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好恶的标准。
以人民的喜爱为标准，这也是战斗性问题。我们的艺术如果失去了战斗性，只是风花雪月，才子佳人，不行。什么提倡，什么不提倡，应有所区别。讲爱情的戏也得好恶分明，爱憎分明。当然有时可以是尖锐的斗争，有时可以是很迂回的抒情，都是许可的。
第四，多少的标准。
现代化的应占多数，古代的应占少数；中国的多，外国的少；这就比较合适了。
好坏问题、高低问题、好恶问题、多少问题，一句话，总要拿阶级观点、革命观点、民族化观点、现代化的观点来衡量，这样才有标准。
四关于创作的表现形式问题
现在讲创作的表现形式。不论音乐、歌舞，一个完整的作品，就有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主题问题。
作品总有个主题思想，解决个什么问题。当然，主题不能孤立，好花还要绿叶扶持。有主有从，不能喧宾夺主。京剧《雁荡山》是个哑剧，主题思想还是很清楚的。有一些舞蹈剧，常常是在主题以外派生了很多复杂的情节，这大概是从西方舞剧学来的。《巴黎圣母院》比较严谨一些，也合乎吉普赛的民族舞蹈。《天鹅湖》却是万国来朝，能加多少就加多少，可以搞得无限的大，无限的杂。不要因为迎合一部分观众，模糊了主题。作者不要到处添花。
第二，冲突问题。
剧本要写冲突，要写矛盾。冲突本身必然要发展，不然形不成高潮。从头到尾冲突不突出，或突出而不发展，都不好。《霓虹灯下的哨兵》的好处，就是有认识的发展。因此写冲突，一要突出，二要发展。
第三，人物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要注意：一、人物要典型。不要把本来的人物搬上舞台，原人上台是最难的。影射也不好。典型化了可以。二、一定要有群像。我们的戏剧特点，不是个人突出，而是群众观点，是集体的。创作也要民主讨论，当然也要一人执笔。舞台上更不能一人突出，要配合、协作，就是做螺丝钉。我们党政领导人，可上可下，可前可后，要培养这样一个民主风气。一出戏要好，一定要把群像塑造好。典型人物和群像结合起来，人物才算完全。
第四，时间问题。
舞台戏有个时间问题，总不能太长，使演员、观众都不要太累，看完后才觉得余味未尽，有个咀嚼。时间问题，也就是整个剧本的结构问题。
另外，唱腔、动作、灯光、音乐、布景道具、服装六个问题，总要统一和谐。
动作，要用京剧带打，在京剧带打的基础上发展，不要用芭蕾。
灯光，当然可以有明暗之分，但基本上是明朗的。因为要让人看动作和表情，并不是要进入自然主义。
音乐，用民族调子，就一切服从民族调子，旋律要比较民族化，不要搞一点西洋调子进来。当然，像《茶花女》，就得纯粹是西洋唱法。
布景道具，又有真门，又有假门，一会儿真，一会儿假，看着不舒服。
服装，总要跟剧情统一，还有个时代问题。
以上各点，最低限度是统一和谐，进一步还要明确生动，目的性非常清楚。不能弄得晦暗，要人来猜。艺术的表现形式，要统一、和谐、明确、生动。这样才能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才能教育我们同时代人和后一代青年。
总之，我们文艺队伍中的每个同志，不仅要做一个有阶级觉悟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还要把自己训练成为有文化水平的，有健全体质的文艺劳动者。要使自己向劳动知识分子的目标去锻炼，在一定时期参加生产劳动，通过生产劳动来丰富自己的思想感情。蹲点要成为制度。作者、指挥、导演、作曲、演员、舞台工作者，统统应该这样做。
阶级觉悟的提高，文化水平的提高，没有一个健全的体质不行。所谓健全的体质，更正确地说是一个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结合在一起的体质。所谓文化水平，也不是只有本行的知识，还要有其他文化知识、科学知识、艺术修养来丰富自己。有了这样的知识，你的体质也会健全，情操、作风就会高尚起来。
【注释】
〔1〕王存柏
王存柏是上海机床钢模厂工人。一九六三年一月二日，他在工作中右手被机器完全轧断。经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全力抢救，断手被重新接活。当时这种“前臂完全性创作性截肢再植手术”，是世界医学界少见的，在中国也是第一次施行成功。
〔2〕马思聪
马思聪，作曲家、小提琴演奏家。当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3〕刘诗昆
刘诗昆，钢琴演奏家。当时是中央音乐学院教员、钢琴独奏演员。
〔4〕曹雪芹
曹雪芹，清代小说家。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红楼梦》等。
〔5〕普希金
普希金，俄国作家、诗人。曾在流放期间写出《泪泉》等浪漫主义叙事诗。
〔6〕刘淑芳
刘淑芳，歌唱家。当时是中央乐团独唱演员、艺术委员会主任。
艺术的发展应该水平越高越好
（一九六四年三月一日）
【题解】
这是在观看昆明军区文工团演唱后的谈话节录。
【正文】
一关于吐字问题
我听了你们的男女声小合唱，声音都很一致，但根本的问题是吐字不清楚。
吐字是个基本功问题。基本功包括吐字和发音，吐字要放在第一位，要以字带声音，吐字在前，声音在后，你们常常因为发声而影响吐字。吐字和发声是个内容和形式的问题，词是内容，声音是形式。吐字不清楚，内容就听不清，形式上声音再好，再美，听了顶多是欣赏欣赏，陶醉一下，但不能感染人。这也是个思想问题。你们表演了快板，是欢迎我们的，我们感谢你们，但我听不清你们说些什么，也不知道意思对不对。说话的速度一定不能太快，要使发音和吐字结合，首先是吐字清楚。我和你们说话，虽然我嗓子不好，但是要照顾你们这么多人都能听得到。你们可以讲方言，但要一致，要有统一的方言。我的普通话就不够标准，什么音都有，有家乡音，还有天津音、东北音，我听我自己讲话的录音广播就很不满意，不好听，但总能听得清楚。南京的前线话剧团受欢迎就因为演员吐字清楚，在舞台上说话慢。京剧里的梅派、程派〔1〕各有特点，而梅派很注意咬字，周信芳〔2〕唱的有他的特点，但吐字也很清楚。我们的话剧、歌剧、唱歌的吐字就存在很大问题，这次评奖我一定告诉他们把吐字放在第一位。
吐字清楚，虽然简单，可是很不容易做到，要下苦功夫练，每天至少要有半小时到一小时的时间到野外练吐字，练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要使基本功过硬，最重要的是持之以恒。我们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战士和人民大众的长处是突击性很强，但持久性不够，我们的基本功训练必须长期地坚持，坚持才能过硬。现在地方戏曲演现代戏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人民很欢迎，但就怕坚持不下去，如果不继续提高，不解决吐字问题，观众听不清内容，也会不欢迎的。
二关于歌舞形式问题
这次我们到非洲、亚洲国家访问，他们都是歌舞在一起，只有欧洲国家是歌舞分了家。亚洲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艺术水平很高，因为他们的眼睛、眉毛、嘴巴、手、腰、腿都很会动，都在演戏，实际上综合的艺术才是最高的艺术。在最初的时候，歌舞也是分开的，如非洲现在有些国家就是光跳不唱，但那是最初的阶段，艺术的发展应该水平越高越好，我们反而回到了初级阶段了。我们国家的民族传统艺术就是会演、会跳、会说、会唱的。你们以后不要把歌舞分开，还是又歌又舞优美。
三关于电影配音问题
那些音乐家对兄弟民族的音乐并不熟悉，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些任务交给他们呢？我上次听说《五朵金花》是一个人演，另一个人配唱，连说话都是别人配的。我对这种做法就提过意见。他们搞《阿诗玛》又是这样，已经开始拍了才来问我。我说你们是上了轿子才来问我，既然已经拍了还有什么意见可说？反正我保留我的批评权。
【注释】
〔1〕梅派
梅派指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创立的京剧艺术流派。
程派指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创立的京剧艺术流派。
〔2〕周信芳
周信芳，京剧表演艺术家。当时任上海京剧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
演唱与伴奏要有个主次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题解】
这是在观看文艺节目后同乐队同志的谈话。
【正文】
乐队伴奏太响了，是以唱为主，还是以伴奏为主呢？伴奏是配合演唱的，你们乐队要和演员比，演员怎么能比得过呢？乐队用的是乐器，是钢丝弦，演员的肉嗓子怎么能比得过呢？而观众听的是唱，不是听独奏，唱就要以词打动人，你们乐队的伴奏太响了，唱的是什么都听不清了。《克拉玛依》是我熟悉的歌，可唱的什么词都听不清，只听了个曲调，唱完后人家鼓掌，我也就跟着一起鼓。刚才赵云卿唱的河南梆子就很好，只有两三件乐器伴奏，唱词听得很清楚，打动了我。你们乐队五六个人，高兴起来拼命地奏，搞得演员唱的是什么都听不清楚了。
你们乐队是为独唱伴奏，不是为舞蹈伴奏，舞蹈伴奏可以响；为独唱伴奏就要轻。你们要分清楚，为唱歌伴奏，乐队在过门时和演员唱花腔时，可以响，一到唱词马上就要轻下来，不仅唱民歌，唱新歌曲、西洋歌曲也应如此。朝鲜搞得就很好，人家学我们的歌，就是把乐队声音压得很低。我是个外行，仅作为一个观众向你们反映一点意见。
京剧也是这样，程砚秋和梅兰芳就不同，程砚秋是咱们中国著名的京剧艺术家，他的唱腔很好听，感情很深，但最大的缺点是听不清他的唱词，看着唱词才知道唱的是什么。梅兰芳就不同，他把每个词都送到观众那里，但他的唱腔和感情不如程砚秋，程砚秋靠唱腔和感情打动人。你们乐队是搞配合工作的，就要有个主次。我们也是搞配合工作的，我们的工作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毛主席是主，我们是配合他的。政治如此，艺术也是如此。乐队伴奏太响，演员很苦恼，我问过郭兰英、王昆，她们说，乐队伴奏太响和她们争。她们怎么能争得过呢？一个人怎么能争得过几十个人呢？唱得再好也不行。今天的演出是成功的，但乐队伴奏的问题我还是要提。
关于电影《东方红》拍摄的几点意见
（一九六五年一月八日）
【题解】
这是在《东方红》导演团座谈会上的讲话节录。
【正文】
第一个问题，指导方针。
我们创作《东方红》，总的指导方针是学习和传播毛泽东思想。舞台演出是学习和传播，拍电影是更进一步的学习和传播，能看到舞台演出的人是有限的，北京也没有多少人能看到，电影的观众就广得多。电影还可以拿到国外去，因此，许多友好国家要求我们把《东方红》拍成电影。
大歌舞的上演比较仓促。它是受了朝鲜的大歌舞的影响，在上海的大歌舞的基础上，进行了一定的加工。它所以能吸引人，有环境和背景的原因，否则短短两个月是不能取得这种成果的。历史背景主要是在毛主席领导下，经过二十八年的艰苦奋斗，革命成功了，又进行了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演出的环境是十五周年国庆、北京天安门、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在这种环境下，别人一到人民大会堂，看到葵花向阳，就被吸引住了。当然，这不是否认大家的努力。
《东方红》一上电影，环境就不同了，不是国庆十五周年的环境，不是身在人民大会堂。气氛毕竟是不同了。有人说上海的大歌舞赶不上北京的，这倒不一定，上海和北京有个环境不同的问题。我们饮水要思源，不能忘记朝鲜、上海的大歌舞是先导。总之，拍电影还是学习和传播毛泽东思想。
这次搞大歌舞，我虽然没有用多少脑子，但也是一次学习。我是跟着这段历史长大的，所以我有感受。能帮助你们提些意见。我给大家做过一次党史报告，讲了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每讲一次就是一次学习，每次都感到自己的不足。
电影要有一个更明朗的线索贯穿着，要贯穿着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要学习毛泽东思想，导演、摄影、美工等都要学，活学活用，体现到银幕上去。
现在《东方红》集中反映民主革命阶段，这好办多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从生长到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具体表现在二十八年的斗争历史中。前面有个序，之后，党的诞生是个关键。再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遵义会议、到敌人后方去、埋葬蒋家王朝、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等，是这段历史的几个关键。没有一整套思想就不可能胜利。对毛泽东思想，要传播。
在这个指导思想下，把《东方红》搬上银幕，要进行再创作，把舞台上的缺点弥补起来。
（一）首先是再创作的问题。史诗本身就是体现毛泽东思想、体现广大工农群众的思想结晶。史诗要用史诗的写法，不是写故事性的剧本。这首诗就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写出来的，是伟大的创作，艺术家要学习些名堂出来。要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把史诗搬上银幕。很值得再创作一下，电影导演和原来的导演一起研究研究，把它升华、提高。
题材是诗词的题材，又是粗线条的，又要很深刻，感人的地方要能打动人。
山东厅有一幅毛主席诗词的山东绣，是毛主席亲自写的字，写得很好，绣得也很好。以前只听说湘绣、苏绣，原来山东绣也有工到之处。这幅山东绣是个很好的艺术品，每次看到都是一次很好的艺术享受，不论远看、近看，都好，孤立地看每个字也很好。比那些魏碑古董好看。有些作品内容是毛主席的诗词，形式是魏碑，不够活。
有些人把毛主席竖写的诗词改成横排，那是种破坏。
电影要再创作，需要有高要求、高姿态。当然，百分之百的好是永远不会有的，所谓“彻底”、“成功”都是比较而言的。
要再创作就不要怕麻烦，做革命的人，就不怕麻烦，只要对人们有教育作用，麻烦是值得的。这次三千人参加大歌舞，娃娃们虽然懂得不多，但也受到教育。文工团员们通过演出，通过大学解放军，都有很大提高，再来学习毛主席著作，就入了点门。
拍电影不要急于赶任务，不要吝惜时间。当然也不要拖得太长，一九六五年搞出来就可以。“五一”出片不是我提出来的。
这次座谈听到了不少好的意见，不要怕再三再四地修改，毛主席的诗词还不断地修改，何况我们写的东西。
要再创作就要集思广益，多吸收些人参加讨论、创作。
（二）要标新立异。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这本身就是革命化。在创作上，有许多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框框，我们要打破。洋的有框框，中国的也有框框；三十年代有框框，解放后搞了十几年也有框框。要敢于创造，在文艺上认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过去我们也抓了，但往往是浅尝辄止，或是抓了一点又丢下了。戏曲的擂台已经打开了，希望这次擂台要打得有力量，要全线展开。电影在《东方红》的创作上要有更多的破、更多的立，不只是口号，要有具体表现。各方面都要革命化。
《东方红》搬上银幕如果有削弱，就要受到批评。与其将来受批评，不如现在多磨一磨，把它拍好。希望通过《东方红》的拍摄，树立起电影创作革命化的旗帜。
（三）走群众路线。舞台演出时的创作是走了群众路线的，银幕上的问题更多。我们提倡民主，提倡创作上的三结合，有事和大家一起商量，专家、演员一道讨论，总可以创造出新的东西。不要以为大歌舞已经有了好的底子，其实，大歌舞本身还要加工提高，何况这是拍电影！
总之，工农业生产要走群众路线，提倡三结合，艺术上也要如此。当然，有民主还要有集中，要多谋善断，断就是集中。
（四）组织和实践问题。请总政、中宣部一道讨论。原领导小组还存在，可以扩大一些，吸收一些人进来从各个角度进行讨论。然后，分各专业小组讨论，多吸收些舞蹈、音乐、导演、摄影、灯光、美工等方面的人参加，最后，由领导小组综合。这样才能掌握集中统一。
还要通过试验，大会堂、摄影棚、远景、近景都试试，这是必要的。
三千人的组织问题，是否分三个步骤安排：现在试拍几个镜头，大家都参加；讨论剧本时，留下有关的专业人员和部分近景演员，其他大部分可以下去；等一切都定下来了，正式开拍时再集中回来。
第一阶段演出时有些外地的表现力强的演员，拍电影时，还可以把他们请回来。
在讨论研究阶段，不要把三千人都箍在这里，那样实在是浪费。这些事情领导小组讨论一下。
（五）政治挂帅。拍电影的组织领导，以八一厂为主，由八一厂党委负责领导。不论从哪个单位抽来的人，都归八一厂领导。
政治领导要加强，艺术领导要统一。
将来毛主席诗词的音乐改了，我们还要听一听。
第二个问题，关于《东方红》的内容。
整个节目表现艰苦生活不够，没有伏就没有起，电影要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就不动人。表情动作要统一，刻划要深刻，还有许多场要加工。如“大革命”一场，要用独唱来描写人物，就义时要表现出“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同反动派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英雄气概，这样才能引出“秋收起义”、“上井冈山”。“井冈山”一场要体现毛主席关于武装斗争、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思想，这样才能突出三大法宝，才能闪现出建党以来最光亮的火炬。通过两条路线的斗争，才能烘托出毛泽东思想的光芒。这一段要很好地加工，不仅要有群舞，也要有独舞。“遵义会议”这一场是我坚持要的，当时想不出什么办法，现在要加加工，群众情绪的反映有待深化，舞蹈也不够突出。“长征”要把艰苦斗争强调出来。“一二·九”后到敌人后方去，抗日战争阶段又是一个高潮，要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发展表现出来。“游击队”一段更要加工，仅用它来反映抗日的艰苦斗争是不够的。这个歌的时间也太长。
可以考虑加八路军军歌，雄壮有力些。“大生产”也要表现出艰苦奋斗，欢乐可以放到后面去。要突出自力更生的精神，自力更生是关系到革命战争胜负的重要问题。推倒三座大山的问题，可以设想加一段在上海的斗争，描写帝国主义被赶出中国。
电影总的长度是一个半小时，如果真好，两个小时也可以。
歌舞方面，要有群舞，又要有独舞；唱的方面，要有合唱，也要有独唱。目的都是为了加深对史诗的认识。
整个电影《东方红》要贯穿一条红线，红线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党、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大法宝。
第三个问题，关于电影的拍摄。
专业方面的事不多谈。总之，要有各方面的人参加讨论，即便如此，也不一定能达到千锤百炼。一次不行，还可以再拍。为什么电影只能拍一部，过去拍了的，以后就不能再拍？我们要打破这个框框，革命的东西要不断地前进，认识总是不断提高的。我们对电影《东方红》要求很高，但也不要对这部片子求全，那样就搞不成了。《东方红》像带着缺点演出一样，也一定会带着缺点上银幕。
周扬、林默涵、刘白羽〔1〕三个同志中一定要有一个人坚持参加到底。要讨论，要民主化，但大杂烩也不行，最后总要有人审定。
拍电影的任务很重，要求提得很高。
又要实践，又要务虚。
上海的同志回去，再看看剧本讨论一下，把意见集中起来，也可以派人来参加讨论，这是集体创作，大家有份。《东方红》是革命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产物，我们做的就是人民的事业。
【注释】
〔1〕周扬、林默涵、刘白羽
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林默涵，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
刘白羽，当时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
关于文艺的普及和提高问题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一日）
【题解】
这是给文化部召开的电影工作会议、文化部各单位的负责干部、首都文艺工作者和中央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所作的报告节录。
【正文】
普及和提高问题，是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中心问题。要为工农兵服务，就得懂得工农兵。生活实践是一个基本功，还得通过艺术表现出来。这就是艺术实践的问题了。文艺工作者要为工农兵服务，就要通过它的艺术形式。毛主席说，只有了解工农兵的需要，用他们能够接受的东西去普及，然后才能在工农兵的生活和前进的方向上有所提高。你要表现工农兵，歌颂工农兵，首先就得了解工农兵，了解他们所需要的、他们能够接受的。这是一般的、带普及性的。开始总是一般一点、粗糙一点，这是文艺的源泉。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结论》的第二部分有很长的一段话就讲了提高还是普及的问题。特别是艺术的源泉究竟从何而来这一段，论述得很深刻。从“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这一句一直到“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为止，我看，你们文艺工作者就是要对这一段话读之又读。普及与提高，两者要并举，但是总有个先后，总有个高低，总有个粗细，总有个快慢嘛。我们承认，如果搞个艺术性的纪录片，当然比完整的故事片要低一点，但这也没有什么关系，野一点，粗一点，但是可以快一点。我们的艺术实践首先要真正表现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和英雄事迹，要先表现工农兵需要的、能够接受的东西。开始从普及入手，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来提高才对。当然，普及与提高这两个东西是并举的，但是总有先后，有一个基础，有一个主导。是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提高的指导下普及。所谓提高的指导下，就是说总是有些人对于毛泽东思想、对于毛主席的艺术思想，有比较深刻的认识，过去也还有些艺术实践，是有成绩的，就可以来指导我们嘛。这里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好好学习，要向工农兵学习。搞作品，也要跟工农兵商量。只有向他们学习，才能够表现他们。把自己作为一个专家来看待，向领导同志学习，向群众学习，三结合嘛。
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对于电影来说，现在工作的重点在于生活实践。所谓体验生活，“体验”两个字，现在看来也不那么恰当，因为生活实践不是浅尝辄止，而是要跟工农兵打成一片。这是我们的主要任务。当然，对于工农兵的火热生活，文艺界的人总要有所表现，这时候就可以生产一点普及性的作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就对电影提出搞一种比较完整一点的纪录片的想法。刘白羽同志找到了我一九五八年跟同志们讲的一段话，的确，那时候就是这么想的。我觉得，那时候出的几个故事片太粗糙了，不行，还不如先搞纪录片，但那个纪录片就想通过一些艺术加工，区别于新闻纪录片，叫艺术性纪录片。我是有这个想法的。后来，七搞八搞，变成纪录性艺术片了，把我的意见歪曲了。他们一定还要算在我的账上，我一直不承认，到现在我还说艺术性纪录片嘛！那时候，文化部几位领导同志吓我，说这是苏联的。但是，那个时候我对苏联已经不是迷信的了，不像在革命的头一个时期那么迷信了，已经有所区别了。苏联的东西一定就是好的呀？我是从实际出发，觉得需要搞一些艺术加工，但基本上还是个纪录片。我现在还要把我的本意讲清楚，我是从这个意义出发的。与其粗制滥造地搞故事片，还不如搞个素材，这个素材又要比新闻纪录片多一点艺术加工。新闻纪录片就是当时很快地拍摄下来的、真实的，没有什么系统的，当天晚上就在电视上出现，或者隔几天；长的纪录片顶多加一点剪裁，但是那总是现场的事情。去年国庆十五周年的时候，摄制了很好的彩色纪录片，也是现场的。新闻纪录片有大、中、小，短片子、长片子，纪录片的加工，就是要像毛主席说的，把艺术源泉——工农兵突出的典型生活抓住，使它更系统化、更突出，用艺术手法表现那些侧面，而且跟党的政策结合起来，使它具有宣传教育的意义。就是说要吸收我们艺术源泉的丰富的养料，吸收得多了，对生活熟悉了，思想感情融成一片了，将来就会产生大的作品。任何人总是从普及而后提高的。作家也不是灵感一来，就写一大部书，还不是要从学习写短文慢慢地写起。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
我在这里解释几句，我所提的艺术性纪录片，既区别于一般的新闻纪录片，也区别于故事片。一般的新闻纪录片，那是现场拍摄的，有短的，有长的，没有法子补拍，因为人都走了。比如十五周年的国庆，在天安门上的那个镜头，人都散了。你还把人家来宾都请回来照纪录片？那当然不可能了，抢到多少就是多少。能够抢一些镜头，那就是新闻厂的纪录片成功的地方。故事片，一定要通过想象，把典型故事加以发展。既然是艺术性纪录片，就允许他艺术加工，就可以补拍。因此，有些场地要稍微布置一下，当然也不能离现实太远了。完全是假的也不行，只能在当时那个地方，重新拍一下。这是可以做到的。我们最近拍的爆炸原子弹的一个纪录片，就有一个镜头缺了。就到那里补拍，这是完全可以的。当然，这是新闻纪录片，还不能说是艺术加工纪录片。这个补拍是允许的，但是还要原来的飞机、原来的驾驶人员去。假的驾驶人员和演员固然不好，就是另一个驾驶员也不好，这就要真实的了。所以，艺术性纪录片总要有真实性。我绝对不同意这个纪录性艺术片的提法。当时他们有许多理论，我说，你们那样搞结果就变成艺术片了，不是我所设想的了。既然叫艺术加工，那就允许补拍。但是，只能补拍，而不许演员去上演替代。《李双双》也好，《三八河边》也好，尽管那是真人真事，但是总还是有些故事情节，还是艺术片。因为是演员演的，还有个故事，也比原来的事情总要有些夸张、有些变化，这只能是艺术片。我讲的这个艺术性的纪录片，是不能用演员上演的，只许将事情的发展加以系统化。因为一演就假了嘛，那还是什么纪录片呢？新闻片的镜头很散，艺术加工以后，就要有系统，而且要有发展，看出个发展的过程。
我去了大寨，看了《大寨之路》，就觉得它还没有全面反映出我们提倡的大寨精神。大寨现在纯粹是自力更生，国家只帮助极少。比如运输方面帮助一点。所谓帮助，不过就是拿车子到它那里把购买的粮食运走，这也是国家的事情。贷款，他们第二年就还。除此以外，化肥卖给他多一点，那是拿钱买的。根据党的政策，那个地方还可能发展。我看了《大寨之路》，觉得这个经过艺术加工的纪录片子很有发展的余地。听说已经有一个队伍去大寨，本来是请崔嵬〔1〕同志去的。我倒是有些意见，如果你组织很好的队伍去大寨，我倒愿意跟你谈一谈，你们拍的时候，如果有机会，坐一个直升飞机，还可以再去看一看。那有很好的宣传教育意义。因为大寨是中国的三面红旗之一。学解放军，学大寨，学大庆嘛。《大寨之路》还有余地。
我看的第二个片子，就是《电白的绿化》，这个片子也不太够，有些原来介绍的，后头也没有交代，不应该那么粗糙。《珠江三角洲的电网》比较好一点，但是也还有可以斟酌的地方。还看了一个《生命的凯歌》，讲丘财康的，这个片子也还算不错。有同志说，不看这个片子，也很感动，那毕竟不同。我当时看了一些报纸，也很感动，但是毕竟不如看这个艺术性的电影纪录片感动，情况不同嘛。当然，有的时候不许假的，可是那个烫伤的一块地方是假的，是假人做的。一般地说，你不可能再把丘财康烧一下子再演。但是，到真正露面孔的时候，还是丘财康露了面孔的，他老婆也是真人。这里头发生了一个问题，广慈医院有几个保守的人，说了不同意见，到演电影的时候，他们不愿意上镜头，怕人家骂。还有一个医生，他本来是积极为丘财康治疗烫伤的，非常勇敢，他要在电影上做个反派医生，但是他一演，大家就以为他就是那个反派人物，所以就不找他看病，搞得他很紧张了一段，然后又解释，现在问题才解决。这个问题好办，因为这究竟不是艺术片，这个矛盾的对立，不一定两个人物交锋嘛，语言交锋也可以嘛！所以，我觉得，应该保持它的真实性，还要保持时间性，要快。否则，还不是等于搞一个故事片？今年一月全国人大会议开完以后，我们提议，希望拍一个大庆、一个大寨，开始搞两部有艺术加工的纪录片。到了现在，一个还没有着手，一个是搞得越扩大越多，变成了既不是艺术片，又不是科学教育片，而且把时间性也失掉了。我们本来希望今年上半年搞出来，因为这是比较容易搞的。我说，在全国人大会议上讲话的那么多人，总会找出十多个典型的可以演嘛。比如东北沈阳市卖菜的那位女服务员同志，本来也是很生动的，但是省委又要搞个艺术片，又是争论不决。这个问题本来很好解决，你先让我们搞个艺术性纪录片，然后再搞故事片，不就可以解决了吗？这种片子有真实性、时间性，又比一般的新闻片系统化、生动。总之，要真实，要及时，要系统，要生动，并且还要有对照，还要看到发展，也要看到前途。
我们建设中总有缺点，不要把一件事情说得十全十美。反映生产也好、战斗也好、练兵也好，说得十全十美，这就没有体现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总是两点论嘛。主要是成绩，但是也要说还有缺点和不足，这才能从中得到教育嘛。我刚才说了大寨，我只是看了四个钟头，走马观花，但是，看起来还有很大的潜力，也还有缺点。这样说，才能鼓舞他们继续前进，值得学习。但是如果说什么都好，你就看不出发展了，也看不出前途了，好像到此就满足了。所以，不要虚构，不要造假。要把目前生活的伟大的时代迅速地反映在银幕上，就是刚才说的要及时，要真实，要有系统，要生动，要吸引人，要感人，要有教育意义，要有比较，要有发展。这样做，首先是为了教育广大人民，也包含我们干部在内。因为我们不可能去那么多地方。我看了《电白的绿化》，知道了电白的情况，看了珠江三角洲六百多万亩耕地有四千多个电站，这是伟大的成绩。你要是不把它形象化地表现出来，在银幕上出现，那就不能一下子看出来。当然，最好是到现场，次之，也可以坐直升飞机飞一下子，看得更清楚一些，但是具体人物也还是看不清楚。在银幕上，就把这两个东西都表现了。纪录片就是有这个表现的便利，既可以教育人民和干部，也可以改造自己。因为这就要看你对于目前这个时代是怎么认识的，你的思想是不是吃透了两头，是不是抓住了毛主席的艺术思想和工农兵的生活实践，也就是说，在你这个初期的艺术形式、艺术实践上，表现得如何，就要看你到底吃透了多少，这是一个考验。这也就是说从初级到高级，你积累了这么多东西，将来再提高，肯定会更好的，就拿普通写字来说，开始写，总得一张张地丢掉。绘画，也要先搞些素描，然后才能创作出一幅成功的美术作品。
【注释】
〔1〕崔嵬
崔嵬，电影演员、导演、剧作家。当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艺术指导兼艺术委员会主任。
第三编文物出版
我们的出版政策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四日）
【题解】
这是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向有关干部介绍外国记者参观边区的情况的讲话节录。
【正文】
在出版方面，延安只有《解放日报》〔1〕，因为客观的条件就是如此。过去根本没有印报纸的印刷机和工具，都是我们自己从外面搬进来的。自己造纸，政府的东西都印不完。但是，我们在思想上要有这样一个准备，将来到天津、北平，有很多私人印刷厂和书店存在，要允许他们存在。就是《大公报》〔2〕，只要不违反我们的政策，服从我们的法令，也可以复版，不会没有人看，过去的影响还存在。只有一个党报是不行的。可以批评，但不能干涉这种出版自由。将来到了城市，私人有出版书籍、开书店的自由，那时就更可以看出我们的政策。而今天，这里是农村，有人总爱固定地看问题，应当以发展的观点来谈民主、自由。这个道理可以讲给他们听。
【注释】
〔1〕《解放日报》
《解放日报》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一九四一年五月十六日在延安创刊，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停刊。
〔2〕《大公报》
《大公报》一九○二年在天津创刊。一九三六年出上海版。抗日战争爆发后，天津版、上海版相继停刊。先后又出了汉口版、香港版、桂林版、重庆版。
一九四五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天津版、上海版复刊。解放后，上海版于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七日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继续出版。后移至天津，又迁北京一九六六年停刊。现有香港《大公报》。
外事组要做好编译和研究工作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日）
【题解】
这是给叶剑英并转王炳南等的信。
【正文】
来信及来件都收到。
关于新闻工作，需要变动，已托乔木〔1〕同志面告参座〔2〕，待参座来河西时商决。
编译方面，译毛、刘〔3〕著作望仍照原计划进行，勿停勿懈。编小册子，目前只能编爱国解放战争及土改两种，今冬明春能将解放战争译出就很好。美国手册，能在明春编成就很好。
研究方面，柏年的两篇提纲，已看过一遍，如能将全文写成更好。付印与否待写好后看，但对于研究问题，无疑是一种好材料。大年关于美国党报告，在思想方法历史看法上尚有些值得商榷的问题，如能将报告全文整理一遍再交阅更好。政协〔4〕及三人会议〔5〕的谈判材料，由文晋、陈浩〔6〕两同志整理出一个有系统的档案为最好，不必再动员大家去研究，徒费时间。如章、陈两同志在整理时有意见提出，作为经验心得，写成笔记或讨论记录，不怕提反面意见，这对于今后的国际斗争也许会有裨益。
专复，即致
敬礼！
子正〔7〕同志信收到。
【注释】
〔1〕乔木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毛泽东的秘书。
〔2〕参座
参座指叶剑英。
〔3〕毛、刘
毛指毛泽东，刘指刘少奇。一九四七年中共中央外事组曾计划用英文翻译、出版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刘少奇的《论党》等著作。后来由于形势的发展，这个计划未能完全实现。
〔4〕政协
这里指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至三十一日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关于宪法草案问题、关于军事问题等五项协议，合称“政协决议”。这些协议，在不同程度上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蒋介石一方面表示承认这些协议，企图利用这些协议来进行和平欺骗，另一方面则积极备战，准备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这些协议，不久都被蒋介石一一撕毁。
〔5〕三人会议
三人会议是一九四六年一月由国民党代表张群（后由张治中、陈诚、徐永昌相继接替）、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马歇尔参加组成的停战机构，马歇尔担任主席。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和各地执行小组都受其领导与指挥。由于蒋介石坚持内战独裁政策，同年六月以后三人会议停止活动。
〔6〕文晋、陈浩
文晋即章文晋。当时任中共中央外事组翻译处副处长。
陈浩，当时是中共中央外事组工作人员。
〔7〕子正
子正即薛子正。当时率领中共中央外事组人员在晋绥边区参加土地改革。
关于文物保护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
【题解】
这是就两处珍贵古籍保护问题所作的指示。浙江吴兴县南浔镇刘氏嘉业堂藏书楼是江南著名藏书楼之一，藏书多达六十万卷。该地解放前藏书已有散失，解放后全部捐献国家。《碛砂藏》即《碛砂版大藏经》，是南宋雕印的传世最早的大藏经，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
【正文】
中宣部：
另二纸所提两事，望拟电交杨主任〔1〕批发。原件存中宣部。
周恩来
五、七
附：关于文物保护的请示报告两件。
附一：
希望解放军讨论南浔镇（吴兴、吴江之间在太湖南岸）刘氏嘉业堂藏书楼，特予保护，以重文化。
附二：
太原城内普善寺藏有开宝（北宋初）藏数卷及宋藏全帙（疑即碛砂藏），希望解放军特予保护。
【注释】
〔1〕杨主任
杨主任指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同意购回《中秋帖》《伯远帖》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五日）
【题解】
王献之的《中秋帖》（宋人米芾临摩之杰作）、王珣的《伯远帖》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是乾隆十分珍视的墨宝，合称为“三希”，专辟一室珍藏宫中，至清末，《中秋帖》、《伯远帖》从宫中流失。一九五一年年底，二帖被人质押在香港一家外国银行中，且已临近死期，西方国家正千方百计想得到这两件墨宝。周恩来得知后，在我国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明确指示不惜重金购回二帖，终于使这两件墨宝回归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