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水浒》，制造冤案
时至明末，《水浒》已经风行天下。它的作者施耐庵做梦也不会想到，《水浒》在晚明阉党的手中，竟成了造舆论、搞阴谋、迫害东林党人的工具。魏忠贤一巴掌将他的政敌杨涟、左光斗等人打下去后，其忠实打手、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魏广微，手写了一个名单，将黄克赞、霍维华等五六十名紧跟阉党的小人，“目为正人”；又将韩、缪昌期等100多名反对阉党的正直之士，“目为邪党”，转送魏忠贤，对前者重用，后者黜陟。他还编了一本《东林点将录》，将东林人士的名单悉数列入。在阉党的鼓噪声中，浙江归安的一个唯恐巴结不上魏忠贤之流宦官的奸徒韩敬，根据《东林点将录》，将《水浒》中108将的诨号，一一按到东林人士的头上，“邮致都门，按籍搜索，于是诸贤受祸，无一人遗漏矣”［222］。限于篇幅，这里仅节录《东林点将录》的部分内容，以见一斑：
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总兵都头领二员：天魁星、及时雨大学士叶向高；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书赵南星。……天罪星、短命二郎湖广道御史刘芳。天败星、活阎罗江西道御史方震孺。……地退星、翻江蜃南京四川道御史万言扬。地劣星、活阎婆南京工科给事中徐宪卿［223］。
如此点将录，真是荒谬绝伦。在魏忠贤一伙看来，东林党人既然与《水浒》挂起钩来，一个个成了天罡地煞，造反强徒，当然就更应该有理由将他们一网打尽，统统打倒了。这不仅对《水浒》是个严重的丑化，歪曲，更开创了利用《水浒》，搞政治阴谋、制造冤案的恶劣先例。
迫害史官，篡改历史
《历代通鉴纂要》，简称《通鉴纂要》，共九十二卷，弘治中由李东阳等编纂，武宗称帝后编完。据《明史·刘瑾传》记载，此书编成后，刘瑾无端诬陷各翰林纂修官抄写不恭谨，统统都给予了谴责。《孝宗实录》编成后，刘瑾憎恨史官们从来不巴结自己，把吴一鹏、徐穆、顾清、汪俊、贾咏等十六人，都贬到南京的六部去。魏忠贤对史官的迫害，比起刘瑾有过之无不及。例如，编修公鼐，为人正直，天启时曾任实录副总裁，要求编纂实录时如实写上光宗的事迹，遭到拒绝，后被魏忠贤之流“尽力击排，遂引疾以去，不得大用”［224］。又如缪昌期，万历进士，参加过纂修两朝实录。当杨涟劾魏忠贤24条大罪的奏疏传开后，有人传言此疏是缪昌期起草的，魏忠贤闻之大怒，从此对他恨之入骨。先是迫使他落职闲住，至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借汪文言冤案的牵连，将他逮捕，下诏狱，“五毒备至”［225］，害死于狱中。魏忠贤更令阉党骨干顾秉谦、黄立极、冯铨等领衔编纂《三朝要典》。此书共24卷，把万历、泰昌、天启三朝关于梃击、红丸、移宫三案的谕旨、奏疏、档册，加上别有用心的按语，编纂而成，对东林党人极尽污蔑诽谤之能事，颠倒历史的是非，完全迎合了魏忠贤专权的政治需要。其恶劣影响，当时的史家曾慨乎言之，从此“则正史去籍，而伪史行矣”［226］。在魏忠贤等的把持下，实录也被篡改。崇祯初，修撰文震孟因纂修《熹宗实录》，取出《光宗实录》副本校对，发现《光宗实录》错误百出，最荒谬的是，对天启的册立及梃击、红丸等重大历史事件，都是按《三朝要典》的口径写的。究其实，《光宗实录》在天启三年(1623)七月十六日修成后进呈，但至天启六年(1626)，阉党崔呈修等诬“实录非实，请旨重修”，遂将实录加以篡改，并在一年后，即崇祯元年(1628)二月十七日进呈，收藏于皇史。以致文震孟看到后，在奏疏中大声疾呼，要求崇祯帝“敕史官逐一改正”，“庶千古之是非不悖”［227］。显然，宦官专权横行日，即是史学遭殃时。当史学成了魏忠贤之流搞权术、耍阴谋的工具，史学也就被糟蹋得面貌全非了。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宦官的把持下，一些文人给宦官谀墓成风，隐恶扬善，歪曲了历史真相。明中叶后，墓志铭、碑碣风行一时，碑文中不时弄假，粉饰死者。甚至拉名人立传、题字，藉以自重。时人即曾指出：“近世凡墓志铭及碑碣之类，必加书撰人，并篆盖题额者于前，至往往假显者之名以夸于人，此甚可笑。”［228］宦官有权有势，更是助长了这股歪风。就北京地区现存的宦官碑刻实物和拓片来看，数量还很不少。这些碑文，绝大多数是肉麻地吹捧宦官的。什么“达生知命，无愧天民”(《明故南京司礼监左监丞梁公寿藏铭》)，“仰不愧天，俯不怍地，生顺死安，名垂亿世”(《明故内官监太监陈公墓志铭》)，一个个成了完人。甚至像王振那样犯下严重罪行的大宦官，被乱兵杀死于土木堡后，学士钱溥给他撰写的墓志铭，竟“称其忠烈”，时人陆式斋在诗中愤然抨击道：“王阉素称慧，轻生忍如此。史官忠烈铭，千载孰非是！”［229］如此颠倒是非的碑版史学，只能是遗害后世的伪史学。
奴性抬头，阳刚委顿
宦官专权，毒化了人们的社会心理，孳生出一大批奴性十足的马屁精、软骨虫，他们对宦官的祸国殃民，起了推波助澜、助纣为虐的恶劣作用。刘瑾专权时，“百官门状启礼，悉用红纸，故京师纸价顿十数倍。虽元臣宿将，必曰晚生，曰门下生，而称瑾则有恩府、恩主，千岁公公之语。”［230］松江人朱恩，是刘瑾的老相识，在短时期内，被刘瑾从河南按察使提拔为南京侍郎、尚书。朱恩感恩戴德，凡是写给刘瑾的拜帖，下款都不写“拜上”，而写“顶上”［231］，意思是自己正跪在地上，头顶拜帖，真是肉麻之至。文武大臣们对刘瑾叩拜的热诚，甚至超过了对皇帝的忠诚。时人曾载谓：“当大贺之时，适瑾有私家之庆，公卿百执事嵩呼舞蹈于丹陛者十惟八九，而稽首崩角于瑾前者则济济罔缺焉。”［232］国家大臣，向阉人屈膝，本身已属荒谬，而明朝要员，向宦官跪拜者却争先恐后，越来越多。对此，王世贞曾慨乎言之：“国朝文武大臣，见王振而跪者十之五，见汪直而跪者十之三，见刘瑾而跪者十之八。”［233］有些人还舞文弄墨，给刘瑾高唱赞美诗。如身为阁老的李梦阳，竟然为刘瑾耗费了大量民脂民膏修建的玄明宫作碑记，“颂其功勋”，李空同在诗中感慨万千地说：“峨碑照辉颂何事，一谀死后一谀生!”［234］而至魏忠贤时期，更是一谀死后万谀生，生祠遍天下，“迎像行九拜礼，称呼用九千岁，或九千九百九十岁……一时天下如狂，廉耻节义扫地，至此已极矣”［235］。茅元仪把刘瑾时期、魏忠贤时期大臣的表现，作了对比，感慨地说：“国之大臣，原当尽言，况督抚都御史本风纪之司乎。余幼时曾见李三才极论天下事，取怒神祖，今不闻矣。王岳为刘瑾所逐死，山东巡抚朱钦极言之，瑾亦罚米三百石而已。今竟忠贤之世，巡抚唯称颂造祠而已。此世道升降默移，而人未察也。”［236］这里所说的“世道升降默移”，正是指奴性抬头，潜移默化的结果，一身阳刚之气，敢于说真话，坚决与宦官作斗争的大丈夫，越来越少，这是明朝宦官得以横行天下，几乎弄到河决鱼烂地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此而论，崇祯帝上台后，在处理魏忠贤“逆案”时，曾痛切地说：“忠贤一人耳，苟非外廷逢迎，何遽至此!”［237］我以为是有一定道理的。
(二)揭露宦官的文艺作品
但是，与“一谀死后一谀生”形成鲜明的对比，文苑中良知未泯、血管中还奔腾着炎黄子孙热血的文士，毕竟还大有人在。“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宦官的倒行逆施，导致民生凋敝，社会动荡，给正直的文学家、艺术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揭露宦官罪恶的文艺作品，继承了中国古代文学艺术领域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闪烁着人民性的火花，丰富了明代文化的宝库，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诗歌领域
早在成化年间，王弼即写了《舶上谣》，揭露了宦官在江南岁办，声势煊赫：“千艘飞过石头城，猎猎黄旗发鼓声。中使面前传令急，江南十月进香橙。”［238］
正德初年，江南的著名文人徐祯卿，在京中大理寺任职，“时逆瑾用事，虐刑罗织，祯卿多所平反”［239］。他在《杂谣四首》中，写到“黄符下，使者来，狗觫觫，鸡鸣飞上屋。”形象地揭露了宦官擅政时社会生活的动荡不安。与刘瑾进行斗争，他还写下《猛虎行》，斥责刘瑾苛政猛于虎。同一时期，高邮诗人王磐针对刘瑾之流“当权，往来河下者无虚日”，在大运河中耀武扬威，“每列辄吹号头，齐丁夫，民不堪命”［240］，写下了堪称千古绝唱的《朝天子·咏喇叭》，更为人们所熟知。
正德四年(1509)，刘瑾为了谄媚年轻荒嬉的正德皇帝，在朝阳门外建玄明宫，“居民皆他徙，其坟茔数千冢，力不能迁者，皆发毁，号声彻郭外”［241］。直到嘉靖上台，才下令将玄明宫和其他一些刘瑾违制建筑的房舍“拆毁改正”［242］。韩邦靖在刘瑾被剐后，曾去玄明宫参观，写下了长诗《玄明宫行》，其中有谓：“千门万户谁甲乙，玄明之宫推第一。金碗常思埋甲盾，铜驼不解生荆棘。自古威权不到头，九重一怒罪人收。几人烈焰俱灰灭，一旦冰山作水流……门掩宫河十里长，山藏陇树一千行。今古谁存三尺土?奸雄空作百年忙。……夕阳漠漠鹤迟归，却忆玄明全盛时。千人举杵万人和，九仞为台十仞池……万民累足臣屏息，四海离心主不知。从来偏重多忧患，自古末流难障捍……只今不独刘瑾盛，帝主旁前安可知?……三穴那能穷帝旁，万机况复归司礼。”［243］这首诗不仅揭露了刘瑾建玄明宫时的扰民，更凝聚了作者对历史深沉的思考，指出宦官从来没有好下场，批判了皇帝倚重宦官，把大权交给司礼监，是完全错误的。“从来偏重多忧患，自古末流难障捍”，这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的总结。显然，这首诗即使从政治史的角度来观察，也是很有价值的。
正德末年，蔡羽写下《辛巳书事》四首，其中的“内侍传宣总插貂，虎贲丝络递乘轺。尔曹肉食终无赖，天下军输半已凋”［244］，抨击了宦官秉政，破坏军输的行径。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刘瑾的故居离杨贵妃的毙命处马嵬坡才几百步远。
弘治癸丑(1463)进士、做过兵部右侍郎的莆田诗人郑岳，就此事作诗道：“明皇西幸蜀，嵬坡驻銮旗。六军不肯发，宛转缢蛾眉。悠悠百世下，抚迹空嗟咨。妖氛岂未散，阉竖复生兹。怀奸窃大柄，国势欲潜移。事颇天宝类，幸尔亟诛夷。群奸起嗣虐，四海成疮痍。乱阶鉴妇寺，永垂万世规。”［245］作者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巧妙地指出唐、明宦官为害之烈，是一首成功的咏史诗。
南京守备太监刘琅愚昧而贪财，亦有人给他写了一首生动、形象的讽刺诗［246］。浙江的富阳县盛产茶叶与鲥鱼，都是贡品，镇守太监王堂之流“采取时，民不胜其劳扰”，时任分巡佥事韩邦奇“目击其患”，曾写了一首《富阳民谣》［247］，悲愤地揭露了王堂及其狐群狗党搜刮富阳人民的罪行［248］。这首诗与王磐的《朝天子·咏喇叭》，称得上是珠联璧合，是明代反宦官文学中的奇葩。
此外，区大相的《即事感怀》：“闻道貂设，由来为扫除。先朝停镇守，近日典方舆。贡采山川竭，征求井邑虚。明明皇祖训，宫府意何如。”抨击了万历年间宦官远离本身职守，招揽事权做成的恶果。
明末秦兰征的《天启宫词》、陈琮的《宫词十二首》、明清之交周同谷的诗史《霜猿集》等等，对魏忠贤的乱国害民，都有深刻的揭露。
当然，在明人描写宦官的诗作中，也还有另一个方面：对下层宦官的寂寞生活，寄予同情。如万历年间钱塘诗人虞稽勋，写下《神宫监四首》，刻画了守陵宦官朝朝暮暮跟明朝皇帝墓相对无言，无所作为，百无聊赖的落寞情怀：“奉帚陵园洗白，若为露下倍伤神。秦宫耐可花前死，忍向秋风哭圣人……黄花镇外拥胡兵，万马驱来山几层。难去宫中报天子，朝朝只是拜长陵”［249］。这样的诗有助于我们了解明代宦官生活的另一个侧面，同样是值得肯定的。不过，由于宫禁事秘，此类诗作，为数极少。
在戏剧领域
揭露宦官的作品，在明末及明清之际，最为活跃。魏忠贤身败名裂后，江南才子们欢呼雀跃，马上有人写了传奇《冰山记》十几本。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张岱看后，感到有不少地方不符合事实，亲自删改了这个剧本，然后在城隍庙演出，“观者数万人”。当戏中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的杨涟上场时，观众高呼杨涟的名字，“声达外，如潮涌，人人皆如之”；演到廷杖大臣，逼死裕妃，观众“怒气忿涌”；当苏州颜佩韦等人击杀缇骑，场内外欢声雷动。显然，这出戏收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后来，张岱又将此戏增加了七出，将宦官内操等内容都写进去，使魏忠贤的丑恶嘴脸，充分地、活脱脱地暴露在观众面前［250］。
崇祯年间，剧作家清啸生的《喜逢春》，也是描写魏忠贤的［251］。同一时期以写严嵩故事《西楼传奇》名传江南的吴中剧作家袁箨庵，写了《瑞玉传奇》，生动地描写了魏忠贤的亲信毛一鹭及织造太监李实迫害周顺昌等人的经过，“词曲工妙”。剧本刚脱稿，即教伶人排练。正式开演那天，大家发现戏中李实登场时，还少一则引子，袁箨庵知道后，当场索笔写下《卜算子》一阙：“局势趋东厂，人面翻新样。织造平添一段忙，待织就弥天网!”真是一位捷才。毛一鹭知道后，颇震惊，“持厚币密致袁，祈请袁，乃易一鹭曰春锄”［252］。尽管袁箨庵纳币而改掉戏中坏人的名字，在人品上不无可议之处，甚至有人说他为人“贪污无耻”［253］，但《瑞玉传奇》这个剧本是应当得到充分肯定的。
另外，李暗甫编有《新镌魏监磨忠记》二卷，刻于崇祯年间。谢国桢先生在《晚明史籍考》卷二十四，曾予著录。这个剧本共38出，将魏忠贤的一生全部搬到舞台上，作者还强调指出：“是编也，俱系魏监实录……演者勿以寻常视之。”可见是一部忠于史实的历史剧。
明末剧作家贴近生活、干预生活的深度及速度，实在让人佩服。生在明末，但主要活动在清初的江南作家李玉、朱佐朝等人，痛感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宦官专权，阉党把持朝政，因此继续写了揭露魏忠贤罪恶的剧本，予以清算。朱佐朝撰有《党人碑》，李玉编成《清忠谱》，都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写成的历史悲剧。道光年间的京剧《法门寺》，情节是虚构的，但亦起了揭露刘瑾的作用。《法门寺》至今仍是京剧的保留剧目。
在小说领域
明代小说创作的高潮，是在嘉靖、万历年间掀起的，描写宦官的小说的蓬勃出现，则在明末崇祯年间，及明清易代之际。清初作家写过不少关于李自成及崇祯皇帝亡国的历史小说，如陆应的《樵史通俗演义》、西吴懒道人的《新编剿闯小说》、葫芦道人的《馘闯小说》、甚至包括蓬蒿子的叙事荒诞的《定鼎奇闻》(一名《新世鸿猷》、《新世弘》)在内，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崇祯年间的宦官有所描绘。
明代描写宦官最有影响的小说，当首推朱长祚的《玉镜新谭》十卷，刻于崇祯年间，至今北京图书馆尚有藏本。此书又名《逆事略》，专记魏忠贤的恶迹，各卷的标题是：原始、封拜、阅城、进香、行边、走马、内操、缇骑、建祠、显戮。书中写到魏忠贤穷途末路、投缳自杀后，作者评论道：“我以草莽中人，不能效杨都宪(按：指杨涟)之论汝于凶锋烈焰之时，而骂汝于千刀万剐之后，我亦自愧矣。第编此帙，以昭万恶供世之笑骂云尔。”可见作者是位严肃的、有良心的文人，写作此书的目的，是让魏忠贤这个反面教员教育世人。尽管这部小说在体裁上，甚得作史之法，而于小说章法上，还未臻完善，但它对后来描写魏忠贤的小说仍然是很有影响的。正是在这本小说的基础上，“稍后吴越草莽臣之《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西湖义士之《中兴圣烈传》，取材大致相同，则纯为小说家作法矣”［254］。
所谓《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全称《峥霄馆评定新镌出像通俗演义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共八卷，刻于崇祯年间，前孔德学校尚存残本。这部小说原题吴越草莽臣撰，谢国桢先生怀疑冯梦龙曾自号“草莽臣”，也许此书就是他所作［255］。全书四十回，每回标目对仗、通俗，而且每一回以事系年，首先标出是何年发生的事，如第一回 ，指明“谱忠贤少时事”，第二回，乃“万历十六年事”，第四十回，系“崇祯元年事”。综观全书，从魏忠贤的少年时代，一直写到崇祯登基，钦定逆案，魏忠贤吊死阜城为止，不仅详尽无遗，而且对于人物的褒贬，颇具史家笔法。
《中兴圣烈传》，全名《皇明中兴圣烈传》，共五卷，也是刻于崇祯年间。此书中土早佚，日本尚有收藏。作者题名“西湖义士述”，究系何人，待考。从小说结构看，不够谨严，有些回目也不对仗，因此，后来坊间将此书稍加改削，变成《魏忠贤轶事五十则》。但是，作者在这本小说中，对魏忠贤之流的揭露，是不遗余力的，在当时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对明中叶宦官劣行加以揭露的小说，当以《醉醒石》为代表。作者题名为“东鲁古狂生编辑”，姓名失考，是明清之际的作家。这本小说共十五回，其中的第八回 “假虎威古玩流殃奋鹰击书生仗义”，第十二回“狂和尚妄思大宝愚术士空设逆谋”，对成化年间的太监群，以及太监王敬的宠儿、无赖王臣，都有形象、生动的刻画。例如：
一日逢玄武市。他(按：指王臣)向来带巾，这日要进内市，换了帽子，带几柄扇去卖。摆得下，早走过几个中贵来。内中一个淡黄面皮，小小声气，穿著领翠蓝半领直裰，月白贴里，匾绦乌靴。拿起一把扇来瞧，是仿倪云林笔意画，一面草书。那中贵瞧了，道：“画得冷淡。这鬼画符，咱一字不认得。”撂下。又看一把，米颠山水，后边钟繇体。他道：“糊糊涂涂。什么黄儿，这字也软，不中!”王勤(按：王臣的原名)便也知他意儿，道：“公公有上好的，只要上样价钱。”那中贵道：“只要中得咱意，不论钱。”王勤便拿起一把，用袖口揩净递上。却是把青绿大山水亭台人物，背是姜立纲大字。才看，侧边一个中贵连声喝彩道：“热闹得好!字也方正得好！”一齐都赞［256］。
这里，把宦官的神气活现，以及不懂书画，偏要附庸风雅的粗俗、琐鄙的心态，绘声绘影，刻画得入木三分，如见其人。而对王臣在江南的敲诈勒索，激起民变，书中更有细致的揭露，与有关史料对照来读，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这段历史的了解。第十二回 通过对御马监太监韦含(舍)勾结佞人李子龙等谋反、妄图爬上金銮殿头号交椅的描写，使我们清楚地看到部分宦官的愚不可及，却又野心勃勃，他们的阴谋发动政变，情同儿戏，等待他们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这部小说对我们了解明代宦官的形形色色，是很有裨益的。
(三)宦官对文化的建设
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当然是地主阶级的文化。明代宦官既然跻身于地主阶级的最高统治集团，其中的某些人，就有可能运用手中的大权，为明代文化的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如果说明代宦官对明代文化只有破坏的一面，则显然有失公允。
嘉靖时王廷相的长诗《西山行》有谓：“西山三百七十寺，正德年中内臣作。华缘海会走都人，碧构珠林照城郭。”［257］这首诗形象地说明了明代北京寺庙和宦官的关系。即以王廷相所描绘的北京西山寺庙而论，据解放初普查，西郊尚有三百七十四处，其中绝大部分始建或重建于明代。今天，北京重要的名胜古迹潭柘寺、戒台寺、碧云寺等，无不与明代宦官密切相关。如潭柘寺，弘治十年(1497)秋，司礼太监戴良矩“步至潭柘”，见寺院“岁久敝坏”，“于是出所积为工食费，又请于上赐金益之”，经过一年半的整修，潭柘寺“殿庑堂室焕然一新，又增僧舍五十余楹”［258］，使寺庙更加宏丽。又如戒台寺，据笔者实地考察，今天寺内尚有《敕赐万寿禅寺碑记》、《重修万寿禅寺戒坛记》、《万古流芳》等三块明碑，保存完好。其中的《敕赐万寿禅寺碑记》落款为“正统七年(1442)四月八日司礼监太监王镇(振)等谨记”。据此碑可知，金英、阮简、陈卫平等宦官，见戒台寺“罗兵燹，栋宇堕地，境亦荒寂”，决心恢复旧观。从宣德九年(1434)至正统五年(1440)，历时七载，终于完工。“作飞殿奉三世佛，左右列十六大阿罗汉。外作四天王殿……居僧之舍、斋、庖、库、廪，靡不具备。”《重修万寿禅寺戒坛记》是翰林院侍读高拱所撰，从此碑可知，至嘉靖年间，由于“历岁既久，复就倾圮”，御马监太监马玉等“发赀重建坛内五殿”，并新建真武殿，穿井一口，修路五里，“以利往来”。工程始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春天，至三十五年(1556)夏天结束，历时将近七载。嘉靖四十四年(1565)夏天，特立《万古流芳》碑，镌上所有捐资修寺宦官的名字，共三十余人。再如碧云寺，俗名于公寺。何以故?这是因为寺后有正德时大宦官、御马监太监于经墓，“土木华丽”［259］，而于经正是将建于元代的碧云庵，拓建为碧云寺的人。天启三年(1623)，魏忠贤又予重修。诚然，宦官修庙的原因，主要是他们“最信因果，好佛者众，其坟必僧寺也”［260］；庙宇的香火经文、晨钟暮鼓，对人民的思想有麻醉毒害的作用。但是，这些庙宇毕竟是明代文化的组成部分，没有它，灿烂的中华文化将缺少一个支撑点。就此而论，明代宦官的建寺修庙，对明代文化的发展，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对明代宦官修建的园林，也应作如是观。
万历时北京的宦官，颇有园林之构。时人记载：“都下园亭相望，然多出戚畹勋臣以及中贵。大抵气象轩豁，廊庙多而山林少，且无寻丈之水可以游泛。”［261］但也并非全然如此。在当时的“德胜门之水关，后宰门北湖，其间园圃相望，踞水为胜，率皆勋戚巨别墅，稻畦千陇，藕花弥目”，这里的园林，自有另一番景象：“又俨然西子湖。”［262］京城中尚有赵太监园。此园不大，有人雨中宴饮于斯，“轩窗半开”，“又是一景”［263］。宦官建的园林，也是因人而异。时人曾评论说，有的园林堆叠猥联，“粉饰太胜，无复丘壑天然之致”，其主人“非江南之贾竖，必江北之阉宦也”［264］。但也有颇得自然情趣的园林。太监钱能的家奴(后推恩为家人)钱宁，有大花园一座，《醉醒石》第十五回 描写该园的风光是“材竭东南，力穷西北。水借玉河流，一道惊湍泻玉……栽古松而开径，天目松、括子松，月流环，风送笙竽。聚奇石以为山，太湖石、灵璧石……穷不尽曲蹊回磴。落落楼台连日月，走不了邃阁深居。真是琪花瑶草不能名，语鸟游鱼皆乐意。”这虽然是小说中的描绘，笔调夸张，但我们不妨据此想见当年钱宁园林的宏大气魄。当然，几百年历史岁月的尘封垢积，早已使明代宦官的园林荡然无存。但是，作为明代文化史的一页，它们却是不会被历史潮水卷得无影无踪的。
有些宦官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他们在建筑、音乐、书法、诗歌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成就。
据《明故内官监太监陈公墓志铭》载，弘治时太监陈崖庵，正统时入内府，凡奏疏皆亲自起草，不假手于人，并“酷好诗律”，作诗不少。万历时掌过司礼监大印的太监张诚，“好看书，每据古事规谏”［265］。嘉、万时期的著名太监冯保更“善琴能书”［266］，造了不少琴，“世人咸宝爱之”。千古佳作《清明上河图》上有冯保的题跋，笔力雄健飘逸，实属书法上品［267］。嘉靖时司礼监太监戴义，“最精于琴，而楷书笔法与沈度相埒”［268］。江南一著名女琴家，携琴遍游南北两京及各省，与各地名琴师比试，认为没有人能和她媲美。她听到戴义的大名后，特地前往拜访，约期比琴。届时，先听戴一曲，琴声刚住，她便“泪如雨下，色若死灰，将所携善琴即下阶石上碎之，拂衣而去，终身不再言鼓琴事”［269］，可见戴义的操琴水平，已经出神入化，否则岂能使琴家击节、倾倒到如此地步?据《明故南京司礼监左监丞梁公寿藏铭》载，正统时宦官梁瑞“精于书算”，对营建奉天等殿，起过重要作用。明初宦官阮安，更是位杰出的建筑家。永乐时，他奉命营建北京的城池宫殿及百司府廨，“目量意营，悉中规制，工部奉行而已”［270］。正统时，重建三殿，治理杨村河，他都立下了汗马功劳。万历时杭州织造太监孙隆，虽在江南犯下不少罪行，但能拿出“数十万金”“装塑西湖”，先后修建了灵隐、湖心亭、静慈寺、烟霞洞、龙井、片云亭、三茅观、十锦塘等寺庙、古迹、大堤［271］，使湖光山色更加明媚多姿。不管他的主观动机如何，孙隆的修建西湖胜迹，总比“淮南皓月冷千山，溟溟归去无人管”要好，是应当肯定的。
关于宦官的诗作，王春瑜在读史札记《说明代宦官诗》［272］中，曾作简略介绍。如弘治时内官监左丞龚辇的《赠顾潘》：“与君少小定交游，今日相逢两鬓秋。天上风云真似梦，人间岁月竟如流。可怜王粲依刘表，不遇常何荐马周。安得忘机共渔父，白洲上数沙鸥。”嘉靖时御马监右监丞王翱的《秋夜有怀》：“西风吹雨夜萧萧，客思逢秋倍寂寥。十载已虚明主诏，半生徒插侍中貂。谁怜季子黄金尽，无奈冯唐白发饶。何日一帆江左去，独寻山水混渔樵。”孙隆的《题慧因寺》：“笙歌日日娱西子，为爱幽闲到玉岑。旧有高人井田宅，沿流且向寺门寻。”［273］这些诗，诗风恬淡，比起其他著名诗人，也未必逊色。更值得注意的是，《酌中志》卷二十二，录有万历时太监郑之惠及前述张维、王翱诗各一首，均为朱彝尊所未见，可补《明诗综》之不足。尤堪称道的是王翱的《咏笼雀》：“曾入皇家大网罗，樊笼久困奈愁何。徒于禁苑随花柳，无复郊原伴黍禾。秋暮每惊归梦远，春深空送好音多。圣恩未遂衔环报，羽翮年来渐折磨。”这首诗对皇家牢笼的冷酷，部分宦官长期困居宫墙之内的凄寂悲凉，都写得淋漓尽致，是一首不可多得的好诗。王翱“从容与士大夫唱和吟诗”，有《禁砌蛩吟稿》、《东集》行于世。
当然，应当指出，明代某些宦官在文化方面的建树，从总体上看，比起明代宦官对明代文化的破坏、阻碍作用，毕竟是次要的，我们在评判其历史作用时，切不可夸大。
注释：
［1］《明太祖实录》卷五九。
［2］黄佐：《南癰志》卷一。
［3］《明太祖实录》卷一六五。
［4］刘若愚：《酌中志》卷一三《本章经手次第》。
［5］《明武宗实录》卷六六。
［6］杨涟：《杨大洪先生文集》卷上。
［7］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置相》。
［8］《明史》卷三○六《阉党》。
［9］佚名：《天山冰水录》附录《籍没张居正数》。
［10］《明史》卷三○五《冯保传》。
［11］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九。
［12］不过，严格地说，诏狱始设于汉代，廷杖源于元朝。此点，《明史》之说不够确切。
［13］《大明会典》卷二二八。
［14］《万历野获编》卷六《东厂印》。
［15］［18］《明史》卷九五《刑法三》。
［16］查慎行：《人海记》卷下。
［17］佚名：《谀闻续笔》卷四。
［19］《明书)卷一五八《汪直传》。
［20］《指海》丛书第五函。
［21］《明史》卷三○六《霍维华传》。
［22］［28］傅维鳞：《明书》卷七三《刑法志》。
［23］《明史》卷一九二《刘济传》。
［24］《祁彪佳集》卷一。
［25］全祖望：《鲒埼亭集》卷六。
［26］《瞿忠宣公集》卷一。
［27］《刘子全书》卷一七《敬循职掌疏》。
［29］《明史》卷一八五《徐恪传》。
［30］《定陵注略》卷五。
［31］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一一。
［32］《明会典》卷三五《商税》。
［33］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中官考》一。
［34］陈子龙：《安雅堂稿》卷一三《句曲孔夫人传》。
［35］［73］《明史·食货志》五、六。
［36］条税，又名起条税。商货先在张家湾纳起条税三分，至北京崇文门再纳七分，谓之条税。船税指由河西务至北京的商船所纳的船课。见李洵：《〈明史·食货志〉校注》页二四六。
［37］指天津官店所收租钱。
［38］指广州采珠业所课的税。
［39］指江苏镇江上供物品的过江税。
［40］指四川的楠木等名贵木材的抽分税。
［41］指被称作“船只遗税”的船税追加税。
［42］指宝坻县的鱼网税和苇地税。
［43］指对江西油纸、芜湖青布、太仓夏布等土产品所征的税。
［44］孙之：《二申野录》卷五。
［45］叶永盛：《玉城奏疏·差珰播虐乞诛首祸疏》。
［46］顾宪成：《泾皋藏稿》卷四《东浒墅榷关使者》。
［47］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下。
［48］李乐：《见闻杂记》卷六。
［49］顾炎武：《日知录》卷一○《纺织之利》。
［50］《明史》卷二二三《王宗沐传》。
［51］《明神宗实录》卷三七六。
［52］《明世宗实录》卷四。
［53］《明宪宗实录》卷二六○。
［54］《明史》卷一六四《华敏传》。
［55］《明史》卷二二六《吕坤传》。
［56］《明神宗实录》卷二九三。
［57］何孟春：《何文简疏议》卷六《议国课疏》；张羽：《张东田先生奏稿》卷一《地震疏》。
［58］何孟春：《何文简疏议》卷八《开禁疏》。
［59］朱之栋：《所见偶记》。
［60］何尔健：《按辽御珰疏稿·辽左残惫已极等事疏》。
［61］［65］沈鲤：《请罢矿税疏》。
［62］［155］《明神宗实录》卷三四九。
［63］储欣：《在陆草堂文集》卷三《明吴尚书传》。
［64］朱之栋：《所见偶记》；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五。
［66］高攀龙：《高子遗书》卷八下。
［67］谭希思：《明大政纂要》卷三九。
［68］［95］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一一○、一二○《内臣》中、下。
［69］王元翰：《凝翠集·根本重地痛苦剥肤疏》。
［70］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一七。
［71］王元翰：《根本重地痛苦剥肤疏》。
［72］汪若霖：《汪给谏文集·歇官不宜妄追，职官无辜受毙疏》。
［73］林如楚：《酌议水衡事宜等事疏》，《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工部卷一》。
［74］董其昌：《神庙留中奏疏汇要·户部卷一》。
［75］《明史》卷二二《熹宗本纪》。
［76］不著撰人：《管窥小识》卷三。
［77］杨循吉：《吴中故语》。
［78］《皇明诏令》卷九《差内官按行河泊所敕》。
［79］况钟：《况太守集》卷八《请免苛征折布奏》。
［80］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二《中官考》三。
［81］《明史》卷八二《食货志六》。
［82］祝允明：《志怪录》。
［83］陈霆：《两山墨谈》卷九。
［84］徐咸：《西园杂记)卷下。
［85］韩邦奇：《苑洛集》卷一○，一三。
［86］王学谟：《续朝邑县志》卷六。
［87］尹守衡：《明史窃·刘实传》。
［88］陈继儒：《见闻录》卷六；《读书镜》卷七。
［89］宋一韩：《比岁织造太烦等事疏》，《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工部卷一》；《明大政纂要》卷四六。
［90］织金，指用金线织成的锦缎。闪色，指由红蓝丝线织成的光面缎。
［91］通袖，指衣饰花纹通胸背至衣袖皆满者。膝襕，指衣服的下摆。
［92］范守己：《曲洧新闻》卷二。
［93］林如楚：《祖制广圣恩恳乞停遣内臣等事疏》，《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工部卷一》。
［94］刘应秋：《刘文节公集·与大司徒石东泉书》。
［96］伍袁萃：《林居漫录》别集卷六。
［97］蒋以化：《西台漫记》卷四《纪葛贤》。
［98］柴升：《题为陈言救时弊以弭寇盗等事疏》，《明经世文编》卷一○七。
［99］毼，即毼，一种毛织品，大概相当于今之驼绒。
［100］陈汝锜：《甘露园短书》卷五。
［101］傅维鳞：《明书·食货志二》。
［102］［103］魏坤：《倚晴阁杂钞》。
［104］王世懋：《窥天外乘》。
［105］万历《江西省大志》卷七《陶书》。
［106］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九八《烧造》。
［107］黄景昉：《国史唯疑》。
［108］刘骥：《柬白御史书》，乾隆《浮梁县志》卷一一《艺文下》。
［109］朱：《陶说·序首》。
［110］朱：《陶说》卷一。
［111］萧近高：《参内监疏》，《江西通志》卷四九《舆地略》。
［112］朱赓：《朱文懿公奏疏·请易江西税使潘相揭》。
［113］陈有年：《为钦奉圣旨事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七九。
［114］《浮梁县志》卷五《陶政》。
［115］《明神宗实录》卷四一九。
［116］户口食盐银钞即按官民户口定量配售食盐，而令官民以钱钞银米纳盐价。
［117］《明武宗实录》卷五五。
［118］余盐，指灶丁纳正课后所剩余的盐。
［119］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四《中官考》五。
［120］梁储：《请罢中官奏讨盐引等事疏》，《御选明臣奏议》卷一四。
［121］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二八《盐法》。
［122］吴廷举：《处置广东盐法疏》；朱廷立等：《盐政志》卷七。
［123］［140］《明神宗实录》卷四四○。
［124］此事详见叶永盛：《玉城奏疏·浙江盐政疏》。
［125］杨鹤：《永宽商灶疏》，《浙江通志·艺文一》。
［126］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五。
［127］陈登原：《国史旧闻》三分册《铲魏忠贤墓》。
［128］《明史·樊玉衡传》。
［129］《明大政纂要》卷五六。
［130］李贤：《古穰集》卷三○《杂录》。
［131］王廷相：《内台集·明故朝议大夫山东布政使司参议陈公墓志铭》。
［132］陆深：《俨山外集》二七《中和堂随笔》上。
［133］朱睦：《皇朝中州人物志》卷一一《杨琎》。
［134］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一《镇滇二内臣》。
［135］许重熙：《宪章外史续编》卷一一《万历注略》。
［136］邹维琏：《达观楼集》卷一八《请革债帅弊端疏》。
［137］顾磷：《顾华玉集》卷三七。
［138］《明怀宗实录》卷一；李逊之：《三朝野记》卷四《崇祯朝纪事》。
［139］杨士聪：《玉堂荟记》卷下。
［141］(朝鲜)《光海君日记》卷三一。转引自李光涛：《记明季的贿赂公行》。
［142］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五二《仁祖大王实录》一。
［143］《朝鲜李朝仁祖实录》卷二九。
［144］王鏊：《震泽纪闻》卷下；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一七《梁芳》。
［145］邹维琏：《达观楼集》卷一八《请革权宜疏》。
［146］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一九《庄田》。
［147］何孟春：《何文简疏议》卷一《应诏万言疏》。
［148］《续文献通考》卷六《田赋六》。
［149］夏言：《桂洲夏文愍公奏议》卷二。
［150］［153］《明会要》卷六二《兵五》。
［151］《英宗正统实录》卷一一九。
［152］《明会典》卷一五一《马政二》。
［154］陈洪谟：《继世纪闻》卷三。
［156］高岱：《鸿猷录》卷一二“安化之变”。
［157］《明史》卷二五六《毕自严传》。
［158］《明清史料》乙编第八三三页。
［159］王士性：《广志绎》卷二。
［160］王世贞：《凤洲杂编》卷五。
［161］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九○《中官考》一。
［162］《明宪宗实录》卷四。
［163］《明史》卷八九《兵志一》。
［164］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一。
［165］《二申野录》卷八。
［166］《明史》卷二五八《李曰辅传》。
［167］《崇祯长编》卷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