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朝宦官与政治
宦官对明代政治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两件事：一、架空内阁；二、操纵厂卫。
(一)架空内阁
朱元璋在建国初期，仍然继承元朝的政治体制，在中央设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分管全国的政治、军事、监察。中书省最为重要，由官居一品的左、右丞相总理国政，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大都督府的左、右大都督，也是正一品官，平时训练军队，战时统帅军队，领导京城及全国各地的卫所。御史台的左、右御史大夫，是从一品官，负责监察各机关衙门，肃清纲纪，领导御史中丞以下各级御史。地方上设行中书省，统管地方军政事务。
这种制度的重要特点是，中央的中书省及地方的行中书省都是大权在握。特别是中书省，掌握大部分政治权力。当时的百官奏章，都是由丞相先加以综合整理，然后分清事情的轻重缓急，签署意见，再请朱元璋裁定施行。所以一心想集全国政治、经济、军事最高权力于一身，以强化封建专制，使家天下永保永享的朱元璋，很快就不满意这种丞相权力过大，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都能独持权柄的政治机制。他认为元朝灭亡的教训之一，便是“委任权臣，上下蒙蔽故也”［1］；并歪曲秦王朝以来的历史，说历朝设宰相，都是没有以秦亡为鉴，“相从而命之，往往病及于国君者，其故在擅专威福”［2］。因此，他瞄准宰相的权力，逐步开刀。洪武十年(1377)五月，朱元璋命李善长、李文忠凌驾于中书省等机构之上。次年又下令，臣下奏事不需要经过中书省，使丞相有职无权，徒有其名。而到洪武十三年(1380)，干脆罗织阴谋政变的罪名，将宰相胡惟庸问斩。从此废中书省，罢丞相，将中书省的权力分归于六部，大都督府分解为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改御史台为都察院，加上大理寺、通政司，并称为九卿，由朱元璋直接指挥。
朱元璋罢废丞相后，很快便感到自己不胜其劳。似雪片而来的奏疏，只能由他自己亲自处理。以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为例，从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天之内，“内外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件，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事”［3］，平均每天奏札207件，411事。显然，要看这么多的章奏，处理这么多的事，朱元璋难以应付，必须有新的帮手，因此先后又设立了四辅官、殿阁大学士。永乐时期，命翰林儒臣入值文渊阁参与机务，称做内阁。朱元璋、朱棣父子，都是一代雄主，深知江山得来不易，所以辅官阁臣都只限于顾问、参谋性质，章奏仍由自己亲自批示。但洪熙、宣德以后，情况大异，衍化出票拟制度，即：令内阁臣用小票墨书，对章奏草拟出处理意见，贴在各种奏疏的封面上，再上报给皇帝，由皇帝审定后，让太监用红笔写出，称为批朱，这就是对明朝政治发生很坏影响的票拟制度。其中最糟糕的便是给宦官干政大开方便之门。《明史·职官三》记载，司礼监“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文书房“掌收通政司每日封进本章、并会极门京官及各藩所上封本，其在外之阁票，在内之搭票，一应圣谕旨意御批，俱由文书房落底簿发”。司礼监是宦官建制中十二监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监；文书房则是宦官十二房之一。显然，不管是六部进呈、由内阁票拟的章奏，或起草的诏令，上交皇帝之前，必须经过文书房的宦官；而反过来，皇帝所下的命令，也不能直接达于大臣，而必须先经过文书房的宦官之手。其具体运行的过程，明朝中叶的史料不够具体，但我们可以从明末记载得很详尽的史籍中，大体推知无误。据明朝宦官刘若愚所述，凡章奏由外廷送至文书房，经该房宦官登录后，交司礼监太监，司礼监太监看过后，呈送皇帝审阅，皇帝阅后，退回司礼监，司礼监交文书房送内阁票本，内阁票拟后再送文书房，文书房送司礼监，司礼监认为所票可行，经奏明之后，批红发出施行。如有意见，奏明发出重票。其间，司礼监太监还在章奏中做下记号，即“凡有要紧处，即钤阔一寸许白纸条，覆于本上下空纸处，用指甲捏一痕”［4］。这就清楚地表明了，所有章奏，经文书房的宦官中转后，司礼监的太监不仅能预先知道章奏的内容，而且阁臣的票拟，需要司礼监阅后，认为可行，才送到皇帝手中。显然，司礼监对于皇帝的影响，可谓举足轻重。而太监享有的批红大权，更是宦官得以窃弄权柄、恣作威福的关键。《明史·职官志序》评论此事说：“然内阁之票拟，不得不决于宦官之批红，相权转归之寺人，于是贤士大夫之进退，悉颠倒于其手，伴食者承意旨之不暇，间有贤辅，卒蒿目而不能救。”这里的批红，毕竟还是奉皇帝之命，由宦官操刀，堂而皇之地进行的。而有明一代，不经过票拟，由宦官直接在章奏中批示的事，更是迭相发生。如正德时，大学士李东阳在奏疏中揭露刘瑾：“凡调旨撰敕，或被驳诘再三，或迳自窜改，或持回私室假手他人。”［5］诸如此类，称做内批中旨，宦官视阁臣如草芥，也就可想而知。明末的魏忠贤，或乱批，或假传圣旨，更是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杨涟的《劾魏忠贤疏》说：“自忠贤专擅,旨意多出传奉。传奉而真，一字抑扬之间，判若天渊；传奉而伪，谁为辨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群，勒逼让，政事之堂，几成哄市。甚至有径自内批，不相照会者。假若夜半出片纸杀人，皇上不得知，阁臣不及问，害岂渺小?”［6］宦官的架空内阁，或者说凌驾于内阁之上，掌握着最高的决定权，结果只能是一个：导致朝政越来越黑暗腐败。无怪乎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说：“吾以谓有宰相之实者，今之宫奴也”，“使宫奴有宰相之实者，则罢丞相之过也”，“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祖罢丞相始也”［7］!
明代阁臣动辄被宦官罢了官、遭迫害的事，层出不穷。如：天顺初徐有贞、李贤在宦官曹吉祥等的排陷下，均被逮下狱。正德时刘健、谢迁等因上疏列数刘瑾罪恶，都丢了官，刘健还被列为奸党之首。而天启时或因不肯附阉，或因奏劾阉党罪行被罢官及被迫引退的大臣，则有刘一、叶向高、韩、朱国祯、朱延禧等人。
另一方面，一些庸才、小人，或宦官的亲友，因投靠、谄媚宦官，则可飞黄腾达，被任命为阁臣。如：成化时万安为人软弱，品行也很差，只因对宦官李永昌的养子李泰拍马有术，故能在成化五年(1469)入阁。正德初年，吏部尚书马文升去位后，焦芳凭与司礼监太监李荣的同乡关系，在李荣的策划下，代理吏部尚书，很快便以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之职入阁办事，不久又加上太子太保兼谨身殿大学士的头衔，专在内阁办事。焦芳是个卑鄙无耻之徒，每次去拜访刘瑾，口口声声喊刘瑾千岁，自称是门下，对于章奏的阅处，完全按刘瑾的意见办理。《明史·焦芳传》说他“居内阁数年，(刘)瑾浊乱海内，变乱成法，荼毒缙绅，皆芳导之”。这里说刘瑾干的种种坏事，都是焦芳诱导的，未免有给刘瑾开脱罪责之嫌，但如果说焦芳是刘瑾的主要帮凶，那是毫无问题的。天启时的顾秉谦，原担任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魏忠贤专权后，遭到言官周宗建等人的弹劾，为了牢牢把持权柄，魏忠贤采取内外勾结的办法，和外廷大臣结成死党。顾秉谦就是与魏忠贤一拍即合、率先谄附的“庸劣无耻”［8］之徒。天启三年(1623)春天，增置阁臣，魏忠贤马上将顾秉谦荐入内阁。
明中叶后，凡是能比较长久地掌握大权的大臣，其中不乏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颇有建树的人物，无不寻求宦官作靠山，只有在他们的保护伞下，才能有所作为。人称改革家的一代名相张居正，便是个典型。早在穆宗朱载即位以前，也就是还在裕王藩邸读书时，张居正便利用侍讲读的身份，与邸中宦官打得火热，并开始攀附司礼监太监李芳。朱载当上皇帝后，张居正便入阁，进一步巴结李芳。后来李芳失宠入狱，张居正也跟着一度失势。但善于分析形势的张居正，不久就与仰仗太后撑腰、权势倾国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拉上关系。冯保贪财好货，张居正满足他的奢欲，让其子张简修送到冯保家中的珍贵礼品，就有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金三万两，银十万两，“其他珍玩尤多”［9］。冯保花了大量钱财，给自己营建了生圹，张居正特地亲笔给他写了《司礼监太监冯公预作寿藏记》，字里行间，高唱颂歌不已。惟其如此，在冯保的穿线搭桥下，张居正才能取得两宫太后的支持，将政敌高拱赶下台，坐上首相的交椅。张居正是明朝杰出的政治家之一，针对明王朝的种种政治、经济上的积弊，提出了整饬吏治、行一条鞭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中国政治史上闪烁着耀眼的火花。但是，如果没有冯保的支持，他肯定寸步难行。所谓“居正固有才，其所以得委任专国柄者，由保为之左右也”［10］。这是公允之论。当然，与张居正内外呼应的宦官，决非冯保一人。与他往还的宦官，还有张宏、王臻、李用、何进、魏朝、李佑、李琦、张诚、陈政等，他们都是权势煊赫之辈。沈德符认为张居正“始终宦官”，“—切殊典，皆出中贵人手，而最后被弹，以至籍没，亦以属司礼张诚”［11］。这正是表明了张居正的命运，始终是与宦官联系在一起的。
(二)操纵厂卫
《明史·刑法志三》谓：“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这就是说，东西厂、锦衣卫，连同廷杖——在朝中用杖毒打大臣，以及镇抚司狱——又称诏狱，是明代刑法中的特产，在中国封建专制史上前所未有［12］。所谓厂、卫，正是东西厂、锦衣卫的简称。
实际上，锦衣卫比东西厂的设置要早得多。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将仪鸾司改为锦衣卫，是皇帝亲军十二卫之一，由皇帝直接统辖。它与诸卫的不同之处，是增设了北镇抚司，将原来的镇抚司改为南镇抚司，而北镇抚司专管诏狱。所谓诏狱，就是由皇帝直接过问的特种监狱。朱元璋在剪除了异己和他认为的潜在的政治对手后，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下令禁止再设诏狱，但朱棣当上皇帝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又恢复了诏狱。诏狱不仅关押政治犯，还负责缉访京城内外的奸宄、盗贼，由锦衣卫官领所属旗校专管［13］。它肩负的使命既然如此重要，因此锦衣卫官都由勋戚都督担任。以后，直至明亡，诏狱一直存在着。
东厂设于永乐十八年(1420)。成化十三年(1477)，又设西厂，其后罢而复设，至成化十八年(1482)才正式撤销。但至正德元年(1506)，又予以恢复；刘瑾专权，还设立内行厂。万历时，又建内厂。正可谓五花八门，但它的使命是始终如一的：“缉访谋逆妖言大逆等”，和锦衣卫相同。但是，东厂与锦衣卫的重大区别在于，东厂由皇帝心目中最可靠的心腹宦官担任提督，通常都是以司礼监秉笔太监第二人或第三人派充；也正是由于和皇帝的关系是如此密切，所以威权之重也就可想而知。厂的组织是，由掌印太监一员统领，其属称之曰督主，有关防一颗，篆文是“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关防”。一般宦官外出公干，所持印信并无“钦差”二字，仅称内官、内臣而已，而东厂关防“特称太监”，以示威重［14］。下属无专官，但有掌刑千户一,理刑百户一，又称贴刑，都是卫官。又有掌班、领班、司房四十余名及十二颗管事。役长叫档头，戴尖帽，穿青色的素旋褶，系小绦，白皮靴，专门负责伺察，有百多名。手下有番子千余人为干事。
在组织形式上，厂与卫是两个系统，但关系极为密切。且不论他们直接的顶头上司都是皇帝，俨然是一个猎人手牵两条猎狗。东厂的具体办事人员，“悉取给于卫，最轻黠巧者乃拨充之”［15］；而锦衣卫官，则常常由掌握东厂的司礼太监亲信出任，如英宗正统时王振为司礼太监，锦衣卫指挥使马顺即其私党，可谓政出一门。虽然他们之间也会有矛盾倾轧，皇帝的信任程度，有时也会有变化。但总的来说，明中叶后，随着宦官的权力越来越大，锦衣卫依附于厂，厂权大于卫权。清初查慎行曾谓：“二百年阁臣与卫皆厂之私人，卫附厂以尊，而阁又附卫以重。”［16］这种看法是符合实际的。
明正统时宦官马顺牙牌东厂侦察访缉的范围十分广泛，除了皇帝外，上自王府、官府，下至民间，任何人都是他们的侦察对象。每个月月初，厂役数百人分头侦伺官府，记录会审情况，如口供、拶打数目之类，称为“听记”，而在其他官府及京城、皇城各门侦缉来的情况，叫“坐记”，由胥吏整理成文，上报于厂，称“打事件”。《明史·刑法三》记载，由于东厂能直接通天，他们整理的情况即使在夜晚也可以从宫门的门缝中塞进去，有专门的宦官送给皇帝参阅。这些小报告无所不录，包括百姓的米盐琐事，都予以记录，因此从官府到民间，人心惶惶，“无不畏打事件者”。东厂的特务，还和流氓无赖相勾结，利用这些社会渣滓，作为打手。这批亡命之徒，把东厂当作诈骗钱财，报私仇的黑窠子。他们得到一个秘密，马上就报告档头，档头看其事大小，先付给一笔钱，称做“买起数”。然后带领番子至所犯家，左右坐曰打桩。番子突然闯进事主家时，如果事主肯花大钱买平安，就了结；稍不如意，就严刑拷打，称作“干榨酒”、“搬罾儿”，比宫刑要厉害十倍。而且蓄意让事主牵连富户，追踪勒索，如果私囊中饱了，就无事，如目的未达到，立即报告东厂头子，将事主送进北镇抚司的诏狱中，死路一条。
锦衣卫下领十七个所，分置官校，有千百户、总旗、小旗等，死后允许身材魁梧的亲子弟代替，如无则从民户中挑选。校是校尉力士，挑选民间丁壮无恶疾过犯者担任。他们除了充当皇帝的侍卫和仪仗队外，与东厂一样，专司侦察，当时称为“缇骑”，一般都有四五万人，多时达到十五六万。这批人臂壮腰圆，一大二粗，横行街市，犯下无数罪行。名义上，锦衣卫“凡缉事，必行贿受贿有人，现获有赃，获赃有地，谓之‘四角全’，而后打入事件，有一不全，不敢行，恐反坐也”［17］。但实际上，完全是无法无天。隆庆初年，给事中欧阳一敬在奏疏中，痛斥其弊说：“缉事员役，其势易逞，而又各类计所获功次，以为升授。则凭可逞之势，邀必获之功，枉人利己，何所不致。有盗经出首免，故令多引平民以充数者；有括家囊为盗赃，挟市豪以为证者；有潜构图书，怀挟伪批，用妖言假印之律相诬陷者;或姓名相类，朦胧见收；父诉子孝，坐以忤逆。所以被访之家，谚称为，毒害可知矣。”［18］起先，锦衣卫的特务抓人，还拿了刑科签发的“驾帖”，后来连这个形式都不要了，任意逮捕。早在成化十二年(1476)，大学士商辂即指出：“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网太密。官校拘执职官，事皆出于风闻。暮夜搜检家财，不见有无驾帖。人心震慑，各怀疑惧。”［19］
抓来的人都送给锦衣狱，也就是北镇抚司所管的诏狱。谁进入这座黑牢，不啻是下地狱。有一本书，叫《诏狱惨言》［20］，署名“燕客具草”撰，实际上是时人顾大武的手笔。此书详细地记载了“天启乙丑(1625)杨、左六君子事”，也就是当时已被罢官的副都御史杨涟、佥都御史左光斗、给事中魏大中、御史袁化中、太仆寺少卿周朝瑞、陕西副使顾大章的冤案。起先，阉党头子魏忠贤捏造罪名，把杨涟等六人拖到天启初年曾任内阁中书的汪文言冤案中，捕入诏狱。后来，魏忠贤的走卒、大理寺丞徐大化出鬼点子说，仅仅将杨涟等与汪文言挂上钩，不过是坐以已成旧案的罪过，不如“坐纳杨镐、熊廷弼贿，则封疆事重，杀之有名”［21］。这样，杨涟等人就被分别诬陷为接受熊廷弼贿赂，导致明军在关外与后金之战中丧师辱国的罪名(按：熊廷弼的被杀，本身就是一大冤狱)。可怕的罪名既已定下，更残酷的迫害就必然接踵而来。请看：
次日之暮，严刑拷问诸君子。虽各辩对甚正，而堂官许显纯(按：魏忠贤的干儿子，其手下‘五彪’之一)袖中已有成案，第据之直书具疏以进。是日诸君子各打四十棍，拶、敲一百，夹杠五十……七月初四日比较(即审问、用刑)。六君子从狱中出……一步一忍痛声，甚酸楚……用尺帛抹额，裳上脓血如染……十三日比较……受杖诸君子，股肉俱腐……十九日比较，杨、左、魏俱用全刑。杨公大号而无回声，左公声呦呦如小儿啼……二十四日比较，刑毕……是夜三君子(按：杨涟、左光斗、魏大中)……俱死于锁头(按：狱卒之头)叶文仲之手……二十八日……周公(朝瑞)至大监，不半时许，遂毙郭贼之手。
由此不难看出，在审问之前，审问官“袖中已有定案”，早已编造好假口供，审问完毕，便“具疏以进”，直接上报皇帝。堂堂国家大臣被任意诬陷、逼供、索款、拷打、暗杀，一个个都惨死于诏狱之中。诏狱的刑法是极其残酷的。刑具达十八种之多，除了拶指、上夹棍、剥皮、舌、断脊、堕指、刺心等酷刑外，最残忍的是所谓“琵琶”，“每上，百骨尽脱，汗下如水，死而复生。如是者两三次，荼酷之下，何狱不成”［22］。
正是由于诏狱是皇帝亲自操纵的特务机关——锦衣卫直接把持的，刑部、大理寺、都察院这些司法机关谁也不敢问津。嘉靖时刑科都给事中刘济有谓：“国家置三法司，专理刑狱，或主质成，或主平反。权臣不得以恩怨为出入，天子不得以喜怒为重轻。自锦衣镇抚之官专理诏狱，而法司几成虚设。”［23］惟其如此，诏狱比起一般监狱来，才显得更加暗无天日。诏狱中的一件件冤狱，“举朝莫不知其枉，而法司无敢雪其冤”［24］。万历年间，诏狱中不仅关了几百人，狱中“水火不入，疫疠之气充斥囹圄”，有些人竟然在这座人间活地狱里，被关押几十年。如钱若赓在礼部任职期间，因在选妃时得罪了神宗皇帝朱翊钧，朱便想找个机会把他杀掉。后来钱若赓出任临江知府，被诬为酷吏，由朱翊钧亲自下令，投入诏狱，坐牢达三十七年之久，终不得释，真是骇人听闻。其子钱敬忠成进士后，连连上疏鸣冤，读来字字血泪：
臣父下狱时，年未及四十，臣甫周一岁，未有所知。祖父祖母，年俱六十，见父就狱，两岁之中，相继断肠而死……止余臣兄弟三人，俱断乳未几，相依圜土。父以刀俎残喘，实兼母师之事。父子四人，聚处粪溷之中，推燥就湿，把哺煦濡……臣父三十七年之中……气血尽衰……脓血淋漓，四肢臃肿，疮毒满身，更患脚瘤，步立俱废。耳既无闻，目既无见，手不能运，足不能行，喉中尚稍有气，谓之未死，实与死一间耳［25］!
幸亏钱敬忠上疏时，朱翊钧已经寿终正寝，明熹宗朱由校总算动了一点恻隐之心，把仅剩一口气的钱若赓释放，才没有死在诏狱内。本来封建时代的所有监狱都是人间地狱。但在明代，凡是偶有从诏狱中被转到刑部监狱中的犯人，对比之下，觉得刑部监狱简直就是天堂了。明末瞿式耜曾经写道：“往者魏(忠贤)、崔(呈秀)之世，凡属凶网，即烦缇骑，一属缇骑，即下镇抚，魂飞汤火，惨毒难言，苟得一送法司，便不啻天堂之乐矣。”［26］显然，诏狱实在是第十八层地狱!
厂卫的横行，在全国上下形成了告密的坏风气，弄得人人自危，到处笼罩着恐怖气氛，政治秩序完全被扭曲，正如崇祯时大臣刘宗周所说：“自厂卫司讥访而告奸之风炽，自诏狱及士绅而堂廉之等夷，自人人救过不给而欺罔之习转盛，自事事仰承独断而谄谀之风日长,自三尺法不伸于司寇而犯者日众。”［27］这样的局面，只能导致封建政治更趋腐败。
依仗封建特权进行疯狂的搜刮，使厂卫头子们聚敛了惊人的财富。所谓“厂卫官役皆家拥雄富，动至巨万”［28］，还是小焉矣哉。江彬家有黄金七十柜，白金二千二百柜，其他珍宝不可胜数；刘瑾有金银数百万，各种珍宝难以胜计；钱宁被抄家时，也有黄金万斤，白金三十万斤；魏忠贤的财产总数，当时没有公布，至今仍是个谜，但他的家产，据估算可供边防数年的开支，显然也是一笔巨大的数字。这些不义之财，归根到底，都是民脂民膏。
二、明朝宦官与经济
明朝，宦官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与宦官对政治给予巨大影响的过程，不但是同步进行的，而且是交互影响、交互促进的。高度发展的君主集权使宦官擅权有了必然性、可能性，而由此而来的腐败政治，则是宦官得以在经济领域营私舞弊、巧取豪夺、横征暴敛的温床。由于能够玩弄权术，得到皇帝宠信的宦官上层多数是无赖出身，他们在奴性十足、卑鄙无耻、阴险狠毒上，往往远远超过一般的官僚，而其行事却是打着至高无上的主宰——皇帝的旗号进行的。他们自己既不受任何官吏的考核监督，也不必顾及民生疾苦，因此在经济领域里所涉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延祸之迅速，肆虐之猖獗，危害之重大，又往往在一般官僚集团擅权作弊之上，其难于匡正自不待言。这些特点使宦官干预经济，必然给明朝、尤其是明中叶以后的经济，造成了难于估计的恶果。具体来说：是宦官在张牙舞爪的龙的旗帜下，在经济领域巧立名目，滥加苛捐杂税，特别是对工商业横征暴敛，使整个生产力受到严重摧残，社会经济凋敝；是宦官在皇权的保护伞下贪污勒索，违法越制，营私舞弊，使官场中贪污贿赂之风越刮越烈，国库空虚；是宦官倚仗皇帝的淫威，破坏盐法开中，恣意侵占官民田土和屯田，摧残小农经济，加速土地兼并，在削弱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的同时，也削弱了边防力量。
由此看来，明清之际的不少史学家说明朝亡于宦官，虽未免言过其实，但宦官为祸是导致明朝覆亡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却是确切无疑的。
(一)宦官对各经济领域之干预
明太祖朱元璋是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但为了确保朱家王朝的长治久安，他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历代开国君主对功臣心怀疑忌的覆辙。在大杀功臣、废丞相、抓军队的同时，朱元璋也紧紧地控制了经济领域。他委任和皇帝生活在一起、无嫡亲后裔、用成祖朱棣的话来说是“岂得复有营私”的宦官来监视、查核事关国家命脉的钱粮赋税，委任宦官采办、督造、供应皇室的一切需要。
早在洪武年间，宦官已经开始插手干预财政。正统以后，经理仓场、提督营造、珠池、银场、市舶、织造、烧造、柴炭……处处均有宦官染指。及至万历年间，则更是矿监税使遍天下，造成恶劣的、灾难性的后果。
1.税务监督与矿税
(1)宦官对税务的控制
征收各种赋税的大权，关系到整个国家财政的收入。中央集权的庞大官僚机构，作为王朝支柱的军队，偌大的寄生皇族集团，以及在官僚专制局面下必然要引起的各种开支与浪费，都要靠它来维持。因此，统治者在这方面有很高的警惕性，是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哪怕是亲疏贵介染指其中的。在他们看来，最信得过的，莫过于宦官。洪武十年(1377)，当户部奏天下税课司局征商不如额者百七十八处时，朱元璋便打破自己定的不准宦官干政的禁令，“遣中官、国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核实，立为定额”，这是见于《明史·食货志》记载的、明代宦官在皇帝委派下干预财政的开始。永乐十九年(1421)十一月，分遣中官杨实、御史戴诚等核天下库藏出纳之数；二十年(1422)十月，分遣中官及朝臣八十人核天下仓粮出纳之数，这是让宦官干预财政的继续和进一步扩大。有了这个发财的好机会，宦官们蠢蠢欲动。成化初，中官欲出领属于工部的、征收竹木柴等税的抽分厂，被工科给事中徐恪等疏争，中官大怒，请即外调徐恪等，甚至欲加以罪［29］，这便是宦官企图直接管理税务的滥觞。徐恪等并未能阻住宦官干预税务的趋势，正德年间(1506—1521)各地税务已经普遍由中官管理。
明朝封建专制政权对民间手工业和商业，本来就是继承了传统的“重本抑末”方针，以重税、派买等政策，压制它们的发展。宦官掌握税务权后，以种种名色滥加的苛捐杂税，更是对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变本加厉的摧残。他们增添税务机构，扩大征税范围，如正德初，太监夏绶乞于真定诸府岁加苇场税，少监傅琢请履亩核静海、永清、隆田诸县田，太监张峻欲税宁晋小河往来客货等等，均得到武宗准许。到了万历年间(1573—1620)，商税更是“密如鱼鳞，惨于抢夺”［30］，具体情况我们下文再述。
明代京师税务主要是在进城的九个门收税，这九个门是北京顺天府的崇文门、宣武门、朝阳门、东直门、正阳门、阜成门、西直门、安定门、德胜门。九门的税收，正统时还未专委宦官，正统三年(1438)五月，御史张奏张家湾宣课司崇文门分司每遇商货贩到，积至数多，方差内官、锦衣卫官抽盘，不无停滞损坏。提出张家湾宜专委内官抽分，崇文门宜令本门收钞内官兼管时，英宗只令各司“勿致停滞”，并明确“不必专委内官”［31］。但事实上各门均有内官监税，而且征税日苛。据《中官考》载，九门的税收，弘治(1488—1505)初年为钞665080贯，钱2885130文。正德七年(1512)至嘉靖二年(1523)，增至钞2558920贯，钱3190230文。当然，这还只是见于会计账目的，从成化十五年(1479)曾下令京城九门监收钱钞内官及各处抽分厂“不许将不该抽货物违例抽分”［32］来看，可知除上述税额外，宦官们还另有需索。嘉靖四年(1525)，户部主事缪宗用监税，亲见“九门守视内官每门增至十余人，轮收钱钞，竞为削，行旅苦之［33］”。万历时这种情况更有所发展，连进京赶考的士子亦得交纳钱钞。更骇人听闻的是，万历三十五年(1607)，前任泰兴知县龙镗被贬，带病出广渠门，管门内使邢相、赵禄等索赂才肯放行。龙镗宦囊空涩，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内使竟群起痛打他一顿，才放他走。龙镗才走了几步，便倒地而亡。这种繁杂苛刻的九门税收，直至明末未变。士大夫有携行李出入的，虽有符为验，但掌管钥匙的宦官仍然横加需索，答应稍迟，“则往往搜牢倾箧，暴扬其私”［34］。农民担菜进城，也要在鬓边插钱二文，入城门时由经管收纳各门课钱的小内使自己摘取。由于习以为常，彼此连话都不用说一句了。对这种情况，时人诗文中多有反映，如查嗣《杂咏》诗有：“九门征课一门专，马迹车尘互接连。内使自收花担税，朝朝插鬓掠双钱。”
其他征税部门亦莫不如是，芜湖抽分厂每年所抽竹木，贸易银不过两万余两，而嘉靖四年（1525），御用监太监黄锦一次便需索二十余万两，皇帝朱厚亦命照准给予。隆庆(1567—1572)以来，发展到“凡桥梁、道路、关津、私擅抽税，罔利病民”［35］。
(2)万历时的增税、滥税及其后果
税收的机构重叠，名目繁多，在万历时达到了空前的程度。由于皇宫大兴土木，皇室生活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而日更奢侈，军费的大量增加，国家岁入不足以供支出的状况日更严重，于是明神宗致力于搜刮银两，其主要手段之一是增税、滥税。
明初只有商税，没有船税，宣德年间(1426—1435)始沿两京水道设关收钞，按船之大小收税，谓之“船料”。万历时则有河西务、临清、淮安、扬州、苏州、杭州、九江七处钞关。但实际上榷税的地方远不止此。据《明万历实录》载，十七年(1589)六月，巡视卢沟桥御史胡克俭曾指出：“马鞍山新城桥每车税钱五文，驮税三文，担者二分，负者一分，甚至徒手过者亦不免。土民谓此桥日得万余钱。至红桥，视前为甚。计二桥所获，岁不下七八千金。五月间，有商人告木一筏，抽大木四根。”并指明这些做法“不惟侵民之利，而且挠国之税”。但尽管如此，这样的抽税仍然得到君王御旨的允准。
万历中，给事中萧彦在《敬陈末议以备采择以裨治安疏》中指出：“河西务大小货船，船户有船料矣，商人又有船银；进店有商税矣，出店又有正税。张家湾发买货物，河西务有四外正、条、船［36］矣，到湾又有商税。百里之内，辖者三官；一货之来，榷者数税。”万历二十六年(1598)，更派出大量税使到全国各地，高于京口，暨禄于仪真，刘成于浙江，李凤于广州，陈奉于荆州，马堂于临清，陈增于东昌，孙隆于苏、杭，鲁坤于河南，孙朝于山西，丘乘云于四川，梁永于陕西，李道于湖口，王忠于密云，张晔于卢沟桥，沈永寿于广西，总之是榷税星满。这些税使到处用地痞流氓为爪牙，水陆行数十里，即树旗建厂。在长江，一天水路的行程要经过五六个税卡；仪真到京口，一江之隔，不过一二里地，也要收两次税，这是征税机构的重叠。
至于商税本身，更是名目繁多。洪武中，诸客商货贿俱三十而税一，五谷、农器、书籍、纸札、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都不抽税。永乐初，定制，嫁娶丧祭时节礼物、自织布帛、农器、食品及买既税之物、车船运自己的货物、鱼蔬杂果到市上出售者，俱免税。但以后课税范围日渐扩大，至万历时，天津有店租［37］，广州有珠榷［38］，两淮余盐，京口供用［39］，浙江市舶，成都盐茶，重庆名木［40］，湖口、长江船税［41］，荆州店税，宝坻鱼苇［42］及门摊商税，油布杂税［43］等等，名目多得不可胜数。万历二十七年(1599)，湖广巡抚支可大感慨地概括为：“行货有税矣，而算及舟车；居货有税矣，而算及庐舍。米、麦、菽以治饔餐也，而税；鸡豚以供肉食也，而税；耕牛一农具也，而税焉；骡驴一畜产也，而税焉。”［44］更有“土商”、“土著”名色，“将举留都之府县，举各府县之河埠，细及米盐鸡豚，粗及柴炭蔬果之类，一买一卖，无物不税，无处不税，无人不税”［45］。甚至出现“贸迁在四十里之近，输税在百里之远”的怪事［46］。此外，凡家中有大厅者，即加门槛税［47］。在浙江，连民间卧床草荐，儿童玩耍的假面具，均得上税［48］。与此相应的是，税使为讨好皇帝主子而交进内库的税，亦巧立各种名目，如《明万历实录》二十九年(1601)所载的进税名目，即有暨禄进的“遗税银”，马堂进的“节省银”，张晔进的“赎罪银”，沈永寿进的“罚赎银”，李敬进的“赃赎银”，暨禄进的“赃罚银”，陈增进的“赃银”等等。
至于课税的程度，《明史·食货志五》载为：“视商贾懦者，肆为攘夺，没其全货，负载行李，亦被搜索。”周晖则在《金陵琐事》中记了一则生动的事例：有个叫陆二的商人，往来吴中，以卖灯草为生。万历二十八年(1600)，遇上如狼似虎、与强盗无异的税官。陆的草价一共不过八两，沿途几处抽税，已用了一半银子。船到青山，又有税官来索税，陆无钱交纳，气得把灯草搬上岸，一把火烧个干净。通过这个真实的事例，不难推知当时商税之繁琐、苛重，及对商民伤害的程度。
还要说明的是，上述这些，并不是苛税的全部，还有手段更恶劣、科索更重、对社会影响更大的，像陈奉、高淮、高等等太监在这方面的暴行，我们留在下面各有关的传记中再论述。
商业的发展，必须要求商品的迅速流通，万历皇帝派税使这样滥征商税的结果，使长江、大运河作为商品流通大动脉的机能被堵塞，城市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从昔日的“吴丝衣天下”［49］，商人游江南北以至齐鲁燕豫，随处设肆，变为“三家之村，鸡犬悉尽；五都之市，丝粟皆空”［50］，商店纷纷倒闭。万历三十年(1602)，户部尚书赵世卿奏：河西务称税使征敛，以致商少。如先年布店160余家，今只剩30余家；临清关往年伙商38人，皆为沿途税使抽罚折本，现只存两人；临清缎店向来32座，今闭门21家；布店73座，今闭门45家；杂货店65座，今闭门41家；辽左布商绝无矣。河南一带货物多为仪真、徐州差人挽捉，因而畏缩不来［51］。应朝卿在《请罢采榷矿税疏》中亦指出：“自税使纷出，而富商之裹足者十二三矣，及税额日增，而富商之裹足者十六七矣。”商业备受摧残，平昔富庶繁丽之乡皆成凋敝，必然引起商税急剧减少。赵世卿还指出：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浒墅、扬州、北新、淮安各钞关，岁征本折定额约325000余两，万历二十五年(1597)增银82000两。二十七年(1599)以后，历岁缩短，至二十九年(1601)总解266000余两。商税的急剧减少，不能不加剧了财政危机。
(3)宦官通过皇店、私店税商榷利
皇店初设于正德年间，店的收入归内库，由内官经管。皇店有多种，如给事中齐之鸾所说的花酒铺；在皇城内设的宝和、和远、顺宁、福德、福吉、宝延等经营各处客商贩来杂货的店；由官店改为皇店的，如辽东巡抚都御史马中锡在安乐州(今辽宁开原)设的官店，后来就改为皇店；也有由宦官在皇庄周围或交通要道起盖房屋，架搭桥梁，以皇店为名，擅立关隘以榷商贾舟车乃至挑担小贩的，如于经于九门、关外、张家湾、宣大等处开宝源、吉庆等皇店，每年定额进贡八万两银，剩余的全归自己。有的宦官还借皇店之名放皇债，进行高利贷的盘剥。
宦官除把持皇店外，还依仗政治特权，在京畿附近建立私店。这些私店势焰之盛、扰害商民之甚，亦不亚于皇店、权贵私店。从《明实录》的记载中可见宦官的私店亦有多种，正统时，京城头角等处停积客货、客店、塌房中，就有由宦官开设的。太监僧保、金英恃势私创塌店达十一处；在河西务到直沽一带交通要道、通州、张家湾，亦有太监的私店。御马监太监刘顺既有钦赐的塌房，也有自置的塌房。成化时，太监梁芳曾得到钦赐的和远店，后来梁芳被贬到南京闲住时，才不得不将店退回。正德前后，辽东镇守太监朱秀在山海关外八里铺设立官店，以驻来往车辆，名义上是用这收入补充“犒夷”费用，实际上收入全归他自己，成了他的私店。兵部揭发这事后，武宗“诏宥之”，仍让他管业如故。
这些皇店、私店“尽笼天下货物，令商贾无所谋利”［52］，还纵使无赖子弟“霸占关厢、渡口、桥梁、水陂及开设铺店”，从中“贩卖钞贯，抽要柴草，勒摆渡、牙保、水利等钱”［53］，如朱秀就擅自规定过一辆车，必须交银一两。宦官奏求得塌房后，还用它“邀接商旅倚势赊买，恃强不偿”，弄得“行贾坐敝”，亦“莫敢谁何”［54］。甚至搜查官员行李，失陷客商财物，等等。这种种与民争利无异于抢劫的行径，弄得怨声载道，以致武宗遗诏中不得不令“革京城内外皇店”。世宗初即位，马上对掌皇店的首恶太监加以惩处，把他的爪牙发配充军，迫使宦官勋贵在这方面稍作收敛。
但厚利之所在，收敛只能是暂时的。万历时，“自赵承勋造四千之说而皇店开，自朝廷有内官之遣而事权重”，这时的皇店是“特遣中贵，赐之敕书，以压卵之威，行竭泽之计”［55］。宦官的私店亦随之急剧增加，冯保八店，岁有四千金之课。太监张诚“市店遍于都市，所积之资，都人号为百乐川”［56］。连像王安这样比较正直的太监，也开设布店，以善经商知名。这些形形色色的皇店、私店暗损国税，垄断经营，甚至断绝一些商人生计的情况，直至明亡不变，商业，尤其是京畿附近商业的发展，由是受到严重桎梏。
(4)矿税使——万历年间对工商业的一场浩劫
明代自洪武以来，金银矿屡有开采。永乐年间开始派出宦官前往提督查核。永乐十三年(1415)，太监王房等督夫6000人，于辽东黑山淘金，凡90日，得金8两。永乐十五年(1417)，又命内臣在广西南丹州采金矿，一年多，仅得96两金，这才停止了。以后屡开屡停，中官提督开采之见载于《明史·食货志》的，有景泰时戴细保提督浙闽银场；天顺时，罗永到浙江，罗到云南，冯让到福建，何能到四川提督银场。
明中叶后，由于生产发展，需要更多的金属制造工具；国内外市场扩大，货币经济发展，货币具有了神奇的、超自然的力量，因此对铸币用的金属需求量越来越大；统治阶级为摆脱日益加深的财政困境，满足不断膨胀的消费欲，而进一步垄断矿冶采炼，极力搜寻地下富源；加上采矿工程大，督办人员易于从中舞弊、敲诈勒索等等原因，宦官不断趁机鼓噪开矿。弘治四年(1491)，龙绶请开银矿。正德初年，秦文请复开浙江、福建银矿。但采矿之到处为害，则主要在万历年间。
万历以前，内官督开矿之为害，以银矿为例：云南大理府新兴等处银场，原拨各卫军充矿夫挖取，岁办银两。正德时，镇守内官改派人员分管各场采挖，未免中饱私囊，以致岁办之额不足，于是将矿夫口粮折办，又将夫丁干认，共补课额。大约每年银场所出，不过3000两有余，而矿夫口粮、夫丁折办干认，甚至达到28000余两，而加耗及靡费又一倍以上。云南人反映，由宦官派出之“京官管场，重取之军夫而不足，设令他官管场，专取之银矿而有余”［57］。又以铜矿为例，云南楚雄府等处铜矿铜驼票号，在弘治十八年(1505)以前，先是由布政司每铜10驮(每驮约重140斤)，抽铜1驮，后因收放不便，改为照数折银交司，每驮纳银6钱。以后，镇守太监差人私自抽分，逐渐加收，每驮由纳银6钱增至1.24两。弘治十八年(1505)，又由布政司改为每铜1驮，抽铜10斤收贮在库，以备铸造。但正德二年(1507)镇守太监崔安以奉钦命造铁减金银靶、缅刀等等，大约要用银2000余两，无从区画，提出要布政司将前铜斤给抽票簿印押，送付抽分。崔安调回后，继任镇守太监张伦相沿抽分。张伦调回时，票号发布政司。正德九年(1514)，新任镇守太监梁裕，又以进贡、谢恩、买办金石、方物等项费用数多，提出要照崔安等在镇时之例，让布政司将铜斤号票送给他变易银两应用。至正德十年(1515)，镇守太监史泰亦照前例行文，将铜斤号票径自出给参随人员抽分。以致布政司无法干预，“课税尽归消耗”［58］。
万历年间，明神宗派出宦官为矿监，到处开矿，为害更远远超过前代。《明史·食货志》载：万历二十四年(1596)，“开采之端启，废弁白望献矿峒者日至，于是无地不开。中使四出：昌平则王忠，真、保、蓟、永、房山、蔚州则王虎，昌黎则田进，河南之开封、彰德、卫辉、怀庆、叶县、信阳则鲁坤，山东之济南、青州、济宁、沂州、滕、费、蓬莱、福山、栖霞、招远、文登则陈增，山西之太原、平阳、潞安则张忠，南直之宁国、池州则郝隆、刘朝用，湖广之德安则陈奉，浙江之杭、严、金、衢、孝丰、诸暨则曹金，后代以刘忠，陕西之西安则赵鉴、赵钦，四川则丘乘云，辽东则高淮，广东则李敬，广西则沈永寿，江西则潘相，福建则高，云南则杨荣。”这众多的中使派出时，均给以关防，而“中使衙门创设，并无旧署可因”，即没有固定的编制，因而人员冗滥，“大抵中使一员，其从可百人；分遣官不下十人，此十人各须百人”。［59］于是舆马充斥，人役沓杂，骚扰地方。这些随员又多是在各地网罗的地痞无赖，他们狐假虎威，到处把富者编为矿头，贫者驱之垦采。种种额外加派，无端需索，任意指良田、美宅、坟墓为“有矿”，立即便要开挖，只有收到贿银才停止。陈增用摊派的手法，强令有铅矿无银矿的益都县纳银。高淮在辽东逼迫地方交纳矿税银三万两，当地官员不得不“议于官俸、民房、牛驴、屯田、地亩及吏丞班银、各衙门公费内通融酌扣。犹且不足，又令民除正差外，每名征银或一两或二两”，这才能勉强支应过去［60］。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下面我们将在一些主要的矿税使的传中加以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