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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恩来 当前章节:15473 字 更新时间:2026-6-27 13:39

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

知识分子对于我们所给予的信任和支持,一般地是满意的,但是我们仍然应该看到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在对于知识分子的信任问题上,如前所说,一种倾向是在政治上和业务上不加区别地过分地信任,以至把一些国家的机密没有必要地告诉给一些不相干的人或者泄露给一些不可靠的人,或者对于完全不称职的人加以重用,使工作遭到损失。这种情形是存在的,必须加以纠正。另一种倾向是没有给他们应有的信任,例如可以去的工厂不让他们去,可以看的资料不让他们看。这种情形也是存在的,也必须加以纠正。国家的机密必须无条件地保守,任何放松都是不允许的;问题是在正确地划清机密的界限,而不要任意地扩大机密的范围,使工作受到损失,使工作人员遇到困难。

同时,对于知识分子的历史要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和了解,以免一部分人由于“历史复杂”而受到长时期的不应有的怀疑。现在的高级知识分子中许多人历史是比较复杂的,这并不奇怪。但是只有少数人有政治问题,只有极少数人有现行的政治问题。不少有历史问题没有作出结论的知识分子,是由于领导同志没有认真负责、实事求是地弄清他们的问题,因而使问题长期迁延不决。应该集中比较强的力量,分别轻重缓急,尽可能迅速地清理他们的悬案,以利于今后对他们的使用。

党外的知识分子除了需要应得的信任,还需要应得的支持。这就是说,应该让他们有职有权,应该尊重他们的意见,应该重视他们的业务研究和工作成果,应该提倡和发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学术讨论,应该使他们的创造和发明能够得到试验和推广的机会。有少数党团员不尊重他们上级的党外知识分子的领导,这种情形,我们应该负责加以纠正。

对于一部分知识分子信任和支持不够,这是我们有些同志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宗派主义的主要表现。不少的同志还不习惯于同党外知识分子遇事商量,并在事前给以及时的指导和帮助。有的同志对于党外知识分子甚至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这样,彼此既缺乏了解,也就容易形成隔膜。但是,他们是我们国家的重要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好坏直接地影响着国家的建设,所以我们有责任学会用同志的态度去接近他们,正确地了解他们,从而给他们以指导和帮助,使他们能够在工作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

知识分子目前的工作条件和待遇,比解放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也像前面所说的一样,这一方面也还有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

在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方面,目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不能最有效地支配自己的工作时间。许多知识分子深感他们用在非业务性会议和行政事务上的时间太多,这些会议和有许多事务本来是可以不要他们参加的。差不多愈是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被各种会议、事务和社会活动所占去的时间愈多,这是我国文化战线上的一个严重现象。中央认为,必须保证他们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即每周四十小时)用在自己的业务上,其余的时间可以用在政治学习、必要的会议和社会活动方面。这个要求,应该坚决贯彻实现。知识分子参加社会活动是有益的,目前的缺点是这些活动往往集中在少数人身上。今后应该加以调整,尽可能使多数人可以参加,对于大家不成为负担。有不少专家兼职太多,也应该迅速地加以调整。

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工作中感觉缺乏必要的图书资料和工作设备,或者缺乏适当的助手,以致工作效率很低。这种情形确实是存在的。例如许多拥有大量图书资料的单位,没有充分重视这些宝贵财产,没有派适当干部去进行整理,因而使一些专家不能够利用这些图书资料进行研究。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对于他们的需要不熟悉,或者虽然听说了多次,而没有负责地给以解决。有些工作人员不愿意为这些“小事情”麻烦,这是错误的。这不是“小事情”,我们应该迅速地认真地解决这些问题。

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一般地说比解放以前已经有了改善,但是为了使高级知识分子能够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工作,他们的生活待遇应该适当地提高。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为了日常生活琐事,往往不必要地费去太多的时间,这应该看作是国家劳动力的损失。有些高级知识分子的居住条件太差,在北京和其他人口增加特别快的城市,都有一家几口合住一间小屋的情形。他们的休息娱乐生活也组织得不好。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由主管的部门认真地加以解决。

为了更好地解决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问题,主要地需要从三方面着手:第一,应该教育各有关单位的行政管理人员从思想上重视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特别是要打破那种只注意行政负责人的生活,而对于知识分子就觉得“你有什么值得照顾,我为什么要侍候你”一类的错误观念。只要这样,问题就可以差不多解决一半。第二,应该教育各有关单位的工会组织和消费合作社组织努力扩大为本单位的知识分子服务。工会的会费应该在很大的程度上用于本单位的文化活动和物质福利事业。工会的工作人员应该深入群众,用顽强的精神为本单位的会员解决各种生活困难,这应该是各种知识分子工会的一项重要任务。第三,应该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适当地调整知识分子的工资,使他们所得的工资多少同他们对于国家所作的贡献大小相适应,消除工资制度中的平均主义倾向和其他不合理现象。此外,有少数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范围的知识分子,例如一部分戏曲艺人、国画家和中医,目前收入比较少,这种问题也应该由主管部门另行设法解决。

有关知识分子生活待遇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升级制度。我们现在的升级制度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等级多而等距小;高等学校毕业生的等级太低;没有确定的升级办法和升级标准;许多单位几年不评级,因此也就有一部分人没有能够升级。这种不合理的升级制度,大大地妨碍了知识分子在业务上的上进心,特别是妨碍了新生力量的培养和一般知识分子的提拔。这个制度必须迅速地加以修改。

此外,关于学位、学衔、知识界的荣誉称号、发明创造和优秀著作奖励等制度,也是鼓励知识分子上进和刺激科学文化进步的一个重要方法。这些制度正在由有关部门拟定,应该在最近期间确定公布。

对于知识分子的政治待遇,也有一些地方需要加以改善。这里的主要问题,是要消除许多单位对于知识分子的政治生活的不关心。有些知识分子埋怨我们一个长报告要他们听好几次,但是更多的知识分子埋怨我们一年不让他们听一次报告。同样,有许多社会活动,有人觉得参加太多,但是更多的人认为,如果他们能够得到参加一次的机会,他们将感到很大的鼓舞。这些方面,我们都应该注意加以适当的调整。此外,我们还应该在工作人员中进行教育,让他们懂得怎样正确地对待知识分子,而不要在无意之间伤害了他们的正当的自尊心,这种自尊心是任何一个正直的劳动者都应该有的。

以上所说的,是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的一些必要的条件。当然,为了这个目的,还需要给他们以教育和改造,给他们以政治上和业务上的领导,这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但是,无论如何,以上所说的这些条件都是必不可少的。有了这些条件,才便于更充分地动员知识分子在伟大的祖国建设事业中发挥力量,也才便于推动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进步。

继续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是党在过渡时期的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

我国现在正处在过渡时期,这是最深刻的社会改造的时期。几千年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要一变而成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几千年的剥削制度,要从此永远消灭;所有的人们,都要变成为不同类型的劳动者。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能不在我国社会生活和思想领域的各个方面,引起激烈的反应。因此,这个时期的一切社会问题,其中也包括知识分子问题,都不能离开阶级斗争来观察。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各种分野和变化,正是阶级斗争的进展在知识分子队伍中的反映。我们已经看到,在目前的知识分子中,还有百分之几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例如骗子和流氓),这些人是需要从知识分子队伍中清除的。除此以外,还有少数思想上反对社会主义和完全不了解社会主义的人们。对于这些人,应该批评他们的错误思想,并且尽可能争取他们转变到社会主义方面来。

肃清暗藏在知识界中的反革命分子的工作,在过去一年中已经得到巨大的成绩。我们应该继续努力,争取在今后两年内达到基本上肃清反革命分子的目的。

在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时候,不要把只同反革命分子有过普通社会关系的人牵连在一起,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知识分子中这样的人是很多的。过去如果曾经不正确地把他们同反革命分子混淆在一起,应该向他们解释清楚。对于只在历史上同反革命组织有过关系,解放以后确实已经改变立场的人,在他们作了适当的交代以后,也应该同普通的人一样看待。

我们在前面说到,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同我们党之间,还存在着某种隔膜。我们必须主动地努力消除这种隔膜。但是这种隔膜常常是从两方面来的: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同志没有去接近他们,了解他们;而另一方面,却是由于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采取了保留态度甚至反对态度。在我们的企业、学校、机关里,在社会上,都还有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之间不分敌我;他们不满意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和措施,留恋资本主义甚至留恋封建主义;他们反对苏联,不愿意学习苏联;他们拒绝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轻视劳动人民出身的干部,不愿意同工人农民和工农干部接近;他们不愿意看见新生力量的生长,认为进步分子是投机;他们不但常常在知识分子和党之间制造纠纷和对立,而且也在知识分子中间制造纠纷和对立;他们妄自尊大,自以为天下第一,不能够接受任何人的领导和任何人的批评;他们否认人民的利益、社会的利益,看一切问题都从个人的利益出发,合乎自己利益的就赞成,不合乎自己利益的就反对。当然,所有这些错误一应俱全的人,在现在的知识分子中是很少数;但是有上述一种或者几种错误的人,就不是很少数。不但落后分子,就是一部分中间分子,也常有以上所说的某一些错误观点。胸怀狭窄、高傲自大、看问题从个人的利益出发的毛病,在进步分子中也还不少。这样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改变立场,即使我们努力同他们接近,他们同我们之间也还是会有隔膜的。

因此,我们不但应该改造落后分子,而且对于中间分子也应该尽可能地教育他们脱离中间状态,变为进步分子;对于进步分子,也必须帮助他们继续进步,帮助他们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扫除他们思想上的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影响。我们应该在高级知识分子中间培养出大批的坚决为社会主义奋斗的红色专家。目前有些高级知识分子已经成为红色专家,还有很多人具有这种愿望。

我们应该热情地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实现他们的这种愿望,任何排斥和歧视他们的态度都是错误的。

总起来说,彻底肃清暗藏在知识界中的反革命分子,使落后分子减少到最低限度,使中间分子尽可能地变为进步分子,使进步分子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这就是我们在目前阶段继续改造知识分子的斗争纲领。

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我们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和巨大的成绩。因此,关于知识分子能否改造的问题,已经不需要详细的讨论了。我们现在的任务,是总结过去的经验,克服过去工作中的某些缺点,使今后的工作能够进行得更有计划。我们既然看到知识分子中的各种政治的分野,就应该大体上按照这种状况,分别地定出教育进步分子、中间分子、落后分子的计划,采取各种已经证明有效的办法,加以实施。

知识分子的改造通常经过三条道路:一条是经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一条是经过他们自己的业务的实践;一条是经过一般的理论的学习。这三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的,一个人的思想的转变常常在三方面都受了影响。但是一般地说来,社会生活的教育作用最为广泛和直接。大家知道,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都是从参加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开始的。近几年对于工厂农村的参观,也极有力地帮助了知识分子获得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但是我们还没有有系统地组织这个工作,特别是许多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常常没有放在我们的计划之内。在今后,应该把组织知识分子参观社会主义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加以通盘的安排,使凡是没有参观过的人在最近几年中都得到参观的机会。

业务的实践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有重大的作用。过去几年中,教学方法的改革和苏联教材的采用,使许多原来不相信苏联和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师改变了认识。同样,我国工农群众在生产技术上的创造,苏联科学技术在我国的推广,苏联专家的实际示范,也使很多科学技术人员信服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今后应该继续发展这一方面的经验。但是在学习苏联的问题上,过去也有过于急躁、生硬和机械照搬的缺点,有的同志甚至武断地否定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成果。这些缺点今后应该避免。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对于确立知识分子的革命的人生观和科学的世界观,具有决定的意义。但是现在有些地方这种学习组织得不好,或者是指导的人水平太低,或者是学习的计划和方法不合于高级知识分子的需要。今后应该克服这些缺点,按照自愿和联系业务的原则,规定一些必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课程,着重采取自学、夜大学、函授学校、科学讨论会等方法,来帮助知识分子学习理论。

知识分子的改造既然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这个改造过程本身就不可能没有相当的斗争。首先,我们必须要求所有的知识分子站在爱国的立场上,遵守宪法,分清敌我的界限。如果一个人违反爱国的立场,违反宪法,在言论和行为上混淆敌我,那么,人们不同这样的人进行斗争是不可想象的。其次,在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资本主义的思想、唯物主义的思想和唯心主义的思想之间,也不可能没有尖锐的斗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过程,同知识界思想斗争的发展是分不开的。解放以来,党所领导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对于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对于知识分子的进步产生了很大的效果。在思想斗争中应该注意的是,一个人思想的转变,必须通过他本人的自觉。用粗暴的方法进行思想改造,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但是用粗暴的方法对待科学家和科学问题的现象,最近还有发现,各地必须注意纠正。此外,有的人虽然在思想上坚持自己的错误,但是只要他并不在言论和行动上反对人民,甚至还愿意用自己的知识和精力为人民工作,那么,我们在批判他的错误思想的同时,就还要善于耐心地等待和帮助他逐步地觉悟起来。

为了帮助知识分子求得进步,党的领导者同他们进行直接的接触有重要的意义。很多知识分子期望我们能够在思想上政治上多给他们以帮助和批评,并且觉得我们给的这种帮助太少了。有不少的知识分子,不但很难接触到地方党委的领导同志,甚至同本单位的党委委员住在一起,也很难有机会谈话。他们说我们对他们是“使用多,帮助少”,或者是“只使用,不帮助”。还有人说,我们的工作人员只在三件事上找他们:(一)调动工作;(二)交代历史;(三)犯了错误。这些批评是尖锐的,应该引起我们注意。我们应该把同他们进行思想上政治上的谈话,对他们进行同志式的批评,定在改造知识分子的计划以内。组织一些座谈会同他们交换意见,这是他们所欢迎的,以后应该经常举行。此外,还应该按照具体情况,吸收一些党外的知识分子列席一定的党组会和支部会,让他们进一步了解党的意图,接受党的教育。

为了帮助知识分子的进步,除了依靠共产党员以外,还要组织已经占知识分子中百分之四十左右的进步分子参加工作。青年团、工会和各民主党派在过去几年中,在这一方面作了不少工作,今后应该更有计划地使用他们的力量。

由于我们在改造知识分子方面已经有了更多的经验,又有了进步力量的支持,而一般知识分子在祖国的突飞猛进的建设中,又愈来愈深刻地受着社会主义的教育,他们的进步必然会比过去几年更快。只要全国每一个单位对于知识分子改造都作出计划,包括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的七年计划和年度计划,坚持地实行起来,那么,我们一定可以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末,使积极为社会主义奋斗并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观点的进步分子,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占到四分之三以上,而使落后分子降到百分之五左右。

关于在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的工作,也应该作出计划。

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进步的知识分子要求入党。例如,重工业部有色冶金设计院的工程技术人员共有一千九百二十人,申请入党的有六百零五人,占百分之三十一点五。天津六所高等学校讲师以上教师二百九十一人,申请入党的有一百零六人,占百分之三十六点四。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一百三十一人,申请入党的有五十三人,占百分之四十。但是,过去几年中我们很少在他们中间吸收党员,这是一种关门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必须纠正。当然,必须注意严格按照党员条件接收党员,但是可以相信,在这些申请入党的人中间,合乎党员条件的是不少的。估计到高级知识分子中进步力量的增大,估计到新生力量不断地加入高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我们认为,计划在一九六二年做到党员占高级知识分子总数三分之一左右,是适当的。

实现以上的规划,我国知识界的思想政治状况就将有进一步的根本变化。我们将有可能在我国过渡时期基本上完成改造知识分子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任务。在那个时候以后,知识分子同所有的人一样,仍然要在学习和实践中不断地改造自己,并且要在新的水平上,向更高的进步的标准前进。但是,那是一种经常性质的任务了。

为着适应国家建设的急速发展的需要,我们的知识分子队伍必须在数量上加以扩大,在业务水平上加以提高。

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目前是比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小得多,同时在质量上也要低得多,这是同我们六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的需要很不相称的。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我们党和全国知识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的战斗任务。

我们经常说我国科学文化落后,但是并不经常去研究究竟落后在哪些地方。同志们!我想在这里稍微多说一点科学方面的事情,这不但因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而且因为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和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

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生产过程正在逐步地实现全盘机械化、全盘自动化和远距离操纵,从而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到空前未有的水平。各种高温、高压、高速和超高温、超高压、超高速的机器正在设计和生产出来。陆上、水上和空中的运输机器的航程和速率日益提高,高速飞机已经超过音速。技术上的这些进步,要求各种具备新的特殊性能的材料,因而各种新的金属和合金材料,以及用化学方法人工合成的材料,正在不断地生产出来,以满足这些新的需要。各个生产部门的生产技术和工艺规程,正在日新月异地变革,保证了生产过程的进一步加速和强化,资源的有用成分的最充分利用,原材料的最大节约和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

科学技术新发展中的最高峰是原子能的利用。原子能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新的动力泉源,给科学的各个部门开辟了革新的远大前途。同时,由于电子学和其他科学的进步而产生的电子自动控制机器,已经可以开始有条件地代替一部分特定的脑力劳动,就像其他机器代替体力劳动一样,从而大大提高了自动化技术的水平。这些最新的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

这个革命,正如布尔加宁〔3〕同志所说过的,“就它的意义来说,远远超过蒸汽和电的出现而产生的工业革命。”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我们要记着,当我们向前赶的时候,别人也在继续迅速地前进。因此我们必须在这个方面付出最紧张的劳动。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才能有充分的条件同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在一起,无论在和平的竞赛中或者在敌人所发动的侵略战争中,战胜帝国主义国家。

现在还很难确切地估计,需要多长时间,才能使我们的科学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但是我们现在就必须提出这样一个任务,就是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使外国的最新成就,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很快地就可以达到。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解决赶上世界水平的问题。

为了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们必须首先打破那种缺乏民族自信心的依赖思想。“中国在科学方面的落后反正不能马上改变,反正需要靠苏联的援助。”不错,我们需要靠苏联的援助来改变我们的落后。但是我们应该用什么办法来利用这种援助呢?一种办法是没有全面规划,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碰到什么问题就去请教苏联。派到苏联去学习的,不是科学家,而大部分是中学毕业生。其结果是一辈子不能脱离依赖和模仿的状态,是无限期地加重苏联科学界的负担,是妨害了我国科学的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也就是影响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科学力量、经济力量、防卫力量增长的速度。另一种办法是作出全面规划,分清缓急本末,有系统地利用苏联科学的最新成果,尽可能迅速地赶上苏联水平。这就是说,除了紧迫任务请求苏联援助,并从苏联援助中学习技术以外,对于凡是我国科学上需要向苏联学习的部门,都应有计划地派出比较成熟的科学人才向苏联学习,或者请苏联专家来我国帮助我们建立科学研究的基础,务求最短期间可以在苏联已经达到的水平上,在国内展开继续研究和培养干部的工作。这样,就可以最有效最合理地利用苏联的援助,促进我国科学的有计划的发展,使两国科学事业有可能比较快地建立互相协作的关系,也就是促进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科学力量、经济力量、防卫力量的增长。后一种办法是中苏两国科学家所多次建议的、也是我们所应该采取的唯一正确的办法。

为了有系统地提高我国科学水平,还必须打破近视的倾向,在理论工作和技术工作之间,在长远需要和目前需要之间,分配的力量应该保持适当的比例,并且形成正确的分工和合作,以免有所偏废。在过去几年中间,我国的各种工作都在开始,我们在目前需要和技术工作方面多投一些力量,而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方面注意得比较少,这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到了现在,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但是理论力量的生长,总是要比技术力量的生长慢一些,而理论工作的效果一般也是间接的,不容易一下子就看出来。正因为这样,有许多同志现在还有一种近视的倾向,他们不肯在科学研究方面拿出必要的力量,并且经常要求科学家给他们解决比较简单的技术应用和生产操作方面的问题。当然,理论决不可以脱离实际,任何脱离实际的“理论研究”都是我们所必须反对的,但是目前的主要倾向,却是对于理论研究的忽视。这种情况不但表现在自然科学方面,同样地也表现在社会科学方面。目前我们在社会科学方面分配的力量,比在自然科学方面分配的力量,按照我们国家的需要说来,更加薄弱得不相称。例如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是一百七十二个人,目前实际上能用大部分时间进行科学工作的有半数以上;在社会科学方面是五十一个人,目前实际上能用大部分时间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却只有几个人!上述的这两种倾向是互为因果、互相结合的。我们必须彻底纠正这些不正确的倾向,改变这些不利于科学发展的状况。

国务院现在已经委托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会同各有关部门,在三个月内制定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在制定这个远景计划的时候,必须按照可能和需要,把世界科学的最先进的成就尽可能迅速地介绍到我国的科学部门、国防部门、生产部门和教育部门中来,把我国科学界所最短缺而又是国家建设所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使十二年后,我国这些门类的科学和技术水平可以接近苏联和其他世界大国。

什么是最迅速最有效地达到这个目的的道路呢?这样的道路就是:第一,按照我们所最急需的门类,最迅速地派遣若干组专家、优秀的科学工作人员和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苏联和其他国家去作一年到两年的实习,或者当研究生,回国以后立即在科学院和政府各部分别建立发展这些科学和技术的基础,并且大量培养新的干部。同时,按照需要,每年陆续派人去实习和研究。第二,对于一部分学科,向苏联和其他有关的国家聘请若干组专家,请他们负责在最短期内帮助我们在科学院和有关各部门建立科学研究机构,培养干部,或者同我国科学界进行全面的合作。第三,有计划地组织大批科学工作人员和技术人员向现在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学习,把他们当作导师来利用,而不要当作普通工作人员来利用。在苏联援助我国建设的一百五十六项企业的建设和生产过程中,有系统地组织大批技术人员研究和掌握其中的新的技术原理,并且加以迅速的传授。第四,集中最优秀的科学力量和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科学研究方面。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第五,各个高等学校中的科学力量,占全国科学力量的绝大部分,必须在全国科学发展计划的指导之下,大力发展科学研究工作,并且大量地培养合乎现代水平的科学和技术的新生力量。第六,政府各部,特别是地质、工业、农业、水利、运输、国防、卫生各部门,应该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同科学院进行合理的分工和合作,共同扩大科学界的队伍,并且负责把世界科学的最新成就,有计划地、有系统地介绍到实际应用中去,以便尽可能迅速地用世界最新的技术把我们国家的各方面装备起来。

为了认真地而不是空谈地向现代科学进军,我们必须抓紧时间。一年的时间是很容易在空谈和拖延不决中间浪费了的。因此,党中央要求:在今年四月底以前,必须确定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适合于这个远景计划的今明两年的具体计划,以及为了实现这个远景计划和今明两年计划需要马上调集的第一批科学力量(包括需要派遣出国的科学人员的名单,需要聘请苏联专家的人数,需要由其他岗位调动科学研究岗位的人数和主要人员名单等),并且尽一切可能,争取在今年六月底以前实现派遣和调动的计划。关于在全国高等学校中扩大科学研究工作和扩大培养科学力量的计划,必须在今年暑假以后,就着手加以实现。

为了实现向科学进军的计划,我们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在这里,具有首要意义的是要使科学家得到必要的图书、档案资料、技术资料和其他工作条件。必须增加各个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的图书费并加以合理的使用,加强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的工作,极大地改善外国书刊的进口工作,并且使现有的书刊得到合理的分配。必须扩大外国语的教学,并且扩大外国重要书籍的翻译工作。

以上所说的原则,一般地也同样适用于文化教育的其他部门。一切文化教育部门都应该作出从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的发展规划,并且采取最有效的措施加以实现。

我们的发展科学文化力量的计划,必须是一个既提高而又扩大的计划,因为不但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大国,必须有一定的数量才能适应各方面的需要,而且质量一般地也只能在一定的数量的基础上产生。

为了扩大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首先必须按计划增加高等学校学生的名额,还必须注意培养现有的一般知识分子,不断地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他们不但是高级知识分子极为重要的后备军和合作者,而且如前所说,在数量上比高级知识分子多得多;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区和各个工作部门中,对于国家建设担负着巨大的责任。中央各个部门和各省市必须分别定出专门的计划,帮助他们的进修,使他们的业务能力得到迅速的增长,并且把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提拔到高级知识分子的队伍中去。

我们党正在胜利地解决着农业合作化和手工业合作化的问题,并且正在胜利地解决着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问题。全党和全国劳动人民,正在为着提前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努力。全国人民充满着胜利的信心和斗争的积极性。

随着汹涌澎湃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高潮而来的,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在这个时候,我们把关于知识分子的一系列问题加以全面的解决,这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在我们所提出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任务中,不能说没有一些困难。但是这些困难不会比我们改造五亿农民和改造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更加困难。不会比我们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更加困难。我们党在过去六年中,在领导知识分子和领导科学文化事业方面,已经得到了巨大的成就。

现在我们是比过去更有经验更有办法了,在过去的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党一定能够领导知识分子在科学文化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那种认为党不能够领导知识分子进行科学文化建设的想法,是毫无根据的。

问题是在善于学习。无论中央各部门或各地区都必须学会更好地领导知识分子和领导科学文化事业。我们不应该设想,既然我们是共产党员,我们就天然地会领导知识分子进行文化建设,我们就天然地不会犯错误。这是一种很危险的想法。而在有些地方,我们有一些同志正是因为抱着这种狂妄的态度。使党的工作遭到了损失。我们对待任何问题,都必须坚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老实态度,不懂决不要装懂,但是必须由不懂变为懂。我们党必须培养出一大批精通科学和文化各部门知识的干部。

只要我们认真地钻进去,我们就一定可以学会。

在报告里提到的各项任务,许多是需要由中央统一解决的。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提议作如下的分工:关于对待知识分子的各种行政性质的问题,因为需要作一些统一的规定和管理,国务院准备设一个中国专家局来负责处理。但是在这个机构成立以前,各有关部门就应该根据中央的指示,立即着手解决知识分子方面的各项问题。在这个机构成立以后,各个部门也不能减轻他们所应负的直接处理的责任,因为专家局一般地只负责解决那些不便于由一个部门单独处理的问题。专家局在关于高级知识分子的各项行政性质的问题上,负有统一计划、统一调整、统一检查督促的责任。对于各部门在高级知识分子问题上处理不当的地方,专家局有权按照一定的程序加以纠正。

关于对待知识分子的各种政治性质的问题,关于在知识分子中继续进行思想改造和处理有关反革命分子的问题,也由各个有关部门直接负责,而由中央宣传部负责进行统一的监督。中央宣传部应该经常检查各部门各地区执行中央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状况,检查他们的工作计划和执行计划的状况,克服他们的工作中的缺点,传播他们的工作中的先进经验,并且及时地向中央提出问题和建议。

在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的工作由中央组织部负责。知识分子中的民主党派工作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负责。知识分子中的工会工作由全国总工会负责。但是在解决这些工作中的重要问题的时候,应该同中央宣传部联系。

为了加强领导,处理和检查有关知识分子的问题,各级党委和各个部门都应该分别指定适当的机构担负经常的责任,并且要定期地召集一些专门的会议,经常地交流经验,不断地争取工作状况的改善。

同志们!我们相信,经过我们的工作,知识分子将更进一步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并且在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中更积极地贡献他们的力量。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事业中所形成的联盟,将随着我们的工作的发展,而一天比一天更巩固,更强大。依靠这个联盟,我们一定可以在不很长的时间内,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一定可以在不很长的时间内,实现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号召——“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4〕。

【注释】

〔1〕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

即毛泽东《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一文(《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620页)。

〔2〕胡风反革命集团

胡风,文艺理论家和诗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一九五五年胡风等人被错定为“反革命集团”,一九六五年胡风被判刑。一九八○年九月,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并经过法律程序,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和胡风本人平反。一九八一年胡风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等职。

〔3〕布尔加宁

布尔加宁,当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下面引用布尔加宁的话是,一九五五年七月四日他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所作《关于在工业的进一步高涨、技术的进步和生产组织的改进方面的任务》的报告中说的。

〔4〕“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见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92页)。

我对你的认识和希望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题解】

这是给程砚秋的一封信。

【正文】

我在你的入党志愿书上,写了这样一段意见:

程砚秋〔1〕同志在旧社会经过个人的奋斗,在艺术上获得相当高的成就,在政治上坚持民族气节,这都是难能可贵的。解放后,他接受党的领导,努力为人民服务,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这就具备了入党的基本条件。他的入党申请,如得到党组织批准,今后对他的要求,就应该更加严格。我曾经对他说,在他被批准为预备党员期间,他应该努力学习,积极参加集体生活,力图与劳动群众相结合,好继续克服个人主义思想作风,并且热心传授和推广自己艺术上的成就,以便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发扬为劳动人民服务的精神。

现在把它抄送给你,作为我这个介绍人对你的认识和希望的表示。

【注释】

〔1〕程砚秋

程砚秋,京剧表演艺术家,京剧“程派”艺术的创立者。抗日战争期间拒绝为日伪演出,致力于戏曲理论的研究和戏曲教学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一九五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论知识分子问题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

【题解】

这是对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等会议代表的讲话。同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周恩来同志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阐明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地位和作用,明确肯定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

【正文】

这几年,特别是近两年,从事科学工作和戏剧创作的同志很勤劳,很辛苦。虽然生活供应差,工作条件受到限制,甚至精神上也有些不愉快,但在科学工作、戏剧创作方面仍然取得了显著成绩,值得庆贺。我特别要向你们致敬。

今天能有机会和全国高级的优秀的有成就的科学工作者、戏剧写作者聚在一起谈一谈,对我个人来说是很高兴的事。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谈一个问题:知识分子问题。这个问题也包括我在内,我也是知识分子出身,谈起来会更亲切些。

一知识分子的定义和地位

这个问题在党内部分干部中常常有不同的解释,在知识分子中也有些疑惑。现在尽我的能力作个初步解释,不能担保今天讲的都是成熟的,如讲得不恰当就改正。

知识分子不是独立的阶级,而是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一般地说,这个阶层的绝大部分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是附属于当时的统治阶级并为其服务的。在奴隶社会为奴隶主服务,在封建社会为地主阶级服务,在资本主义社会为资产阶级服务。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时,知识分子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出身于劳动人民的很少;只有剥削阶级才有条件求得知识,求得更高的知识。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常常容易接受并传播剥削阶级的旧观点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尽管也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但总是唯心主义占上风。在旧社会,也会有一小部分知识分子能预见到真理,敢于反抗当时反动阶级的黑暗统治和压迫,为新兴的进步的阶级说话,成为革命的知识分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生长在资本主义社会,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敢于反抗当时的统治阶级,投入到新的阶级队伍中来,为新的阶级说话。他们背叛了原来的阶级,投降了进步的阶级。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中国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都有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传播新的思想、新的学说。这些知识分子同样也遭到反动统治阶级的迫害,遭受反动知识分子的歧视和压迫。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已经处在统治地位,知识分子才转变到为广大人民服务。一方面旧的知识分子得到了改造,一方面又培养出了新的知识分子,两者结成社会主义的知识界。现在还存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差别。将来到共产主义社会,阶级和党派消灭了,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差别消灭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差别也就不存在了。

以上讲的是一般情况,是从整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说的。

资本主义后期产生了殖民主义体系和帝国主义的统治。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成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个广大地区的知识分子,同帝国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相比,有很大的特殊性。他们大多数站在民族立场上,反对外国殖民者和本国的卖国贼、民族叛徒以及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豢养的走狗,成为革命的、爱国的知识分子。就连受外国欺压的民族资产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也或先或后地站到了反帝爱国的立场上。所以毛主席再三地说,我们要团结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来反对帝国主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具体地说,是指工人、农民、进步的知识分子、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和进步的民主人士(有一些还是封建阶级出身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就属于这种特定范围的社会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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