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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献研究室 当前章节:15149 字 更新时间:2026-6-27 13:39

△召集卫生部负责人钱信忠、张凯、贺彪以及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文教办公室负责人开会,研究卫生工作规划。在会上提出:关于卫生工作,卫生都要搞个长远规划。消灭疾病要搞十五年规划。还指出:(一)关于防病治病问题。要搞好卫生,管好水、粪的卫生,要与生产结合起来,首先要在疫区提倡。预防工作要抓早。(二)关于卫生运动问题。报纸上要好好宣传,在寒暑假期内要发动学生的力量来搞,每年大搞两次,小搞几次。爱国卫生运动不搞形式主义,不填统计表报,只要做出效果就可以了。要总结经验,看哪些是好的,北京要先动,以带动全国。卫生运动,城市与农村的要求有所不同,要抓重点。农村要把水、粪、除四害、预防主要疾病搞好。(三)关于卫生工作面向农村问题。卫生工作支持农业是长期的任务,现在组织城市医疗队下乡是个好的开始。面向工农兵是方向问题,要克服只看到城市和少数干部的做法。(四)关于卫生队伍问题。要加速培养卫生工作队伍,改变单一的培养方法,采取多种多样的教育方法。(五)关于中西医结合问题。中西医都有长处,虽然学术见解不同,能治病就应发挥其作用,不要强调一律,非中不行,或非西不行。不要强迫西医学中医或中医学西医,应是自愿自觉地去学。要号召中西医团结合作,共同防病治病。

2月22日 提出关于改进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工作的建议:(一)外办应担负以下六项任务:(1)协助中央外事小组研究对外工作的战略计划和战略部署。(2)对外事口各部门涉外工作中不合中央政策或口径前后不一致之处,应予指出,请其重议,以统一政策口径。(3)对各部门的外事工作,要分轻重缓急,要有统筹安排,加以综合平衡。(4)要组织各部门协作,以一个部门为主,别的部门参加配合。(5)凡需要送陈毅、周恩来审批的重要文件,外办要加以审核。(6)要负责检查重点工作的执行情况,有时可以出去看看。(二)现在外办应该根据“解放”、“提高”的方针,进行改组,适当精简机构,提高干部质量,逐步创造条件来适应上述六项任务的要求。为此,必须:(1)从大量日常的行政性事务工作中解放出来,要超脱,要抓大不抓小;对涉外工作,要抓重点而不是打杂;所管的各项具体工作,凡是能下放的,都要下放。(2)轮换一批较强的有外事斗争经验的干都到外办。(三)中央外事小组要经常开会,讨论战略方针、战役部署。也讨论一个时期可以预见到的问题。外办负责安排议程,指定主管部门作中心发言。(四)成立中央外事政治部。(五)设立秘书室,各部门送陈毅、周恩来审批的外事文件都要经外办转递。

2月23日 指示新华社查实十九日关于联合国休会的消息报道中所提“联合国部队”一事是否准确。指出:无产阶级新闻同资产阶级新闻的区别,就在于尊重事实,实事求是。还说,我要考考你们,看你们到底是怎样工作的。

2月23日、24日 召集参加全国棉花工作会议的代表开座谈会。在谈话中阐明了棉花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要求大家认真总结经验,搞好棉花生产,以解决全国人民穿衣问题;提出要学大寨,年年有新套套,要踏踏实实搞科研,老老实实报产量,实行科学种棉,实现稳产高产。

2月24日 约阿沛·阿旺晋美和帕巴拉·格列朗杰〔注〕谈话,要求他们认真抓一下成立西藏自治区问题。指出:(一)我们历来主张政教分离。政治不能利用宗教,宗教不能同政治连在一起。至于思想信仰问题。不能强迫人们不信,信教自由。我们反对反动统治阶级利用宗教统治多数人,压迫少数民族,向外侵略。(二)无产阶级政党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我们的民主,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三)要为大多数人服务,农奴主、贵族、喇嘛出身的人就要改造。怎么改造,是个困难问题,也是长期的问题。还对阿沛和帕巴拉提出三点要求:(一)要做。要管西藏的事,也还要做全国的工作。做工作有做对的,也有做错的。不要怕错,错了就改。在做的过程中锻炼自己。做对了不骄傲,做错了不气馁。(二)要学。学毛泽东著作、学党的文件,到群众中去学,向同事们学,互相学习。(三)要人帮助,一个人做不出事来。要听好话,也要能听批评,也就是要能接受别人的帮助。

〔注〕阿沛,时任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代理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帕巴拉,时任西藏自治区筹委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2月25日 在全国工交工作会议和工交政治工作会议上,就国际国内形势讲话,说国际斗争比过去更复杂了,因此,尽管埋头做经济工作,但是你们要接触国际的问题,报纸还得看,社论、声明总是有点目的的,绝不会是无的放矢。

2月26日 在接见各大区和部分省市出席全国安置工作会议的代表时强调:在安置工作中因地制宜非常重要。下放人员的安置主要靠自力更生,但国家也要负责指引、支援、帮助。提出统一安排劳动力的七条经验:(1)劳动、精简,安置统一起来,华东先试点,各大区回去讨论,试点半年后再扩大;(2)在时间上,冬季动员,春耕前后、麦收前下去;(3)因地制宜;(4)投亲靠友为主;(5)坚持方向,重视巩固,稳步前进,不要着急,(6)统一安排,各方协作;(7)自力更生为主,群众互助,社、队扶助,国家关心,负责到底。

△召集刘白羽、司徒慧敏、郑君里、张瑞芳等就拍摄纪录片问题谈话,提出把青年下放、棉花生产等题材拍成纪录片。并说:今年可将带方向性的成熟了的方面,有重点地拍纪录片。不要像一九五八年那样大搞。创作人员经过思想整风,狂风暴雨之后,也得要他们冷静下来,然后才能进行创作。

△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决定》说,为加强对整个西南三线建设的领导,中央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

2月27日 约张修竹、江一真、韩光、梁步庭〔注〕谈农业科学实验工作会议情况。

〔注〕张修竹,时任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江一真,时任农业部代部长;韩光,时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梁步庭,时任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

△在接受菲律宾《塔里巴》日报记者法杜尔、《中吕宋邮讯》周刊社长德古斯曼的采访时说:中美关系是国际问题,我们同蒋介石的问题,是国内问题。中国人民什么时候解放台湾,是中国人民的权利。我们已经等了十五年了,并不急于解放。台湾问题有同美国有关的一面,所以要同美国谈判,不必担心台湾问题会引起世界大战。我们决不侵犯别人,决不会挑起战争。

2月28日 向出席全国棉花工作会议、九省一市农业生产工作会议、农业科学实验工作会议、安置工作会议的代表作有关国内外形势的报告。关于国内形势,指出:现在农业方面我们开了这几个会,目的就不仅是抓今年的这些农业工作,还要为今后十五年的规划,为第三个五年计划打下基础。计划要抓重点,就是要发展农业,解决我们人民的吃、穿、用问题。在讲到农业生产如何入手时说;要贯穿毛泽东思想,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农业科学研究和现场的生产实践结合起来,科学家和党政领导、老农,广大农民群众结合起来,总结一些现场经验。提高生产的科学水平。建议科学家们多读读毛泽东的“四论”——《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并提出,要带着问题去学,把农业科学的技术研究和现场生产实践结合起来。至于实践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我们不要强求一律。

△约石西民、刘白羽、司徒慧敏、郑君里、张瑞芳就影片《李善子》谈话,提出;我们不要把阶级斗争硬加上去,以免我们的观众有错觉,因为我们观众对此很敏感。指出:影片中“玩的太多、认真的步,花哨的多、生产一条线少”,这就模糊了主题思想,看不出一条红线。要通过生产,通过劳动和实践,做人的工作。主张影片要大改。

3月1日 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有彭真,杨成武、吴冷西等)到河内,同以胡志明为首的越南劳动党中央代表团(成员有黎笋、范文同、范雄、武元甲等)会谈。在会谈中说:对苏共新领导,我们认为不能只看一次,而要多看一看。经过这几个月,现在看得很清楚了。苏共新领导执行的就是赫鲁晓夫主义,根本不可能改变。

3月2日 飞回北京。

3月2日—9日 接待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二日至五日,和刘少奇与阿尤布·汗会谈,在五日的会谈中说:在我们两国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除已经提供的六千万美元外,我们将继续向你们提供援助。这些援助仍是无息的,偿还期限可以无限期延长。有些可以肯定是无偿援助,也就是赠送,没有任何条件。还说:这是我们的国际义务,我们要建立新的国际原则。不能剥削别人,不能去抢劫。七日至九日,陪同阿尤布·汗乘专机离京到杭、沪两地访问。在上海期间,陪同宋庆龄会见阿尤布·汗;接受巴基斯坦广播电台新闻编辑的采访,发表广播录音讲话。

3月5日 在接见出席九省一市农业生产工作座谈会的各省负责人时说:抓九省的农业,要抓重点。华东搞好了,可以供应上海;中南主要是河南问题,把河南搞好。中南就可以做到粮食自足,还可以外调一些;西南一直是外调的,现在搞三线,要搞储备;西北分两步走,第一步实现自给,第二步达到有余粮;东北有余粮,如搞好机耕、肥料等,能大面积地高产就更好,华北问题较大,又旱又涝,涝必带碱,这个地区是重点,根据人口、耕地相适应的要求,要抓好这个地区。强调:从战略上讲,一旦有事,各省都要有余粮。我们要争取较长的和平时间,能争取十年到十五年更好,但必须要五年一打算,粮食是首要问题。并提出面上工作有三个主要问题:(一)面上工作安排,要以生产为中心。(二)防治病虫害。(三)春耕春播。目前主要的是防治病虫害。

△在人民大会堂审看《东方红》的修改排练。在座谈中进一步提出修改意见,如:要反映出毛泽东的思想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定正是群众意志的集中反映;“南昌起义部队”的旗帜可以不要,改用“中国工农红军”军旗;把彝族、藏族的头人改成老人不好,少数民族头人在当时也是受国民党压迫的,当时不团结头人,你就过不去。

3月10日 在上海期间给驻沪部队题词:“四个第一,三八作风,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从实从严从难训练部队。”

3月10日或11日 回到北京。十一日至十三日,分别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有关会议、中央书记处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汇报并讨论国务院十二个部〔注〕的长期规划工作。

〔注〕这十二个部是:地质部、冶金部、化工部、煤炭部、水电部、建筑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轻工业部、纺织部、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

3月上、中旬 得知李宗仁已决意回国,请程思远转告李宗仁:他的宿愿,可以如愿以偿。

3月13日 约赵尔陆、杨成武、郑汉涛和各大区经委、计委负责人谈小三线问题。在听取赵尔陆汇报地方军工会议情况时表示同意所提全国一、二线省要建好二十一块后方基地的意见,并指出:国防工业建设要和当地群众、民兵结合起来。在今后的建设中,要注意便利群众这条原则。第三十五年计划,要照顾小三线,用十五年把全国体系搞起来,布局搞好。但是,农业不能和工业一样,它要搞稳产高产,提高单产。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基本通过《评莫斯科三月会议》一文。二十三日,该文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文章说: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到五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会议,是一个分裂会议;这一会议的召开,是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步骤。

△致电印度支那人民会议的倡议者西哈努克亲王并会议常设秘书处,祝贺会议胜利闭幕。电文称,在反对美国武装侵略印度支那各国的斗争中,中国和印度支那各国是亲密的邻邦,中国人民将始终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站在一起。

3月15日 在接见即将离任的丹麦驻华大使斯怀特时说:我们的经济正在进行彻底的改组。今年是这种改组的最后的一年。当国际上还在政治上歧视中国的时候,比如阻挠恢复我们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制造“两个中国”、实行禁运等,我们就要继续执行强硬政策。这不是我们主动的,我们是不得已这样做的。

△离京去天津。出席河北省贫下中农和农业先进生产者、先进单位代表大会。叮嘱河北省领导要关心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3月16日 在北京接见法国《新观察家》杂志记者卡罗尔和巴黎大图片社摄影师里布德时说:中国进行阶级斗争的特点是,教育人民自觉提高警惕,这比用政府的法律手段要有力量得多,要可靠得多。对人民主要是进行教育,不仅教育劳动人民懂得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而且还教育剥削阶级出身的分子,告诉他们只要愿意为祖国服务,是可以得到改造的。不可能用党员的标准去要求他们,也不可能用进步人士的标准去要求他们。实际生活中,总有左、中、右,或者是进步的、中间的和落后的。社会总是在这种状况下前进的。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存在进步、中间、落后。有矛盾、斗争,才能推动社会前进。因此,我们采取以教育为主的办法。在回答“关于戴高乐将军就联合国问题建议召开五大国会议,你是否赞成”的问题时表示:许多事情,不应当只由五大国来决定,而应由世界各国,大家坐在一起来解决,不分大小,平等相处。我们不赞成五大国垄断。

3月17日 先后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外交工作和基建工作。

△在接见叙利亚访华友好代表团时说,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曾经两次访问中国,他看见了我们的民兵以后,就劝说美国不要侵略中国,免得“打进去,就出不来”。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和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元帅也都承认中国民兵的作用,赞同蒙哥马利的意见。民兵组织得好,如同撒下天罗地网,敌人就逃不了。

△在接见法国驻华大使佩耶时说:(一)我们不承认美国有权在世界闯乱子。(二)我们不承认美国有权控制联合国。这是我们在世界问题上同美国的基本分歧。

3月18日 主持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发言中说:搞文史资料,开始是我提议的,到现在已出了五十一期,要认真地搞。工作方向要对,要存真,实事求是。我们收集文史资料,就是要我们的同辈把遭遇写出来,正面、反面的要很好地分析,一分为二,用历史知识教育、启发后代。还说:要做到实事求是并不容易。在政府工作中,我的经验是,往往一件事,某人来讲如何如何,可是另一个来讲却又有出入,并不是那样。所以,我们调查研究可要注意第一手材料。对群众的意见,第一不能泼冷水,第二要实事求是。在会上表示下届政协自己将不担任主席职务,以免由于工作繁忙而耽误政协的工作。并从健康角度考虑,主张政协领导人不宜兼职过多。

△接见以主席艾哈迈德·舒凯里为首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在舒凯里谈到十年前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做出了重大贡献时,周恩来表示:万隆会议所以能取得成就。是大家的功劳,特别是苏加诺总统、当时的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阿联总统纳赛尔阁下,他们尽了很大的努力。我们一起有过很好的合作,才使得会议取得成就。每当提起万隆会议时,我总是想到这几位合作者。还表示:我们的成绩是有限的,力量是有限的,贡献也是有限的。我并不满足于过去所做的,我希望比过去做得更多。我把团长兄弟刚才所说的一番话和好意作为对我们的督促和勉励。至于我个人,在工作中,对人民,对国际朋友来说,是一个服务员。

3月19日 观看话剧《刘胡兰》后对演员们说:看了你们的戏,使我联想起许许多多在战争年代里为革命英勇牺牲了的战友。

3月20日 主持召开中央专门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在会上指出:我们的核试验要从军事、科学、技术的需要出发,凡是通过试验应该得到的科学知识,我们都要得到,要做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

△在接见叙利亚外长哈桑·穆拉维德和文化部长苏莱曼·赫什时说:越南问题是国际舆论和华盛顿、白宫天天谈论的问题。南越的斗争还会发展。我们的一切行动都要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协商。就是要按照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和要求办事。

△晚,前往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馆吊唁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乔治乌一德治逝世。

3月21日 就《国防工办关于一、二线省、市、自治区后方建设规划的报告》,提请邓小平召集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并邀请有关同志参加,“定出几条界限,防止各地在建设中不断加码”。

△在同舒凯里谈话中,提出以“外交学会名誉会长周恩来和会长张奚若”的名义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联合声明》这一“半官方的公报”。并说:我的身分有几种,总理、政协主席……我从未用外交学会名誉会长名义签过文件。这是破例。这等于说我确认了这个声明。同时,欢迎巴解组织来北京设立办事处。次日,在北京签署《联合声明》。

△晚,到刘少奇处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联、缅甸等国。周恩来出访期间,总理职务由邓小平代行。会议还讨论了出访的方针,任务。

3月22日 率中国党政代表团离京赴罗马尼亚参加乔治乌一德治的葬礼。

△晚,在昆明与黄文欢〔注〕交谈。

〔注〕黄文欢,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赴罗马尼亚参加乔治乌—德治葬礼的越南党政代表团团长。

3月23日 上午,在巴基斯坦卡拉奇机场作短暂停留。下午,飞抵布加勒斯特。晚,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全体成员前往共和国宫,在乔治乌一德治灵前献花圈,并和谢富治、章汉夫、赵毅敏,刘放、罗青长在遗体两旁守灵。

3月24日 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参加罗马尼亚为乔治乌一德治举行的隆重追悼会和国葬仪式。并和其它国家党政领导人随同灵车徒步数里路前往自由公园墓地。

△分别会见朝鲜党政代表团团长朴金喆、越南党政代表团团长黄文欢、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团长里塔·马尔科。

3月25日 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联名电贺齐奥塞斯库当选为罗马尼亚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基伏·斯托伊卡当选为国务委员会主席、毛雷尔当选为部长会议主席。

△参观普洛耶什蒂州的布拉齐炼油厂和石油化工厂。

△在参观多弗塔纳博物馆〔注〕时留言:“反动阶级所设置的监狱,只能折磨坚强革命战士的肉体,绝不能动摇而且会更加坚定他们的革命意志和斗争决心。所以我们共产党人说监狱是锻炼革命战士的学校,是进行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并把它们结合起来的场所,因而也就是在一定意义上的革命指挥部。”“它的作用不仅在于纪念过去,而更重要在于教育后代。”

〔注〕这里曾是囚禁乔治乌一德治等共产党人的监狱。

△接见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全体工作人员和中国留学生。对留学生说:要在实践中学好外语,一定要多讲,要敢说。必须在学好语言的同时,注意扩大知识面,学些地理、历史等方面的常识,掌握一些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还要注意增长社会知识。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红与专的关系,“红而不专”和“专而不红”都是不对的,希望你们做到“又红又专”。学习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同学,要做到学以致用,不是为了要什么毕业文凭,而是要把知识学到手,使自己学成以后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

3月26日 在拜会罗马尼亚党政领导人时说;只有通过协商,任何意见才能更正确,才可以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世界上的事物是互相影响的,不可能说亚洲影响欧洲,欧洲不影响亚洲。

3月27日 率中国党政代表团离开布加勒斯特前往阿尔巴尼亚访问。上午抵达地拉那。

3月27日—29日 与阿尔巴尼亚党政领导人举行四次会谈。

3月29日 在斯坎德培广场出席地拉那人民为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举行的盛大群众集会,并发表讲话。强烈谴责美国扩大南越战争,连续轰炸越南北方;重申中国决心给越南人民一切必要的物质支持,包括武器和一切作战物资。

3月30日 离开地拉那前往阿尔及利亚访问。

△抵达阿尔及尔。下午与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举行第一次会谈。在会谈中说:越南问题完全是美国搞出来的乱子。本来,根据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协议,法国从越南撤军,两年后南北越实现和平统一。但是美国入侵阻止了南北越和平统一的实现。

3月31日 在与本·贝拉举行第二次会谈时说:我们在联合国以外,有权利批评联合国,发表我们的意见。我们的批评是集中针对美国,而不对其它国家。亚非和其它各国支持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我们总是感谢的。这同我们批评联合目、反对“两个中国”,是两回事。并表示,中国既反对美苏两大国操纵联合国,也反对法国提出的由五大国垄断的主张。

4月1日 离开阿尔及尔前往阿联访问。

△分别同萨布里总理和纳赛尔总统会谈。在同纳赛尔总统会谈时说;我这次利用欧洲之行的机会,顺道来非洲,以便同你和本·贝拉总统交换一下对国际形势的看法。现在的世界形势发展有两类形式:一种情况是人民要独立,把反动统治冲垮,影响到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另一种是美国到处闯乱子,引起人民的反感而把它赶走。从万隆会议到现在十年来,发展的形式都是这两种,本质则是一个。就是要冲垮帝国主义的控制,结束殖民统治,不管是老殖民主义还是新殖民主义。

△接见几天前从中国回到开罗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舒凯里,并接受舒凯里赠送的两件象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自由的意志和决心的艺术品。

4月2日 飞离开罗前往巴基斯坦访问。行前接受中东通讯社新闻编辑主任的采访。在回答提问时说: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是中国和阿联两国人民面临的共同历史任务。巩固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是我们的共同愿望。在阿拉伯各国反对帝国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伟大和正义斗争中。中国人民永远是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可靠朋友。当日下午,抵达卡拉奇机场,受到阿尤布·汗总统和布托外长的欢迎。

△与阿尤布·汗会谈。在谈话中指出:(一)在美国加强其侵略和压力的情况下,不存在越南屈服的可能性。(二)至于是否会扩大为世界大战,战争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战争扩大时,是无法划一条界线的,就像火势会蔓延一样。美国要玩火,要冒险,中国要扑灭这场火。(三)中国并不根本反对谈判。任何问题最后总是要通过谈判才能解决的,但是,就南越问题进行谈判的条件和时机都不成熟。并请阿尤布·汗在访问美国时,转告美国以下三点:“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三、中国已经做了准备。”还说: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将抵抗到底,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它在空中轰炸,我们在地面上可以用别的办法到处活动。如果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轰炸,那就是战争,而战争是没有界限的。

4月3日 飞离卡拉奇前往缅甸访问。下午抵达仰光。

4月3日、4日 同奈温举行四次会谈。就国际形势尤其是东南亚局势以及第二次亚非会议等问题交换意见。

4月4日 中午,离开仰光回国。当日,飞抵昆明。

4月5日 为影片《东方红》题词:“精益求精,后来居上。”

4月6日 和陈毅同机抵达北京。

4月8日、9日 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副总理阮维桢等会谈。

4月9日 鉴于八日以来美机连续侵入中国海南岛上空进行挑衅等情况,同意杨成武提出的取消原先有关“我机只起飞监视”等规定,“对侵入我大陆和海南岛上空的敌机采取坚决打击的方针”。

4月9日、10日 会见阿联总统外交事务顾问佐勒菲卡尔·萨布里。在会谈中说:选拔干部不能只从一方面选拔,要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缺一不可。只从上面选,可以看得全面些,但不能看到他的群众关系和日常表现。另一方面,群众对干部的考察,可以看到他的群众关系和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但往往容易多看缺点,这样也不全面。只有两方面结合起来才全面,也比较可靠。

4月10日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十二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这一文件。周恩来在发言中提出要后发制人,留有余地。要求将备战与长期计划相结合,如有矛盾,要服从备战。所有部门,特别是政府部门和军事部门,每天都要有值班制度。关于提“援越抗美”口号的问题,主张晚一点提,说:我们现在是支持越南反美斗争,还是以越南为主。同日,中共中央发出这一《指示》。其中指出: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战争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地威胁了我国的安全。因此在目前形势下,应当加强备战工作。

△电贺第二届亚非新闻工作者日:“庆祝第二届亚非新闻工作者日同庆祝万隆会议十周年将在同时举行,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这表明了亚非新闻工作者把他们的庄严工作同亚非各国人民团结反帝的正义斗争紧紧地连结在一起。”

4月11日 约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谈基本建设问题。后来在离京前委托李先念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一)投资不要超过一百七十亿。(二)非加不可的应该加,甚至有的要快一点,比如三线、军工生产,而有些投资要推迟。

4月13日 就空军高碑店机场占用生产用地较多、支援农业生产不够事,曾于二月二十三日指示空军党委对此进行调查研究。本日,审阅空军党委《关于定兴(高碑店)、故城两机场的用地及其驻军支援人民公社情况的调查报告》,批告罗瑞卿:“请总参和国防工办对空司这个减少场地、支持人民公社的积极措施加以表扬和推广。”

△接受土耳其《自由报》记者锡帕西奥格鲁、《共和国报》记者阿加尔、《晚报》记者阿康和坦苏格等的采访。

4月14日 飞抵昆明。次日同范文同会谈。

4月16日 凌晨,和陈毅离昆明前往雅加达,参加庆祝第一次亚非会议十周年庆祝活动。

△在雅加达机场发表书面谈话:亚非国家有必要更高地举起万隆会议的旗帜,进一步团结起来,粉碎帝国主义的一切侵略和战争阴谋。

4月17日 在茂物,和陈毅拜会苏加诺总统。

4月18日 在雅加达朋加诺体育场和金日成、范文同、西哈努克亲王等三十六国首席代表出席纪念万隆会议十周年仪式。

4月19日 经苏加诺安排,与日本代表川岛正次郎会谈。在谈话中对中日关系提出三点意见:(一)我们还要看一看。(二)日本政府对台湾表现友好,敌视新中国,我们随时都可以批评。(三)我们对中日关系仍然寄予希望,不是绝望。还说:我们希望日本能够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亚洲各国建立正常关系。中日两国也应在平等基础上建立友好关系。在促进中日关系方面,我们一向是采取主动的。表示不同意日方提出的两国政府通过双方驻瑞士总领事进行接触的建议,仍主张由更高一级的外交人员(外交大臣、总理)进行接触。

4月21日 在苏加诺陪同下到达万隆。参观十年前举行万隆会议的建筑物。

4月22日、23日 在巴利岛访问。二十四日,回到雅加达。

4月25日 去医院探望因动手术正在治疗的苏班德里约,向他送了鲜花,并祝他早日康复。

△接见印度尼西亚—中国友好协会主席辛基和其它群众团体的代表,希望印度尼西亚人民和中国人民高举万隆会议的旗帜和新兴力量反对旧有势力的旗帜,并肩携手前进。

△在同澳大利亚记者贝却敌和法国记者罗歇·皮克进行电视谈话时指出;南越问题只能由南越人民自己解决,越南的统一只能由越南人民自己解决。

△在印度尼西亚广播电台发表告别讲话:万隆会议是亚非人民一次划时代的创举。十年来,亚洲和非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二十多亿亚非人民已经成为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一支强大力量。

在印度尼西亚期间 会见朝鲜首相金日成、越南总理范文同、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柬埔寨首相诺罗敦·康托尔、老挝苏发努冯亲王、阿尔及利亚副总理赛义德、尼泊尔王储比兰德拉、北加里曼丹统一邦革命政府总理阿扎哈里等前来参加纪念万隆会议十周年活动的各国代表。在与阿扎哈里谈到中国革命时说;中国革命的胜利,主要是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下,全国人民斗争的结果。我自己只起一个螺丝钉的作用。

4月26日 在同苏加诺会谈时,称赞他在纪念万隆会议十周年仪式上的讲话震撼了整个世界、指明了方向,对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有很大鼓舞。苏加诺表示:这主要得益于周恩来的指导。

△飞离雅加达,前往缅甸进行友好访问。

4月27日 向缅甸民族英雄昂山将军陵墓献花圈。

△在与奈温会谈中谈到支持越南问题时说:我们是后发制人,我们不主动挑起战争。如果美国挑起战争,我们才回击。关于我们志愿援越人员问题,当越南方面有需要向我们提出时,我们才派,我们不主动出动。

4月28日 结束对缅甸的访问离开仰光回国。当日,飞抵南宁。看望解放军驻某野战机场执行战备任务的空军指战员。下午,飞抵广州。

△接待前往朝鲜访问途经广州的几内亚总统杜尔的夫人。当晚,陪同杜尔夫人参观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

4月29日 和杜尔夫人同机到达北京。当日,到医院看望因患高血压住院治疗的陈毅。

4月29日—5月2日 与来访的加纳政府代表团团长、外交部长科佐·博齐约举行五次会谈。在会谈中说:美国的武装力量现在遍布全世界,到处有美国的海空军基地,美国军舰在公海上航行,飞机飞来飞去。美国越是这样做,就越惹翻了各国人民。在会谈中还表示:关于反帝反殖革命运动方面的经验,中国还可以提供亚非国家参考;谈到建设经验和能力,我们就感到不足,有力不从心之感。但是,我们不会吝惜我们的力量,我们愿意对亚非国家做出更大的贡献。

5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罗瑞卿汇报工作。

△在博齐约举行的告别宴会上,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强烈谴责美国政府以所谓“保护美国侨民”为名公然派遣海军陆战队和伞兵入侵多米尼加,指出美国对多米尼加的侵略是对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严重挑衅,宣布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对美帝侵略的正义斗争。

5月4日、5日 主持中央专门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对第二次核试验提出要求:(一)要有把握。不要勉强。(二)安全保险系数大一点好,太低了不好;要普遍检查一下,凡有漏洞的人都要补起来。(三)要加强政治工作,积极谨慎,戒骄戒躁,要特别细心,一点不能疏忽大意。核试验次数可以少一些。五日晚,再次打电话给有关人员,叮嘱要做好材料数据工作和安全工作。

5月5日、6日 召集国家建委、国家计委、财政部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研究基本建设计划和国家预算的调整问题。

5月6日 观看日本话剧团演出的日本历史剧《郡上农民起义》,并接见该剧团团长、副团长、导演、编剧等。

5月7日 接见被巴西当局非法监禁一年多后于四月二十一日回到北京的九名中国贸易工作人员和记者〔注〕及其家属,说:我们通过这次事件来进行教育,主要是为鼓励人们的志气,加强决心、信心和斗志,使大家坚信,只要斗争,就一定会胜利。还说:一个人,只有在国外,才会更加感到祖国的可爱。

〔注〕他们是:王耀庭、侯法曾,王唯真、马耀增、王治、苏子平、鞠庆东、宋贵宝、张宝生。

5月8日 在接见应邀来中国参加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的坦桑尼亚外宾时,说:我提倡所有从事外事工作的人都要学一门外国语。新中国人民应该敢于说外文,显示出我们的国际主义精神。这一点中国的民族习惯是不好的,很保守。毛主席就要打破这种保守习惯。毛主席是师范毕业生,他的英文底子不太好,但是解放后他有时间就学英文,要恢复他的英文知识。他说话困难些,但记了许多生字。我的英文底子比他好,可是他问过我一些生字。我都记不得了,这说明他很努力。

△对财政部的预算方案提出:生产建设仍按原定次序进行;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分别轻重缓急,按条件排队;这次调整中要保备战、援外、三线和重点,减掉不急需的、不落实的、非生产性的和可以节约的;要处理好六个关系;和战结合、需要与可能、数量与质量、积极性与科学态度、今年建设与长期建设的结合、劳动力同技术工人的结合。

5月8日—10日 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科列加举行三次会谈。

5月9日 在审阅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组《关于一九六五年基本建设计划调整情况的报告(摘要)》时,致函刘少奇、邓小平;提议在十一日下午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听取谷牧和财政部的报告,并予批准。

5月10日 与罗瑞卿、杨成武、刘杰等研究第二次核试验问题。并根据气象情况,指示前方人员准备行动。次日,下令爆炸又一颗原子弹。

5月11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一九六五年基本建设计划和预算的调整时,再次提出“四保”:保备战,保援外,保三线,保重点。要求根据轻重缓急和主要次要进行排队。首先是减不急需的,第二是减不落实的,第三是减非生产性的,第四是在设计方面打破老框子,进行设计革命,大有节约的可能。指出:把基本建设投资控制在一百七十亿的目的,是要根据生产和进口物资与设备的情况来排队。它的好处,就是留有余地。基本建设投资的控制权,我不在时可直接找小平同志批。

△致信毛泽东建议:“以主席名义发表声明,支持多米尼加人民反美爱国的武装斗争”。次日,冒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出席首都各界声讨美国武装侵略多米尼加的集会。

△前往中山公园中山堂,吊唁五月七日在上海病逝的刘亚楼,并出席首都各界的公祭大会。

5月12日 约有关部门负责人谈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准备工作。

5月14日 致信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说:“亚非会议是亚非国家的会议,把观察员的范围也限于亚非地区,这是理所当然的。我认为,在考虑邀请观察员问题的时候,同邀请正式参加国一样,只能以雅加达会议最后公报的规定为准。”“如果像外界所传的消息那样,亚非地区以外的某些国家也被邀请作为观察员参加会议,这势必会使问题复杂化。”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姚依林关于财贸工作会议的汇报、林枫关于到苏联参加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庆祝活动的汇报和陆定一关于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加该国解放二十周年庆祝活动的汇报。

5月15日 就中国援外项目有估价过高的情况,指示方毅〔注〕:“对所有援外项目估价都作一检查,并做经验总结,作为以后改进援外工作的一项措施。”

〔注〕方毅,时任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叶林汇报工业生产问题。在会上说:今年工业生产比去年要增长百分之二十以上,现在就要注意质量和安全。

△接见苏联新任驻华大使拉宾。将二月五日在北京向柯西金提出的关于发展中苏两国关系的六点建议告知大使。并说,我所以谈这些,是想说明我们两国之间可以做的事情还不少,“我们政府的态度是,并不因为二月到现在我们之间有一些新的严重的争论,就把这方面说过的话取消。”“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关于我们两国的关系,中国政府说话是算数的。”还说:有关国家的重大问题,如果有机会,我还是愿意跟大使同志谈的,如果你要求见我的话。谈起来的时候,总要涉及这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如何发展我们两国的关系,有没有办法采取一些步骤,另一方面,就会联系到我们政治上的不同意见。你是大使,你就没有办法躲开面临的这些问题。我作为一个政府的总理来跟你谈话,也必须要把这些问题谈清楚。否则,见一面只谈抽象的友谊,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5月18日、19日、27日 约余秋里等“小计委”成员谈编制长远规划和“三五”计划的工作。

5月19日 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作战会议的全体人员时说:为什么我们要备战、准备大打呢?因为战争总有战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如果我们不准备好,就不好,如果我们准备好了,要么他不敢来,要么他来了我们就把他消灭。所谓准备大打,就是这样,并不是现在就岌岌不可终日了,还是有时间给我们准备的。

5月20日 致电西哈努克:坚决支持柬埔寨王国为回答美国挑衅而毅然宣布同美国断绝外交关系的正义行动。在电文中还申明,如果美帝把战火烧到柬埔寨,中国绝不会坐视不顾。

5月21日 和李先念、罗瑞卿陪同以科列加为首的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参观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提醒陈永贵找充足的水源解决浇地问题,要他们有应付三年大旱的准备。

5月22日 约邝任农〔注〕谈民航工作。此前,曾指示中国民航总局:中国民航不飞出去就打不开局面,我们一定要飞出去!

〔注〕邝任农,时任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局长。

△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取消解放军军衔制度。同日,刘少奇发布主席令,公布这一决定。六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在与外宾谈话时表示:中国现在虽然没有元帅了,但是欢迎外国元帅来访时,前元帅还是要出来接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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