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剧院也是乐队太大，那么大的乐队放在乐池里，弄得王昆〔5〕等几位演员直叫苦，观众听不见演员的唱，她一个人怎能压过那么大的乐队呢？相反我们芭蕾舞倒需要个好乐队，可他们的乐队很弱，今后要重新调整调整，先从北京开始做。
歌剧院的乐队可以搞得小一些。近来他们在创作上进展不大。我们的歌剧音乐要搞群众喜爱的东西，不要贪大，不能洋派十足。以前的《白毛女》音乐很好、很纯朴，有泥土味，而这次改的我就不喜欢。
在文艺界我发现个问题，大家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谁也不管谁，自己搞自己的：导演搞导演的，灯光搞灯光的，布景搞布景的，服装搞服装的，这样不能创作出好的东西来。话剧是综合艺术，各人搞各人的，怎么可以呢？
我看了这次评剧院的《夺印》，给他们提意见，他们连夜改进了，做得很好，我很高兴。他们给我写了封信，信中说，观众早就写信提出，乐队在观众席前妨碍了演员的唱，希望把乐队放到后面，但他们就是没改正。你们这个戏，观众反映灯光暗看不见，为什么不加亮、不听取群众的意见呢？是否这是专家的意见呢？专家的意见也需要三结合，而三结合中最根本的是群众的意见。我们的党是坚持群众路线的党。听说你们青艺过去是常开会、常整风的，但就是做不到走群众路线，不能听取群众意见。这一点很重要。
还有个问题，为什么电影里的演员要别人来配唱，甚至配音呢？如果我们熟悉这个演员，可是从影片上听到的不是他的声音，我们又怎么接受他创造的人物呢？太假，太不真实了。演员要有真本事，要有基本训练，要会唱、舞、骑马、游泳等等。话剧演员必须会说话，一个演员连这些本事都没有，什么都由别人代替，那何必要培养专业演员呢？到大街上随便找个人就可以当演员么。这次我去缅甸带去影片《五朵金花》，扮演金花的演员，回来后我才知道，歌不是她唱的，连说话都是张桂兰〔6〕配的。我见到配唱的那位白族女同志唱得很好，形象也不错，这部影片反映白族的事，而她又是白族人，为什么不让她演呢？回来后我向这位白族同志检讨了我的官僚主义，这是对少数民族的尊重问题。我不知道现在导演都是怎样选演员的。
《杜鹃山》还是照这样演下去。不要马上就改。
【注释】
〔1〕蓝马
蓝马，话剧、电影演员。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工团话剧团艺术指导。
〔2〕陈其通
陈其通，剧作家。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
〔3〕剧协
剧协指中国戏剧家协会。原名中华全国戏剧工作者协会，一九四九年七月成立，一九五三年改称现名。
〔4〕赵丹
赵丹，电影表演艺术家。当时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
〔5〕王昆
王昆，歌唱家。当时是东方歌舞团独唱演员、艺术委员会主任。
〔6〕张桂兰
张桂兰，当时是长春电影制片厂配音演员。
对北京京剧团赴港演出的意见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题解】
这是在听取夏衍、萨空了等同志关于北京京剧团赴香港演出准备工作的汇报时的讲话节录。
【正文】
关于演出剧目的安排。
《花田错》、《文昭关》、《三家店》等剧目可不带去。《花田错》这出戏，听说有人认为是中央领导同志主张演的，就认为没有什么问题了。但是，中央领导同志也不是一律都赞成的，我就不赞成。这次去香港演出还是不带去好。《文昭关》中伍员这人不值得表扬。他为了报私仇竟可以向外面到处求援。《三家店》这个戏比较温，年轻演员演不易讨好，如果马连良〔1〕演就不同了。这两个剧目也不宜带去。
关于舞台形象问题。
听说《秦香莲》中还有当场开铡的场面，一定要去掉，一定要注意舞台形象。还有如公堂上打屁股，我也说过很多次了，总还不能完全去掉。这种野蛮、落后的形象应该尽量去掉。《快活林》中那酒缸也不好。
关于武生戏的问题。
现在武戏少，好的武生也少。演猴戏的王鸣仲〔2〕还不错，现在在哪里？为什么下放？为什么不给他发展！这样的武生在北京没有几个。不要下放，去要回来。“八大拿”〔3〕中的黄天霸固然不值得表扬，但它的武打技术完全可以保留下来。武戏主要是技术表演，把内容改改，譬如改成农民起义的故事，就可以把“八大拿”的技术安排进去。
关于戏曲乐队的问题。
鼓师是整个乐队的指挥，对他应表示尊重，给他一定的地位。我曾经告诉电视台，凡播送戏曲表演，一定要介绍鼓师、琴师的名字。他们已经这样做了。舞台上，现在鼓师都看不见。过去是看得见的。我并不反对把乐队放在观众看得见的位置。中国评剧院乐队最近从乐池搬上了舞台，很好。他们以前把乐队搬入乐池，就是因为乐队太大，舞台上容不下。乐队的人数不能太多。京剧乐队不要超过十人，地方戏曲不要超过十二人。专门为主要演员伴奏的琴师和鼓师，应另有编制。
关于赴港演出的成员问题。
这个团主要是由老一辈的演员组成的。可以考虑请姜妙香〔4〕参加。梅先生〔5〕死后，香港对梅身后的情况很关心。这次姜妙香去，香港人士看到梅先生的老战友精神还是那么好，影响是会很好的。
【注释】
〔1〕马连良
马连良，京剧表演艺术家，京剧“马派”艺术的创立者。当时任北京京剧团团长。
〔2〕王鸣仲
王鸣仲，当时是中国京剧院京剧演员。组织上曾决定他下放西安京剧团，后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又留在原单位。
〔3〕“八大拿”
“八大拿”，即京剧剧目。一般指《溪皇庄》、《独龙营》、《鄚州庙》、《骆马湖》、《殷家堡》、《霸王庄》、《淮安府》、《蜡庙》八个以黄天霸为主角的武戏合称。
〔4〕姜妙香
姜妙香，京剧演员。曾长期与梅兰芳合作演出。
〔5〕梅先生
梅先生即梅兰芳。
戏曲改革到了一个新阶段
（一九六三年四月八日）
【题解】
这是会见北京京剧团赴香港演出团时的讲话节录。
【正文】
戏曲改革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必须继续进行改革。改戏有几种方式：第一是修改，对原有的京剧剧本，去其糟粕，留其精华；或者把地方戏曲改为京戏。第二是移植，一些有技术（包括表演和音乐）而内容不好的剧本，把技术保留到别的故事里去。如《四郎探母》的戏不好，能否另搞一个戏把它的音乐结构搞进去。第三是翻案，例如把《四郎探母》改成《三关排宴》那样子。第四是进行新的创作，一是创作历史剧，包括古代的和近代的，一是创作现代的剧目。其中，修改比较容易，移植、翻案及创作比较难。可以循序渐进，先搞一般的改编工作。我有一个想法：如果有一百个人，一人改一本，就可以改出一百本戏。如果一百本太多，你们先开五十个人的名单来行不行？请他们每人改一本，要真正体现推陈出新的精神。京剧能搞出五十本有新面目的剧本就不错了。
关于题材问题，京剧应该首先解决历史题材，演当代题材的戏还要放在第二步。历史戏可以是古代史的，也可以是鸦片战争后的近代史的。总之要考虑教育意义。反映现代生活及工农兵的戏应该试验。当代题材的戏可以编，我们京戏不是有《白毛女》吗？但是，对当代戏的要求不要提得太高，不然又要犯粗暴的错误了。新的不来，旧的不去。农村中演旧戏特别多，鬼戏不要演了。《上天台》、《伐子都》等没有鬼也可以演。
戏曲改革要依靠行家。戏改是国家的事，更是我们大家的事。
关于文艺工作的几个问题
（一九六三年四月十九日）
【题解】
这是在中央宣传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和中国文联三届全会二次扩大会议上讲话的第三部分。
【正文】
文艺战线有一支队伍，专业队伍约有三、四十万人，其中仅戏曲队伍就达二十多万人，不算大。但是，这支队伍在宣传教育上的作用很大。去年电影观众达三十三万万人次，而全国省市级以上的报纸，发行量只是一千几百万份，有很多人不能看报或没有机会看报。上学的人，包括全日制和业余学习，也只是一小部分。同时，电影、戏剧是通过艺术来感染人的，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也不同于报纸、学校的正面教育。香港电影如果一个月演一两场，一个城市一年演一两部，再加上做好评论工作，指出它的副作用，并不是绝对不可以演。但是，大量上演，经常看香港电影，片子里表现的那种生活方式，会破坏我们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文艺作品感人深，力量大，使人经久不忘，影响深远，我们要对后代负责，就必须注意。造成一种好的社会风气，需要长期努力。我们只有十三年的历史。树立新风气，打破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影响，近百年的资本主义影响，改造人们的思想和习惯势力，在全中国移风易俗，不是一代的事情，而是要长期努力，一个一个阵地去夺取的。正像毛主席讲的：对于中国人民脑子里落后的东西，我们要去扫除，就像用扫帚打扫房子一样。从来没有不经过打扫而自动去掉的灰尘。而且，你一天不扫，灰尘又会积起来。这样，也就看到文艺工作的作用重大，必须加强文艺战线，不能等闲视之，看作是消闲解闷的东西。文艺确实起一些消闲的作用，但主要不是为了消闲。这样认识文艺的宣传教育作用，能够加重我们的责任。我希望大家都来加强文艺战线。
一、关于革命的文艺路线。党中央、毛主席已经对社会主义革命文艺制定出来一条路线，有了大的方针政策。这条革命文艺路线的内容是：
1.文艺工作的对象，是为工农兵服务。这从延安时提出，进城以后又再三强调，但有的时候还会忘记。
2.文艺工作的目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目前我国的革命、今天的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也为世界革命服务。
3.文艺工作的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九五一年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以后又提出薄古厚今的问题。我觉得可以把这四句话结合在一起：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薄古厚今。我们是为今天服务的，对古代的东西是批判地吸收过来，为今天所用，所以要推陈出新，薄古厚今，以今为主。应当在六条政治标准的基础上，坚持贯彻这个方针。
4.提倡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
文艺界一般都接受了这条革命文艺路线，现在的问题是怎样用到实践中去，这就需要文艺工作者勤奋工作。我们首先要求文艺工作者在创作实践中贯彻这条路线，创作出好的文艺作品来。否则，这条路线就无从体现。其次，要求做好文艺评论工作，说明哪些作品实现了党的路线和方针，哪些实现得好，哪些不够，哪些有错误。现在，介绍和批评工作做得不够有力，包括对小说、古典作品、戏曲、电影、舞蹈、音乐等方面都做得不够，结果使得观众感到茫然，尤其是一些青年，得不到鉴别好坏高低的指导。当然，青年也有懂得选择的，甚至选择得很严，自然有些人也可能看得狭窄些。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介绍、评论必须恰当。例如有些对古典文学的评论，只是抽象的说两句时代局限性、阶级局限性，这在原则上不算错，但是还应当做具体的、恰当的分析，虽然这不容易做到。定一同志主张对古典作品要写序作注，至少要写序。如果研究古典文学的同志，有二三十位每人负责一部，花上二三年时间，就可以搞出几十部来。还可以扩大到文史方面，《资治通鉴》、《史记》也值得写序作注。评论工作更难做，因为评论是更现实的。文艺批评家需要努力。对于新的创作，现在有一些介绍文章，但还要有评论。
革命文艺路线方针的实现是要有个过程的，而且是长期实践的过程，长期介绍、批评的过程。通过文艺工作者的实践，通过文艺工作者逐步实现我在第一部分中提出的五个基本要求，才能够使党的文艺路线体现在文艺创作里，变成一股精神力量，教育人民，教育后代。
二、文艺创作和表演中的几个问题。
1.阶级性问题。
阶级性与人民性能不能划等号？我认为讲阶级性、人民性必须与当时的时代联系起来。人民，这是指绝大多数人。在奴隶社会，奴隶是绝大多数；封建社会，广大农民是绝大多数。同情奴隶解放，同情农奴，刻划出“卑贱者”的形象，这就是人民性，也就是当时的阶级性。在今天，我们讲的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但无产阶级又必须与农民结成联盟，工农联盟要长期存在下去，最后使农民得到最彻底的解放，所以今天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也可以说是今天的人民性。
阶级性的第二个问题是要求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和和谐。阶级性不仅表现在作品的思想性里，也要透过艺术性表现出来。先进思想要有相适应的艺术形象来表现。不能认为传统的或外来的艺术形象都是纯技术性的，没有思想倾向，没有阶级性。艺术品，不管是诗歌、小说、话剧、戏曲、电影、绘画等，思想都是通过艺术形式表现出来的。所以，思想必然会影响形象，阶级性也会受到影响。有些传统的东西在当时可以被接受，为人民通过，今天就不能照样搬过来。中国有许多反封建的民间故事，因为当时的统治者不允许表现农民起义或奴隶反叛的作品广泛流传，于是创作者往往通过男女爱情、神话鬼怪的题材表现反封建斗争。《红楼梦》里也用了很大的篇幅写诗词歌赋和哭哭啼啼。今天，我们就不再需要那样写法了，那种艺术形式已经同今天的时代不相适应了。思想性既然要通过艺术性表现出来，就不可能不影响艺术性；反之，艺术性低的，也就不能不影响思想性。这也包括戏剧的演出，导演和演员的思想对演出质量高低有直接关系。评论作品，首先看思想性，然后看艺术性，还必须看它在今天是否可取。
作品里还必须有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有正面与反面的斗争，并且都要有所发展。反面人物不能从头到尾一个样，一出台就让观众一眼看穿，必须通过剧情的发展一步步地揭露他。正面反面形象要运用得恰当，才能够把阶级性刻划出来。所以，我们说千篇一律公式化，是不能代表深刻的阶级性的刻划的，只能是标语口号。艺术作品必须有戏剧性、有典型人物，这就要求作家到生活实践中去，对生活中的素材做一番典型化的工作。
典型同真实有区别。完全的真人真事最不好演。今人同古人不同，鸦片战争的林则徐、甲午之战的邓世昌、太平天国的洪秀全等，都是作为那个时代的典型来表现的，那个时代离今天比较远，艺术家可以做典型化的工作，不拘泥于历史的完全真实。当代的真人真事，社会主义时代的真人真事，最好少写，特别是中央同志最好不写，因为不容易写得恰当。最好是创造典型人物。《霓虹灯下的哨兵》以南京路上好八连为题材，但不是写的哪一个具体的人，是典型化了的。
一种艺术形式不适于另一种艺术形式，不要勉强移植。农村大量出现的鬼戏是禁演了，但我们并不取消《聊斋》。《聊斋》在写了序言以后，还是可以看的，跟禁演鬼戏完全不同。神话也要加以选择。毛主席的《蝶恋花》词，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最好的结合，改成歌曲，我听了觉得很好，还想学唱。但是改成戏剧、舞剧上演，就有问题。剧作者勇于尝试，这种精神是好的，我把这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
2.时代性问题。
文艺创作一定要合乎历史发展规律，合乎时代背景。古代是古代历史的背景，不能把古人写成现代人出现在舞台上。借历史题材来讽喻现实，是可以的。但是，不能超越那个时代，不能把今天的思想强加于古人。同时，演古代生活，是以古为鉴，却不能以古代今。今天是今天的时代，还是歌颂现代的作品为最重要，要提倡演革命斗争、新人新事，以反映现代生活为主。但这不是取消古代的东西，历史题材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手，进行了整理加工，可以写得更好。
强调写现代为主，却不要忽视了一百多年革命斗争历史。对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应当加以区别，但又要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就这两个阶段而言，创作重点当然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拿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相比，重点又要放在建国以来的十三年。在十三年里，又要区别已经成为历史的十三年和今天的新人新事。这样，创作的范围就广阔了，不是只写今天的新人新事。表现近百年的革命斗争、新民主主义阶段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斗争，并且把他们联系起来，作品才能丰富，才能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结合的好作品。现在表现十三年的作品还不多，对此不要气馁。应当承认，现在写十三年的作品中，已经有不少优秀的。刚解放不久，老舍〔1〕先生就写了《龙须沟》，剧中歌颂了党和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表现了旧社会受压迫人民的翻身。这几年又出现了更成熟的作品，再经过十三年，相信会有更伟大的作品问世。
我们的领导是正确的，文艺工作方向是对的，创作的天地是很广阔的，我们不要只局限在写十三年，还要把近百年斗争、世界革命斗争都在自己作品里刻划出来，再加上新人新事多了，这样就丰富了。
既然讲时代性，自然以现代创作为主，但也不忽视古典著作。无产阶级总是要后来居上的，即使以古为鉴，也不能简单的古今类比。古典作品确有时代局限性，但一定要具体分析，讲清楚它好在什么地方、坏在什么地方。一定要批判地接受古代遗产，我国的古典作品中有许多正义的、人民性的作品，这是很大的特点，是值得称道的。特别是地方戏曲里，很多表现了“卑贱者”是最值得同情和具有正义感的人。如川剧《芙奴传》，称赞了最卑贱的人。神话剧里，是美化人间，表现人间生活比天上好，表现了正义的力量。古典戏曲里也有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也有写牛鬼蛇神的，这也要具体分析。《杨门女将》是好戏，里面王侯、将相都有。《罢宴》写反对浪费，寇准也是个宰相。同样，才子佳人的戏也不能一概不准演。如果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戏都禁止，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又得恢复。所以，对古典作品要选择，而且这种选择不可能一下子十分恰当，要谨慎。
我们提倡演现代戏，写新人新事，但也不是要求所有的剧种马上都演现代戏。越剧，现在有些同志要革命，要演现代戏，这种精神很好，但究竟怎样革命还要研究。十年前我说过，越剧先要解决男女合演的问题。越剧团现在全国太多了，有二百多个，福州也搬去一个越剧团，观众听不懂，演员很苦恼，这是领导的缺点。这等于东北要移植赣剧，都是领导上一时高兴，文化行政部门的同志不能“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京戏、昆曲会不会绝种？剧种本身要努力适应今天的时代，但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就有一个时代的代表性。最近北京京剧团要到香港演出，这个剧团只能作为一个老派京剧的艺人在新中国得到重视和发展的代表。对香港做宣传工作的同志应该注意，对香港宣传要恰当，不要去同香港一样讲铺张、讲排场。
戏曲改革是很值得做的一件工作。京剧、地方戏占多数，是戏改重点。提倡新人新事现代题材的重点是电影和话剧。京戏、地方戏的重点工作是改革、移植。我曾向文化部建议，请几位专家，整理几十个京剧剧目，剔其糟粕，取其精华，就能比现在的剧目前进一步。其次是移植，有些坏戏里有好唱腔，好身段，有些人很欣赏，舍不得丢掉，可以移植到有人民性、进步性的剧目或新编的剧目里去。有些地方剧种、曲种，能够表现现代生活，就可以着手演现代戏。我们可以一手改旧的，另一手演新的。我听过苏州评弹的一些段子，配合现实斗争很及时。
3.民族化、大众化问题。
民族化主要是形式，但也关系到内容。要使广大工农兵看得懂，听得懂，能产生共鸣，必须民族化、大众化。这就是我们对革命文艺工作者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外来的东西不经过溶化不可能大众化。农民听不懂交响乐，我也听不懂，只欣赏“洪湖水，浪打浪”。不仅中国如此，外国人也不是都听得懂交响乐的。讲到声乐，洋嗓子唱起歌来，我也听不懂，听外国民歌还能听懂几句。苏联音乐家说，那是学院派的唱法，只在舞台上唱，群众欢迎的还是民歌唱法。这些东西，在外国尚且不大众化，何况在中国？
新歌曲比较好，不用洋嗓子唱。它虽也是外来的，但比较能同中国民族结合，并且也结合起来了。现在有人不唱了，只唱洋歌。连一些有名的民歌歌唱家也学洋嗓子，结果失掉了民间风味，这是领导上不注意，以为民歌不重要，结果到群众中通不过，不是群众喜闻乐见的。话剧、电影是西方传来的艺术形式，但比较容易民族化。音乐、舞蹈不同，民族性很强，东方和西方的风格不同，很难和谐。硬搬西方音乐，必然损害了内容。《白毛女》进城以后，改变了乐器，就不如延安时的演出。最近听《白毛女》，八十人乐队很大，使人听不见唱什么。一个歌唱家同八十个乐器竞争，只能破坏了歌唱家。我不是主张不要乐队，而是说要看演什么戏。演外国歌剧，可以搞西洋乐队，但也不要搞那样大。芭蕾舞最需要乐队，可是乐队却最弱。这说明我们的分散主义相当严重。这次下个决心，把北京各团体的乐队好好整顿一下，加以调整。当然，培养个乐队人才不容易，整顿乐队不是把他们裁掉，而是使他们各尽其才，各得其所。
民族化关系到大众化，关系到通过艺术形式动员广大人民，这不是小事。无论如何，洋化是不行的。少数洋化的东西可以保持，但是，多数是要能在中国土壤里植根成长的。文艺的提高，首先要普及，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首先就必须民族化、大众化。我们不反对把外来形式引进中国，可以有此一格，丰富我们的艺术形式，但主要部分应当是我国民族化、大众化的艺术，通过大众化才能为群众接受。我国的木刻、国画，就都是受人民欢迎的，当然也还要反映今天的生活。我们现在要防止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来侵蚀，对外来形式确应有所选择。
另一方面，民间、民族文艺也有糟粕，也要选择。民间文艺是在封建社会里产生、发展的，必然带有低级的东西。例如淮河流域的花鼓舞，都是男扮女装，女角站在男角肩上，这并不是什么好的东西，我们的中央歌舞团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搬来？上海舞剧《小刀会》里的弓舞，本来很好，后来也学外国的，女的站在男的腿上去，太平天国怎么会有这样情况？这是与时代不符合的。
4.战斗性问题。
我们提倡无产阶级文化，提倡战斗性，并不是取消多样性，不是取消抒情的东西。而是要看内容和比重。第一，战斗性不是天天打仗，不要庸俗化的理解只能写战争。战斗性是阶级斗争内容的反映，《林冲夜奔》、《野猪林》都是战斗性。《将相和》里没有打仗，也有高度战斗性。问题在于怎样写法。第二，抒情性，要反对靡靡之音，反对反动思想。“洪湖水，浪打浪”也是轻音乐，但这是革命的抒情，里面歌唱了阶级斗争、革命、党的领导，有理想，又是优美动人的，所以轻音乐要看是怎么个“轻”法。我们反对靡靡之音，需要革命抒情。要尽量淘汰掉那些低级、庸俗的东西。当然，这需要时间。
总之一句话，文艺战线十三年来成绩很大，缺点错误是次要的、第二位的，但也是要纠正的。对戏曲剧目怎样估计，也是两头小、中间大。有教育意义，可以以古鉴今的是少数；有害的，也是少数；无害的或少害的比较多。这就有很大的天地让我们来改革。
三、加强和整顿文艺队伍。
首先要加强党的领导，走群众路线。党的领导要和群众路线结合。不论哪一级、哪一个单位，都必须按照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的方针办事，才能生动有力，创造出革命文艺。
文艺队伍总是少数，作家、艺术家更少，必须同广大业余群众结合，要提倡业余活动。现在群众歌咏运动很差，不如日本。要提倡革命的战斗歌曲、革命的抒情歌曲，兴奋斗志，鼓舞干劲。
个人才能要同集体结合起来。文艺工作者总是要有个人才能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们的才能有自由发挥的广阔天地。但是，必须同集体结合起来，只有结合起来，个人才能才可以发挥出来。
师徒关系要与封建关系区别开。我们提倡文艺界带徒弟，提倡把本领无保留地传授给有希望、有才能的后代，并且希望青出于蓝，后来居上；但是，反对封建式的关系。
流派与山头也要区别。我们提倡流派，各种花、各种家，在社会主义花园里出现，放出毒草则要除掉。但是，流派同山头主义不同。山头主义是自立山头，搞独立王国，不许别人碰，不愿意同别人合作，不是集体主义的，那种搞法绝不许可。
在待遇上，基本原则是同工同酬，但也要优质优价，就是说，要尊重优秀人才。可是，也不能差别悬殊过大，造成物质刺激，出现高薪阶层。
还要提倡劳逸结合，防止骄傲。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提倡新生力量、新事物，所以成名比较容易，也就容易产生骄傲。老年人经过旧社会的风霜，骄傲的少一些；年轻人容易骄傲，骄傲了就会垮台。领导上要注意教育青年，防止骄傲。
此外，还有新老结合等等，不谈了。
总之，我们的文艺队伍，既要有正规部队，也要有广大的业余队伍。文艺工作者要到广大的群众中去，到工农兵中去。
【注释】
〔1〕老舍
老舍，原名舒庆春，作家。当时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文联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关于文艺工作的几个原则
（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六日）
【题解】
这是在文化部召开的音乐舞蹈座谈会上就音乐舞蹈的民族化、大众化等问题所作的讲话。
【正文】
十四年来，我们在文艺战线上有很大的建树，音乐舞蹈方面也有很大成绩。但我觉得音乐舞蹈工作总有些疙瘩，没有完全解开。到底有什么毛病，如不挖一下，就不能贯彻方向，事业就不能更快地发展。
《小刀会》、《宝莲灯》想不到也有洋里洋气的东西，芭蕾舞的动作很多。我并不否定芭蕾舞，我们可以办芭蕾舞学校，成立芭蕾舞剧团，这表示中国人也可以学西方的东西，但这只能是少数，多数还是民族的歌舞。要创造出民族歌舞的完整形式来。
从这两个节目，联想到一系列问题。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基本功问题。我们始终没有理出一个方针来。一切问题在于教育，责任在我们，不能怪演员。为什么不分开来？现在教育方针不明确，音乐学院把民族与西洋的混在一起。舞蹈也是这样，开始就混，混到现在。总是想采取改良主义，不采取革命主义的办法。总觉得兼而有之有好处，殊不知基本功是两条线。芭蕾在西方是带国际性的，但是，这总是舞台剧，反正到农村中还得跳民族舞蹈。把芭蕾舞作为我们舞蹈的基本功，就不统一，不和谐。将来，世界大同，是另一个问题，今天还是民族化大众化重要。从这一点出发，我们的教育就没有从根本上把几个基本原则解决好。音乐也如此，交响乐跟中国的民族音乐总是有很大的距离。中国的民族音乐总要从另一个基本功来学。艺术是精神产品，更加应从本民族出发，先分清界限，把基本功巩固，然后才能讲融合。
艺术还是要立足于国内，在我们民族的基础上发展。不然，人民通不过，工农兵通不过，你有什么办法呢？
就是要创造，也得基本功好。王存柏〔1〕手断了，硬是接上了。如果医生没有这个基本功，四大血管，多少条神经，在血肉模糊之下，怎么敢设想能接呢？这是第一。第二，为什么得出应该接的结论？这是因为他们经常到工厂劳动，有了阶级感情。有了这种感情，有了这个本事，全院动员起来，就成功了。
艺术创作也是如此，音乐舞蹈要有基本训练。把基本功的教育分开，就是暂时分不开学校，也可以分成两部分人教。有人说，没有芭蕾舞的底子，就不能成为很好的舞蹈家。我不同意。这等于说，不会交响乐的乐队就不能合奏好。这一点我要争到底。中国民族在东方生活几千年了，也还可以活下去，始终战斗不息，取得今天的胜利。并不因为没有芭蕾舞，没有交响乐，不能生活。搞芭蕾舞的，必须学芭蕾舞的基本功，我不反对。学民族舞蹈的，就不要这样。中国的民族舞蹈，从孔子时代就讲了，从春秋、战国到秦，中国就有乐有舞，有载歌载舞了。那时没有芭蕾，东方舞蹈也不把脚尖翘起来，也不托举，一样是美。你说芭蕾也美，中国民族舞蹈也美，我不反对。不能只说那个高，我们自己就不行，妄自菲薄，怎能增强民族自信心呢？至于这两种舞蹈将来怎样融合，怎样吸收，那是你们专家的事。
钢琴、小提琴，当然要照西方的方法训练。它的基本功是从西方来的。如马思聪〔2〕，我赞成还是保留原来的风格，不勉强一定搞中国调子。刘诗昆〔3〕弹《白毛女》，我觉得不大顺手，那些风呀、雨呀，情景是用西方的方法表现的，这就不统一了。至于交响乐，比如《梁祝》，我也不那么喜欢。熟悉的东西，为什么一定要改它？如果说，工人可以听懂《梁祝》，那也好，但可以把中西两者放下去比一比，看哪一个更受欢迎。小提琴到农村，那当然可以奏《梁祝》，这一点我不反对。应该说，第一还是用中国乐器，唱中国调子。多数还是用中国乐器，唱中国调子。外国乐器，外国调子应是少数，我不排除少数。
基本功也要发展，传统的东西要批判接受，有些低级的东西，青年也不喜欢学。
要把教育方针、教学计划、教育制度定下来，一切的一切，还是从教育入手。歌舞团的整顿也是大事。我们是不会犯错误的，因为我们不取消芭蕾舞，也不取消外国乐器，也不取消外国的唱法，我们只是把它分开。
为什么要提倡音乐舞蹈的改革问题呢？因为我们现在从基本功到演出，还没有搞出一个称心的东西来。《白毛女》原来我们还觉得满意，但是现在它有发展变化，不那么满意了。为什么要用很大的乐队把歌唱压倒呢？
现在讲几个原则问题：
一关于文艺工作的方针问题
过去我们强调“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后来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跃进时又提出“薄古厚今”。我觉得把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薄古厚今，四句话结合起来讲，就比较完整了。
尽管你拥护社会主义，但你这个花对今天的社会主义不利，或者虽然无关，但积极作用不够，那还得推陈出新。当然，不是把陈的推了出去就不要原来的基础了。百家争鸣，是各种意见都可以争鸣，都可写文章，但是有个重点，到底还是要以今天的为主，中国的为主。外国的也要以今为主。百家争鸣，总是以今为主，还要看到前途，总是要薄古厚今。这样我们才能发展，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薄古厚今，这四句话要成为文艺工作的方针，座右铭。
二关于阶级性、战斗性、民族化、现代化问题
上次在文艺座谈会上，我讲了阶级性、战斗性、民族化、现代化问题。这四个问题就是：阶级问题，革命问题，中外问题，古今问题。这四个问题不限于音乐舞蹈，一切艺术都包括在内。
第一，阶级问题。
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大前提，大家都是承认的。对于我们来说，阶级性也就是人民性。当年封建社会的时候，阶级性就是要站在农民方面，站在被压迫阶级方面，这才能表示出当时的人民性。我对《晴雯》这个戏有意见，它到底是以反映阶级矛盾为主，还是主奴恋爱为主？贾宝玉实际上是个半革命者，只能反抗到最后出家。我们对曹雪芹〔4〕应有足够的估价，但他有缺点，因为时代限制了他。《晴雯》应该是反映阶级斗争为主。贾宝玉做个配角也不要紧。一个作品，总要用点脑子想一想。阶级问题，对于我们写作品，是个基本问题。这个问题还要强调。北京学得还不够深刻，不然，为什么《晴雯》一出来，说好的人这样多呀！
第二，革命问题。
革命问题，也是战斗性问题。我们提倡作品一要有阶级性，二要有战斗性。战斗性和抒情性也不矛盾。战斗性不是从开头一直打到底，到了急时就得缓，快慢要均匀，劳逸结合，有紧有松，刚柔相济。问题在于是立足于战斗性，还是立足于颓废。战斗性，就是要是非分明，敌我分明，爱憎分明。战斗性要表现在剧情的一切发展中。我总喜欢唱“洪湖水，浪打浪”，那个歌是带抒情味道的。但是，那个抒情里面表现了阶级，表现了生产斗争、阶级斗争，表现了劳动人民的情感，表现了对党、对劳动的热爱，表现了阶级观点、劳动观点、革命观点、集体观点。一出戏，在战斗的基础上，也要有抒情。我们反对黄色的、低级的东西。《第四十一》中一个女兵抓到俘虏后就爱上了敌人的眼睛，简直不成话，这是一种艺术上的堕落。
第三，中外问题。
这是个民族化问题。民族化就是大众化，就是要以全国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兵为基础，要立足于国内。人家把我们的艺术品，当作中国的看，并不当作世界的艺术品看。你的艺术品站得住了，就成为世界艺术品的一部分了，但也还是中国的艺术品。民族化跟民族主义是两回事。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产品，是资产阶级少数人的特权，是个人优越感，少数人代表的民族优越感。民族主义反对外来侵略，也有它的进步性，革命性。所以民族主义有两面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民族化和国际化是统一的，互相结合的。我们要立足于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来想我们对国际的贡献。比如建设，一定要把自己搞好，并且不断地援助世界革命，将来我们发展了，援助将更多。艺术也是如此。要以六亿人民为出发点。在六亿人中又要从工农兵出发，以他们的喜闻乐见为主要方面。其他也不排除，但要放在第二位。民族化就是大众化。大众就是工农兵，这是划等号的。这跟国际主义并不矛盾。当然，要防止发生一种民族主义情绪，发生一种民族主义错误，更不应该发生大国沙文主义。我们自己提倡民族化，也要尊重人家的民族化。
第四，古今问题。
这就是现代化问题，或者说时代性问题。艺术总要有时代性，现在的时代性应以现代化为主。是为今天的人民服务，不是为古人、外国人服务。当然，好的古典文学作品，古代革命故事，具有人民性的古典艺术品，我们也不排斥。近代革命史（近代又分近代、现代，至少二十世纪是属于现代），从鸦片战争到解放前的革命斗争也要表现。但是重点放在现在。即使写古代的东西，也要跟今天的时代相配合。当然不能把古代的事情写成和现代一样，那是歪曲历史。但是要拿今天的观点，马列主义观点，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分析。我们对古代的东西，也一定要批判地接受，不要囫囵吞枣。不然，对今天就会失去教育意义，而且还会起相反的结果。在分量上，总是尽量提倡现代的，但不能把古代、近代的一笔勾销，那样是不许可的。当然有些剧种，如京、昆，难于一下子变，容许慢慢变。新生的东西总是粗糙的，也不要随便否定，要慢慢培养。
音乐舞蹈总要以表现现在为主。我们现在是搞新歌剧、新舞剧，但是不能说中国传统的歌舞是低级的。又歌又舞是中国的创造，过去中国就是载歌载舞的。京、昆都是又歌又舞，有道白，有动作，又有武打，这就是综合的。不能说综合的叫“低级”，分工才叫“高级”。我觉得可以分工，也可以综合，两种各有所长，不要分上下。真正好的中医是最综合的。说近代科学分工越来越细，这话也对，可是还得综合才能成功。导弹上天还不是综合工艺？最精密的工艺品常常是最综合的，人的头脑是最综合的，所以不能否认综合的作用。综合与分工是结合起来，互相作用，是辩证的发展。因此，我觉得所有艺术应该以现代化为主，但不要用粗暴的办法，把古代的一律取消。对古代的东西，要分析鉴定。新歌剧、舞剧、歌舞剧、民族乐、交响乐、芭蕾舞，都应该能够很好地反映现代。反映古代，也应反映带革命性的东西。《巴黎圣母院》比《泪泉》要好得多。《泪泉》的思想意义就成问题，那是普希金〔5〕的偏爱。当然《泪泉》也有它的时代性，我们也不否认。现代化与时代性，要还它以历史的本来面目。
阶级性、战斗性、民族性、现代化（或叫时代性），这四个问题，实际上回答了阶级、革命、中外、古今这四个问题。我们讲一切艺术的思想内容的时候，必须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有了这样思想内容的尺度，就容易提出艺术作品的标准的尺度了。
三关于艺术作品的标准问题
对于艺术作品的标准的衡量，我提出四个标准：
第一，好坏的标准。
一个东西是好还是坏，主要还是阶级标准问题。我们总是要站在无产阶级、被压迫阶级、被压迫人民当中，从全世界说，就是站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当中，其中包含一部分有革命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好坏的标准要从阶级出发，看它对今天的革命阶级是歌颂，还是咒骂？是有利还是不利？当然，至少应是无害的。我们现在不是要求每一个现代剧目都是阶级性很强的，因为一下子写不出那么多来。所以，无害的也要保存，有害的就不应该允许了。
第二，高低的标准。
这个标准是民族化问题。中国本民族绝大多数人喜闻乐见，水平就高；否则，不能叫高。到底交响乐水平高，还是中国的民族协奏乐高？我看不要去争论，它有它的高，我们有我们的高。我并不是说训练嗓子的基本功不要了，但总要研究民族的歌唱，民族的发音方法，我们要研究出一套来，不要混同。将来还可以多唱些西方歌曲，亚、非、拉的也要唱，这也是国际交往的一种任务。但这总是少数。对外国音乐或歌唱有专长的，我们也应该尊重他们，比如刘诗昆、刘淑芳〔6〕等这些花，应该保持，不应使他们泄气。普及与提高也是一个重要问题。为大众服务一定要大众化，在普及基础上提高。而不是把外国的东西搬来就是提高，本国的东西叫普及。说不通，也做不通。本国的东西，也有高低，说大众化，首先要普及。在我们现在人民能够接受的，传统的东西的基础上也要提高。我们现今的东西，是传统继承下来的，必须要批判，必须要发展。古琴、古筝要恢复起来，也要奏通俗的曲子，否则就“曲高和寡”了。外国乐器，管弦乐队，可以搞外国歌剧、舞剧，新歌曲也完全可以用管弦乐队，国歌用管弦乐很好嘛。钢琴、小提琴、手风琴也可奏中国曲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