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化十四年(1478)，辽东巡抚陈钺以掩杀冒功激变兵士，权宦汪直欲自己前往平定以邀功。宪宗命怀恩等七人到内阁会兵部商议。怀恩知汪直前往必然生事，遂提出派大臣前往，以阻止汪直，得到马文升迅速响应，怀恩即入奏，派马文升往宣玺书抚慰，避免了发生事故。汪直主持西厂之为患，亦因怀恩能据实奏闻大学士商辂等的意见，才得停罢。成化十七年(1481)，还奉旨同法司录囚，开每五年遣内臣审录之例［176］。
怀恩还有过人之胆识，不迷信怪异。据《明史·五行志》载，成化十二年(1476)，京师天变，“有物金睛修尾，状如犬狸，负黑气入窗，直抵密室，至则人昏迷”，以致遍城惊扰。一天，宪宗上朝，奉天门侍卫见怪物而哗，连皇帝都要逃跑了，怀恩却能镇静地护持皇帝。
成化末年，万贵妃与梁芳等勾结，谋废太子，立兴王，怀恩力争，被宪宗斥逐到孝陵司香。
孝宗即位，御史姜洪等力荐怀恩足副任使，得以召回，仍掌司礼监。怀恩执正如故。万安等忌何乔新刚正，把他排挤到南京任刑部尚书，怀恩不平，提出质询。又鼎力劝逐万安，用王恕。孝宗于宫中得阁臣万安进房中术的小箧，遣怀恩到内阁质问，并把群臣弹劾的章奏读给万安听。万安仍企图蒙混过去，被怀恩摘了牙牌，轰出宫外。陈准掌管东厂时，不妄生事端，也是因与怀恩关系密切，受到了怀恩的影响。
怀恩死后，于弘治元年(1488)闰正月赐祭葬，赐以“显忠”祠额。
三十八、汪直
汪直是明代权宦之一。广西大藤峡(今广西桂平西北)瑶族人。曾在昭德宫侍奉万贵妃，后升为御马监太监。
成化十二年(1476)七月庚戌，京师日蚀。民间盛传有只金睛长尾怪兽，状如犬狸，负黑气入窗，直抵密室，所到之处，人即昏迷。甚至宪宗上朝时，奉天门的侍卫都喧言在宫中见到此物，吓得宪宗几乎逃跑。这时，又有个身份不明的人李子龙用符术交结太监韦舍，偷偷溜到宫内，后来被抓到，处死了。宪宗非常厌恶这类事情，因而很想知道宫外的情况，于是让汪直乔装打扮，带领一二个校尉，秘密出宫侦查。
成化十三年(1477)，宪宗又派汪直负责提督锦衣卫官校百余人，在灵济宫旁成立西厂，进行特务活动，到处刺探动态。南京镇监覃力朋进贡归来，以百艘船载私盐，沿途勒索骚扰州县，过武城县时，典史出来盘问，覃力朋竟打落典史一只牙齿，并射死一人。汪直查明这件事后，上报宪宗，逮捕了覃力朋，判以死刑。覃力朋后来虽然被赦免了，宪宗却因此认为汪直工作负责，能够发现、检举不法行为，对他更加宠信。
有个叫韦瑛的人，以官奴的身份跟随王越到延绥打过仗，冒功被封为锦衣百户，汪直和王越关系密切，因此把韦瑛当作心腹。韦瑛兴风作浪，屡次兴起大案。建宁卫指挥杨晔，是已去世的阁臣杨荣的曾孙，他和父亲杨泰被仇人所告，逃到京师，藏在姊夫董家里。董请求韦瑛帮助，韦瑛假装答应，却跑到汪直那里告密。汪直立即逮捕了杨晔、董，对他们三次使用了锦衣卫中一种名叫琵琶的酷刑，以致两人浑身骨节松脱，多次昏死过去。杨晔受不了这种苦楚，便胡乱招供，说把钱寄放在任兵部主事的叔父杨士伟处。汪直不上报武宗，便逮捕了杨士伟，拷打他的妻儿。立案结果，杨晔死于狱中，杨泰被杀，杨士伟等被降职；郎中武清、乐章，行人张廷纲，参政刘福等都无故被牵连在内。
这时西厂率领的缇骑数量倍于东厂，而权势亦远在东厂和锦衣卫之上，京师内外直到各王府、边镇，处处都布满了汪直手下的校尉。这些人日夜制造事端，连民间争吵打架、偷鸡摸狗等琐事，往往都被处以重法，以致冤死者相继，天下大乱。汪直每次外出，随从甚多，公卿遇上了都得让路，兵部尚书项忠有一次没有闪避，竟受到汪直一再的羞辱。
大学士商辂与万安、刘诩、刘吉联合上奏汪直种种罪状，说汪直做什么事都说是皇帝秘密差遣，“专刑杀，擅作威福，贼虐善良”，以致“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甚至把是否信用汪直提到关系天下安危的高度。宪宗见到奏文，反而大怒，命司礼太监怀恩、覃昌、黄高至内阁，传旨严厉质问商辂等人，追究主使上奏本的人。商辂说这是大家要为国除害，指出朝臣不论职位高低，有罪都应请准圣旨，才能逮捕审问，而汪直却擅自逮问三品以上京官，并且抄了他的家。大同、宣府是边关重镇，守备官不能一刻空缺，汪直却一次逮捕那里的守备官数人。南京是留都，汪直擅自逮捕留守大臣。汪直还经常更换皇帝身边的近侍。所以，如果不撤汪直职，国家就有危险。万安等亦慷慨激昂地据理力争。怀恩遂据实回奏。次日，项忠及诸大臣等亦疏劾汪直。宪宗不得已，只得撤了西厂，使怀恩宣布汪直的罪行，仍令汪直回御马监；调韦瑛到边卫，把西厂的旗校调回锦衣卫。
西厂虽然撤了，但汪直仍然为宪宗所宠任。他伺机对宪宗说，商辂等弹劾他的奏疏是司礼监太监黄赐、陈祖生企图为杨晔报复而出的主意。宪宗因此把黄赐、陈祖生外放到南京。
御史戴缙是个无耻之徒，九年任期满后仍得不到提升，便极力讨好宪宗，盛赞汪直的功劳，建议恢复西厂。宪宗大喜，立刻乘机恢复了西厂，以千户吴绶为镇抚。汪直的势焰从此更盛。吴绶因为项忠曾带动大臣弹劾汪直，所以整天派人监视项忠，迫得项忠不得不以治病为名，请求回家。项忠还未动身，吴绶又指令东厂负责侦事的官校诬奏项忠；指使给事中郭镗，御史冯贯等揭发项忠违法，并牵连到他的儿子项经，太监黄赐，兴宁伯李震，彰武伯杨信等。宪宗命三法司、锦衣卫会同审问。项忠极力申辩、反驳，但由于有汪直在幕后操纵，结果竟勒令项忠为民；黄赐、李震等亦同时获罪。左都御史李宾亦因得罪汪直，被夺职。汪直为报商辂上奏弹劾之仇，又诬捏商辂接受杨晔的贿赂，想开脱杨晔的罪，迫得商辂赶快提出辞职，宪宗竟然批准，商辂于是回了老家。这时，先后被汪直一伙弹劾去职的大臣还有尚书董方、南京兵部尚书薛远、侍郎滕昭、程万里等几十人。从此，其他朝臣更不敢与汪直相抗争，与汪直关系最好的王越却当上了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陈钺当上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
汪直好大喜功，喜欢参与军事活功。成化初年，安南黎灏败于老挝，汪直便欲乘机征安南。他说服了宪宗，索取到永乐年间征讨安南的档案，后来才被刘大夏用巧计阻止。成化时汪直又总督团营，开明代禁军专掌于内臣的先例。成化十四年(1478)，汪直又请求按文科例设武科乡试、会试。时辽东巡抚陈钺贪功，总兵官欧信不敢违抗，被巡按王崇之所劾。汪直奉命前往调查，汪直袒护陈钺，把欧信关到监里，以致欧信饮恨而死。
成化十五年(1479)秋，诏令汪直巡视边境。汪直率领快马队，一天飞驰几百里。各边御史知道他要来，都在百里外就铺陈好，戎装迎谒。到了辽东，陈钺到远郊迎接，拜伏在地，以特别丰盛的筵席和精美的宾馆招待汪直，给汪直左右的人都送了礼。河南巡抚秦密奏汪直巡边扰民的情况，但并未能使宪宗醒悟，秦也只因曾经受过宪宗的嘉许，才避免了汪直的中伤。
成化十四年(1478)，陈钺以掩杀冒功，激起了骚乱，汪直想自己去处理，司礼太监怀恩却派了马文升前往。汪直很不高兴，试图让他的亲信王英和马文升一同前去，又被马文升拒绝。叛乱平息后，汪直奏准宪宗，带王英到开原，再下令招抚。马文升于是将自己平息骚乱的功劳推让给汪直。汪直到辽东后，马文升既不拜见，对他的左右也很不客气。汪直愈加不满，于是日夜监视马文升，想找些借口诬陷他。刚好兵部尚书余子俊弹劾陈钺袭击来进贡的女真人，陈钺遂在汪直前不断说余子俊的坏话；又怀疑是马文升所指使，更急于排挤他。于是汪直把陈钺激起的边境骚动奏为马文升处事不当，禁止卖农具给建州人，以致建州人怨叛。结果马文升被逮捕到诏狱，谪戍重庆卫；陈钺则因吹嘘功绩，骤升至尚书。汪直还诬陷都御史牟俸等四人，诏责给事御史李俊、王等五十六人，把每人廷杖二十下。从此汪直的威势更倾震天下。
成化十五年(1479)冬，汪直接受陈钺劝他出兵征讨伏当加、树立个人威信的意见，用抚宁侯朱永帅兵，自己监军，前往讨伐建州。在边境杀老弱，焚庐舍而还，而辽东积蓄了十多年的粮饷亦被耗尽。班师后，朱永封保国公，陈钺升右都御史，汪直则大量增加了禄米。
兵部尚书王越见陈钺得宠，非常嫉忌。十六年(1480)春，诈称亦思马因骚扰边境，亦劝汪直出兵。遂以朱永为平虏将军，汪直监军，王越提督军务。王越、汪直、朱永分道分兵前进，朱永没有遇到敌人，没有立功；王越、汪直却以杀敌有功，王越被封为威宁伯，汪直又再加禄米。
由于汪直、王越轻启边衅，不久，伏当加骚扰辽东，亦思马思亦骚扰大同，百姓深受其害。辽东巡按强珍揭发陈钺挑起边界纠纷，御史许进亦率领同僚弹劾他。汪直偏袒陈钺，谪强珍，廷杖许进。这时，憎恶汪直的人把陈钺、王越说成是汪直的两把钺(钺，武器的名称)。宫中擅长演滑稽戏的正直的伶人阿丑，有一天在宪宗面前模仿醉人互相谩骂，有人喊皇帝驾到了，他照样骂；有人喊汪太监到了，他赶快避开，说：因为现在的人只知有汪太监。他又摹仿汪直的样子，拿着两把钺到皇帝面前，别人问他这算什么，他说：“我带兵就只靠着这两钺”，问他什么钺，说是王越和陈钺。宪宗听了笑笑，对汪直的事才稍稍有所了解。但朝臣们这时仍然没有敢公开揭发汪直的。
恰巧东厂太监尚铭抓到了大贼，得到厚赏。汪直非常嫉忌，恼恨尚铭事先不告诉他。尚铭是曾由汪直荐举的，势力不及汪直，所以害怕汪直陷害他。于是收集了由汪直泄露出来的宫中的秘密，奏告宪宗，并大量揭发王越、汪直互相勾结的情况。宪宗从此才开始对汪直有些疏远。
成化十七年(1481)，宪宗命王越当总兵官，以汪直监军，到大同御敌。敌退后，汪直奏请班师，宪宗不准；陈钺替汪直讲好话，受到宪宗斥责，王越、陈钺这才慌了。不久，宪宗又命王越徙镇大同，以汪直总镇大同、宣府，召其他京营将士回京。汪直久镇大同后，日渐失宠，给事中、御史趁机纷纷上奏汪直到处苛索扰民等等罪状，请求撤去西厂。阁臣万安大力支持，说京城众口一词，都要求撤销西厂。
成化十八年(1482)，延绥边境报警，王越调兵前往支援，得胜。这时大学士万安等害怕王越有智谋，可能有办法使汪直回京，于是提出调王越到延绥，把他和汪直分开。大同巡抚郭镗又提出汪直与总兵许宁闹矛盾，恐耽误守边大事。
成化十九年六月，宪宗把汪直调到南京御马监，撤西厂。成化十九年(1483)八月，因监察官的弹劾，汪直被降为奉御，他的党羽除已退休的陈钺外，王越、戴缙、吴绶等都分别受到处分。韦瑛后来因其他的事被处决。曾经不可一世，禄米加至四百八十石的汪直，终于在寂寞中病死。
三十九、钱能
钱能，女真人，兄弟四人，他排行第三，人称为“三钱”。成化(1465—1487)年间，他和大太监李芳等在一起，专门巴结讨好宪宗最宠爱的万贵妃。他以便于给万贵妃采办珠宝的理由，讨得了镇守云南的差事。
钱能是个骄横贪欲的人，出镇云南时路经贵州，从行人员四处勒索，弄得那些小官吏和老百姓四处躲藏［177］。当时，有的官员因各地镇守太监骚扰地方，要求尽撤各地镇守太监。云南巡按都御史郭阳却讨好钱能，上奏疏称赞他，要求让钱能继续留在云南。
按规定，以前安南入贡一律经广西，不经云南。钱能却谎称安南捕盗兵擅入云南境内，要求派指挥使郭景前去戒饬安南王。经宪宗批准后，他便派郭景以玉带、彩缯及其他珍宝玩物送给安南王，而赍敕取安南特产，又诱使安南贡使改道经云南。这时安南王灏在成化四年(1468)侵占了广西凭祥，又把占城改为交南州，气焰嚣张，正欲进窥云南，遂乘机以解送广西龙州罪人为借口，随郭景经云南进京。他索取役夫六百人，随后派兵赶到，云南大受骚扰。兵部严厉声明云南不是入贡的通道；龙州罪人只应解送到广西，不应解进京；并加强了边防，才控制了事态的发展。
钱能又派郭景与指挥卢安等到干崖、孟密等土司，以答应替他们奏请升为宣抚司为条件，向他们索取宝石、黄金；甚至逼淫曩罕弄女孙。三年后，这些事被揭发出来。宪宗命巡抚都御史王恕查处这事，并逮捕郭景。郭景投井自杀。于是再遣刑部郎中钟蕃前往调查，查明事均属实。但宪宗仍然饶恕了钱能，只处理了他的党羽九人。指挥姜和、李祥拒捕，钱能为二人上疏求情，宪宗答应给予法外开恩。
麓川宣慰思任发在宣德时占据了孟养的土地，后来逃到缅甸。明廷要惩处思任发，钱能却接受了思任发后裔思陆发贿送的珍宝，让他有入贡的机会，并准备立功赎回世袭的祖职。
钱能的贪财及不择手段是颇突出的，永昌生产的料丝灯是一种精美的工艺品，钱能用它作为贡品，沿途勒索，禁止其他人烧造［178］。为了榨取老百姓的财富，他耍了不少花招，手段卑劣可笑。如云南有个富翁患皮肤病，钱能把他的儿子找来说：你父亲有传染性皮肤病，年纪又老了，不如把他投到滇池淹死，以免传染军士。这孝子听了非常害怕，只得送了一大笔钱给钱能，才保住他父亲的命。又如有个姓王的百姓，因为卖槟榔发家致富，人们都称他为“榔槟王家”。钱能抓了这个人说：你是平民，怎么敢煽动百姓，僭号“王”。这个人慌得把所有家财交了出来，才算完事［179］。
巡按御史甄希贤揭发钱能杖死了守矿千户一人，宪宗亦不加罪，只把钱能调回南京。
钱能在云南时，曾仗势先后用七千余两银子收买了木府价值四万多两银子的文物。到南京后，他与另一个附庸风雅的守备太监王赐互相展示自己收藏的文物，陈洪谟在《治世余闻》中曾记载：“五日，令守事者舁书画二柜至公堂，展玩毕，复循环而来，中有王右军亲笔字，王维雪景，韩题扇，惠崇斗牛，韩干马，黄筌醉锦卷，皆极天下之物。又有小李、大李金碧卷，董范、巨然等卷，不以为异。苏汉臣，周对镜仕女，韩班姬题扇，李景高宗瑞应图，壶道文会黄筌聚禽卷，阎立本锁谏卷，如牛腰书，如顾宠谏松卷，偃松轴，苏、黄、米、蔡各为卷者，不可胜计。挂轴若山水名翰，俱多晋、唐、宋物，元代不暇论矣，皆神品之物，前后题识钤记具在。”南京许多缙绅都有机会参观过这些珍品［180］。
钱能守备南京时，王恕为南京参赞尚书，钱能知道王恕梗直，于是稍作收敛。弘治末年，钱能老死于京师，正德初，赐葬最胜寺。
四十、梁芳
梁芳，广东新会人，御马监太监。
梁芳是个贪得无厌、专会阿谀奉承的小人。成化年间，万贵妃得宠，他便每天给她进送美珠珍宝讨好她。他的党羽钱能、韦眷、王敬等，争着借给皇帝采办的名义，外出到各大镇当镇守太监，在那里滋扰生事，搜刮财物，但皇帝因为万贵妃的关系，对这些事全都不过问。梁芳又引进妖人李孜省及僧继晓，互相勾结，用不正当的手段谋取私利。被他们拿着圣旨直接封官的，累计有千人，全都称为传奉官，其中有些甚至是从毫无功名的平民百姓一跃而成了太常卿。陕西巡抚郑时揭发梁芳，被罢官。郑时是个正直的官员，遭到这不公的惩罚，老百姓都同情他，哭着送他，皇帝听到这情况后，有些后悔，便赶走了十个传奉官，还把六个投进监狱，下诏从今以后，传圣旨授予官职的，都要复奏，但并不责罚梁芳。指挥袁辂献地建佛寺，梁芳请皇帝让他承袭广平侯爵，宪宗竟然照准。
梁芳的母亲在老家居往，梁芳便向宪宗请准，让他的弟弟、锦衣卫镇抚梁德经常往来京师与新会之间，以供奉侍养老母。梁德便乘机在广东到处搜罗花木禽鸟，以私人的身份进贡给皇帝。他所用的船只、车辆、脚夫、口粮包装等一切费用，均由政府供给，成了对地方官民的祸害。因此，广东左布政使彭韶上疏谴责，疏中涉及梁芳。梁芳大怒，向宪宗进谮言，把彭韶调往贵州［181］。刑部员外郎林俊，因为弹劾梁芳和僧继晓，亦被投进监狱。
梁芳常肆意挥霍宫中库藏的钱财，一段时间以后，宪宗去内库视察，发现几朝累积下来的七窖金全部用光了，便对梁芳和另一个太监韦兴说：“浪费库藏，都是因为你们两个人。”韦兴不敢回答，梁芳却狡辩说：“兴建显灵宫和各处祠庙，都是为陛下祈求万年福泽罢了。”宪宗不高兴地说：“我不挑你的毛病，但后来的人将要和你计较了。”梁芳很害怕，便游说万贵妃，让她劝皇上废了太子朱樘，改立兴王为太子。刚好这时泰山累次震动，占卜的人说这天象应在太子身上。宪宗害怕了，这事才没有进行［182］。
成化二十一年（1485），有流星，声如雷，宪宗害怕，下诏求直言，科道官纷纷上表弹劾梁芳等，宪宗虽然没有责备群臣，但仍不惩处梁芳［183］。
成化二十三年（1487），宪宗去世，孝宗即帝位，以黩乱朝政的罪名，将梁芳降为南京御用监少监，退居家中。梁芳赶紧把原来赐给他的和远官店及永清县庄田退还［184］。不久，梁芳被逮捕入狱，后在狱中去世。
四十一、阿丑
阿丑是宪宗成化年间的小宦官，姓名、身世、来历、职衔，都未见于记载。在多种明代史籍中，他均以善演讽刺滑稽戏，敢于在皇帝面前借演戏来讥讽、揭露时政的歪风弊端见称，很有点东方朔的风格。
成化时，太监汪直专权而又放肆，他掌管着特务机构西厂，所率领的缇骑数量远远超过了东厂，权势亦远在东厂和锦衣卫之上，势力遍及朝廷内外，从京师内外直至各王府、边镇、处处都布满了他手下的校尉。他们到处滋扰生事，炮制冤狱，擅自在边镇、留都逮捕官员，甚至擅自逮捕三品以上京官，抄他们的家。所以一提到他，人们连大气都不敢喘，更不敢说话。阿丑见到这些情况，愤愤不平，存心在皇帝面前揭发他，打击他的威风。
有一天，阿丑在皇帝面前扮演一个喝醉了酒骂人的人，旁边一个人提醒他说：“某官来了。”醉人一样照骂。那个人又说：“圣上驾到。”醉人还是一样的骂。那个人又说：“汪太监来了。”这个骂人的人吓得立刻服服帖帖地恭敬地站在一旁。人家问他：“天子驾到你不怕，而怕汪太监，为什么呢？”他回答说：“现在的人只知道有汪太监，不知道有天子呀。”宪宗听了有点不高兴，从此对汪直的宠爱少了一点。
当时有两个都御史，一个叫王越，一个叫陈钺，他们互相谄媚汪直，和他结成死党。阿丑穿上汪直的衣服，在皇帝面前化妆成汪直的模样，手里拿着两把钺，踉跄而行。旁边一个人问他，“你这是干什么呀？”他回答说：“我带兵全靠这两把钺了。”又问他：“你的钺叫什么名字？”他一本正经地回答说：“王越、陈钺是也。”宪宗听到了，也点头微笑，有点觉悟［185］。
当时有个勋臣国戚掌管团营，利用职权之便，私自役使两千兵给他盖房子。阿丑扮演“垓下之围”这场戏，口里念道：“六千兵散楚歌声”，有人跟他争辩，说“应当是八千兵”。阿丑说：“你不知道吗？还有两千兵正在给某侯家里盖房子，还没有回来呢。”宪宗听说后，秘密派掌管东厂的太监尚铭去调查这件事。那公侯听到风声，立刻停了工，把那两千兵遣送回军营了。
又有一天，阿丑在皇帝面前扮演六部派遣委任官员的情况，先是下命要严格选拔，及至选出来了，就逐一问他们的姓名。一个说：“姓公，名论。”负责的官员说：“公论现在没有用。”又问另一个人，回答说：“姓公，名道。”负责的官员很干脆地说：“公道如今难行。”又问最后一个人的姓名，回答说：“姓胡，名涂。”负责的官员听到后，十分满意地说：“胡涂现在最吃得开，能行。”皇帝听到后，微微一笑而已。
权宦梁芳卖官鬻爵，动不动就以传奉的名义给行贿者授官。有一天，在宴席上，阿丑扮演主客两人相见的场面。主人问道：“客人从哪里来？”回答说：“从船上来。”又问：“船行得安全平稳吗？”回答说：“船是走得平稳，只苦在臭虫骚扰人，所以睡得不好。”再问道：“为什么白天不晒晒被褥呢，这样可以除掉臭虫。”回答说：“晒被褥也不成，臭虫都钻到船缝里面去了。”主人沉吟了好大一会儿，然后才说：“除非是砍去梁方，船自然就没有缝了。”这时，在旁边听见的人，都立刻敬畏地看着他。
又曾扮演医生给病人看病，病人问医生说：“我胸前肿起一大块，没头没脑的，痛得没法说，该怎样治？”医生回答说：“这病是无名肿毒，我有一条药方，不用花一个钱就可以治。”病人问道：“是什么药方？”回答说：“只要找有五个更次都不说话的人的唾液抹在上面，则自然会消肿不痛了。”病人说：“这样的药很难得呀。”医生说：“你就不知道，现在王府、六部官宦以及都察院的言官，都是不说话的人，有什么难得的呢。”［186］
就这样，阿丑借在宫中演戏的机会，讲出了许多正直官员想讲又不敢讲的话，对打击权宦汪直、梁芳的势力，针砭弊政，起了一定的作用。像他这样正直机敏、活泼可爱的宦官，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四十二、蒋琮
蒋琮，大兴（今北京市属县区）人，弘治年间任南京守备太监。
在南京一带沿长江有些芦苇场，原来都隶属于三厂。成化初年，江浦县很多田被江水淹没了，而江边在与芦苇场接近的地方，却冲积出了六块沙洲。于是百姓请求耕种这些沙洲，以补偿被淹没了的田地数额。又，在瓦屑坝荒废的地和石城门外的湖地，原来亦不属于三厂。但是，一些投机取巧的人，把这些地全都投献给了时任南京守备太监的黄赐。黄赐接受了投献，把这些地全都算作芦场，从而收取了这些地的全部利益。这样，江浦县的百姓不仅失去了田，而且每年仍要照原来的田额数交纳租税，苦不堪言。所以孝宗刚即位，他们便相率向朝廷上告。孝宗令御史姜绾等覆核处理。
弘治二年（1489），姜绾前往核时，蒋琮求姜绾偏袒自己，但姜绾却上疏奏称蒋琮以守备重臣与小民争利，用揭帖对抗诏旨，以及侵犯言官职权、侵吞国税、诬控都御史秦、越权接受民人词讼等十条大罪。
而在此以前，御史余浚曾弹劾宦官陈祖生违反制度垦种后湖的田，导致湖的淤塞。这事皇帝让南京主事卢锦勘察，所以陈祖生和卢锦有矛盾。而给事中方向又曾带领同事缪樗等弹劾陈祖生及文武大臣不称职的情况，尤其着力攻击陈祖生，所以陈祖生对方向是恨之切骨。当时方向正监督后湖的黄册库，他和卢锦在湖滩地种了些菜，并砍伐一些芦苇作为公用，于是陈祖生上奏卢锦和方向私种南京后湖田。这案被发给南京司法部门处理。蒋琮对姜绾奏疏中指责他的罪行逐一反驳，并涉及到御史刘恺、方岳和南京各个部门违法的事。给事中韩重又因为星变，请斥逐蒋琮和太监郭镛。刚好郭镛这时奉使到两广，途经南京，去了后湖观看。后湖是黄册库所在地，所以除了看守的主事、给事中各一人外，百官都不准进去。于是御史孙等弹劾郭镛擅游禁地。郭镛怒，回去向孝宗告状，说府尹杨守随没有认真勘察卢锦、方向的问题，御史不弹劾他，只是责备内臣。于是孝宗派太监何穆、大理寺少卿再勘查后湖田，并核查姜绾、蒋琮互相攻击上奏的事。
弘治三年（1490）结案，认为姜绾等对蒋琮的弹劾有些不是事实，而蒋琮对姜绾等的告发，亦有很多是诬控，而且蒋琮不应接受奸人投献的地，不应私下嘱托前往办案的姜绾偏袒自己，对他们都应予处理，但孝宗将卢锦革职，方向、杨守随降级外调［187］。姜绾、孙、刘逊、金章、纪杰、曹玉、谭肃、徐礼、余浚等九个御史和给事中缪樗，都被逮捕到京师审问，然后都降为州判官。［188］而对蒋琮不予追究。
当时尚书王恕、李敏和许多言官，都认为姜绾和蒋琮的罪相同，但处理却大不相同，这很不公平，可是孝宗拒不接受他们的意见。从此蒋琮更加横行无忌。
后来，广洋卫指挥石文通奏蒋琮僭侈杀人，开掘聚宝山破坏了明皇陵风水，殴打商人致死。应天府尹樊莹亦上奏他开山伤了孝陵山脉［189］。蒋琮终于被捕入狱，但仍免死，只是放到孝陵充净军。［190］
四十三、秦福
秦福，司礼监掌印太监兼管东厂，《明史》无传。
秦福（？—1552），字天锡，号升庵，广东三水人。自幼入宫，正统十二年（1517）在清宁宫服役，十三年（1518），调为乾清宫近侍。嘉靖元年（1522）升为御马监左监丞，又调为御用监佥押管事，不久，升左少监。嘉靖三年（1524），升太监，准在宫中乘马。调到御马监，监督勇士四卫营务。五年（1526），奉拿提督上林苑海子。六年（1527），奉命随朝请，晋升为乾清宫牌子。七年（1528），掌御马监印，提督勇士四卫营禁兵。八年（1529），提督十二团营兵马，掌管乾清宫事。九年（1530），掌上林苑海子关防。十一年（1532），提督礼仪房并浣衣局，提督尚衣监西直房。十三年（1534），总提督内西校场操练并都知监带刀。十六年（1537），总督东厂。十七年（1538），兼管尚衣监印。十八年（1539），嘉靖帝南巡，由秦福留守京师，赐给符验关防。二十四年（1545），升调到司礼监。二十五年（1546），提督先蚕坛，掌管处理有关祭礼及各种吉礼的事。二十七年（1548）再次督东厂。二十八年（1549），掌司礼监印，开了总督东厂任司礼监掌印的先例，前后达四年之久，在任去世。
秦福前后受赐飞鱼、斗牛、蟒衣、大红坐龙衣各三次；受赐玉带、带各一条；受赐禄米373石；又特别赐给银记，上有“恭勤端慎”字样；赐给御书：“克尽忠谨，小心匪懈，恭慎如一”。其弟秦祥荫为后军都督府右都督；有侄若干人分别荫为锦衣卫指挥、千户、百户［191］。
这里不厌其烦地详记秦福的履历，一则因为像这样详细的履历，在其他太监中不多见，而从中可以较细地看到宦官职务变动的情况。二则因为嘉靖帝在位时，鉴于正德年间刘瑾等宦官的为祸，对近侍管理较严，但是这“严”，只是相对而言，嘉靖帝对宦官的宠信程度，于秦福一生中，可见一斑。
四十四、黄锦
黄锦，字尚，别号龙山，河南洛阳人。司礼监太监。正德初年入宫，到内书堂读书，不久，选派到兴王府为世子朱厚伴读。正德十六年（1521）武宗去世，无子，朱厚入嗣帝位，是为世宗。因黄锦伴读有劳绩，升为御用太监。以后又先后调任尚膳监、司设监、内官监太监。嘉靖二十四年（1545），封为司礼监佥书。三十二年（1553），掌司礼监事兼总督东厂。世宗对宦官控制虽然比较严，但对黄锦非常信用，称他为“黄伴”而不叫他的名字。派他修筑生父献皇帝的陵墓显陵和旧邸的龙飞殿；三次检阅营兵；并与司法部门官员一同审判罪囚。楚世子犯大逆，亦是黄锦与勋臣及司法官员前往处理。
世宗先后赐给黄锦斗牛、坐龙、飞鱼、蟒等袍服及玉带、文绮等及各种宝物，禄米积至五百石，而且准许在宫中乘马与肩舆。
世宗崇信道教，晚年常住在西内，病重时，是黄锦把他请回乾清宫。
世宗去世，是黄锦与大学士徐阶等到裕邸，迎裕王载入嗣帝位，是为穆宗。
因此，穆宗特荫黄锦侄一人为锦衣卫指挥同知、世袭。而在嘉靖年间，黄锦之弟黄锈已被荫为锦衣卫正千户，后升至后军都督府都督同知，加特进。并因此，黄锦的曾祖、祖、父三代，均被赠为后军都督府都督同知，他们的配偶均被赠为一品夫人。
隆庆初年，黄锦病逝，穆宗命黄锦名下司礼监太监滕祥等经理丧事，赐祭葬等，建享堂、碑亭，赐祠额为“旌劳”［192］。
《明史》评黄锦，说他虽然在嘉靖帝为藩王时，已经侍候在左右，嘉靖帝即位后，他掌管司礼监，督东厂，权势虽大，但还比较能自我约束，“不敢大肆”［193］。
四十五、张宏
张宏（？—1584）司礼监太监，字德夫，别号容斋，广东新宁人。嘉靖时被选为乾清宫近侍，几年后，累升至司设监太监佥押管事，先后赐给蟒衣、罗蟒、玉带，并准在宫中骑马出入，以后又调为内官监太监，世宗返承天巡视时，亦由他扈从。回来后，任命为乾清宫牌子，随朝捧剑。后来又掌管银作局印，并赐给金彩斗牛衣。复掌惜薪司局印，对惜薪司贪污浪费的积弊作了整顿。世宗非常满意，任命他乾清宫管事，赐给金宝带环。
隆庆初，南京守备出缺，穆宗认为留都是重要的地方，一定要由廉洁、有能力的人镇守，便派他前往。
神宗即位，把张宏召回，任司礼监秉笔，赐给坐蟒，并准在宫内坐凳杌。皇太后亲自编辑《女训》教育六宫妃嫔，让张宏督教事。不久，又掌内官监印。万历五年（1577）春，皇太后为皇帝选后，张宏奉命往淮河一带访求。张宏行事不扰民，所以皇帝很高兴，亲自写了“文雅端慎”四个字赐给他。禄米亦升至一百石。神宗亲政后，原司礼监太监冯保被逐，张宏成了司礼监太监。神宗选定寿宫地点后，令张宏总督工程。这时张宏已年老多病，所以一再请求退休，终于得到允准，神宗还命每月给他廪米三十石，舆隶三十人，张宏原来名下的二十八人仍然跟从他。
不久，张宏病逝，神宗易服，谕祭九坛，大量赐给宝钞、斋粮、银币等，由有关部门办理丧事，给他建造享堂、碑亭、祠，并给祠赐额“旌忠”［194］。《明史》则肯定他“无过恶，以贤称”［195］，这在宦官中是少有的。
张宏的侄、侄孙，被荫为锦衣卫指挥使的一人，为锦衣正千户的一人，为锦衣百户的三人。
四十六、李芳
明朝隆庆时有两个名李芳的宦官，一个是在裕王府侍候太子朱载（后来的穆宗）的李芳，他与在裕王府侍讲读的张居正关系密切，常向张居正请教学问，甚至议论政事。穆宗即位后，他当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当时张居正已经是大学士，他与首辅李春芳和另一大学士赵贞吉都有矛盾，便和李芳商议，在李芳支持下，通过皇帝，进行了高层人事调动，把高拱引进，从而控制了赵贞吉，排挤了李春芳，为张居正日后当首辅清了道［196］。由此可见，这个司礼监掌印太监李芳在隆庆朝时势力很大，可惜未见到有关他的更多的情况。
本传之主李芳是隆庆朝时内官监的太监，穆宗刚即帝位时，因为李芳为人正直，办事公正，得到信任。当初，在嘉靖年间，匠役徐杲因为营建有功，很快便跃上了工部尚书的位置；他修筑卢沟桥时，又巨额贪污经费；他的下属人员冒领太仆少卿、苑马卿以下职衔的，有数百人，隆庆元年（1567）二月，李芳弹劾了他。当时徐杲已经罢了官，便将他逮捕入狱，流放充军；他那些冒领职衔的冗员全部被淘汰。李芳又奏请裁革上林苑监增加的皂隶，削减光禄寺每年增加的米、盐［197］和工部的物资，而这些正是其他宦官可以从中大量贪污的地方，所以他被其他宦官嫉忌。
与此同时，司礼监太监滕祥、孟冲、陈洪等曾侍候过太子朱载（即穆宗）的人，亦得到皇帝的宠爱，他们争着找各种新奇精巧好玩的，甚至是歪门邪道的玩意儿来讨好皇上，元宵节时，把彩灯堆迭得像巨鳌一样的山状，诱引皇帝终夜饮酒作乐。对这些情况，李芳很严肃地认真向皇上进谏，皇帝不高兴了。滕祥等又乘机来挑拨，皇帝怒了，勒令李芳闲住，不让他再管事。隆庆二年（1568）十一月，再杖打李芳八十下，投到刑部监狱监禁，等待判决。刑部尚书毛恺等说：“李芳到底犯了什么罪，不清楚，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判决。”皇帝说：“李芳侍候我无礼，把他关起来。”
李芳被监禁了，滕祥等人更加横行无忌。滕祥是前司礼太监黄锦的名下，黄锦已经被革去荫职，滕祥却利用职权，擅自给他恢复。工部尚书雷礼弹劾滕祥：“传圣旨令制造和采办各种用具、物资以及修补各坛庙乐器时，很多都从中加大了数字，造成巨大浪费。对工厂存留备用的大木材，又任意斫截。臣雷礼无法和他抗争，请早日赐我罢官。”穆宗并不责罚滕祥，反而让雷礼退休，孟冲传圣旨，把海户王印投到镇抚司监狱，判处充军，司法部门对此一无所知，又收受了肃藩辅国将军缙贿赂，不顾制度的规定，把他嗣封为肃王。陈洪尤其肆意贪污，内阁大臣中，亦有是因为贿赂了他才得以入阁的。
滕祥、孟冲、陈洪这三个人所浪费的国家公款，实在难以计算。皇帝到太庙祭献时，这三个人都戴着进贤冠，穿着祭服跟从，他们得到的爵禄赏赐和辞谢的礼节，和六卿相同。弹劾他们的廷臣，太常少卿周怡，被借外补官员的机会调到外地；给事中石星、李已、陈吾德、御史詹仰庇、尚宝丞郑履淳，都被在朝廷杖打后罢了官。
滕祥等三个人，各得荫受锦衣官多至二十人，而李芳却独自长期被关禁在监狱里。直到隆庆四年（1570）四月，刑科都给事中舒化等官员，由于热审已经到期，请求皇帝饶了李芳。李芳这才得到释放，但仍被驱逐，放到南京当净军［198］。
从李芳的遭遇，可知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要当个好官，难，要当个好的正派的宦官，同样是难。所以当指责宦官的为祸时，不能仅止于指责宦官，而应该直击封建君主专制的制度。
四十七、滕祥
滕祥（？—1569？），字惟善，别号两山，河北雄县人。司礼监太监。正统四年（1509）入宫，隶属于黄锦名下。十年后升奉御，佥书惜薪司事，不久，迁乾清宫近侍，武宗去世，仍回惜薪司。后得到世宗信用，由兵仗局副使累迁至御马监右少监，晋升为御用监太监，掌管御用监事，赐给蟒衣、玉带、准内苑乘马。一段时间以后，命管三千营并三千哨营。世宗巡视承天，滕祥为先头部队，其后又提督上林苑海子，提督西直房。
穆宗即位，以其年老，赐内府坐凳，几个月后调司礼监掌监事，兼掌御用监、司设监。大学士陈以勤在给他撰的墓志铭中，颇多谀词，如说他“处肘腋间六十年，未常有过失”，“时于上左右有所规切匡正”等等［199］。但《明史·宦官传》中，说他“争饰奇技淫巧以悦帝意，作鳌山灯，导帝为长夜饮”。排挤正直的内官监太监李芳，致李芳被杖打八十，投到刑部监狱。前司礼太监黄锦有错，被革荫，滕祥利用职权，擅自给他恢复。工部尚书雷礼弹劾他“传造采办器物及修补坛庙乐器，多自加征，糜费巨万。工厂存留大木，斩截任意”等等。但穆宗偏袒滕祥，不但不责罚他，反而因此让雷礼退休。
滕祥与同在司礼监的孟冲、陈洪，在穆宗的宠幸下，“糜国帑无算”，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以讨好皇帝。所以皇帝在太庙祭献时，他们三个人都可以像官员一样戴上进贤冠，穿上祭服跟从，而且“爵赏辞谢与六卿埒”，俨然成了朝中的高级官员一样。对这情况，许多廷臣、尤其是科道官纷纷加以弹劾，但穆宗对这些官员或者是给予外调，或者是廷杖、罢官。而给滕祥等三人各荫锦衣卫官至二十人。［200］
穆宗在位的隆庆年间，并不是明代宦官最得意的时候，但滕祥等仍得到如此宠信，明代宦官势焰之盛，于此亦可见一斑。
四十八、冯保
冯保，深州(今河北省深县)人。不知何时阉割入宫。嘉靖中，为司礼秉笔太监。隆庆元年(1567)提督东厂兼管御马监。“建厂东上北门之北，曰内厂，而以初建者为外厂”［201］。当时司礼监缺掌印太监，按资格论，冯保当任此职，但这时穆宗朱载正对他不满。大学士高拱推荐御用监陈洪掌印司礼监，从此冯保对高拱颇为痛恨。等到陈洪罢职，冯保以为自己有希望升迁，不料高拱又推荐孟冲补缺，而按规定，孟冲不过是管吃喝的尚膳监太监，是不应当掌管司礼监的。冯保由此更加痛恨高拱，便与另一位大学士张居正密谋，把高拱打下去；张居正也正想除掉高拱，以便自己独揽大权，遂与冯保一拍即合，两人的关系越来越深。隆庆六年(1572)五月，穆宗患病，冯保偷偷地要张居正预先起草好遗诏，不巧又为高拱看见，他当面责问张居正说：“我是内阁首辅，管理国家大事，你凭什么单独与宦官一起准备遗诏?”张居正面红耳赤，无言以对，只好谢罪。由此高拱也更厌恶冯保，一心想把他驱逐出宫。
不久，穆宗病重，召阁臣高拱、张居正、高仪等至乾清宫，同受顾命。穆宗强打精神，挣扎着倚坐御榻，皇后、贵妃、太子立于左。穆宗太衰弱了，已无力说话，便由在后妃支持下已从孟冲手中夺得司礼监掌印太监位置的冯保，宣读顾命说：“朕继承大统才六年，现患重病，将不起，辜负了先帝的重托。太子年幼，只好托付给列位大臣，协力辅佐，遵守祖制，大家都功在社稷。”高拱等哭拜而出。次日，穆宗去世。六月，皇太子朱翊钧即位，是为神宗，年方十岁。冯保假传穆宗遗诏说，“阁臣与司礼监同受顾命”。廷臣都觉得很奇怪。在朱翊钧登基仪式上，冯保始终站在皇帝的宝座旁，满朝文武大臣大为震惊。冯保集司礼监、东厂、兼总内外大权于一身，势力越来越大。对皇帝，他早晚视起居，百般照顾，发觉皇帝稍有不轨，就禀告朱翊钧的生母李太后［202］。有一天，内使至内阁传旨，高拱说：“这是谁的旨?皇上年幼，还不是你们搞的，我要把你们全赶走！”［203］内使向冯保汇报，冯保大惊，便策划将高拱赶下台。但是，高拱先动手了。他上疏奏请削减司礼监的大权，还之内阁，又说服十三道御史刘良弼等，在奏章中列数冯保之奸，命给事中雒遵、程文等上特疏攻冯保，自己准备只等疏下，即拟旨驱逐冯保。高拱以为，他与张居正、高仪毕竟同在内阁办事，因此对他俩慷慨陈词，说受先帝托孤，不敢不竭尽全力效命朝廷，对冯保的专权，深感忧虑，想与他俩共同设法，把冯保赶走。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张居正马上把他的密谋，全盘托给冯保，并积极策划把高拱逐出内阁。冯保利用职权，将高拱等的奏疏都藏起来，马上与张居正商定，把高拱打下去。
高拱是个心直口快、出言不慎的人。穆宗去世时，他曾在内阁一边哭，一边感叹不已地说：“十岁天子，如何治天下！”这虽然是实话，却被冯保当作把柄，对皇后、皇贵妃煽动说：“高拱指斥太子是小孩，怎么能当皇帝！”后、妃大惊，太子也不胜惊诧。这件事，无疑成了导火线，随时都能引发足以使高拱下台的政治爆炸。果然，六月十五日，天刚蒙蒙亮，大臣们被召到会极门，高拱还以为是驱逐冯保，没想到冯保传皇后、皇贵妃、皇帝的旨意说：“告诉你们内阁、五府、六部诸位大臣，大行皇帝殡天前一日，召内阁三位大臣在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受遗嘱道：太子年少，全靠你们辅佐。不想大学士高拱揽权擅政，夺威福自专，什么事都不让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夜担心害怕。现令高拱回老家闲住，不许停留。你们大臣受国厚恩，为什么要投靠权臣，蔑视幼主?从今天起，要洗心革面，忠心报国，谁敢重蹈覆辙，定当法办！”高拱听罢，目瞪口呆，趴在地上都起不来了。张居正把高拱扶出宫门［204］，又与高仪一起，上疏请留下高拱，皇帝不许。张居正又请求让高拱由驿道驰归，总算获准，使高拱在路上减少了颠沛之苦。高拱雇了一辆骡车，匆匆收拾好行李，便启程离京。锦衣卫派人追上，将高拱行囊洗劫一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