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既已把反对派统统打下去，独揽朝廷内外所有大权，也就不足为奇了。宫内太监王体乾、李朝钦、王朝辅、孙进、王国泰、梁栋等三十多人都是他的心腹，宫外朝中文臣有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给他出谋划策，称为“五虎”，武臣则有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专门替他屠杀异己，称为“五彪”。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少卿曹钦程等，则称为魏忠贤门下的“十狗”。拜魏忠贤为干爹的李鲁生、李蕃、石三畏等称为“十孩儿”，拜魏忠贤为干爷爷的广东廉州知府魏豸、魏广微之子、顾秉谦之子等称为“四十孙”。投靠魏忠贤的死党分子崔呈秀之流的人，更是无法统计，从内阁、六部到各地的总督、巡抚，都遍插死党。不过，这时的魏忠贤仍然害怕一个曾多次在皇帝面前说他和客氏坏话的人，这就是张皇后。于是，他费尽心机地企图打击皇后。他凭空诬陷皇后的父亲张国纪纵容家奴犯法、假传皇后的命令，藉以败坏皇后的名声，削弱她的政治影响。皇帝果真下令责备张国纪，要他好好看看管教家奴。魏忠贤得寸进尺，又指使顺天府丞刘志选、御史梁梦环相继揭发张国纪的罪状，说张皇后不是张国纪的女儿，企图动摇皇后的政治地位。后来在王体乾的极力阻止下，魏忠贤才悬崖勒马，停止了对张国纪、张皇后父女的迫害，没有闹出大乱子来。
这年冬天，皇极、中极、建极三大殿建成。李永贞、周应秋奏告皇帝，说这完全是魏忠贤的功劳，于是魏忠贤又晋升为最高一级国公，加恩三等。魏良卿也晋封国公，还加恩荫锦衣指挥使一人，同知一人。后来喜峰隘口工程完工、南京孝陵工程竣工，乃至于甘镇打了胜仗，在某地抓到了强盗之类，一切功劳都归到魏忠贤名下，说都是他指导的结果。魏忠贤还不断亲自上奏，吹嘘自己的所谓功绩，他的亲属因此得以不断加官晋爵，他的同伙也得以分别镇守蓟镇、辽东、山西宣府、大同等各个军事要地，牢牢地控制了国防大权。
天启七年(1627)春天，为魏忠贤大建生祠的歪风，越演越烈，沸沸扬扬，刮遍全国。上自封疆大吏阎鸣泰、刘诏、李精白、姚宗文之流，下至普通武夫、商人、奴仆、流氓，竞相效尤，纷纷建祠。这些生祠都建造得十分讲究，霸占百姓的耕地、房屋，砍伐坟墓上的树木，谁也不敢吭一声。这是南京魏忠贤生祠的情况：共三大间，供奉魏忠贤画像三幅。正间的一幅，画魏忠贤身穿朝衣，在太师椅上端坐，两旁小太监执团扇、牙笏肃立。正间里还供奉一尊木雕魏忠贤像。左面一间房里魏忠贤的画像，身穿金盔金甲，两边皆武将，执枪剑侍立。而右间房里的魏忠贤像，则穿便衣，头戴方巾，两旁皆小太监恭候。在丹墀左侧，竖起一块巨大的石碑，上刻魏忠贤入宫始末，在丹墀之右的大石碑上，则大书魏忠贤辅佐幼帝等功业。生祠外建有仪门。这座把魏忠贤塑造成文武双全、功勋盖世、富丽堂皇的生祠，从天启四年(1624)起动工，历时三年多才完工，所花费的银子，岂止以万计［104］！而松江的监生陆万龄，甚至提出在京师国子监西面建魏忠贤生祠，与孔子平起平坐，祭祀孔子的父亲启圣公时，让魏忠贤的父亲配享。这种投机文人的拍马，已拍到匪夷所思的地步！
京中生祠是武清侯李诚铭所建，魏忠贤垮台
后，此祠改为药王庙。在建祠歪风漫卷神州大地时，对待生祠的态度成了衡量人们对魏忠贤是否忠诚的标志，随时都可能因此掉脑袋。当浙江巡抚潘汝桢首先上疏请建生祠时，御史李之待会稿仅仅迟了一天，立即被革职。而蓟州道胡士容因为没有写建生祠的文章，遵化道耿如杞建生祠时没有叩拜，都被抓进了监狱，判了死刑。这样一来，奏章中不论事情大小，都要对魏忠贤高唱颂歌。即使皇亲国戚，也不例外。一些大臣对魏忠贤的谄媚之词，连篇累牍，简直到了肉麻的程度。如丰城李永祚，接连上了十本奏疏，大肆吹嘘魏忠贤的功德，遂加太子太保。同时，所有的奏疏，都不写魏忠贤的名字，而称“厂臣”，这是史无前例的。皇帝先后奖励魏忠贤的诏书，不可胜计，在赐给魏忠贤爵令的诏书中，都用了最高级的赞颂之词。看来，似乎连天启皇帝都参加了这场全国性的对魏忠贤“忠不忠，看行动”的大合唱。惟其如此，人们开始喊魏忠贤九千九百岁［105］。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魏忠贤的族孙魏希孔、魏希孟、魏希尧、魏希舜、魏鹏程，亲戚董芳名、王选、杨六奇、杨祚昌，都做到左、右都督和都督同知、佥事等官。他的不是老婆胜似老婆的客氏之弟客光先，也做了都督。以后他又通过将袁崇焕在宁远抗清大捷之功，贪为己有，以及再报建造三大殿的功劳，假手于天启皇帝，大封族人和死党。其族孙魏良楝、魏鹏翼还是个睡在摇篮里吃奶的小娃娃，也受封为太子太保、少师。他的从子魏良卿甚至代替天子在南、北郊主持祭天地，祭祀帝王的祖庙，难怪天下人都怀疑魏忠贤要篡夺帝位了。崔呈秀爬到了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的高位，魏忠贤的其他亲信，也都各有升赏。
天启皇帝朱由校，很有点小聪敏，可是才不正用。他非常喜欢亲自动手作水戏，用大木桶、大铜缸之类，凿孔，装上机关，形成水珠竞喷或瀑布倒悬的小景观，或者借水的上冲力，使一小木球随着水势忽上忽下，盘旋不止，久而不堕，看了乐不可支［106］。他酷爱做木工、漆匠之类的活，制作一些器具，从早到晚，做个不停，完工了，自我欣赏，喜欢一阵，不久就扔在一旁。但过些时候，又重新制作，终年都不厌倦。他在干活时，除非特别亲近者，不允许人参观。而魏忠贤、客氏每次都从旁喝彩，赞美说：“这是老天爷赐给万岁爷如此聪明，凡人哪里做得到啊!”朱由校听了，做这些纯粹为了消遣的木工、漆工活，更起劲了，甚至有时忘了饮酒、吃饭。魏忠贤非常奸诈，每当朱由校摆开他的小作坊，拉绳、测度、画线时，他就赶忙来奏事，朱由校自然很讨厌，总是摆着手说：“我已经知道了，你们好好干吧。”这就给魏忠贤随心所欲、作威作福以可乘之机。魏忠贤每年都要到外地去好几次，坐着用四匹马拉的十分华丽的马车，铙鼓响箭的声音在扬起的黄土中轰鸣，不绝于耳。庞大的仪仗队、护卫，跟在魏忠贤坐车的两边飞跑。其他的随从更不下万人。政府各部门的奏章，都安排专门传送急件的人来请示魏忠贤才敢批复。车队所经之处，官吏士绅在路上跪拜，高呼九千岁。这时的魏忠贤和阉党的管家婆客氏及其他党羽，狼狈为奸，张牙舞爪，到处逞凶肆虐，已彻头彻尾成了深深植根于国家政治机体上的大毒瘤。
但是，魏忠贤的所作所为，说到底，不过是玩火自焚。他仰仗的是荒嬉度日，懒于政事，稀里糊涂的天启皇帝的撑腰。一旦天启皇帝变脸或一命呜呼，肯定就会有人来收拾他。果然，天启七年(1627)八月二十六日，朱由校病死于懋勤殿，魏忠贤很快便如坐针毡，惶惶不可终日。据说，朱由校放浪纵欲，魏忠贤私进一种春药后，益发放纵，没过很久，终于一病不起［107］。他没有后嗣，临终遗言立其弟信王朱由检继承皇位，即崇祯帝。朱由检一向熟知魏忠贤的罪恶，非常警惕。嘉兴贡生钱嘉征拍案而起，弹劾魏忠贤十大罪状：一、和先帝并列；二、危害皇后；三、大搞内操；四、目无高祖、成祖和皇帝其他祖先；五、扣削减对藩王的封赠；六、目无圣人；七、滥收爵位；八、掩盖边疆将士的功劳；九、搜刮百姓；十、行贿、走后门。奏疏上达后，崇祯皇帝让太监读给魏忠贤听。魏忠贤吓得半死，急忙用贵重珍宝贿赂一直侍候崇祯的太监，他过去的赌友徐应元。崇祯皇帝知道后，斥责了徐应元，杖一百，发配凤阳，魏忠贤的伎俩未能得逞。十一月，崇祯帝将魏忠贤发配凤阳当净军。魏忠贤贼心不死，在去凤阳途中，仍率领一批平时豢养的亡命之徒，身怀利刃，前呼后拥。崇祯帝得知后，立即下令兵部，让锦衣卫派人火速将魏忠贤一伙统统逮捕，押回京中审判。魏忠贤的死党李永贞知道消息后，连忙派人赶在锦衣卫之前，密报魏忠贤。这时，魏忠贤正宿在阜城南关尤氏旅店。他自知难逃一死，遂与同伙李朝钦痛饮至四更，一起吊死在店中。后来，崇祯帝下令将魏忠贤的尸体碎割，把头挂在河间府西门示众。客氏被抄家后，押往浣衣局看管，后由乾清宫牌子赵本岐奉命将她鞭死，在净乐堂焚尸扬灰。其子侯国兴、其弟客光先与魏良卿都在同一天被斩首于闹市，并暴尸街头，他们的财产统统被没收。据说，在查抄客氏时，在她家搜出八个宫女，原来她正准备仿效当年吕不韦的行径，人们由此更特别憎恨她。
崇祯二年(1629)，崇祯帝令大学士韩审定以魏忠贤为首的逆案，把阉党党羽全部赶走，重新起用东林党人。但是，可悲的是，曾几何时，朱由检又重新重用宦官，甚至在李自成攻进北京前夕，接受太监曹化淳的建议，秘密收葬魏忠贤遗骸［108］，魏忠贤在香山碧云寺的金碧辉煌的坟墓，直到康熙四十年(1701)才被捣毁［109］。可见魏忠贤虽然死了，其历史幽灵却仍在作祟！
二十二、刘若愚
刘若愚（1584—？），原名刘时泰，因避光宗泰昌年号的讳，改名若愚。司礼监监丞。南直隶定远（今安徽定远）人。他的始祖在至正年间参加缪大亨的起义，后来被朱元璋收编，立了军功，被提升至延庆右卫正千户。后代世袭武职，至第八代，有名刘应祺的，在万历年间官至辽阳协镇副总兵。其长子茂芳官至昌平参将，崇祯九年（1636）战死。次子就是刘若愚。
刘若愚出生时，其母梦见一个自称是襄阳人的老僧来借房住，所以万历二十六年（1598）刘若愚十四岁时，便感梦自宫，不再学儒家经典，改读医书，讲养生。
万历二十九年（1601），刘若愚被选送入宫，隶属于司礼太监陈矩门下，归由掌家太监常云管教。他当班时干些抄写的工作，下班后自己读书写字。由于肯用功，又曾受教于顾天峻，所以进步很快，成了一个好学有文，长于书法，熟悉礼制的宦官。陈矩很器重他，待他如同师生父子。
万历三十七年（1609），升奉御，时陈矩已去世二载，他的被提升和陈矩没有关系。三十九年（1621），因常云犯事，刘若愚受到连累，被墩锁，至光宗即位（万历四十八年1620），才被放出，升为司礼监写字奉御。熹宗即位（泰昌元年1620）时，他跟随太监高时明，升为监丞。当时权宦魏忠贤权势熏天，而刘若愚为人正派，既不交结外廷，又不归附魏忠贤，所以屡屡受到排斥，不久便被魏忠贤赶出司礼监，调到御马监。这时他仍跟随高时明，住在高时明西直门街的私宅。高时明编写了一本关于养生的书，书名是《一化元宗》，刘若愚帮他抄写、校对，用了三年时间才完成。
这时魏忠贤的死党、司礼监秉笔太监李永贞把刘若愚调到自己管辖的内直房，让他主管有关文书笔墨的事。但是，李永贞对他并不信任，虽然任意役使，仍是处处设防，气得刘若愚几次重病。
刘若愚工作负责、细致，当时一些秉笔太监对内阁所起草的敕、谕、诰命稿，都很少认真看，只有刘若愚能及时识出其中的疏漏错误，并予指出。如满桂升总兵时，内阁撰进的敕稿，有“尔可与枢辅计议而行”之句，但实际上这时阁部孙承宗早已撤回，王之臣是总督，喻安性是巡抚，所以“枢辅”的提法是错的，但谁都没有注意到，是刘若愚发现了这错误，告诉了李永贞，才奏请皇帝将“枢辅”二字改作“督抚”，避免了一个大笑话。但亦因为他熟知朝廷礼制，能纠正错误，所以开罪了一些权宦，如崇祯帝即位时，总办礼仪文书的，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当时在文书册里面，把册封皇后和皇帝生母传谕徽号迁的次序颠倒了，又是刘若愚根据皇明诏制书将之指出，才得到改正。因此事，王体乾忌恨他，后来给予报复。不过，对于李永贞制造的打击东林党人等等密谋，刘若愚虽然知道，却不敢揭发［110］。
崇祯帝在还是藩王时，已熟知魏忠贤的罪恶，所以一即帝位便处理魏忠贤。李永贞惧罪逃亡，被捕获后谪凤阳。不久，李永贞又因以前假造浙江镇守太监李实奏本，害死前应天巡抚周起元及已退居家中的朝臣高攀龙、周宗建、缪昌期、周顺昌、黄尊素、李应升等六人的事被揭出，再被逮回北京，处死。刘若愚亦因此受牵连，先是降为净军，发去南京孝陵卫种菜；后又被逮回京师刑部监狱，扯入李实奏本一案，被诬陷说李实空印奏本是他填写的，并因此被判死刑，很久以后才被放出来。
在魏忠贤得势时，刘若愚没有得过他们任何奖赏照顾，魏忠贤失势后，他却被株连，蒙冤入狱，以至被判处死刑，他觉得很冤屈，但是又无处可以申冤，无人可以申诉，所以在狱中写了《酌中志》一书来表白自己。［111］
《酌中志》是唯一流传至今的宦官著作，《明史》记作四卷，海山仙馆丛书本记作二十三卷，另附《黑头爰立纪略》一卷，共二十四卷。由于刘若愚长期生活在宫中，又是在司礼监长期工作，所以所见所闻的事很多，而所着眼的事，又与一般朝臣文士不同，而且书又是为了表白而不是奉命写作，可以自由取材，因此其记述具体、细致，比较可信，可以补一些史籍的不足。如“宫殿配置”一卷，详记了宫殿的规模、各建筑物的方位等，是现在研究明代宫廷建置、了解北京城市建设发展历史源流的第一手资料。“内府职掌”一卷，详细记述了宦官系统的大小机构、编制、职掌。“内板经书”一卷，记述了宫中藏书情况。“内臣佩服”及“饮食好尚”卷，分别记述了内廷日常生活、服饰、饮食、娱乐、嗜好等方面。其他卷还分别记述了晚明皇帝、后妃、太监、宫女的事迹；万历以来宫廷内部的种种矛盾斗争，客氏与魏忠贤勾结擅权的情况等等。这些对研究明代宫廷生活、宦官制度、民俗学、服饰史等等方面，也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酌中志》中还记录了王翔、张维、郑之惠的诗，这些诗均为朱彝尊所未见，故可补《明诗综》的不足。
二十三、侯显
侯显，是司礼监太监。
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积极开展与四方部族和国家的关系，这时奉派出使的多数是宦官。下西洋的是郑和、王景弘；去西域的是李达；往北方是海童；而到西番则是侯显。
当侯显还是司礼监少监的时候，成祖听说乌斯藏僧尚师哈立麻有道术，善于变化，很想请来一见，于是与西方各部族相来往。又命侯显带着书信币帛前往迎接，选派壮士健马护行。侯显在永乐元年（1403）四月出使，走了数万里陆路，直至永乐四年（1406）十二月，才和这僧一起到京城。驸马都尉沐昕奉诏令迎接了他，成祖在奉天殿用很高的礼仪规格接见了僧，次日又在华盖殿宴请他，赏赐优厚，给他的仪仗、鞍马、各种器具，多数都是用金银制作的，在路上行进时非常壮观。
永乐五年（1407）二月，成祖在灵谷寺建普渡大斋七天，为高帝明太祖、高后马皇后荐福。有人说当时庆云、天花、甘露、甘雨、青鸟、青狮、白象、白鹤及舍利祥光，连日都可以看见；又听到佛教歌赞的音乐从天上传下来。成祖更加高兴，朝臣亦纷纷上表祝贺，学士胡广等都献《圣孝瑞应歌》诗。于是封哈立麻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善普应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让他统领全国佛教，给予同诸王一样的印信封诰及织金珠袈裟等；他的三个徒弟亦分别封为灌顶大国师，赐给印信、封诰等；再次在奉天殿宴请他们［112］。侯显则由于这次出使的功绩，被提升为太监。
永乐十一年（1413）春天，侯显奉派前往赏赐尼八剌、地涌塔两国。尼八剌的国王沙的新葛遣使者跟随侯显到南京，向成祖上表进贡土特产。成祖下诏封他为国王，赐给印信和诰命。
在远离中国的东印度地方，有个榜葛剌国。六年（1408），榜葛剌国王遣使来朝，进贡土特产。七年（1409），榜葛剌使者再次到来，并带跟从者230余人，成祖厚赏了他们，从此连年来朝贡。十三年（1415）七月，成祖派侯显率舟师出使榜葛剌及其邻近各国，榜葛剌国王派使者进贡麒麟和土特产。榜葛剌西面有个名为绍纳朴儿的国，入侵榜葛剌，榜葛剌向明朝求援。永乐十八年（1420）九月，成祖命侯显前往宣谕以睦邻保境之义，赐给金币，于是罢兵。
宣德二年（1427）二月，再次派侯显出使赏赐各部族。明廷对这次出使很重视，先派人送敕书驰谕都督、佥事以下直至寨官、大小头目、军民人等，给道里费，派人护卫。侯显去遍了乌斯藏、必力工瓦、灵藏、思达藏等国。回国时，途中遇到贼寇抢劫，侯显督将士奋力作战，大捷。宣德四年（1429）返回京师。乌斯藏派遣的朝贡喇嘛亦同时入见。宣宗论功行赏，跟随侯显出使得到升赏的有四百六十多人［113］。
侯显有才干，思维敏捷，有魄力，敢于承担责任。五次到极远的地方出使，都很成功，他的功劳业绩，在当时仅次于下西洋的郑和。
二十四、王景弘
明朝永乐三年（1405），明成祖朱棣为了“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开创四方来朝的局面；也为了寻找在“靖难”时被他打得踪影全无的建文帝，特派遣太监郑和、王景弘等，率领当时被称为“宝船”的船队出使西洋各国。从此直到宣德初年，郑和、王景弘先后七次下西洋，行程十余万里，遍历现在之东南亚、南亚半岛，又横渡印度洋到了波斯湾、阿拉伯半岛以及非洲东海岸，访问了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郑和、王景弘这几次远航，是明朝的盛事，不仅是我国政府跨越重洋与外国交往的开始，而且是世界航海史上空前的壮举。这在当时及其后相当长时期内，都是举世无双的。因此，郑和成了驰誉海内外，家喻户晓的人物，这是应该的。但是，相形之下，与他一同为出使西洋正使、后来又同为南京守备太监的王景弘却是寂寂无闻，除了在东南亚华人社会和台湾，还流传着一些关于他和郑和的传说，并把他亦作为与郑和一样的崇祀对象以外，知道他的人很少，《明史》等史籍的宦官传中，亦无他的传，这是很不公平的。幸而香港中文大学陈学霖教授等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作了深入的研究，钩稽出若干史料，使王景弘这个人物得以突现出来。这里，我们参改陈氏的成果及其他，尽量给王景弘立个小传，以补空缺，并读者。
王景弘，原名王贵通［114］，福建龙岩集贤里（今漳平市）人。内官监太监。他出身于民间，曾以操舟为业，熟悉沿海航路，并掌握使用罗盘、引水等航海技术。他是如何进入宫廷的，未见记载。联系到福建多出宦官的情况，可能他是年青时迫于生计或其他原因，由同乡宦官引荐阉割进宫，后来被拨到燕王朱棣的府邸中。他能当上太监，可能是和当时亦在燕王府的郑和一样，在“靖难”中随侍燕王，并立了军功，所以得到器重，在燕王登上帝位后，擢升郑和为内官监太监的同时或稍后，亦被提升为内官监太监。成祖出征蒙元后裔时，还曾命王景弘扈从。
永乐二年（1404），成祖要立太子。按明代的传承制度，人选当然是嫡长子朱高炽，但是次子朱高煦却是勇敢善战，在“靖难”中曾救过成祖的命，成祖偏爱他，所以举棋不定。这时王景弘支持了朱高炽，其后又参与保护他登基，是为仁宗，所以仁宗和宣宗对王景弘都宠信有加，还封其嗣子为世袭南京锦衣卫正千户。
成祖决定下西洋时，王景弘因为有突出的航海技能而被选派前往。在七下西洋中，王景弘不但每次都参与，而且是主要的领航员，并与郑和一样，担任作为船队统帅的正使。
第一次下西洋时，《明史》载为：永乐三年（1405），“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第二次，《七修类稿》载：永乐五年（1407），“命太监郑和、王景弘、侯显三人，往东南诸国赏赐宣谕。”第三次，《星槎胜览》载：七年（1409），“命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等……往诸番国开读赏赐。”
第四、五、六次下西洋，载籍中均只记“郑和等”，但我们应理解为王景弘实际上亦如同前三次一样与郑和同行，因为：首先，记载中不一定处处开列全部名字，如第一次下西洋时，《明史·成祖本纪》只记“郑和”，《实录》只记“遣中官郑和等”，但《明史·郑和传》明确载为：“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同样，第七次下西洋时，《宣德实录》载：“遣太监郑和等赍诏往谕诸番国”，但在诏文中却是“兹特遣太监郑和、王景弘等赍敕往谕”。其次，第五次下西洋时，据《历朝褒封致祭诏诰》［115］载，王景弘是受命负责“修设开洋清醮”这样重要的准备工作的，不可能不参与出洋。再次，第六次下西洋是永乐十九年（1421），《天妃显圣录》记：是年，王景弘“又奉命往西洋”。其后，永乐二十二年（1424），《仁宗实录》记他受命“率下番官军赴南京镇守”，这些“下番官军”，当然就是他下西洋时统领的部属。
第七次下西洋是宣德五年（1430），出发前，宣宗曾御撰长诗，分别赐给郑和、王景弘。在《赐太监王景弘》诗中，说到前期下西洋成功时，表彰他“昔时将命尔最忠……遍历岛屿凌巨［116］”，说到自己要“继志述事”时，又明确提出“命尔奉使继前功，尔往抚谕敷朕衷，各使务善安田农，相与辑睦戒击攻。”最后又殷殷致意，表示自己深切的关怀，“念汝行涉春与冬，作诗赐尔期尔庸［117］，勉旃［118］尔庸当益崇［119］”。这样给予明确任务、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的诗，只能是赐给正使的。
这次下西洋途中，他们曾修建天妃宫，勒石、铸钟纪念，在《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中，载：“宣德六年……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副使太监朱兴、朱良……等立。”［120］在《南山寺碑》题记中载：“宣德六年，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副使太监朱兴、朱良……等立。”［121］钟的铭文有“大明宣德六年……太监郑和、王景弘等……发心铸造”［122］，这些均可以证实王景弘是与郑和以同等的、正使的身份参与了此次出洋的。而且郑和于返航途中于古里去世后，率领船队回归的任务，更是全部落到了王景弘的头上，这在司礼太监兴安的墓碑中有“甲寅（宣德九年1434）王景□□和等□□□宝货来归，公奉命往视”［123］的记载中，亦可得到证实。
除了下西洋，王景弘还和郑和一样，接受其他重要任务。朱高炽（仁宗）即位前夕，命王景弘率下番官军镇守南京。半年后，又“命郑和领下番官军守南京，于内则与王景弘……协同管事”。他们二人在南京的职位、任务、仍然相同。除镇守外，他们还共同负责修建南京宫殿，督运物资往北京等。
王景弘第七次下西洋后，由于郑和已去世，南京守备太监由他独自担当。英宗继位后，对他曾率领水师的经验很重视，敕令他与南京守备襄城伯李隆等，共同负责有关改造战船、任命江防总督等事。正统二年（1437），又敕谕他与成国公朱勇等负责整编、选拔精锐军伍操练。
但此后，再无关于王景弘的记载，而南京守备太监亦已易人，可能王景弘已告老或去世。
综观王景弘的一生，可知他历事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所受到的信任和倚重始终不减；他不仅与郑和配合，统帅整个庞大的船队及其外事工作，而且能单独承担出使外国的任务，如永乐五年（1407），就曾赍敕及银币前往占城，赐给其国王［124］；他不仅是船队的主要领航员，而且曾编纂《赴西洋水程》等航海必具的实用手册，给后来的航海者提供了很多帮助；南京守备太监是明朝皇帝“三千里外的亲臣”，郑和去世以后，王景弘单独挑起了这重担，在南京既提督重大工程，督运物资到北京，又整编精锐军伍，操练和装备沿江水师。凡此种种，都证明了他是个有魄力、有多方面才能的人，其贡献和地位，绝不亚于郑和。
那么，为什么王景弘总被隐在郑和身后？我们认为：首先，这和他们不同的经历有关。郑和是十二岁左右便进入燕王府侍从朱棣的，而王景弘从他曾操舟海上来看，显然是成年后才进藩府，所以在藩府中他的资历比郑和浅，因而任命出洋人物时，郑和当然是首选，由他领衔负责全面的工作，而王景弘则更主要是发挥他的特长，让他负责航海技术方面的组织、指导工作，有后勤性质，因此他的声名不如郑和显赫。即使是根据他写的航海日志、航海图志等资料编成的《赴西洋水程》而制成的《郑和航海图》上，也没有他的名字，故不易被人知晓。
其次，由于王景弘曾名王贵通，有两个名字，但却没有他易名的记载，各种史籍中两个名字或被并用，或被先后使用，以致一些事迹不清楚，这也降低了他的知名度。
二十五、尹凤
尹凤，朝鲜瑞兴郡人。因为家贫，阉为火者，被判官李彬收养。洪武末年明朝到朝鲜索取阉人，尹凤便被选送到明宫，这时他大约二十岁左右。
永乐四年（1406）八月，尹凤跟随太监昌盛出使朝鲜，选取火者、会做饭的妇女和擅于歌舞的小姑娘。这是他入明宫以后第一次返回朝鲜。
永乐五年（1407）八月，尹凤随也是朝鲜籍的钦差宦官韩木帖儿使朝，索取火者。
七年（1409），尹凤随太监黄俨，也是朝鲜籍的宦官海寿使朝，求索处女。这时已经是奉御的尹凤乘机回到家乡，并请求朝鲜给他的昆弟叔伯授予官职。
洪熙元年（1425），已任尚膳监左少监的尹凤使朝赏赐国王。他又抓住机会，请求朝鲜国王提升他的家乡瑞兴郡为都护府，并索要田地，在那里建宅第。国王不但准了他的请求，而且厚赐土特产，任其在使馆买卖。
宣德元年（1426），以赍敕往劳朝鲜国王李及赐国王、王妃纱罗、锦绮等的名义，使朝求索处女、长于做饭的女厨和海东青等。
宣德三年（1428）、四年（1429），尹凤均曾使朝。四年（1429）从朝鲜回北京的时候，带回的他自己索取到的物品便有二百柜，这些柜都很沉重，要八个人才抬得动。
宣德五年（1430），跟随昌盛再次使朝索取海味、大犬、海东青等等。由于宣宗前已有令，朝鲜国王不得给使者送礼，尹凤这次没有为自己索取物品。
宣德六年（1431）八月，尹凤再使朝，索取海东青等。由于上次出使时没有得到礼物，尹凤满腹怨气。朝鲜国王害怕了，但又不敢违令送礼，只好利用尹凤贪名位这点，授予他的弟弟尹重富为总制，以作慰劳。九月，再提升其弟为同知总制，并通过他，向尹凤送麻布七十匹，以讨好他。
宣德七年（1432），尹凤又不顾朝鲜缺少牛的情况，到朝鲜收集牛六千只，分六次解送，使朝鲜的农耕大受影响。所以朝鲜李朝《世宗实录》指责他“无耻甚矣”，“本国之人，为本国之害。”
景泰元年（1450），尹凤与同是朝鲜籍的宦官郑善使朝，册封继位的李为国王，世孙弘为王世子。尹凤与郑善，不仅大量索取土特产，而且要求赐给他们奴婢田舍。尽管朝鲜的官员坚决反对，但国王还是满足了他们的贪欲。
景泰七年（1456）四月，尹凤再次使朝，颁诏敕诰命，并选宦童。
天顺元年（1457）英宗恢复帝位，以后再未见载尹凤的活动。但李朝《世祖实录》载，成化四年（1468），朝鲜籍宦官姜玉、金辅等出使朝鲜时，曾请见“入朝火者”尹凤等十余人，可知尹凤这时住在朝鲜，仍活着，可能是天顺年间回原籍养老了［125］。
二十六、黄俨
黄俨，司礼监太监，《明史》无传。在明太宗、仁宗实录中，有他曾一再介入皇位纷争及于永乐六年（1408）、十七年（1419）出使朝鲜的记载。
黄俨是燕王府的内官，与燕王的三个儿子，即世子朱高炽（后为仁宗）、二子高煦（后来的汉王）、三子高燧（后为赵王）都很接近，但他偏爱高燧而与世子相左。高燧对长兄不满，企图夺储位，于是与二兄高煦联手，不断谮言陷害世子，因此黄俨亦常使自己的党羽在燕王面前称赞高燧，诽谤世子，可见黄俨从很早便介入了宫中权力的纷争。
燕王起兵“靖难”时，使世子留守北平，他们便造谣，说世子与建文帝关系很好，准备乘机固守北平，与燕王对抗。恰好这时方孝孺与建文帝合谋，致书信给世子，答应如果他背叛父亲，便封他为燕王，企图以此离间他们父子。黄俨得到消息后，抢先向燕王告密，幸得世子已经派人将方孝孺的来信原封不动地送给了燕王，这才没有引起事端。
永乐二十一年（1423），赵王高燧乘永乐帝病重，谋弑帝自立，黄俨又卷入了这阴谋中，不过，他们这些阴谋都没有得逞。
永乐年间外事活动比较多，奉使又大多是宦官，但明代的史籍中，对这些方面的记载比较简略，如黄俨在永乐元年至十八年（1403—1420）曾经十一次出使朝鲜，《明实录》中只提及两次，其他史籍更鲜有反映；但在朝鲜李朝太宗、太祖《实录》中，则详细记载了这十一次出使的情况［126］。
黄俨首次出使朝鲜，是在永乐元年（1403）二月，他以太监身份，受命与都指挥高得，左通政赵居任等前往，答谢国王李芳远对永乐帝即位的恭贺，赐给他新的诰命和印章，封他为朝鲜国王，并让他把逃到朝鲜的建文帝的下属遣返。这次是明朝与朝鲜间正式建立朝贡的宗藩关系，影响很大。但黄俨个人的表现却是“举止无礼”，计较礼物，当送给他两匹马时，他竟要求更换其中他认为不好的一匹，这与赵居任的恪守儒家礼法，一再拒收礼物形成鲜明对比，给朝方留下了恶劣的印象。
同年十月，黄俨再次使朝，同行的是几位文职使臣。这次名义上是把冕服、书册等分赐给太上王、国王、贵妃及太子，实际上却是索取阉人和建文帝时已订购、而朝鲜未交完的马。
永乐四年（1406），已是司礼太监的黄俨，带着几个朝鲜籍的宦官使朝，求取济州法华寺之铜佛像。黄俨等欲强国王亲迎，并向佛像行五拜三叩礼，以乘机侮辱国王，而且奉铜佛像三座，便要用十五个佛龛，分别装上佛座、火光、莲台、坐具，而且将芍药、牡丹、黄葵等奇花用土种在龛中。造柜用板一千叶，铁六百斤，麻七百斤。佛像火光的三个龛，高阁各七尺左右，内用隔白纸二万八千张，棉花二百斤，担夫几千人。每到馆舍，又以旧厅简陋，要在馆旁另建宽敞的新厅。“所过要索物货，无所不至。小不如意，辄鞭辱守令，州县疲于供付”，引起了朝鲜举国上下的不满。
永乐五年（1407）五月，黄俨又使朝鲜，索取前朝鲜国王太祖宝藏舍利回京师供奉。借这机会，黄俨在过开城广利寺时取走观音铸像，并在义州强行卖私货。
永乐六年（1408）正月，朝鲜世子李到北京朝贺正诞，黄俨受命护送他回国。这次，黄俨传永乐帝的旨意，令朝鲜选贡处女。于是朝鲜禁止中外婚嫁，设立专门的选处女机构，由黄俨等明朝宦官亲自挑选，得权氏［127］等五人，并于十一月以进献“纯白厚纸”为代号，以遮掩朝臣耳目，把她们送入明宫。
永乐七年（1409），黄俨与朝鲜籍的宦官监丞海寿、奉御尹凤再次使朝选处女，并要求贡马万匹，为明朝明年出征大漠作准备。
永乐九年（1411），又使朝鲜，以“敕谕赐国王药材”为名，告知处女已进宫。这次又是“凡俨之所求，令工曹备办，物数不可胜纪”。
永乐十五年（1417）六月，黄俨与海寿再使朝鲜选处女，这次他们仍然是任意索取贿赂，并在义州强行卖私货。
永乐十七年（1419）正月，黄俨赍诰命到朝鲜，册封李为朝鲜国王，同时索取阉人四十名。六月，再使朝鲜，表面上是慰劳其国王，并赐赠《善阴骘书》［128］，实质上是求献舍利。至于黄俨本人，虽然国王所赠物品、食物很多，但他仍不断索取。
总之，黄俨十一次出使朝鲜，给永乐帝办了不少不宜委派廷臣的私事，如选处女等，而给朝鲜留下的印象，就是贪婪无耻的小人，只是因为畏惧明廷，怕“以一朝之愤，贻百年之患”，所以不敢揭发，只能笑脸相迎。即使后来黄俨不再出使，但到明朝的使者，仍然得向他送厚礼，以求借他疏通和明廷的关系。就这样，黄俨在永乐朝的明鲜关系中起了特殊的作用。
至于黄俨的下场，在中国和朝鲜，都有说因为他曾参与皇室权力的纷争，所以在仁宗（或宣宗）即位后被处死，但无确凿证据。
二十七、海寿
海寿（？—1429），朝鲜籍人，御马监少监。
明朝开国之初，朝鲜前身的高丽即遣使朝聘，洪武二年（1369），太祖朱元璋遣特使册封其国王王颛（恭愍王）为高丽国王，从此展开了两国传统的宗藩朝贡关系，而高丽向元朝进贡阉人的惯例，也就被延续下来，洪武朝曾数次向高丽索求阉人。洪武二十四（1391）、二十五年（1392），朝鲜先后进贡阉人二十五名，海寿可能就是这时到中国的，年龄大约不到二十岁。
关于海寿的情况，在明朝史籍中鲜有记载，但在朝鲜李朝太宗及世宗实录中，对他出使回朝鲜的情况，有比较具体的记载［129］，从中可知海寿在永乐年间隶属于御马监，后升为少卿，负责管理饲养马匹，特别是处理向朝鲜求索战马的事务。
海寿曾经先后七次被派遣回朝鲜，第一次是永乐六年（1408），他随得宠宦官、司礼监太监黄俨，护送来京师贺正诞礼毕回国之朝鲜进表使世子李，这是他到中国后，第一次以明廷使者的身份返回原籍。他们到汉城后，除接受国王送给各使臣的礼物外，又以静妃的名义，特别送给黄俨、海寿等鞍马，并使世子陪同游览金刚山佛刹。这是由于身份的改变，他受到原来自己国王一家的礼遇。
黄俨等除了向李朝太宗告知已收到贡马三千匹，并赏给银两、丝等外，还提出要李朝进贡美貌处女。为此，太宗专门成立了选美机构，禁中外婚嫁，由黄俨等亲自参加挑选。结果选中了处女五名，为首一人就是以擅长于吹箫、深得成祖宠幸的权妃。
永乐七年（1409）五月，已升为监丞的海寿再次受命随黄俨往朝鲜，酬谢前年进献处女，但又表示对她们不满意，要求再选。十一月，海寿又再到朝鲜，这次，他渡鸭绿江到义州后，“无故发怒”，剥了牧使朴矩的衣服，缚了判官吴傅要打他。但不久海寿便回国了。朝鲜国王不明所以，只好本着“事大以诚”，作了忍让。后来通事从辽东回来，才报告说明廷听说朝鲜要出兵帮助蒙古，所以派海寿来观察，故意入境便怒，以考察朝鲜顺逆的态度。《李朝实录》所记这事如属实，可知成祖对海寿信用的程度和海寿在明鲜关系中所能起的作用。
永乐八年（1410）正月，成祖第五次出兵大漠，海寿扈从。七月，使海寿与都指挥李文和驰捷书谕太子，遂下诏班师。十月，海寿即以副使、少监的身份，随正使的内史太监田嘉禾再使朝鲜，赐国王苎丝等礼物和银两，嘉赏他贡马万匹助征蒙古。
永乐九年（1411），黄俨又使朝鲜，而海寿因奉谕与礼部郎中黄裳前往宴劳来京师朝贡的满剌加国王，所以没有随往。
永乐十五年（1417），黄俨与海寿再使朝鲜，任务是采选处女。他们分别索取大量贿赂的物品，以致要让朝鲜给他们造藏物库以贮存，而搬运用的人多至千余人。
永乐十九年（1421）七月，成祖准备明年再出征大漠，于是派海寿以专使身份，赍敕书回朝鲜再买马一万匹。这次海寿接受的贿赂更多，有的还是指名索要的土特产，所以《李朝实录》评论他为：“寿性贪，凡有所赠，略不辞谢，征求无已。”
永乐二十一年（1423）八月，海寿奉谕与礼部郎中陈敬等到朝鲜，这次是应朝鲜国王之请，册封其嫡子为王世子。而明廷更借此机会，再求马万匹。这次海寿不仅像以前一样大收贿赂，收下各类麻布、苎布、人参、方席、寝席、石灯盏、貂裘等物，而且诸多挑剔；又索取造酒、造方；又在平、义州及辽东边界地区从事强制性的私货贸易，造成恶劣的影响。
此后，没有海寿再使朝鲜的记载，但永乐二十二年（1424）成祖再征漠北，朝鲜世宗派奏闻使总制元闵生到开平朝见时，见海寿“立于帝旁”，让元闵生“将两个好处女进献”，可见海寿仍参与对朝鲜之外事。但以后《李朝实录》便不再有关于海寿的记载。
永乐二十二年（1424），成祖在榆木川去世，遗诏传位皇太子。由于当时大部队在外，所以封锁了这消息，只由大学士杨荣与御马监少监海寿“奉遗命，驰讣皇太子”［130］。
宣德时，海寿镇守宁夏［131］。宣德四年（1429），宣府守神铳内官王冠率官军送海寿至龙门，随后王冠醉酒止于田舍，被潜入宣府之蒙古密谍杀害［132］。这里没有说海寿遇害，但海寿其人其事从此不再见载，故可能亦同时遇害。
二十八、亦失哈
明代，在宦官郑和致力于开拓、巩固中国南方海疆的同时，另一位宦官亦失哈则为开发、巩固中国北部边疆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亦失哈，他的名字由于音译的关系，在史籍中有载为亦什哈或亦时哥的，海西女真族人［133］，太监。他的生平年月及家世，已经难以查考，《明史》中没有他的传，在《宦官传一》中，只有关于他末年的寥寥数语。但是，从多种史籍中，可知他从事有关北疆军事、政治的活动，是从永乐九年（1411）到奴儿干设置都司开始的，从此直到景泰元年（1450）被召回北京，前后在北方边陲经营了整整四十年。
奴儿干地区，一作“弩而哥”［134］或“耦而干”［135］。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在这里建立了东征元帅府［136］。明初，这地区各部族先后归附明朝，明朝在这里相继设置了一百三十多个卫所。为了加强对这些地方的管辖，永乐七年（1409），明廷决定在这里设置奴儿干都指挥使司（以下简称奴儿干都司），并于永乐九年（1411），钦差内官亦失哈和都指挥使同知康旺等率官军千余人，巨船二十五艘，顺黑龙江而下，前往奴儿干地区，直至亨滚河口对岸的特林地方，正式开设奴儿干都司［137］。奴儿干都司是明政府管辖黑龙江、精奇里江、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等地和库页岛的最高一级行政机构。它采取军政合一的体制，由中央政府直属管辖。
永乐十年（1412）冬，亦失哈受命再至奴儿干地区和善夷（今库页岛）巡视。他们带去了大批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赏赐给这些地方的各族人民，表示朝廷对他们的关怀，使“无一人梗化不率者”。又在特林地方江边，背负层峦、俯视绝壁断崖的山顶上，建造一座供奉观音菩萨的永宁寺。寺建成后，于永乐十一年（1413），由内官亦失哈领衔立碑，分别用汉、女真、蒙、藏四种文字，记录了建置奴儿干都司、兴建永宁寺和亦失哈等在这地区巡视，使各族“莫不朝贡内属”的情况。这碑称为《永宁寺碑》。其后，亦失哈又数次（五或六次）前往这地区“抚谕”巡视，整饬佛寺，并因此被晋升为太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