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武装起来的，是决心为革命为人民服务的。党内同志尽管在大的方面是一致的，但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各人所处的具体环境的局限，相互间容易产生隔阂。如长期处在农村游击环境中，这个山头那个山头互相隔离，产生了山头主义，形成了门户之见。
又如在白区的革命工作者，长期处在秘密的环境中，容易产生只看到局部的倾向；而在根据地工作的同志，则习惯于一切公开，容易忽视秘密工作。中国无产阶级的人数不多，工业发展的程度不高，社会主义传统不深。在共产党内，党员的出身和成分不同，也容易产生不同的思想。因此，我们党开展了整风运动。经过两三年的整风，迎来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增强了党的团结，使我们党在日本投降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解放战争中更加显出了力量。以上是说在共产党内也还有有门户之见，需要整风。
难道在共产党以外的团体，在所有的科学工作者之间，就能够一下子很理想地团结起来吗？我们不能空想，不能凭主观，消除这些门户之见一定要经过一个自觉的过程。要面对事实，才能寻找出正确的方法来克服我们的缺点。一个科学团体中，人们来自不同的生活环境，有着不同的思想与生活方式，是很不容易聚集在一起的。共产党员过的是集体生活，在战争时期生活在同一队伍之中，而科学家是一小群甚至是极少的几个人在一起工作的，因此养成了各种不同的性格。科学家的良心、骨气是可钦佩的，但是科学家的脾气有时是很难相处的，这都是一定的生活环境造成的。我们要用唯物主义观点来看这个问题，要了解生活环境可以影响脾气，既然环境变了，脾气也是可以改的。
团结是在矛盾中形成和发展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
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间有时是有矛盾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善于团结的人，就是善于在共同点上统一矛盾的人。钢铁和水泥是性质不同的物质，把它们结合起来，就变成钢骨水泥那样强有力的东西。科学家能把自然界不同的物质组合、统一起来，难道不能把有不同见解和脾气的人统一起来吗？我们在自己的队伍中，就是要强调统一与团结。统一矛盾并不妨碍个性的发展。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说过，只有在共同的大前提下，个性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在旧社会，反动派利用知识分子的弱点，孤立他们，分裂他们，这样来操纵他们。人民的国家给大家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直到共产主义，逐步消灭一切束缚人类发展的阶级和反动势力，实现真正的进步和自由。以全人类的力量来和自然界作斗争，这是多大的自由，多大的个性发展！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个性得到正确的发展。不然，这部分人的个性发展了，就排斥和压迫另一部分人，这叫什么个性的发展？在人类几千年的阶级社会中，少数人无止境的欲望，妨碍了大多数人的生存与发展，这样的个性发展是专制主义的，个人主义的。我们集体主义者反对这种个性发展。我们要发挥集体主义的精神，打破个人主义的小圈子，群策群力，与群众结合，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努力。今天的胜利是经过几十年的斗争而得到的。我们今天抬头、翻身、开步走了，我们应该在团结上努力，携手共同前进。
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很多战乱，我们是欢迎和平的。我们有信心在这一辈子能看到光明、幸福、富强的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开步走，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打下万年根基，“其功不在禹下”。大禹治水，为中华民族取得了福利，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一定会比大禹创造出更大的功绩。
【注释】
〔1〕海禁开放
清朝初年，因郑成功等在东南沿海领导反清的武装斗争，清政府厉行海禁，严禁人民出海，严格限制对外贸易。一六八三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后，才允许商民造船出海，并于一六八五年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为通商口岸，允许外商来华贸易。一七五七年，由于英国等殖民者在中国沿海进行非法活动，清政府又下令只准在广州通商，并制定了许多外商来华贸易的禁例，继续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一八四○年至一八六○年，英、法等国家先后发动两次鸦片战争，迫使清王朝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开辟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天津、喀什噶尔等地为商埠，并剥夺了中国关税自主权，取得了深入内地贸易、自由传教和招募华工出国等项特权。这样，它们用炮火打破了清王朝闭关锁国的局面。后来，人们把鸦片战争以后出现的这种形势，称为“海禁大开”或“海禁开放”。
〔2〕李仪祉
李仪祉，一九二二年起，历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曾提出很多治理黄河的意见，主办过陕西省泾惠、洛惠、渭惠和织女等灌溉工程。
〔3〕孔祥熙
孔祥熙，曾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部长、行政院院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总裁，长期控制国民党政府的财权。一九三八年他在任行政院院长时，颁行“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实行所谓战时经济管制政策，大幅度压低棉花价格，对农民进行公开的掠夺。据统计，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陕西每市担棉花所能换取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只相当于抗日战争前的百分之四十左右。
〔4〕花园口的决堤
花园口的决堤指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炸开黄河大堤的事件。一九三八年五月，日本侵略军攻占徐州，随即沿陇海路西进。六月初，蒋介石下令炸开郑州以北花园口黄河大堤，企图以黄河之水阻止日军西犯。结果不仅未能阻住日军进攻，反而给人民造成空前灾难。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四十余县被淹，数十万人溺死，一千多万人流离失所。大水过后，留下了一片连年灾荒的黄泛区。
〔5〕土改
土改即土地改革，这里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改革运动。一九五○年六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6〕侯德榜
侯德榜，化学家。曾创办塘沽水利碱厂和南京永利硫酸铵厂，一九三九年发明联合制碱的生产技术，称为侯氏制碱法。一九五○年时是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总经理。
〔7〕萨福均
萨福均，铁路工程专家。曾参加修建粤汉铁路。一九五○年时是西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副部长兼西南铁路工程局副局长。
〔8〕詹天佑
詹天佑，铁路工程专家。一九○五年至一九○九年主持修建我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今京包线的北京至张家口段），后又主持修建粤汉铁路。
关于科学院工作的几个问题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八日）
【题解】
这是在政务院第二百零四次政务会议上讨论《关于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关于访苏代表团的工作报告》时的发言节录。
【正文】
科学院的两个报告〔1〕都很好。四年来，科学院的工作有进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进步。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的情形比我们困难，由于内战，由于知识分子受资产阶级影响较深，不相信革命政权等原因，列宁对科学研究工作的指示直到一九二九年才开始着手实行。我们的情况则不同。我们有苏联作榜样，中国的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中国的知识分子中资产阶级的毒不像资本主义国家知识分子那样深，由于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他们多少年来在寻找着光明的道路，一旦获得解放，很快就表现出对新政权的拥护。不少科学家从资本主义国家赶回祖国，这和苏联十月革命后科学家纷纷逃往外国的情形，是不同的。
四年来，科学院内部整理工作和对科学家的思想改造工作，是有成绩的。当然也发生过偏向，但及时得到了纠正，一般说是有成绩的。刚才吴有训〔2〕副院长说：“青年急躁，老年苦恼”。这反映了大家不满足现状、要求进步的心情。刚才侯德榜先生就热情地表示想到苏联学习。许多人都表现了对新中国的热爱和积极参加祖国建设，为祖国贡献力量的激情。虽然我们的研究人员人数不多，增加得不够快，但与苏联十月革命后初期的人数相比，是增加得快的，已经有了一些基础。我们对此要有足够的估计，应该有信心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前进。我们的弱点是知识不广不深，但好处是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没有过多的资产阶级留下的成见，而愿意追求新的真理，愿意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大家愿意前进，而不阻塞前进，这比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家，由于受资产阶级思想的支配而把力量用之于战争和为反动势力服务，要好得多。所以，我们说这是我国科学家的一个弱的条件，但也是一个好的条件。
我们要充分重视科学研究工作，结合最近对总路线的学习，把科学工作提到应有的地位。
讲一讲大家提出的问题。
第一，方针问题，就是理论与实际、今天与明天的问题。进行科学研究工作，学了理论，一定要实践，才能有创造、发现，才能提高。陈凤桐〔3〕所长说，研究农业科学要实践，是很对的。科学研究工作要与工农业结合，即使去进行教学也是实践。你研究的结果讲给别人，能否讲得圆满，能否使人听得懂，听讲的人会有反映，这也是实践。总之，强调实践是对的。另一方面，我们要提高理论，还一定要有基础科学。我们看到了今天，还要看到明天。我们的科学工作要向前发展，要真正能对国家建设有所帮助，恐怕要到第二个甚至第三个五年计划才行。不要把这一方面忽视了。我们的基础科学要加强。蒋南翔〔4〕校长说，大学的助教很弱，这个问题值得重视。助教弱，教学生就不能把学生基础科学搞得很扎实、很牢靠，而学生学不好基础科学是不行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将来再补习就晚了。我们的理论水平是不够的，即使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也是不够的。我们党的理论家就不多，我自己就没有学好，《资本论》也没好好念；至于自然科学，那就更差。如果只想到实践，不把基础科学的根基打深一些，那也只是照顾了一面。比如医院，过去在解放战争期间，强调速成（这在当时是对的），搞了很多医院，铺了很多摊子，但今后就不能再这样搞了，因为这些医院的医疗水平很低，遇到稍有疑难的病症，就没办法了。在进行反对细菌战的斗争中，就感到专家太少，就感到提高基础科学理论十分必要。我们有几千年灿烂的古代文化，这是值得骄傲的，但我们也要看到，我们今天的现代科学是很落后的，我们必须提高现代科学水平。要把两方面结合起来，理论要与实践结合，实践要有理论指导，在看到今天的同时也要看到明天，不要忽视基础科学，或者把基础科学的份量说得很轻，那是不行的。苏联帮助我们建设的一百四十一项工程〔5〕，从设计起直到操作，我们的确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仅仅这样学习还不够，这样我们只学会了一般的技术，我们还必须懂得学理，还必须学习理论。我们学苏联的技术学得的确不坏，苏联部长会议捷沃西安副主席就很称赞。但从科学院立场来看，要使理论与实践结合，学了技术还要学理论，已经有相当理论基础的，要实践。一个搞农业科学的，一辈子没到农村去过，当然是不对的；但有些有培养前途的青年能够学基础科学的，还是要让他学理论。大学毕业生，主要要分配到工业部门或其他经济部门，但也要有少数基础好的，经过考试，选做研究生。要逐步提高科学水平，使我们的科学水平能够与国家的发展水平相适应。
第二，科学院与各部门的关系问题。关于加强科学院与各部门之间的联系问题，政务院在一九五一年三月曾发过一个指示〔6〕。今后国家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科学院与各部门特别是经济部门、生产部门、高等学校等之间的关系将更加密切，必须进一步加强联系，互相配合。全国高等学校副教授以上人员据说有一万多人，科学院如何和他们联系，这是个大问题。把人抽出来调到科学院是很困难的，这些人在各部门都很得力，抽不出来，问题在于合作。一面合作，一面分工，进行学术上的交流。各产业部门可以提出实际工作中的经验和问题交科学院研究，各大学在教学上发生的问题，也可以交科学院讨论。政务院一九五一年的指示只有几条，是不够的。需要再发一个指示，进一步作些规定，要具体解决一些问题。请郭副总理〔7〕、习秘书长〔8〕和李富春〔9〕同志（计委副主任）邀集政府的和军事的各有关部门研究一下，起草一个新指示。
第三，干部问题。新老科学家要团结。我国的科学研究人员人数不多，科学院副研究员以上的高级研究人员一共只有三百四十七人，人数不多，但很可贵。我们这里谈的三百四十七人是科学战士，要很好地团结起来，好好依靠这批老师，培养新的科学干部，使我国的科学家发展到几千几万。也许有些老科学家思想没搞得很好，和我们有隔阂，但总是爱国的吧！即使有个别坏的，在改造过程中将会改造过来或被淘汰，我们相信绝大多数人是爱国的，是能够进步的。对这样一些思想很旧但是有学问的人，我们要等待，请他再看一看，再看一个四年，到十年以后，情况就大变了。苏联有的科学家直到一九二八年，即十月革命以后过了十年之久，才回了国。大多数科学家是热爱祖国、愿意学习马列主义的，我们对这样的人，还要团结，对其他大多数科学家更要团结。团结第一，思想方法有问题慢慢帮助改造。不要想一下子就改造好，也不要以为已经改造好了而放弃改造，前者是“左”，后者是右，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般说，青年人要急些，老年人要慢些。担任领导工作的人要认识：停步不进是不许可的，这样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前进；急躁冒进也不许可。我们要团结一切爱国的科学家，要不断前进，不断改造。我们要欢迎兢兢业业做研究工作的人，这样的人总会进步的。
大学毕业生，成绩好的送科学院做研究工作，这是应该的。
派人出国到苏联留学，应该订个计划，不要太多，要适当。
科学家的待遇问题，要好好研究一下。对科学家不能按行政人员的等级来评定待遇。对研究工作有贡献的、生活困难的，应该待遇好些。我们的科学家人数不多，这是种子，要爱护，如果损害了他们的健康，是我们的损失，一个做研究工作的副所长和一个做行政工作的副所长，同样待遇，从形式上看很公平，其实不公平。如果前者是一个研究有成绩的，年纪较大，就可以待遇高些；如果后者是一个共产党员，搞研究工作年限很短，负担少，就可以待遇低些。比如顾颉刚〔10〕先生，一家十八口，他要求每月薪给五百万元〔11〕，我们就要给他，他现在是科学院的研究员，研究员一般只有二百多万元，但他要求五百万元，我们就给他五百万元，比副所长的薪水都高，但可以这样，我们允许一个研究员比一个副所长的待遇高，不能平均主义。顾颉刚先生有长处，青年人要把他的长处学了来，把好的东西吸收过来，并把它发扬光大。待遇问题，希望科学院好好研究一下。有人说这样调整影响大学教授，怎么办？三百四十七人不一定每个人的待遇都提高，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解决。我是说，考虑待遇问题时，决不能被“级别”限住了。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们的科学人才不多，马列主义理论家也不多，共产党里也只有一、二十位而已。自然科学的科学家就更不多了。在待遇问题上，绝对不要采取平均主义的办法，不要和行政人员相比。在这些问题上，平均主义还很严重。
关于奖励制度，可以慢慢搞。
第四，学习苏联的问题。请苏联派代表团来华访问，可以，但要好好计划一下。聘请苏联专家来华指导工作，可以，但也要有具体计划，多了不行。交换书刊，同意。派专家去苏联学习，可订入计划。侯德榜先生要求去苏联学习，可以在计划中考虑。
第五，组织领导问题。科学院是不能当作纯粹的行政部门看待的，同意报告上的意见。科联〔12〕还要存在，因为目前科学院还未能把全体科学工作者都包括进来，科学院各研究所也不可能一下子都发展起来，一下子把各方面都包起来。将来的前途是要把科学院变成为一个联系各方面的研究机关。目前只能重点设置研究所，不急的、没有人才的，可先不设。张文佑〔13〕副所长说，地质人才都做实际工作去了，没有人做研究工作了。其实这也难怪，地质工作任务很重，在头几年忙于实际工作也是很自然的。年轻的、身体好的都去做实际工作了，只有年纪大、身体弱的人才能到地质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将来，在实际工作中逐步积累经验，地质研究工作才能慢慢搞起来。
大家对科学院的工作还有什么意见，可以用书面送文委，供文委起草政务院的指示时参考。
【注释】
〔1〕科学院的两个报告
科学院的两个报告指《关于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和《关于访苏代表的工作报告》。
〔2〕吴有训
吴有训，物理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3〕陈凤桐
陈凤桐，农学家。当时任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
〔4〕蒋南翔
蒋南翔，当时任清华大学校长。
〔5〕一百四十一项工程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五日，中国和前苏联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规定，连同过去三年来帮助中国设计的五十个企业在内，到一九五九年，苏联将帮助中国新建和改建一百四十一项规模巨大的工程，其中包括钢铁联合企业、有色冶金企业、煤矿、炼油厂、机器制造厂、汽车厂、拖拉机制造厂、电站等。援助项目总价值约三十至三十五亿卢布。
〔6〕一九五一年三月曾发过一个指示
指一九五一年三月五日政务院发出关于科学研究工作的指示。
〔7〕郭副总理
郭副总理指郭沫若。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
〔8〕习秘书长
习秘书长指习仲勋。当时任政务院秘书长兼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9〕李富春
李富春，当时任政务院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
〔10〕顾颉刚
顾颉刚，历史学家。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中国科学院聘请他担任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11〕元
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币一万元。
〔12〕科联
科联指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一九五○年八月成立。一九五八年九月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
〔13〕张文佑
张文佑，地质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副所长。
最好明日约李四光、钱三强〔1〕一谈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四日）
【题解】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四日下午，在薄一波、刘杰陪同下，同李四光、钱三强谈话，详细询问了我国原子能科学研究的现状、人员、设备以及铀矿地质情况，并嘱李、钱二人，在中央研究这个方面的问题时，请他们带上铀矿探测仪器进行现场模拟探矿表演。这是就此事给毛泽东的报告。
【正文】
今日下午已约李四光、钱三强两位谈过，一波、刘杰〔2〕两同志参加。时间谈得较长，李四光因治牙痛先走，故今晚不可能续谈。现将有关文件送上请先阅。最好能在明（十五）日下午三时后约李四光、钱三强一谈，除书记处外，彭、彭、邓、富春〔3〕、一波、刘杰均可参加。下午三时前，李四光午睡。晚间，李四光身体支持不了。请主席明日起床后通知我，我可先一小时来汇报下今日所谈，以便节省一些时间。
明日下午谈时，他们可带仪器来，便于说明。
【注释】
〔1〕李四光、钱三强
李四光，地质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钱三强，核物理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处秘书长、物理研究所所长。
〔2〕一波、刘杰
一波即薄一波。当时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
刘杰，当时任地质部副部长、中共地质部党组书记。
〔3〕彭、彭、邓、富春
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长。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
邓指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我们必须掌握原子能
（一九五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题解】
这是在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节录。
【正文】
关于苏联帮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一月十八日报纸上刊登的苏联部长会议发表的声明〔1〕，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先前已在内部磋商多次了，不久前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公布了这件事。过去因为想把问题弄得更成熟些，所以没有向国务院全体会议报告。
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过去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基础，科学院懂得一些，我们就不懂。曾经请李四光部长、钱三强所长给我们讲过几次，现在也只能看懂文件上的名词，对于苏联部长会议的声明和斯科贝尔琴院士答记者问〔2〕，比较能看懂了。对中国来说，这是个新问题。现在是原子时代，原子能不论用于和平或者用于战争，都必须懂得才行。
我们必须要掌握原子能。在这方面，我们很落后，但是有苏联的帮助，我们有信心、有决心能够赶上去。李四光部长、钱三强所长他们讲，赶上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尤其是有苏联这样热心的帮助。苏联部长会议已经公开发表声明，这种公开是必要的。原子能现在已经成为常识，世界
到处在议论。帝国主义在叫嚣原子战争，我们要把它戳穿，应该使全世界的人民知道，原子能如果为和平建设服务，就可以造福人类，如果为战争服务，就是毁灭人类。苏联部长会议声明中决定给予其他国家以科学、技术和工业上的帮助，而且正在考虑它所能够援助国家的范围。这使全世界人民看清楚了原子能问题，使全世界人民好似当年对蒸气机那样地重视。如果连对原子能的认识都不够，哪里有信心和勇气来制止原子战争、促进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呢？原子武器的力量到底怎么样？有许多人不清楚。因此，在世界上就产生了两种态度：一种是漠视，一种是恐怖。我们中国人民，觉得原子弹没有什么了不起，是藐视的。漠视不对，而世界上更多的人则是恐怖。美国是产生原子武器和氢武器的国家，但在美国就非常恐怖。美国帝国主义叫嚣原子战争，首先被吓倒的不是我们，而是他们自己。美国管这个事情的国防部部长福莱斯特尔，一九四九年，听到苏联掌握了原子武器，就精神失常，跳楼自杀了。在西方国家中，对原子武器多是恐怖的。上星期五，毛主席接见一位外国大使时候，那位大使把原子弹说得非常凶，说有几个氢弹投在中国，中国差不多就完了。我说：人是活的，不是死的，原子弹危害最厉害的是工业集中、人口集中的国家。毛主席说：原子弹顶厉害也不过是把地球打穿，如果能把地球打穿，从中国打进去，从地球那面冒出来，那面正好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部死伤不到一亿人，如果再来一次战争，就算中国一国伤亡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部死伤人数，那我们还有五亿多人，美国想用恐怖吓倒我们，但是吓不倒我们。在台湾问题上，他就想用战争威胁来吓倒我们，但并没有把我们吓倒。
从积极方面说，我们要使广大人民了解原子能，要进行广泛的教育和认真的工作。去年有个朋友对我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宣布一下我们也掌握了原子武器？我说，那何必呢？我们要实事求是，没有掌握就是没有掌握。掌握原子能不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有苏联的帮助，只要我们认真工作，我们是能够掌握原子能的。
从消极方面说，的确有可能造成一种力量来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因为现在美国和苏联等都掌握了原子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发明了毒气，各国都掌握了，后来国际上订立了禁止使用毒气的公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是希特勒也没有敢用毒气，因为都掌握了，你用我也用，战争就无法进行了。所以，现在也有可能禁止使用原子武器。尼赫鲁〔3〕说，氢武器使用起来就无法控制。毛主席说：既然无法控制，问题也就解决了。如果毁灭了地球，在太阳系来说是件大事；如果从整个宇宙来说，只不过沧海之一粟。但是，毁灭地球，人类是不允许的，全世界可以来个总表决，看看谁同意毁灭地球。所以，这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如果帝国主义真要胡搞，全世界人民不赞成。既然毁灭不了人类，其结果毁灭的还不是他们自己？谁发动战争，谁就要倒台，这是历史证明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倒了一个沙皇，出了个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倒了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出现了很多人民民主国家〔4〕。如果帝国主义敢于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既然不能够毁灭地球，那自然是帝国主义在全世界的灭亡。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对人民很好地进行教育，一方面要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另一方面我们要掌握原子能。如果帝国主义敢于挑衅，那毁灭的将是他们自己。
从积极方面来说，我们要公开地进行教育，认真地进行工作，积极促进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从消极方面来说，我们要号召人民起来，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反对进行原子战争。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结合起来，现在要进行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开展一个运动。十九日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委会议通过了告全世界人民书，号召人民起来禁止使用原子武器，禁止制造原子武器。当时约里奥·居里、郭沫若等都签了名〔5〕，并决定在全世界展开签名运动。我国要支持这个签名运动。过去两次签名运动，我国人民都有很大的反应，这次签名运动将有更大的反应。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原子战争的。西方人民，现在还被压迫着，我们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已解放了的人民，要推动这个运动。我国人多，每次签名都是很大的数目，他们都希望我们起推动作用。今年五月准备在赫尔辛基召开世界和平代表大会，我们准备在二月开始进行签名运动。签名是集体的，在农村可以采取开群众大会举手表决的方式，一方面拥护苏联帮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另一方面，反对制造和使用原子武器。这个签名运动，可以同其他工作结合起来进行。现在台湾问题在联合国的议程上闹得很凶，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反对美国武装干涉，这要对全国人民进行动员。另外，二月份开始在农村进行征集新兵的工作，这是从志愿兵制转变为义务兵役制的开始，也需要动员。可以把这些工作结合在一起进行。这个签名运动，由中国和平大会领导。
（二）进行原子能教育。这是过去没有的，我们许多领导干部都不懂，请科学院主持这项工作。首先是科学院开会统一自己的认识，现在已经开了小会，还要开大会。第二、组织原子能和平利用讲座。先从高级干部组织起，发表的文件中，我们有些名词都不懂，又怎能和平利用原子能。请钱三强、周培源、钱伟长、赵忠尧〔6〕讲讲，讲时把它录下音来，在全国进行这方面的教育。第三，编些通俗的小册子，苏联有些书，翻译过来也不一定都能用，人家水平高。刚才有同志问我，编的时候要不要分高级和初级，我看可以不分，我们现在对原子能的知识还没有什么高级和初级之分。第四，写些文章登在报上，表示欢迎苏联对我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帮助，反对美国叫嚣使用原子武器。对照起来是大有材料，苏联把原子堆用于发电，而美国就不搞这个，美国资本家就不同意。所以他们用在军事方面，这样军火资本家就可以得到很大的利润。最近艾森豪威尔〔7〕对国会的咨文中说，要把原子能用于小型潜艇上。这不是很好的对照吗？第五，要集中一批学生，转到学习物理方面的专业。我们的专家，在世界水平上不算高，但有几位也不容易，中国搞这方面研究的人少极了。过去分配学生时也注意不够，今天注意了就要改变。杨秀峰、龚子荣〔8〕都在这里，以后要给些好学生。过去给的学生不仅科学质量不好，政治质量也不好。和平利用原子能虽然公开地进行宣传，但工作还是秘密的，所以科学质量和政治质量都要好。各部派到国外去的留学生，回国后，科学院如果要，有优先权。分配到大学物理系、化学系、数学系也要选好的去，过去没有提倡，今天要提倡，没有足够数量的人是不成的。苏联发表的声明中说，帮助我们建设并提供广泛的帮助，这样至少需要三百到五百的专门人才，只现有的人数是不够的，必须培养。今年送进学校虽然过四年五年才能用，这也好。在大学工科方面也要增加这方面的科系。高等教育部应批准清华大学增设应用物理系。杨秀峰部长，你懂不懂原子能？不懂也得去听听课，不懂原子能就不会很热爱。第六，要把现在的原子物理专家逐渐从行政工作中抽出来。物理专家的组织才能都很强，钱三强是科学院的秘书长，又是青联的副主席，钱伟长是清华大学的教务长，周培源是北京大学的教务长，在浙江大学有个物理专家，叫胡济民，担任副教务长，调了好久调不来，这次要下命令调来，从行政部门把他们“解放”出来。如果找不到适当的人选做教务长，当个名誉教务长也可以嘛。总之要号召专家归队，各位如果知道有专长的人可以推荐，不要瞒起来。
（三）认真地进行工作。要促进和平利用原子能，就要严肃、认真地工作，这是要保密的，现在国家已正在进行中。如果不进行广泛的教育，就不可能取得成绩。铀矿是要保密的，但什么样的才是铀矿，这是需要大家知道的，要慢慢学起来，不然采矿的见到了铀矿不懂得，那是不行的。
钻探队，地质部有两万多人，燃料工业部有四万人，重工业部有两万人，他们遇到含铀矿的石头都应知道，这是常识。不在人民中进行教育是不对的，要使大家的眼光都亮一些，发现以后，当然就要保密，要区别一般和保密的界限。认真研究业务是少数人的工作，但要反对使用原子武器那是几万万人的事情，要扩大原子能的教育也是几百万人的事情。
【注释】
〔1〕苏联部长会议发表的声明
指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七日前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苏联在促进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方面给予中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民主德国以科学、技术和工业帮助的声明。
〔2〕斯科贝尔琴院士答记者问
指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六日，筹备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会议的联合国咨询委员会苏联代表斯科贝尔琴院士，就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在纽约回答美国记者斯塔罗宾的提问。
〔3〕尼赫鲁
尼赫鲁，当时任印度总理。
〔4〕出现了很多人民民主国家
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阿尔巴尼亚、民主德国、中国、越南、朝鲜等国。
〔5〕约里奥·居里、郭沫若等都签了名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八日至十九日，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在维也纳召开，会议号召坚持进行反对西德重新军国主义化的斗争，决定发动大规模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的签名运动。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弗雷里克·约里奥居里、中国政府代表郭沫若以及参加会议的所有代表都签名支持这个运动。
〔6〕周培源、钱伟长、赵忠尧
周培源，物理学家。当时任北京大学教务长。
钱伟长，力学家，当时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副教务长。
赵忠尧，核物理学家。当时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7〕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美国共和党人。当时任美国总统。
〔8〕杨秀峰、龚子荣
杨秀峰，当时任国家高等教育部部长。
龚子荣，当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
努力提高科学研究水平，为社会主义服务
（一九五五年六月七日）
【题解】
这是在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节录。
【正文】
我们要承认我国在经济上、文化上是落后的，要实现工业化至少十五年，要赶上美国现在的水平，要半个世纪。
从生产上看，广大的农业生产是落后的，拖拉机才只有几台，还不是自己造的。工业按人口比例计算是很低的，重型机器还不能造，飞机、坦克、大口径大炮、原子弹也不能造。这些落后状况反映出在科学技术方面也是落后的。即使我们达到了资本主义的日本的水平，如果以现在的世界的发展水平看也是落后的。所以，我们不能有丝毫的自满。
所谓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最先进的水平，是按人口比例计算，要作到这样，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现在过时了。过去有些国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实现工业化的，但这些国家在工业化的同时，使更多国家殖民地化了，而且这些国家内部贫困、失业的现象在增加，最后一定要走向战争，这条路中国人民是不容许走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与俄国彼得大帝差不多同时，康熙统一了中国，但还是封建社会。一八六八年日本明治维新，而中国也没有什么进步，以后帝国主义来了，从此中国就不可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了。同时处在今天这个时代，像我国这样的大国，走资本主义路是不可能的。亚非国家的人民想独立，国家也反映了人民的要求，但工业化是很困难的。沙斯特罗阿米佐约〔1〕总理此次来我国，承认了他们受荷兰帝国主义统治三十年，现在自己没有重工业，工业化是很困难的。印度、埃及也是如此。帝国主义的控制是不易摆脱的，而控制还要加强，新的投资一来，就有新的条件，主权更要丧失，工业化是不可能的。我们向他们表示，尊重他们民族主义的道路，但我们相信我们的道路是好的，我们的制度是优越的，我们要加强自己的信心。科学家要确认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民族的出路，也是人类的出路，这是最光荣的事。
确认了社会主义的道路后，首先要解决向谁学习的问题。孙中山先生说“以俄为师”。毛主席说“走俄国人的路”。向谁学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但你们中间还有人怀疑，怀疑是可以的，可以多看一看再作结论。苏联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榜样，他们建设社会主义有其完整的一套经验，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不向他学，向谁学呢。所以说，学习苏联是真理。
第二、我们是在中国的社会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所以要在中国实践的基础上来学习苏联，要依靠人民的勤劳与智慧。我们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要有自信，不要自卑，不要以为我国落后就什么都不行，要相信我们的历史、社会条件，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但也不要因此而自满，要谦虚，谦虚才能前进，科学家也是如此，这样才能提高我国的科学水平。这次学部大会就是提高的开始。
第三、科学的理论要与实际结合起来，即科学研究部门要与政府的生产部门、学校、厂矿结合起来。政府方面要向科学工作者开门，尊重科学家，请教科学家，向你们报告消息。从科学家方面说则要主动地联系实际，掌握实际，推动实际，这样才能提高水平。政府部门过去有缺点，如拉科学家去做行政工作，只管自己的工作需要，不管研究工作的需要，这是小圈子作风。科学家也有脱离实际、小圈子作风。
第四、要学习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苏联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都可以学，一个民族保存下来这样长久的历史，总有它的长处。苏联也说自己有些技术不如资本主义国家，但学他们不是说自己不行，是用来丰富自己。如美国工业很发达，钢产量很高，他们把钢材用于战争，我们反对，但他们的技术我们可以学。当然学他们的技术与整套的学习苏联是有区别的。落后的国家也有可学的，如缅甸种水稻的技术就比我们高。最好不要什么都是老子天下第一，什么都是自己的好，一个民族如果这样就会衰亡下去。就是敌人也有可学习的，中国古话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与蒋介石斗争了二十年，就是如此。
第五、要重视新生力量。我们不能永远只是现在这二百三十三位吧！从国家的需要看，我们要有百万、千万的科学工作者，这样才能超过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年产一亿吨钢，我国人口四倍于美国，要年产四亿吨钢，才能赶上他们。这要许多年，要依靠新生力量。第一要依靠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其次是青年，使广大的青年掌握科学，这样他们才可以来接替我们。对新生的力量，要有孜孜不倦的精神，要唯恐教不会他们，唯恐教得少，要使他们胜过我们。一代胜一代，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孔夫子有七十二贤人，三千弟子，所以他的道理流传得这样广。我们中间许多人都是过五十岁的人了，从人生来说，已走下坡路了，每个人总要带出一两个徒弟来。
我说这话不是悲观，这是对社会主义的积极态度，正是乐观的。
最后，政府要对科学工作者给以全力的支持，要重视、尊重科学家的劳动。过去几年来我们走的路是对的，但对科学家照顾得不很够，这是政府的缺点，今后分工由陈副总理〔2〕专管这方面的问题，希望会比以前好。
【注释】
〔1〕沙斯特罗阿米佐约
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指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当时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理。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七日应周恩来总理邀请访问我国。
〔2〕陈副总理
陈副总理指陈毅。
关于成立航空工业委员会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