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郑和
郑和，(1371—1434［?］)云南昆阳(今云南省晋宁县昆阳镇)人，回族。原姓马,曾祖父叫拜颜，祖父、父亲都叫哈只；哈只是阿拉伯语“naji”的译音，意为“巡礼人”。大概郑和的祖父、父亲都曾到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去朝过圣［1］，也就是巡礼，因此颇受地方百姓尊重，干脆叫他们哈只了。不用说，郑和一家都信奉伊斯兰教。洪武十五年(1382)，郑和的父亲病故，抛下十三岁的他和另外五个兄弟姊妹。郑和本人除信伊斯兰教外，对佛教及民间崇奉的神，如东南沿海的海神天妃，也并不排斥。
大约就在其父去世前不久，他因某种机缘入宫当了宦官，叫他三保，侍候燕王朱棣。在靖难之役中，他跟随燕王征战有功，擢升为太监，赐姓郑。其间的详细情形，无确切可靠的史料记载，人们至今并不清楚。
郑和至今仍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与他的下“西洋”，成为杰出的航海家，是密切相关的。所谓“西洋”，是明朝人的地理概念，他们以婆罗洲为中心，婆罗洲以东的，称东洋，以西的，称西洋，“文莱，即婆罗国，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2］。郑和航海所经之地，大部分在婆罗洲以西，所以一般通称“三保太监下西洋”。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什么?几百年来至今，史学家们聚讼纷纭，并无定论。我们倒不如相信《明史·郑和本传》的说法，以免把问题复杂化：“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而中国历代帝王，向来以天之子自居，把自己看作是世界的中心，在他们有了强大的国力基础时，总要扬威四海，与所谓“四夷”各国建立盛大的朝贡贸易关系。朱棣更是这方面的典型。看来，他派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仍在于此。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是永乐三年(1405)七月到永乐五年(1407)十月。他建造了不少大船，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这次首航，郑和率领将士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大海船二百零八艘［3］，带了大量金银钱钞。船上有航海图、罗盘针。这支航行队伍航船的体积之大、设备的先进，在当时的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郑和与副使太监王景弘从苏州刘家河(今江苏太仓东浏河镇)出发，泛海至福建，继由福建五虎门扬帆，首先抵达占城(越南南部)，遍历爪哇(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暹罗(泰国)、满剌加(马来半岛南端马六甲)、苏门答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南巫里(印度西岸的Malabar)、古里(印度西岸的科泽科德)、锡兰(斯里兰卡)等国。据《明史》本传载，他沿途“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在经过旧港(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巨港)时，原籍广东的海盗陈祖义，剽掠海上，横行无忌，公然来抢劫郑和的船队，郑和下令将这股海盗打得落花流水，活捉了陈祖义，带回中国，献俘于朝，被斩于都市。从此海道安宁，“番人赖之以安业”［4］。朱棣对郑和的这次远航，非常高兴，因为各国使者也随船来朝拜。朱棣一一赏赐，并对郑和等予以表彰。
永乐五年（1407）十月至永乐七年（1409）七、八月间，郑和第二次下“西洋”。这次航行，在时间上，紧接着第一次下西洋，回国不久又出发了。当然，这与需要利用东北季候风也有很大关系。这次航行所至之地有占城、爪哇、暹罗、苏门答腊、南巫里、古里、柯枝(印度柯钦)、锡兰等国。
永乐七年(1409)十月至永乐九年(1411)七月，郑和三下“西洋”。这次船队由四十八艘船组成，先后到达占城、爪哇、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山、小呗喃（疑即小葛兰，印度奎隆)、柯枝、古里；暹罗、南巫里、加异勒(印度半岛南部东岸)、甘巴里(印度科摩林角)、阿拨把丹(印度半岛南部东岸)等国。这次航行中发生了一件不无遗憾的大事：郑和在返航途中，再次经过锡兰时，国王亚烈苦奈儿引诱郑和到该国，索金币，并发兵抢劫郑和的船队。郑和见锡兰兵大队人马已经出发，国内空虚，便率领二千余人，出其不意地攻破了锡兰都城，活捉了亚烈苦奈儿及其妻子官属。抢劫郑和船队的锡兰兵闻讯后，还军自救，又被郑和等打得落荒而逃。后来，郑和将亚烈苦奈儿等带回国，献俘于朝，朱棣宽大为怀，将他们都释放回国了。
永乐十一年(1413)十月(?)至永乐十三年(1415)八月，郑和进行了第四次远航。先后到达占城、爪哇、旧港、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柯枝、古里、溜山(马尔代夫)、忽鲁谟斯(波斯湾口Ormuz)；加异勒、彭亨(马来西亚彭亨)、急兰丹(马来西亚之吉兰丹)、阿鲁(苏门答腊岛中部偏西)、南渤利(苏门答腊岛西北角)。在苏门答腊，打了有些令人遗憾的一仗。关于这场战斗，史料记载说法不一，《明史·郑和本传》载谓：苏门答腊的前伪王子苏干剌，阴谋推翻国王，自己上台执政，他很恨郑和没有赠给他物品，便率兵攻击。郑和力战，在苏门答腊岛西北角的喃渤利，生擒了苏干剌及其妻子。朱棣对这次下“西洋”，也十分高兴，给将士不少奖赏。郑和的这次航行，越过印度以西，到达波斯湾。
郑和第五次航行，在永乐十五年(1417)五月至永乐十七年(1419)八月。先后到达占城、古里、爪哇、满剌加、苏门答腊、南巫里、彭亨、锡兰山、溜山、南渤利、阿丹(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亚丁)、麻林(肯尼亚马林迪)、忽鲁谟斯、柯枝；沙里湾泥(印度半岛南部东岸)、木骨都束(索马里摩加迪沙)、卜剌哇(索马里布腊瓦)、剌撒(亚丁和佐法尔之间)。此次航行到达了遥远的非洲赤道以南东海岸一带。郑和返航时，满剌加、忽鲁谟斯，古里等十九国的朝贡使者偕行，增强了明朝与这些国家的联系。郑和还带回了不少珍禽异兽，如狮子、金钱豹、大西马、驼鸡等。
永乐十九年(1421)春天，郑和再下“西洋”，次年九月归来。这次远航的目的之一，是把忽鲁谟斯各国使臣送回本国。所经之地，有占城、暹罗、满剌加、苏门答腊、榜葛剌、失剌思、古里、西洋琐里、祖法儿、阿丹、木骨都束、卜剌哇等国。
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时在福建
铸此大钟郑和的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开始于宣德六年(1431)一月，到宣德八年(1433)七月归来，相距第六次航行已经十年。这十年间，朝中政局为之一变。朱棣死后，郑和失去了靠山，虽未受到迫害，却只能在南京守备任内度过寂寞的岁月。但是，在仁宗朱高炽掌权一年即去世后，继任的皇帝宣宗朱瞻基，登位几年后，海外诸国还未来朝贡，他认为这未免有损国威，便想起了先朝老太监郑和，命他和王景弘再下“西洋”。这次航行，郑和带有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事、办事、书算手、医生、铁锚、木、搭材等匠，以及水手、民稍人等，共二万七千五百五十员名［6］。这次航行，从南京下关龙湾开船，经过两个多月，抵达福建长乐港，在这里停了很久，才开船驶向远洋。先后到了占城、爪哇、旧港、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古里、忽鲁谟斯等十七国。他分出的部分船舶到古里国时，适逢该国派人到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圣，郑和派了七名翻译同往，来回一年。郑和回国时，偕苏门答腊等十国使节至京，进行友好访问。
郑和七下“西洋”，历时二十八年，所到之处，不下三十七国，南至爪哇，北抵麦加，西达赤道之南的非洲东岸。他是头一个非洲赤道以东海岸的发现者。在世界航海史上赫赫有名的大航海家地亚士、哥伦布、达伽马在惊涛骇浪中冒险航行，都比郑和的第一次下“西洋”要晚八十年至九十年以上。郑和是世界航海史上杰出的先驱者。郑和的舰队，给南洋各国和印度洋诸国带去大量金银、钱币、丝绸、瓷器、铁器、铜器，同时也给中国带回各国的特产，包括奇珍异宝、香料、染料等。一些花木，如海棠花，以及西域画，也带回国内［7］。凡此种种，都使当时的中国人大开眼界，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宝库。
当然，郑和所进行的贸易是朝贡贸易，并非近代意义上纯商业性的贸易，主要意在扬国威，搜求价格昂贵的消费品。因此，七下“西洋”的耗费，也是惊人的，有条史料说：“三保太监下西洋，赍银七百余万，费十载，尚剩百万余归。”［8］那么，郑和花去的航海费用，近六百万两银子。但是，据已故明代经济史专家梁方仲教授研究，从洪武二十三年至成化二十二年，明朝生产的白银总量，共约三千万两，［9］下西洋竟用去六百万两！这对明王朝来说，是何等沉重的财政负担！所以这种政治泡沫，注定不可能持久。也惟其如此，后来至成化间，“朝廷好宝玩”，宦官中有人讨好皇帝，说宣德时三保太监下西洋，“所获无算”，皇帝心动，遂派了一个宦官到兵部去查当年郑和的航海档案，车驾郎中刘大夏找到这批档案后，却偷偷藏起来，对兵部尚书项忠说：“三保下西洋时，所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者亦以万计，纵得珍宝，于国何益？此大臣所当切谏。旧案虽在，亦当毁之，以拔其根［10］。”其他大臣也纷纷上疏反对，宪宗朱见深终郑和墓于打消了重下“西洋”的念头。到了万历时，有人竟将沿海的“寇盗复起”，也归罪到郑和下“西洋”引出来的结果［11］，那是荒谬不值一驳的。
郑和死于何时何地，历来有争议。从明天顺元年的《非司庵香火圣像记》一文看来，郑和死于第七次下西洋的归国途中，即宣德八年（1433），在古里（今印度南部西海岸之科泽科德Calicut）。
二、王彦
明朝宦官祸国，在历史上是很突出的。明朝对宦官的信用，虽然在洪武年间已一再出现，但开始全面地、放手地使用宦官，则是在永乐年间。明成祖信任、重用宦官，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有些宦官在“靖难”时曾立下军功，帮助了他篡位开国，所以《明史·宦官传》之序中，说“狗儿辈复以军功得幸，即位后遂多所委任”。由此看来，狗儿是屡立军功，并因此“得幸”的一个代表人物。但是，在《明史·宦官传》中，没有他的传。他的名字见于“狗儿辈复以军功得幸，即位后遂多所委任”这一句，但无事迹记载。在尹守衡《明史窃》的《宦官传》中，有“当靖难初，内官将兵者数人，有狗儿最敢先登……（永乐）八年，都督谭青等营内，有内官王安、王彦、三保、脱脱；彦即狗儿，靖难后所赐名也。”但亦无具体事迹记载。焦《国朝献征录》之《寺人》，有一些《明史》无传的宦官的小传，但亦无狗儿的传。一个这样重要的人物，而史籍缺载，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原因在哪里？史家各有揣测。但因此事不属本文范围，故这里不涉及。下面仅就我们所看到的有关资料，勾勒一个王彦的小传，暂补空缺。
王彦（1372?—1445），原名王狗儿，永乐时，成祖赐名王彦。尚宝监太监。建州松花江人，女真族。其父萨理蛮在明初率部属归附明太祖，并从征有功。王彦则侍从燕王于藩邸。
燕王朱棣起兵“靖难”时，王彦常在军中担任前锋，屡立战功。如建文二年（1400），朱棣在山东与盛庸对阵时，命都指挥朱荣、刘江，与内官狗儿率精骑三千夜袭。这次战役取得了“破其营，杀数千人，获马三千匹”，并俘获高级将领多人的战绩。建文四年（1402），在淮河流域的争战中，王彦或者与都督陈文筑桥济渡，或者与都督张武随朱高煦突击明廷的军队，与燕王胜利会师；或者在渡淮时与丘福、朱能率骁骑突袭敌营，取得了“尽获其战舰济师，驻南岸”的辉煌战果［12］。
朱棣即帝位后，为了稳定对东北的统治，在大约是永乐五年（1407）时，特派武功声威远播，比较熟悉东北情况的王彦镇守辽东，王彦遂成了首任辽东镇守太监，从此镇守辽东长达30年。成祖敕谕他的任务是：“与总兵官一同镇守辽东地方，整理城堡，操练军马，抚恤士卒，防御贼寇，遇有敌情，相机战守。凡一应大小事务，悉与总兵、巡抚等官计议而行。”并要“兼管神铳，与总兵等官相机使用”。还特别敕谕，“汝为朝廷内臣，受兹委托……务使地方宁靖，边人安业，庶称任使。”［13］所以给他的权力很大，职责也很重。
王彦在镇期间，除日常工作外，还曾护送朝鲜世子李入明朝朝觐。成祖数次远征大漠时，王彦都参与了作战行动，以永乐八年（1410）五月为例，成祖指派王彦参加军事行动，即达十次之多。永乐十二年（1414），王彦又随成祖出征瓦剌，这次他的哨马联络工作没有做好，成祖严厉斥责他“论尔之罪，重如泰山，是尔自取杀身之计”。但是，尽管如此，成祖仍然重用他。［14］永乐十五年（1417），成祖巡视北京，亦是命他“随驾”保护。此外，他还曾经调动六千个民到黑山开金矿，但是，三个月只得金八两，只好停采。［15］
仁宗即位，由于王彦与汉王朱高煦关系密切，又是曾与汉王一起诬陷太子朱高炽（即仁宗）的权宦黄俨的侄子，所以，为了防止他变成地方势力，将王彦召回北京。但是，宣宗时，由于王彦镇守辽东日久，情况熟悉，责任重大，不易找人替代，只得仍让他镇守，而且对他更恩宠抚慰。
王彦有妻吴氏，并拥有田园、盐引、奴仆、马匹等财产［16］。
王彦奉佛，任辽东镇监时，借迎送朝鲜之机，多次向他们大量索取厚纸，用以抄写佛经。又在辖区内大肆修缮和兴建佛寺，如重建普陀寺、端寂寺、兴福寺、天宁寺、仙宁寺，创建双峰寺、福田寺、玉泉寺、崇兴寺、普慈寺。正统年间调回京师后，以自己年将七十，为了“生有重信，没有所依归”，他又请求在昌平县桃谷口兴土木建寺，并得到允准。所建寺颇具规模，有三世佛殿五间，四壁均绘画诸天梵像。后有祖师二殿，天神护法各有所栖。有禅舍、斋堂、方丈室。左右有钟楼、鼓楼。后有藏经阁，内藏金书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六百卷。正统五年（1440）寺建成后，敕赐号“广宁”，寿藏亦在其中。大学士杨荣还为之撰《敕赐广宁寺记》。［17］
三、昌盛
昌盛（1381—1438），神宫监太监，贵州都匀长官司人，可能是苗族或彝族人。
昌盛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入宫，时年十一岁，虽然年纪小，但侍奉太祖小心谨慎，甚得恩宠，所以成祖即位，立刻升他为长随奉御。
昌盛日在成祖左右，应对得宜，因此经常受到夸奖。永乐初年，交刚刚平定，需处理的问题很多，成祖屡屡派他前往办理，八次往返，都没有出现大的差错，成祖更加信用他。永乐十年（1412），成祖派他侍候皇太孙朱瞻基，就是后来的宣宗。昌盛侍奉朱瞻基十四年，小心谨慎，恪尽职守，所以仁宗很器重他。
宣宗即位，为奖赏昌盛多年来的辛劳，立即提升他为神宫监太监。宣宗每次御驾亲征或到此方巡视，都由他前导，处处表现出对他的信用。
宣德二年（1427）到八年（1433），宣宗多次派他与朝鲜籍的宦官尹风、白彦等人作为皇帝的特使，出使朝鲜，为他选取处女、善烹饪的妇女和海东青、土豹、海味等等。选处女的事，虽然在永乐时已开了先例，但毕竟为儒家礼法所不容，永乐时也只能以“贡药材”、“贡白纸”为代号，遮掩朝臣耳目，因此这时为了避免朝臣弹劾，他们都将这些进贡托称是“贡马”，以致朝中大臣鲜有知者。但是，这些事在朝鲜《李朝实录》中，都有详细记载。
昌盛事迹在明代史籍中记载不多，而且都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在礼部尚书胡撰的墓志铭中，对他评价尤其高，说他“性行纯诚”，“累使朝鲜皆能宣布王化，使夷人悦服，朝贡者接踵于道”［18］。但是，在《李朝实录》中，记下的却是昌盛的另一面。
据《李朝实录》载，宣宗二年（1427），昌盛首次出使朝鲜时，便露出了贪财嗜利的一面，除了得到国王的赏赐外，还求索各种珍贵的土特产，以致“赏赐之柜但六，自己之柜百余”。［19］又恣行无礼，“辄鞭笞朝臣”［20］。所以李朝世宗说他“虽俘处女、假犬为名，实为谋利而来”。但朝鲜君臣畏惧明廷，认为这些宦官品质恶劣，难以理喻，又怕他“妄诉朝廷……为异日之大患”，所以不敢和他们相争，只有“忍辱，优待以遣”。于是昌盛更放肆地盗窃朝鲜官员珍宝，所过州县见有美物即取之，又随意夺民间马匹……来去自如，而朝鲜官员对他亦无可奈何。
对于这些情况，宣宗后来亦略有所闻，所以宣德四年（1429）曾谕李朝世宗：“朝廷遣人至王国中，王待以饮食足矣，毋遗以物。”并安慰他们说：“王父子敬事朝廷，多历年岁，逾久逾笃，朕所深知，非左右近习所能间也，王无虑焉。”［21］但是，这谕旨并未能堵住昌盛的贪欲，在宣德五至八年（1430—1433）他一再出使朝鲜，为宣宗索取海青、黄白鹰、土豹，并为辽东都司传诏换易耕牛时，都因为收不到大量贿赂的礼物，而“故为侵逼之计”，给朝鲜制造种种麻烦，让他们防不胜防。以至朝鲜抨击他为人“谲而不正”、“但求自己之私事”，从而通过昌盛等宦官在朝鲜的种种行径，评论明朝的政治：“自古天下国家之乱，由于宦寺，奉使而来者皆此辈也，则上国之政可知矣”。［22］所以《墓志铭》说他“内外驰名”，但实际上他驰的是恶名，他的行径损害了明朝的形象，已经给中朝关系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
四、兴安
兴安（1389—1459），安南贵族的后裔，幼年受过中华文化的教育，通文义。由于出身高贵，有学识，永乐五年（1407）被英国公张辅阉割了带回中国，送入明宫，当时他十八岁。
兴安进宫后，历事太宗、仁宗、宣宗、英宗、景泰帝。宣德元年（1426）升长随奉御，掌管库藏出纳。宣德九年（1434）王景弘等下西洋归来，携回的宝货就是由兴安验收的。正统二年（1437），被差往苏、松、扬、泰各州清理盐法，兼选军士，并清理地方的疑案。由于诸事处置得当，回朝后被晋升为左少监，不久又升太监。并赐给蟒龙服，岁给廪禄，给予很高的礼遇［23］。正统十四年（1449）夏天，由于久旱不雨，怀疑是有冤狱所致，于是派兴安与内阁大学士王文审录刑部、都察院重囚，开了司礼太监主持会审的先例。
正统十四年（1449）秋天，也先入侵，在权宦王振的唆使下，英宗仓促亲征，出发前命王朱祁钰留守京师，政事与司礼太监金英、兴安，吏部尚书王直，驸马焦敬等共同处理。土木堡兵败，英宗被俘，中外震惊。王召集群臣商议战守，当时翰林院侍读徐（后改名有贞）倡议南迁到南京，遭到金英、兴安严厉斥责，他们一致支持于谦坚决抗敌，对保卫京师起了重大作用。当也先的部队进到德胜门外时，又是兴安和另一太监李永昌受命与武清伯石亨、兵部尚书于谦整理军务，开了内臣总京营兵的先例。而景泰初年，正是司礼太监金英犯了赃罪，屡遭朝臣指控的时候，所以兴安就成了最得帝宠、权势最大的太监。
也先俘获英宗后，本来以为拿着这一重要人质可以要挟明廷，可是，明廷已经另立新君，又认真作好防御；而蒙古内部又有势力因与明断绝了贸易关系，受到损失，而与也先有矛盾。也先无奈，只好与明廷议和，让明廷派遣使者前往接回英宗。
英宗返国，对景泰帝的帝位自然是个威胁，这时兴安极力维护景泰帝，阻挠迎接英宗返国。在廷议选派使者时，兴安先是说没有合适的人选，责问群臣“谁可以胜任？谁是文天祥、富弼！”后来又只选派了职位较低的礼科给事中李实前往，敕书又只说报礼，不涉及奉迎英宗的事。李实见到这样的敕书，十分害怕，到内阁请示，途中遇到兴安。兴安知道后斥骂他说：“你只应奉黄纸诏办事，跟其他人有什么关系。”［24］另据《明实录》载，在英宗回归后被软禁在南宫时，景泰帝要废太子，改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当把这事交付朝臣议论时，各大臣都不敢表态。兴安便对他们厉声说：“此事今不可已，不肯者不用签名，尚何迟疑之有？”［25］就是在他这样的逼迫下，朝臣无一人敢违抗，都纷纷签名赞同。显然，在将年仅六岁的朱见济推上太子宝座上，兴安是立了大功的，所以景泰帝对他也特别回护。
景泰五年（1454）十二月，因为同为安南籍而阿附兴安的内使阮绢，为他唆使管工太监黎贤，擅于内府西海子边建佛庵，在西山等处建生坟、佛寺，并因此大量盗用官木等材料之事被揭发，都察院逮捕了阮绢、黎贤，审问得实，把他们判处死刑。但皇帝并不追究兴安的责任，后来连阮绢、黎贤的罪亦赦免了，只命将所建庵寺拆毁，把建筑材料收回便作罢。对兴安的宠信，亦不因此事而稍减。
景泰七年（1456），兵部尚书于谦病重，请假在家，景泰帝派兴安前往探望。兴安一向敬重于谦，并不因为于谦曾谏阻他大量度僧道而有反感，现在在于谦家里，亲见于谦自奉简朴，更是感动，于是将情况具体奏闻，帮他核算需用的钱物，因此景泰帝把尚膳监的酱醋蔬菜之类，都赐给于谦。于谦服的药要用竹沥作引，景泰帝甚至到万岁山，亲自伐竹为沥，给他和药丸。当时有些科道官认为皇帝太过宠信于谦，兴安公开说：“像于谦这样日夜与国家分忧，不要钱，不爱官爵，不问家计的，还有什么人，现在国家正要用人，你们寻一个这样的人来把他换掉吧。”斥得言官们无言以对［26］。兴安对于谦的大力支持，是于谦得以顺利开展工作的重要因素。
景泰四年（1453）十一月，太子朱见济夭逝，景泰帝没有别的儿子，所以太子空缺一直未补上，因此，景泰八年（1457）正月景泰帝病重时，兴安非常焦急，斥责前往探问皇上病情的大臣：“耳目不能为社稷计，日日徒问安耳”，以致众大臣惶恐而退，急急商议立太子的事。但是，还没有等到商议出结果，英宗已经复辟了。
英宗重登帝位，处死了于谦等大臣，杀了景泰帝信用的一批太监如王诚、舒良等。于是给事、御史纷纷上言，指出兴安和王诚、舒良等是同党，应该同罪。但英宗饶了兴安，只把他革职。
天顺三年（1459），兴安在北京去世。他是佛教徒，常斋僧布施，修缮庙宇。遗言以骨灰供奉浮屠。
五、金英
金英（1394—1456），安南人。永乐五年（1407），征服安南返国的张辅大军带了些已经阉割、聪明俊俏的男童到中国，并送入宫中，金英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大约十三四岁。
金英入宫后，历侍太宗、仁宗、宣宗、英宗。在永乐末年大约三十岁的时候，升任司礼监右监丞。仁宗登基后，即将充军交的犯人张定名下的人口、家财包括房产和树株及其女婿田狗儿的人口、田地，都赏赐给了他。宣德七年（1432），由于他的忠诚勤谨，又赐给免死诏。后来又赐给银记，并升为司礼监太监。
英宗朱祁镇即位时只有九岁，太监王振会哄他玩，他也就最宠信王振。于是王振越出金英等太监，独搅大权，出掌司礼监，金英只好处处都让着他。
金英信佛，自称是“奉佛弟子”，正统元年（1436）二月，他以报答前朝各皇帝恩宠为名，用历来所获赏赐的金币以及募捐所得，在仁宗赐给他的武基庄田房舍上建造了一座佛寺。这佛寺颇具规模：中有如来殿，左为观音殿，右地藏殿，前天王殿，后圆觉殿。廊庑绘有五百罗汉像。此外还有钟鼓楼，禅堂，斋堂，僧房，外有山门、金刚具像。正统二年（1437）八月建成后，金英又将赐给的田土、树株布施给寺，作为斋粮。延请明通大师住持，率领僧众朝夕讽诵经文，祝福太宗、仁宗、宣宗永逍遥于极乐，当今皇上万岁圣寿。英宗十分高兴，给寺赐名为圆觉禅寺［27］。
但是，据《明实录》载，正统年间，金英曾先后两次被指控经济犯罪。第一次是正统二年（1437）四月，在京师恃势私创塌店，令无赖子弟霸集商货，垄断买卖，致市场混乱。第二次是正统八年（1443）九月，私牧于南海子及强夺民草。对此，英宗都令锦衣卫究治，但未予重罚。
正统十四年（1449）夏，因天旱，大理寺卿俞士悦等认为这可能是有冤狱所致，于是奏请会审刑部、都察院狱，以消除天变。英宗准奏，命金英同大理寺、刑部、都察院主要官员会审。金英便得以代表皇帝干预司法刑狱事务。会审时，“出则斋敕张黄盖骑导”，在大理寺专门筑来会审的坛上，“张黄盖中坐”［28］，尚书及其以下官员只能在左右列坐。可见金英这时权势之煊赫。
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蒙古瓦剌族进犯明之边境，英宗在王振的怂恿下仓促出征，行前命王朱祁钰留守京师，朝政由金英与另一太监兴安和吏部尚书王直、驸马焦敬共同处理。
英宗所率的部队在土木堡大败，英宗被俘，王振死于乱军之中。消息传到宫中，朝廷内外大为震惊。孙太后立即命王监国，立英宗之子朱见深（后之宪宗）为太子。这重要的圣旨，是由金英下传的。
面对险象环生的局面，王使金英和兴安召集廷臣商议对策。翰林徐（后改名有贞）建议迁都南京，遭到他们严厉的斥责，他们强硬地提出“敢言迁者斩”，支持了于谦坚决抗敌、保卫京师的主张［29］。金英于是更得到了孙太后和新皇帝的宠信。
但是，《明实录》载，景泰初年金英一再被都察院检控违法犯罪。先是金英家奴李庆等多支官盐及挟取民船六十艘运载，并杖死船夫，事后又用丝行贿淮安知府程宗。结果程宗被戍辽东，李庆绞，其余家奴杖，但没有涉及金英。于是刑科给事中林聪等劾金英“怙宠欺君，怀奸稔恶”，并劾左都御史陈镒等官员“畏权避势，纵恶长奸”。景泰帝命锦衣卫逮治陈镒等，但对金英并未处分。
其后，言官又纷纷揭发金英家人受贿或贿赂官员的事，如：金英家奴郭廉、赵显行贿两浙运使吴方大，多支浙盐；行贿盐运司郑崇多支官盐，于是有关人员都受到了严厉惩治。又揭发锦衣卫佥事吕贵升署都指挥佥事后，害怕调出京师会失势，便通过金英家人行贿金英，得以辞去署都指挥佥事，仍任原职。金英又受贿升韩志等为署都指挥佥事；升内使汝住为长随奉御；升都指挥孙镗为都督总兵；升校尉刘信为百户。工部尚书石璞原来是从王振那里谋得职位的，王振倒台后，他又通过行贿金英保住了职位。金英的家人还向营缮所官员及内使叶景荣索要石、草等物料给金英建造私室，等等。并直接提出要对金英“处以极刑，籍没其家”。对此，皇帝下令分别惩治了有关人员，而对金英则仅仅是加以禁锢。
权势煊赫、有保护皇帝和京师功劳的金英，为何在短短的时间内一再被弹劾以致遭禁锢？一些史家认为是由于景泰帝要废太子，立自己儿子朱见济为太子时，遭到金英的反对。但这些说法没有很确凿的证据。
景泰三年（1452），景泰帝宣布易储，废朱见深，立朱见济为太子，并因此大赦天下，金英亦在这时被释放。不久，出使南京。
其后，据其墓志铭有“命往南京安处，以就优闲”［30］的记载来看，金英可能是升调为南京守备太监以终，葬于南京。
金英有妻，嗣子名福满，养子名周全。周全累官锦衣卫带俸都指挥佥事。都指挥是流官，按制度是不能承袭的，但周全死后，宪宗特准由其侄周广袭职。
六、覃昌
覃昌（1433—1493），字景隆，别号葵庵，广西宜山县人，司礼监掌印太监。正统十二年（1447）被选入宫，送内书堂学习。天顺年间，为太子朱见深伴读。天顺八年（1464），朱见深继位为宪宗，立即升他为奉御。不久，再升针工局右副使，管针工局事。成化元年（1465）提升为司礼监右少监。成化二十一年（1485），掌司礼监印。在司礼监期间，单是为皇室主持选妃、皇子冠礼、太皇太后上徽号等等大礼，即达十多次。曾受赐蟒衣、玉带、庄田及各种珍宝。又受赐象牙印章二枚，分别镌有“忠诚不怠”、“谦亨忠敬”字样。金石印章各一枚，分别镌有“才华明敏”、“补衮宣化”字样。
弘治六年（1493）病逝于私宅，孝宗三次派礼部官员谕祭，由工部给棺营坟，坟有祠，赐额为“褒德”［31］。
七、萧敬
萧敬（1438—1528），字克恭，别号梅东，延平府南平县（今福建南平市）人，司礼监太监。自幼入宫服役，因聪明伶俐，被选入司礼监内书堂读书。他学习努力，进步很快。天顺初年，任长随。时英宗在便殿慰劳赏赐近臣，金和钱串堆积甚多，分发得很快，萧敬一一登记，核算得毫无差错。英宗由是发现他很有心计，所以信用他。天顺二年（1458）升为奉御，不久，再升为御用监左监丞。天顺五年（1461），升右少监。英宗宠爱他，相继赐给他蟒衣、玉带和多种珍宝。端午节那天，皇帝亲自检阅射箭，指着他说：“知道你会写文章，还会射箭吗？”萧敬立刻按着马鞍，连发三箭，箭箭中的，英宗十分高兴，从此对他更加关怀、赏识，把他升为太监，佥书监事，每年还给禄米若干石。他奉使到荆州、襄阳办事，各地方官的奏报，都说他行事清静，注意影响，没有骚扰老百姓。天顺八年（1464），英宗去世，他被派到神宫监负责烧火。
成化三年（1467），调到内宫监，负责管理仓储粮饷。他的账目出纳清楚，把过去一些弊漏基本上剔除了，因此，过了不久，便晋升为司礼监佥书，并受命前往勘查武冈、蕲州等藩府的大案。在那里他排除干扰，审问清楚，办案公正，回来汇报情况亦扼要清晰，宪宗对他很满意。但是，萧敬与当时掌管东厂的权宦尚铭关系密切，而尚铭则是一个罗织京师富宝勒索重贿，“卖官鬻爵无所不至”的人，在成化末年，他终于被抄家，谪放到南京当净军。所以，成化二十三年（1487）宪宗去世时，为躲避牵连，萧敬主动请求干宦官谁也不愿干的事——到裕陵司香。
弘治初年，萧敬还是免不了屡次受到朝臣弹劾。但孝宗庇护他，为他开脱，曾对刘大夏说：“萧敬是我的顾问，但我一直都没有给他权力。”［32］
弘治三年（1490），司礼监出了空缺，大家都认为萧敬是最老成、最有经验的人，于是起用他为司礼监太监，参与一些重大的军政问题。他为人谨慎，熟悉典故，每当皇帝询问什么事，他都了如指掌，能按规章制度给予清楚的、详细的回答，而且常有正言规谏，所以孝宗很重视他，多次命他负责安排冠、婚、丧、祭等多种重大的典礼，检阅团营兵马。受命会同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审讯重大案件时，他审问得仔细，判得很恰当。当时张皇后的弟弟寿宁侯张鹤龄，建昌伯张延龄，都借着帝后的宠爱，纵容家奴违法乱纪，科敛钱财，被朝廷内外许多官员弹劾，但孝宗都不予追究。可是，当案子落到萧敬手里时，他按照法律作了判处，不稍宽贷，这使得大家对他都很信服。
弘治十八年（1505），孝宗病危，把太子托付给萧敬，这就是后来的武宗。
正德初年，萧敬请假回私宅。正德七年（1512），武宗起用他为司礼监掌印太监，赐给他绣着坐蟒的袍子，准许在宫中乘小轿出入。这时他已经七十四岁了，但对时事仍然能常常提出好的意见。正德十二年至十四年（1517—1519），武宗经常打着“巡视”的幌子，到外地游荡作乐，萧敬和一些宦官、朝臣极力劝谏，都无法制止。武宗让他留守京师，京师内外的人都重视他，依靠他。但是，由于他曾和宁王朱宸濠有交往，所以朱宸濠谋反失败后，武宗虽然因为萧敬年老，不予逮捕，但仍罚了他的钱，并把他罢免［33］。
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病逝，无子，由藩王朱厚入承帝位，就是世宗。世宗因为萧敬德高望重，又熟悉宫廷各种事务和礼制，所以特地诏令他入宫，管理机务。世宗到南北郊祭祀，逢年、节、四时用酒食祭拜太庙，视察国子监，耕籍田的时候，都由萧敬侍从。这时萧敬已经是八十五岁高龄了，但仍然头脑清楚，精力充沛，在宫中进退周旋，行步不差尺寸。但是弹劾萧敬的官员亦不少，如张原在《请逐太监萧敬疏》中，说他“囊橐积资不下一二十万”［34］。毛伯温弹劾他阴谋援助已被判死罪的宦官张锐、张忠等，请亦判他死刑［35］。萧敬请求补监局工匠一千五百人，兵部尚书彭泽坚决反对，世宗亦接受了彭泽的意见［36］，等等。但是，这些情况在大学士杨一清给他写的墓表中，都没有反映。
嘉靖元年（1522），萧敬屡受廷臣弹劾，请求告老退休。世宗准了他的请求，并念他过去的功劳，除年俸外，每月再加米十石；每年拨人夫十人给他役使；逢年过节都像过去一样赐给时令食品。这样的待遇，比退休的内阁大学士还要好，也是以前的宦官从未得到的。
嘉靖七年（1528），萧敬在宫外私宅病逝。世宗命司礼太监赖义负责丧事的礼仪，御马监太监韩锡等综合办理有关丧葬的事。谕祭三坛，赐新钞三万缗。敕命要切实办好棺木、造墓、建享堂等事。皇太后赐给白金一百两，文绮四表里。大学士翟銮为他撰墓志铭，杨一清为他写墓表。
萧敬悟性很好，小时读书就能明道理，后来更利用宫中藏书丰富的有利条件，博览典籍，故学识丰富。他写的诗品格清高飘逸，没有华丽的语句。他的书法开始时是临摹欧帖，后来转为沈体，尤其爱好草书。他历侍六个皇帝，仕途也有起伏曲折，但亦四次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四次任司礼监掌印太监，前后长达五十年。他名下的宦官有百人之多。他对待士人温和恭敬，杨一清在内阁时，屡次因为公事有接触，有时杨一清反驳武宗的意见，语中对萧敬亦不是那么客气，但萧敬并不介意。萧敬虽然也干了些违规的事，但还不至揽权谋利，拉帮结派。他不满其他权宦的敛财，虽然在皇帝身边几十年，但第宅始终还是原来那一间，没有为自己添置什么产业。退休后更是甘于林下之乐，杜门不出，绝口不谈时事，只和相知的来客赋诗、鼓琴、下棋。垂危时，告诫他的侄子、侄孙说：“做臣子的人，最重要的是不要欺骗。”其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像他这样不敛财，不滥用权力的宦官，在明中叶后是比较难得的。
萧敬的侄孙萧是锦衣卫指挥使，从孙萧韶、萧歆都是进士，还有几个任锦衣卫［37］。
八、高凤
高凤（1439—1513），司礼监太监。字廷威，号梧冈，涿州人。正德年间宦官“八虎”之一。自幼进宫，景泰七年（1456），选送内书堂读书。天顺二年（1458）英宗命他管理司礼监的书札。天顺八年（1464）英宗去世时，参与办理丧礼。宪宗即位，又参与办理纳皇后礼。成化十一年（1475），授奉御。十八年（1482），晋升为惜薪司右司副，次年，即受命主管惜薪司的事。成化二十年（1484），到襄王府致祭。二十一年（1485），升内官监右少监，仍然代理惜薪司事。
弘治二年（1489），孝宗命他办理秀怀王陈夫人的丧礼。三年（1490），负责办理岐王就藩邸的事。次年，升左少监。弘治五年（1492），奉使到辽王府，回来后，特命为东宫典玺局丞，侍候太子朱厚照（后来的武宗）讲读的事。高凤勤于职守，讲官进讲的功课，他每天都给太子复习，对太子的生活言行，常加以有益的劝导。弘治七年（1494），受命致祭顺妃。弘治十一年（1498），赐给蟒服，准许在宫中乘马。调入司礼监，任太监，仍兼管东宫典玺局的事；又赐给玉带。弘治十六年（1503），因病请假，孝宗多次命太医前往诊治，并赐给御用药。高凤进宫叩谢时，步履不稳，孝宗命他乘轿子。弘治十八年（1505），孝宗去世，武宗即位，命他掌管机密，正德初年的一些新政，都是由他提议或奉行的。因此赐给他岁禄二十四石。命他负责办理孝宗的丧事；太皇太后又命他主持武宗的婚事。正德元年（1506），大婚礼完成后，又加岁禄，前后加至八十四石。高凤累次称病，求退休，武宗反复挽留，才批准了。命他回归宫外私宅，但品级俸禄不变，又再加给内库米十石，柴夫十人。后又曾召入视事。正德四年（1509）再辞职，后三年，去世。武宗命司礼太监赖义，御马监太监李能，内官监太监刘英、杨森、朱辉办理他的丧礼，礼部谕祭，工部办理葬事，赐给银币、米、布为赙，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亦分别赐赙。给他的祠堂赐额“褒贤”。吏部尚书、大学士李东阳为撰墓志铭［38］。
高凤之父，赠荣禄大夫、后军都督府都督同知。从子五人，得林历都指挥同知，掌管锦衣卫事，奉勒缉访，即进行特务活动，后官至后军都督。得荣是尚宝司丞。从孙六人，其中三人是锦衣卫百户，三人是涿鹿卫百户。
高凤在刘瑾擅权时，是他的羽翼，尽管一再遭到官员的弹劾，但武宗仍然宠信他，给他的“禄赐山积”。
九、刘瑾
刘瑾(1451—1510)，明武宗时的太监，从正德元年到五年，操纵朝政，是明代擅权乱政最严重的权宦之一，当时即有“立的皇帝”之称。
刘瑾是陕西省兴平人，祖上本来姓谈，只因他在六岁以前的幼年便净了身，依靠姓刘的太监得以选入宫中，所以改了姓刘，连他的父亲也改名刘荣。正德三年(1508)，刘荣被封为后府都督同知。
刘瑾在景泰年间(1450—1456)初进宫时，只是乾清宫中一个普通的厮役(“答应”)。孝宗在位时，他犯了宫内的规矩，几乎被处死，后来侥幸得到赦免，由权宦李广引荐，转到东宫侍候太子朱厚照，即后来的明武宗。
刘瑾是个聪明人，他吸取了过去的教训，处处小心，察言观色，百般讨好太子。武宗即位，让他掌管钟鼓司，负责皇帝出朝时的钟、鼓及内乐、传奇、过锦、打稻等杂戏。这时，他与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等几个曾侍候过太子，得到武宗宠幸的大太监结成了新的权宦集团，人们惯称之为“八虎”。“八虎”中，又以刘瑾最有胆识，最有口才，有“利嘴刘”之称。他仰慕正统年间(1436—1449)专权跋扈的司礼监太监王振的为人，野心勃勃，深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有王振那样显赫的权势。他常常向武宗奉献飞鹰、猎犬、歌舞、摔跤等等游戏，并偷偷地带皇帝易服出外游玩，侍奉得这个年仅十五六岁的少年天子心花怒放，很快就得以提升为内官监太监，负责营造宫室、陵墓、冰窖、制作铜锡器的妆奁等事，还总督团营——在京都的主力军。武宗自己则成了明代历史上以荒淫著称的皇帝。
刘瑾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恃着武宗的宠爱，拒绝执行孝宗临终时提出的、撤销提督军营的监枪太监和各城门监局的命令。他告诉武宗，镇守太监是个肥缺，司礼监历来从这上面捞到不少好处，挑唆武宗将各处镇守内臣撤回，另外委派一些人，条件是这些人得各自上贡一二万两银子给皇帝。又奏请设立皇庄三十多处敛财，供武宗挥霍并养肥自己。这些皇庄共占地三万七千五百九十五顷，管庄宦官、校尉在庄内横行霸道，以致京师一带农民饱受其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