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的汇报，基本同意卫生部党委《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转向农村的报告》。
9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文化部副部长萧望东汇报文化部的工作。
9月7日 就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由克什米尔地区的局部冲突扩大为全面冲突。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罗查。同日中国政府就此发表声明。
9月8日 书面答复正在中国访问的中东通讯社主编卡迈勒·阿密尔提出的问题，指出目前对世界和平最主要的威胁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同时说：亚非会议是亚洲国家和非洲国家的会议。苏联既不是亚洲国家，更不是非洲国家，因此没有资格参加亚非会议。第一次亚非会议，正是根据这个道理，没有邀请苏联参加。苏联不能参加亚非会议是一个原则问题，中国政府将为维护这个原则而斗争到底。
9月9日 为体育工作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发展人民体育，增强人民体质，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祖国增光。”
9月10日 接见英籍作家韩素音，谈中美关系和越南战争问题。
9月14日 接见马里发展部长库亚特。在谈话中说，在农业和国民经济发展方面有巨大潜力的国家要先解决国内人民的吃、穿、用的问题，这样才能顶住帝国主义的封镇。这是一条最根本的道路。强调：非洲已独立国家中反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并没有完结，要在帝国主义的共同压力下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随时要提防和抵抗帝国主义的干涉、破坏和侵略。
9月15日 在毛泽东处开会，研究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有关问题。
9月17日 在接见印度尼西亚空军司令奥马尔·达尼时表示：第二次亚非会议能否开成开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很想与苏加诺总统和苏班德里约博士交换意见。
△陪同毛泽东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挎田里见等。
9月18日 针对中国船员在航行中与苏联船员接触的有关情况，和薄一波批示交通部门：既要坚持原则，又要有灵活性，对苏联广大船员如碰在一起，不打招呼不好，而且应有计划地有准备地进行接触和工作。
△审看刚拍完的影片《东方红》的全部样片。提出，要再加一把劲，使它达到完美境界，争取提前完成，国庆节上映。
9月18日—10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计划和长远规划，并批准了国家计委提出的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还强调“省、地、县、社四级党委要把农业放在首要地位”。会议同意“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方针。
9月19日—21日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和刘少奇、邓小平、罗瑞卿等召集中央军委座谈会，研究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及其可能出现的前景等与战争有关的问题。
9月21日 约罗青长、吴冷西等谈帮助李宗仁准备记者招待会事宜。应李宗仁要求，指定吴冷西、龚澎、张彦、姚溱四人担任记者招待会顾问。
9月22日 接见印度尼西亚经济代表团，在谈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的陈列时说：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介绍的仅仅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不完全，而且好的、成功的说得多，犯错误的、受挫折的说得少。将来还要补充一些东西。因为只有成功的经验，没有失败的经验，这种经验是不全面的。我们敢于正视错误，找出纠正错误的办法，这样对个人和对事业才能不断前进。
9月23日 约李宗仁谈话，就李宗仁召开记者招待会等问题交换意见。二十六日，李宗仁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了中外记者招待会。
9月24日 对新华社关于农业生产的报道问题提出：要强调农业生产的不平衡性。不要强调指标，要考虑到有利和不利的两个方面。要批判为水利而水利的思想，搞水利是为了发展生产，要强调艰苦奋斗。不要稍稍富裕一点就不讲艰苦奋斗。应该首先是“好”字当头，不要“大”字当头，不要什么事都提倡“大办”。
△飞抵重庆，迎接西哈努克。当日又亲往其住地拜会。
△对重庆机场不符合使用要求的问题，指示有关部门对机场加以扩建、改造并缩短从机场到市区的公路。
9月25日 陪同西哈努克参观红岩革命纪念馆后。和陈毅夫妇又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夫妇一行乘船前往武汉访问。二十六日，与西哈努克等观赏三峡风景。沿途，与西哈努克进行两次单独会谈。二十七日，船抵武汉，当日，周恩来飞回北京。
9月28日 和刘少奇、董必武、朱德等到机场欢迎前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六周年典礼并进行国事访问的西哈努克一行。
9月29日 和刘少奇等出席反映柬埔寨十年来建设成就的《今日柬埔寨》展览会开幕式。
△获悉非洲某国领导人准备邀请非洲以外的国家以观察员身分参加非洲首脑会议，今日向正在中国访问的一个非洲国家官员表示：绝不能开此坏的先例，使地区性的会议遭到破坏。
9月30日 陪同西哈努克参观北京电子管厂。在参观中鼓励工人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尽量采用先进技术。
△和刘少奇同西哈努克举行会谈。
△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国庆招待会。在讲话中指出：在国际事务中，我们坚持必须分清是非。正义的事情，我们一定支持；非正义的事情，我们一定反对。对于一切侵略者、压迫者，我们是他们的死对头；对于一切反侵略、反压迫的人民，我们是他们的好朋友。
9月30日、10月1日 在接见印度尼西亚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主席哈普尔·萨勒一行时说：对亚非会议，我们现在的态度还是希望能够开成、开好。但是我们又要考虑到面临着的一些障碍，就是美苏合作，还加上利用联合国，从亚非国家之外和之内来进行破坏，把原来预定的反帝、反殖的基调降低，还说：万隆精神不会失败，假使第二次亚非会议开不成，万隆精神还要发扬光大。
10月2日 指示新华社：《参考资料》的标题要纯客观，不要有任何倾向性。
10月3日 出席张治中招待李宗仁的午宴，
10月6日—11日 和陈毅，罗瑞卿、方毅等与以范文同为首的越南党政代表团举行六次会谈。
10月8日、11日、21日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计划、粮食、救灾和水利工作。
△接见海军航空兵在海口地区上空击落美国F—104型战斗机并活捉美军上尉飞行员的有功人员。
10月9日 在接见巴基斯坦商业部长法鲁克时说：亚非会议有很大可能开不成。印巴问题未解决。印度尼西亚最近不幸发生国内问题，情况迄今尚未全面弄清。现在苏联又要钻进来，在亚非会议上开辟中苏论战的战场。非洲和阿拉伯国家都各有问题。时机还不成熟，因此可能要延期。
10月10日 在余秋里等“小计委”成员写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及一九六六年计划提出的问题和我们的意见向中央的报告》上，向毛泽东提议：约各大区书记一议，并当场定案。
10月15日 主持有六个大区中央局书记、大军区负责人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就目前形势问题讲话。指出：现在世界上的形势，有主流，有逆流，有明，有暗。在世界的斗争深入和分化的大动乱的时期，这些特点要抓住。不能只看到一面，忽略另一面，只看到主流，没有看到逆流。
10月18日 约外交部、国务院外办负责人研究亚非会议等问题。
10月19日、20日 和陈毅等同越南党政代表团举行第七和第八次会谈。
10月20日 在接见阿联驻华大使伊马姆时说，关于第二次亚非会议，我们坚决主张延期，以避免分裂。我们面临着分裂的形势，中国肯定不参加。会议达不成协议，而采取表决的办法就违反了万隆精神。
10月22日 致函亚非国家和政府首脑，中国一贯积极支持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并且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是，后来当我们发现，会议如果召开，将面临分裂的危险，我们就毅然同意了延期开会的主张。面对着当前的复杂情况，为了亚非团结的利益，我们认为，必须慎重地权衡现在举行亚非会议的利弊得失。中国政府经过反复慎重的考虑，认为与其不顾协商一致的原则。强行开会，造成亚非国家的分裂，不如暂时不开，还能有利于亚非人民维护万隆精神、坚持团结反帝的事业。如果硬要如期召开，中国政府将被迫不能参加这种导致分裂的会议。〔注〕
〔注〕十月二十五日，筹备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常设委员会阿尔及利亚主席，不顾中国、柬埔寨、越南、朝鲜、巴基斯坦、坦桑尼亚和几内亚等国的反对，强行裁决第二次亚非会议在十月二十八日召开。十月二十六日，中国政府就此发表声明，郑重宣布不参加这样的亚非会议。
△致函英国哲学家罗素，称赞他在公众集会上谴责美国侵略行径、不畏强暴的豪迈气概，支持他为国际主义与和平事业所作的努力。十一月三十日，罗素复信周恩来，表示将全心全意支持亚非拉各国人民的反美斗争。
10月23日 电嘱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姚仲明约苏班德里约谈话，阐明中国政府对召开亚非会议的立场，并询问印度尼西亚的态度。
10月24日 出席政协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和宋庆龄、董必武、郭沫若等被推选为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刘少奇为主任。三十一日，周恩来出席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10月25日 出席朝鲜驻华大使朴世昌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十五周年举行的招待会。
10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赵尔陆汇报国防工业会议和国防工业政治工作会议情况。
△指示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十二三种文字广播中国政府关于强烈谴责美国、南越轰炸柬埔寨村庄的声明和关于反对强行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声明，并注意收集反应。
10月29日、30日 约谭震林、薄一波、陈正人、王光伟等研究农业机械管理体制问题。
10月30日 到全国农业展览馆参观“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预展。
10月31日 到人民大会堂参观川汉铁路选线模型展览。
△出席文化部、全国文联和中国音乐家协会为纪念聂耳逝世三十周年、冼星海逝世二十周年联合举办的音乐会。
秋 电告中共江西省委：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总校可招收“社来社去”试点班，为农村培养一批不脱产的医务人员。一九六六年起。总校应与分校一样，全部实行“社来社去”。
11月1日 接见中华医学会第一届全国妇产科学术会议全体代表，就计划生育与卫生工作如何面向农村问题讲话。要求卫生工作把重点放到农村。提出：在五年之内真正把农村中三种卫生人员培养起来。一种是不脱离生产的卫生员，每个生产队有一名；第二种是在生产大队和一部分公社能够有半脱产的卫生员；第三种是为公社或区里培养脱离生产的专职医生。“这是一个艰巨而伟大的任务。”如何培养？“一定要组织大中城市，工矿企业、机关、学校以及军队的医务人员，分期分批组成医疗队，到农村去，主要做两件事。一是治病，一是培养医务人员。只要真正为农民治病，为他们培训医务人员，农民就欢迎得不得了。”同时，也要留一些年老的、经验丰富的在科学研究机关和教学机关。他们可以教学生，也可以写点东西，把丰富的经验留下来。并说：人就像蚕吐丝嘛，丝吐完了，我们人尽了责任了，就应该结束自己了。把最后一根丝能吐出来，对人类对我们无产阶级、劳动人民都有贡献。还说：我们要把共产主义社会建成。不是几十年，可能花几个世纪。为什么这样看，要和全世界联系起来看。你一个国家不能单独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因为还有帝国主义存在，还有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你被包围着，怎么能单独搞共产主义呢？说厉害点，是乌托邦思想，这是不现实的。在谈到计划生育时，说：怎样使我国人口能有计划地生育，这是一个伟大的事业。“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人口增长得太快，生产就跟不上，这是一个大问题。要使全社会都能够按照计划生育的要求，在二十世纪以内把人口年纯增率控制在百分之一，这就很了不起。”
11月2日 在接见智利议员代表团时说：中国虽然人多，有六七亿，但在自己的土地上可做的事情很多。假如我们工作做得更多、更好，就可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有人说，中国人口多就要向外扩张，这是没有根据的，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说的话。
△在接见尼泊尔新任驻华大使伦迪尔·苏巴时表示，中尼两国几千年的历史记载中没有利害冲突，今后也不会有。两国之间小的纠纷都很快解决了。两国已友好地解决了边界问题，中国同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蒙古、朝鲜也同样解决了边界问题，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总会得到友好解决的。
△在阿尔及尔强行召开的亚非会议四十五国外长筹备会议决定：原定在十一月五日举行的第二次亚非最高级会议无限期推迟。同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即将离任的叙利亚驻华大使拉斯兰时说：经过很多国家会内和会外的努力，现在大概有了一致的认识：目前形势不利于召开亚非会议。现在延期，就维护了万隆精神，
11月4日 在接见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杜米特鲁·乔治乌时说：亚非会议不定期延期，可能是一件好事。这样，可以避免一个形式上的分裂，万隆精神、协商一致的原则还可以保持。
11月5日 出席程潜招待李宗仁的午宴。
11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半工半读问题。
11月7日 上午，飞往广州。八日晚，返抵北京。
11月9日 和刘少奇同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会谈，讨论印巴冲突问题。
11月10日、11日 同受金日成首相委托来中国访问的朝鲜副首相李周渊就一些国际问题举行四次会谈。
11月13日 给国务院组织召开的计划、基建、财政等专业会议作报告，阐述计划问题。指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方针和一九六六年度计划。那是根据去年和今年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屡次指示和会议的一些决定起草的。这个计划，比较来说，搞得更落实一些，更实际一点。同时，也把过去这十多年的建设初步总结了一下。所以，这是一十比较好的计划。强调：计划文件经中央批准以后，就要付之实施，这是更重要的环节。实施中要靠两头，一方面要拿毛泽东思想挂帅，另一方面要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向群众学习。智慧是从群众中来的，你只要留心学，在劳动人民中遍地是人才，遍地是我们的老师。在讲到执行计划时说：这个计划不是机械的和一成不变的，在执行中还会有些小变化，经常的变是不许可的，但是计划总要调整。在讲到根据这一计划进行建设要有重点时，提出了五个重点：第一是农业，第二是国防，第三是援外，第四是大小三线，第五是基础工业。报告提出，要约束人口的增长，在增加生产和计划生育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的生活。报告还谈到进口物资的原则。说必须是急需的、好的、不重复的、及时的和政治上许可的。
△晚，在听取余秋里汇报计划会议讨论的情况时，就国防、农业谁放在第一位问题指出：我原来的提纲是国防第一，一看省市的同志都来了，就倒过来讲。我的意思是，请大家千万不要忽视了农业。农业摆在前面主要是提醒大家注意。现在国防、备战和大小三线的建设项目定了，我担心忽视农业。国防、三线，从七亿人口来说，还是少数人做的。农业就是备战，备战、农业、备荒分不开。在讲到如何办农业时说；我国的农业大有潜力，大有可为，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要以地方为主，中央为辅；小型为主，大型为辅；集体为主，全民为辅；自办为主，中央帮助；因地制宜，因势利导；要抓紧、抓快、抓狠；要全民办农业，县、公社都要抓农业。每一个季节都不能耽误。
△夜，就两艘美制蒋舰“永昌号”、“永泰号”窜入福建崇武以东渔场进行骚扰事，批准担任护渔任务的海军舰艇部队予以严惩，指示：集中兵力先打一艘，一定要打好，发扬我军近战、夜战、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并和贺龙亲自指挥。十四日凌晨，我军击沉“永昌号”，重创“永泰号”。海战结束后，周恩来委托陈毅到前线看望参战部队。
11月15日 为中国人民广播事业创建二十周年题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为发展人民广播事业而努力。”
△为学习雷锋式的共产主义战士王杰题词：“一定要学习王杰同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并抄录王杰诗句：“座座高山耸入云，我们施工为人民，不怕工作苦和累，愿把青春献人民。”
11月15日—1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计划、建设重点以及半工半读教育等问题。在十六日讨论中插话和发言说：不要使人误解为现在实行半工半读就是为了消灭三大差别，这个方向必须肯定，但是到消灭差别还要经过相当长的时期。半工半读是一个方针、方向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也不行。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是长远的目标，现在是尽可能使体力劳动、脑力劳动相结合，不要使两者对立，不要像过去那样“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半工半读的前途是培养青年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三句话，必须联系起来，才有目的性。并提出实现半工半读所要解决的几个思想问题。在十七、十八日的会议上，就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作说明，其中说：第三个五年计划摸了九个月，有了经验的初步总结，比较接近实际了。现在更要使它落实。有了计划指南，中央和地方要反复讨论。“备战、备荒、为人民”是战略方针，又是当前工作。农业是“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重要任务，要抓得更好，抓农业大有潜力，要依靠农民，依靠集体，依靠科学。准备打仗、搞三线建设并不是不重视农业，投资少一点，也要把农业继续搞上去，要少花钱多办事，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最后，建议中央批准这一计划。会议决定抓紧试办和推广半工半读、半耕半读的学制，并同意刘少奇提出的“五年试验，十年推广，如果五年试验不够，也可以增加一点试验时间”的意见。会议还原则批准了一九六六年发展国民经济基本建设计划。
11月17日 听取有关财政情况的汇报。
11月19日 约杨尚昆谈话〔注〕。
〔注〕十一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免去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任命汪东兴为中央办公厅主任。
△和刘少奇致电西哈努克亲王，感谢柬埔寨王国政府在第二十届联合国大会上又一次为驱逐蒋介石集团分子、恢复中国的合法权利进行了坚决的、成效卓著的斗争。
11月22日、23日 与来访的坦桑尼亚第二副总统卡瓦瓦会谈。在二十二日的会谈中感谢坦桑尼亚代表在联合国仗义执言，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目的合法权利。并说：这次联合国的投票也是一次检阅。支持十二国提案〔注〕的票数是四十七票，反对的也是四十七票，票数相等。弃权的二十票，还有三个未投票，所以实际上反对提案的是少数。二十三日下午，陪同宋庆龄会见卡瓦瓦。
〔注〕指在第二十届联合国大会上由阿尔巴尼亚、柬埔寨等十二国提出的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的联合提案。
11月24日 接见参加全国机械产品设计工作会议的部分代表。在听取汇报时说，设计人员不能算非生产人员。而是生产人员，要通知劳动部、统计局改过来。领导要革命，要以身作则，要带头实践，只说不做不行，要自己抓，自己要首先向群众请教。当个“长”不容易，第一要学习毛泽东思想；第二要参加实践，向群众请教，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第三要自我批评，有错误带头检查。把大家的积极性带动起来。规章制度方面的烦琐哲学来探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学了苏联的教条主义。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一套，不能都怪苏联。我们的公文这一套就不是学苏联的，发一个文要五六个部长都画了圈才能出去。封建社会有许多繁文缛节也影响了我们，还有习惯势力。对这些我们不敢改，没有革命精神。我们要研究外国好的经验，为我所用，用自己的思想来指导。规章制度要因地制宜，不要求全。最后，对与会代表提出两点要求：一方面要学哲学，学习毛泽东四篇哲学论文，没有辩证观点就会形而上学，自然科学家不学哲学就会产生机械唯物论；另一方面，要通过实践和群众结合，走群众路线。
11月25日 共青团中央和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召开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会议于十二月十四日结束。会议期间，周恩来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的报告。
△飞往上海。
11月26日 和罗瑞卿接见在“崇武海战”中荣立战功的解放军舰艇部队的代表。与干部战士们一起探讨海上作战战术，叮嘱大家。要认真总结这次海战的经验，胜不骄，败不馁，争取新的胜利。
在上海期间 举行宴会，庆贺斯特朗八十寿辰，说：斯特朗女士四十“公岁”，这不是老年，而是中年。她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写了大量的文章，她的精神还很年轻，祝贺她永远年轻。
11月27日 返回北京。
11月28日 在与中共港澳工委负责人谈港澳工作时指出：在我们的机构内部，对职工的教育基本上是爱国主义的要求，就是爱社会主义的祖国。为了适应港澳的实际情况，提团结、教育、提高也可以。重要的是爱国主义的要求。不是社会主义改造。港澳地区不要照搬国内的一套。只能要求自己的干部在思想作风上严格一点，但在工作方法和生活方式上也要照顾当地的习惯，否则，就要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要记住不能脱离实际，不能脱离群众，这是毛主席的根本思想。又说：现在搞组织工作的同志，仍把党员和群众在填表时分开来提，一种是党员，一种是群众，这是不妥当的。其实党员也是群众。如党员认为自己不是群众，就变成高人一等。正确的提法应该是：党员群众和非党员群众，或者党员干部和非党干部。
△指示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派人到空军、边防军有关单位，现场检查部队中阶级教育、军队民主和制度等方面工作中的不足和缺陷，及时改进。
11月29日、12月1日 接见以副总理黎清毅为首的越南经济代表团。并主持中越经济会谈。
11月30日 接见来京参加法国工业展览会的法国外长代表让·肖维尔。在谈话中表示：中国支持越南反对美国和谈骗局的立场。还说：“中国的经验以及我们大家的经验，都是不打到美国认输，它是不会同意谈判的。”“越南战争是美国在升级，责任在美国，不在任何别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邻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不仅提供精神上的，而且提供物质上的援助，是完全应该的。”十二月二日，参观法国工业展览会。
△《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的通知转载姚文元十日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加了经周恩来和彭真修改审定的按语。按语强调：“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按语的精神是把《海瑞罢官》作为学术问题进行讨论，强调要贯彻“双百”方针。
12月2日 和朱德、彭真、贺龙等出席李宗仁为向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表示谢忱举行的宴会，并在宴会上祝酒。
12月4日 接见以凯山为首的老挝人民党代表团。
12月8日—15日 在上海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林彪、叶群、吴法宪、李作鹏等发起突然袭击，罗列罪名，诬陷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随后，罗瑞卿被调离军事领导岗位，由杨成武代理总参谋长。
12月17日 回到北京。
12月18日、19日 和陈毅同越南副总理阮维桢会谈。
12月19日 看望黄炎培。二十一日，黄炎培病逝，周恩来前往向遗体告别。二十四日，又到中山公园中山堂吊唁，并出席首都各界公祭仪式。
△出席首都各界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五周年大会。
12月20日 在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团长陈文成为庆祝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五周年招待会上讲话时指出：美国的所谓“无条件谈判”实际上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南越人民放下武器，停止抵抗，要越南北方人民放弃支持南方的同胞。已经深深陷入侵略越南战争泥潭的美国，正在策划新的扩大战争的阴谋，有可能进一步把侵略战争扩大到整个印度支那和中国。中国人民早已做好准备，如果美国一定要在扩大战争的道路上走下去，同中国人民再较量一次，中国人民将坚决应战，奉陪到底。
12月22日 邀请新疆和田文工团和内蒙古乌兰牧骑巡回演出队的文艺工作者到中南海家中做客。和大家一起吃窝窝头、大锅菜。并对乌兰牧骑队员们说：你们走遍了全国，带动了全国的文艺团体。希望你们保持乌兰牧骑的称号，把革命的音乐、舞蹈送到人民群众中去。你们住了高楼大厦，不要忘记了蒙古包，坐了火车，不要忘记了骑马。你们还要回到马背上去，回到贫苦牧民中去。
12月23日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外贸、粮食问题。
12月24日 致信邓小平、李富春：“我在政府各部委传达会上，说了每个单位负责人（有的只是党组或党委成员）回去后，可以向本党组或党委传达罗〔注1〕的问题，但不许下传，也不许作笔记。听说党的各部委和工、青、妇和各党组只限于本人知道，可否也通知他们在同级中传达，以示一律，妥否请酌。”邓小平于同日批：“由李质忠〔注2〕同志转告各单位，照总理意见办理。”
〔注1〕罗，指罗瑞卿。
〔注2〕李质忠，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12月25日 约陈漫远〔注〕、周荣鑫等谈农垦工作。
〔注〕陈漫远，时任农垦部代部长。
12月26日、27日 同巴基斯坦外长布托会谈。
12月26日 约杨成武谈话。
12月27日 和邓小平、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等前往机场。迎接沈阳军区政委赖传珠的骨灰由沈阳运抵北京，并护送骨灰至八宝山革命公墓。
12月29日—31日 主持中央专委会第十四次会议，讨论国防工业争取两年时间完成三年任务等问题。在发言中提出：原子弹爆炸成功是群策群力的结果。今年为两弹结合试验年，明年是导弹年，明年在导弹上要前进一步，希望后年要出更大的成果。任何事情都要一分为二，要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否则会落后。任何时候都要谦虚谨慎。号召大家学习王杰“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精神，并说；这两句话我很欣赏。会议批准了一九六六、一九六七两年规划（其中包括各种战术导弹和核潜艇，人造卫星等重大课题）。
12月31日 看望黄文欢。
1966年六十八岁
1月4日 约黄中、荣高棠、张彦、李昌、陈叔亮〔注〕等谈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的有关事项。
〔注〕黄中、荣高棠，时均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张彦，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李昌，时任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陈叔亮，时任中国驻柬埔寨大使。
1月5日 审定国家计委宋劭文〔注〕报送的《关于反对浪费、厉行节约，开展“三查”和废金属回收工作的报告》。《报告》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个增产节约运动，在努力增加工农业生产的同时，狠抓物资的节约使用和废旧物资的回收利用，并对企事业单位的设备、材料进行一次大清查。在解决废钢铁回收分配的矛盾上，建议保证炉料第一，手工业用料第二，其它第三，中央和地方兼顾。周恩来批示：同意宋劭文的意见，请宋代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拟一批语，并宣布国务院领导小组已成立，各单位、各地方也要成立相应小组开始办公。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向全国批转这一报告。
〔注〕宋劭文，时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1月6日 听取谢富治关于准备召开一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的汇报，就公安警卫和机要保密工作指出：我们党在保卫工作上历来讲党委领导、群众路线，反对垂直领导、神秘化；公安工作要全党管公安、全民办公安，发扬民主，打破少数人领导。机要保密工作要讲原则，要有制度，保密也不要神秘化。并对保密工作提出几项具体要求：（一）要敢于负责，该过问的要过问，要管理；（二）已调离的人，不要过问、打听以及干预原单位的事情；（三）对已经调走的，原单位不能再给看文件。要收回出入证；（四）老首长关系要不得，不该问的不要问，不该说的不要说，要把工作关系和同志关系严格区别开来；（五）中央办公厅要搞一个工作制度，使大家自觉遵守；（六）要召开一次全国保密工作会议，同公安会议一起开，由彭真主持。
1月7日 接见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冈田春夫和日本北海道议会副议长冢田庄平，应对方要求谈了亚洲形势和越南问题，说：现在越南问题是世界各种矛盾的焦点。在越南问题上形成了两个对立斗争的阵营，一方面是美国坚持继续侵越战争，另一方面是坚决反对美军侵越，要求美军撤出南越。美国在侵越战争上，已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1月8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蒋南翔汇报全国半工半读高等教育会议情况。在会上说：发展半工（农）半读教育要谨慎一点，步子稳妥一点，不然，还是要垮。文科改革，至少要经过两年的试点，高教部要下去了解，不能光听。高等学校的专业，分科不要分那么细。
1月9日 部署空军在领海上空对美制蒋军飞机作战。本日，空军某部击落窜扰华东上空的美制蒋机一架。
1月10日 对总参作战部关于张群〔注〕乘运输机到金门视察，要否打的请示批复：“以不打为好。”
〔注〕张群，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一九五三年任“总统府秘书长”，一九五七年出任“国防会议秘书长”，一九五九年后历任“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等职。
1月12日 约有关部门负责人谈物价问题。
1月13日 听取第五次全国棉花会议情况汇报。十五日，在该会议闭幕会上作报告，从棉花生产的角度讲备战、备荒、为人民三个问题。关于备战问题，指出：争取一个和平环境对建设祖国是好事，我们不挑起战争。但是和平了，也容易产生和平麻痹思想，一旦有战争，没有准备。帝国主义还存在，越南战争还正趋于扩大，因此要备战。一切经济建设，文教、卫生、政治、军事等，都要有备战思想和备战准备。但这不是把工作停下来，是把一切工作和备战结合起来，边备战，边建设。关于备荒问题，指出：中国这样大，全国没有一点灾害是不可能的。丰收之年，有些地方也有灾荒，要有备荒思想，这就是留有余地。备荒的办法第一要因地制宜，第二要实事求是，不要蛮干、浪费人力物力。在谈到为人民问题时说：减少棉花种植亩数，要和公社、大队，生产队商量，要走群众路线。如果硬摊派，会出乱子。革命胜利靠群众路线，建设也要走群众路线。各省各地都可种一些棉花，但一定要经过试验，能种则种，不能瞎指挥，不能影响粮食生产。中央要抓重点，注意北方几个干旱的省。这几个省既要解决粮食自给问题，又要保证棉花生产不能减少。
1月14日 约丁莱夫、徐子荣、杨成武〔注〕谈广播电台安全保卫问题。
〔注〕丁莱夫，时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党委书记；徐子荣，时任公安部副部长；杨成武，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
1月16日 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报告，阐述当前国际形势和国内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问题。在谈到反侵略战争问题时说：我们的作战思想究竟是拒敌于国门之外，还是国门之边，还是把敌人消灭在我们国土之上？要真正解决战争，大量歼灭敌人，最好是诱敌深入到我们自己的国土上。我们熟悉地形，与人民关系密切。关于农业问题，强调：要加强粮食生产。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国，农业问题是经济问题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农业搞不好，我们的基础就不巩固。战争也好，经济建设也好，一个根本问题是依靠人民，为着人民。我们党离开了人民，还有什么党的领导？去领导谁？
1月17日 接见以麦克斯等为代表的美国进步劳工党代表团，介绍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的一些历史和经验教训，说：我们的责任是把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打败，但不能把美帝国主义结束。结束美帝国主义是你们美国的内政，要靠美国的党和美国人民。
1月18日 同越南政府经济代表团团长、副总理黎清毅会谈。在谈到苏联切断对中国的援助时说：这一点伤害恐怕没有坏处，还有好处。它不帮助我们，倒反而逼着我们自力更生。如果说现在还有苏联帮助，我们的原子弹就响不了。即使能够炸，它也要控制我们，不让我们爆炸。科学的东西，不通过实践，没有办法前进。
1月中旬 改定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浙江省经营生猪情况的通知。鉴于一九六五年全国生猪经营亏损四十四亿元，通知要求各商业部门参照浙江经验，认真抓好生猪经营管理工作。周恩来在修改中增写：“在保证外调、出口任务完成的前提下，立足于省内，及时收购，积极推销，面向农村，扩大推销。”
1月21日 就越南问题写信给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揭露美国总统约翰逊召开檀香山会议提出所谓“和平解决”越南问题“十四点”主张的阴谋，重申支持越南政府的主张。希望尼雷尔运用自己的影响，在亚非国家中仗义执言，为越南人民反美斗争做出贡献。
1月22日 接见以川濑一贯为团长的日中贸易促进会友好代表团和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关西本部专务理事木村一三。谈到中日两国的通航问题时说：中日两国很需要飞机通航，早就应该签订航空协定。但过去的池田政府和现在的佐藤政府都反对。原因是“美国不许可”，美国反动派阻挠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和贸易发展。日本政府可以和苏联签订航空协定，为什么不能同中国签订航空协定？中苏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希望签订共同声明以后，能打开一缺口，推动中日两国航空协定的签订。我们要从共同声明出发，由两国的贸易促进会来推动贸易的发展。谈到中美关系时说：中美两国大使在华沙会谈了十多年，也没解决问题。我们提出在和平共处和美国军队从台湾及台湾海峡撤出这两个原则问题上达成协议，但美国不干。我们爱好和平，不挑起战争，但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有准备、有决心，而且相信一定能把美国侵略者消灭在中国大陆上。
△在北京饭店举办的周末晚会上观看中央民族歌舞团的演出时说：文艺大众化，是方向，是从人民群众中来的。西洋的不要丢掉，民族的也要提高。边跳边唱，这样做很好，应该坚持，要成为多面手。
1月23日 致信邓小平、彭真、李富春：今午将去天津治手病，凡有关外交、国防紧急事件送小平批办，国务院日常请示件由富春处理。
1月24日 在天津听取林铁、刘子厚、阎达开〔注〕等汇报抗旱和农业生产问题时说：抗旱联系到生产的各个方面，应当引起我们重视。领导干部要层层下去，省委书记可分片包干，每人包一两个地委，和地委当面谈，也找县委谈。地委书记下到县里、公社，把生产队发动起来。又说，农业上大搞“比、学、赶、帮、超”，劲才会起来。要注意精神面貌。现在抓还不迟，一年抓四次，冬闲、春耕、夏收、秋收各抓一次。在谈到“四清”与生产的关系时强调：不要光搞“四清”而误了生产。既要管点，还要管面。点一定要带面，不能陷到点里面拔不出来。阶级调查搞上十天半月就行了。《河北日报》一个月要发几篇指导农事活动的文章和社论，有的问题要不断宣传才有效。大中城市的工业一定要支持农业，要把地上地下的东西都清查出来。建设十六年，不知浪费了多少财富，不知有多少财富埋在地下。我们有官僚主义。在谈到农民的收入时指出：非搞副业不行，要搞多种经营。
〔注〕林铁，时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子厚，时任河北省副省长；阎达开，时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
1月26日 参加在北京召开的农业会议。从二十七日起至三十一日，七次听取农业情况汇报。
1月28日 听取天津市有关负责人汇报，就农业领导、开荒、绿化、学习外地经验等问题指出：（一）市委要拿出一半力量抓农业。市委书记、市长、副市长都要分工抓一个区，抓到公社和生产队，一年抓四次。要自上而下走群众路线，加强具体领导。种植计划要生产队发动群众讨论，不要乱下命令。（二）开荒先搞农业，先把粮食搞上去，这是基础。开荒要实事求是，既要积极，又要稳步前进。（三）京津公路两侧的绿化不像样，要力争早些改变面貌，要狠抓。铁路、公路两旁的树，可以考虑交地方管理。（四）学习外地经验，同时要找本地旗帜。要比赛，省内省外订联系制度。吞并思想不可有，挂钩思想不可无。
△改定中共中央宣传部报送的钱信忠〔注〕《有关计划生育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及中宣部代中央所拟的转发批语。报告指出：几年来全国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年自然增长率仍达千分之二十七点八。如果继续下去，将会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不少问题，对吃穿用等经济计划有很大影响。中央批语指出：实行计划生育，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大事，请各地按照中央、国务院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精神，参照这份材料，积极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为说明计划生育对出生率的控制效果，周恩来在修改时加写：“天津市区解放后每年出生率在千分之三十以上，到一九六四年下降为千分之十三，纯增率在千分之十以下”，要“在全国首先在城市”提倡晚婚、反对早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