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年谱》
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完结】
内容简介：
本书搜集了大量关于周恩来的相关文献编写而成，情节故事基本贯穿周恩来的一生。年谱按年月日顺序记事，有些事采用纪事本末方式撰写。一条中包括不同月日多次活动的，开头用第一次的时间，其余各次的时间在行文中出现。
出版说明
1898年诞生
1902年四岁
1903年五岁
1904年六岁
1905年七岁
1906年八岁
1907年九岁
1908年十岁
1910年十二岁
1911年十三岁
1912年十四岁
1913年十五岁
1914年十六岁
1915年十七岁
1916年十八岁
1917年十九岁
1918年二十岁
1919年二十一岁
1920年二十二岁
1921年二十三岁
1922年二十四岁
1923年二十五岁
1924年二十六岁
1925年二十七岁
1926年二十八岁
1927年二十九岁
1928年三十岁
1929年三十一岁
1930年三十二岁
1931年三十三岁
1932年三十四岁
1933年三十五岁
1934年三十六岁
1935年三十七岁
1936年三十八岁
1937年三十九岁
1938年四十岁
1939年四十一岁
1940年四十二岁
1941年四十三岁
1942年四十四岁
1943年四十五岁
1944年四十六岁
1945年四十七岁
1946年四十八岁
1947年四十九岁
1948年五十岁
1949年五十一岁
1950年五十二岁
1951年五十三岁
1952年五十四岁
1953年五十五岁
1954年五十六岁
1955年五十七岁
1956年五十八岁
1957年五十九岁
1958年六十岁
1959年六十一岁
1960年六十二岁
1961年六十三岁
1962年六十四岁
1963年六十五岁
1964年六十六岁
1965年六十七岁
1966年六十八岁
1967年六十九岁
1968年七十岁
1969年七十一岁
1970年七十二岁
1971年七十三岁
1972年七十四岁
1973年七十五岁
1974年七十六岁
1975年七十七岁
1976年七十八岁
后记
校订记录
出版说明
一、周恩来是本年谱谱主，书中叙述谱主的活动，一般均省略主语。
二、本年谱按年月日顺序记事，有少数条目则根据需要采用纪事本末方式撰写。一条中包括不同月日多次活动的，开头用第一次的时间，其余各次的时间在行文中出现。
三、年谱中同一时间有多条内容的，在第一条开头写明时间，从第二条起用“△”号表示与第一条时间相同。
四、条文中力求标明每项活动的具体日期，有些日考订不清的写旬，旬考订不清的写月，依此类推。一般放在旬末（月末），有些放在旬中（月中），是编写者大体能断定其时间的。
五、凡谱主与他人联名发的函电文件，其名次一般均按原件顺序排列。谱主为首的，一般不出谱主姓名，只写明和某某、某某从事了何项活动。
六、本年谱适当反映了某些重要的背景材料，按时间顺序排列在文中。
七、对有两种不同说法的同一件事，除有些经研究能认定一种说法的以外，有的在采用倾向的说法同时，另一种说法在注内说明；有的时间确定不了的，则用括号注明另一种说法认为的时间。
八、本年谱对于文中涉及的有些人和事，作了简单的注释。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1898年诞生
3月5日（农历二月十三日） 出生于江苏省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城内的驸马巷。
幼名大鸾。
祖籍浙江绍兴。祖父周起魁曾任山阳县知事，在周恩来出世后不久病故，家境逐渐破落。父亲周贻能（后改名劭纲），为人忠厚老实，不善交际，长年在外省谋事，收入微薄，还经常失业。母亲万氏，系清河县知事万青选的女儿，性格开朗，处事精明，全力主持家务。
不满半岁时，过继给病重的叔父周贻淦。不久，嗣父去世，由嗣母陈氏抚育。陈氏出身于贫寒的书香门第，性格文静，才学出众，会书画，好诗文，对周恩来的抚育倾注了全部心血。
1902年四岁
在嗣母的教育下，开始认字和背诵唐诗。
1903年五岁
进家塾读书。取学名恩来，字翔宇。〔注〕此后几年内，先后读了《三字经》、《千字文》、《神童诗》以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中的一些篇章。
〔注〕后来用过的化名或笔名有：飞飞、飞、伍豪、伍、周少山、少山、冠生、冠、维思、陈宽、胡必成、赵来等。
1904年六岁
随父母、嗣母迁到清河县清江浦镇（今江苏省淮阴市）外祖父家居住，在万家的家塾继续读书。常听嗣母讲历史和神话故事，“辄绕膝不去，终日听之不倦。”
1905年七岁
随生母和嗣母从外祖父家迁入陈家祖辈的旧居——陈家花园，在家塾中就读。
1906年八岁
在嗣母的引导下，开始阅读小说。在以后的几年里，先后读了外祖父家的藏书：《西游记》、《水浒》、《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红楼梦》、《镜花缘》等。
1907年九岁
春 生母病故。万氏生前经常出面调解家族内的纠纷，总是带周恩来同去。她处事的精明干练和排难解纷的能力，给日后周恩来的办事能力以影响。
夏 陪伴嗣母到江苏省宝应县治病。两个月后返回清江浦镇。
1908年十岁
七月 嗣母病故。家中料理完两次丧事，已债台高筑，靠典当借债度日。秋冬之交，父亲因经济困窘，离家去湖北做事。周恩来带两个弟弟迁回淮安老家居住，“佐理家务，井然有序”。
回淮安后，曾到表舅龚荫荪的家塾寄读。龚是革新派人物，结识同盟会成员，赞助革命，常向周恩来介绍些新思想和时事政治知识，使周恩来开始受到政治上的启蒙。
1910年十二岁
春 到奉天省银州（今辽宁省铁岭县）堂伯父周贻谦家寄居，入银岗书院读书。
秋 移居奉天府（今辽宁省沈阳市）伯父周贻赓家，入新建的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后改名为东关模范学校）丁班学习。在校两年，“肆力学科，兼好读散文小说及新闻杂志”，各课成绩都名列前茅，作文尤受老师、同学赞许。在具有进步思想的老师的影响下，先后阅读陈天华的《警世钟》和《猛回头》、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等。并订阅《盛京时报》，养成了每天坚持读报，关心国事的习惯。为了适应东北的环境，无论冬夏都坚持室外体育锻炼，强健了体格，并习惯了吃高粱米。
1911年十三岁
夏 暑假中，随同学到奉天南郊魏家楼小住，参观日俄战争遗址，听当地老人讲述日俄战争的经过和中国人民饱受的苦难，悲唱当时流行的歌曲“吾党何日醒？”
10月 当听到辛亥革命爆发，推翻清朝统治的消息后，在学校率先剪去象征清朝臣民的辫子。
本年 在一次修身课上，回答老师“读书为了什么？”的提问时，答道：“为了中华之崛起。”
1912年十四岁
10月 作《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文中提出：教与学的目的，都是为国家造就人才，使国家富强起来。学生在学习中应奋勉学习，“深究而悉讨”，“慎思而明辨”，“受完全教育，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校长和教师则“当殚其聪明，尽其才力”，“为学生择良教材，教习为学生谋深造就。守师严道尊之旨，除嚣张浮躁之习。注重道德教育，而辅之以实利美感，更振之以军国民之精神”。这篇文章被评为甲等作文，在奉天省教育品展览会上展出。并作为范文先后收入《奉天教育品展览会国文成绩》、上海进步书局出版的《学校国文成绩》和上海大东书局出版的《中学生国文成绩精华》等书中。
1913年十五岁
春 因周贻赓工作变动，随伯父搬到天津，住河北区元纬路元吉里。进大泽英文算学补习学校，补习功课，准备升学。
8月中旬 考取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开办的天津南开学校。十九日，报到入学，编入己三班（以后改为丁二班）。
入学初期，国文成绩“早露头角”而“英文非佳”，经发奋攻读，很快赶上，各科成绩均优。课外，关心时事，经常阅读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报刊、书籍，如《民权报》、《民立报》、《大公报》和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的著作，以及司马迁的《史记》、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等。
在校期间，经常利用假日和课余时间，为学校刻蜡版，抄写教学讲义，以补贴膳食费，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
1914年十六岁
3月上旬 和同班同学张瑞峰、常策欧等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拟就《敬业乐群会简章》，规定组织的宗旨为“以智育为主体，而归宿于道德，联同学之感情，补教科之不及”。十日，在敬业乐群会全体会员会上，被推为智育部长。
春 写《春日偶成》五言诗两首。其中一首：
“极目青郊外，
烟霾布正浓。
中原方逐鹿，
博浪踵相踪。”
8月20日 进入第二学年。因家境贫寒而品学兼优，经教师推荐，从本学年起，免交学费。
10月15日 敬业乐群会会刊《敬业》创刊。周恩来担任编辑员，在创刊号上发表诗作《春日偶成》、散文《射阳忆旧》、侠义小说《巾帼英雄》（第一部分）以及和常策欧（孤竹野人）合写的《本会成立小史》。在为小说《部视学》写的编后语中，针砭时弊，抨击教育制度的腐败，写道：“在上者不图改良振新，只知重形式上为得计，则莽莽前途，莘莘学子，殆其危矣。青年如斯，国事又何堪设想哉！”
11月17日 参加南开学校新剧团成立大会，被推举为布景部副部长。
12月14日 获南开学校“国文传观”比赛第二名。
1915年十七岁
1月18日 担任敬业乐群会稽古部部长。五月，负责新增设的童子部工作。
2月1日 当选为南开学校演讲会副会长。
2月 参加敬业乐群会与其他学生团体举办的贫儿义塾工作。
3月 参加全校数学比赛，成绩优秀。所在丁二班成绩获全校总分第一。
4月 在《敬业》第二期发表侠义小说《巾帼英雄》（第二部分）。小说揭露社会的黑暗和官场的腐败，赞扬扶危济困的女中豪杰。
5月9日 袁世凯接受日本政府提出的企图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修正案。周恩来在后来的一篇作文中写道：“呜呼！处今日神州存亡危急之秋，一发千钧之际，东邻同种，忽逞野心。噩耗传来，举国骚然，咸思一战，以为背城借一之举，破釜沉舟之计。一种爱国热诚，似已达于沸点”。
6月6日 参加天津各界群众举行的救国储金募款大会，并发表演说，号召人们奋起图强，振兴本国经济，誓雪国耻，坚决不当亡国奴。会后，写《广募救国储金致友人书》，宣传救国储金运动。
本学年内 作《尚志论》。文中列举古今中外大量史实，论述事业的建树与个人志向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无论“立功异域，封万户侯”的班超，还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若论其成功之秘诀，固由于一种叱咤风云之气，坚韧不拔之操所铸成，要亦其最初之志，有以使之然耳”。而“志卑之害”在于“志在金钱者”和“志在得官者”，表示“立志者，当计其大舍其细，则所成之事业，当不至限于一隅，私于个人矣”。
7月 暑假中，因无力支付探亲旅费，留在学校，被推举为由留校同学组成的暑假乐群会总干事。
8月30日 南开学校《校风》周刊创刊。周恩来为该刊成员，负责选录课艺及经理各会事务栏（即选登学生作文及报道学生团体活动）。
8月 在暑假演说会上作题为《人材与器识》的演说。
9月29日 作《答友询学问有何进境启》。文中主张“学问二字，非仅限于区区功课间”，批评“惟西是尚”的维新派和“惟返古是求”的复古派。并针对当时筹安会为袁世凯复辟效劳的行径，写道：“日言筹安，安未及见，不旋踵而国将亡矣。言念及此，东瞻朝鲜，西忆印度，不知涕泪之何从。”希望找到“独立不拔，放眼昆仑，为国家谋久远之计者”。
9月 当选为敬业乐群会副会长。
10月17日 在南开学校成立十一周年纪念会上，参加演出新剧《一元钱》，扮剧中女主角。在随后写的作文《本校十一周年纪念新剧一元钱记》中论述新剧感化社会的教育功效，说：“学校教育在青年，欲联社会与化之，则新剧又为此集中利器也。盖改良社会，端赖感化劝导之功用，而新剧感人最深，遇非旧剧之以声调音韵胜也。”在校期间，先后参加《恩怨缘》、《老千金全德》、《华娥传》、《仇大娘》、《一念差》等十多个新剧的编导和演出。
12月 敬业乐群会改选，任会长。
冬 作《或多难以固邦国论》。文中写道：“自海禁大开，强邻逼处，鸦片之役，英人侵我；越南之战，法人欺我；布楚之约，俄人噬我；马关之议，日人凌我；及乎庚子，诸国协力以谋我，瓜分豆剖，蚕食鲸吞，岌岌乎不可终日。”文中针对袁世凯“忍耻受辱，逐条承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一事，疾呼：“事急矣，时逼矣；非常之势，多难之秋，至斯亦云极矣”，“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弱冠请缨，闻鸡起舞，吾甚望国人之勿负是期也。”
1916年十八岁
1月4日 任《校风》文苑部部长。三月，兼纪事类编辑。九月，任纪事类主任和经理部总经理。
3月20日 在《校风》第二十二期发表《老子主退让，赫胥黎主竞争，二说孰是，试言之》一文。认为“新陈代谢物质循环而演成日新月异之物质文明世界”，老子、赫肾黎皆深明此“生存常道”，而之所以老子主退让，赫胥黎主竞争，是由于二氏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其实他们“所持之道实一而二，二而一也”。“统世界之学理教说”的“儒之孔，西之那，印之佛”的“三氏之说，非不善也。然其于生死存之观念，未免后于老、赫也”。
4月 在《敬业》第四期发表《送蓬仙兄返里有感》诗三首。其中一首写道：
“东风催异客，
南浦唱骊歌。
转眼人千里，
消魂梦一柯。
星离成恨事，
云散奈愁何。
欣喜前尘影，
因缘文字多。”
另一首诗中有“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之句。
5月6日 代表所在班级参加全校作文比赛，选《诚能动物论》为题，获第一名。文中认为诚是“人类之共有天性”，“发于中而形于外”，主张为人要以诚相待，“一人行之，而众人服之；一国守之，而万邦协之”，则可以“虚诈绝，诳伪逃，无人我之分，鲜名初之见，相跻于大同之境”。“执政者苟于感人动物之事，注意及之，则返诚去伪，一转瞬耳，又何至日以干戈相寻，欺伪相诈哉！悲夫！”文章作为《校风》第三十期代论发表。全班得班际第一名，奖品是一面写有“含英咀华”四个字的旗子。
5月下旬 率敬业乐群会同学参观农业实验场、工业实验厂和农事讲习所。
7月 暑假中，和校新剧团部分成员赴天津郊区高家庄编写新剧。
9月18日、25日 在《校风》第三十八、三十九期发表题为《吾校新剧观》的连载社论，详细论述新剧作，认为解决中国“昏聩愚顽”状况的办法，“舍通俗教育无由也”，而新剧则是普及这一教育的“最要之主旨”。主张新剧应达到“纵之影响后世，横之感化今人”的效果，以使“民智开，民德进”。
10月上旬 参加全校演说比赛，题目为《中国现时之危机》，获第五名。演说词从中国的内忧外患和道德精神状态等方面，论证中国社会已处于极危险的地位，指出这种局面“莫不由于取敷衍手段以养成”。演说词批评辛亥革命的不彻底，“使辛亥一役，不以敷衍结果，直捣黄龙，剪除旧类，彼时政治可以一新，又何致有二次三次革命？教育不振兴，工商不发达，农林（不）垦殖；以肇今日之危险时代哉！”呼吁青年学生们当此国家危难之际，应“闻而兴鸡鸣起舞之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念”。这篇演说词在《校风》第四十五期作为代论发表。
10月 在《敬业》第五期发表《我之人格观》。文中认为“人格之造就，端赖良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道所在，正理趋之。处世接物，苟不背乎正理，则良心斯安，良心安。人格立矣”。在校期间，围绕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和拯救国家等问题，先后写《论名誉》、《国民宜有高尚思想说》等作文，认为一个人应当珍惜自己的名誉，把它看作“人生第二生命”，但又不能“存邀名之心，当以正义以绳其轻重”，否则：“汲汲于名，犹汲汲于利之徒”。同时一个人应有远大志向，不为金钱高官所惑，而要以拯救神州陆沉为己任。
△在《敬业》第五期发表诗作《次皞如夫子〈伤时事〉原韵》：
“茫茫大陆起风云，
举国昏沉岂足云；
最是伤心秋又到，
虫声唧唧不堪闻。”
11月22日 在《校风》第四十七期发表为《破天荒大发明天地新学说》而写的志，提出在二十世纪文明时代，学者应以“发明新理别辟思潮为务”，以改变中国“舍上古所谓三大发明外殆寂焉”的局面，在科学上“继起有人”。
11月29日 在《校风》第四十八期发表研究奢靡问题的作文。文章叙述人类社会从人工时代、役物时代到目前汽力时代的发展过程，从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角度，具体分析奢靡问题，反驳认为当前“国厦民贫，由于世风奢靡”的言论，认为“国民生活之高低，与其国文明之进退，实处于相维系之境也”，尽管奢靡为“习性之恶者，然而施之于文化进步之国，则其因生活程度之高，虽奢靡不得谓之奢靡也”，但奢靡之风“若盛行于吾文化蔽塞之邦，则吾行见其促国于亡”。
12月 参加全校习字比赛，获行书优胜奖。
△和南开学校教师、同学到天津北宣讲所，发表题为《社会之现象》的演说。
1917年十九岁
1月18日 在《校风》报社全体人员会上，报告上学期社务。因临近毕业，辞去总经理职务。
2月13日 寒假中，随南开学校新剧团组织的观剧团到北京观摩。在京三天，“睹社会之腐陋，闻政府之黑暗”，气愤之极。在随后的一篇作文中抒发自己对穷苦人民的同情之心：“途中，睹乞丐成群也，则思推己及人，现天下饥如己饥、溺如己溺”。
5月2日 在《校风》第六十三期开始发表为《校风》撰写的社论《本社之责任观》（全文分六期刊载完）。文中提出“人民国家之主人也”及“共和国之统治权在国民全体”的论点。在校期间，还先后写《共和政体者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于人论》和《爱国必先合群论》等作文，提出“治人、治于人者，恒常系诸一人之身，此共和之真谛在是，民主之精神亦在此”，而“阶级不除，无平等之望；人群不合，无爱国之理”。因此，“敬爱国则必先合群，无分域，勿拘等级，孤寡者怜之，贫病者恤之，优者奖之，劣者教之。合人群而成良社会，聚良社会斯能成强国”。
5月23日 参加南开学校讲演会（由敬业乐群会等三个学生团体邀请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来校讲演），并笔录《蔡孑民先生演说词》，后载于《校风》第六十七期。
5月 参与筹编南开学校《第十次毕业同学录》，并撰写序言。
6月26日 参加南开学校第十次毕业典礼，获国文最佳奖，并代表毕业同学致答辞。以平均分数八十九点七二的成绩毕业。《毕业同学录》中对周恩来作了如下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君家贫，处境最艰，学费时不济，而独于万苦千难中多才多艺”，“善演说，能文章，工行书”，“长于数学”，“毕业成绩仍属最优”。
7月下旬 和李福景等同学去北京筹划赴日本考官费留学事。经过奔走，靠同学、师友的帮助，筹集到一笔最低限度的费用。行前，到东北探望伯父，并回到沈阳母校同师友相见话别，为同学郭思宁题写“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的临别赠言。
9月 由天津登轮赴日本。行前写七言诗一首：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10月 入日本东京神田区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日文，准备报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
初到日本，因独处异国他乡，孤寂苦闷，一度相信“无生”主义〔注〕。
〔注〕无生主义：佛教名词。认为一切现象之生灭变化，都是世间众生虚妄分别的产物，本质在于“无生”，修得无生，即是涅槃，即熄灭生死轮回而后获得的一种精神境界。
12月初 参加南开学校留日校友会。在东京汉阳楼召开的第一次月会上，被选为评议员。曾在校友会上作《吾人日后求学之方针》的报告。
12月19日 致信在美国依阿华州格林奈尔大学学习的南开同学冯文潜，谈旅日留学生活，说：弟自来此预备，尚称合式。官费考试在明岁六月，届时背城一战，成败与否不敢预料。
12月22日 致信南开同学陈颂言，谈旅日留学生活，说：“留东学子在此，约分三派：一埋首用功。不闻理乱；一好出风头，到处声张；一糊涂到底，莫名其妙。此外，持求学济世，以用功为根，交接为道，糊涂藏隐者，乃属上流不可多得之士。”信中表示；“家国恨，天下事，不堪一提！极目神州，怆怀已达极点！乃争权者犹红其眼磨其拳，不顾生死，哀哉！苦吾民矣，为之奈何！”
本年 书赠留日南开同学王朴山题词：浮舟沧海，立马昆仑。
1918年二十岁
1月2日 诵读嗣母陈氏生前所写诗作遗墨，然后含泪焚香静坐，以表达对去世十年的嗣母的思念。
1月8日 接堂弟来信，得知留居淮安的叔父周贻奎在贫病中去世，异常悲伤，立志发愤读书，埋头用功，以考取官费留学生。随后搬到一租金低廉的住处，改包饭为零买，每天废止朝食，以节省开支。
1月25日、26日 连日在日记中评论前留日学生归国从政一事，认为他们“求学不足还是小事，最大的就是没有真正立身的根本未与这个恶劣社会交战”。并表示来日本求学，“第一样事情就得练铁石心肠、钢硬志气，不为利起，不为势屈”。
2月4日 旅日以来，留意观察日本社会，除每天用一个多小时阅读日文报纸外，还经常到东京中国青年会阅读报刊杂志，了解各种新思潮，与朋友频繁接触，广为交谈。本日，在日记中写道：求学又何必终日守着课本呢？“事事都可以用求学的眼光看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以便了解他们的国情。并认为古人说得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句话实在是谋国的要道”。
2月6日 在日记中写道：大凡天下真有本事的人，必定是能涵养能虚心，看定一种事情应该去做的，就拼命去做，不计利害；不应该做的，便躲着不出头，或是极力反对。这样的人总是心里有一定主见，轻易不肯改变的。成败固不足论事，然而当他活着的时候，总要想他所办的事成功，不能因为有折磨便灰心，也不能因为有小小的成功便满足。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是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
2月9日 在日记中写道：人生在世，恋爱是一种事，夫妻又是一种事。恋爱的范围广，夫妻的范围狭，恋爱里可以有夫妻这一义，而夫妻绝不一定包括恋爱的。夫妻由恋爱中生出来的，是真夫妻；若随旁人的撮弄或是动于一时感情的。这个夫妻实在是没有什么大价值。
2月11日 春节时，在日记中立下本年内应做的方针：“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书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
2月15日 连日来，将在国内时看过的《新青年》杂志又仔细阅读一遍。对其中所宣传的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认为自己在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到日本后所谓的无生主义，也“不容易实行”。表示要“随着进化的轨道，去做那最新最近于大同理想的事情”。对能领悟到这一点，十分喜悦，在本日的日记中写道“风雪残留犹未尽，一轮红日已东升。”
2月19日 在国内曾一度认为要拯救贫弱的中国，非学德意志，实行富国强兵的军国主义和“贤人政治”不可。到日本后，通过对同样实行军国主义的日本的观察，推翻了这一想法。本日，存日记中写道：军国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有强权无公理”，它必定是以扩张领土为最要的事，这在二十世纪是绝对不能存留了。我从前所想的“军国”、“贤人政治”这两种主义可以救中国，现在想想。实在是大错了。在二十世纪的进化潮流中如不实行国家主义、世界主义，那是自取灭亡的。
3月4日—6日 投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因日文成绩不好，未被录取。此后，为准备七月投考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给自己制定了紧张的学习计划。
4月3日 致信冯文潜，渴望交流学习心得，“甚盼时有以示我，新思潮尤所切望”。
4月23日 读新出版的《露西亚研究》杂志，从一篇论述俄国党派情况的文章中，了解到俄国社会民主党分两派，过激派主张“完全的民主，破除资产阶级的制度，实行用武力去解决一切（的）党纲”；温和派主张“民主，如办不到，仍主张君主立宪”。在日记中写道：“按现在情形说，成君主立宪的希望恐怕已没有再生的机会”，而“过激派的宗旨最合劳在两派人的心理，所以势力一天比一天大，资产阶级制度、宗教的约束全都可破了，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拿俄罗斯作头一个试验场了”。
5月初 北洋军阀政府和日本政府即将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消息传出后，激起旅日中国留学生的强烈反对，各省各校的留日学生代表共议组织四月学生救国团，号召全体留学生罢学归国，以示抗议。在此后一个月的时间里，周恩来把主要精力投入这一运动。积极参加各种集会，散发爱国传单，并在日记中逐日记载事态的发展。到五月底，要求归国的学生几达三千人，引起了北洋军同政府的恐慌。
5月19日 参加旅日中国留学生的爱国团体——新中学会，并发表入会演说，分析中国衰弱的原因，“全是因为不能图新，又不能保旧，又不能改良”的缘故，而“泰东西的文化比较我们的文化可以说新的太多”，“我们来到外洋求真学问，就应该造成一种泰东西的民族样子去主宰我们自己的民族”。“望诸同志人人心中存着这新字，中国才有望呢！”并向其他会员赠送两句话：“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
6月初 重新开始温习功课，全力以赴准备考试。
7月2日、3日 投考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又因日文成绩不理想，未被录取，心情懊丧。在随后的日记中写道：“这叫做自暴自弃，还救什么国呢？爱什么家呢？不考官文学校，此羞终不可洗。”
7月20日 参加庆祝新中学会成立一周年纪念会。
7月28日 离开东京，经朝鲜釜山归国探亲。八月一日，返抵天津。八月七日回母校探望。八月十日至二十六日到北京看望父亲。九月四日返回东京。
7月下旬—9月中旬 日本发生席卷全国的米骚动。五十七天内，全国有三十三个县发生暴动。
10月17日 参加东京留日南开同学会庆祝校庆日集会，发表演说，并当选为该会副干事。
本年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传到日本，同时由于阶级矛盾空前尖锐，马克思主义和不同流派的社会主义学说同时涌向日本，得到广泛传播，介绍各种思潮的书籍很多。周恩来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先后阅读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河上肇的《贫乏物语》以及《新社会》、《解放》、《改造》等杂志，同时也阅读了介绍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日本新村主义的文章。在十月二十日的日记中写道：“二十年华识真理，于今虽晚尚非迟。”
1919年二十一岁
1月 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传播者河上肇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杂志创刊。周恩来是该刊的热心读者。
3月 得知南开学校即将创办大学部的消息后，决定回国学习。临行前，将自己十分喜爱的梁启超《自励》一诗，书赠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南开同学王朴山：“献身甘作万失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歌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并以《大江歌罢掉头东》一诗，书赠为他饯行的南开同学张鸿诰，在附言中表示：“返国图他兴。”
4月5日 归国途中，在京都停留时写《雨中岚山》等三首诗，诗中写道：
“潇潇雨，雾蒙浓；
一线阳光穿云出，愈见姣妍。
人间的万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见着一点光明，真愈觉姣妍。”
4月中旬 由神户乘船离开日本，在大连上岸。先去沈阳看望伯父周贻赓，后又到哈尔滨东华学校作客，谢绝了东华学校校长邓洁民留他当教员的邀请，约在五月中旬返回天津。
5月4日 五四运动爆发。五日，天津学生响应投入运动。十四日，成立天津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谌志笃、马骏为正副会长；二十五日，成立以女校学生为主体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刘清扬、李毅韬为正副会长，郭隆真、张若茗、邓文淑（邓颖超）为评议员，领导学生展开游行示威、集会、罢课等斗争。周恩来以校友身份，“天天到南开去”，全力参加运动。
5月中旬 致函留日南开同学会，揭露校方拉拢曹汝霖等担任校董，借以换取捐助经费一事。后在各方舆论的压力下，校方此举未成。
6月5日 北洋军阀政府在六月三日大批逮捕在北京街头进行爱国演讲的学生后，激起全国人民的更大愤怒，纷纷起来支持北京爱国学生。本日，天津学生联合会在南开学校广场召开数千人的爱国运动大会，通过六项誓言：誓保国土，誓挽国权，誓雪国耻，誓除国贼，誓共安危，誓同始终。会后齐赴直隶省公署请愿，要求省长致电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争回青岛，取消“二十一条”。九日，天津各界群众二万余人举行公民大会，配合全国范围内展开的罢课、罢工、罢市斗争。十日，天津商界罢市。在全国各界的压力下，北洋军阀政府被迫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本兼各职。
6月16日 在北京、天津学联的倡议下，全国学联在上海成立。随后周恩来收到天津学联赴沪代表马骏的来信：全国学联“抵死力争”，拒签和约。
6月27日 到车站为赴京请愿的马骏、刘清扬等十名天津各界代表送行。同日，北京、天津等地各界代表五百余人到总统府请愿，反对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无理决定，要求政府拒签和约。经过全国人民的抗议以及旅法华工和留学生的斗争，二十八日，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6月下旬 天津学生联合会为进一步唤起民众，把运动引向深入，由谌志笃和马骏出面，请周恩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周恩来表示：我所以回来，就是为了参加救国斗争，负此责任义不容辞。随即搬进南开学校，带头举行话剧义演，募集办报经费，并筹划解决纸张、印刷、出版、立案等问题。
7月7日 和部分留日归国的学生代表一起，出席南开学校慰劳茶话会。慰问假期中在校坚持斗争的同学，并在致词中对下步斗争提出建议：“宜审慎，有恒心，有胆力，方能成功。”
7月12日 为扩大即将创刊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影响，在《南开日刊》发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文中在评价五四运动时，把它同日本的米骚动、朝鲜的独立运动并提，认为“这都是受世界新思潮的波动，在东亚历史上增加些国民自觉的事绩”。宣布《会报》将“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立为主旨”；“本民主主义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介绍现在最新思潮于社会”；“对于政府的政策有指导同监（督）的责任”；对于社会生活、各种学术进行“公允正确的批评”，等。文章为天津各大报转载。
7月21日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刊。刊名下方用英文写着：“民主：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我们的箴言。”周恩来在创刊号上发表他起草的社论《革心、革新》，提出改造社会、改造思想的号召。《会报》初为日刊，辟有主张、时评、新思潮、新闻、国民常识、函电、文艺、翻译八栏。最多时每期发行两万多份。周恩来主持采写、审稿、编排和校对，有时还参加早晨的卖报。
7月下旬 为抗议日本宪兵在山东济南、青岛等地擅自逮捕中国人，山东学、商各界数千人到省公署请愿示威，要求向日领事馆交涉放人。北洋军阀政府宣布山东实行戒严，任命安福系马良为戒严司令，镇压人民的反抗。八月五日，杀害爱国的回教救国后援会会长马云亭等三人。
8月5日 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上发表《评现今舆论界并问〈益世报〉》一文，抨击军阀收买报社，批评天津《益世报》对和约签字、山东戒严等重大事件“一字不提”，质问说“外交到这个时候，安福派闹到这样子，我们还不赶快用我们舆论奋斗吗？”
8月6日 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上发表《黑暗势力》一文，疾呼：“黑暗势力‘排山倒海’的来了”，我们“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要“推倒安福派，推倒安福派所倚仗首领，推倒安福派所凭借的军阀，推倒安福派所请来的外力。国民自觉！国民自觉！现在就是时候了”。
8月9日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和天津其他各校刊物《醒世周刊》、《南开日刊》、《北洋日刊》、《师范日刊》等联合组成天津学生报社联合会，周恩来被推选为主要负责人。
△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上发表《敬告日本来华的学生》一文。文中对日本来华学生主张日中亲善的愿望表示欢迎，指出；“诸君既知道军阀不好，侵略主义不好”，“就应该同去做真正的平民运动，推倒你们的军阀，打破日本国民侵略的野心，然后两国国民的社会运动，才可以接近”。
8月23日 在天津各界联合会发出要求北洋军阀政府严惩马良，解除戒严，以谢国人的通电后，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共同商定派出刘清扬、郭隆真等十名代表赴京请愿。本日，天津代表和北京代表一起前往总统府递交请愿书，要求惩办马良以平民愤，遭军警拘捕。消息传到天津，周恩来当即布置《会报》连夜赶出号外，报道事实真相，并与学联负责人商议发动学生进京，展开更大规模的斗争。
8月26日 北京、天津学生三四千人，齐集总统府门前请愿示威。二十八日遭到军警驱赶毒打，请愿群众的现场总指挥马骏等人被捕。周恩来闻讯后，即和张若茗等率领天津学生五六百人赶到北京，连日在总统府外露宿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代表，并发动舆论支持示威斗争，积极开展营救活动。在全国舆论的一致声讨下，北洋军阀政府被迫于三十日释放全部被捕代表。
9月2日 从北京乘火车返回天津。归途中，和郭隆真、张若茗、谌小岑等男女学生代表总结请愿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在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两个团体中选出一些骨干分子组成一个更严密的团体，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并出版一种刊物。这一倡议得到大家的赞同。回津后，开始筹建觉悟社。
9月4日 主持《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例会。会议通过周恩来提出的警厅对待学生方法讨论案，各校从速组织周刊案，会报、周刊联络案等提案，决定付诸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