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肃亲王善耆呢？也是皇族中赫赫有名的人物。以前的官职就不说了，只说在摄政王载沣当权的时代，他既与毓朗、载沣、载洵、载涛等主持军务，又身任民政部尚书，参与军民两政。表面看来，似是摄政王派，但实际上他是想别树一帜，想把载沣、奕劻二人挤下去，自己取而代之。
他对庆亲王奕劻的腐朽贪污根本看不上眼，同时，又认为奕劻衰老无能，奕劻的儿子农商部尚书，只知道嫖妓院，玩女人。奕劻又受到载沣的压力，已成为内外攻击之目标，不久自会失败下去，不足为虑。
他对载沣兄弟，表面虽然极力敷衍，实则貌合神离。他对立宪派和革命党的应付办法，恰恰正和载沣相反。载沣主张立宪愈晚愈好，善耆则认为立宪愈快愈好。
其所以不同的原因，就是载沣在立宪以后，由内阁对国会负责，皇帝无权，他摄政王也就无权了；而善耆呢？则是预备立宪以后，由他来出任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从而掌握国家的大权，把摄政王载沣、庆亲王奕劻二人，全部一脚踢开。
因此，他和各省的立宪派或多或少都有不同程序的联系，故而各省咨议局派代表到北京立宪时，载沣恼怒发火，各衙门、各大员对代表均避之惟恐不及，不敢接见，而善耆独在民政部大堂迎见各省代表。
在谈到至关紧急之时，他忽然把帽子扔在地上，唱了京剧中的一句“先帝爷白帝城龙归大海”的戏词，而结束了他的回答。
善耆唱这一句戏词，不是偶然的，善耆指的先帝爷是德宗光绪皇帝，言下之意，如若光绪在世，立完早已成功了。
隆裕和小德张都是唯利是图之人，毫无政治远见，只知道谁给我银子，谁就是好人，谁卡我，谁便是坏人。
这就是在宣统二年，四股不同的明争暗斗的政治力量。
此外，在暗地里还有袁世凯在捣鬼，他虽然被载沣以足疾的名义开缺，但他在小站练兵之时，已搂足了银子，据可知的，新任直隶总督，也是袁世凯的亲信，私下赠银6万，粮饷局总办也赠银30万。
他表面上过着“头戴竹笠”、“身披蓑衣”、在河边垂钓，过着“隐居”生活，以示胸无大志，以避免载沣对他的监视。
而实际上却遍布耳目，对朝野之事，了如指掌。他在他的“养寿园”内设有电报机房，整天收电发电不停，和他的北洋部下六部统带，以及张勋、姜桂题，均保持联系；和立宪派张謇等也保持紧密结合；和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英国驻华公使、各国驻华使团团长朱尔典，以及各新闻界也不断交换信息。
为了掩盖他的野心，他把照有戴着斗笠、披着蓑衣、在渔舟上静坐垂钓的照片遍寄全国各报社印发，这真可以说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袁世凯的勃勃野心却从他的一首《登楼》小诗中，淋漓尽致地流露出来。那诗是：
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
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
从这诗中可以看出，袁世凯其实并不是一个逃避红尘、澹泊名利的隐士，而是暂时蜇伏等待着东山再起的政客。
此外，他还在清廷内部埋伏下了他的老幕僚徐世昌，沟通和他多年狼狈为奸的庆亲王奕劻，还有后来结识的小德张，经常刺探载沣的举动。
至于对革命党的看法，袁世凯和载沣、善耆等则又不同，载沣、善耆都怕革命爆发，而袁世凯则希望早日爆发。
为什么袁世凯希望早日爆发革命呢？难道他不怕革命革到他的头上？他不是不怕，而是另有见地。按照袁世凯的想法，如若爆发晚了，革命力量日益充实，经验日渐丰富，必至一发而不可收拾；如若早点爆发，则革命力量尚在脆弱，他的六镇新军，足可横行天下，正好给他一个混水摸鱼的机会。
就是先利用革命力量推倒载沣，独揽大权，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革命党人。
从这点来看，载沣较之袁世凯可就差多了，载沣第一错误，就是没立即杀掉袁世凯；第二便是迫袁辞职后，载沣又不留袁在京，以便于监视，反命其回籍养病，把袁放走了，这无疑是“纵龙人海”、“放虎归山”、“养痈成患”，这也是加速清廷灭亡的一个原因。
总的来说，在清末的最后3年中，各方面的明争暗斗是很激烈的，立宪派和革命党与清廷的斗争；摄政王与袁世凯、立宪派、革命党的斗争；善耆与载沣兄弟的斗争；奕劻与载沣和善耆的斗争。而隆裕太后与小德张则是这场斗争大潮中的一只枯叶，它只能随风飘荡，顺水漂流。
结果均归失败，得利者只袁世凯一人，后来善耆又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斗，最后也终归失败。
到了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了革命党暴动。虽然被水师提督李准镇压下去，可是四川为了铁路收归国有之事，又激起了民变。
好歹挨到八月中秋，湖北省城武昌宣布戒严，说有大批革命党到了。可是八月十五却也静悄悄地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到了十九日夜间，前半夜依然照常如旧。可是到了一点多钟的时候，忽然城中响起了“噼噼啪啪”的枪声，接着又是马蹄声、枪声、炮声乱成一片，随着火光冲天而起，照得半天通红，人声鼎沸，喊杀连天。
原来这夜的扰乱，正是革命军起事，光复武昌的日子。
鄂督瑞徵在没做官以前，在沪曾犯拐骗珠宝案，官府出票捉捕于他，幸而他很警觉，才没有被捉住。
后来他通过钻营，迭蒙拔擢，据说他与摄政王载沣沾点转弯抹角的亲戚，因此，这次担任湖北总督，完全依靠朝中的当权者，广送金银得来的，并没有别的能为。
他虽然不是目不识丁，却也识字有限，读起公文、书信来，白字连篇，比如肄业的“肄”字，他便读做“肆”字，故而当地人称他为“肆先生”。
在八月初九日，他曾接到外务部的密电，略称：
革命党陆续来鄂，私运军火，并有陆军三十六标步兵，作为内应，闻
将于十五六日起事，宜速防范云云。
瑞徵见了这种电文，飞饬陆军第八镇统领张彪，分布军队，按段巡查，督署内外，布满军警，又命文武官员，不得赏中秋节，就是瑞徵本人，也无心筵宴，日夜不得安枕。
不知不觉过了十五、十六两日，毫无动静，方才有些安心，认为枉自虚惊一场。到了十七日晚，方与妻妾补赏中秋。
由于营兵人人自危，遂密谋起事，定于十九日夜间9点钟，放火为号，一齐到火药局会齐，先搬子弹，后攻督署。
可怜那瑞徽、张彪等人，在酒足饭饱之后，尚在睡梦之中。
这天晚上，月色微明，满天星斗悬在半空之中，听谯楼更鼓，已打二下，忽然一道红光，直冲九霄。
工程第八队左队营中，列队齐出，左右两臂，各系白巾，肩章都已扯去。督队官阮荣发，右队官黄坤荣、排长张文澜等，出营阻拦。
这时革命军说：
“诸位长官，如要革命，快与我们同去。”
这些人作威作福惯了，哪里听得进这种良言的劝告，阮、黄诸人，还是神气十足地吆喝道：
“快快与我都滚了回去，不然军法从事！”
可是他们的话音未绝，乒乓几声枪响，枪弹已钻进了他们的胸膛，送他们到阴曹地府，向阎老五那儿报到去了。
当下，革命军跑步急进，遇有人阻拦，一概不管，只管乒乓乒乓一顿乱枪，请他吃枪子。到了楚望台边，有旗兵数十人拦挡，被革命军一顿乱枪，打得无影无踪，遂扑入火药局内，各将子弹搬取。
这时，十五协的兵士，已齐集大操场，随带了弹药，同工程队联合，一齐去攻打督署。
途中适遇防护督署的马队，阻止前进。革命军们叫道：
“我们彼此都是同胞，何苦自相残杀。”
那些马队官兵，闻听此言，觉得很有道理，不但不开枪，也一同入了革命军。
于是兵分三路，一向凤凰山，一向蛇山，一向楚望山，各将大炮架起，对着总督衙门轰击，霎时间将总督衙门头道门毁去，革命军在炮火之中冲入总督衙门，寻找瑞徵。
哪知把个总督衙门，里里外外都找遍了，哪里有瑞徵的影子。众人哪里知道，瑞徵早带了妻妾和金银细软值钱的东西潜逃出城，跑到楚豫兵轮上去了。
当革命军转身去寻找张彪的时候，哪知张彪也和瑞徵一样，早已逃之夭夭，不知去向了。
各兵齐集督辕，天色渐明，大众公推一位统领，倒是一致的，愿意推戴一位黎协统。
这位黎协统，名元洪，字宋卿，祖籍本是越南人，因为越南被法国侵占，其祖父不愿受法人统治，遂携带一家，移居中国湖北黄冈县，在那儿定居，入了中国籍。这位黎协统中过文秀才，后来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毕业后，他娴熟陆、海军战术，中东一役，黎元洪曾任炮船内的兵目，因见海军败得太冤枉，痛愤投海，意在自杀报国，为一水兵救起，由烟台流入江南。
时值张之洞任两江总督，一见倾心，立写“智勇深沉”四个大字，以为奖赏，后张之洞调任西湖总督，黎元洪亦随之而去，及张之洞调入北京，黎元洪仍然留在湖北，任二十一混成旅协统，为人温厚和平，待部下有恩，所以军人无不乐戴。
众议既已决定推黎元洪为统领，一齐奔向黎的大营，请出黎协统，要他去做都督。
黎元洪开始只是推却，可是革命军人哪里肯依，一定要他出任，黎元洪见推辞不得，方才说道：
“要我出去，须要听我的号令：第一条，不得在城内放炮；第二条，不得妄杀满人。此外，还有比如抢劫什物、奸淫妇女、捣毁教堂、骚扰居民等事，统是有干法律，万不可行！诸位从与不从，宁可早早说明，免得后悔。”
大家齐声遵令，遂拥着黎元洪到咨议局，请他出任都督，把咨议局改为军政府，邀议长汤升龙出任民政。
部署既定，黎都督便发出了密令，命统带林维新带兵去袭击汉阳，林统带连夜渡江，袭击了兵工厂，随向汉阳进发，汉阳知府知道总督瑞徵尚且跑了，自己何苦送死，所以不待革命军到，早已远走高飞。
革命军不开一枪，不打一炮，正应了那句老话，兵不血刃，唾手而得，占据了汉阳城，旋又分兵渡江，占住了汉口镇。
这时，武汉三镇完全控制在革命军之下，并由鄂军政府撰布檄文，传达全国。
鄂军一起，清廷大震。这时内阁汉大臣中，如孙家鼎、鹿传霖、张之洞等都先后谢世，只剩下徐世昌、那桐作为庆亲王奕劻内阁总理的副手。
清廷闻知武昌兵变这一恶耗，即令陆军大臣荫昌督率陆军两镇，以及湖北所有各军与赴援的军队，均归其节制调遣，又令海军部加派兵轮，饬萨镇冰督驶战地，并饬程允和率长江水师，即日赴援，一面把瑞徵、张彪等革职，限他克日收复省城，戴罪图功。
种种谕旨，传到武昌，那黎都督元洪恰也不慌不忙，只分布军队，严守武汉，专等清军到来，一决雌雄。
又因兵少，不敷防御之用，于是出示招兵，不到三日，已有两万人入伍，随令各队长日夕操练，预备对垒。
复出一剪发命令，无论军民人等，一律剪掉发辫，把前清时的猪尾巴统行革去。
当下择于8月21日祭旗，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标志，届期天气晴朗，黎都督率同义师，诚诚恳恳地祷告了天地，读过了祭文，然后撤祭。
这一天探子回报，清军统带马继增已率二十二标抵汉口，驻江岸，清陆军大臣荫昌亦出驻信阳州，海军提督萨镇冰自率舰队到汉，在江心下碇，双方战势渐渐逼紧。
黎元洪于26日，发步兵一标，赴刘家庙。这时，张彪的军队在此驻扎，鄂军放了一阵枪，张彪的军队伤了几十人，便退下去了，鄂军也不追赶。
次日张彪会合河南援军反攻，也被鄂军打败。
到了第三次开战，鄂军复夺得清营一座，内有火药6车，快枪千支，子弹数十箱，白米2000包，银洋14箱，以及许多军用器物等。
第四次、第五次开战，清军虽多数倍，怎奈人人解体，全不耐战，一半弃甲拽兵而走，一半举枪投降。
经过五次战仗，清军连战皆败，鄂军连战连捷。这一消息，不胫而走，遍及全国，这下子大大鼓舞了民气，黄州府、武昌县、沔阳州、宜昌府、沙市、新堤、次第响应，竖满白旗。
到了8月30日，湖南民军起义，逐去巡抚余诚格，杀死统领黄忠浩，推陈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
同日，陕西省亦举旗起义，是由张凤翔、张益谦发动的，巡抚钱能训举枪自杀，将军文瑞投井自尽。
这时，各有警报，雪片一样，纷纷送达清廷，摄政王载沣惊愕万状，忙召集内阁总理庆亲王奕劻、协理徐世昌，以及王公大臣一班子老年、少年，齐集一堂商议对策。
可是这些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面面相觑，谁也不肯开口，也无法开口。
只急得那摄政王手足无措，几乎垂下泪来。
庆亲王奕劻见摄政王载沣急成这个样子，不由心中暗笑，原来你这个摄政王就这么大的能耐。但是暗笑归暗笑，他身为内阁总理，到了这个分寸上不能一言不发，而且也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好机会。
当下奕劻清了清嗓子，开口说道：
“王爷，我想保荐一位在籍的人员，此人若肯出山，平定这股兴风作浪的无知乱党，定可易如反掌。”
当庆亲王奕劻此话一出，所有在场的王公大臣、文武官员的精神无不为之一振，就好像被心火烧得昏昏沉沉的病人，吃了一剂凉药一样，立即感到心中轻快，清身凉爽；又好像是落水的人抓住了一根救命绳，不但一齐把目光投了过去，还有不少的人督促道：
“王爷，是谁呀？快说，快说吧！”
哪知庆亲王奕劻却故意卖关子，对众人的话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只把那双眼闪来闪去地，看着摄政王载沣，一言不发。
大概摄政王载沣对奕劻的心思也猜了个八九不离十，故而慢吞吞地总是不开口，后来大概是被众王公大臣对奕劻的督促声，催促得也有些沉不住气，感到再不说话就不好了，才抬起头来，望着这位内阁总理奕劻说道：
“王爷保荐的是哪一位？”
有了摄政王载沣的这一问，奕劻便再也不拿腔作势了，便朗声说道：
“我保荐的不是别人，便是曾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过去以足疾开缺，现在养病在家的袁项城袁世凯！”
奕劻这话登时引起了在场的王公大臣们新的震动，在整个大厅里，好像乱了的苍蝇，嗡嗡嗡嗡地乱响起来。
一种人认为，奕劻的这一提议，实为安邦定国之策，若想平定革命党，非此人莫属。支持这种主张的，有徐世昌、那桐这一类人。
另一种人则坚决反对，认为袁世凯老好巨猾，助纣为虐，过去迫害先帝致死，没有治他的罪，仅仅开缺口籍，就够便宜他的了，倘若此人东山再起，手握重兵，这皇族之中，不知又有多少人遭殃。不行，无论如何不能叫他复职，像载洵、载涛等，便是持这种态度的。
还有一种人，虽然不赞成起用袁世凯，但是在满人当中，除荫昌尚称知兵外，其余的人都是肩不能荷枪，手不会执笔，目不识丁，只会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自顾不能，如何上得战阵？不用袁世凯，还用谁呢？
再者还有一说，无论袁世凯怎样，总是大清国的臣子，对皇上是尊重的，总比革命党要强得多，革命党不是叫喊要推翻大清吗？袁世凯可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
若是把袁世凯和革命党比较起来，还是袁世凯要好得多，再一说，对袁世凯即便开刀的话，也不过摄政王一家，于别人也没有多大关系，故而这种人的叫喊声，虽然没有第一种人高，但还是欢迎袁世凯的。
欲知摄政王载沣如何回答，且看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