地的矿税监，实际上远远超过了镇守、守备太监的作用。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政，宦官势力最为嚣张，所谓“内阉纷纷出镇”［182］，表明镇守太监又恢复了设置。而至崇祯时期，虽然曾一度裁抑宦官，但很快又恢复重用，朱由检越是感到明王朝岌岌可危，越是乞灵于宦官，如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分遣太监监制各镇：卢维宁往通、津、临、德，方正化往真、保，杜勋往宣府，王梦弼往大名、广平，阎思印往顺德、彰德，牛文炳往卫辉、怀庆，杨茂林往大同，李宗化、张泽民往蓟镇中西二协”［183］。宦官遍布各边和京畿一带的结果，只能是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这对崇祯帝来说，不能不说是莫大的历史讽刺。
除了镇守和分守外，在几个有特殊政治意义的地区，还专门设置了守备太监。凤阳是朱元璋的老家，而且犯罪的宗室子孙都押来关在高墙之内，因此明王朝对凤阳异常重视，特设守备。天寿山是除朱元璋外明朝历代皇帝的陵寝所在，故有天寿山守备。燕王朱棣起兵，从建文帝手中夺权，定都北京后，南京成为留都，不但是朱元璋的埋骨之所——明孝陵所在地，更重要的，这里是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也是全国经济命脉所在的江南地区的中心，因此明王朝不但在南京设置守备太监，而且赋予大权。作为“三千里外亲臣”的守备太监，地位比守备南京的武臣要高得多，在公堂就坐时，守备太监坐首席，侯、伯只能上坐，都督则只能侧坐［184］。此外，世宗藩邸所在的湖广承天府，亦设有守备太监。
镇守与守备，本来的职责，主要着眼于军事，起监视、震慑作用。当然，遇有地方不靖，镇守太监亦要令兵征讨，如镇监王嵩令兵镇压江西王澄二起义；镇监韦兴令兵镇压四川鄢本恕等。毕真则是上奏王守仁镇压农民起义时“不行会同镇守太监，诚非旧规”，可见镇监令兵征讨已是惯例。其后，随着宦官权力的日趋膨胀，镇监更是越出军职，进而监督民情，不仅干预地方的行政事务，而且俨然是雄踞一方的最高行政长官了。如成化十八年（1482)，凤阳留守指挥郭玉即揭发这里的守备太监“掣诸司之肘，决狱惟货，多不以情”［185］。浙江、四川的守备太监张庆、蔡用得竟然逮捕四品以下官吏，真是为所欲为。弘治二年(1489)右都御史秦在奏疏中说：“中官、武将总镇两广者，率纵私人扰商贾，高居私家，擅理公事……而天下镇守官皆得擅执军职，受民讼，非制，请严禁绝”［186］，充分表明了镇守宦官越军职，受理诉讼，干预刑名的普遍化。正德二年(1507)三月，武宗朱厚照“敕各镇守太监预刑名政事”［187］，各地镇守太监便堂而皇之地成为所在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了。
镇守、守备太监的遍布国中，给百姓带来严重的祸害。
1.敲诈勒索
宦官们都把镇守、守备看成肥缺，千方百计谋求此职，而主要伎俩，就是贿赂权监，所需代价，和所去之地的富裕程度成正比。如去广东需付十五万两银子，浙江则需十万两，福建八九万两。“羊毛出在羊身上”，正如时人林次崖在《罢内臣镇守以厚邦本疏》中所揭露的那样，“此何从得之?皆刻剥诸民也”，派宦官到各地，不过是“纵鹰犬鱼肉吾民”［188］。显然，各地镇守、守备太监到任后的大肆搜刮，可想而知。成化时云南镇守太监钱能的贪酷卑劣，简直是骇人听闻，具体事例见于本书《钱能传》。正德时南京守备太监刘自陕西、河南镇守至南京，一路贪婪，变本加厉。他的钱已经多得数不清，仍异想天开想斗大元宝滚滚而来，竟然在家中造了一座玉皇阁，请了术士给他炼银。术士知道他迷信神异，动辄说是奉玉皇大帝之命办事的，骗了他无数钱财。术士见他系在腰上的玉绦环，非常昂贵，便谎称需献给玉皇，讨来后偷出，溜之乎也。当时有人写了一首诗，辛辣地嘲笑道：“堆金积玉已如山，又向仙门学炼丹；空里得来空里去，玉皇元不系绦环。”［189］镇守浙江的太监毕真，骄横不法，其手下随员，经常在外诡称缉访奸弊，鱼肉百姓。有一次，他们敲诈唐栖一富家，未能得逞，遂设计报复。此时刚好毕真得到三尺余长的珊瑚树，沾沾自喜，向手下人炫耀。图谋报复富家的参随，连忙故意说：这不足奇，我曾见唐栖一富家的珊瑚有七尺多高，枝干扶疏可爱，其色如火，边上的一个小枝干颜色好像石青。不过，这家很富强，把这枝珊瑚看成命根子一样，很难得手。毕真一听就动心了，马上派人打着奉旨取宝的旗号，逮捕了富家的好多人，严刑拷打，但本来便是无中生有，到哪里去取七尺多高的珊瑚?最后，只能是花重金贿赂完事［190］。有的镇守太监买东西根本不付钱，与光天化日之下抢劫无异。正德时福州的“镇守内臣豪买市物，不予之值”［191］，即为一例。需要指出的是，各处镇守太监除了拼命搜刮，中饱私囊外，还要帮助皇帝捞上一把，称为“孝顺”，正德、万历两朝最为严重。正德时，给各地定下指标，一年进奉一次，谁完不成，就撤职。其定额是：南京守备十五万两，两广十三万两，湖广十一万两，四川九万两，河南八万两，陕西七万两，山东、山西及福建、浙江、江西均有差。各镇守以进奉为名，加紧对地方的敲诈，谁也不敢阻拦。拿陕西来说，贪婪成性的太监廖鸾、廖鹏、毕真、刘琅先后在这里担任镇守，立下无数名目，向百姓刮钱。“田有余粮钱，每亩银一钱；屋有地租钱，每间银五分；老人有拐杖钱；女儿有脂粉钱；寡妇有快活钱。”［192］所谓“寡妇有快活钱”，真不知从何说起，实在是荒谬绝伦！同时，上行下效，宦官们的搜刮，给地方贪官污吏以可乘之机，他们从中加码，百姓的苦难就更加深重了。正德十六年(1521)八月，何孟春在《陈革内官疏》中即曾透露，“各处镇守等官违例奏带人众到于地方，科敛财物，所在官员因而乘机指一科十，贪利成风，以致百姓受害，深可痛心。”［193］
2.削弱边防
宦官绝大部分都是怯懦之辈，贪生怕死，正如嘉靖时张所说的那样，“时平则坐享尊荣，肆毒百姓，遇变则心怀顾望，不恤封疆。”［194］克扣军饷，役占兵丁，是他们的家常便饭。如天顺初年宣府的太监严顺、都督张林等“令家人承纳刍粮”［195］。成化五年(1469)巡抚贵州都御史陈宣揭发，太监郑忠等“各带参随，纵其役占军伴，办纳月粮”［196］。何孟春在《边务疏》中也曾揭露，“各边军士不精，武备不振，皆由精壮殷实人户投托镇守内外官，充为头目、伴当等项。镇守内外官甚至额外占收名役，办纳月钱，奸弊多端，难以枚举。”［197］有时他们封锁消息，隐瞒敌情，如成化时辽东敌大举入侵，镇守太监韦朗却与总兵官缑谦串通一气，“匿不以闻”［198］。有的宦官为了冒功请赏，不惜诬杀良民。如正德四年(1509)陕西镇守太监廖堂，声称与参随副千户廖鹏斩敌一百三十四人，实际上都是妄杀平民充数。有的宦官甚至通敌，成了内奸。如王振即曾命令镇守大同的郭敬，每年造箭镞数十瓮，送给瓦剌。另一个太监亦失哈镇守辽东，“敌犯广宁，亦失哈禁官军勿出击。百户施带儿降敌，为脱脱不花通于亦失哈”［199］。凡此种种，无不表明，宦官监守边防，只能是败坏边防。
3.迫害官吏
各地的镇守、守备太监，既然拉着龙旗作虎皮，成了一方土地的太上皇，自然不把地方官吏放在眼里，横加污辱、迫害的事，不断发生。如成化二十一年(1485)左都御史余子俊巡抚大同，太监韦俊诬陷他贪污、以个人恩怨撤换将帅等罪名，余子俊便被勒令告老还乡。有的太监还公然殴打地方官，如嘉靖时湖广镇守太监李镇鞭打襄阳知府吴华。正统时镇守大同的太监韦力转，简直是个人妖，身为阉者，却淫毒至极，霸占士兵的妻子，不愿与奸宿者，即杖死其夫。甚至与养子之妻淫戏，射杀养子［200］。更有甚者，参政霍任大同府镇守时，韦力转对他恨之入骨，竟公然将他拉到都御史年富家中，打了十几军棍［201］。韦力转连藩臣都敢殴打，其嚣张跋扈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总而言之，明朝宦官典兵，有百害而无一利，正德元年（1506)，吏部主事安磐在上疏中说得好：“今日弊政，莫甚于内臣典兵……今九边镇守、监枪诸内臣，恃势专恣，侵克百端。有警则拥精卒自卫，克敌则纵部下攘功。武弁藉以夤缘，宪司莫敢讦问。所携家人头目，率恶少无赖。吞噬争攫，势同狼虎，致三军丧气，百职灰心。”［202］已故史家丁易先生指出：“有明一代统治者所派出去的统兵监军的宦官特务，除了郑和还打了几次胜仗而外，其余的不是侵吞军饷，贻误戎机，便是骚扰地方，残害百姓。”［203］这是对宦官典兵之害的最简明扼要的总结。
此外，宦官与军事有关，还值得一提的是四卫营、内操。
据《明史·兵志一》记载，四卫营在永乐时已经存在，宣德六年(1431)，专设羽林三千户所统之，有三千一百多人，随即改名武骧、腾骧左右卫，称四卫军。选本卫官四员，为坐营指挥，派专门的太监监督，加以操练。这是一支特种武装，担负着保卫宫禁的重任，类似今日的皇宫或总统府卫队，其重要性不难想见。他们又称禁军，也因以此故，他们的武器、衣甲都优于其他军队，其给养服装不必通过兵部，就可直接领取。
明末江南昆山文人周同谷有诗谓：“天子宫中肄六韬，红妆小队舞蛮刀。一闻炮火心惊战，昨日言官谏内操。”作者自注：“上即位，罢内操。”［204］这里所说的“上”，是指崇祯皇帝朱由检。所谓内操，是指专门挑选一批宦官加以操练，组成一支最受信赖的武装。但是，这批人在军事上到底有多大作用，完全是天知道。内操始设于武宗正德时期，正德皇帝朱厚照本来就是个性格独特、举止逾常、想入非非的人。他亲自率领宦官中善于骑射者，组成一营，称为中军，早晚下操，叫喊声与火炮声交织一片，不绝于耳，传到宫门之外。这支人马穿的服装也与众不同，“虽金绯锦绮，亦必加罩甲于上，市井细民，无不效其装，号时世装。”［205］显然，这支由宦官组成、宦官统率、武宗直接指挥的部队，情同儿戏，是不可能有什么战斗力的。但是，它作为宦官专权的产物，必然伴随着宦官的存在而存在。万历时期，操练的宦官达三千人之多［206］。这批所谓“天子亲兵”，在“皇城内被甲乘马持锋刃，科道不得纠巡，臣部不得检阅”，耀武扬威。一次随万历皇帝出城拜祀陵园，这批人吵吵嚷嚷，“进止自恣”，“漫无纪律，奔逸冲突”［207］。天启时，魏忠贤操持权柄，操练的宦官大大增加，达万人之多，“衷甲出入，恣为威虐”［208］。直到崇祯皇帝上台后，才将内操解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崇祯十七年(1644)春天，李自成的农民军长驱直入，进攻北京时，明廷竟让宦官与士卒一起守城。守城宦官发牢骚说：满朝文武大臣干什么去了?当年废除内操，我们连盔甲、武器都没有，怎么打仗［209］?其实，给他们再好的装备，也无济于事。早在万历时，刑部主事董基就指出，这些人“安居美食，筋力柔靡”，“皆无当实用。设遇健卒劲骑，立见披靡”［210］。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论。魏忠贤训练的宦官武装，还有个专门的名称，叫净军，我们在第一章 述及明代宦官概况时已经提到，这里就不再重述。
四、明朝宦官与文化〖1〗
(一)宦官对文化的破坏从总体上看，宦官是封建社会腐朽势力的代表者，对于文化的发展起了阻碍甚至破坏的作用。为祸之烈，超过东汉、唐朝的明代宦官，当然更不会例外。他们的劣迹，有史可考者，至少可以指出以下几点：
掠夺文物，破坏古迹
1987年盛夏著者考察曾被魏忠贤破坏的“摩诃庵”，
现名“八里庄小学”。董迎建女士摄。宦官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贪鄙之徒，有些人目不识丁，或仅识赵、钱、孙、李，却附庸风雅，利用手中的特权，掠夺文物。例如，武宗时南京守备太监钱能，与太监王赐狼狈为奸，“皆好古物，收蓄甚多且奇”，事见本书《钱能传》。价值连城的古物，钱能竟拥有若干柜，非巧取豪夺，从何而来?有些宦官为了攘夺古物，甚至不惜罗织罪名，制造冤狱。例如，江南松江乡间，有一只白定炉，顾炎武、董含等相继收藏、转售，后归程季白。他携炉至京，每以居奇货夸耀于人，魏忠贤风闻后，“遣人求之，不得，遂诬以谋逆，下狱身死”［211］。真乃冤哉枉也!正德四年(1509)，南京太监石岩给自己造墓，缺大砖，竟拆毁附近的王安石墓，取其砖［212］。这是宦官破坏古迹的一个罪证。又如成化、弘治间，在大寺山古庙遗址上挖出一块古碑，“甚宏丽”，碑阴有本地经济的记载。地方百姓先是设法将碑阴遮住，不让人看见所镌文字，后来还是将碑砸碎了。为什么?因为碑阴上记载的“田亩财货之繁，恐镇守者因而生事”［213］，需索无端也。这是地方镇守太监间接毁坏文物古迹的事例。不过，最典型的例子，看来要算魏忠贤对摩诃庵的破坏。此庵是嘉靖二十五年(1546)提督五军三千营军务司设监太监赵政所建，在北京阜成门外八里庄，学士费宏撰记［214］。建庵的同时，赵政即在庵内预修了自己的坟墓，指望死后在大佛身边沾点光，享受人间烟火，血食一方。此庵虽然规模不算宏大，但颇为洁静，大殿前后松桧参天，花木争荣；更妙的是“四隅各有高楼，叠石为之。登楼一望，川原如织，西山逼面而来，苍翠秀爽之嘉靖时宦官赵政像色似欲与人衣袂接”［215］。但是，天启时，有次魏忠贤路过此庵，“偶指楼曰：‘宜去之！’即日毁!自是，人相戒不过，僧日畏不测，渐逃死，庵则渐废”［216］。一座好端端的可以登临远眺西山层峦叠嶂的古石楼，就这样毁了!寺僧逃亡，人们不敢从庵前走过，此庵的衰败也就可想而知。清朝初年，“摩诃庵石楼东南北三面尚存，独缺其西一面。庵僧云即魏忠贤所毁也。”［217］魏忠贤为什么要毁掉石楼，使摩诃庵残破不全?当然不会如刘侗所载，是什么偶尔指楼，说“宜去之”。八里庄故老传闻，此庵地形似龟，庵四角的楼台俨然四只龟足，实在是块风水宝地。魏忠贤担心这里要出帝王将相，故不仅下令毁掉西面的楼台，以示砍掉一只龟足，还命令当即将山门的青石门坎打断，以示斩了龟头，使门坎遂碎成三截［218］。1987年盛夏，笔者约请一位文物工作者，冒着酷暑，去摩诃庵实地考察，此庵现名八里庄小学。300多年的沧桑岁月，主要是十年浩劫的严重破坏，庵内的文物大部分已荡然无存，庵舍破旧，有的古松已枯死，令人感喟不已。但是，庵的东南北三角石楼基身仍在，南、北二面的石砌基身，更颇巍然，只有西面的石楼无遗迹可寻。这就表明了史料记载和民间口碑是确凿可信的，残存的石楼成了魏忠贤破坏摩诃庵的铁证。
宣扬避讳，禁用“天”字
我国古代的避讳由来已久，《左传》中即有“周人以讳事神”的记载。但先秦时期，避讳的限制还比较宽，秦汉以后，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不断强化，避讳越来越严，不仅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很多不便，闹出种种笑话，更在史书文献中埋下无数钉子，造成封建文化中纯属多余的繁复化。明代宦官的宣扬避讳，可谓不遗余力。天启皇帝的名字叫朱由校，“油”“由”同音，宦官在宫中遂改称所用油为“芝麻水”，油漆作为漆作［219］。刘瑾强令别人对他的名字避讳，谁直呼其名，就是犯下大不敬罪。尤为荒谬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的天道观，使之更神秘化，刘瑾擅权时，“禁臣民不许用天等字为名”，如郎中方天雨，只能叫方雨，参议仉天民，只好改名仉民，御史刘天和，更名刘和。刘瑾垮台后，“禁废，近有诏，人复其旧名矣”［220］。可笑的是，刘瑾被杀后，当时有人发表小评论说：“瑾以逆诛，无天之罪，其兆如是乎”［221］，以为刘瑾目中无天，终遭败亡，这对天命论的忠实信徒刘瑾来说，真是个莫大的讽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