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的主要表现，就是毛主席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所说的那十一条。自由主义对于集体生活是很不利的。一个学校是一个集体，学校的集体利益也包括个人利益在内。如果我们看到破坏学校的行为而不过问，这就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态度。这样，集体的利益（包括个人利益）就会受到损害。自由主义是很不对的，我们应该反对。
反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这在我们共产党内也是一个严重的斗争。我们党在整风运动之前，干部中也有不少错误的思想和行为，其中包括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整风时，很多地方的干部都参加了学习，在整顿三风的同时，也反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这样，干部中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就大大减少了。
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这一类旧的思想和作风，是需要改造的。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受过资产阶级教育，恐怕很难改造了。这种悲观的想法是不必要的。我们都是同时代的人，都受过资产阶级教育。今年春天，我回到我的母校天津南开中学的时候，给同学们讲过几句话。我说，你们很幸运，生活在现在这样一个时代，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我在南开上学的时候，是在十月革命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我还说，那时南开也只能是资产阶级教育，因为中国还没有马克思主义传播；即使这样，我还是得到了一些知识，学到了一些办事的方法，这一点，我还是感谢南开的。我们要承认这个事实，资产阶级教育总给了我们一些知识，也使我们获得了一些组织能力，这对我们是有帮助的。当然，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应该加以批判。这种批判是很必要的。但因此产生悲观情绪，觉得自己很难改造，这就不对了。有些比我们长一辈的老先生，参加过辛亥革命，甚至参加过戊戌变法，现在还要求进步。所以，我们对思想改造要有信心。
当然，思想改造是长期的。我们每个人都受过旧思想的影响，脑子里多多少少存在着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所以说话做事如果不多加思考，就常常会出偏差，甚至有时会发生大的错误。我今天讲了这么多，就不能保证里边没有错话。你们如果告诉我哪句话说错了，我会很感谢的。
为了改造旧思想，就要经常解剖自己的思想，这样才能逐渐进步。解剖自己思想的方法之一，就是写东西。写东西不仅便于整理自己的思想，而且便于取得别人的帮助。我觉得我们五十岁以上的人。如果不肯多用脑筋，不吸收新的东西，思想就容易僵化。我现在非常担心自己，工作这样多，想的功夫少，搞不好，思想就容易离不开那个旧轨道。
五知识问题
知识分子多少总有一些知识。有知识是好的，但是，有的知识分子正因为有一些知识，就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常常背上“知识”的包袱，不能很快进步。这对知识分子来说，实在是一件苦恼的事情。
我们知识分子的一个大毛病就是自负。当然，缺乏自信，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毫无能力，那也不好。有这样的一些知识分子，受到一些批评，就觉得自己什么也不行了，失掉了信心，垮下去了。这当然是不好的。不过这种偏向比较容易克服。就一般知识分子来说，更大的偏向是自负。
他们总觉得自己很好，甚至觉得自己了不起。所以，有些知识分子听到人家的批评，总觉得太过火，很不高兴。我们不应该这样想，应该正确地认识自己。人最难的是认识自己。有了自知之明，就有了一个进步的基础。如果总觉得自己了不起，不听取别人的意见，就不容易进步，就会故步自封。所以，我们必须反对自卑、自负两种偏向，主要的是反对自负这种偏向。
对于知识问题，我们应该做一些分析。毛主席把世界上自有阶级社会以来的知识分成两门：生产斗争的知识和阶级斗争的知识。关于这个问题，我不多说。我想最重要的是，要把死的知识和活的知识、理性的知识和感性的知识结合起来。书本上的知识都是前人根据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的确很宝贵，但终究是死的东西，必须在新的实践中加以验证，证明它是正确的，才有用处，才能发挥作用。
不论是社会科学理论还是自然科学理论，都要跟实践相结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只有跟每个国家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才有价值。毛主席就是善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眼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的典范。
中国共产党还没有确立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的时候，发生过多次错误，其中时间最长、损害最大的错误，就是把马列主义当成教条，不跟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种“左”倾路线错误，使得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受到了挫折。
由于这种错误，我们没有打破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被迫进行了长征。这是一个痛苦的教训。遵义会议确立了正确路线，才使得我们克服了长征中的种种困难，到达了陕北，后来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终于取得了今天的胜利。所以，我国的革命经验是很宝贵的，今天在座的同志们都应该很好地学习。现在提起长征，大家都欢欣鼓舞，但是想起当年那种危险情形来还要捏一把汗。如果没有毛主席的领导，要冲出那样险恶的环境，取得今天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当然，毛主席也是依靠广大人民，跟广大人民相结合的。
所以说，如果我们不把书本上的知识跟实践相结合，这个知识就是死的，没有用的。反过来说，不相信书本知识，只相信自己的狭隘经验，也是危险的。我们要坚持毛主席倡导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关于这一点，我们知识分子要补课。除去研究马列主义的书本知识以外，更重要的就是去实践。我们现在提倡知识分子参加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运动，就是希望大家多去实践。
对于历史知识，我们也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分析历史。五四运动时，我们提出打倒孔家店，那是先要把它摧毁掉，把它否定，以便打出一个新的天下。这在当时是需要的。但是到了今天，我们就不应该这样做了。我国历史上有一些很宝贵的传统，其中最基本的就是革命的传统。比如，奴隶反对奴隶主，农民反对封建主，我们民族抵抗外来侵略，这些革命传统，都是很宝贵的。这方面的优良传统我们应该发扬。还有，就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例如在封建时代，起过一些进步作用，对广大人民有好处的东西，也是应该肯定的。甚至封建王朝里边也有一些有进步作用的东西，有的帝王也做过促进历史发展的事情，我们也不能采取非历史主义的观点一律抹煞。就拿改良来说吧，这也要看在什么时候。戊戌变法对于当时的中国，对于当时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是有好处的，我们不能否认。这跟革命高潮时主张改良不同。革命高潮时主张改良，就是企图缓和阶级矛盾，阻挠革命的胜利发展，延长反动统治。这种改良主义我们是反对的。所以，我们对于历史要分析。我们在研究历史的时候，也不能把历史事件同今天的情况生硬类比。总之，我们要继承历史上有利于人民的传统，否定有害于人民的东西。
同样，对于外国的知识也应该如此。我们承认普遍真理。科学技术不分国界，对于全人类都是有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它为消灭阶级、解放全人类开辟了一条光明的道路。科学技术，自然科学知识，那些跟自然界斗争的规律、法则，还有一些发明、发现，也是可以普遍地为人民服务的。但是，我们要把这种知识应用到本国来，就一定要跟本国的实际相结合，不能勉强地生吞活剥地搬用。运用外国的知识首先要切合中国的实际，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来取舍，有的能用，有的不能用；有的现在用，有的将来用。同时，我们还应该了解我们民族的优点，把我们的历史的知识、民族的知识跟外国的知识结合起来。运用外国的科学技术搞建设，要从中国这个底子出发，逐步发展。我们相信，只要底子打得好，发展的速度是会很快的。我们有这样多的人口，有这样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一定会在世界上建设起一个强大的爱好和平的国家。我们完全有这个信心。我们要重视自己的创造，重视我们民族对世界的贡献。例如在政治上，我们中国的革命就开创了新民主主义道路，经过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而不是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是由中国社会的特点决定的。在经济上，当前我们有五种经济成分，并以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为主导，逐渐把资本主义工商业、个体农业、手工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这也是经济上的一个创造。
文化上也是这样，我们要学习世界上先进的文化，但是我们要根据自己民族文化的特点，用我们民族的形式，进一步创造我们民族的灿烂文化。将来在共产主义的大家庭中，中华民族这一份文化财富，将会占很重要的地位。我们不要妄自菲薄，一讲起文化来，似乎一定要学外国。外国的文化只能做我们的参考，做我们的借鉴，不能代替我们的文化。中国人几乎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这样大的国家，如果在文化上不能对世界有所贡献，经济上不能有较快的发展，那我们就对不住世界人民，也对不住我们的祖宗。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所创造、有所发展。
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现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那么，是不是说美国的科学就一无可取了呢？美国的生产技术就不高了呢？我们没有这样的意思。我们反对的是美国的反动统治集团，不是反对美国人民。从知识来说，反对的是那些有害的东西；有利于人民的科学技术，有利于人民的知识，我们还是欢迎的，还是要学习的。
六民主问题
民主问题也是在知识分子思想中容易引起混乱的一个问题。不过这两年来，对这个问题讨论得比较多，所以我只简略地讲一讲。
我们现在的政权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被打倒的反动派实行专政。不这样，就不能巩固自己的政权。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敌人被推翻以后，不对他们实行专政，就没有办法改造他们，而且他们还可能复辟。我们不隐讳这个专政。毛主席在两年前就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了。
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被打倒的阶级，它的绝大部分成员，经过劳动改造成为新人以后，也可以享受这个民主。这种民主是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决不可缺少的。我们的日常生活、学校生活，都需要民主。民主生活，对发挥积极性、提高政治觉悟、加强团结和集中群众智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党在发扬民主这一点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我们依靠人民，发动群众去实行最广泛的民主。我们现在是实行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制，将来要实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制，民主会愈来愈广泛。我们的军队也实行民主，这在世界上是一个创造。我们军队的整风、学习、审干、评绩，都是用民主的方式进行的。军队总是要讲集中的，但我们还是最大限度地发扬了民主。特别是在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军队中的民主更加扩大了。发扬民主和进行阶级教育的结果，使得昨天才过来的俘虏，今天上午参加了诉苦运动，下午就可以去打仗，打他原来所在的反动部队。民主的作用就这样大。所以，在学校生活中也要发扬民主。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地方做得不够好，但是不能说我们没有提倡民主，不能说没有给民主以保障。
我们的民主，不是极端民主化，还要有集中。个人不服从组织，少数不服从多数，下级不服从上级，这是不允许的。问题一经决定，大家就要服从，你的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但你不能违背大多数人的意愿。这才是真正的民主。
这种民主是最有力量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各项工作顺利进行。所以，我们要反对无领导的民主，反对极端民主化，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反对各行其是。否则，就不能成为一个团体，不能成为一个组织，不能建立正常的社会生活。反对极端民主化，主张有领导的民主，会不会妨碍个性的发展呢？不会的。你的个性如果不妨碍人民的利益，谁也不会干涉。
七批评和自我批评
要真正搞好民主生活，一个重要的武器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其中最重要的是以身作则，从自我批评开始。人总是容易看到人家的短处，看到自己的长处。应该反过来，多看人家的长处，多看自己的短处。这样不仅能使自己进步，也能帮助别人进步。人家看你作自我批评，他也会作自我批评了。不然，光批评别人，你批评我，我批评你，很容易争吵起来。本来学习是为了团结，结果争吵一堂，不欢而散，反而对团结不利。假使都作自我批评，那怎么会争吵起来呢？结果只会更加团结。为了团结起见，为了进步起见，应该以身作则，先从自我批评开始。
那么，这样做是不是个人就失掉威信，工作就很难做了呢？是不是有人会说“看你这个人，原来是这个样子，满身疮疤！”于是不愿跟你接近了呢？可能在一个时期内会有人用这种不正确的态度对待你，知道你做过错事，或者犯过重大错误，对你另眼相看，甚至不愿跟你来往。这种情况是会有的。作自我批评的人，决心去掉包袱的人，就应该有这个准备，准备在一个时期内遭到冷遇。这不要紧，这正可以促进你自己的反省。等到人家改变了态度欢迎你的时候，你就会得到安慰，彼此之间就会团结得更好。过去，因为身后藏着尾巴，随时怕人看穿，终日提心吊胆，人家称赞你，你表面上装着很高兴，心里面却有点跳。所以，敢于彻底批判自己，那是会有好处的。我们所说的彻底批判，不是夸夸其谈，哗众取宠，说一番空话，不联系实际，听起来好听，却没有实际内容。这种所谓的自我批评是不好的。我们要联系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做深刻的检讨。批评自己重一点不要紧，但批评人家时，要先肯定人家的长处，然后再批评人家的短处。批评人家的短处时，要抓住主要的，不要吹毛求疵，找小毛病。这样。团结就能增强，学习就能进步。
中国共产党在三十年党的生活中，特别是后十五年，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有很大的进步。斯大林同志总结联共党史的时候，指出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掌握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毛主席抓住这一条教育全党，使我们从学习当中，从改造自己当中，不断地取得进步。同时毛主席还告诉我们，不要骄傲，不要急躁，要谦虚，要时常感到自己不行。我们每天做工作，总是兢兢业业，生怕做错了。如果我们不深思熟虑，事情做错了，对人民就很不利。所以，一定不要骄傲，遇事不要急躁。急躁就会欠考虑，就会不冷静，就会把事情搞乱搞糟。要稳步前进，要谦虚谨慎。现在我们学习、改造，只要本着毛主席告诉我们的这个精神去做，就一定能够学习得好、改造得好，就能求得进步，更好地为人民工作。
我今天的话扯得很长，耽误大家很多时间。我这个人心里愿意说的话，总是没有办法把它止住，所以讲了这么多。希望我这些话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如果讲错了，请同志们告诉我，这对我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注释】
〔1〕北京大学教师学习会
一九五一年九月起，北京、天津各高等学校的教师进行了有系统的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为了统一领导这一运动，教育部成立了“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北京大学教师学习会是这个学习委员会的分会。一九五二年秋，这一学习运动结束。
〔2〕马校长
马校长指经济学家马寅初。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
〔3〕章太炎
章太炎即章炳麟，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早年参加戊戌维新运动，一九○四年和蔡元培等发起成立光复会，一九○六年加入同盟会，开展革命宣传工作。辛亥革命前，他先后在《苏报》、《国粹学报》、《民报》等杂志上发表文章，宣传革命思想，公开提出推翻清朝统治。
〔4〕《国粹学报》
《国粹学报》是一九○四年成立的学术团体国学保存会的机关刊物，一九○五年二月在上海创刊。它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爱国保种，存学救世”为宗旨，是一个阐发民族学术传统、宣传反清思想但有复古主义倾向的刊物，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后停刊。
〔5〕中日军事协定
中日军事协定指一九一八年五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政府在北京秘密签订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协定以“共同防敌”为由，保证日本军队可以在共同进行反苏战争的名义下进入中国境内，并支配中国的有关军队。
〔6〕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是以抽象的国家概念来掩盖国家的阶级本质的一种资产阶级思想。十九世纪开始在欧洲流行。它标榜“国家至上”，主张放弃阶级斗争，效忠于剥削阶级的国家；有些国家主义者还鼓吹“民族优越论”，制造民族间的矛盾对立，并用保卫祖国的名义鼓动侵略战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些政治代表，组织了奉行国家主义的中国青年党，进行反对共产党和反对苏联的活动。
〔7〕少年中国学会
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运动时期建立的一个社团。由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一九一九年七月在北京正式成立。这个学会兼容了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版刊物有《少年中国》、《少年世界》等。由于会员思想的分化日趋明显，一九二五年底停止活动。
〔8〕李大钊
李大钊，曾任《新青年》杂志编辑，并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是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之一。一九一八年参加筹组少年中国学会。一九二○年在北京组织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9〕曾琦
曾琦，一九一八年参加发起筹组少年中国学会。一九二三年在法国留学期间与李璜等建立中国青年党。一九二四年回国，创办《醒狮》周报，鼓吹国家主义。一九二六年任中国青年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一九四五年任该党主席。解放战争时期参加国民党一手操纵的国民大会，并任国民党政府委员、总统府资政等职。
〔10〕李璜
李璜，曾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一九二三年在法国留学期间与曾琦等建立中国青年党。一九二六年任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一九四八任该党代理主席。
〔11〕左舜生
左舜生，曾参加少年中国学会。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青年党。一九二六年任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一九三五年任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解放战争时期参加国民党一手操纵的国民大会，曾任国民党政府农林部部长。
〔12〕土耳其式的基马尔主义
基马尔是土耳其民族商业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一九一九年起领导土耳其的民族解放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九二三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后，当选为第一任总统。基马尔主义是以基马尔为代表的、主张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思潮。中国一些资产阶级分子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曾高唱基马尔主义，企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13〕洪秀全
洪秀全，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的领袖。一八五一年，他和杨秀清等领导群众在广西桂平县的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同清朝的封建统治坚持斗争十四年之久。
〔14〕严复
严复，曾在英国海军学校留学。中日甲午战争后，主张君主立宪，变法维新。曾译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穆勒《名学》和孟德斯鸠《法意》等书，传播了欧洲资产阶级的思想。
〔15〕康有为
康有为，一八九五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帝国主义打败后，他联合在北京会试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联名向光绪皇帝上“万言书”，要求“变法维新”，主张改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一八九八年他和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发动变法，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逐步地在中国推行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统治的君主立宪制度，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以挽救民族危亡。后来顽固派的代表慈禧太后重揽政权，维新运动遂告失败。康、梁逃亡海外，组织保皇会，和孙中山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相对立。著作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
〔16〕胡乔木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等职。一九五一年撰写发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
〔17〕梁漱溟
梁漱溟，当时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
〔18〕张伯苓
张伯苓，教育家。一九○四年在天津创办敬业中学堂（一九○七年改名南开学校）。一九一九年任南开大学校长。一九四五年后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致电周恩来总理表示祝贺。
〔19〕翁文灏
翁文灏，地质学家。一九四八年曾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不久辞职赴法。一九五一年回国，后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
【题解】
这是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
【正文】
同志们：为着加强对于知识分子的领导，加强党对于整个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中央决定召集一次会议讨论知识分子问题。
中央的这个决定，是中央领导全党反对保守思想、努力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整个斗争的一部分。
大家知道，在一九五五年内，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倡议，党中央曾经对于党内的右倾保守思想，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这一系列的斗争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在机关内在社会上都有步骤地彻底展开，预计今后两年内将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就是农业合作化运动在群众觉悟迅速增长的基础上突飞猛进，今年将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并且正在向着全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发展；就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迅速发展，今年也很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就是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整个地将要提前和超额完成，预计某些生产部分可以在一九五六年完成一九五七年的生产计划，其他各部门也都有可能提前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
所有这些巨大的动人的成就，在一年以前还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不展开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那么这些成就，到现在也还是不可能获得的。由此可见，右倾保守思想在我们党内的危害是多么严重。
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的基本要求，是应该更加巩固和发展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提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超额完成国家工业发展计划和加速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这个斗争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在我们六亿人口的大国中，能够提前完成和加速进行这些任务，把这些任务完成和进行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就将使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得到更快更大的加强，就将更有利于我们阻止新的战争的爆发，而如果疯狂的侵略者敢于发动新的战争，我们也将处于更有力的地位。因此，党中央决定，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作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要求全党在一切工作部门中展开这个斗争。
知识分子问题，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知识分子问题，同我们目前的加速社会建设的任务，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结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长，不断地改善。因此，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因此，我们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比方说，我们要找矿，就得有一批地质专家，带上大批大学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到各处的荒出僻野去进行测量、普查、详查和钻探。我们要建设矿山、工厂、铁路和水利工程，就得有一批工程师和一大批技术员来勘测、设计、建筑和安装。工厂要生产，生产中从产品设计到成品检验的第一个环节，都需要一定数量和一定水平的技术力量。工业和商业的管理，愈来愈需要各种专门的知识。要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就需要各种科学专家。没有教师和医生，我们就不能有学校和医院。没有文化艺术工作者，我们就不能有文化生活。在农村里，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以后，固然需要有大批的农业机器工程师、电站工程师、农学家、会计师等等；就在目前，为着实现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的许多马上就要着手的项目，例如为着生产新式畜力农具、化学肥料和抽水机，消灭主要的病虫害，消灭严重的人类疾病和畜疫，也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工作者、植物保护学者、医务工作者和兽医的积极参加。因此，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而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也就成为我们努力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重要条件。我们党的各个部门，党的各级组织，都应该重视这个问题。
什么是当前的知识分子问题呢？当前的根本问题，就是我们的知识分子的力量，无论在数量方面，业务水平方面，政治觉悟方面，都不足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急速发展的需要；而我们目前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现象，特别是一部分同志对于党外知识分子的某些宗派主义情绪，更在相当程度上妨碍了知识分子现有力量的充分发挥。我们必须加强领导，克服缺点，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现在的知识分子的力量，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大规模地培养新生力量来扩大他们的队伍，并且尽可能迅速地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以适应国家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断增长的需要。这就是我们党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根本任务。
一
为了讨论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任务，我们首先要把目前知识分子的情况考察一下。
我们党向来是重视知识分子问题的。还在一九三九年，党中央就通过了毛泽东同志所起草的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1〕，并且在各个抗日根据地有效地实施了。全国解放以后，党在全国范围内对于知识分子实行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党中央认定：革命需要吸收知识分子，建设尤其需要吸收知识分子。特别是由于解放前的我国是一个文化落后科学落后的国家，我们就更必须善于充分地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这批知识分子的历史遗产，使他们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党中央又认定：我国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在过去虽然受了帝国主义和反动阶级的种种影响，但是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同时也受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压迫，因而一部分参加了革命，一部分同情于革命，多数对于革命抱着中立的观望的态度，反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
事实日益给中国知识分子提出证明：他们除了同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一道，并没有什么别的出路。因此，团结知识分子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从这个认识出发，党中央对于旧时代的知识分子采取了“包下来”的方针，绝大多数都继续给以适当的工作，其中一部分还分配了负责的工作；对于原来失业的知识分子也努力帮助他们就业，或者给以其他的适当的安排。在政治方面，党给了许多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以应有的地位。党中央认为：对于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必须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使他们抛弃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为了这个目的，党采取了一系列的步骤。党组织他们去参加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的斗争，参观工厂和农村，访问苏联，参加各种国际活动，领导他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知识，批判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观点，进行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2〕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并且在学习的基础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业务方面，党也采取了许多步骤，帮助他们改进工作方法，提高业务能力。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团结、教育、改造旧知识分子的同时，党又用了很大的力量来培养大量的新知识分子，其中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劳动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由于这一切，我国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关于知识分子的目前的政治状况，许多单位作了统计。
这些统计表明：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积极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积极拥护社会主义、积极为人民服务的进步分子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一般能够完成任务，但是在政治上不够积极的中间分子也约占百分之四十左右；以上两部分合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在这百分之八十左右以外，缺乏政治觉悟或者在思想上反对社会主义的落后分子约占百分之十几，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约占百分之几。
同解放初期比较起来，这个变化是很快的。例如，根据北京、天津、青岛四所高等学校对于一百四十一个教师的统计，过去六年中，进步分子由百分之十八增为百分之四十一，落后分子由百分之二十八减为百分之十五。许多知识分子在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面前，不能不日益受到强烈的影响，并且从中国的新生中看到全民族和他们自己的互相关联的命运。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同他们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的变化并不是完全相适应的。许多进步分子也还有程度不同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更不要说中间分子了。此外，有不少单位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比较落后的部分的变化很慢，也反映我们在他们中间做的工作很少。
知识分子的队伍在过去六年中在数量上也有了很快的扩大。目前全国在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卫生、文化艺术和其他方面的高级知识分子根据估计约为十万人，其中在解放以后增加的数字，根据一部分材料统计，约占三分之一左右。有些部门增加得特别快。例如，地质工作人员在解放初期不满二百人，而在一九五五年，根据地质、重工业、石油工业、煤炭工业等四个部的统计，只是工程师就已经增加到四百九十七人，而高等学校毕业的技术员就达到三千四百四十人。
解放以后六年中，全国高等学校毕业生已经达到二十一万七千九百人。他们虽然并不都合乎我们所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标准，但是他们是知识界的新生力量，并且是专家的后备军。而且必须提出，有许多青年虽然在等级上还不是专家，却已经担任了专家的工作，并且一般地担任得不坏。在高等学校的四万二千教学人员中，教授和副教授只占百分之十七点八，讲师占百分之二十四，助教占百分之五十八点二，而一部分助教现在已经参加了教课的工作。
在工程界也是一样。全国各级工程师只有三万一千多人，而高等学校毕业的各级技术员却有六万三千六百人，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实际上是担任着工程师的工作，其中有些人早已应该被提升为工程师了。除此以外，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后备军的，还有其他知识分子的广大队伍，他们正在实际工作和业余自学的过程中不断地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
所谓高级知识分子和一般知识分子，中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现在就已经有统计数目的科学研究、教育、工程技术、卫生、文化艺术五个方面的知识分子来看，共有三百八十四万人。他们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一支伟大的力量。正确地估计和使用这些知识分子，有计划地帮助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不断进步，是党和国家的极其重要的任务。在我的报告中，虽然着重地讨论有关高级知识分子的问题，但是大部分原则同样地适用于一般知识分子。
如上所说，我国知识分子现在已经成为一支很大的队伍。但是，我们的国家是这样地大，我们的建设事业发展得这样地快，今后还要发展得更快，因此，我们不能不更快地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的队伍，以满足社会主义建设的迫切需要。应该承认，我们培养和提拔新生力量的工作也还有很多缺点，这些缺点阻碍着知识分子队伍的更快的扩大。
我国知识分子的业务水平在过去六年中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全国的高等学校进行了教学改革，新设了许多以前全国所没有的系和专业，新编和翻译了大量的教材，提高了教学的质量。全国的科学技术界在地质勘探方面、基本建设设计和施工方面、新产品设计和试制方面，都进行了巨大的工作，得到了显著的成就。由于努力向苏联学习的结果，我国工程界现在已经学会了许多现代化的工厂、矿井、桥梁、水利建设的设计和施工，在设计大型机械、机车、轮船方面的能力也有很大的提高。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五年试制成功的新的机械产品，已经有三千五百种左右，少数已经达到世界水平。在冶金方面，我国能够冶炼的优质钢和合金钢，已经有二百四十多种；我国高炉和平炉的利用系数已经达到苏联一九五二年的水平。在理论科学方面，我国在数学、物理学、有机化学、生物学的若干部门中的成就，也受到了世界科学界的重视，其中一部分已经对生产的实践有了贡献。
但是整个说来，我国的科学和技术的状况仍然是很落后的。不但世界科学的很多最新成就，我们还没有能够掌握和利用，而且就是目前我国建设中的许多复杂的技术问题，我们也还不能离开苏联专家而独立解决。可是直到最近以前，我们对于提高我国科学和技术水平的问题，还没有作出全面规划；甚至现有的力量，也还没有完全有效地利用。技术科学上的落后同理论科学基础的薄弱是分不开的，而正是在科学研究方面，我们投入的力量最少。
从以上的简单叙述可以看出：我们的成绩很大，但是还有不少的缺点。
那么，我们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应该采取怎样的方针呢？应该防止和纠正什么倾向呢？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但是同时也存在着麻痹迁就的倾向。前一种倾向是：低估了知识界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巨大进步，低估了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不认识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认为反正生产依靠工人，技术依靠苏联专家，因而不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不认真研究和解决有关知识分子方面的问题；对于怎样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怎样进一步改造知识分子、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提高知识分子的业务能力等迫切问题，漠不关心。后一种倾向是：只看到知识界的进步而不看到他们的缺点，对他们过高地估计，不加区别地盲目信任，甚至对坏分子也不加警惕，因而不去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工作，或者虽然看到他们的缺点，但是由于存在着各种不应有的顾虑，因而不敢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工作。这两种倾向在形式上是相反的，而实际的结果却都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都是放弃领导，缺乏积极的斗争精神，都妨碍着我们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和科学文化问题，都妨碍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我们必须同时反对这两种不正确的倾向。我们既不能对知识界的现有力量加以忽略，更不能认为可以满足；既不能无限期地依赖苏联专家，更不能放松对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最有效的学习。我们所应该采取的唯一正确的方针，就是为了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行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必须尽一切努力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现有力量，同时尽一切努力尽可能迅速地给以进一步的改造、扩大和提高，使这种改造、扩大和提高的速度和规模能够真正符合我们国家的各方面伟大发展的巨人式的步伐。
二
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现有力量，不但是我国目前紧张的建设事业所必需的，而且也是对知识界加以进一步的改造、扩大和提高的前提。
一般地说，知识分子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被大量地动员起来了。要不然，我们前面说的知识分子的巨大进步和他们对于国家的巨大贡献，就都是不可思议的了。我们必须首先肯定这一点，这是事物的主要方面。
但是在我们的工作中，也的确存在着不少缺点，包含一些严重的缺点。在目前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高潮当中，需要我们加强领导，迅速地克服这些缺点，才能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
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
在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方面，我们在大多数的情形下都做得不坏。许多知识分子已经在国家建设中负担了很多很重大的任务，而他们的能力在实践中也不断地得到了提高。
但是究竟不能说，我们已经把知识分子使用和安排得都恰当了，而没有闲置任何力量。例如在许多机关里，因为工作分配得不适当，或者工作组织得不好，也还有使少数知识分子“闲得发慌”的情形，而这些知识分子往往正是因为有某种专门知识，才被分配到这些机关里来的。这种浪费国家最宝贵的财产的情形，必须加以消灭。又如在全国高等学校里，还有很少数教师没有开课。这些人里面有一些并不是不能开课，或者只需要组织他们学习一下就可以开课，这就应该让他们开课；如果确实不能开课，也应该设法分配给他们所能担任的工作，例如编译工作、出版工作、图书馆工作等，而不应该让他们闲着。又如在社会上也还有极少数失业而还有相当劳动能力的知识分子，也应该根据情况，由地方或者由中央给他们分配一定的工作。
有些地方，在对知识分子的安排和使用上，用非所学的情形也还存在。有一部分科学家，本人愿意做科学研究工作，也以做科学研究工作对国家最有利，却被分配做机关行政工作或者学校行政工作。还有一部分专家，由于工作分配中的错误，完全没有理由地被指定担任他们所没有学过的工作，有时今天叫干这个，明天又叫干那个，可是就不让他们调回本行。根据国务院第四办公室就轻工业部的所属五个单位统计，这种用非所学的情况，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就约占百分之十，这是多么严重的损失！我们必须采取坚决的步骤，来纠正这种对待人才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本位主义的错误，以便把专门人才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