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德七年（1432），钦命太监亦失哈同都指挥康福率官军两千人，巨船五十艘，再至奴儿干地区“抚谕”。这时永宁寺已被毁，只存基址。毁寺者见大量官军开到，“皆悚惧战栗，忧之以戮”。但亦失哈很好地掌握了明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采取的“好生柔远”的政策，没有给予惩罚，反而“宴以酒，给以布物”，愈加抚恤，并在寺原基址上再建原寺。于是各族“人无远近，皆来顿首”，表示“我等臣服，永无疑矣”。
宣德八年（1433）寺建成后，时已任都知监太监的亦失哈再次领衔立碑纪事，这碑称为《重建永宁寺碑》。［138］这先后立的两块碑，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现藏于海参崴博物馆，是明代我国在整个黑龙江地区行使主权的有力见证。
宣德十年（1435），亦失哈担任辽东镇守太监。从此亦失哈镇守辽东长达十五年。在任期间，他充分利用自己是女真人，熟悉本族各种情况的优势，积极处理好女真的各种事务和女真与明政府的关系；对部族间的争端和仇杀，他进行细致有效的调解处理；对女真一些严重暴动、骚扰和抢劫汉人的活动，能及时平定；而最经常、最大量的工作，则是通过物质的赏赐，安抚女真族人。他把铜铁农具、器皿卖给他们，帮助女真地区发展农业生产；在遇到灾荒时，甚至拿出自己历年受赏的积蓄，购买物资散发救助灾民。这些都有效地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巩固了中央和地方的隶属关系，推动了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
亦失哈又与总兵官共同组织加强防御、巩固边防的一系列军政措施，如亲自调兵遣将，奏请以精力充沛的胡源代替年老体弱的夏通守备开源。为犯了死罪、但长期在边疆从事军事工作、十分熟悉边防业务的镯住马请求赦罪，并请准让他继续守卫边疆，戴罪立功。而对于兀良哈等三卫在边疆的侵扰掳掠，则坚决主张给予武力打击。
亦失哈这一系列措施，在巩固北疆边防中起了重要作用。所以正统九年（1444），被赐岁米四十石。正统十二年（1447），又以征讨功，加岁米至七十六石［139］。
但是，正统年间，由于王振弄权，政治腐败，所以瓦剌势力十分嚣张，尽管亦失哈和辽东将领极力经营，辽东边境的防御仍然收效甚微。尤其是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英宗被俘以后，辽东经常处于紧急状态。为此，亦失哈大受官员弹劾和不公正的指责。这时百户施带儿降敌后，为脱脱不花联络亦失哈。后来施带儿又逃了回来，被逮捕。巡按御史刘孜便因此弹劾亦失哈，并涉及他其他一些不法的事。景帝处死了施带儿，对亦失哈的事不予处理。
亦失哈晚年不因为自己年事已高，且政治上失意而消极颓废。他不计较个人得失，为表示对明政府的忠心，景泰元年（1450）还改名为易信（有些史籍载为亦信），并孜孜于研究改良武器。景泰元年（1450）二月，他上疏请求改造手把铳，指出手把铳点燃发射一次以后，到发射第二次时，要重新装药，这间隙很容易受到敌人的攻击。因此建议把手把铳的柄加长到七尺，前面装上枪头，这样，遇到敌情紧急，要第二次发射而来不及装上火药时，也可以用枪头和敌人搏斗。他还特地造了个样品送到北京。皇帝果然采纳了他的意见，诏令兵仗局按照他设计的图样，重新打造手把铳。这种新式的手把铳把冷热兵器结合在一起，提高了武器的有效杀伤力，这是近代在步枪上安装刺刀的先驱。亦失哈的这项发明，比十七世纪中叶法国造出的带刺刀步枪和枪剑，领先二百余年。
景泰年间，兵部尚书于谦极力整顿辽东边防，一些官员从狭隘的民族观念出发，认为亦失哈与建州女真人同族相亲，难免里外勾结，因此强烈要求将他调回北京。亦失哈的名字从此不再见于史籍。
亦失哈不是完人，作为一个有权有势的太监，在独自镇守一方时，他亦有驱使军人为自己干活、收养义男家人、隐占军余佃户等等损公肥私的行径。但总的来说，他在开发、巩固东北边疆、发展女真农业生产、加强女真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都起了重大的、积极的作用，这些都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
二十九、王瑾
王瑾，原名陈芜，交人，御用监太监。
陈芜在永乐五年（1407）进宫，是英国公张辅从安南带回，选送入宫的。最初是侍候皇太孙朱瞻基，即后来的宣宗。朱瞻基喜欢他，让他时刻不离左右，即帝位后，立即把他提升为太监；又赐姓名为王瑾，字润德；又赐给刻着“肃慎”二字的印章。
宣德元年（1426）八月，汉王朱高煦谋反，宣宗亲征，王瑾扈从。班师回朝后，赐给他玉带、金鞍。宣德三年（1428）八月，宣宗帅师巡边，击退进犯的兀良哈部［140］，王瑾亦是扈从，班师后又厚予赏赐。以后，四方有兵事，王瑾均参与，如宣德五年（1430），曲先卫都指挥使散即思邀劫西域使臣，都督佥事史昭前往征讨时，监军的宦官就是王瑾与王安。［141］宣宗去世以后，王瑾仍一如既往地参加军事活动，如正统十三年（1448），他就与太监曹吉祥一起提督火器营，前往福建征讨邓茂七率领的起义军。
宣宗时，司礼监太监金英、范弘都得到信用，均获赐免死诏和银记，而王瑾受到的宠眷，更在他们之上。宣宗除了不断给他奖赏外，还几次赐给他银记，上面分别有“忠肝义胆”、“金貂贵客”、“忠诚自励”、“心迹双清”等题字，又把两个宫人赐给他为夫人，给他的养子陈林封了官，并让他改姓名为王椿。［142］
宣德四年（1429），宣宗亲自写了《偶成诗》赐给王瑾，这是一首离合藏头七言律诗，其图文为［143］：
景泰年间（1450—1456），王瑾病逝。死后，他的族人和跟从得到皇帝授予官职的，多至十二人。
三十、范弘
范弘，原名安，宣德初，宣宗给他改名字，赐名为弘。交人。司礼监太监。
范弘是永乐年间和王瑾、阮安、阮浪等一起，从交跟随英国公张辅到中国，被送入明宫的。范弘应对得体，举止文雅有礼，成祖很喜欢他，教他读书，学习经史著作。因此范弘长于文墨工作，被派到东宫侍候太子朱高炽，即后来的仁宗。
宣德七年（1432），宣宗把银印分别赐给他和司礼监太监金英，御用监太监王瑾。又分别赐给他和金英免死诏。范弘的免死诏在墓志中载为：“克勤夙夜，靡一事之后期；致谨言行，惟一心之在国。退不忍于欺蔽，进必务于忠诚。免尔死罪于将来，著朕至意于久远。”［144］
正统年间，英宗宠爱范弘，称他为“蓬莱吉士”。正统十四年（1449），英宗亲征瓦剌，范弘扈从。明军在土木堡溃败，范弘死于乱军之中。后来归葬于北京香山永安寺。这寺是范弘自己建造的［145］。
三十一、阮浪
阮浪（？—1452），御用监太监，交人，是永乐年间英国公张辅远征安南时带回来的姣童之一，入宫时只有十余岁。成祖欣赏他的聪明俊俏，命他入内书堂读书。阮浪学习努力，进步很快，成祖改命他管理尚衣监的事。宣宗初年，升奉御，让他掌管宝钞司事。宣德三年（1428），西洋各国入贡的船到了广南，宣宗认为查核验收宝物，必须用稳妥的人，于是派阮浪前往，阮浪处置得细致周到，所过之处都没有给官民添加麻烦，所以得到宣宗嘉奖。
宣德五年（1430），宣宗帅师出塞外，阮浪扈从，有功，升御用监右监丞。
正统初，英宗认为他是先朝旧臣，有劳绩，提升为左少监［146］。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英宗被俘，回朝后，被软禁在南宫，仍然由阮浪奉侍，事无大小均由他处理。英宗赐给他镀金绣袋和镀金刀，阮浪转赠给了门下皇城使王瑶。当时景泰帝已经废了原太子朱见深，立自己的儿子见济为皇太子，许多拥护景泰帝的人，正企图罗织英宗及其侍从的罪行。锦衣卫指挥卢忠见到王瑶时，见袋刀不是一般的物品，便灌醉了他，把袋刀偷走，并告诉了尚衣监的高平，高平便令校尉李善上报发现变乱，说阮浪传英宗的命令，用袋刀拉拢王瑶，企图复帝位。于是景帝把阮浪、王瑶都投入诏狱，由卢忠出来作证。阮浪、王瑶始终没有招认，也没有牵连英宗，遂被磔死。
英宗复辟后，将卢忠、高平磔死，追赠阮浪为御用监太监［147］。
三十二、阮安
阮安，又名阿留。交（今越南）人。
永乐年间，英国公张辅征伐交凯旋时带了些俊美的童男回京，把他们阉割了，送到宫中当宦官，成祖很喜欢他们，教他们读书，培养他们办事的能力。阮安就是这些人当中的一个。
阮安很聪明，对什么事都肯认真动脑筋思考。他精通数学、建筑学。成祖准备迁都北京时，派他到北京营建城池、宫殿和多个官署的衙门。他眼睛测量着，心中琢磨着，设计得迅速而又非常精密周到，工部只是按着他的设计施工而已。［148］
正统三年（1438），通济河再次决口，明廷因此逮捕府尹姜涛，命武进伯朱冕调发兵卒，工部尚书吴中佥发民，而由阮安总负责修治工程。阮安实地勘察后，向皇帝奏报了修治方案，指出南去通州二百里杨村驿之北处，河所以屡次决口，是因为向上它要受白河、汤河、洛河之水；向下要联合直沽南来的水一同入海。这样水势过大，便导致决口。虽然屡次筑堤，仍然屡次决口，不能解决问题。因此，修治的办法，不能是消极筑堤，而应该是顺水势加以引导。经调查，河西务处有经道，大约二里左右，可以改凿，使水能顺流而下。并估算出这工程用一万五千工，一个月便可完成，还附上了图纸。他的方案详细、可行，所以迅速得到了批准。
工程按计划如期竣工后，英宗很高兴，特命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撰《通济河碑记》，立碑纪念。［149］
正统年间，阮安还先后奉命负责修建北京城、重建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等工程；这些都是京师或皇宫中很重要的建筑物，但阮安任务都完成得很出色。如：修建京师九门城楼的濠桥时，工部侍郎蔡信扬言工程浩大，非征用十八万民夫不可，而且把需要用的物料、工费，都估算得很多。但阮安精心筹划、核算后，否决了他的意见，只充分利用了国库中现存的物料，又征用京军一万多人，让他们停止操练，参加兴建工程。由于阮安自己廉洁奉公，工作努力，善于计划，又体恤下情，关心军士的生活，给予工作量适度，所以军士工作都很积极。这样，在地方政府不必参与，也没有惊动百姓的情况下，阮安只用一年时间便完成了任务，而且工程质量很好，被大学士杨士奇赞为：“崇楼杰宇，岿巍宏壮，环城之池，既浚既筑，堤坚水深，澄洁为镜，焕然一新”，并肯定为“前所未有”。［150］
正统六年（1441）三大殿建成，英宗赐给他黄金五十两，白金百两，彩缎八表里，钞万贯。这是赏赐内臣最多的一次［151］。
景泰三年（1452）阮安与工部尚书石璞一起筑成了沙湾堤。景泰四年（1453），又受命前往治理张秋河，不幸死于路上。
阮安为人勤俭朴素、清廉正直。他屡次督建重大工程，业绩显著，得到皇帝很多奖赏，但他把赏赐的钱、物全部交给了国库，死的时候“币无十金”［152］。
阮安在建筑、水利工程方面技术的高超，为宦品质的高洁，不仅在宦官系列中，就是与封建官僚们相比，也是难得的佼佼者。
三十三、王振
王振，蔚州（今河北蔚县）人。曾在家乡读过书，并由儒士当上教官。据说，他干了九年，毫无建树，应当谪戍。恰巧这时皇帝颁布诏书，有子者允许手术后进宫服务，王振便自行阉割，进了宫廷［153］。开始是教宫人念书，宫人喊他王先生。到了宣德年间，皇帝让他陪太子朱祁镇读书，祁镇这时还很小，对他既敬重，也有些怕。王振这时的头衔是东宫局郎。在这以前，有个宦官叫刘宁，职务虽不高，只是个长随，但很受宣宗朱瞻基的宠幸，终于爬上司礼监掌印太监的高位，并赐姓朱。但是，朱宁不识字，宣宗便让王振代笔。不久，刘宁奉诏他出，将司礼监的政务委托王振代管。朱宁返京后，王振却不向他移交公务，宣宗便将朱宁调任南京守备。从此，王振便名正言顺地成了司礼监的头号太监了。但是，宣宗仍是坐朝问事的皇帝，对宦官的管辖还比较严，如内官监太监袁琦派阮巨队等十个宦官外出采办时，他们凌虐官吏军民，勒索敲诈，骚扰民间。被揭发后，从小便跟随宣宗的袁琦被抄家、凌迟处死。阮巨队等十个宦官同时被斩首。又有名裴可烈的，与浙江千户汤某勾结，诬告按察使林硕毁诏书，致林硕被捕。但事情查清以后，裴可烈受到宣宗严厉斥责，后来以贪暴罪，被逮到诏狱，处死。所以这时中官都不敢放肆，王振亦比较收敛。
位于北京东城禄米仓的智化寺。原是太
监王振家庙，后奉旨赐名“报恩智化寺”
宣德十年(1435)春天，朱瞻基病故，享年三十八岁。这时，宫中谣言四起，说要立襄王朱瞻为帝。张太后(太皇太后)赶紧召集文武大臣到乾清宫，泣不成声地指着太子朱祁镇说：“这是新天子。”群臣高呼万岁，谣言乃止［154］。不久，朱祁镇登上皇位，当时仅仅九岁。大臣们曾劝太后垂帘听政，太后认为这样不好，于是免除早朝，而请三位老臣杨士奇、杨荣、杨溥主持政务，这就是名垂史册的三杨辅政。朱祁镇这时仍喊王振为先生，而不直呼其名。王振是个耍政治手腕的老手，惯用小忠小信掩盖其大奸大恶。一次小皇帝与小太监在一起玩球，看见王振来了，马上不玩了。第二天一大早，皇帝在内阁中，王振跪下奏道：“先皇帝为一球子几误天下，陛下又跟他一样喜欢玩球，江山社稷怎么办哪?”皇帝惭愧得无地自容。三杨听了感叹不已，说：“宦官中居然有这样的人!”［155］王振每次到内阁去传旨时，假模假样地装做不敢进去，三杨请他进去，并让坐，以表示对他的尊重。这样一来，王振的权势就逐渐大起来。当时皇帝的经筵，是由大学士、侍讲、侍读学士轮流进讲经书、《史记》、《资治通鉴》等书的，但王振却用干戈军旅之事引诱少年天子，以致英宗下诏，命王振和朝臣到将台阅兵，以为儿戏。
英宗朱祁镇的祖母张太后，是个很有政治头脑的人，她对王振是存有戒心的。英宗刚接位不久，张太后曾经把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和尚书胡召到便殿，对朱祁镇说：“这五位都是先朝老臣，你干事必须与他们商量，一定要五位赞成后才能实行。”朱祁镇表示遵命。一会儿，张太后又传王振到场，王振至后，俯伏在地，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太后勃然大怒，说：“你侍候皇帝起居，经常犯法，今天应当赐你死。”太后身边的女官，立刻上前，把刀架在王振的脖子上，吓得王振魂飞魄散。朱祁镇立刻跪下来求太后息怒，其他大臣也都跪下求情，太后才令女官将刀收起，神情严峻地说：“皇帝还小，他怎么能知道此辈为害国家?我看在皇帝和各位大臣的面子上，饶了王振，以后切不可让他干预国家大事！”［156］
从此，王振变得更加狡猾，凡事十分注意察言观色，抓住每一个机会显示自己的无限忠诚。正统四年(1439)十月，福建按察佥事廖谟杖死驿丞。死者是阁臣杨溥的乡里，而廖谟则是另一位阁臣杨士奇的乡里。杨溥要为驿丞报仇，判廖谟死刑，而杨士奇则庇护廖谟，说这是“因公杀人”，双方争执不下，请太后裁决。王振深知这个问题对太后来说，也是颇为棘手的，便乘机献计说：“廖谟及死者都与阁老有乡里关系，让廖谟抵命，处分太重，但如说他是因公杀人，则未免太轻，最好是将廖谟降级调离。”显然，这是一个对二杨皆不得罪的圆滑的处理办法。太后觉得如此处置甚好，便采纳了，将廖谟降为同知。此后，太后对他也渐渐信任了，让他逐步过问朝廷大事，很多大臣的条陈建议由他来裁决。于是王振的地位和威信得以迅速上升，越过了司礼监其他太监金英、兴安等，掌管了司礼监。正统六年（1441）十月，奉天、华盖、谨身三殿的修建工程完成，朱祁镇盛宴百官，根据明朝礼制，宦官是不允许参加这种规格的宴会的。朱祁镇怕他不高兴，派个小太监去看他在做什么，结果发现王振正在大发脾气，说：“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英宗知道后，连忙叫人打开中华门的中间大门，让王振赴宴，在座群臣也纷纷躬身迎接。王振的身份地位，于此也就不难想见了。
当然，宦官专权的程度，完全取决于制衡力量的大小。虽然王振的势力日渐膨胀，不时挑唆皇帝对臣下用重典，以防欺蔽，使不少大臣相继入狱。但是，在王振的头顶，毕竟悬挂着太皇太后宝剑的阴影，三杨享有很高的威望，这时的王振，还不敢过于放肆。
正统七年(1442)十月，张太后病故，群臣痛哭尽哀，王振却心中暗喜。在此以前，王振抓住杨荣接受靖江王朱佐敬贿赂的把柄，极力排挤，虽经杨士奇努力解救，杨荣终因年迈，受不了这样大的刺激，忧愤而死。杨溥年老多病，对国事已无能为力。这样一来，杨士奇顿时感到孤掌难鸣了。不久，他的儿子杨稷犯法论死，他忧心如焚，卧床不起。再加上新上任的阁臣马愉、曹鼐政治势力很小，王振便开始专横跋扈，不可一世了。
明朝初年，朱元璋鉴于汉唐宦官干政，祸国殃民的历史教训，曾在宫门内树了一块三尺高的铁牌，上铸“内臣不得干预政事”八个大字，使宦官看了有所警戒，直到宣德年间，这块铁牌还在。王振显然讨厌这块牌子，现在既然觉得自己再也不怕谁，便偷偷地将这块铁牌毁了［157］。植党营私是所有权奸的共同特点，王振让他的侄子王山当上锦衣卫指挥同知、王林任锦衣卫指挥佥事。而对于敢于抵制他的人，甚至是看不顺眼的，则横加迫害。正统八年(1443)五月，雷震奉天殿。皇帝要大臣上疏直言时政。侍讲刘球在上疏中建议先办十件大事，其中有这样的话：“夫政由己出，则权不下移……皇上临御九年，事体日熟，愿……亲决故事，使权归于一。”［158］这显然是暗示王振专权，要皇帝特别留意。钦天监正彭德清是刘球的同乡，但却是王振的心腹。刘球从不与他往来，彭德清一直怀恨在心，便摘录了刘球奏疏中关于揽权的话，对王振说：“这是指你嘛。”王振大怒，对刘球更加恨之入骨。因为在兴师麓川之前，刘球就因为反对这场战事而开罪王振。事情的大致经过是：正统二年(1437)十月，云南麓川宣慰使思任发叛，正统五年(1440)七月被明军平服。十二月，思任发派使者致书云南总兵官，请他转奏明朝皇帝，表示愿意进贡谢罪。王振却执意派大军南征，大规模讨伐麓川。皇帝让大臣廷议，如何处置此事。刘球反对用兵麓川，认为西北边防是重点，瓦剌是边患，切不可把甘肃的兵调出攻打麓川，致使西北边防空虚，否则一旦“有警，何以为御”?王振当然听不进刘球等人的正确意见。他一意孤行，在正统六年(1441)正月，派兵十五万征麓川，造成“劳师费财，以一隅骚动天下”［159］的恶果，消耗了明朝国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虽然如此，王振却为了刘球反对他用兵麓川而耿耿于怀，因而一经彭德清火上加油，他顿时恼羞成怒，必欲除掉刘球而后快。他下令将刘球逮入诏狱，命指挥马顺杀死刘球。马顺让姓卢的小校当操刀手。当时正是深夜，刘球见马顺携小校持刀入，知道命即休矣，站起来悲愤地呼号太祖、太宗。他头被砍下，身体还站立着，马顺、小校竟悍然将他的遗体剁成数块，埋在监狱门口。后来同狱难友董偷偷地将刘球的血裙保存起来，送给刘球家人，刘球的儿子刘钺找到其父的一只胳膊，便用血裙包裹殓埋。
后来卢小校得知刘球是一代忠良，痛悔不已，很快即病死［160］。此外，大理少卿薛、祭酒李时勉一向不愿投靠王振，王振便陷害薛，使薛差一点被害死，李时勉也被戴上重枷在国子监门口示众。御史李铎遇到王振不肯下跪，被捕入诏狱，打得半死，谪戍铁岭卫。驸马都尉石骂他家中的宦官吕宝，王振恨他不尊重自己的同类，将石抓进诏狱坐牢。州知州张需训斥放牧马的校卒，禁止他们任意放牧。王振怒，逮捕了他，并株连推举张需的王铎。凡是王振所讨厌、痛恨的人，动不动就被安上各种罪名，加以贬谪。户部尚书刘中敷、侍郎吴玺、陈竟被王振在长安门前枷号示众半个多月，才释放。宦官张环、顾忠及锦衣卫卒王永心怀不平，用匿名书揭露王振的罪状，事发后，被王振磔于市，根本没有向皇帝报告。武功中尉指挥使华嵩与王振的侄子因为一个妓女争风吃醋，王振竟派打手将华嵩头发剃光，涂上漆，在教坊门口枷号示众。监察御史李俨，到光禄寺监督看守祭祀用的物品，王振从那里经过时，随便问了几句话，李俨站着回答了，王振认为他这是骄傲不恭，把他抓到了诏狱，然后发配充军。像这样的事，不胜枚举。
王振的权势发展到如此巨大，连公侯勋戚都喊他翁父，一般大臣对他的尊崇、献媚也就可想而知。贿赂王振的官员几乎踏破他家的门坎。当时曾经流传一则金中书、银主事的故事：江阴布衣徐颐、常熟魏某都很有钱，也都想谋个京官当当。徐颐花重金求王振，得到中书舍人的职位，魏某走别的门路，花了一大笔钱后，也成了中书舍人，不久又当上主事。所以京中称他们二人为金中书、银主事［161］，传为笑柄。但是，笑柄只是笑柄，实际上进见王振的官员，个个都是带上厚礼的。最初是五府、六部、都察院的大臣是这样，后来中央各个部门的官员也都这样。地方上的官员亦不例外，每当地方官员进京觐见述职时，王振不问他是什么官，只要送上千金、最少也是百金的礼物，都予接见。但是，一定要送了千金厚礼的人，才能在那里吃饱喝足地出来。他第宅的门日夜敞开着，官员在那里往来奔忙，就像苍蝇追逐腐臭的肉一样。堂堂的兵部尚书徐见到王振，也立即下跪。工部郎中王更是个谄媚王振的典型。此人仪表堂堂，但无胡须；这是一种生理现象，本来不足为奇。有一次王振忽然问他：“你怎么没有胡须?”王居然说：“您老人家无须，儿子岂敢有须!”［162］正因为王拍马有功，王振后来把他提拔为工部侍郎。他的死党马顺、郭敬、陈官、唐童等一个个都是张牙舞爪，横行无忌。
王振好佛，乱发度牒。正统五年(1440)春夏两季的半年中，即发卖度牒给两万两千三百余人。正统十三年(1448)二月，王振重修庆寿寺，强征军民万余人，花掉好几十万两银子，改名大兴隆寺，其富丽庄严，实属罕见。京中百姓编了歌谣说：“竭民之膏，劳民之髓，不得遮风，不得避雨。”［162］他还用卖官鬻爵、接受贿赂搞来的大量资财，广置田产，不输国课，并在京城内外建造了好几座穷奢极侈的第宅，所用器具、服装的华美，比起皇宫内有过之而无不及。正统八年（1443），他亲自主持修建家庙智化寺。智化寺在今北京东城区禄米仓东口，寺内殿堂层层，屋瓦用黑色琉璃脊兽铺砌，架梁、斗拱、彩画，全都精工制作。藏殿内有转轮藏一具，雕刻遒劲雄伟朴实，至今尚存。两层殿阁的如来殿，上层四壁遍饰小型木制佛龛九千多个，称万佛阁。阁内明间亦有雕饰精美的斗拱藻井。说这寺“穷极土木”，真是毫不夸张。寺建成后，他还把象征皇帝特权的宫廷音乐带出了宫墙，移到智化寺，并把它与佛教音乐结合起来，在寺内组成自己的演奏队伍，为自己演出。这种智化寺音乐一直传袭到现在，成了我国现在古乐中唯一保存最好的乐种，而智化寺也成了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旅游胜地。但是，多行不义必自毙。王振轻率地向瓦剌挑衅，终于导致了自己的彻底垮台。
瓦剌是蒙古族的一个部族。在英宗正统年间，瓦剌的脱、也先父子崛起，不断扩张势力，对明王朝的西北、北部、东北边防，构成严重威胁。王振不但不加强战备，反而迫害建议对瓦剌提高警惕的刘球等人，甚至与也先虚与委蛇，暗中让其亲信大同镇守太监郭敬，制造大量的钢铁箭头，用瓮装好，送给瓦剌使臣，以换取也先每年送来的良马等贿赂品。正统十四年(1449)二月，也先遣使二千余人进马，却诈称三千人，向明朝政府邀赏。这是瓦剌的惯技。稍不满足，便制造事端，明朝廷对此早已习以为常。但这一次，王振却叫礼部按贡使的实际人数赏赐，并轻率地减去马价五分之四。也先闻讯大怒，便借口明朝毁了婚约，在这年的七月，统率瓦剌各部，分四路大军，大举向内地骚扰。也先亲率一支劲旅进攻大同，大同参将吴浩战死，塞外城堡，纷纷陷落。消息传到北京，朱祁镇不听大臣们的一再劝阻，在王振的蛊惑下轻举妄动，亲自统率五十余万大军出征。限令在几天内即将如此庞大的队伍的军需品筹齐，结果乱哄哄筹措了若干天，就仓促出征了。
七月十六日，朱祁镇和王振率大军从北京出发，十九日出居庸关，过怀来，抵宣府。由于军行仓促，组织极差，虽未开战，军心早已动摇。加上连日风雨，还未抵大同，兵士已缺粮，饥寒交迫，留尸满路。王振指挥一切，竟一味像赶牲口那样催促大军前进。兵部尚书邝和户部尚书王佐屡次上章请求撤退，王振不允，蛮横地命令他们跪在草中，直到天黑才罢。成国公朱勇等向王振言事，居然要膝行向前，连王振的亲信彭德清以天象不利劝阻，王振也置之不理。二十八日，明军到达大同东北的阳和。这里，十多天前大同驻军曾与瓦剌军激战，明军全军覆灭，尸横遍野。明军大队人马赶到此地，见状更加寒心。在此期间，随行的御史李贤，曾与几个御史密谋，杀掉王振，然后向朱祁镇历数其罪状，从而解救这场迫在眉睫的政治、军事危机，可惜这个计划未能实现［163］。
八月初一日，明军抵大同。也先使诱敌深入之计，主动北撤。王振昏昏然还要北进，直到大同镇守太监郭敬把也先北撤的用意及大同驻军惨败的情况告诉他，他才害怕起来，次日即下令班师，至双寨，大雨倾盆。开始时，王振打算绕紫荆关退兵，顺路邀请皇帝光临他蔚州老家的第宅，以光宗耀祖，夸悦乡里，摆摆威风。及至走了四十多里地后，又恐怕这么多的人马会踏坏家乡的庄稼，又改道向东，奔向宣府，大同参将郭登闻讯赶来，告诉学士曹鼐、张益说：“从这里到紫荆关才四十多里路，皇上应当从紫荆关回驾。”他俩转告王振，被拒绝。初十日，明军退到宣府，瓦剌军追兵突至，明军仓促应战，惊慌失措，伤亡惨重，在鹞儿岭，三万骑兵几乎被瓦剌军全部消灭。十三日，朱祁镇、王振等撤至土木堡，王振再一次拒绝了退守怀来县城，或尽快入紫荆关的合理建议，而驻军地高无水的土木堡，结果在瓦剌军的围攻下，明军全面瓦解，朱祁镇做了俘虏，王振为乱兵杀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土木之变”。实际上，瓦剌兵不过二万人［165］。消息传到北京，百官恸哭失声，都御史陈镒等纷纷揭发王振的罪行，给事中王等当场揪出王振死党马顺，在他身上乱踩，顿时“尸暴血流”［166］。毛、王二长随，也被当场用铁瓜击死［167］。出任监国的王朱祁钰命令将王山碎剐于街头，对王振的家族不分老少，都斩首，王振的同党，也都处死。王振擅权七年，抄其家时，得金银六十余库，玉盘上百个，高达六七尺的珊瑚二十余株，马数万匹，其他珍宝不计其数。
但是，王振虽死，却阴魂不散。英宗复辟后，对王振这个死有余辜者，却怀念不已，下令恢复王振的官职，并采纳太监刘恒的建议，祭祀王振，用木刻王振像，招魂以葬，让智化寺供奉、祭祀王振，香火不断，血食一方，还专门给王振建造了精忠祠。学士钱溥在给王振写的墓志铭中，吹捧王振的所谓“忠烈”［168］。直到万历年间，王振像还供在智化寺中，香火不绝［169］。凡此都表明了一点：没有皇权的骄纵，也就不会有宦官的跋扈。王振为明朝的宦官专权开了恶劣的先例。他与步其后尘的刘瑾、魏忠贤，是明朝影响最为深广的三大宦官之一。
三十四、成敬
成敬（？—1455），字思慕，永乐二十二年（1424）进士，选翰林庶吉士。后派为山西晋王府奉祠。
宣宗朱瞻基即帝位不久，晋王朱济派人和汉王朱高煦勾结，图谋不轨，被告发。内使刘信等数十人又告发朱济擅取屯粮十余万石，准备接应朱高煦。宣德二年（1427）四月宣宗把朱济废为庶人，关禁在凤阳，朱济属下官员，均被作为同谋，处死［170］。但成敬刚到任不久，对那些事情并不知情，所以准备判他永远充军。成敬认为永远充军会遗累子孙，不如自己死，所以请求处死。宣宗便把他改为腐刑。后来把他派到王府，以典簿侍王朱祁钰讲读。
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瓦剌也先入侵，英宗在权宦王振的挑唆下，仓促亲征，结果在土木堡溃败，被俘。九月，监国的王即帝位，是为景泰帝。景泰帝立即升成敬为内官监太监，信用他。
成敬为人谦逊，虽然受到皇帝重用，但并不揽权，不乞求恩泽。景泰帝准备委任他的亲属做官，曾经多次问他有哪些亲属在京师。成敬都说亲属都在老家，而且全部是农夫，不适合做官。他儿子成凯的进士，是景泰三年（1451）时自己考取的。
景泰四年（1453），成敬回老家扫墓，景泰帝赐敕，并给祭费，又赐诗送行。成敬死，景泰帝派官护丧修坟，给葬祭［171］。
像成敬这样得到帝王宠信，却不揽权，不谋私利的宦官，在历代都是少有的。
三十五、郑同
郑同，原名郑通，朝鲜黄海道信川人［172］。太监。宣德二年（1427）进宫。
宣德二年（1427），宣宗派遣宦官作为使者，到朝鲜选处女，选得韩桂兰。韩桂兰是永乐十五年（1417）被选入宫处女韩某之妹。成祖宠爱韩某，封为妃；授予其弟韩确为光禄寺少卿（其俸禄由朝鲜发放）。韩确经常奉使往来京师与本国，声名日起。成祖在榆木川病逝，韩妃以身殉，这更奠定了韩氏家族在中国和朝鲜的显赫地位。韩确为了巩固地位，这次不顾其妹桂兰有病拒服药、割裂寝席的激烈反抗，送她应征，并因桂兰之被选中而再次得宠于中朝两国。后来韩氏在明宫中五十七年，当过宪宗的保姆，所以在宫中深得敬重，宪宗对她更是另眼相看。郑同因为是随韩桂兰进宫的，因此与韩氏家庭关系密切，从而对明与朝鲜的关系有较大影响。
郑同入明宫后，曾五次被派出使回朝鲜。第一次是景泰六年（1455），当时是太监高辅的副使。第二次是成化四年（1468），是太监崔安的副使。第三次是在成化十六年（1480）赍赏赐国王出兵助征建州之叛乱。第四次是成化十七年（1481）前往赐朝鲜王妃诰命、冠服。第五次是成化十九年（1483）前往册封朝鲜王子李为王世子。这三次郑同都是正使。
出使期间，郑同除了为明皇帝索取各种物品外，还特别为韩桂兰向朝鲜索取各种土物产；又让国王每年都派韩氏家族成员充当圣节使到中国；还为韩氏家族私贡明朝皇帝开了特别通道，当他们把私贡物品运抵京城后，不必经过礼部，而是直接运到韩宫人居住的东华门，由韩桂兰直接献给皇帝。这样，既避开了官员的耳目，讨好了韩妃；又使韩氏家族在名和利上得到了实惠，并争得皇帝对韩妃的宠幸和对自己的信任，得以“常在帝左右用事，无所不为”。亦因此，郑同以韩妃名义向朝鲜索取的物品的品种和数量不断增加，以致朝鲜的实录评为：“韩氏一族，因郑同坐取富贵，而贻害于国不可胜言矣。”［173］
郑同所导致的这种进贡，直至成化十八年（1482）韩桂兰死，十九年（1483）郑同出使时病死于朝鲜行馆后，才难以为继。此后，郑同的养子、汉人宦官谷清虽曾以圣旨为名，力争继续，但随着宪宗的去世，这种进贡终于终止了。孝宗即位后，大力革除宦官干政，弘治元年（1488），改派翰林院侍讲董越出使朝鲜，百年来由朝鲜籍宦官控制的明鲜宗藩关系这才结束。
三十六、曹吉祥
曹吉祥(?—1461)，滦州人，是明代权宦之一。入宫后曾隶属于王振门下。正统初年，朝廷派大军到麓川征讨思任发，曹吉祥担任监军。正统九年(1444)又参与征讨兀良哈，与成国公朱勇、太监刘永成分道出兵。十三年(1448)，与宁阳侯陈懋等到福建镇压邓茂七领导的农民起义，与太监王瑾提督火器［174］。每次出兵，他都挑选一些勇敢的蕃将和灵活矫健的士卒隶属于自己帐下，班师后则把他们养在家里，故家中多藏有武器和勇士。
景泰三年(1452)，参与分管京营。后来又与石亨等密谋帮助英宗复辟，并争取了皇太后的赞助，率兵迎英宗复皇位。天顺初年，提升为司礼太监，总督三大营。嗣子曹钦，从子曹铉、曹铎、曹等都被任命为都督，曹钦后来又被晋封为昭武伯。门下客冒功得以当官的多至数百上千人。朝中官员亦有依附曹吉祥，希望因此得到晋升的。曹吉祥这时权势之大，与忠国公石亨不相上下，当时人把他们并称为“曹石”。
曹吉祥不通文墨，所以极力主张凡有大事都要经过内阁，希望借此笼络内阁成员支持他，防止司礼监其他宦官与他争权。曹吉祥很贪婪，引荐文武官员时，常常只看给他贿赂的多少，而不管这人才力是否胜任。这点，英宗多少也看出来了，但因为自己复位依靠的是曹吉祥，而曹吉祥又居功自傲，气焰很盛，所以英宗并不直接斥责他，只密令大臣对曹吉祥稍加压抑，这就促成了内阁与曹吉祥的矛盾，曹吉祥对内阁十分不满。
曹吉祥和石亨又多次公开占夺民田，被监察官一再弹劾。二人大怒，共同向皇帝说监察方面官员的坏话，并命令吏部尚书王翱查核，监察官员凡年龄在三十五岁以上的，才可以继续留任，不到三十五岁的一律要调用。于是给事中何等十三人被调为州判官，御史吴祯等二十三人被调为知县。刚好这时碰上了风雷雨雹的自然灾害，英宗才醒悟到这做法不对，把这些人全部都官复原职。
不久，曹石二人因利害冲突，闹矛盾，御史杨、张鹏乘机弹劾他们。曹石二人赶快捐弃前嫌，重新勾结起来。他们怀疑是阁臣徐有贞、李贤的主使，共同到英宗面前诬陷他们，还说张鹏是英宗复位时被处死的宦官张永的从子，杨和张鹏是同伙。英宗大怒，把杨、张鹏以及参与弹劾的御史全部关进诏狱，并逮捕了徐有贞和李贤。事隔不久，承天门发生火灾，英宗命阁臣岳正替自己起草罪己诏。岳正用词比较激烈，曹石二人又乘机向英宗诬告岳正卖直讪谤，英宗又将岳正贬谪为钦州同知。
曹、石见英宗言听计从，于是日益嚣张，朝野官民对他们均侧目而视，敢怒而不敢言，有写匿名书告曹吉祥的，曹吉祥竟然请英宗出榜悬赏，捉拿此人。曹、石放肆的行动，后来连英宗都有所发觉，他向首辅李贤询问“夺门”一事。李贤答说：如果说迎接皇上大驾则可以，“夺门”怎能作为后世榜样?天位本来是皇帝固有的，“夺”反而说不是本来应有的了。而且当时万一失败，将把您置于何地?何况当时王已经病重，他病死了，群臣自然会请您复位，何必如此多事?他们又怎能借此强要升迁赏赐呢?英宗听后才恍然大悟，开始疏远曹吉祥，并下令今后奏章不准用“夺门”二字，同时裁革冒“夺门”功而得以封官的四千多人。
不久，石亨以从子彪图谋镇守大同，以便与石亨里外掌握兵权；私造违禁的绣蟒龙衣、寝床等不法事，被勒令闲住。后来又以制造和散布谣言，蓄养无赖，窥测朝廷等罪被关到诏狱，按谋反律判处死刑。未及行刑，石亨死于狱中。曹吉祥见到石亨如此下场，心中惊惶不安，渐渐萌发了谋反的念头。他经常厚赏那些蕃将，尽量满足他们对金钱、物质的要求。蕃将们也害怕曹吉祥一朝失势后，自己的地位不保，因而愿意为曹吉祥卖命。曹钦曾问门客冯益，“历史上有没有宦官子弟当天子的?”冯益说：“您的本家曹操就是。”曹钦听后非常高兴。天顺五年(1461)七月，曹钦对家人曹福来滥用私刑，被监察官弹劾。英宗命令锦衣指挥逯杲处理这件事，并降敕通告群臣。曹钦大惊，说：“上次降敕便逮捕了石将军，现在又这样，太危险了。”于是下定决心谋反。
这时正好甘州、凉州告急，英宗命怀宁侯孙镗西征，尚未出发。曹吉祥使他的党羽、掌管钦天监的太常少卿汤序择定于这个月的庚子日黎明时分发动叛乱，由曹钦拥兵入，曹吉祥率领禁军接应。计划确定后，曹钦把蕃将们聚到一起夜饮。这天晚上，孙镗和恭顺侯吴瑾都在朝房值夜。蕃将中有一个都指挥叫马亮的，恐怕事情败露，偷偷溜出来告诉吴瑾。吴瑾急忙催孙镗由长安右门门隙投入奏疏。英宗接到奏疏后，立即下令捆绑了曹吉祥，下严令封闭皇城和京城九门。
曹钦发现马亮逃跑后，半夜里飞驰到逯杲家，把他杀了。又在东朝房砍伤了李贤，把逯杲的头给李贤看，说自己的行动是逯杲激成的，逼李贤替他上疏声辩。又到西朝房杀了都御史寇深。他们攻东、西朝房，不得入，遂放火。守卫者拆河边的墙石填塞大门，叛军在门外往返呼叫。孙镗派自己两个儿子急召西征军士到东长安门攻曹钦。曹钦转攻东安门，在路上遇到吴瑾，把他杀了。又纵火，门烧毁了，但门内却乘势加柴，火更猛，叛军无法入内。这时天已渐亮，曹钦党稍稍散去。孙镗领兵追杀曹钦，斩了曹铉、曹；孙镗子孙砍中了曹钦胳膊后被杀。曹钦企图突破安定等门，但城门全部紧闭，曹钦只得退回家中抵抗。刚好天降倾盆大雨，孙镗督军入曹钦家，曹钦投井死，又把曹铎及全家人杀了。三天后，英宗下令把曹吉祥碎尸于市。曹吉祥的地产也在宪宗即位时没收为皇庄。
三十七、怀恩
《明史·宦官传》中列举了三个好的宦官，其中一个就是怀恩。
怀恩是苏州府人，本来姓马，宣德中入宫后，才赐姓怀［175］。由于任事恭谨，成化时提升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当时汪直掌管西厂，梁芳、韦兴等亦很得宠，但怀恩辈分比他们高，性情又耿直，识义理，通典故，遇事常能以先朝的典故来进谏；又廉洁不贪，所以在宦官中威信很高。
成化三年(1467)，户部尚书马昂等清理京营，礼部尚书奏称必得内臣共事，始可铲除宿弊，并力荐怀恩担当此任，得到允准。四年(1468)，讨满四时，又与太监黄赐，兵部尚书白圭等参与商议军事。
怀恩又敢于保护朝中正直的大臣，有个叫阿九的宦官，其兄担任京卫经历时，因犯了罪，被刘大夏笞打责罚。阿九向宪宗诬告，捕刘大夏进诏狱，全靠怀恩力救，才得释出。员外郎林俊弹劾梁芳及僧继晓，被逮下诏狱，宪宗想处死林俊。怀恩一再冒死力谏，宪宗大怒，用墨砚掷他，把他轰出去。怀恩一面遣人斥责镇抚司谄媚梁芳，倾陷林俊的丑行，警告他们不得杀害林俊，一面称病不出任事。宪宗只得派太医去为他诊治，林俊亦终于被释放。
时梁芳与僧继晓、李孜省等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取中旨授千人以传奉官，有白衣骤至太常卿者。刚好遇上星变，诏撤诸传奉官，时御马监王敏请留马房传奉，已经由皇帝允准，怀恩仍痛骂王敏一顿。有个章瑾进贡宝石，求为锦衣卫镇抚，怀恩坚决反对，拒绝传旨，说，“镇抚掌管诏狱之事，怎么能够以贿用人”，并让兵部尚书余子俊等在外廷谏止，但余子俊不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