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六年(1598)户科给事中包见捷上疏，鲜明地指出：在开矿的名义下得到的银子，不是取自山泽，而是夺取于闾阎。大学士沈鲤在《请罢矿税疏》中，亦指出矿税“皆有司加派于民，以包赔之也”。而且官员行政上的加派尚有一定数额限制，相比之下，中使及其随员的攫取，却是任意的，没有任何限制的［61］。
矿监税使之四出掠夺，用当时工科给事中王德完在奏本中的说法，是“出柙中之虎兕以吞餍群众，逸圈内之豺狼以吞噬百姓”［62］。实际上，从万历二十五(1597)至三十三年(1605)矿税使进内库银将近三百万两，其用处是“半以助浮费，半以市珠宝”［63］，而八九倍于此的银子则流入了宦官及其爪牙的腰包。
明王朝为内库收入这三百万两银子，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济上，沈一贯曾指出为矿税使而支出的费用达到每年八百万两［64］，而矿税使破坏性的横肆掠夺，更使得“贫富尽倾，农商交困”，国库亏损。政治上，宦官与官员、百姓矛盾重重，比较正直敢言的官员被逮问罢黜，百姓被迫得“流离转徙，卖子抛妻，哭泣道路，萧条陌巷”，终于激成了包括山东、湖广、辽东、福建、陕西、山西、广东、云南、京畿和南直隶在内的广大地区里大大小小的民变，参加者甚至有官员、士人。结果杨荣被杀于云南，高淮被逐于辽东，孙隆逾墙逃跑，陈增一夕自经，更多的矿税使则是灭了威风，被撤回京。这些都反映了“天下之势如鼎沸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65］。与此同时，地主阶级内部争夺财富的矛盾也日益激化，环绕矿税的争论，皇族集团与官僚集团——特别是南方地主阶级代言人之间的矛盾更趋尖锐。对这种封建统治险象横生的局面，高攀龙曾惊呼：“民不聊生，大乱将作矣。”［66］尽管如此，矿税仍延续到神宗死去时，才得以遗诏停止。
2.仓储
明代仓储有中央的和地方的两种。地方的由布政司府州县自己管理，归地方掌握使用，中央的由户部管理。自宣德末年开始，在京、通二仓设置了总督中官。正统三年(1438)，令户部侍郎一员同内官总督在京、通州粮仓及提督马牛羊等房草豆料，以后总督中官逐渐增至二三十人，设中瑞馆管辖。从此，“凡为仓库害者，莫如中官”，具体表现在：
(1)管仓宦官之滥增
弘治十八年(1505)，李梦阳疏称：“仓、厂、场、库，钱谷之要也，今皆内官主之。……每处置一二辈足矣，今少者五六辈，多者二三十辈”［67］。但问题提出后未受到重视，人员仍在继续增加，如临清州，有临清、广积两仓，以前只有监督内臣一人，后增至两人。天顺等年亟罢，其后增至九人。正德五年(1510)九月后，只存六员。正德六年(1511)五月后，存留三人。但正德后期，仓粮数额未有任何增加，而监督骤增至十五人。这管仓太监十五处除均有“修理衙门、买办物料、人匠工食、工差人役支给等项”费用要供应外，还有大量随员。计管仓太监内掌敕杨太监一人便要跟用门子二人，皂隶二十二人，其余十四处每处门子一人，皂隶二十人，统计共占用门子十六人，皂隶三百零二人，俱在临清州服役。再加上投跟者众，以致“仆御骑从每相望于途，而驿递等衙门日不暇于应给”［68］。面对这种情况，正德十六年(1521)，下令在京、通二仓、水次仓、皇城各门、京城九门各马场、仓场、各皇庄等处，但系正德年间额外多添内臣，司礼监照弘治初年查参取回时，又令临清仓监督内臣，止留见在二员，并不许纵容下人生事害人，以后不必添补。嘉靖元年(1522)，又以户部屡奏监督“冗滥积弊，实为国家大蠹”，诏革中瑞馆及各官署。嘉靖三年(1524)议准今后京、通两仓太监不许添设。嘉靖十七年(1538)，题准今后十库不准增添内官。但尽管如此连续下令，实际上监督内官以后仍时革时设。万历时，惜薪司竟至“朝进一人，暮进一人”，致“几十倍于前”［69］。可见管仓储内官人员之冗滥，已成难于改变的积弊。
(2)内府各库监收宦官之横索无厌
内府各库包括内承运库、广积库、甲字库、乙字库、丙字库、丁字库、戊字库、赃罚库、广惠库、广盈库、天财库(亦名司钥库)、供用库等十二库，库各有专门职掌。弘治时，给事中胡易曾劾监库中官贺彬贪黩八罪。有鉴于此，弘治十七年(1504)，孝宗下令：百姓输纳钱粮到京，凡遇收放内府各监局、各库及各衙门管事内使家人，有勒巧取财物及纵容下人通同作弊，致使揭债经年屡月不得完结者，治以重罪。紧接着，在正德元年(1506)，武宗亦下令：内府各监局、各库及各处仓场收受钱粮，除旧例该用铺垫席秸等项按户部规定的数目取用以外，不许以前指各项使用为理由，勒要纳户财物。十六年(1521)，又议准京仓收受粮斛，照旧止令原来委派的主事督收，不准提督太监违例攘收，纳贿作弊。尽管如此，正德时台州卫指挥陈良纳军器，仍因被索贿赂，未能满足内官要求，以致稽留八载，乞食于市。而京通仓提督太监蔡用等，则欲将已革去的晒夫、囤基、各色财物岁计银七万四千两仍行追收。嘉靖七年(1528)，又议准凡遇有指称太监名目，勒要茶果等钱的，准各官员并缉事衙门逮捕，审问枷号。八年(1529)，世宗下令每年差给事中、御史各一人，于内府内承运等库并各监局巡视监收，禁止和革除种种奸弊。真可谓三令五申，似要务行禁绝勒索之弊。但是嘉靖十四年(1535)，提督京、通仓场内官监王奉、李慎互以奸赃讦奏时，户科给事中管怀理就指出，在处理仓场钱粮诸事上，宦官只知恣意索贿，于国事毫无裨益。十五年(1536)遂又议准长安等门守门人员，有仍前科索解户财物的，准许题参逮问。这实际上是反映了科索并未得到有力的遏止。
隆庆二年(1568)，给事中王玺等又指出内库之弊，在外面的有三种，即“包搅花费”，“解户私逃”，“挪移延缓”。在里面的有四种，即“铺垫常例”，“守门科克”，“茶果馈仪”，“棍徒需索诓骗”。更有严重的，如甲字库内臣赵纲因为勒索，将解户活活逼死。
仓库内官横索之中影响最大的，一是内府收粮时的“增耗”，一是迫取铺垫。
增耗：内府收粮时常以增耗为名，大肆勒索，常常因此加收数倍。京、通二仓总督、监督内臣每收米万石，就勒索白金十两。以岁运四百万石计算，则得白金四千两。又各占斗级二三百人，迫他们交纳月钱。其中为害最大的是白粮。成化以前，粮户解纳白粮及各样合用物料时，由户、工二部委官同科道官验收，然后运送内府。弘治以后，部官避嫌，不肯验收，令小民直接交到内府。于是白粮一石，公然加到一点八石才被收下，各项物料有被迫纳贿四百两银后，才取得批回的。正德时，临清州纳米一百石，用银六七十乃至八九十两，粮户无法交纳，往往因此被捕，死于狱中。嘉靖初，巡仓御史刘寓生揭露当时运粮纳粮加耗勒索的名称，有“太仓茶果”、“经司”、“该年仓官”、“门官门吏”，“各年仓官”“新旧军斗”、“会钱”、“小荡光银”、“救斛面银”［70］等等。在这重重勒索下，解粮户唯有借贷赔纳，以致因此倾家荡产，甚至性命不保。到万历时，加耗更高达十倍，江南承担解白粮户，鲜有不破产者。
铺垫：以铺垫为名，大量向商人迫取银两，是内府各部门的普遍现象。铺垫钱始于嘉靖年间，指内府收纳商人所交物料时使用的包装、垫衬等用品，由商人另外交纳，这就为经收宦官向商人敲诈勒索大开了方便之门。以万历年间为例，万历三十五年(1607)，工科右给事中王元翰一再上疏，称：“年来办纳钱粮，苦于铺垫”，“京师数万金之家，一挂四司铺户之籍，无不荡产罄资。投河经渎之惨，挈家载道之状，酸鼻刺心”。如惜薪司柴炭铺户王梁，交纳柴炭已超出原额一倍，陈洪则额尚未派，但均被供用库内官李进忠、吴进等以备办钱粮为借口，索取铺垫，把他们墩锁拶打，缚在烈日下暴晒，折磨得奄奄一息［71］。太监杨致中总理惜薪司时，除设管理、佥书等数十人外，还有守门、巡街、香匠、秤手、园头等等名目，这些都是张口待饱，游手好闲之徒。蜂聚豺贪，自然是各有分例，以致“各商每厂支钱，仅足铺垫”［72］。据工部右侍郎林如楚等统计，惜薪司每年共费库银十四万六千两，大半作了铺垫和各衙门的使费［73］。其他如光禄寺行户，他们交纳的米盐蔬果,素品腥肴，皆有膳盘装盛，但亦被索铺垫。如铺垫不能满足宦官们的要求，则任何物品均被抛掷作践，如撕裂织物，鞭碎水磨合式的炭条等等，甚至全部强行没收。办纳三十七处内外仓房场局草豆的商人，由于京库钱粮匮乏，他们不得不垫支银两，但内官仍然向他们索取铺垫，以致“人人破家，逃死相继”。据御史刘澄称，铺垫使被佥商的富户恸哭就死，诸司房却因有敲诈之机而沥酒相贺。《明实录》载：万历三十五年(1607)，殷商一再佥报，得二十二户，其中因行贿、托情而得免除或逃亡了的，共二十一户，实际仅剩下一户。
(3)管仓宦官舞弊种种
管仓宦官经常盗窃库存物资，侵吞公款，并刮取太仓银入内库。监守自盗，是明代内库中的常见现象。弘治十八年(1505)，大学士刘健等上言，“内承运库放支银两，全无印簿支销，二十年来累数百万，以致府藏空竭。”显然，这里相当大一部分落到了监库宦官的腰包里。虽然，本库内官也曾提出请派人前往查算，但在宦官势焰之下，根本不可能有人敢认真清查。
嘉靖十年(1531)以前，监库钱粮仍然一直没有账册。这年十一月，兵科给事中高金等奉旨查勘御用监钱粮，发现内府所藏象牙、画绢等珍奇物品，被典守者侵匿无数，世宗才下令以后监库要立籍账备查。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即使立了籍账，要偷的还是照偷，不过多耍点花样而已。史载：“内府盗窃，乃其(指宦官)本等长技”，及至偷得多了，恐怕难逃大罪，就干脆放火灭迹。如嘉靖四十五年(1566)，供用库大管库暨盛及其同伙卢添保，谎报失火焚去香料十八万八千多斤，后来被司礼监少监何进揭发，由给事中张岳等奉命严查，确认所焚并非香料，而是暨盛与商人李钦等盗卖了香料后放火灭迹。世宗这才大怒，把他治了罪。万历二十二年(1594)，户科给事中杨恂等在奏疏中，揭露近年马数减少，而御马仓额料却从万历初的五万二千石增至六万九千石，草从一百九十五万束增至二百四十万束。马房牧地草场，户部原征银五万多两，现减少了八千两，而属御马监的征银却由一千多两增至八千多两，即增加了七千多两。不言而喻，这是御马监恃势占夺征银地，以多征得的银两塞入自己腰包的结果。
宦官对库藏甚至有直接偷盗的，如熹宗刚即位时，李选侍赖在乾清宫不走，后在廷臣的压力下，才匆匆迁出。当时，由于时间匆促，情势混乱，李选侍的近侍宦官有不少趁机盗取内库秘藏。其中因暗藏珍宝等物沉重，心情紧张，以致在乾清门外跌倒，把金宝撒了满地、被当场逮住的，即有刘逊、刘朝、田诏，后来又陆续抓住了王永福、姚进忠、姜升、郑稳山、刘尚理等人，都是李选侍的近侍。
(4)宦官对太仓银及地方库藏的刮取
宦官刮取太仓银入内库，对于明政府的财政来说，又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明史·食货志》载：明“初，天下府库各有存积，边饷不借支于内，京师不收括于外”。英宗时始设太仓库，收贮各省直派剩麦米，十库中绵丝、绢布、马草、盐课、关税凡折银者；以及抄没的家财，变卖田产，追收店钱，援例上纳的银两。故又谓之银库，归户部管辖。成化十七年(1481)十一月，以赏赐费用日多，取太仓银三十万两入内库供用。十八年(1482)十月，又取太仓银四十万两入内库。这就开了取太仓银入内库的先例。
弘治时，给事中曾昂请以诸布政司公帑积储征徭羡银尽输太仓，遭到户部尚书周经激烈反对。周经认为太仓尽刮天下财，非藏富于民之意。但与此同时，内府继续借口供应繁多，三次取入太仓银共一百三十万两。
正德二年(1507)二月，刘瑾假传圣旨，派遣科道官查盘天下军民府库，令各地把历年积存的库存财物全部解送京师。后来户部尚书杨一清揭露，这批解送京师的财物，实际上有一半到了刘瑾的腰包。内承运库中官亦屡称内府财用不足，请支取太仓银。户部虽一再加以反对，但无效。《明史·食货志》载，到嘉靖时，原积有八百余万两银的太仓老库，只剩下一百二十万两。嘉靖三十七年（1558），令岁进内库银百万两外，加预备钦取银，后又取没官银四十万两入内库。不待言，凡此种种，均足以使太仓匮乏，只好运南京户部库银八十万两来补充，并以临清、德州两仓积银二十万两拨归太仓。隆庆中，又数取太仓银入内库。隆庆四年(1570)正月，内承运库中官甚至用没有署名，没有印信的空头札子，传谕户部进银十万两。当时户部尚书刘体乾以真伪难辨，拒绝支付，穆宗朱载还是命令“如数以进”。但当刘体乾提出要承运库减税额二十万两时，却被太监崔敏所阻，没有结果。而刘体乾终因与取银子的太监一再争辩，在这年六月，落得个被皇帝手诏勒令闲住的下场。
万历时，太仓银荒更严重。二十二年(1594)十一月，户科都给事中杨恂等，在《看详月报帑藏尽空等事疏》中称：“接得太仓总督月粮钱粮揭帖，内开旧管新收与夫各项支放之数，犁然毕具，惟于实在项下，只注曰‘无’”［74］，可见已被搜刮尽了。即便如此，中官温泰还进一步要求“尽输关税、盐课于内库”。到了天启年间，大权宦魏忠贤用涂文辅总督太仓银库、节慎库，崔文升、李明道提督漕运、河道，核京师、通州诸仓。这实际上是把国家的一切仓库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不仅如此，对京城外面唯一颇藏金银珠宝的南京内库，魏忠贤也不放过，仍“矫旨取进，盗窃一空”［75］。
对于地方的仓库，宦官亦常常直接间接插手其间。如在江南、浙江建的魏忠贤生祠，就把贮于镇江府库的十万两银子，贮于温州府库的十七万两银子统统花光了。而这些银子本来是准备用于备倭等国防急用的。
上述种种积弊虽曾屡被提出，但没有任何结果。如果说有所反应，那就是有关官员任事的被阻挠，或者得罪。甚至如隆庆初年，内官监太监李芳“任怨稽查”，取得了“一时内库为之一清，所省岁不下百万”［76］的成效后，亦逃不脱其他宦官的媒孽，终于受杖下狱，被发配到南京当净军。
崇祯皇帝朱由检早在藩邸时，就已深知宦官的为害，一上台就收拾了魏忠贤。但是，作为封建专制的最高统治者，他没有、也不可能铲除已经深深植根于封建专制主义肌体上的赘疣——宦官，反而在宠信和倚赖宦官的泥辙中越陷越深。崇祯四年(1631)，崇祯帝不顾吏部尚书闵洪学等朝臣纷纷的谏诤，命司礼监太监张彝宪总理户、工二部钱粮。六年(1633)，派司礼监张其鉴等赴各仓，会同官员一起盘验收放。从此以后，宦官们还总理户、工二部钱粮、监督军需、军饷、盐课……总之，在皇权的庇护伞下，宦官对仓储的侵蚀，与仓中的硕鼠一样，从未停止，直至明亡。
3.岁办、采办
所谓岁办，指每年各地上贡土特产。所谓采办，则范围极广，只要皇帝想起要什么，就派宦官四出搜求。这种派出宦官征纳、采购宫用物资，押运贡品或到当地监督制造御器，其实质都是利用皇权向地方进行勒索，因而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一大弊政，也是对社会生产、人民生活的极大祸害。
(1)岁办种类之繁，数量之多——以南京贡船为例
据清初致力于研究明史的谈迁在《枣林杂俎》记载，南京贡船所装物品的种类及数量如下：“司礼监制帛二十扛，船五；笔料船二。内守备鲜梅、枇杷、杨梅各四十扛，或三十五扛，各船八，俱用冰。尚膳监鲜笋四十五扛，船八；鲫鱼先后各四十四扛，各船七，俱用冰。内守备鲜橄榄等物五十五扛，船六；鲜笋十二扛，船四；木犀花十二扛，船二；石榴、柿四十五扛，船六；柑橘、甘蔗五十扛，船一。尚膳监天鹅等物二十六扛，船三；腌菜苔等物百有三坛，船七；笋如上，船三；蜜煎樱桃等物七十坛，船四；鲥鱼等百三十合，船七；紫苏糕等物二百四十八坛，船八；木犀花煎百有五坛，船四；鸬鹚、鸨等物十五扛，船二。司苑局荸荠七十扛，船四；姜种、芋苗等物八十扛，船五；苗姜百扛，船六；鲜藕六十五扛，船五；十样果百四十扛，船六；内府供应库香稻五十扛，船六；苗姜等物百五十五扛，船六；十样果百十五扛，船五。御马监苜蓿种四十扛，船二。共船百六十六只，龙衣、板方、黄鱼等船不预焉。兵部马快船六百只，俱供进贡。”但这从基本上来说，还算是有定额。更糟糕的是额外的，不时需索的采办及随之而来的种种敲诈勒索。
(2)采办、岁办是公开的掠夺
据《明史·食货志》载，早在永乐时，买办颜料，已有“工役繁兴，征取稍急，非土所有，民破产购之”的情况。永乐十五年(1417)，内官马骐到交采办，大索境内珍宝，弄得“人情骚动”。宣德初，巡按浙江御史尹崇高、泰安州税课局大使郝智等，先后奏称采买劳扰民间，妨碍农务，靡费甚大。因此，宣宗曾下诏除军器，军需物品外，停止买办，召所差出内官着令还京。但实际上这诏令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具文，采办鸟兽花木珍异的内官之派遣，并未因此而停止。以吴中为例，宣德时“中使时出四方，络绎不绝。采宝干办之类名色甚多。如苏州一处，恒有五六人居焉，日来内官，……或织造，或采促织，或买禽鸟花木，皆倚以剥民，祈求无艾”［77］。不仅吴中，其他地方亦有内官之遣。宣德五年(1430)，遣内官吉祥持敕前往直隶应天、镇江等府州县并湖广、浙江等处所属河泊采取鱼只等项制造物件［78］。六年(1431)、七年(1432)均遣内使王宠等到长州等县买办布匹。这些内官、内使到处骚扰，贪纵为害，虐取于民。长州等县民人沈多福等，曾联名状告内使王宠等六年(1431)来坐买阔白三梭棉布700匹，因本地并不出产，于是“每布一匹，逼价银三两”，致“各行赔闭辏数，完足共银二千一百两”。七年(1432)，王宠等“仍复到来，征收各县布价银两，但此价已经钦差太监刘宁等尽数封收，抄解去讫。又要各县重复科派”，以致“民力不堪”［79］。
不过，宣宗朱瞻基当时仍坐朝问事，对民愤太大的宦官，也曾给予严厉的惩治。袁琦等的被处死就是显著的例子。谭希思在《明大政纂要》卷二○载：当时，内使阮巨队等往广东公干，受内官监太监袁琦指使，借采办的名义，凌辱官吏军民，逼取金银等物动以数万计。事发，宣宗于六年(1431)十二月，下令凌迟“自小随侍，颇称使令”，而得以逐步升为太监管事的袁琦，斩内使阮巨队、阮诰、武莽、武路、阿可、陈友、赵准、王贵、杨四保、陈海等十人。此外，内官裴可烈以贪暴，被逮下锦衣狱拷死。内使马俊公差还京，至良乡，闻袁琦事，自经死；宣宗以马俊亦与袁琦同恶害民，命锦衣卫戮其尸，枭首于市。中官唐受以公差南京，纵恣贪酷。宣宗命锦衣卫逮至京师，狱具，械赴南京，凌迟于市，枭首示众。宣宗还令都察院揭榜晓示中外：凡内官内使在外，不许侵占官民田地及擅造房屋；已经侵占官民田地及擅造房屋，所在官司取勘明白，原系官者还官，军民者还军民。中外官民人等不许受内官内使寄顿财物；有投托内官内使，因而拨置害人者，悉处同罪。因此，在宣德以前，采办宦官有时也不得不有所顾忌。
正统以后，随着皇帝需求的增多，采造不断扩大，其祸害亦不断加深。成化时，购书采药之中官“动以朝廷为名，需索要求，无有纪极，东南骚然，民不堪命”［80］。他们“抑卖盐引，私采禽鸟，糜官帑，纳私赂，动以巨万计。……内府物料有至五六倍者”［81］。十七年(1481)，中官王敬同奸徒王臣往湖湘、江右、江浙、京东诸郡采药。这二人以地方无赖二十余人跟随，大扰吴越，公然“信意出一纸，录市人姓名，括取金宝，人无得免”，以致百姓“或挈室而窜，白日闭户”，市人则“空肆而匿”，甚至郡县“亦或闭门不敢治事”［82］。其对江南经济与社会秩序破坏的严重程度，可想而知。
弘治时，浙江镇守太监张庆以进贡为名，每年搜刮百姓财物数万，而所贡之物仍出自民间。这种采办——掠夺，虽边远地区亦不免。如：甘肃巡抚罗明揭露边卫的采办，是镇守、分守内外官各遣使属边卫搜方物，“竞尚贡献”，实际上是扣军士的月粮、马价，或骗取番人的犬马奇珍，佥派厨役造酥油等物品。及至起运进京时，无不沿途勒索骚扰。
正德年间，刘瑾乱政，更是渔利无厌。由于各地镇守中官均得分别进贡一二万金才谋得这差事，因而以“岁办”之名进行的对地方的搜刮，就成了更普遍的、公开的、几乎是合法的现象。据《明史·食货志》载，这时“岁办多非土产”。如河南镇守太监廖堂以进贡为名，无名之征百出，有古铜器、窑变盆、黄鹰、锦鸡、猎犬、羔羊皮之类。与此有关的还有拜见银、须知银、图本银、税课司银、出办椿草银、扣除驿传银、马价银、甲首夫银、快手月钱银、河夫歇役银等名色。而左右用事之人，又私于下属卖马、卖布、卖纸、卖钞、卖铺陈；于沿途抽索客货。河南巡抚李克嗣曾上疏揭发阻止，但武宗“诏进贡如旧，其下人科取者，禁之”。不言而喻，诏令中第一句是实的，第二句只是官样文章，所以不但廖堂之搜刮未被遏止，而且后来的镇守太监还把这作为常规，固定下来。
(3)岁办的典型事例——贡茶、贡鲜
贡茶、贡鲜是宦官们生财之道。据常州知府莫愚奏，宜兴旧贡茶额只一百斤，宣德六年(1431)猛增至二十九万斤。六安茶是贡品，而“中贵镇守者私征倍于官贡。有司督责头芽，一斤至卖白金一两”，茶户被迫“鬻产卖子以充”。结果是“茶在六安，始若利民，而今为民害则甚”［83］。
成化七年(1471)，湖广镇守太监开始进鱼二千五百斤，成化十七年(1481)以后，猛增至二三万斤。贡鱼要装载船、车、人夫、保鲜，因而宦官从中大搞花样。以南京进贡鲥鱼为例，每年是五月十五先进于孝陵，然后开船北运，七月初一在北京荐太庙。路途遥远，时间紧迫，押运宦官遂得以乘机勒索，起运时，每岁在南京鲥鱼厂取里长二十名，各索银二十两，正德时更倍取其数。又要茶果银一百二十两，水夫银二百两，发船时又取民夫四千三百多人。船日夜开行，求冰置换急如星火。其实各地均不用冰，只是以高价折合银两，即所谓“折干”，因而鱼未到北京，早已腐臭不可闻。到京后，虽然加入鸡、肉、笋、菹及各种作料来掩盖这些臭气，但仍然不堪下筷。显然，这样的进贡冰鲜，实际上不过是向沿途百姓大捞一票而已。
浙江富阳县所产茶叶与鲥鱼均为贡品，镇守太监王堂之流采取时，“民不胜其劳扰”［84］。时任分巡佥事韩邦奇目击其患，曾写下《富阳民谣》一首，悲愤地揭露了王堂及其狐群狗党搜刮富阳人的罪行：
富阳江之鱼，富阳山之茶。鱼肥卖我子，茶香破我家。采茶妇，捕渔夫，官府拷掠无完肤。昊天胡不仁，此地亦何辜。
鱼胡不生别县，茶胡不生别都。富阳山，何日摧！富阳江，何日枯！山摧茶亦死，江枯鱼始无。山难摧，江难枯，我民不可苏！
韩邦奇还向武宗上了《苏民困以保安地方事》一疏，指出“征科四出，军民困瘁已极”，建议“今后敢有指称进贡各色，在各地方需索财物，骚扰为害，应参奏者奏请究治，应拿问者径自拿问”［85］。但结果，被“参奏”、“究治”的不是宦官王堂之流，而是韩邦奇。王堂“奏公作歌怨谤，阻绝进贡”，韩邦奇遂被逮至京，下锦衣狱，撤去官职［86］。
不少宦官还借进贡名义，多取船只，夹带私货，牟取暴利。正德十三年(1518)，南京尚膳监王敬进鲜过徐州时，就被指挥王良查出船中夹带有硫磺等违禁物品。而且贡船由宦官督运，沿途恃势纵横，强要人夫、财物，凌辱吏民。嘉靖时诗人王磬，曾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朝天子·咏喇叭》：“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声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那里去辨甚么真共假？眼见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的水净鹅飞罢！”后来张守中为王磬的诗集《西楼乐府》作序时，曾指出：“喇叭之作，斥阉宦也。”显然，这首《朝天子》，正是对宦官督运贡品船的暴虐行径的深刻揭露。
由于上贡严重扰害百姓，所以在韩邦奇以外，还遭到其他一些正直官员的抵制。英宗时，萧山令苏琳敢于对着皇帝指责岁贡樱桃是“朝廷以口腹残民”［87］。文温州在永嘉时，中使令纳当地美梨进贡。为了避免由此而来的祸害，文温州断然下令尽砍梨树。无独有偶，常熟知县郭南，也令全部拔去当地所种之良种软栗，以免“以此殃害常熟之民”［88］。凡此种种，皆足以说明岁办对生产之破坏是何等强烈。
(4)织造，矿税之别名
在采造中，影响最大的项目是织造和烧造。
织造主要包括江南、山西的丝织，陕西的毛织，其中又以江南的丝织为大宗。
明代，纺织业是第一大手工业，其中又以丝织为主。棉织业这时虽已蓬勃兴起，但主要是民用，宫廷、官贵以及作为商品出口的仍然是丝织品。所以这时丝织地区虽然由于棉织的兴起而相对有所缩小，但生产仍然发展得很快，生产工具有显著改进，技艺上的难度也越来越高，产品日臻精美，花色品种繁多，仅《博物要览》上列得出名字的锦、绫，即有紫宝阶地锦、紫小滴珠方胜鸾鹊锦等四十三种锦，涛头水波纹绫、白鹫水纹绫等二十九种绫。产量也大，在外贸商品中占居首位，而且深受欢迎，开始远销到美洲。在江南一些城镇，纺织业已开始突破依附于农业的家庭手工业的传统地位。
但是，宦官的监督织造，却给蓬勃发展中的丝织业带来了一场灾难。它不仅直接限制、摧残了独立手工业者的私有制作，还把所得利润变成了私人的巨额外快或皇帝内库的一笔可观收入，从而转化成了各种形式的浪费开支，既销蚀了本来应该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基金，因而又从另一个角度限制了生产的发展。
明代各省均有官局织造，重点是南京、苏州、杭州三地。洪武初，设苏杭织造，属地方官督造。永乐年间开始派内使前往监督，弘治末年曾一度革除，以后时遣时革，累计派出的织造宦官是很多的。以苏州织造局为例，永乐时有奉御萧月、内官阮礼，洪熙时有太监刘景、罗玉，宣德时有内使陈源、阮个，正统时有太监韦义，天顺间有内官来福。成化以后，各朝所遣均为太监。成化时有罗政、陆英、麦秀，弘治时有韩义、梁裕，正德时有龚洪、杨、芮景贤、晁进、孙锐、张玉、浦智、廖宣、梁玉、李彬，嘉靖时有吴勋、张杰聪、耿隆、郭秀、宗伟，隆庆时有李，万历时有孙隆，天启间有李实。如果再加上历年派往南京、杭州的督织宦官，数字当更可观。这些织造太监，最初不过是督造上贡缎匹。万历中，承运库太监孙顺以岁造羡余八千两打动了明神宗朱翊钧，又力荐两淮盐法太监鲁保兼管南直隶、浙江等处，从此这些地方的岁造亦归并内监管理。这种体制上的改变，和从天顺四年(1460)开始的，由苏、松、杭、嘉、湖五府于常额外，增造彩缎七千匹的坐派，加在一起，对江南丝织业是个深重的灾难。所以嘉靖万历时，宦官督织造已成为社会上一大顽疾，“今天下之为民害者，孰有甚于监督织造之使乎?”“今天下苦织造久矣！”［89］等呼声，响遍朝廷内外。究其原因：一是在督织宦官拨弄下，织造所需数额日大，费用日增，从而加重了百姓负担与国家财政混乱。二是宦官借织造之名，营私舞弊、敲诈民财。
甲、丝织造数额与费用之日增
天顺时，增造彩缎七千匹。弘治初称“停免”苏、杭、嘉、湖、应天织造，但不久又复设。据《明实录》载，十三年(1500)正月，工部尚书徐贯等提出“近岁织造改样，丝纱罗等数至万计，工未就绪。今又令苏杭等府织各色花样一千五百余匹，每匹价银有多至四五十两者，奇巧过多，费用不赀”。同年五月，五府六部等衙门又奏：“自弘治七年(1494)起至十三年(1500)止，南京、苏杭差内官织造上用各色织金丝，共八万四千七百六十匹”，要求将派往各处之织造内臣取回，停止工作，“以苏民困”。对此，孝宗刚刚批准，太监邓即以供应不足，又要求照旧织造。经工部力争，才于十六年(1503)减苏杭额数三分之一。据《杭州府志》载，即使是遭灾的弘治十七年(1504)，浙江的上供织造费仍达巨万，而且责限甚严。
正德时，刘瑾擅权，滥赏日增，尚衣监提出，内库所贮诸色丝、纱罗、织金、闪色［90］、蟒龙、斗牛、飞鱼、麒麟、狮子通袖、膝［91］，并胸背斗牛、飞仙、天鹿均已赏赐完毕，请令苏、杭、应天诸府依式织造。于是，武宗朱厚照马上下令织造，一次数额便达一万七千匹。
隆庆之始，也曾诏撤织造中官，但旋即复遣。不仅复遣，还把杭、嘉等地劝农厅改为织造馆，织造数量也增加了。隆庆二年(1568)三月，命李往苏杭督织造，计费约四十万金。李尚未行，内织染局太监陈洪又呈新花样，于是又以新花样续发李，催办一千八百六十匹，计费共六十余万金。《明实录》载，工部官员当时曾一再奏请停止，揭露陈洪之续发新花样，只是因为穆宗曾令将织造贡品直接解进，不必经内织染局，这样陈洪便失去一个解进时索取常例的机会，因而以此作为补偿。但在内织染局频称“匮乏”的情况下，皇帝直接提出了“朕用不可缺”，坚持续发，官员也就无可奈何了。四年(1570)，尚衣监太监崔敏传旨，令南京加造缎匹，数至十余万。六年(1572)二月，又遣内臣往苏杭织造龙袍、翟服、绒锦、鸾带。
万历初，苏杭织造亦尝停止，织造太监曹金也被撤回。不久，以神宗将大婚，遣司礼监随堂孙隆到苏杭等府督造袍服，“计共七千余套，约用工料银十万余两”［92］。万历三年(1575)，又于岁造之外添织九万有余。承运库太监旋又在上供御用等项已足够用的情况下，仅因赏赐三卫“夷人”，缎匹缺少虎豹一样服色及每岁赏赉溢于旧额，便提请行南京、苏、松、浙江等处，增织包括上用袍服等项在内共三万七千匹，用银约四五十万。十年(1582)，内承运库又以急缺缎匹，奏行浙江南直等府动支无碍官银织造各色丝纱罗锦布绫，共十万四千四百九十匹。此外，万历十年(1582)，又把素丝改织金胸。十七年(1589)，以素丝改织红云虎豹。以后纱罗又改丝，浅色改为大红。这一系列改动使造价越来越高，承应愈来愈难。四十三年(1615)，改缎、袍缎又动费数十万。这些费用都是在“毫无额设，抚按与职部(按，指工部)方蒿目而忧无米之炊”的情况下提出的，又是在宦官“朝上请而夕得旨”的情况下被迫令执行的［93］。
为了完成这不时的、巨大的上供织造额，历代以来不得不从各方面挪移经费。以浙江为例，弘治时，中官织造者请增给两浙盐课两万引，户部尚书周经请止，不从。周经再疏请断其后，但孝宗仍于弘治十一年(1498)五月，下令每年以浙盐五千引拨给织造局。同年七月，浙江守臣又请给竹木银钞税为织造费，只是在周经以征关非旧、水大民贫等理由力争下，才得停止。正德九年(1514)，命户部拨两浙运司官盐两万引付太监杨等织造，户、工二部力谏，无效。据《明史·食货志》载，织造的费用，有直接取给户、工二部的，甚至有“搜刮库藏，拘留军国之需”的。
乙、丝织造中宦官之营私舞弊及其影响
织造太监有敕谕关防，在太监中地位甚高。太监刘若愚在所著《酌中志》一书中，说织造太监“秩视秉笔，而安逸尊富过之”，因而宦官以讨得织造之职为登仙，不惜花数万金来行贿营求。嘉靖二年(1523)，浙江镇守太监梁借口进贡，派人私带宝货，满载舳舻到京打点，其目的就是想谋得带管织造。果然不久以后，内织染局署局事御用监太监刁永等，即请差官苏杭等处织造。这是最明显的例子。
既然是以重贿谋得的差事，到任后必然要求得到加倍的补偿。所以他们都携带如狼似虎的参随，定出种种勒索的名目。据《明实录》载，勒索的名目，初任有拜见，岁时有节礼，各行有分例，科派有解扛。同时，作为样板的缎动以数千匹，带造多逾本数。稍不称意，便将织成品作践撕裂。嘉靖时刁永赴苏杭，“苏杭大扰”，隆庆时浙江织监晁进“黩货害民”，万历时织监“借名加派，非分要求，织造之家十空其九”［94］，天启时李实到苏杭“一味营利”一类的记载，在有关史书中俯拾即是。而借题发挥，从中得利的名堂亦不少。如内臣“赍去式样，则欲马快船只车辆装载，差去人员，则用廪给马匹军民应付”。其实，所谓“式样”，只不过是几张画着图式的纸样，动身前已如此兴师动众，在沿途的需索，到达后的供张，自不在话下［95］。至于上供织品时的额外讨船，满载私货等等，则与贡船同，这里不赘。
万历四十三年(1615)，浙江巡抚刘一、巡按李邦华、工科给事中刘文炳等揭露督织内臣之司房、书门、长随等多达千余人，这些都是市井无赖，奸猾之徒，他们整天唆使改造、添织的原因，无非在于“多一匹织造，则若辈多一匹侵牟。机户、堂长有常例，给发、验收有克索，往往借上供为名，阴以饱无涯之溪壑”。这些人中，傅时(按，有些书作傅晓)是个典型，他本是武林人，落魄无赖，投到织监孙隆门下，由于他巧猾奸诡，逐渐得到孙隆信任，成了他的司房，凡操纵出纳，悉以听之，孙隆在苏州增设税网，对机户广派税额，民间织机一张，每月税银三钱，缯织成，每匹纳银三分，方准上市等一类公行攫夺的事，无不与他有关，故富至数百万［96］。傅时百万，孙隆之财富可知，其他织监的财富可知。
为了延长任职这肥缺的时间，织监还耍出各种花招。如《明史·朱衡传》载：万历初，命停止织造，“内臣不即奉诏，而请增织染所颜料”；后来除苏、松、杭、嘉、湖五府岁造之外，又令浙江、福建、常、镇、徽、宁、扬、广德诸府州分造，增万余匹。除江南外，山西又有潞绸之织。据给事中马从龙所言，“一绸之费，官价之外，不啻三倍。”南直隶、浙江丝、纱罗、绫绸、绢帛，山西潞绸，又从原来每匹3.5丈的规格，改为每匹4.2丈以上，等等。
从上面所述看来，很显然，织造在导致民力凋敝、盐政日坏、国库空虚的同时，也摧残了正在发展的丝纺工业，如苏州。据《苏州府志》载：苏州丝织业发达，“东北半城，皆居机户；郡城之东，皆习织业”。蒋以化也说“我市吴民罔籍田业，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两者相资为生久矣”［97］。但正统间，韦义使机户“民力告匮，杼轴皆空”。正德、嘉靖时织监使“苏杭大扰”。及至万历，鲁保的兼管使机户“家家割机”，“闻风逃窜”；孙隆在苏州使“吴中之转贩日稀，织户之机张日减”，“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织工散者又数千人”。又如在南京，督织内臣“各往往指称进贡等项名色，经营织造，或占据机房，或拘拿人匠，或强买丝料。公私兼并，纷纭夺，百方剥扰，匠艺为之失业，商货为之不通，民生憔悴，而丝帛之利大不如前”［98］。
丙、毛织造之伤民
除丝织外，织造内容尚包括毛织一项。毛织织造主要是织驼毛、羊毛的制品。永乐中，以驼［99］温暖，令内官于所织地方索买，且令专业者给官料织造五十匹，从此遂成为常例。正统初，陕西参政年富奏本司原造绫绢九百余匹，复加造驼五十匹，民力不堪，请求免去，得到英宗认可。
弘治、正德年间，陕西的羊毛织造任务仍是属于临时性的，如弘治十四年(1501)，司设监奏改造龙毯、素毯一百零四件；正德九年(1514)，进上用铺花毡帐一百六十二间。
毛织作为一项经常性的织造，是从嘉靖四年(1525)二月，复遣内臣往陕西织造羊绒开始的。五年(1526)，太监刁永借口宫中缺用，请遣官织造，廷臣谏阻未遂，以后便成了常例。
毛织织造的情况，见于史籍的记载，远较丝织少，但从不算多的材料中，亦可见其扰民之大概。据《明实录》载：弘治十三年(1500)七月，巡抚陕西都御史熊称：今陕西织造各色织金彩妆羊绒共五百余匹，但经过十个月，费用逾两万，才织成二十匹，而且织造物料、工役，悉取给于四方。因而请求“取回内臣，罢其织造”。又如上述弘治十四年(1501)之改造龙毯、素毯，所用之羊毛取于山西、陕西；绵纱等取之河南；毯匠征自苏、松；成造之式样则拟定于南京。可见毯之成造，劳费百端，动经数载。
如同丝织造额日增一样，万历时，羊绒织造每年数额不一，但质量、数量上的要求都比前大大提高了。二十三年(1595)，织造74700多匹，估价160余万两。二十五年(1597)，陕西抚院贾侍问疏称：该省应造龙凤袍共5450匹，额设机543张，织匠1534名，挽花匠1602名，新设机350张，该织匠350名，挽花匠750名，挑花、络丝、打线匠4200余名［100］。《明实录》又载：二十九年七月陕西抚按称：“每岁御用袍服以四千匹为额……每绒一匹，各长五丈八尺，每机日可织一寸七分，二机合织计半年方完一匹。今改织盘棱采妆及剜样暗花等绒，每机日只织一寸二分，二机合织，八月余方成一袍。”一省一年之负荷已是这样重，工科署科事右给事中宋一韩在《比岁织造大项等事疏》中也不得不疾呼“临洮苦织绒……百姓逃徙十室而五”。可见羊绒织造对经济与民生之影响大致与丝织造同，只是地域较窄，数量较少，因而在程度上有所区别而已。
明朝这种用太监督管织造，对丝织业、毛织业恣意掠夺摧残的情况，直“至国亡不变”［101］。万历二十八年(1600)，在朝臣纷纷谏止矿税声中，礼部署部事侍郎郭正域驳鲁保疏请兼督浙江、南直隶织造大权时，指出“织造，矿税之别名也”，这一语，正一针见血地道出了织造的实质及其危害性。
(5)烧造对制瓷业及陶都百姓之影响
烧造指烧造砖瓦及陶瓷器。砖瓦烧造在外有临清砖厂，京师有琉璃厂、黑窑厂。嘉靖后期营建繁多，近京及苏州亦设了砖厂。“明代各厂俱有内官司之。”［102］砖瓦烧造之规模及影响不如陶瓷之大。
陶瓷是明代第二大手工业，生产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一道釉和彩绘等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更有五彩、斗彩等创造，景德镇以陶为生者近十万，产量占全国的一半，开始成为全国瓷业中心，成为一个高度集中的手工业城镇，产品远销欧洲、美洲。但如同织造一样，宦官督陶也使陶瓷生产纳入了封建统治的轨道，因而制瓷业中已经勃发出的新的生机，亦受到束缚、扼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