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廷大臣对刘瑾等的所为极其不满，纷纷上疏谏止皇帝无止境的游乐，揭露和指责刘瑾等的行为。五官监候杨源更用星象有变化告警来进谏，使皇帝的思想上也有了一点震动。大学士刘健、谢迁等又接连疏请武宗勤政讲学，整肃纲纪，处死刘瑾；户部尚书韩文率众大臣上疏，也提出了同样请求。武宗感情上割舍不下，又碍于已经激起了托孤老臣及满朝文武公愤，不得已，只好派司礼太监王岳等到内阁，与阁臣商议遣送刘瑾等到南京。但三去三返，刘健等都坚持要处死刘瑾。王岳、范亨、徐智等正直的太监也很憎恨“八虎”，他们向武宗原原本本地讲述了阁臣的意见，表示支持这些意见。这时，刘健又约韩文及朝中的主要大臣在次日早朝时当面力劝皇帝。朝臣计议已定，奏章亦已准备好，这个计划却过早地泄露了，怀有二心的吏部尚书焦芳飞马向刘瑾告了密，也有说是李东阳告知刘瑾的［40］。
在群臣强大的声势面前，刘瑾害怕了，他决定先发制人，当晚即领着马永成等围在武宗面前痛哭求饶，并伺机挑拨，说武宗信任的王岳为了勾结阁臣限制皇上的行动，才先要把他们几个人去掉。还说，如果司礼监掌握在得力的人的手里，这班文官怎么敢这样大胆放肆。武宗听了果然大怒，立即任命刘瑾掌管司礼监，刘永成掌管东厂，谷大用掌管西厂，并连夜逮捕王岳等太监，把他们发配到南京当净军。
次日，众大臣早朝时，才知事态已经急剧逆变，一个个惊得目瞪口呆。于是刘健、谢迁、李东阳提出辞职。武宗挽留了李东阳，同时任命焦芳入阁，派人追到路上把王岳、范亨杀了，打断了徐智的手臂。
就这样，刘瑾在正德元年(1506)十月，打入了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中权力最大的司礼监，在三年(1508)六月，谋得了司礼监掌印太监的职位。
刘瑾自进入司礼监后，窥测时机，总是乘皇帝寻欢作乐时才上奏本，惹得武宗厌烦地撵他走，说：“我用你干什么，这样来缠我。”于是刘瑾便以遵旨行事为名，利用武宗的宠信和手中的权力，自作主张，左右朝政日甚一日。他借故撤了韩文的职；杖责请求留用刘健、谢迁的给事中吕、刘和南京给事中戴铣等六人，御史薄彦徽等十五人；把负责守卫南京，曾经帮助吕、刘递奏疏的武靖伯赵承庆的俸禄削减一半；迫应天府府尹陆珩、南京兵部尚书林瀚退职还乡。对敢于营救戴铣等人的大臣，如南京副都御史陈寿、御史陈琳、王良，主事王守仁等，亦分别给予降职、杖责的处分。
刘瑾的势力越来越大，他吹毛求疵地指责官员们微小的过失，派出特务到处侦察，使人防不胜防，不敢谈及他的问题。为了进一步独揽大权，他派遣自己的党羽宦官分别镇守各边防要地，以官职收买人心。武宗即位时，鞑靼小王子部入侵宣府，武宗命保国公朱晖和监军太监苗逵、右都御史史琳率兵前往。小王子部转掠大同，被参将陈雄在顺圣川击斩八十余人，夺还被掠去的两千七百多人。朱晖等以此奏捷，列有功将士达两万余人，其中大量是虚报的，但因为苗逵的原故，武宗全部都给予奖赏。刘瑾掌权后，朱晖又再次请赏，兵部力争，无效，于是朱晖被加太保，一千五百六十三个官校得到提升，从此边赏日滥。刘瑾又传旨把锦衣卫的官职授给数百人。但李东阳等在孝宗时奉旨编纂的《历代通鉴纂要》编成时，刘瑾却诬陷各翰林纂修官抄，写得不恭谨，统统给予谴责，而命令在文华殿负责书写的张骏等重新抄写，然后越级提升他们。张骏由光禄卿提升为礼部尚书，其他几人如周惠畴、高岱等等，均被任命为京城的大官。连装潢这本书的工匠窦瑁等七人，也都升了文思院副使。
刘瑾对官吏施以戴枷的刑罚，给事中吉时，御史王时中，郎中刘绎、张纬，尚宝卿顾璇，副使姚祥，参议吴廷举等，分别因曾上疏揭发刘瑾、两广总镇太监潘忠，或其他一些小过失，被枷得奄奄一息，才发放去充军。其余被枷死及被逮捕的人无数。
刘瑾恨锦衣佥事牟斌对在狱的戴铣、刘宽大，所写的狱词中直写“权奄”二字，且不肯涂改，便假传圣旨廷杖他，然后关到狱里。顺天府丞周玺以及五官监候杨源，亦被廷杖致死。为了对付称病不出的官员，刘瑾通告：凡生病缺勤三年者，免官为民，逼迫这些人出来为他效力。御史薛凤捕盗无功，徒善骑射，被降为徐州射手［41］。
正德二年(1507)三月，刘瑾召集群臣跪在金水桥南面，听他宣读“奸党”的姓名，其中包括在言行中反对过他或其他宦官的官员，如大学士刘健、谢迁，尚书韩文、杨守随等，各部司官李梦阳、王守仁等一共五十多人，这些官员都是以正直、忠心知名的，这时都被革职或勒令辞职回乡。他又下令吏、户、礼、兵、刑、工六科的官员大清早便要上班，很晚才准回家，使他们得不到休息，以事折磨。又限制给文官封诰，狠狠整饬文官小吏。对空出来的职位，则迅速安插上自己的党羽。
宁王朱宸濠阴谋篡夺帝位，请求恢复在先朝被革职的护卫，遭到兵部反对。后来朱宸濠以重金贿赂刘瑾，便得以达到目的。有了这武装力量为基础，朱宸濠大肆活动，篡位的阴谋遂得以变成行动。
武宗上朝时，刘瑾站在他的右方。群臣拜完君王，都得向东北作一揖，故人均称武宗为“坐的皇帝”，刘瑾为“立的皇帝”［42］。随着权力的日渐膨胀，刘瑾把武宗视为傀儡，公然把奏章带回家中。他本身不通文墨，每次批示奏疏都先和妹夫、礼部司务孙聪，松江县秀才出身的棍徒张文冕商议、起草，然后交给焦芳润色。对这样炮制出来的批示，李东阳只能点头赞同，不敢有任何非议。遇有重大问题要处理而刘瑾又刚巧不在时，李东阳还得派人把奏疏送到河下刘瑾住处，征求刘瑾意见，才敢下笔批答［43］。于是刘瑾更加恣意作威作福：有个罪人溺水死了，他硬判定这是御史匡翼之的过失；对学士吴俨索贿不遂，又听信都御史刘宇的谗言，憎恨御史杨南金，便在考核地方官吏时借故罢了这两人的官；任命播州土司杨斌为四川按察使；任命家奴的女婿闾洁督察山东学政。
刘瑾的权势这样大，以致公侯勋贵、皇亲国戚都没有人敢和他平起平坐，私下见他时，一个个都向他叩头、作揖。百官见他即不觉下跪，甚至有一个叫邵二泉的无锡人，和同官一人因公事往见刘瑾，刘瑾怒斥同官时，邵二泉竟惊到双腿发软，站立不住，尿都吓出来［44］。
当时给皇帝上奏折，先要用红色帖子送给刘瑾，称为“红本”，然后再上报通政司，称为“白本”。奏疏中对刘瑾只准称“刘太监”，不准写他的名字。都察院一次审判重罪犯，在定罪的奏疏中不小心写上了“刘瑾传奉”字样。刘瑾看到后恼羞成怒，狠狠地申斥他们，直到都御史屠带领下属跪下道歉，让刘瑾痛骂一顿，才算了事。因此谒见刘瑾时，拜帖一般都写“官某顿首拜禀见”；还有的竟称他为“顶上”，或自称“门下小厮”。
刘瑾又常派人外出查盘。正德二年(1507)三月，遣科道官查盘天下军民府库［45］；十一月，遣科道官查盘天下粮储［46］。三年(1508)五月，命科道官查核各边年例银［47］；七月，差科道官查盘两淮运司革支盐引［48］。四年(1509)三月，命直隶巡按罗查盘万全、大宁二都司及所属卫所军器［49］。十二月，命科道官查盘两直隶及各省钱粮［50］。同月，命工部员外郎王查盘遵化冶铁厂岁办铁料、夫匠、柴炭等，并规定今后工部管厂官交待之日，必查核明白方许离任［51］。这些查盘在当时都起了极大的影响。如对各边年例银的查盘，户部原只准备查核军马见存及故物若干［52］，而刘瑾却要对几年来年例银的开支作总清查。与此同时，又禁豪强兜揽各边粮草，由殷实之家报纳；惩治由于失职致造成边库粮草大量损坏的官员［53］。于是都御史周南等五人，布政以下孙禄等十人，都被连同以前已经被赦免的罪一起论处，关进监狱，追逼补缴边防的军粮，以致刘宪死于狱中。
又如宦官韦核广东库藏，奏应解诸物多霉烂；梧州贮盐利军赏银六十余万两没有及时解送。于是逮捕原总督两广的右都御史潘蕃及前总督刘大夏，前左布政使沈锐等八百九十九人，全部被罚运米到边库。其实这些受罚的官员中，许多人所以受罚主要在于曾开罪刘瑾，而不是由于失职造成的大小过错的本身，所以受到的责罚特别重。如刘大夏，他曾根据孝宗遗诏，上奏罢免宦官六百八十三人，又曾揭发刘宇的罪状，所以被乘机抄家，七十多岁还充军。又如张鼐，曾反对刘瑾因受贿而曲法宽贷贪官和杀人犯，冒政没有按照刘瑾的暗示送去贿赂，马中锡反对刘瑾的走狗朱瀛等几百人冒认边功，等等。
刘瑾还令天下军民府库要将存留全部解送京师，使郡县积储为之一空。后来杨一清对此情况加以揭发，说这些解京财富一半落到了刘瑾腰包里。
刘瑾还插手盐法。正德四年(1509)闰九月，他上疏奏请免征天下户口食盐；令巡盐御史躬亲掣验；禁空文虚引；禁私贩夹带［54］。太监杨镇携长芦盐八千引往南京易银买丝织造时，自己又买了私盐混在一起装载，并沿途向地方官民要挟贿赂的情况，就是被内行厂告发的。查核盐税时，又杖打了巡盐御史王润，逮捕了前盐运使宁举、杨奇等。杨奇死后，连孙女也被卖掉。但是，刘瑾本人却曾以海鲜为名，夹带私盐，被长芦巡盐御史涂祯拒绝。刘瑾索涂祯赂，涂祯却空着手去见他。刘瑾大怒，矫旨杖三十，戍肃州［55］。
查核宫内掌贮银朱、乌梅、黄丹、百药煎之类的甲字库时，刘瑾把尚书王佐以下一百七十三人分别降职或流放。但都给事中许天锡清查内库时，查出刘瑾多次贪污，却不敢揭发，只好揣着奏疏自杀尸谏。也有人说是刘瑾知道许天锡要揭发他，抢先把他缢死的。
刘瑾又提出罚米法，曾开罪他的官员都被罚把米运到边疆的仓库，以充军粮。过去的尚书雍泰，都御史杨一清等数十人，全都因此倾家荡产。对已死者，则逮捕他的妻子儿女。
刘瑾这一系列措施，激起了官员们强烈的反感。
正德三年(1508)夏天，在宫内的大道上发现了匿名信，信中揭发、抨击了刘瑾的所作所为。刘瑾便假传圣旨，召集全体官员跪在奉天门下，自己站在门的东面责问他们。傍晚，又把五品以下的官全部关到监狱里。当时，京城百姓汹汹罢市。各官被解送锦衣狱途中，卖饭的百姓纷纷把饭免费送给他们。第二天，大学士李东阳为被捕的官员申诉，设法营救，刘瑾听到一点风声，才说这封信是宦官中的人干的，释放了这些官员。但主事何钱，顺天推官周臣，进士陆伸已经中暑死了。
这天天气酷热，太监李荣把冰镇的瓜分给官员们吃，刘瑾很恨他。太监黄伟愤慨地对官员们说：“匿名信里所写的都是为国为民的事，写的人自己站出来承认；虽然死了也算得上男子汉大丈夫，何必无辜连累他人。”刘瑾知道后大怒，当天就强迫李荣离职，把黄伟放逐到南京。
刘瑾又改荣府旧仓地为内办事厂，即京师所称之内行厂，由他自己直接指挥，权力在东、西厂之上，不仅侦察、镇压反对他的一切官民，而且东西二厂也要受他监视。两厂为了争得刘瑾的青睐，保住自己的地位，各自纷纷派出特务四处活动，以至穷乡僻壤的老百姓见到骑着高头骏马，衣饰华丽，操京师口音的人，就吓得四散躲避；地方官员一得到这风声，就赶快去献贿赂，谁也不敢打听这些人的来历和任务。于是一些流氓乘机招摇撞骗，敲诈勒索，弄得天下纷扰，百姓连大气也不敢喘。
内行厂侦缉用刑，也比东西厂更残酷，罪无轻重皆决杖，永远充军边境，或给戴上重一百五十斤的枷发配。官民即使犯很小的过失，也难逃他的惩罚，以致非法枉死者达到数千人，大臣也有被他们抄家的。锦衣卫使石文义又是刘瑾的死党，于是厂卫相助为虐，厂卫之称遂由此始。
刘瑾还命令把在京师谋生的外地佣工全部轰走；寡妇一律要嫁人；未葬的尸体都要火化。以致京师骚动，外地到京的佣工如酒保、磨工、卖水者等一千多人，相聚于城外东郊，公开抢劫，声言拼死也要刺杀刘瑾。刘瑾害怕出大乱子，只得虚张声势地杀了为首的一个人，便草草收场。
刘瑾贪财无厌，纳贿其门者谓万为“方”，千为“干”［56］。原在焦芳手下的西安人韩范，就是专门帮刘瑾收受贿赂、讨价还价的爪牙中最著名的一个［57］。当时官员凡进京朝见皇帝，或从外地出差归来，都得先见过刘瑾，送上份厚礼，才能去见皇帝。布政使上京送礼的分例是两万两，拿不出来的，就先在京师借，然后回到地方上设法偿还，时人称为“京债”。给事中周钥出差归来，因借不到钱送礼，急得在途中自杀。刘瑾的党羽张彩是较有政治眼光的人，他不仅劝刘瑾加强对宦官的约束，而且对他说：“现在人们送给您的，不一定是他自己的东西，往往是在京借了钱，然后回去用公款偿还的。您何必因此结怨，留下后患。”刘瑾认为讲得有道理，刚好御史欧阳云等十几个人又按惯例送来贿赂，刘瑾于是把他们都判了罪。
刘瑾派给事中张衿等，御史房瀛等十四人分头到各地查盘。各地方各部门为此加紧搜刮，以充实库金。刘瑾派出的人为了讨好他，专门充当打手，弹劾了尚书顾佐、侣钟、韩文和他们以下的几十个人。给事中安奎等，御史张等因为没有重大的问题可弹劾，也被关到监狱里。安奎、张受枷刑濒死，李东阳上疏营救，才被释放，削职为民。其余的人分别受到杖打、申斥。官员即使对刘瑾稍有不满，也要遭到申斥、降职、流放等处分。
刘瑾还假造圣旨，抄了已去世的都御史钱钺，礼部侍郎黄景，尚书秦的家。凡刘瑾逮捕的人，一家犯法，邻里均受牵连。在河边住的居民犯法，甚至株连到河对岸。刘瑾屡次制造大案，使冤号遍道。《孝宗实录》编成，参加编纂的翰林都应该得到提升，刘瑾却恨翰林们从来不来巴结自己，把侍讲吴一鹏等十六人，全部调到南京的六部去。
这时内阁的焦芳、刘宇，吏部尚书张彩，兵部尚书曹元，锦衣卫指挥杨玉、石文义，都是刘瑾的心腹。刘宇首先献万金，开重贿刘瑾的先例。曹元对将校的升降任免，全部听从刘瑾的意旨。杨玉在考选军职时擅自决定去留，滥派旗校侦缉，成了刘瑾得力的帮凶。石文义是太监石岩的养子，负责北镇抚司事，被捕官员凡纳贿数量未能满足刘瑾要求的，他都不予审理。
刘瑾这一伙人还改变关于官吏考选、升迁的制度，打破京官六年、外官三年考察一次的制度，准许吏部不定期考核。有司粮未完时，升迁或调动者不能离任。在举人、监生选官时，增试时务策及行移告事［58］。因为满剌加国使臣亚刘原系江西人，曾企图谋反，便裁减江西乡试五十个名额，又增加陕西乡试一百个名额，河南乡试九十五个名额，以拉拢他自己和焦芳的同乡士人。对翰林的考核，则除翰林院本院的考核外，还要会同吏部考察［59］。
正德二年(1507)闰正月，刘瑾假传圣旨，令吏、兵二部凡进退文武官员，先要到刘瑾处议论通过，才准上奏本。于是官员公开进行贿赂，有些今日升职，因谢礼太薄，明日又革职或强迫退休的；也有因送了贿赂而起用或滥加提升的。如都督神英因重贿刘瑾，自己上报边功，得以提封为阳伯，给予诰券，俸禄增至八百石。武状元安国应任用为指挥使，赴陕西三边立功，但因为他与同年六十人均无钱行贿，刘瑾便将他们编入行伍戍卒中。平江伯陈雄不送贿赂，被刘瑾诬为贪污，不仅夺了先朝赐给的免死诰券，而且削爵抄家，全家被押送到海南充军。边境的将官违法，只要送来厚礼，便不予追究，甚至反而被提升。又令全国各地巡抚均要到北京来接受敕封，以便勒索他们。延绥巡抚刘宇拒绝进京，被捕下狱；宣府巡抚陆完到迟了，几乎获罪，赶快送厚礼给刘瑾，才让他作为试用人员上任。
二年(1507)三月，刘瑾又下令裁革各衙门官员数百人。但各处镇守太监、总兵、巡抚、副参、游击等官，只要是由他门下出身的，不论贪污、年老、有病，一概保留。都指挥以下一级官员，只要刘瑾写个“委任××为×官”的纸条，兵部就立即照办，不敢再奏。因为谢迁是浙江余姚人，因而不准余姚人担任京官；因为焦芳讨厌江西人彭华，亦不准江西人担任京官。
在刘瑾权势极度膨胀时，他连皇帝宣布的大赦都不予理会，严刑峻法如故。刑部尚书刘无所弹劾，遭到刘瑾痛骂，只得赶快弹劾自己下属王尚宾等三人。给事中郗夔查核榆林战功，刘瑾托他徇私，被他严词拒绝了。次日，刘瑾又派使者在途中威胁他，遭到郗夔的痛斥，使者立即出示逮捕令，以致郗夔气得自杀。许多官员因此更加奉承、讨好刘瑾。兵科给事中屈铨、祭酒王云凤曾先后请求将刘瑾处理各种事情的文件，按六部的顺序编集成书，作为法令，在全国颁布。王云凤被刘瑾斥为“何物祭酒，一口猪毛”后，不仅惶恐谢罪，而且请刘瑾到太学视察。刘瑾之兄，后军同督府同知刘景祥死时，不仅武宗赐祭葬加等，公卿百官更是争先恐后前往吊唁，至第宅前车马拥塞，道不通行。将要下葬时，百官们又往设祭，重致钱帛，称为“辞灵”，以讨好刘瑾。
刘瑾还派党羽清丈土地，尤其注意清丈各边的屯田。从正德元年(1506)十月至四年(1509)二月，对庄田、屯田等分别进行了九次局部的清丈。四年(1509)八月更大规模地遣官四出丈量屯田，涉及的地区有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蓟州、沧州。大规模的清丈屯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朝廷对屯田的控制，查出了一些被官豪势要侵吞的土地，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有关人员溢额邀功和敛银送给刘瑾，任意劾治官员等问题，甚至拷打边军的妻子。给事中高在沧州丈量，劾治了六十一人，其中包括了他的父亲高铨。以致不仅蒙受损失的官豪势要反应强烈，屯军亦发生骚动。辽东锦州、义州的屯军焚烧官署，殴打官员，而宁夏武官则参与安化王的变乱。因而宁夏变乱发生几天后，只好把丈量的官员撤回来。
明代宦官都十分迷信，刘瑾亦不例外。为了炫耀富贵，表示孝顺，祈求长生，刘瑾在陕西原籍大兴土木，为父母兴建了有碑亭石器的祠堂、坟茔；建义勇永安王庙，请得武宗赐额“忠义”，令地方官每年祭拜，并颁敕加以保护，立石碑刻上祭器、房屋的数字，以防止被侵占偷盗。又于京师朝阳门外霸占了几百顷地，用数十万银子盖玄明宫，供奉玄天上帝。玄明宫规模极为宏大壮丽，时人记为：“千门万户谁甲乙，玄明之宫推第一。”这里“九仞为台十仞池”，“两观悬朱日，三梁架彩虹。蛟螭蟠楝赤，琥珀挂帘红。凿水规溟渤，为山象泰嵩。千门迷紫雾，十阁概玄穹。丘垅围丹竹，祠堂列锦枫。深林游鹿豕，仙域守罴熊”。这浩大的工程耗去无数人力物力，起盖时“千人举杵万人和”，“千人力尽万牛死”；“南国樟尽，西峰土石穷”［60］。盖好后，武宗又赐给祠额。以后，又奏请朝阳门外猫竹厂地以供香火。所谓猫竹厂地，原系堆放猫竹木料的五十多顷空地，后陆续有官民在那里居住、营生、庐墓。为了取得这地，刘瑾拆毁了官民房屋一千九百余间，发掘了民坟两千五百余冢。居民虽已他迁，但力能徙葬骸骨者无几，以致白骨垒垒暴露于野，冤号之声沸于郭外。
正德五年(1510)四月，安化王朱以诛刘瑾为名，起兵造反，在文告中宣布了刘瑾的种种罪状。地方官员由于害怕刘瑾，谁也不敢把这事上报，刘瑾自己则赶快把文告藏了起来，只奏报朱造反，并起用都御史杨一清、太监张永为总督，前往讨伐。当刘瑾独揽大权时，“八虎”中内部矛盾重重，其他人对他有什么请求，他都不太愿意答应，所以马永成、谷大用等都怨恨他。张永势力较大，对刘瑾又不大恭敬，于是刘瑾伺机调张永到南京，通知要立即起行，不准再进宫门。张永大怒，冲到武宗前与刘瑾争辩，并挥拳殴打刘瑾，被谷大用等劝住，才免了外调，所以深恨刘瑾，张永的这种情绪在征讨朱的过程中，时时在杨一清面前流露出来。杨一清乘机煽起张永的勇气，给他出了点子，张永遂决心除掉刘瑾。
平定朱后，张永在报捷的奏疏中，提出在八月十五日向皇帝献俘，刘瑾要他推迟一些。当时京师风传刘瑾要在八月十五前后造反。张永恐怕会发生事变，便提前入宫。举行献俘仪式后，武宗设宴慰劳张永，刘瑾等都在身旁侍候。晚上，刘瑾先回归自己的宅第，张永拿出朱的文告给武宗看，同时把刘瑾犯法的十七件事告诉武宗。皇帝这时已有醉意，低着头说：“刘瑾辜负了我”，张永说这是大事，不可拖拉。于是在马永成等的支持下，连夜逮捕了刘瑾，把他关在菜厂，并派官吏、校尉查封了他在宫内外的住宅。次日晚朝后，武宗把张永的奏疏出示内阁，并下令把刘瑾降职为奉御，发放到凤阳。由于事情发生得太过突然，以至满城官民惊骇，衙门街巷喧嚣如沸，好几天才得平静下来。
刘瑾被捕后，仍窥测武宗心意，力图挽回败局。他装出可怜巴巴的样子给武宗上白帖，哀诉自己赤身被绑，无一衣，乞给予一两件敝衣盖体。武宗心软了，立刻下令给刘瑾故衣百件。张永得悉此事，大惊［61］，他恐怕武宗会饶恕刘瑾，便极力怂恿武宗亲自去抄他的家。在刘瑾家里，武宗亲眼见到搜出私刻的皇帝印一颗，穿宫牌五百个，以及盔甲、弓箭、皇帝穿戴的龙袍、玉带等各种违禁品，还发现刘瑾经常拿着的扇子里藏有两把锋利的匕首。武宗勃然大怒，说：“刘瑾这奴才果然要造反!”立刻下令把刘瑾关到监狱，由法司、锦衣卫押他到午门外，会同众多官员审讯。当审讯时，刑部尚书刘惊到不能作声，旁列的众公卿亦害怕刘瑾，不敢上前。刘瑾则受棍刑后仍神态自若，大言不惭地要大臣们不要忘记他提拔的恩德。只有驸马蔡震上前厉声斥责他，命令官校打刘瑾嘴巴，拷打讯问。审判结束后，武宗下令把刘瑾千刀万剐，凌迟三日，然后砍下头颅示众；将刘瑾的招供和判决书、处死他的图形在全国各处张贴；并处死他的族人和同党。按例，凌迟刀数为3357刀，头一日先剐357刀，剐出的肉片如大指甲般大小。刘瑾受刑那天，过去有人被刘瑾杀害的人家，多以一钱买下从刘瑾身上切下的一小片肉，祭祀被冤死者，甚至有生刘瑾的肉以泄愤的［62］。
刘瑾处死后，张彩死在狱中，尸体被乱刀斫得粉碎。内阁大臣焦芳、刘宇、曹元以下，尚书毕亨、朱恩等一共六十多人，分别被降职或流放。不久，武宗又按朝臣建议，下令把刘瑾所变更的法制：吏部二十四项，户部三十余项，兵部十八项，工部十三项全部按原来的规定改正过来。
抄没刘瑾家财的数字，各史籍记载不一，高岱《鸿猷录》记为：“金24万锭又57800两；银元宝500锭又1583600两；宝石2斗；金甲2；金钩3000；金银汤鼎500；蟒衣470袭；牙牌2椟；穿宫牌500；衮龙袍4；金龙盔甲30；玉印1；玉琴1；玉带4160束；他物称是。”这些财产全部被送到豹房。正德六年(1511)，新进士柴奇上书，请以抄没刘瑾的家财修理白茆塘、瓦浦之水利，被朝议通过［63］。
十、孙洪
孙洪（1459—1523），御马监太监。河北涿州人。其家世代务农。成化十三年（1477）被选入宫，先后做长随、监工。又曾到裕陵（英宗陵墓）司香。
弘治时，选侍太子朱厚照（后来的武宗）。一年后升奉御。弘治十八年（1505），升御马监左监丞，在乾清宫侍候。不久，升太监。
正德初，调茂陵（宪宗陵墓）神宫监，后转调南京司设监。正德七年（1512），诏取回京，代理上林苑监事。十二年（1517），再任御马监太监，监督京师仓场。十四年（1519），升为总督仓场。监督仓场这是个肥缺，历来为宦官所垂涎，但孙洪在任期间，能清廉奉公，所以得到户部官员的好评。
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去世，嘉靖帝即位，革除旧弊，实行新政，认为宣府是京师的藩屏，一定要由老成稳重的人镇守，于是派孙洪前往。先是正德年间，武宗曾几次巡幸宣府，扈从人伍大肆扰民，边境官吏疲于奔命，镇守难于奉承，加上连年大旱，农业歉收甚至无收，以致公私俱困，流民处处。孙洪上任后，为政简净，注意抚恤百姓，戒谕隶役仆从虽一菜不得取之民，还减自己的俸禄，用来救济饥民。有人把前几任镇守如何搜刮自肥的事例告诉他，他说：“我是内臣，无内顾，无外交，一个人的生活用不了多少钱，祸害百姓来供奉自己，这是损阴德的事，我决不会那样做。”听见的人都很敬佩。
一年多以后，孙洪患病，请求返回京师。提督军务刑部右侍郎臧凤、巡抚右佥都御史李铎分别上疏，推荐孙洪办事公平，不骚扰地方，百姓得以过比较安稳的生活。于是嘉靖帝下诏，谕：“孙洪廉静不扰，方膺委任。既有疾，写敕取回。”但孙洪未等到圣旨，已先病逝。
孙洪去世时没有遗下什么财产，丧事都是他的名下、内官监左监丞马玉出资承办的。
人“性相近，习相远”，历代宦官久居宫中，耳濡目染奢侈腐败的生活，很少有不追财逐利的，而孙洪始终自我约束，过俭朴的生活，实在难得。
注释：本传资料源于李时：《明故御马监太监孙公墓志铭》，《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一册 。
十一、毕真
毕真（1461—1521），尚膳监太监。进宫前曾娶妻周氏，并生有儿子毕鉴。后来与商忠、许满、刘、刘、杜裕、卢明、赵秀、秦用一起，各自私自净身后，被收入宫中。以后各人分别被陆续提升为少监或太监。
正德二年（1507），毕真与刘瑾勾结，由刘瑾传批圣旨，派他往山东担任镇守太监。毕真在任期间，越权擅自受理诉讼案件，并借此敲诈勒索军民财物；又听刘瑾的指使，索取海货，侵夺商人的利益，“侵牟巨万”。［64］
明代，泛海客商及风泊番船，是由镇巡官和三司官管理的。正德初年，市舶太监熊宣力图参与满剌加等各国商船的抽分，并奏请兼理。礼部认为市舶司的职责是只管进贡方物，不应越权，从而否决了他的请求。正德四年（1509），暹罗国船遇风飘至广东，熊宣奏请征其税。“旨以熊宣妄揽事权，令回南京管事”，而派内官监太监毕真接任［65］。毕真又提出要兼理各国商船抽分等事，刘瑾便支持他，谎称这是旧例，竟然得到了武宗的批准［66］。
正德十二年（1517），毕真被调为江西镇守太监。上任时，他带着宝石、玉带、各色绫丝纱罗及马、羊、酒等礼物，进送给宁王朱宸濠，以拉拢关系，从此和朱宸濠勾结在一起。
十三年（1518），御史范辂到江西清军，当时宁王令政府各部门官员穿朝服拜见自己，范辂坚决反对，双方争执不下，范辂把情况上奏，宁王亦上表力争，武宗把这事交付廷议，结果是肯定了范辂的意见，宁王非常不满。范辂又劾奏了毕真15项贪酷肆虐的事，武宗把他的奏疏压下，不予处理。于是毕真与朱宸濠合谋，诬控上奏范辂罪名。范辂竟因此被逮到诏狱，直至十四年（1519）四月，才被放出，但仍谪降为龙州宣抚司经历［67］。
与此同时，朱宸濠为了取得虚名以取信朝廷，又和党羽致仕都御史李士实、王春等合谋，由他们捏造孝行上奏。毕真便让他们写成呈文，并胁迫南昌府、县学的教官、生员，里老人等联合上来，呈递给三司官签署后，封呈镇守太监、巡抚会奏。这样，毕真便和巡按御史正式会本上奏了宁王的“孝行”，为他谋反作了掩护。
朱宸濠为了让毕真准备兵马助他谋反，又共同设法，疏通宫内太监帮助，把毕真调为浙江镇守太监。
浙江当时是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富庶繁荣，毕真到任后，一方面大耍威风，搜刮财物，把监察御史当作佐贰一样支使，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的官员，都得不停地奔走侍候他。他的参随等人恃势横行，收集里巷中一些琐碎的事向毕真报告，说是缉访奸弊，这对老百姓是极大的祸害。如有个参随，向唐栖一富户勒索未遂，刚好这时毕真得了一枝三尺来长的珊瑚，向他的下属夸耀。这参随便假装不满意地说：“这还不算珍奇，我曾见到唐栖某家那枝珊瑚，有七尺来高，株形很可爱，颜色像火一样鲜红，旁边还有一枝小点的，有些像石青。不过这个富户很珍惜它，所以不容易搞到手。”毕真听说后心痒难耐，立即称奉圣旨取宝物，把这家几代人都抓了起来，严刑拷打，一定要他们交出这件宝物。这家人被打得奄奄欲毙，无法解释。后来有人告诉他们，这是参随在捣鬼，解铃还须系铃人，要解决问题还是得找他。于是这富户用重金行贿参随，求他解救。参随给他们出主意。说，这不是用口舌争辩可以解决的。于是让人用琉璃烧成一枝他所说的那样的珊瑚，把它放到一个朱红色的雕花木柜里，抬着去献宝。毕真看到后大发脾气，召参随来看。参随见到后，给毕真叩头，高呼千岁，恭喜他得了宝物。毕真问他：“你看见的是这个吗？”参随说：“正是。”毕真便哈哈大笑，对参随说：“你错了，这不是珊瑚，这是琉璃呀。”这样，这家人才得到开释，可此时已无端陷入几乎家破人亡的境地了［68］。
从这件事，可见参随是怎样依恃作为宦官的毕真，而毕真又是怎样依恃皇帝恣行作恶。
另一方面，毕真又打着操练军队的名义，给官军发重赏，以收买军心；又打造了盔甲共一千多副，堆放在镇守太监衙门内；并到余杭县买了一万石米，准备作为叛乱时的军饷。
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朱宸濠以祝寿的名义宴请官员，然后乘各官员前来谢酒的机会，把都御史孙燧、副使许逵杀了，囚禁了其他官员，起兵谋反，派校尉赵智到浙江会同毕真起兵。
当时在南京的镇守太监刘琅亦集合精壮仆役百多人，将火药、武器暗藏在空棺内，要送给朱宸濠。毕真得到消息后，便制造谣言，到处散布，说宁王派太子来攻打浙江，以动摇人心。又在七月十四日，假称进贡奏表，收缴了城门的钥匙，约令浙江省官军全部带上器械，在本日三更时候，到镇守太监衙门伺候；又令三司府卫等官四更时到镇监衙门给毕真作揖，企图借机杀了他们，然后起兵。以致全城居民恐惧，人心惶惶。但是这情况被巡按张御史发觉了，他和各官员立即召集军队严加防范，毕真这才没有机会动手。
朱宸濠的叛乱只四十三天便被平定了，随着朱宸濠的被俘，毕真亦被逮捕审讯。正德十六年（1521），毕真以通谋反逆罪被凌迟处死，抄没家产，其妻、子虽闻风逃逸，仍被通缉。
十二、毕云
毕云（1463—1537），总督东厂司设监太监。字天瑞，直隶保定府容城县人。成化年间选入宫，在惜薪司外南厂服役。正德初，以长期勤劳，授予长随，半年后升奉御，调到写字司房办事。毕云工作勤谨，受到同事好评。正德三年（1508）晋升左司副，再升司正，管理佥押之事。由于处理得宜，检举行贿赂的人，所以清廉谨慎之名日起。正德五年（1510），升司设监右少监，总理司房的事务。正德九年（1514），升太监，更加兢兢业业，没有宫中得势者那些骄横的习气，这是宦官中不可多见的。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去世，降为右少监，不准再参与司房的事。但七天后，又复职。
嘉靖三年（1524），世宗知他历事勤劳谨慎，复升为太监。他大力整顿弊政，支持嘉靖新政。嘉靖十二年（1533），命掌管本司印信。当时东厂出缺，众推毕云适任，于是命他总督东厂事。毕云约束东厂校尉，大力整顿治安，京师社会秩序良好。对于奏章的出入，更是小心处理，得到世宗嘉许，不久，便选拔为乾清宫近侍。但毕云以兼职不宜，辞谢了。世宗念他在东厂多年，有劳绩，一再给予褒奖，赐以羊酒、斗牛、蟒服、玉带。嘉靖十五年（1536），又特许在宫中乘马。嘉靖十六年（1537）死于任上［69］。
十三、张诚
张诚（1464—1519），陕西华阴岳前里人。内官监太监。
张诚于弘治三年（1490）被选入宫，隶属于司礼监太监覃昌、贺能名下。弘治六年（1493），差使在左顺门接各地报上的文卷。九年（1496），以能干，有劳绩，升为甲字库管事，在任出纳清楚。十二年（1499），升奉御。十五年（1502），升印绶监左监丞，仍照旧管事。十八年（1505），转到上林苑监佥书管事。
正德元年（1506），武宗认为他办事有经验，调度有方，提升他为太监，赐蟒衣、玉带，命往镇守云南金齿腾冲地方，兼理军务。正德七年（1512），调回宫中，转任内官监太监，准在宫中乘马。又兼仁寿宫答应，管理皇庄兼督真定府宁晋县等处庄田。
张诚奉佛，弘治十六年（1503），修盖白云观，请僧德元住持，经常诵玉皇宝经［70］。
十四、张永
张永（1465—1529），御用监太监。字德延，别号守庵。洪武初年，其曾祖父迁居至保定新城（今河北省新城县），遂成了新城人。成化十一年（1475）选入宫，在乾清宫侍候宪宗，当时年仅十岁。后升为内官监右监丞。成化二十三年（1487）宪宗去世，孝宗派他到茂陵司香。
弘治九年（1496），调到东宫侍候太子朱厚照即后来的武宗。
弘治十八年（1505），武宗即帝位，改任张永为御马监左监丞。不久，升御用监太监。张永奏求已故太监吴忠交还的七里海等处庄田，户部指责他违禁，应当究治。但武宗却诏令张永管业［71］。
张永与同在东宫侍候武宗的刘瑾、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都受到宠幸，在宫中势力很大，人们把他们统称为“八虎”。武宗先后赐给张永蟒衣、玉带，准许在宫中骑马、乘轿，每年给禄米十二石，并命督显武营兵马。
正德元年（1506）十月，命张永督十二团营兼总神机营［72］。其后又与边将江彬共同掌管四卫勇士。在宫内则掌管乾清宫、御用监诸事，兼提督尚膳、尚衣、司设、内官诸监，整容、礼仪、甜食诸房及豹房、浣衣局、混堂司、南海子事，成了兼职最多的内臣。职务众多，工作繁杂，充分反映了武宗对他的亲信。
张永原来是刘瑾的党羽，后来不满刘瑾的所作所为，有了矛盾。刘瑾亦发觉张永越来越不归附自己，于是在武宗面前挑唆，要把张永赶到南京，而且要连夜起程，不准再入宫。张永知道后，对武宗诉说刘瑾陷害自己，武宗召他们二人对质。争辩中，张永拳击刘瑾。武宗命谷大用摆酒为他们调解，这样，由于皇帝的干预，一场风波算是过去了，但两人的矛盾实际上在加速发展。
正德三年（1508），当时由于弘治以来的关税都是折银收入承运库的，所以钱钞缺乏，不足供给。张永提出发天财库及户部布政司库钱，关给征收，并再次宣布禁止私铸钱，这意见被采纳了［73］。
正德五年（1510）四月，安化王朱在宁夏出告示，以讨刘瑾为名，起兵谋反，杀了巡抚都御史安惟学，受钦命前往度宁夏屯田的大理少卿周东，总兵官姜汉以及都指挥杨忠；调集各路兵马，封其党羽为大将军等职，准备渡河进军北京。武宗下诏起用致仕居江南的右都御史杨一清总制陕西各路军务、兼提督西征师旅，与总兵官神英前往讨伐；命张永监军，统京营兵三万暨各镇军马前往。张永出征时，武宗戎服到东安门送行。按惯例，文武官员领敕行事，都是发给铜印，而总督军务太监并无印，但这次武宗却赐给张永特铸的金印，并配以金瓜、钢剑，以壮行色，还许便宜行事。对于这些，刘瑾十分嫉忌，但也无可奈何。
朱谋反仅十八天，杨一清等西征军尚未到，便被宁夏守臣平定了。张永将京营兵等遣返，自己带五百骑前往安抚。当时宁夏人心惶乱，一些胁从者更是心怀疑惧，四散逃跑，官府无法控制。张永便会同杨一清出榜安民，谕官、兵、农、贾各安职业。逮捕杀死官吏、伪造伪符伪命、借机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的人，而置被胁从者不问。又以庆王在变故时曾率宗亲向朱行朝谒礼，而奏请朝廷革其护卫，削减其岁禄三分之一。又禁诸王府交通宾客等，这些均得到武宗钦准。
当时刘瑾在朝内外势焰甚盛，屡屡更改法制，摧残不归附自己的朝臣，鱼肉百姓，有“立的皇帝”之称，中外士大夫侧目垂足，噤不敢作声。杨一清知张永与刘瑾积怨甚深，意欲除掉刘瑾，于是借机为之献策，促成他除去刘瑾的决心和行动。
张永报捷的奏疏到，准备在八月十五日献俘，但刘瑾让他缓期。当时京师纷纷传言，说刘瑾将于八月十五日，借百官给其兄都督同知刘景祥送葬的机会作乱，并逮捕张永。张永恐怕真发生变故，便提前献俘。献俘后，武宗置酒慰劳张永，刘瑾等都在一旁侍候。晚上，刘瑾走了，张永抓紧时机，赶快拿出已准备好的奏疏，奏刘瑾忘恩负义，并列举了他十七条大罪。又拿出上面开列着刘瑾罪行的朱讨刘瑾的檄文，说宁夏官员曾将此上报，但被刘瑾扣下了。
当时武宗已经微醉，低着头说：“刘瑾辜负了我。”张永立即说：“这是大事，必须马上处理，不可拖拉。”“八虎”中一些与刘瑾有矛盾的人亦同声附和，于是武宗立即命逮捕刘瑾，把他关在菜厂，并分别派遣官校查封他在宫内外的住宅。
次日，武宗把张永的奏疏出示内阁，下令降刘瑾为奉御，发放到凤阳。刘瑾力图挽回败局，于是给武宗上白帖，哀诉自己赤身被绑，乞赐给一二件敝衣盖体。武宗心软了，立刻下令给刘瑾百件旧衣服。张永大惊，便极力怂恿武宗亲自去抄刘瑾的家。在刘瑾家，武宗亲见搜出的皇帝印、穿宫牌、龙袍及衣甲武器等等违禁品，还发现刘瑾常拿在手的扇里，藏有两把锋利的匕首，这才勃然大怒，立刻下令把刘瑾关到诏狱。各有关部门会审刘瑾后，将之凌迟处死。而经刘瑾改变了的法制，被全部恢复过来。
诛了刘瑾，大快人心，客观上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所以廷臣皆上表称贺，而颂张永功者“多溢美”［74］。英国公张懋、兵部尚书王敞等，奏张永辑宁中外，两建奇功。于是封张永兄张富为泰安伯，弟张容为安定伯。赐给张永金牌、银币，岁禄加至三百石，并再三赐敕褒谕。又改任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掌管司礼监事，而过去管理的监、局照旧兼管。
涿州有个男子叫王豸，曾在足上刺龙纹及“人王”两字，张永侦得这情况，将之逮捕。于是兵部尚书何鉴请晋升张永的封爵。武宗将这提议交付廷议。张永企图自己得到封侯，便借郑和、刘永诚的事例，向廷臣发出暗示，但内阁认为这不合制度，没有同意，张永的气焰受到挫折。
正德七年（1512），丘聚揭发了张永指挥库官吴纪偷出银七千余两，抬入私宅，制造玩好诸物的事，张永被免职闲住。
正德九年（1514），因为乾清宫遭了火灾，要营建，这才起用张永为御用监掌印太监，总管营建工程，同时兼督京营事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