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2〕先生说他想做些考据，但是政治运动很多，虽然有所得，却把时间都占了，在考据方面的贡献就少了。做考据工作只靠个人不行，要组织起来，也可以带点徒弟。
写东西不一定只限于文化史。在座的有搞军事的，可以写军事史，如从八旗、绿营、湘军、淮军、新军一直到国民党军队的发展史，都可以写。在座的还有不少工商业者，可以写我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也可以写其中的一个行业，如银行、纺织业等。其他如政治史、经济史、外交史也都可以写。
政协是联系各方面的，要注意组织这项工作。全国政协要开常委会，成立工作组，其中有收集历史资料的组。各位委员回去，可以利用地方政协和文史馆两个机构做做这项工作。在具体做法上要从容一点，不要像青年人那样，喜欢放“卫星”，也不要规定一个月写多少字，有精力的时候可以多做些。收集史料的工作一定要从容一点。
昨天有两个黄埔军校的朋友讲起三二○事变和皖南事变，听起来很有味，但我因有事只听了一个半小时就告辞了。有些朋友的观点不一定正确，那可以共同研究，但先要把史料记载下来。例如昨天两个朋友讲的三二○事变的情况就可以补充已有史料的不足。他们说，在事变发生前一星期蒋介石想走。乍一听不容易理解，这次事变是蒋介石向共产党的进攻，怎么他又想跑走呢？青年人听了根本不会相信，但根据蒋介石一贯的作风来看，这是可能的。蒋介石在陈炯明、孙中山手下时都曾拂袖而去。在黄埔军校时他同苏联顾问闹翻了，也是走了又请回来的。他当权后，这种事又有过三次：一九二七年下野去日本，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前躲回奉化，一九四九年和平谈判时退居幕后要李宗仁代总统。他常以退为进。三二○事变前他可能想走，等到摸清我们毫无戒备的时候，就大举进攻。历史是曲折的。我早说过蒋介石是最好的反面教员。蒋介石这一集团是很有些东西可写的，在座的不少人熟悉这方面的情况。
今天梁思成〔3〕先生没有来，康同璧〔4〕先生来了，他们二位如果对维新派有兴趣也可以写。去年学术界对戊戌变法作了评价〔5〕，也还可以重新估量。国外有专门研究戊戌变法的，但我国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很少。
现在先提一提这件事，大家好作安排，具体的组织工作由政协常委会秘书处与各方面联系。
【注释】
〔1〕张文白
张文白即张治中。当时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2〕顾颉刚
顾颉刚，历史学家。当时是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3〕梁思成
梁思成，建筑学家。清末维新派著名人物梁启超之子。当时任清华大学土木建筑系主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4〕康同璧
康同璧，清末维新派著名人物康有为之女。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5〕去年学术界对戊戌变法作了评价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国史学会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北京联合举行学术讨论会，纪念戊戌变法六十周年。参加会议的同志在发言中谈到，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是改良主义运动，但在当时代表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具有进步的意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同意拨款抢修莫高窟
（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八日）
【题解】
这是对文化部党组报告的批复，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七日，文化部党组就抢修敦煌莫高窟崖壁以保证洞内壁画和彩塑的安全，给国务院总理的报告反映：当年九月文化部党组组织敦煌莫高窟考察工作组，对崖壁病害作了全面的调查研究，发现崖壁已存在几十条裂缝和风化、崩塌等严重损坏情况，且病害仍在继续，如不立即进行抢修工程，窟内壁画彩塑有全部或大部遭受破坏的危险。报告拟同意考察工作组提出的保固意见，并申报落实所需经费，提议年内勘探设计和部分备料所需经费五万元，由文化部本年经费中拨付。一九六三年施工所需经费，由财政部在一九六二年度财政预算中拨二十万元，作为抢修工程专款。
【正文】
请计委在一九六三年度计划中加以安排，并于今年批准文化部在其经费中预拨五万元。
关于文字改革委员会的精简和隶属问题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题解】
这是关于文字改革委员会的精简和隶属等问题致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胡乔木等同志的信，略有删节。
【正文】
关于文字改革委员会的精简和隶属问题，在小平〔1〕同志将乔木〔2〕同志来信交给我办时，我本拟等《简化汉字修订方案》搞好后一起解决，所以一搁至今。最近几天，吴玉章〔3〕同志又来催问。昨天约了吴老、张际春、叶籁士、周荣鑫〔4〕四同志来谈，商定：文改会仍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归文教办公室管，编制由一百三十多人减为四十人左右；文改会党组仍直属中央，重大问题提请中央文教小组〔5〕讨论，报中央批准。在文教小组中，仍由乔木同志管文改工作；文改会一般业务，可报文办或国务院解决。妥否，请小平同志批示。
《简化汉字修订方案》，月内当可定稿，待印出后再报，请文教小组转书记处审批。
吴老来信附上，人民大学事中宣部正在办理。
【注释】
〔1〕小平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2〕乔木
乔木，即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3〕吴玉章
吴玉章，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
〔4〕吴老、张际春、叶籁士、周荣鑫
吴老指吴玉章。
张际春，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
叶籁士，当时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周荣鑫，当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5〕中央文教小组
中央文教小组指负责指导文化教育工作的中共中央文教小组。
同意出版孙中山、宋庆龄选集
（一九六六年十月十六日）
【题解】
关于是否出版孙中山、宋庆龄等人选集的问题，廖承志嘱秘书向周恩来反映：有人向人民出版社提出，这些书最好不出版，因是资产阶级的，在国内发行也没有人买。本文是就这个问题所作的批示。
【正文】
即送廖承志〔1〕办公室阅转人民出版社出版部全体同志：你们的紧急建议很好，你们的革命精神可佩。我同意在孙中山百岁纪念日前只出孙中山选集和宋庆龄选集两种，其他以后再印或到其他出版社去印。
【注释】
〔1〕廖承志
廖承志，当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孙中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秘书长。
关于保护北京古观象台的指示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题解】
北京古观象台位于建国门立交桥西，始建于明正统七年（1442年），台上陈列有闻名于世的古代大型铜制天文仪器，台下建有紫微殿、晷影堂等古建筑群。古观象台是我国天文学悠久历史与光辉成就的象征。一九六八年北京地下铁路施工时提出拆迁古观象台的方案，国家文物局要求地铁改线，以保护古观象台，这是针对这一问题所作的指示，由总理值班室电话传达给地铁局。
【正文】
这个天文台不要拆，看绕过成不成，有什么困难，写个报告来，并附上设计方案图。
关于侯马东周“奴隶殉葬墓”发掘问题批复的修改意见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一日）
【题解】
这是对中央文革、国务院就侯马东周“奴隶殉葬墓”发掘问题给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批复的修改意见。中央文革、国务院的批复中写道：“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五日关于侯马五○二厂工地东周‘奴隶殉葬墓’发掘的请示报告收悉。有关墓葬的保护问题，同意只清理现场、取得全部资料，选择一至二个有代表性的墓葬做出模型，不必就地保护”。紧接着这段话，加写了这个修改意见。
【正文】
也可考虑，如地形许可，保留一二座有代表性的奴隶殉葬墓现场不变，以利进行生动的阶级教育。
不要因人废文
（一九七○年九月十七日）
【题解】
这是同文化教育部门一些负责人的谈话节录。
【正文】
王云五〔1〕编的四角号码字典为什么不能用？不要因人废文。一个人有问题，书就不能用了？它总有可取之处嘛！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是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这三个来源还不是资产阶级的或受唯心史观限制的学说吗？可是它们都含有合理的因素。任何思想的发展都不是无根的，新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剥削阶级的出身不能改，思想却是可以改造的。这就叫历史唯物主义。要有点辩证法，不要一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就气炸了，那叫形而上学、片面性。
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就不能要了？那样做，不叫为群众服务。青年一代着急没有书看，他们没有好书看，就看坏书。毛主席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讲，要学哲学，要反对唯心主义。同志们要好好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
要懂得水有源树有根。毛泽东思想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新华字典》也是从《康熙字典》发展来的嘛！编字典可以有创造，但创造也要有基础。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新的出不来，旧的又不能用，怎么办？芭蕾舞是洋的，能说是我们创造的吗？我们编的芭蕾舞剧，基础是原来的，内容却是新的，形式又有了改造，这就叫做洋为中用。芭蕾舞还要发展。你们文化部门的同志要好好读几本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知道一点根嘛！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可以先学《实践论》，要通过实践来提高我们的认识。
【注释】
〔1〕王云五
王云五，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他于一九二五年首先将四角号码检字法运用于字典。一九四六年后曾任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部长，财政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等职。一九四九年去香港，后到台湾。
对出版《二十四史》、《清史稿》问题的批示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日）
【题解】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国出版工作受到极左思潮的严重破坏，出版物很少，历史书籍更少，这是关于组织出版《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问题的批示。
【正文】
《二十四史》中除已有标点以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1〕先生总其成。究如何为好，请吴庆彤〔2〕提出版会议一议。
【注释】
〔1〕顾颉刚
顾颉刚，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主持标点二十四史工作。
〔2〕吴庆彤
吴庆彤，当时是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中共国务院办公室核心小组副组长。
讲历史，多出书
（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
【题解】
这是在接见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时的谈话节录。
【正文】
你们管出版的，要印一些历史书。我们要讲历史，没有一点历史知识不行。你们的出版计划中有没有历史书籍？现在书店里中国和外国的历史书都没有。不出历史、地理书籍，是个大缺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都是从资产阶级的或受唯心史观限制的学说发展来的。不讲历史，割断历史怎么行呢？中国人不讲中国历史总差点劲，毛主席的著作还有不少篇幅是讲历史的嘛！读毛主席的著作也得懂历史。
同志们说，有的地方把封存的图书都烧了，我看烧的结果就是后悔。应该选择一些旧的书籍给青少年批判地读，使他们知道历史是怎么发展来的。都读新的，哪有那么多？要有组织地给他们读一点书，总不能把历史割断吧！否定一切，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那些把书都烧了的，还不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不一分为二，就是极左思潮。
《鲁迅全集》封起来干什么？这不是滑稽得很吗！普列汉诺夫〔1〕前期是马克思主义者，有好的著作。把有点问题的书都封起来，只有少数人能看，只相信自己不会受影响，其他人就都会受影响？群众总是比我们个人知道得多，他们是能够作出判断的。一面说青年没书读，一面又不给他们书读，就是不相信青年人能判断，无怪现在没有书读了，这完全是思想垄断，不是社会主义民主。
我看现在要出一批书，要广开言路。读马克思、列宁的书和毛主席的书是主要的，但也要读历史、地理，读哲学。有些青年连世界地理位置、重大历史事件都搞不清楚，知识面越来越狭窄，这不行，这样是不可能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毛泽东思想不是孤立产生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伟大的实践产生的伟大的知识。
【注释】
〔1〕普列汉诺夫
普列汉诺夫，前期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一八八三年创建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翻译和介绍了许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并先后发表《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等论著，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一九○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逐渐转向孟什维克，后成为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首领之一。
关于长沙汉墓尸体解剖问题的批示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题解】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图博口领导小组王冶秋同志请示国务院：湖南医学院要求对长沙汉墓尸体进行解剖，作病理学、组织学、病源学、生物化学等方面的检查，以确定内脏器官的病理变化和保存程度，探讨死亡原因，以便写出关于尸体医学研究的全面科学报告。请示报告中还详细报告了图博口领导小组对此事的具体安排意见。这是在这份请示报告上所作的批示。
【正文】
请约有关同志和专家再议一次。如同意，即请提出一个工作小组名单，协助湖南医学院进行报告中所提的或适应的各项安排和调度。
务期这次发掘工作取得更多的成绩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题解】
这是在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致国务院的关于《对湖南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的发掘方案的意见》的报告上的批示。
【正文】
此事请待王冶秋〔1〕同志回京后，偕同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各地有关科研单位、医学科研及医务人员前往长沙，协助省委办理此事，并请文化组派科教电影制片厂、新影，总政派八一制片厂担任影片摄制工作。务期这次发掘工作要取得比上次更多的成绩和收获。
省委李振军〔2〕同志任组长，王冶秋同志，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医学科学院、上海科研单位各出一人，连同省委宣传部张兰明〔3〕同志为副组长，成立小组，订出切实可行而又不遭损失、破坏的计划，经省委批准后再开始发掘。
发掘经费，共二十多万元，可以满足其需要，要预制一些设备和化学药品等。
【注释】
〔1〕王冶秋
王冶秋，当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
〔2〕李振军
李振军，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
〔3〕张兰明
张兰明，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第四编教育事业
目前大学的管理和思想问题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六日）
【题解】
这是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所作关于时局的报告节录。
【正文】
大学要维持原状。如清华有人要吴老〔1〕搞，我的意见可由学生、教授主持校务，等于工厂管理委员会的机构一样，先维持下来再说。梅贻琦〔2〕把美金经费都卷了走，将来要清算。北大、燕大〔3〕要找出人来维持。将来由于干部缺乏，各机关要人，计划在北平成立一所革命干部学校，平津学生要调出三万人。这样在学生中可能受波动，但革命干部学校要积极培养干部准备南下，我想一、二万人会有，而学生也不会走光。另外，使基础较好的学校吸收他校的学生，恐是初期必要的工作。
思想问题，不要一下强调，只要不反动，愿意革命，有点自由主义也没关系，因为思想改造是长期的。凡对革命有过帮助的人不要使他不安；但对国民党反动教授要洗刷一些；有教授要讲唯心论，只要有学生听、有市场出售就可以，这些问题都须仔细研究，急了反而解决不了问题。杂志上见解有不同者可展开讨论，至于怎样搞更适当，还要研究。
经费问题，清华现在粮食不够，由我们暂时接济，将来则要研究后统筹办法。
【注释】
〔1〕吴老
吴老指吴玉章。当时任华北大学校长。
〔2〕梅贻琦
梅贻琦，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任清华大学校长。
〔3〕北大、燕大
北大、燕大是指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一九五二年燕京大学撤销，北京大学迁进燕京大学原校址。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教育
（一九四九年五月九日）
【题解】
这是在北京大学教授联谊会举行的第一次座谈会上讲话的节录。
【正文】
新的代替旧的是社会发展的规律。要改革社会，就必须有勇气面对旧的，否定旧的。“五四”时期陈独秀〔1〕与胡适〔2〕的不同，主要就在于前者敢于否定旧的，而后者却没有这样的勇气。所以，胡适就站不住，骨头是软的。北大敢于对旧的东西加以否定的传统，是值得发扬的。“五四”时期也发生过否定一切的偏向，就是没有在否定其基本的东西的同时，批判地接受其好的一面；没有在否定其整体的同时，批判地接受其局部可用的东西。这主要是因为那个时代旧的东西根基太深。总的说，当时的成绩比缺点还是大得多。到了今天，经过三十年的历史发展，我们已经有了分析批判的能力和经验，可以避免发生当时那种缺点。
我们要否定旧的，先把旧的东西孤立起来，缩小其地盘，进而从根本上彻底摧毁它。这样，才能为新东西的发展扫清障碍，开辟宽广的道路。
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就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反对旧的，另一方面是发展新的。这就是要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文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文化。
反对帝国主义文化，是不是说欧美的文化就一无可取之处了呢？不是的。问题是欧美文化中，往往是好的东西为帝国主义坏的方针服务。所以，我们对欧美文化的态度，是否定其反动的东西，同时吸收好的东西，为我们所用。因为我们长期受欧美式的教育，思想上不知不觉有它那一套东西盘踞着，所以我们不能不先来一个否定。不过我们今天这样做，不会像“五四”当年那样否定一切了。我们接受了从前的经验，政治上也比较成熟，可以批判地接受欧美文化中好的东西了。对封建主义文化也要先否定它，再批判地接受它好的东西。比如，我们当年喊“打倒孔家店”，这在当时是必要的，因为那一套封建的东西根基太深，非先来一个“打倒”不可。先把它从整体上否定，再从里边找出一些好的东西来。毛泽东同志很善于这样做，比如他就常常引用孔子的话。我们还要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文化，要把它否定，再把一些有用的东西拿过来为我们所用。
这是反对旧的一面。另一面是要建设和发展新的。
我们的教育是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要为广大的人民服务，要从广大人民中培养出大量人才。这样一种教育，就是人民大众的了。要发展人民大众的教育，中小学教育的发展就是一个重要而艰巨的任务。这就要求大家眼光向下，从大学看到中学、小学。在落后的中小学教育的基础上，是不能把大学教育办好的。教育要大众化，首先要办好中小学教育。
我们的教育是民族的。近百年来，旧中国的教育受外国教育的影响。当然，我们应该从世界各国吸取一切好的东西，但必须让这些东西像种子一样在中国土壤上扎下根，生长壮大，变为中国化的东西，才能有力量。毛泽东同志就是这样做的，他使马列主义的种子在中国土壤上扎根生长，变成中国化的东西，就产生了无穷的力量。所以，教育的民族化，是需要我们努力的。我们的民族是勤劳勇敢的，是智慧的，只要把束缚思想的东西去掉，创造力就是无穷的。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可爱的。我们要培养民族自信心。只要凡事从我们民族的特点出发，打定自力更生的主意，我们的民族就会充满活力。我们不排外，但必须提倡民族化，以民族的教育激发民族的无限活力和创造力。
我们的教育是科学的。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凡是对我们国家有用的，我们都欢迎。
我们现在还在进行解放战争，教育的发展还不能求快，要稳步前进。即使全国解放了，联合政府成立了，困难也必定很多。所以，我们的教育计划一定要切合实际。各项工作，孰轻孰重，孰前孰后，人才怎样集中，设备怎样充实，这些问题都要大家来考虑，大家来研究。我们在这方面缺乏经验，但我们还是有办法的。我们的办法就是集中大家的意见。大家的事要大家一起来做。
【注释】
〔1〕陈独秀
陈独秀，一九一五年九月起主编《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八年私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2〕胡适
胡适早年留学美国。一九一七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宣扬实用主义哲学。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主张文学改革，提倡白话文。一九一九年七月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随后追随蒋介石，反对人民革命运动。
坚持改造，稳步前进
（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
【题解】
这是和陆定一联合署名致中共中央华中局的信。
【正文】
关于武大〔1〕及一般的大学问题，根据七月十日来电〔2〕和这次潘梓年〔3〕同志的面谈，觉得对武大采取爱护及发展的方针是对的，但不宜目前就派自己的人去担任校长，或将中原大学〔4〕并入武大，这有使自己陷于被动和孤军深入的危险。不如先从内部学生和教授中，培养其本身进步力量，而我们则从旁扶植，实行管制，比较稳妥些。其医学院则以不从武大分割出来为宜。这种办法，我们在北平、天津、上海、南京都如此采用，且已行之有效。兹要梓年同志回去一次，面商关于周鲠生、杨端六〔5〕等的处置。武大校务委员会人选等各种问题和具体办法，望从长商讨，以求适合毛主席指示的坚持改造、稳步前进的方针，如何请酌，并复。
【注释】
〔1〕武大
武大即武汉大学。
〔2〕七月十日来电
这里指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一日华中局致中共中央的电报。
〔3〕潘梓年
潘梓年，当时任中原大学校长。
〔4〕中原大学
中原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一九四八年七月在河南省宝丰县成立。一九四九年五月迁往武昌。一九五三年撤销。
〔5〕周鲠生、杨端六
周鲠生，当时任武汉大学校长。杨端六，当时任武汉大学教务长。
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年六月八日）
【题解】
由教育部召集的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于一九五○年六月一日至六月九日在北京召开，这是在六月八日的讲话。
【正文】
听说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开得很好。全国的教育专家会聚一堂，经过充分讨论做出的决定，我想一定会是合乎实际情况的。现在，我只想根据政协《共同纲领》的文教政策，对教育方面提出三个问题和大家商讨。
一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
《共同纲领》第一条指明了我们反对什么，主张什么。
我们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同整个新民主主义的纲领是一致的，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因此，我们在教育上就要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这项任务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欲速则不达”，如果急于求成，形式上好像肃清了，而实质上仍然存在。所以，我们在原则上一定要坚持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在具体步骤上则必须一步一步地求其实现。
我们主张什么呢？《共同纲领》说得很清楚，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
我们的教育是大众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是我们教育的方向。现在是人民的时代，我们的教育应该是有利于人民的。人民是什么？在现阶段，人民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就是我们服务的对象。我们的国家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所以，我们的高等教育首先就要向工农开门，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大家知道，过去如果不是封建地主或资产阶级的子弟，是很少有机会受大学教育的。即使在今天，大学学生的成分也还是没有什么变化。这种情况不符合我们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要求。但是，培养工农知识分子不是一下子就能办到的，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需要不断地努力。特别是在工农大众过去长期受剥削压迫、文盲较多的情况下，更是一件困难的事。惟其困难，更要唤起大学教育工作者的注意。我们一定要在若干年内从劳动人民中培养出大批新型的知识分子。培养这些新型知识分子，并不是为排斥原有的知识分子。而是在团结改造原有知识分子的同时，增加新的血液。
我们的教育是科学的，要有科学的内容。科学是从实际中总结出来的系统知识，是客观真理。有一种说法，中国过去没有科学。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不论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必然有它自己的客观规律。问题在于人们能不能科学地说明它。近代自然科学是从西方开始的。科学地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从马克思开始的。但是，并不能说在这以前就完全没有科学。拿中国来说，我们的国家存在了几千年，人口发展到四亿七千五百万，能够抵抗敌人的侵略，战胜各种自然灾害，这表明我们民族过去是掌握了一些客观事物的规律的，因而是有科学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很好地去发掘它，研究它。科学理论是将实践的经验提高到理性的高度，反过来又指导实践的。劳动创造世界，科学也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产物。我们应该以科学理论作为教育的内容。这也不是一下就可以实现的，需要有步骤有计划地去做。
我们的教育是民族的，要有民族的形式。普遍真理是各民族都适用的，但在不同的民族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中国民族有自己的传统习惯，这些传统习惯总是以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具有民族形式的教育，才易于被人民所接受，为人民所热爱。教育如果不注意民族的特点和形式，就行不通。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要注意各兄弟民族的特点和形式，兄弟民族之间也要互相学习彼此的长处，这样才能将科学的内容输送到各族人民中去，把教育办好。
二理论与实际一致
《共同纲领》规定我们的教育要采取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方法。我想把这个问题展开讲一讲。理论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又对实践加以指导。我们不能把理论当作教条，如果不顾实际情况，把理论拿来乱套一阵，总是要失败的。同时，实际工作要有理论的指导，才不会盲目乱撞。没有理论指导而盲目乱撞，虽然也会在失败中摸索出一些道理，但是太痛苦了。我们的教育不应该犯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错误，也不应该陷入没有理论指导的经验主义错误中去，这样才能使青年少走弯路，少碰钉子。这是教育者的责任。
理论有深有浅。深和浅二者不是对立的，是有联系的。理论要由浅入深地不断发展。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也会有些知识，也会有些粗浅的理论。比如农民，虽然缺乏系统的科学知识，却懂得生产，有些抵抗天灾的办法，可见他们也掌握一些粗浅的原理原则。不过，还需要深造。我们不能否认深造的必要，否认是不对的。
对学校教育中实践应该多些或者少些的问题，看法不尽一致，有的人主张多一些，有的人主张少一些。为了速成，实践少一些是可以的，但是为了更好地掌握理论，还是要多去实践。学习理论需要反复实践，才能掌握得更准确，领会得更深刻。所以，忽视实践的一面，或者把实践和理论对立起来，都是不对的。
我们的大学是要学习理论的，但是我们所要学习的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理论，目的是要用它进一步指导实践，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样才能合乎实际工作的需要。那些认为大学不需要学比较高深理论的看法是不对的。全国高等学校都要重视实践，都要提高理论水平。
旧中国的高等教育大多是理论与实际脱节的。今天，如果说我们的大学理论与实际已经完全一致了，那也不符合事实。在座的专家都知道，我们高等学校的教学方法，就有很多是理论与实际脱节的，有许多地方需要改革。怎样使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这就需要从教材、课堂教学到实验实习，反复研讨，总结经验。
会上有人提到通才与专才的问题。通才也好，专才也好，都需要理论与实际联系。通才和专才不是对立的，只是在学识的范围与程度上有一定差别，而不是在理论与实际联系这一原则上有什么不同。因此，在大学里反对理论与实际联系，或者主张少联系，都是不对的。另一方面，不适当地强调实践，忽视理论，把大学降低到专科学校的水平，也是不对的。大学和专科有差别。大学总是要学得广一点，深一点，理论更多一点。
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正处在恢复阶段，需要人“急”，需要才“专”，这是事实。为了便于联系实际，适应建设的需要，由企业部门举办短期训练班或专科学校是必要的合理的。但这绝不是说要将现有各大学分归各企业部门领导，教育部就不管了。为了适应需要，可以创办中等技术学校，也可以考虑在大学中缩短一部分专业的修业年限，但不能取消大学教育培养高级建设人才的方针。为了培养具有较高理论水平、能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符合长远需要的专门人才，有必要将现有的大学整顿得更好一点。目前，大学还不能大量地扩充与发展，高等教育只能根据我们经济的发展而发展。
三团结与改革
去年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现在又开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以后还要召开中小学教育会议，还要成立全国教育工会，目的都是为了使全国教育工作者更好地团结起来，实现《共同纲领》所规定的教育改革的任务。除了极少数反动分子，我们应该团结所有的教育工作者。凡是在政治上反对三大敌人、在教育上赞成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人，我们都要团结。这是肯定和不可更易的方针。
这次高等教育会议作出了若干决定，有的要马上实施，有的要在一些学校试行，有的只供各学校参考，这样的办法很好。我们对于文化教育的改革，应该根据《共同纲领》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毛主席告诉我们要谨慎。教育改革不能漫无计划，兴之所至乱搞一气，要区别轻重缓急，分阶段有步骤地进行，在有些问题上要善于等待。文化教育一方面是政治的先导，另一方面它的改造又要在经济、政治变革之后才能完成。所以文化教育既是“先锋”，又是“殿军”。
教育改革是比较长期的事，要有步骤地进行，但不能停止不动。有改革条件而拖延着不改革是不对的，口头上同意改革而实际上不改革也是不对的。只有在客观情况确有困难或者主观上对情况了解不够时才可以等待，但是等待并不等于拖延。另一方面，鲁莽从事，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的方法进行改革，也是不对的。比如说，在唯物论与唯心论、无神论与有神论以及教学方法等问题上，不能急性地强迫人家同意你的意见。不然的话，表面上好像同意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问题。总之，我们对教育工作者要循循善诱，使人心悦诚服，要用这种精神来团结全国教育工作者。
在教育方面，也要“公私兼顾”。这次高等教育会议就有许多私立学校的代表参加，这是很好的。今天私立学校处于困难的境地，以前它们的经济来源大都依靠军阀、官僚资产阶级，现在没有了，学田〔1〕，土改时也分了。这些困难，政府应该照顾。教会学校在与外国断绝关系后，经费上有很大困难，政府也应该照顾。私立学校问题怎样解决，教育部要考虑。这也是学校自身的事。现在，国家经济处在恢复过程中，大家要多想办法，度过这一二年。
【注释】
〔1〕学田
学田是中国旧时属于学校的田地，一般为乡绅所把持。学校以学田的收入作为教师的薪俸和学生的补助等费用。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中规定废除学校的土地所有权。一九五○年一月十三日，政务院通过的《关于处理老解放区市郊农业土地问题的指示》中又明确规定学田应一律收归国有，对依靠学田收入维持的学校，应拟具妥善的办法，解决其经费问题。一九五○年六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也作了类似的规定。
跟着新生的力量走
（一九五○年七月十一日）
【题解】
这是在北京市高等学校毕业生分配工作动员大会上的讲话节录。
【正文】
同学们，你们很幸运，在新中国诞生后第一个年头毕业了。不久，你们就要从学校走到工作岗位上去。我想提出“你们的岗位在哪里”这个问题谈一下。到哪里去工作？在什么地方？在哪个部门？做哪种工作？这工作是好是坏？合乎自己的条件还是不合乎自己的条件？高兴去还是不高兴去？所有这些，都是大家在学校或在家里时常想到谈到的问题。因此，我想提出来谈一下。
很惭愧，我是中学毕业生而不是大学毕业生。从这一点讲，我无法体会你们的心理。但是作为一般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情况来看，我们可以从政治观点和思想方法上来谈谈这个问题。
要确定我们的工作岗位在哪里，必须先解决方向问题。
首先要问我们的方向是朝向新生，还是走向死亡。不论自然现象还是社会现象都有两个方面：新生的有前途的一面和衰落的死亡的一面。我想青年人一定是选择新生的方向的。我们处理一切事情都应当根据这个原则来辨别我们的方向。
从全世界的情况来看，无产阶级是新生的，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是没落的。就中国来说，地主阶级在有些地方已经死亡，在另一些地方即将死亡。帝国主义今天虽然还有余威，但揭穿了只不过是纸老虎。我想，你们这一辈人有可能看到它的死亡。所以，在今天，什么是新生的方向是很明显的。我们考虑工作问题，应该以此为基础。要不要为没落死亡的封建地主阶级、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反动集团服务呢？我想全场的同学都会回答一个“不”字。这个方向问题，是我们在决定工作前应该充分考虑的。
其次是对工作怎样看，是发展地看还是固定不变地看。
一切事物总是从幼芽渐渐成长壮大，不会一下子就十全十美。初生的婴儿不如大人好看，但人就是从这样的婴儿经过幼年长到成年的。花草果木是这样，科学发明也是这样。
发明创造一般也是经过多次失败最终找到规律才成功的。
我们的工作很难一开始就十全十美，完全合乎理想。当然，理想是需要的，它可以为我们指出前进的方向，但是理想必须从现实的努力奋斗中才能实现。不这样辩证地看，对现实就会感到失望，对前途也会失去信心。今天的现实是不够美满的，但是美满的现实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去创造。同学们到工作岗位上去就要这样做。从学校到工作岗位，仅仅是工作的开始，要看到将来的发展和变化。不要一接触实际、碰到问题就失去前进的信心，或是一搞技术性的工作就觉得无聊乏味，担心会老死于此，没有前途。每个人一出校门都感到非常美满是不可能的，只有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才能创造美好的前途。我们看问题一定要发展地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需要我们去巩固、去发展、去创造，才能达到独立富强的境地。所以对于工作岗位，不要只看今天，还要看到明天，当然也不要只看明天，而逃避今天。只看明天就要溺于空想，就不会安心于目前的工作。要知道机器上的每个螺丝钉都有它的作用，不能忽视任何一个。比如要开好今天这个动员大会，会场上就需要有不同的分工，这样才能保证会议的圆满进行。再如音乐队和各种集体活动，每个人都需要密切配合，这样才能和谐。
空想前途不对，反之，看不到发展，也会使我们变得庸俗，成为无理想无头脑的工作器具。人是能制造工具的动物，是要使用工具，而不是将自己变为工具。所以，我们一方面反对脱离实际的空想，另一方面也反对一入社会就因为家庭担子或个人问题而庸庸碌碌。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不脱离现实，而又看到前途，这样，我们的方向才会更明确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