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保仍不想放过高拱，阴谋进一步加以迫害。万历元年(1573)正月，有个叫王大臣的人，穿了宦官的服装，潜入乾清宫，被逮捕送东厂。冯保想抓住这件事借题发挥，大作文章。冯保让家人辛儒给王大臣一大包银子，给他好吃好喝，将刀放在他的袖子内，要他陷害高拱，说高拱因心怀不满，特派他行刺皇帝。王大臣利令智昏，同意了。冯保暗喜，以为这下高拱定被问成死罪，并株连九族。隔了一天，锦衣都督朱希孝等会审，严刑之下，王大臣吓坏了，连声大叫：“许我富贵，怎么又拷打我!我在什么地方见过高阁老?”朱希孝一听，感到此事非同小可，不敢再审。大臣杨博、葛守礼等都力保高拱，葛守礼更以全家百口人担保高拱绝对无此事。张居正也劝阻冯保罢手。这样一来，冯保才稍稍收敛，用生漆酒把王大臣灌成哑巴，然后送法司问斩，杀人灭口。高拱幸免获罪，由此冯保的阴狠却暴露无遗，大臣们都认为他太坏了，但一些小人仍不断投靠他，作为晋升阶梯。
李太后教导小皇帝朱翊钧很严厉。冯保倚仗太后的势力，经常挟持小皇帝。有时小皇帝正跟小太监玩耍，见冯保来了，马上正襟危坐，说：“大伴来了。”朱翊钧亲近的孙海、客用是乾清宫的管事牌子，屡次引诱他夜游别宫，小衣窄袖，走马持刀，并常弄来一些奇巧之物，因此他俩深受宠幸。有一次，他俩带皇帝到西城曲宴饮酒。皇帝令内侍唱新曲，内侍说不会，皇帝大怒，拔出宝剑便砍，随从一再劝解，皇帝便恶作剧，割掉内侍的头发［205］。第二天，冯保将此事告诉李太后，太后很生气，让冯保逮捕孙海、客用，毒打后逐出宫外，并把皇帝召来严加训斥。太后只穿一件青布袍，头上不戴簪子、耳环，对皇帝扬言要谒告太庙，废掉他，另立潞王，并事先就让人在宫中传得沸沸扬扬。皇帝听后，大惊失色。他长跪受教，痛哭流涕。冯保又让张居正起草皇帝罪己诏，给内阁大臣看，但措辞太过分，已经十八岁的朱翊钧看了受不了，只是迫于李太后的权威，不得不下此诏。张居正又上疏切谏，劝皇帝“戒游宴以重起居，专精神以广圣嗣，节赏赉以省浮费，却珍玩以端好尚，亲万几以明庶政，勤讲学以资治理”。
应当说，这几条的精神是很好的，朱翊钧表面上也装着虚心纳谏，但他再不是小孩子了，岂能甘心让人摆布，受此凌辱?内心深处，于是深恨冯保、张居正。冯保又让张居正劾去司礼秉笔太监孙德秀、温太及掌兵仗局的太监周海，还让所有的宦官向自己表忠心，对于不满意的，统统赶走。这是万历八年(1580)十一月的事。
冯保号双林，有很高的文化素养。他在司礼监刻了很多书，如《启蒙集》、《四书》、《书经》、《通鉴直解》、《帝鉴图说》等，直到明末还在宫中流传。他的书法不错，通乐理，善弹琴，并造了不少琴，“世人咸宝爱之”［206］。皇帝多次赐给他象牙图章，内刻“光明正大”、“尔惟盐梅”、“汝作舟楫”、“鱼水相逢”、“风云际会”，简直“以宰相待之”［207］。后来，冯保更加骄横，即使皇帝有所赏罚，冯保不开口，谁也不敢执行。皇帝越来越感到受不了，而冯保内有李太后撑腰，外有张居正支持，皇帝动不了他。但是，冯保也常常做些识大体的事。如内阁产白莲花，翰林院有双白燕，张居正弄来给皇帝赏玩。冯保派人对张居正说：“皇帝年幼，不应该用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使皇帝贪玩。”又能约束其子弟，使他们不敢胡作非为。京中百姓也因此觉得冯保此人不错。
万历时宦官冯保在名画《清明上河图》上的题
跋。著者据此画印本摄。张居正固然有大才，但他所以能被委任内阁首辅，施展革故鼎新的治国抱负，是因为有冯保对他的全力支持。但是，冯保很贪财，广收贿赂，张居正就送给他不少珍宝(按：参阅本书第二章 第一节《宦官与政治》)。吏部左侍郎王篆先后送给冯保银子一万两，玉带十围，银子二扛。御用监每年购买珍珠、玉器及其他珍宝，要花十几万两银子，冯保拣差的充数，贵重的尽入私囊。赃罚库历年籍没犯罪官员的家财，何止数百万两，冯保也以假顶真，将古器重宝窃为己有。冯保的家奴徐爵，本是个充军在逃的罪犯，投靠冯保后，竟当上了锦衣指挥，与冯保的心腹宦官张大受一起，充当冯保、张居正之间的联络官，而且几次用计使两人互相怀疑，后又和好，完全上了他的当。在冯保的庇护伞下，徐爵成了个特殊的政治人物，不少大臣也与他往来。梁梦龙正是在他的引荐下，才被冯保看中，提拔为吏部尚书。因此梁梦龙在谢恩后，即到徐爵家中感谢不尽，饮酒至夜深方归。徐爵夜入宫，守门士兵都不敢盘问他，竟然横行到这种地步！
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病死，冯、张的政治联盟无形中被打破，冯保的心腹们进一步与他勾结在一起，以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张居正留下的遗疏推荐潘晟入阁，冯保立即派人召来潘晟。御史雷士祯、王国，给事中王继光都说此人不可用，潘晟见状不妙，上疏恳辞。内阁大臣之一张四维预料阁臣申时行肯定不甘心在潘晟之下，拟旨同意，皇帝随即批准。这时冯保刚病愈骂骂咧咧，说：“我生了点小病，眼睛里就没有我了?”皇太子诞生时，冯保打算封伯爵，张四维说无此惯例，不同意，拟荫弟侄一人都督佥事。冯保大怒，说：“你靠谁才有今天，反而负我!”斥责张四维忘恩负义。御史郭惟贤请求召用吴中行等人，冯保指责他结党，被贬官。
但这时李太后已经很久不干预朝政了，由皇帝亲政，冯保的背后已无人撑腰。惟其如此，万历皇帝觉得抛弃冯保以舒愤懑的时机到了。本来，皇帝有个很喜欢的宦官张诚，因与冯保关系不好，被冯保逐出宫外。皇帝觉得张诚是冯保的知情人，便秘密派人找到他，了解冯保、张居正的问题。这样一来，张诚重新入宫，彻底揭发了冯保、张居正二人交结、专横的罪行，并说冯保家中珍藏的宝物，超过大内所藏，素来贪财好货的皇帝动心了。同时，江西道御史李植、江东之也呈上弹劾冯保的奏疏，而李植是张四维的门人，揭发冯保的罪恶最为详细，共十二条，重点在徐爵与冯保挟诈犯法。其他主要的有：永宁公主选婚，冯保接受梁国柱万金的贿赂，明明知道其子短寿相而且确实有病，却曲意庇护，成婚不久，即死去，使公主新婚之际成了寡妇；二十四监宦官中已去世的，凡是钱财多者，冯保都封锁其房屋，搜寻家资一空，如前太监郑真、曹宪、孟充、王臻等人，家财或数十万，或十余万，冯保捡其寻常之物，献给皇上，而把金珠重宝据归己有。因此冯保家中所藏，抵得上天下贡赋一年的收入。冯保的第宅店房遍布京中，不可胜数。他在北山口造了坟地；花园的壮丽，可与西苑比美；而在原籍盖的房子，无论规模还是华美，都跟王居不相上下，等等。皇帝见疏后，下旨谓：“冯保欺君蠹国，罪恶深重，本当显戮，念系皇考付，效劳日久，姑从宽着降为奉御，发南京新房闲住。”另赏银千两，衣服两箱。伊弟冯佑等都革了职，“发回原籍为民，不许潜住京师”［208］。后来，冯保死在南京，葬于皇厂［209］。冯保早在万历四年(1576)，就在北京的西直门外，选好葬地，并在附近造了一座寺，以己号名之，叫双林寺［210］。但是，这只能是枉费心机了。其弟冯佑、从子冯邦宁都是都督，削职后，又遭逮捕，坐了很长时间的牢，死于狱中。张大受及其党羽周海、何忠等八人，贬为小火者，在孝陵司香。徐爵与张大受之子，发配至烟瘴地充军，永远不准回来。他们的家产全部被没收，在冯保家抄出金银百余万，大量奇珍异宝。
耐人寻味的是，当发配冯保去南京时，李太后曾问皇帝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冯保?皇帝说：“老奴为张居正所惑，无他过，行且召还。”如果不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存心搪塞李太后，那么，在朱翊钧心目中，冯保并无大过。同样耐人寻味的是，冯保垮台之日，正是潞王行将大婚之时，需要很多珍宝。李太后竟想从冯保的抄家物资中拣出一批来。朱翊钧回答说：“奴黠猾，先窃而逃，未能尽得也。”李太后也就不再过问。当年她对冯保的极力维护，拳拳之心，早已抛到九霄云外。这对冯保来说，不能不是个莫大的悲剧。而更充满历史悲剧意味的是，张居正一死，人亡政息，冯保所鼎力支持的张居正改革，很快付诸东流。这一页高度封建专制集权下惊心动魄的改革史，包含的历史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四十九、张鲸
张鲸（？—1608），河北新城人。东厂太监。隶属于司礼监太监张宏名下，奉侍太子朱翊钧（后来的神宗）。
万历初年，神宗年幼，在太后支持下，一切政事掌握在首辅张居正和司礼太监冯保手中，张鲸忌恨冯保，神宗亦畏惧冯保，于是张鲸给神宗出谋划策，要害冯保。张宏知道后，曾劝张鲸，说：“冯公是前辈，而且很有魄力，不应该除掉他。”张鲸不听，张居正病逝，冯保失去了有力的支撑，太后对亲政后的皇帝也不再约束，于是张鲸乘机中伤冯保，要把他赶走。皇帝还是有些害怕，他说：“如果大伴（神宗称冯保为‘大伴’而不是呼名字）上殿来，我怎么办？”张鲸说：“已经有圣旨赶他走，他怎么敢再进来。”神宗便同意了。刚好这时又有言官弹劾冯保的奏疏送到，于是神宗下旨，将冯保降为奉御，赶到南京。这样，张宏便代冯保掌管了司礼监，而由张鲸掌管东厂。
万历十一年（1583），慈宁宫宦官侯进忠、牛承忠偷出宫门，调戏妇女，还打要抓他们的巡逻者。巡视北城的御史潘士藻私自发文给司礼监，让惩罚他们。神宗知道后很不满意，说，“东厂干什么事，为什么这样的事由外廷发现？”于是杖打这两宦官，其中一人被打死。张鲸大怒，借潘士藻对神宗进谏的机会，激怒神宗，把潘士藻降职外调［211］。
张鲸性格刚强果敢，神宗信用他、依靠他。张鲸还兼掌内府供用库印，横肆无忌，与兵部尚书张学颜结为兄弟［212］，连当时的辅相都相当怕他。而他管事的司房邢尚智更是公开收揽权势，收受贿赂。万历十六年（1588）冬天，御史何出光弹劾张鲸和他的党羽鸿胪序班邢尚智与锦衣卫都督刘守有互相勾结，专擅威福，做些不法的事，犯下了八条该死的罪。神宗命张鲸努力工作，而革去邢尚智、刘守有的官职，其余的党羽交由司法部门逮捕审讯。给事中陈尚象、吴文梓、杨文焕，御史方万策、崔景荣又相继抨击他们。这些情况都向神宗报告了。司法部门上奏张鲸等犯了贪赃罪，邢尚智判了死刑，张鲸受到严厉斥责。御史马象乾等再分别上疏攻击他，皇帝不但不听，还要把马象乾关到诏狱，只是由于大学士申时行等的申诉援救，马象乾的奏疏才被压下，但张鲸并未受到惩罚。
当时外面议论纷纷，很多人都说张鲸是给神宗献了黄金珍宝，所以神宗宽恕了他。吏科给事中李沂上疏，抨击张鲸的罪恶百倍于冯保，为什么当年驱赶了冯保而现在容忍了张鲸，人们说张鲸献金宝求饶是否属实。神宗大怒，认为李沂是为张居正、冯保报复，便不顾申时行、王锡爵等大学士及其他科道官的谏阻，把李沂投到诏狱审问，并诏令要将他廷杖六十，革职为民。为避免有关人员对李沂庇护，还特别命司法太监、与张鲸关系密切的张诚监督廷杖［213］。张鲸亦被革职回家闲住。
不久，神宗又把张鲸召回宫中，言官纷纷谏阻，神宗都置之不理。最后，大理寺评事雒于仁上酒、色、财、气四四箴，指神宗贪财纳贿，让张鲸再进宫。神宗大怒，把雒于仁革职［214］，而召张鲸来，命申时行等传谕训斥责罚他，张鲸从此便失宠了。［215］
五十、张诚
张诚，司礼监掌印太监。
张诚和掌东厂的司礼监太监张鲸，早年都是在东宫侍奉皇太子朱翊钧。朱翊钧十岁即帝位，是为神宗，由于年纪小，所以在李太后的支持下，国家大事实际掌握在首辅张居正和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手中，对冯保的跋扈，张鲸、张诚都很不满，但也无可奈何。不久，冯保还把张诚赶出了宫。但是神宗宠信张诚，所以让他秘密侦察冯保和张居正交结的情况。
随着神宗大婚、太后归政，尤其是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的去世，冯保失去了所有支持他的力量。张诚这时再入宫，并向已经亲政的神宗密报张居正、冯保互相勾结擅权的情况，而且说冯保积有大量财富。其他宦官亦不断揭发冯保的罪恶。于是把冯保降为奉御，发放到南京，抄了他的家。
万历十二年（1584），张诚掌管了司礼监。这前后，言官又纷纷弹劾张居正。神宗既恨张居正当年借太后来压迫自己，又贪图张居正的家财，于是下诏削去了张居正的一切荣衔和谥号，命张诚和侍郎丘带领锦衣指挥和给事中抄张居正的家。张诚还未到，荆州守令已先登记了张家人口，锁了门，张家子女很多躲到空房里。张诚他们打开门时，已饿死了十多人。张诚等把张居正家族的财产全部都查抄了［216］。
万历十八年（1590），掌管东厂的张鲸因为贪赃，受到惩处，命回私宅闲住，张诚便兼管了东厂，集行政监察大权于一身。
万历二十四年（1596），张诚因为违禁和武清侯家联姻，又擅作威福，受到言官弹劾，被降为奉御，发到孝陵［217］司香；抄了他的家；其弟侄等全部被革职判罪［218］。
五十一、陈增
陈增(?—1605)是万历年间最骄横的矿税监之一。其籍贯、家世及本人履历，未见于史籍，但史籍中涉及万历年间矿监税的，均不时有关于他的劣迹的记载。
万历二十四年(1596)，陈增被明神宗派到山东采矿，后与福山知县韦国贤有矛盾，公开侮辱韦国贤。山东参政万象春尽力维护韦国贤。陈增大怒，诬陷韦国贤阻挠开矿，把他逮捕审讯、撤职，并横加万象春以同党包庇的罪名，停发俸禄。益都县驿丞金子登劝说陈增开孟丘山铅矿，受到知县吴宗尧的斥责。金子登畏惧，在陈增面前谗构。陈增征集上千人凿山，很多人都被捶死。又诬陷富民盗矿，三天里逮捕了富家大户五百多人。二十六年(1598)，吴宗尧揭发陈增种种不法行径，指责他“背旨营私，剥官虐民，包卖铅砂，抽丁加派”，并具体地指出益都一县之中，一年之内，已支费过银两千两。又计口抽丁包派金银，只益都一县，丁夫两千名，共派银三千六百两。另又派船价银一千零八两。依此计算，山东一省六州二十九县，每年约派银十余万两［219］。其他朝官亦纷纷上疏劾奏，指责陈增随员众多，舆马充斥，人役沓杂，到处额外加派，无端需索。陈增不仅不加收敛，反而劾吴宗尧阻挠矿务，把他逮捕到诏狱，关闭了多年，几乎死于狱中，并扩大同案，牵连上青州一府的官员，以及商人吴时奉等，提出要把他们的家全部抄没。巡抚尹应元上奏陈增二十大罪，亦被扣发俸禄。
二十六年(1598)，神宗命陈增兼征山东店税，致与临清税监马堂争税，直到神宗直接出面调解，明确规定了马堂税临清，陈增税东昌才罢。
陈增曾请求给予举荐将吏的权力。又曾书遣参随某至吴江，抓了四个人送到衙门，诬告他们劫皇杠，让郡守把他们关进监狱。吴江知县刘时俊请得郡守的允准，提审这四人，严加拷讯，才知道这是一出苦肉计，实际这四人是地方恶棍，与参随勾结谋利。于是审讯参随，在他身上搜出一个小折子，上面开列着县内五十三家富户的名字。参随与恶棍勾结，是要以盗皇杠的罪名勒索这53家富户的财物。案情大白后，参随伺机逃跑了［220］。
二十七年(1599)，陈增榷税徐州，到处公开掠夺，一再窘辱地方官员。他的爪牙到处肇事，其中又以程守训最为突出。程守训是安徽人，原来以杀猪、卖酒为生，后来拐了一个妓女，逃到京师投奔陈增。陈增把他认作侄婿，保奏他一直做到武英殿中书。他跟随陈增外出，纵横自恣，在浙江、江苏一带作威作福，所到之处鼓乐喧天，仪卫显赫。据直隶巡按御史刘曰梧二十八年(1600)一月，在《匹夫假托诏旨等事疏》中揭露，程守训到仪阳时，“旌盖轮马，填塞街衢”。队伍前面有朱红金字钦命牌二面，由乘马穿军服的官员举着。接着又有两面牌，一面写着“凡告富商巨室违法致富者，随此牌进”；一面写着“凡告官民人等怀藏瑰宝者，随此牌进”，亦分别由两个乘马穿军装的官员举着。再后，有旗牌官四员，均乘马，执有“令”字的蓝旗四杆。其他刀斧戈戟仪卫、仆马参随众多。此外，又擅立中军官一员，由北京一个名叫官同治的无赖充当，另坐一只船，又有数百逻卒及爪牙跟随。每日一次让人告密，并到处拉拢流氓无赖写匿名状揭，然后据以滥捕无辜。今日以“富而违法”的罪名逮捕一人，明日又以“藏匿珍宝”的罪名逮捕一人。同时拿着陈增前奏吴宗尧案内逃跑了的二十多人的通缉令，忽然指左面一人说“某甲即某乙”，或指右面一人说“赵某即钱某”，如此等等，对凡稍有家产的人，都逐一罗织。把人逮捕以后，不加审讯，即用铁索锁着脖子，由三个无赖拉着到处游街，令看到的人胆战心惊，然后押到舟中审问。舟里设有水牢，把人缚着昼夜站在那里，断绝饮食，再后是假释上岸，让轿夫、皂隶、船上的厨子轮番殴打。这种种酷刑使被捕者求生不得，求死不得，只好变卖家产，跪献乞命，多者交至万金，少者亦有数两。如仪征之监生李良林，南京之盐商王懋佶，淮扬高、汪、方、全几个盐商，都是这样被弄得倾家荡产，有的连性命都难保。于是到处人心惶惶，弃家远避他乡者比比皆是。但是，由于这些胡作非为都是得到陈增支持、纵容的，所以谁也不敢过问［221］。
程守训的横恣，与盐务少监鲁保发生了利害冲突，鲁保上奏程守训等阻塞盐课。凤阳巡抚李三才是个有胆识的人，不仅劾程守训奸赃，而且抓住陈增的弱点，对他威吓利诱。一面对陈增说程守训过于横暴，迟早将为他受累，一面又诱以程守训家财有数十万之巨，如没收了，即使一半上献神宗，一半归陈增所有，陈增也可立即成为京师首富。
刚好这时程守训到处吹嘘自己是“天子门生，部院不得考察”；“奉有密旨，抚按不得纠劾”；还纳银助大工，买了个中书舍人的虚衔，自署衔为“钦差总理山东、直隶矿税事务兼查工饷”，以表示自己不再附属于内监，对陈增也越来越不买账。陈增对这些情况很不满，对李三才的话不禁动心。
李三才发现他们的矛盾后，一面密令曾受到程守训酷刑的家奴向陈增出首，说程守训有金四十多万及许多珍宝，并藏有龙凤衣等，图谋不轨。一面催促陈增上奏，说这样不仅可以洗清人们对你的谰言，而且皇上见你勤劳，可能还会把司礼监的印授给你。陈增果然搜得了程守训四十万赃银及违禁珍宝等，于是上奏。程守训被逮捕，送京师审讯，处死。这事给了陈增及其爪牙很大震动，他们不得不有所收敛，结果搜刮到的钱物交不足税额，皇帝于是怀疑陈增历年贪污数额巨大，加以苛责。李三才乘机编造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如神宗已批准阁臣的密奏，缇骑已出了京师前来等等，告诉陈增。陈增既后悔，又害怕，终于在万历三十三年(1605)——他在山东横行的第十年的一个晚上，上吊自杀了［222］。
五十二、高淮
高淮是万历年间的矿税监，在《明实录》、《明史》以及各种史籍中，记载他劣迹甚多，被公认为最骄横的矿税监之一，与陈奉、陈增、梁永等同列。
高淮的籍贯未见载于史籍。巡按辽东御史何尔健万历三十一年(1603)六月二十日，在题为《为税使横剥愈甚等事疏》中，揭发高淮擅自委派兄弟族人役占边军，任意斫伐边界上用以阻挡敌人马队的大树，“擅动军民车辆，载送宝坻，起盖楼台，破为寿器”［223］。从这条史料里，我们知道高淮是河北宝坻县人。高淮的经历在史籍中也未有明确的记载，仅给事中宋一韩在《直陈辽左受病之源》一疏中，提到“税监高淮，本市井亡赖，有妻有子，少时包揽崇文门税课”［224］。从这条史料，我们又得知高淮在进宫以前，并无固定的正当职业，也不是选进宫当宦官的对象，是他自己阉割求用的。从他能够包揽京师地区税收较多的崇文门的税课，以及有妻有子，自阉后即能进宫这两件事，可以确认他在当时社会上有相当的势力，尤其是很可能与某些宦官有密切的关系。至于这种关系的形成，或者是由于宦官多系京畿地区人，有同乡关系；或者是由于包崇文门税课时，与监税宦官在共同剥商民上利害一致；或者是以上两种因素兼而有之，因而关系密切，得以由宦官引荐入宫。
高淮进宫后，据《明史·高淮传》载，系尚膳监监丞。尚膳监系明代宦官十二监之一，管理御膳及宫内食用并筵宴等事。监由掌印太监负责，监丞是其中的中级管事人员，一般要入宫年资较久的方可担任。高淮从进宫到混成个稍有权力的监丞，亦非易事，当自有一番历程。他是在明中叶后宦官权势日益显赫，京畿地区不少人自阉求用以谋富贵的风气影响下自阉的，是放弃了包揽崇文门税课这肥缺，舍下了妻儿而自阉进宫的，因而内心潜藏着巨大的野心和贪欲，并不满足于一个区区的五品监丞、宦官的常俸、以及皇帝兴之所至才给予的赏赐。他不是安分的人，他要伺机而动。万历二十四年(1596)开始，遍及全国的开矿、榷税给了他一个极好的机会。
万历初年，明王朝已明显地走向衰落，每岁入不敷出。万历中，三大征(指用兵宁夏、朝鲜、播州)接踵而至，两宫(乾清宫、坤宁宫)、三殿(皇极殿、建极殿、中极殿)相继火灾，需要兴建，再加上皇室生活日更奢糜，无一不需要大量银子。为了攫取银子，神宗挖空心思，打出了“采征天地自然之利”，征取过去遗漏税的幌子，在二十四年开始，大批派出矿税使到全国各地开矿收税。这些矿税使舞着龙旗，带着爪牙，纵横绎骚，中饱私囊。高淮看在眼里，谋在心上。他既然曾经包揽税课，当然深知税之厚利，因而贿买了义勇前卫千户阎大经，让阎代为奏请前往辽东开采矿洞并税马市方物。阎大经奏请开矿、征税，完全符合神宗的意愿，因而立即得到允准。就这样，高淮奉敕以钦差矿税使的身份，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三月离京，四月到达辽东，直至万历三十六年(1608)被召回京，先后在辽东达十年之久。
高淮在辽东的十年，正是矿税在全国泛滥的高潮时期。神宗偏爱税监，对于大学士赵志皋、沈一贯及廷臣一百多份谏止矿税的奏疏全然不理会，而对税监的纠劾，则“朝上夕下，辄加重谴”，不少官员只因税监的片言只语，便被罢官、下狱。这样，矿税使的权势欲、贪欲在皇权有意的纵容下，得以迅速扩展，并见诸行动。高淮正是充分把握了这一时机，肆虐辽东的。
万历二十七年(1599)五月，到辽东仅仅两个月的高淮，给神宗进贡了五百两银子，同时奏请把军务衙门(以前的镇守府)改为税店。神宗眼看人刚派出去，银子马上来，不禁龙颜大悦，不仅立即答允，而且亲自赐名为“福阳店”［225］。其实，高淮此举不过是投石问路。当他确知神宗宠信自己时，便放开手脚，肆意妄为，侵夺地方官权力，凌辱逼迫官民，不择手段地搜刮银子财物。
二十七年(1599)五月，高淮先后上了两本，报参将张光先、总兵孙守廉首级功［226］，这是夺了督抚杀贼报功的权。同年九月，委官叶国相到金州、复州开矿，遭到年已六十，不愿当矿夫的沙景元等抵制时，高淮先是差人将这些人“逐名锁拿”，继而将这三十三人以及有关的三个地方官员分别判处徒、杖等刑，最后又改为纳米、纳银赎罪［227］。二十八年(1600)，委官廖国泰激变士民，高淮捏奏民众抢夺矿税银及打死皂隶，从而逮捕诸生数十人。山东巡按杨宏科上疏申救，请求释放诸生，并惩治廖国泰，无效。参随杨永恩贪污受贿，被揭发后，神宗明令严行会勘，但事实上亦只不了了之。二十九年(1601)八月，高淮弹劾敢于与他抗争的辽东总兵马林，使马林罢了官。给事中侯先春上疏申救，高淮大怒，把马林充了军，降侯先春杂职。此外，又无故打死指挥张汝立；诬劾山海同知罗大器。
为了巩固神宗对自己的宠信，高淮曾多次进贡金银财物，仅据《定陵注略》不完全的统计，即有：二十七年（1599)闰四月，进内库样金(?)两，马17匹。七月，进内库样金16两，样银150两，貂皮20张。二十八年(1600)三月，进内库故监王彦子粒银702两，人参7斤。二十九年（1601)四至六月，进内库银1万两，羡余银502两，又龙鞍、马、方物等；又盘获漏税貂皮、布匹等物，马1匹。七至十一月，进内库样银200两(按：《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五作“采银2万两”，似更可信)，达马21匹，马14匹。三十年(1602)一至三月，进内库貂皮58张，夷人皮袄10件，存积银500两。八至十一月，进内库无碍银680两，马40匹。又题义民张柱献银1万两。三十年(1602)，进人参4000斤，内厩马40匹。三十一年(1603)四至六月，进内库矿金60两，税银23000两，子粒银1800两，羡余银500两；又马匹、貂裘等物。三十四年(1606)进人参135斤。此外，据《明实录》载，三十一年(1603)十一月，进岁额银7000两，马50余匹。所进这些钱物，全部都是正赋以外对老百姓的掠夺所得。尤其应当注意的是，这远不是高淮掠夺所得的全部。何尔健曾揭露他及其爪牙“隐瞒侵欺者，又十之七、八”。《明史·高淮传》谓他“取金至数十万”。从各种史籍有关的数字记载来看，这些并非夸大之词。
为榨得银子、方物，高淮的手段是狠毒的、多样的。如二十七年(1599)他差人到海州抽税，时海州每年盐税只有两千五百两，有关方面亦只得与他平半均收。二十九年(1601)，在查编矿税时，连八旬老翁韩善友也不放过，还“编为上等，纳银一两，每年追比，上纳不缺”，弄得他“妻子受害，碎骨难完”，本人亦无处栖身存活［228］。开市，则以病弱瘦马派勒军士，以各种物件派勒铺户。被一些人认为是高淮同伙的巡抚赵楫，也曾揭报“矿监高淮差承差吴守政在所散放马三匹，要银一百二十两；香袋二百个，要银二十两；包头十联，要银十四两；发银四两，要籴豆四十石”。当时，由于军士、铺户抗拒，吴守政竟动凶伤人，犯了众怒后，才畏惧自杀［229］。左侍郎杨时乔揭发高淮差吴景桐到前屯卫散瘦马催价，又差鲁国全索骑操马，得不到，便鞭挞统兵的号头。顺天巡抚刘四科，揭发高淮从辽东到前屯卫时，差范司房等押运行李先行，至则“索应付，索干折”。协理京营戎政尚书李化龙，则疏奏高淮在地方不过数里，军士不多的宁前卫克扣了六千多两军饷。何尔健更具体地揭露他实行包矿包税，辽东民人每人一身，除屯田、科粮、帮军、买马、修城、贴驿、排车、号头各项杂差之外，虽不产矿，仍得包矿税，多者二三两，少者一二两。此外住房有房税，地原有科，又加地税；军身又有出身税。还有火号使用、无名差委。至于跟随高淮那帮地痞光棍的要挟诈骗，就更无法估计。对于商人，则敲诈勒索，如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即加以“匿税”的罪名，把一半货物没收，甚至全部没收后，还把人拘留，如对缎商冯堂就是一例。又，大凡民间开一铺一店，则无论货物的贵贱，即作为坐贾；出售货物地点稍有移动，无论地之远近，均作为行商。以致无地、无人、无物不要交税，而且所有这些税都是科派定额包纳的。畿南八府如此富庶的地方，每年税额七万多两，已觉重不可支，而高淮在辽东一个地区，征税竟达五万二千多两。
高淮又以严加拷治为要挟，向辽阳指挥李守廉勒索两万两银。李守廉恐惧，偷偷把富商张柱等的名字写给了高淮。高淮敲诈了张柱四万多两银子，然后以一万两上交。见到一万两银，神宗大喜，给了张柱一个“武英殿中书”的虚衔。高淮却又趁机向张柱索取了谢银一万两。高淮甚至将所带戏子在寺前演戏，收取银子。
高淮有时还进行公开的抢掠，大学士朱赓在《论辽东税监高淮揭》中，揭发他在三十一年(1603)春天，当雪深丈余，人迹几断之时，带领家丁数百，自前屯起，遍历辽阳、镇江、金州、复州、海州、盖州一带大小城堡，对有百金上下之家进行了一次普遍的抢掠。光是这一次掠得的银子，就达十多万［230］。
对于马匹、军丁，高淮亦不放过。据何尔健奏，他霸占了马军丁两千余名，无马军丁五百七十余名。一年两次出巡，约用马四五千匹。另又以进贡名马为名，攘取满族集市上军民马骡，撒派各营，通过这些，一年又夺得马上万匹，马价三十余万。
此外，高淮还委派兄弟族人分据要害，以抽分为名，搜刮客商，为了凑得他所要求的商税额，除商税本身以外，还扣取官俸、军粮，向城邑、村屯、铺店、草舍、茅庵摊税。又派边防军出境外采木运老家。调集五卫夫匠烧造砖瓦，劳动民众起盖牌坊。
高淮的手还伸向了外邦。万历三十一年(1603)二月，他打着明朝皇帝的旗号，勒索朝鲜国王制御用冲天冠十顶，每顶要东珠一百颗；烟毡帽六十顶，每顶加珠宝三十颗。又织五色水牛角龙席五十领，每领长三丈，阔一丈，二百幅。又向镇江、宽奠等处将官每处要银千两，指送国王，作为制服之费。他所派出的使者还任意在朝鲜攫黄、白绸绢、弓、砚、铜、席等等。
为了摆足自己的威风，标榜显赫，高淮又经常役使家丁三百余名，满族降卒二百余名，其他亡命无赖投充千把、总管队者二三百名。三十一年(1603)巡视辽东各处时，还带上书记、夜役、门府、星相、医士、戏子、小唱、歌妓、杂色人等共四五百人跟随。尤其嚣张的是，三十一年(1603)夏，高淮未经奏报，自行率领武装家丁三百余人，打着飞虎旗，金鼓震天地进入京师，驻扎在广渠门外。由于事出突然，以致“所过城市惊惶，人烟稀绝”。吏部尚书李戴、刑部尚书萧大亨劾高淮“擅离信地，挟兵潜往京师，乃数百年未有之事”，有关廷臣均纷纷上疏弹劾，但神宗均置之不理。高淮因此更形得意，上奏疏时，竟在“协同关务”上私加“镇守”二字。兵部追究此事，神宗皇帝硬把责任承担下来，说是自己同意委任的。这样，在皇帝的袒护下，高淮正式得到了“大明国钦差镇守辽东等处协同山海关事督征福阳店税兼管矿务马市太府”的官号。
戴上了镇守的桂冠，并时时出塞射猎的高淮，面对外敌时却是个怕死鬼。三十四年(1606)十一月，当满族的武装力量窥犯山海关东八里铺时，总兵官姜显谟立即出击，并取得胜利，而高淮只会“遽调官军并家丁自卫”［231］。可是，对调查他的罪行，并一再上疏弹劾他的御史何尔健，高淮却是威风十足，公然派人拦截何尔健派去上疏的使者，把他禁锢起来，把奏疏也私藏起来。
高淮的倒行逆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如海州地区，由于惧怕高淮的重税以及编拿矿夫等，以致商客罢市、盐厂罢工、军民逃亡，农、工、商业的生产因此遭到破坏，社会秩序混乱，过去年额二千五百两的税，现在官府只收到三百五十两，连年例军饷的开支都不足，其余行政费用更无从支出。又如辽阳城，原有四十七户殷实之家，经高淮搜刮后，这些户不是亡散，就是迁走，或者变得家贫如洗。在发放钱粮给军士时，将领往往从中克扣，贿送高淮。以致辽军数年不得钱粮，出现了“轻生思乱者已有八九”，“辽东一百三十七城堡，十余万军，数十万百姓，处处沸腾，人人疑惧”的局面［232］，到处流传着“辽人无脑，皆淮剜之。辽人无髓，皆淮吸之”的民谣，终于激发了大大小小上十次的民变，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三十六年(1608)四月前屯卫军士的激变。从《明实录》、《定陵注略》等的记载中，可知这次变乱是由高淮散马催价，索骑操马，拷打号头引起的。愤怒的士兵歃血盟誓，准备举家北投满族地区。这时，高淮不仅不稍作收敛，设法平息，反而以特务手段秘密访查领头军士的姓名，以图报复。为此，军士们发誓要杀死高淮。六月，在锦州、松山也激起了类似的军变。短短的四月至六月间发生了五次兵变、民变，群情汹汹，誓杀高淮。高淮无法再在辽东立足了，陈奉、杨荣等矿税使的下场使他胆战心惊。
至于高淮是如何离开辽东返回北京的，各史籍所载详略不一，大同小异，综合起来说，大致是紧接前屯等处几次兵变、民变之后，山海关内外军民又聚众数千，围攻税府。高淮窘急，管关主事李如桧、通判王修行掩护他冲出军民的包围，并护送至郊外。高淮当时感激涕零，称颂二人恩同再造。但捡得狗命后，高淮立即反噬，诬告同知王邦才，参将李获阳逐杀钦使，劫夺御用钱粮，将二人逮捕入狱，并责令地方官给予赔偿。群众更形愤激，蓟辽总督蹇达又再上疏揭露高淮的罪行。众怒难犯，神宗不得不下诏让督抚镇巡官差官护送高淮回京，交司礼监听候处理。王邦才迟至四十一年(1613)才被释放，李获阳竟死于狱中。
高淮离开辽东后的情况，再不见载于史籍。福阳店、辽东二项税额则改由督理通湾税监张晔兼管。高淮的迅速销声灭迹，说明神宗偏爱高淮，其实只是爱他搜来的白花花的银子，骏马。说明高淮横行天下时倚仗的是皇权，而他自己的命运，亦完全操纵在皇帝手里。皇帝一翻脸，高淮便从权力的顶峰上跌下来，而神宗派高淮到辽东敛财的客观效果，却是助长了满族势力的崛起。
五十三、梁永
明代宦官，籍贯、字号皆不详。神宗（朱钧）万历间为御马监监丞。1599年（神宗万历二十七年）神宗命他去陕西征收名马货物之税，遂巡行陕地，出入边塞关卡交通要道，趁机掠夺民间财物，淫辱妇女等非法行为，并到处发掘历代陵寝，欲求金银财宝。反而诬劾按抚县令等，致使各级官员逃脱，民心不安，官民共欲劾杀，1606年（神宗万历三十四年）令其返京，后不详。
梁永是御马监监丞。万历二十七年二月，皇帝命令他去陕西征收名马货物。税监原来不掌管军事，梁永却养马五百匹，招来逃亡的人，用千户乐纲出入边塞。富平知县王正志揭露他的邪恶，同时揭发矿监赵钦。皇帝命令逮捕王正志，王正志就病死在监狱里。渭南知县徐斗牛是一个清廉的官吏。梁永求取财物，用鞭子打死县裹的官吏士兵，徐斗牛愤恨上吊自尽。巡抚贾待问向皇帝奏报此事，皇帝只派梁永会同审察。梁永反而揭发西安同知宋贤，同时揭发贾待问有营私的事，请求都一起审察。皇帝听从梁永的意见，而宽恕了贾待问。
梁永又请求兼任镇守的职务官衔，又请求带领军队巡视花马池、庆阳各盐池，征收那里的税赋。因此率领亡命之徒置办旌旗、车盖和鼓吹手，去巡视陕西地区。全部掘开历代皇帝的陵墓和殿堂，搜寻金玉，四出进行抢掠。所到的地方，小吏都逃走。打死县丞郑思颜、指挥刘应聘、生员李洪远等人。放纵乐纲等人大肆奸淫掳掠，私自对清白人家的子弟施宫刑，共达几十人。征税的定额之外又增加损耗好几倍税，蓝田等七个关每年征得十万税金。又采用奸徒胡奉的话，勒索咸阳所产冰片五十斤、羊毛一万斤、麝香二十斤。知县宋时际很愤怒，不给予。
咸宁人路上行走遇上强盗，跟踪他，原来是税使的仆役，知县满朝荐将他捕获。梁永诬告宋时际、满朝荐抢劫税银，皇帝命令逮捕宋时际，而因满朝荐到官府时间不长，削职一级。陕西巡抚顾其志全部揭发梁永的奸邪罪行，并且说秦地百姓千千万万，共同图谋杀死梁永。大学士沈鲤、朱赓请求用脚镰手铐把梁永拘捕押回，以便安定百姓的心。皇帝全部置之不理，而释放宋时际勿再拘捕，恢复满朝荐的官职。
恰逢御史余懋衡正在巡行陕西，梁永害怕，派乐纲用毒酒毒害余懋衡，几乎死去。在朝廷上诉讼案件，谏官攻击梁永的有几十封奏疏，因此梁永部下众多的亡命之徒逐渐散去。他们的首领王九功、石君章等赠送贵重的财宝，有屏障的车辆充满道路，欺骗说向皇帝送玩赏的物品，手持剑戟弓弩，编成军队的行列往前走。而梁永所派的人解开马匹，已乘驿站的马先出发。王九功等骑马急忙飞奔，想追赶到同他们一起出关。满朝荐怀疑他们是强盗，看到王九功等人后到没有凭证，巡逻兵同他们格斗，追到渭南，杀死几个人，全部夺取他们的装备。御史余懋衡用捕捉强盗杀伤事件报知朝廷。梁永十分为难，听从乐纲的计谋，派人在头发里系上奏疏急忙奏告皇帝说：“王九功等人各进献名马、金珠、睛绿各种珍宝财物，而咸宁知县满朝荐接受余御史指使，在渭南埋伏士兵对他们阻拦抢劫，杀死石君章等人，诬蠛他们为强盗。”皇帝愤怒地说：“御史饮毒酒平安无事，而满朝荐代他报复，而且抢劫进贡的财物。”命令逮捕满朝荐而特派巡抚巡按护送梁永回京都。这是万历三十四年的事。
五十四、孙隆
字东瀛，明朝万历朝司礼监太监。
张居正担任首辅时，孙隆任司礼太监。孙隆后来被明神宗派到苏杭任织造太监，并兼任税监。孙隆加紧对百姓的搜刮。万历十七年（1589年），孙隆斥巨资修筑杭州西湖白沙堤并重建望湖亭，重修了灵隐寺、湖心亭、静慈寺、烟霞洞、龙井、片云亭、三茅观、十锦塘等古迹。主持刻书《通鉴总类》、《中鉴录》等书，主持制墨，造“清谨堂墨”。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三月，孙隆进奉银三万两。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五月上旬，孙隆从杭州到苏州，核查征收五关之税，加重捐税。六月初三日，机户被迫停工，织工失业。葛贤率领众人，击毙孙隆属下黄建节，包围税监衙门，要求停税。孙隆逃到杭州。七月至十一月，进奉银三万一千两。万历三十年（1602年）四月至六月，进奉银三万两，各项袍缎四千四百匹，土特产二十箱，八月至十一月，又进奉盐课银一万三千两，税银两万两。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四月至六月，进奉盐税银一万三千两。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进奉税银一万二千六百两，丝三千三百四十匹。
五十五、高寀
高寀，顺天文安（今河北文安县东北）人。明神宗宦官，任御马监丞。为使阳道复生，派爪牙购买大量儿童，碎颅刳脑以食，并整日与歌女房中“相逐为戏”，备极荒淫，最初为万历娈童，和万历皇帝及嫔妃共卧龙床，据传喜食男童脑髓。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闰四月，明廷派税监高寀督理税务。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税监高寀在福建横征暴敛，胡作非为，周起元上《参税珰高寀疏》，为民请命，结果高寀被召回京。
高寀，明神宗朱翊钧时的宦官。明朝的宦官，由于深得皇帝的信任，政治地位很高，基本无人可管，除了皇帝。
朱翊钧是个很喜欢钱的皇帝，他担心地方上缴的税额有藏私，所以向各地派出宦官做税监来督理税务，以保证税款的足额上缴。而高寀，被派往福建做税监。由于税监是皇帝的直派官员，地方官员根本没有管辖权。因此，高寀在福建可谓是权大势大，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他是个太监。高寀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可怜了，拥有了普通男人所没有的权和势，却没有普通男人都有的身体器官。高寀的烦恼让马屁群体感受到了，他们想主子所想，急主子所急，找到了一个道士，自称能使器官复生。当马屁群将道士推荐给高寀时，高寀简直两眼发青光，急问如何才能复生。道士开出的药方是：吃一千个小孩的脑髓！高寀很开心，不就是一千个嘛，好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