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沈图，时任国家民用航空局副局长。
5月1日 对摄影记者说：五一国际劳动节你们要多拍群众场面，多拍客人，多拍宋庆龄副主席的活动。
△就国务院机关联欢晚会节目谈话：《三个老头看庄稼》把农民的落后面夸大了，丑化了农民的形象。这是旧舞台、旧戏剧丑化农民的手法。《摘棉花舞》卖弄技巧，也表现不出农民丰收的景象，形式与内容结合不好。搞晚会不能只当成娱乐，这里面也有影响。文化部对文艺演出应当重视。
5月3日、4日 陪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参观大庆油田。三日，在参观炼油厂时说：我们的炼油技术也有进步，这个炼油厂的人数在国内不算多，但比国外就多了。要努力工作，管好社会主义现代化企业。当晚，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汇报。针对大庆五千八百多任务人有一半多家属不能来队的情况，说：粮食多了，家属可以多来。要组织来队家属参加劳动。同时。要抓节制生育。要建设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新型矿区。关于教育问题，指出：要办好半工半读学校，在油田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要坚持教学、科研与生产相结合。四日，在谈到石油部派代表团去国外时说：代表团里要包括搞地质的、钻井的和搞机械的、懂得造钻头的人，还要有搞思想政治工作的。又说：既要搞好油田建设，又要多种树，搞好绿化，尽量保护植被，建设新型矿区。大庆是成功的，但不要忘记一分为二的观点，任何时候都不能满足。晚，在黑龙江省委组织的晚会上，与哈尔滨亚麻纺织厂职工谈话，询问生产情况。当了解到该厂产品（亚麻布）质量不够先进时，指出：要突出政治，好字当头，狠抓质量，摆脱落后。出口产品质量的好坏，关系到国家荣誉。解决产品质量，只靠领导不行，要把党团员都发动起来，通过他们把厂里的三千多群众带动起来解决。抓工作要有重点，先把出口这部分赶上去。
5月4日—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举行由刘少奇主持的扩大会议。会议按照毛泽东四月在杭州会议上的部署进行，康生负责向在外地的毛泽东汇报请示。会议在很不正常的气氛中，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并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停止和撤消他们的职务。会议还决定撤消原来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又称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五月十六日，会议通过了会前由陈伯达等人起草、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注〕。十八日，林彪在会上作长篇讲话，攻击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大谈“政变”问题，说党中央内部有人要搞政变，称“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周恩来从十六日开始出席会议。
〔注〕《通知》认为：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军到文化领域各界，都已混进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一俟时机成熟，就要夺取政权。《通知》号召；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批判文化领域各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
5月5日—7日 陪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谢胡一行到上海参观。五日下午，陪同毛泽东接见谢胡一行。七日晚返京。
5月8日 召集中央专委会会议。此前，四月二十九日、五月二日，曾两次召集这个会议。
5月9日 中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核试验。试验前，周恩来几次与核试验前线指挥所的张爱萍、刘西尧通电话。了解飞机挂弹、气象条件等情况，并将情况报告在京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在外地的毛泽东。试验成功后。周恩来称赞这一成绩是领导、专家、群众的三结合。教育、研究和生产三结合，群策群力，大力协同的结果。
5月10日、11日 继续陪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在京活动。因忙于中阿联合声明的起草，两晚彻夜未眠。十日，在谢胡举行的告别宴会上讲话，严厉谴责美苏两国勾结实行核垄断，指出：中国核试验的成功是对各国人民的巨大鼓舞，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十一日，就中阿联合声明起草中的有关问题同谢胡举行会谈。十五日，发表中阿联合声明。
5月13日 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纳塔奈利，请他转告阿尔巴尼亚党和政府。由于一些国内紧急的事要处理，原定对阿尔巴尼亚的访问要推迟到六月。当纳塔奈利表示要学习中国的经验时，回答说；中国的经验不是随便适用的，需要你们选择，有的你们接受，有的不一定学。须经过你们消化。
5月15日 遵照毛泽东保卫首都的指示精神，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与叶剑英联名报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组成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益参加的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的工作，直接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负责，十八日。就加强首都警卫工作进行部队调动事，与杨成武和北京军区协商，并书面报告毛泽东，提出：拟调六十三军驻石家庄的一八九师和六十五军驻张家口的一九三师来京担任卫戍任务，卫戍司令由傅崇碧担任。部队到后，将对在京要害部门和广播宣传机关的保卫任务重新调整。毛泽东阅后批：照办。
5月17日 同日本自由民主党顾问松村谦三会谈。十九日，廖承志同松村谦三就廖承志、高绮达之助贸易备忘录继续进行商谈并达成协议。
5月20日 嘱秘书告汪东兴，陆定一处没有警卫人员。今天中央政治局会议后要就此事约汪东兴谈谈。
5月21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
5月25日 在康生、曹轶欧〔注〕的授意、策划下，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在此之前，周恩来曾指示：北京大学有几十个国家的留学生，搞运动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注意内外有别。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周恩来连夜派中共中央华北局、国务院外办和高教部的负责人到北京大学，批评聂元梓等人搞乱了中央的部署，违反了中央规定的原则；并重申中央关于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的指示。康生得知周恩来的批评后，背着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将大字报的内容密报给在外地的毛泽东。六月一日。毛泽东指示康生、陈伯达：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当晚，周恩来在回答陈毅所提这么大的举动为什么事先不给个通知的询问时，说：我也是在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告知今晚由中央台向全国播出。
〔注〕曹轶欧，康生之妻。
5月26日 参加由叶剑英主持的首都工作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研究和决定首都工作组的任务、组织、当前工作安排、工作方法以及增调两个陆军师加强首都警卫力量等问题。周恩来在会上讲话指出：首都卫戍工作。既要抓紧，又要走稳，要有领导、有步骤她进行，头脑要清醒，不能急，一急就容易被坏分子钻空子。首都卫戍工作牵连全局，必须把形势观察好。反革命毕竟是少数，我们掌握着大权，有枪杆子，军队是可靠的。会议决定：如遇有紧急情况需调动卫戍部队，周恩来不在时可报邓小平。三十一日，周恩来将会议情况及有关部署报告毛泽东。
5月27日 接见由众议院第二副议长席博里·卡洛斯率领的智利议员代表团。说：小国常常做大事，有些大国专做不义的事。中国是大国，非常警惕不要做不正义的事情，不干涉别国的内政。国家和民族不分大小，应该一律平等。中国的核武器试验是为了自卫和保卫世界和平，不是为了进行核讹诈和核威胁。中国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我们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最近美苏两国政府搞的禁止核扩散条约，是要继续实行核垄断，实际上是针对中国和孤立中国。在介绍中国国内情况时说：这几年，我们的生产水平有些提高，但还有限，与人民生活需要相比还是不高的。我们国家人口多，任何产品一分配下来，东西就少了。我们还需要大力发展生产。谈到城市建设时说：经济发展应该按比例地进行，要由不平衡到平衡。城市大了，供应和交通都有困难。
5月28日 接见参加邢台地震科学讨论会的代表，肯定“这次会是十几年来最丰富的一次地震科学讨论会”。指出：“不要满足于现象”，“从国家的人口、面积上比，从地区情况不同来看，我们的地震台和地震技术人员的数量还不够得很”，“还差很远”。“有了数量，还要有质量。”这次要抓住邢台地震，各方面大力协同，“请国家科委、聂总〔注〕抓下去，一直抓，抓出大成果来。石油已放出异彩，我们要在地震问题上也放出异彩”。不要“抓住又丢了，要作为事业抓一辈子”。抓地震科学研究“要搞两个三结合”，一是“领导、专家和群众三结合”，二是“科学研究要和教学、生产相结合”。在方法上，要对第一手材料进行分析、综合。发现矛盾，肯定正确的，改正错的，得出共同的好意见。不要有“门户之见”。要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
〔注〕聂总，指聂荣臻。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在陈伯达病假期间，由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5月29日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开碰头会研究，决定由陈伯达率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由张承先〔注〕率工作组去北京大学。商定后，周恩来当场用电话请示在杭州的毛泽东，获得同意。次日，周恩来就组织临时工作组去人民日报社一事与刘少奇、邓小平联名致信毛泽东。提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到报社“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毛泽东当天批示：“同意这样做。”三十一日，陈伯达率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并改组报社领导班子。
〔注〕张承先，当时正由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调任高教部副部长。
5月31日 约陈毅、李强谈援越物资运输问题。
6月1日 出席谭震林召集的黄河防汛会议，研究黄河下游防汛期间如何保护石油基地问题。
△《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授意、修改和审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从本日起，该报连续发表社论，把《五一六通知》和林彪五月十八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的内容扩散到全国，号召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
△晚，按照毛泽东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次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并配发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称北大的党组织是“假共产党”、“修正主义的‘党’”，号召群众起来彻底摧毁“黑帮”、“黑组织”。此后，许多城市的大中学校很快掀起以党组织负责人、校长、教师为对象的所谓“斗黑帮”的浪潮。
△审看战友文工团出国演出的文艺节日。
6月2日 审核全国物价委员会报送的《关于调整工业品地区差价的报告》和《关于提高粮食统购统销价格的报告》。批示：这两个文件合乎前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决定的原则和在中央汇报时批准的方针，拟同意发出。
6月3日 参加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制定了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搞示威游行。不要串连，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不准打人和侮辱人等八条规定。会议还同意李雪峰提出的对领导瘫痪的学校派工作组的意见，决定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文化大革命。
△审定报道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的新华社电讯稿。草拟新华社关于毛泽东批准的北京新市委决定的电讯稿：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四日，《人民日报》公布了上述两个决定。
6月4日 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的有关问题。陈伯达在会上提出要撤消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吴冷西的职务，刘少奇不同意。
6月5日 就中南海、中央领导人的安全问题约周荣鑫、李质忠、童小鹏、汪东兴谈话，作具体布置和指示。
6月6日 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中央书记处的分工问题和中央宣传部的有关问题等。随后，出席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汇报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内容，并听取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次日，和刘少奇、邓小平联名报毛泽东：考虑到中宣部现有的常务副部长都已停职反省，目前急需调来一位常务副部长帮助陶铸〔注1〕主持日常工作，拟调湖南张平化来担任；拟调现任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雍文涛担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文化部部长，考虑提萧望东〔注2〕担任比较合适。
〔注1〕陶铸，于本年六月奉调到中央工作。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在八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
〔注2〕萧望东，时任南京军区第二政委。
△在接见马里苏丹联盟党政治局委员、司法部长马戴拉·凯塔和由他率领的代表团时说：巩固独立一要依靠群众，一要掌握武装，这两个问题在许多国家还未完全解决。中心问题在于本国经济能否逐步独立，能否发动群众完全拥护自己的领袖，有没有可靠的军队。如果没有这样的阵地，反而被别人夺去了阵地，那光讲独立是不行的。
△就派人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外围巡逻事批告首都工作组：特别要注意有无外国领事馆人员、外国记者带照相机进入校内，但绝对不要阻拦，由两校自己劝阻他们进入校内。
6月8日 参加北方八省、市、自治区抗旱会议。
6月上旬 鉴于夏收、夏种、夏管季节来临，和谭震林、李先念等决定从国务院农业口和财贸口各部中，各抽出一名副部长、三十名干部组成“三夏”工作队，分别到北京市各县去抓“三夏”工作。六月十二日，批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下一通知，要求中央各部委、北京市区县各机关、部队、学校都抽调一部分人去支援北京市各郊区县的麦收。并指示：“人数、时间和地区的分配，由国务院、总参与北京市切实商定。”
6月9日 到杭州。
6月9日—12日 和刘少奇、邓小平、康生、陶铸等参加毛泽东在杭州主持的会议，汇报并讨论“文化大革命”运动问题。其间，分别与陶铸、刘澜涛、康生、汪东兴、江青等谈话。
6月10日 陪毛泽东会见胡志明。次日和刘少奇、邓小平同胡志明会谈。
6月12日 在毛泽东处开会。在谈及在报刊公开点名批判的问题时提出：专政机关只通报，不登报。改组的选几个登，不然一下子外国就知道了。
6月13日 回到北京。
6月16日—24日 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途中，在阿富汗作短暂停留。同阿首相迈万德瓦尔交谈时说：越南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恢复日内瓦协议，而恢复日内瓦协议的关键是美国军队和它的仆从国军队从南越和印度支那其它地方全部撤走，停止对越南和印支的侵略，让越南和全印支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6月18日 在同罗马尼亚领导人会谈中介绍中国情况时说，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我们没有经验，不能不照搬苏联的经验。这个计划结束时，我们就考虑如何在三大改造的基础上自己创造一套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我们觉得应该采取自力更生的方针。创造出一条适合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子。一个民族常常有些依赖思想，要消除这种依赖思想，特别是在知识分子的头脑中，这可是长期的事。科学技术方面靠自力更生，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还很不平衡。中国是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太落后了，要摆脱落后状态，恐怕还要二三十年，也许要接近本世纪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目的应该使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三大差别逐步缩小而不是逐步扩大。这就是社会主义的要求，不然就谈不上社会主义。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必须注意上层建筑的问题。
6月24日—28日 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同阿尔巴尼亚领导人进行多次会谈。
6月27日 在地拉那群众大会上讲话。谈到中国国内情况时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如何防止修正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还没有一套完整的经验。这几年来，我们党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教导，采取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措施。来避免修正主义篡夺领导，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最近几个月来，我国轰轰烈烈展开的文化大革命，“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一场十分激烈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这一场挖修正主义根子的斗争，将进一步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6月28日 回国途中非正式访问了巴基斯坦，并同阿尤布·汗总统会谈。三十日，离开巴基斯坦回国。途中，视察我国某导弹发射基地，观看地对地导弹发射。七月一日下午回到北京。
7月1日 由周恩来命名为第二炮兵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成立。
7月1日、2日、4日、5日、7日 参加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会议。
7月3日—13日 参加接待在中国访问的尼泊尔王太子比兰德拉·沙阿。十一日，飞武汉陪毛泽东接见尼泊尔王太子。十二日，飞上海出席招待尼泊尔王太子宴会，并陪同观看演出。十三日，送客人离开上海回国。
7月4日 约陈毅谈话，了解国务院外办和对外文委在“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的问题。
7月7日 约谷牧、余秋里谈话，听取有关西南铁路前线指挥部存在问题的汇报。
7月7日、8日 听取国务院各口“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在会上指出：“三线”建设与一线，二线不同。不能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又说：给人家戴“黑帮”帽子，又要靠人家工作，这种做法不好。组织结论不能轻易作。被批判的对象，不下放，也不外送，一般留在机关监督改造。
7月8日 就中国科学院存放核试验资料的档案橱被撬一事，嘱秘书告张劲夫立即查问清楚，并要张劲夫、韩光、罗舜初〔注〕来当面一谈。
〔注〕韩光，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罗舜初，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
7月10日 约余秋里、李人俊、林乎加谈农业机械化现场会议问题。
△就某项进口技术设备不能履行与外国谈判所达成的协议事批告李先念：“邀集有关方面一谈，作最后决定。如撤消对以后订货不利，就应该进口，并从此立出一条规定：停止谈判，必须在未谈成之前，而订货也必须更加慎重，要经过几道关口，然后再由进口技术小组提请批准。”
7月11日 飞武汉。
7月11日、12日 到毛泽东处谈话。看了毛泽东七月八日给江青的信〔注〕后，建议找林彪谈谈。经毛泽东同意，七月十四日，从上海飞大连与林彪谈话，转达毛泽东的意见。林彪表示接受，答应回京后修改五月十八日的讲话。十五日，周恩来返京向刘少奇作了汇报。
〔注〕此信是毛泽东在武汉写的。信中说：林彪五月十八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等等。
7月13日 在上海舞蹈学校观看演出并看大字报。
7月17日 在接见刚果（利）东线负责人卡比拉等时说，我们不会拒绝在革命道路上遭到失败的朋友。我们对你们是欢迎的。革命挫折是不可避免的，尽量少犯错误。但不管错误大小，最基本的一点是要继续革命。
7月18日 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看了中央文革小组提供的有关工作组的材料，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进展情况表示不满。
7月19日、22日 参加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有关问题。陈伯达在会上提出要撤消工作组，遭到刘少奇、邓小平等多数人的反对。
7月20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
7月22日 和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朱德、邓小平等出席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集会和游行，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斗争进行到最后胜利。
△廖承志在新华社审阅首都百万群众举行支持越南抗美斗争集会游行的照片时，向新华社传达了周恩来最近关于改进新华社新闻报道工作的指示；新华社新的领导班子，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对过去报道工作中存在的两个问题作切实的改进。（一）文字记者过去写消息，都是在事情发生前就把消息写好，到现场填写名字就完了。记者在现场不注意听人家讲话，只顾摘录讲话稿，这种做法非常不好。（二）过去新闻照片拼拼贴贴的情况很多，今后一定要避免这种做法。
7月23日 先后听取几个大学及对外文委、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有关“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的汇报。
△晚，到刘少奇处开会，谈工作组问题。邓小平也参加了会议。
7月24日 晨四时。致信刘少奇、邓小平：“昨晚所谈之事，经再三考虑，并又看了一些文件，不同意见主要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问题的认识而来，其它原因非主因，以不谈为妥，因看法不尽一致。”“在北京，工作组的派出，有它普遍性和必要性，但各个工作组在本单位所发生的情况又有其特殊性，这需要进行现场调查，作具体分析。”“工作关系，必须谈清，并做具体规定，否则不好工作。”并告：“我今晨去外语学院看大字报，增加一点感性知识。”
△在刘少奇处开会后，约国务院各口负责人谈“文化大革命”问题。
△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会议。会上，毛泽东对派工作组提出批评，说不要搞工作组，不要发号施令，并作出撤消工作组的决定。次日，毛泽东在接见各中共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再次严厉批评工作组捣了很多乱。起坏作用，阻碍运动；提出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说：不准包围报馆，不准包围省委，不准包围国务院，不准到中央来，都是阻碍群众革命。天天忙于日常事务，不下去跑。没有感性知识，怎么指导运动？
7月24日、25日、26日 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看大字报。在讲话中说：我来看一看，然后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每前进一步，都要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错误。
7月25日 到对外文委看大字报。
7月26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对林彪提出的“顶峰”、“最高最活”、“最高指示”等类言辞，我曾同毛主席谈过，也同林彪交换过意见，用词应当力求科学、准确、恰当。
△听取国务院外办等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汇报。
7月27日 两次到毛泽东处开会。后到刘少奇处。
△约邓小平、陶铸谈话。
△审阅中共北京市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出的《关于撤消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次日，北京市委正式发出《决定》。
△陈伯达、康生、江青在北京大学万人大会上提出：撤消工作组，罢张承先的官。此后，全国各学校普遍出现揪斗工作组组长的现象。
△午夜，接见巴基斯坦商业部长兼总统国防顾问法鲁克。当得知伊朗、土耳其两国领导人对访问中国有兴趣时，说：他们目前派政府代表团来中国，可能有困难，但可以派半官方或接近官方的人士来中国访问。如果阁下有机会在这方面做些工作，中国政府将欢迎他们并且随时准备接待他们。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同，但是我们有共同的利益。
7月28日 接见以农业水利大臣米尔·雷扎为团长的阿富汗经济代表团，询问阿富汗的农业、水利、水库流沙沉积方面的情况。得知阿富汗在治理水库流沙方面有较好的经验后，指示在场陪见的中国对外经委主任方毅：告诉我国驻阿富汗使馆的同志。要好好研究当地水利工程的流沙沉积情况。
7月28日、29日 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参加学生辩论会。听学生代表各方的发言后，指出：在运动过程中，主观上革命的，不一定不犯错误。互相对立不好，要增强团结，勇于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首先要在党政机关、文化教育单位，特别是学校中进行。工作组应该留在这里学习，我也是来学习的。
7月29日 出席中共北京新市委召开的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又称万人大会）。会上，李雪峰根据毛泽东指示，以中共中央名义宣布撤消派驻大、中学校的工作组。继邓小平讲话后，周恩来讲话说：运动之所以出现由开始时的轰轰烈烈转为中间的冷冷清清的曲折，一是因为我们做领导的对形势的估计有错误，有时对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还估计不足，就是怕乱，因为青年人批评起来，辩论和斗争的界线就很难定。二是因为对解决问题的认识上的错误，仓促地就决定了到处派工作组。但工作组绝大多数的同志是好的，主观愿望上是要搞好的。就是因为工作方法老一套，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嘛！不是主观上一定要做得不好。讲了毛泽东提出的“文化大革命”在学校中要完成一斗二批三改三大任务的指示。还谈了工作组撤出后学校中的“文化大革命”的机构问题。之后，刘少奇也讲了话。
7月30日 约清华大学工作组成员谈话，后又约两批清华大学学生谈话。
△晚，同邓小平谈话。次日约邓小平，康生、陶铸谈话。
7月31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
8月1日 出席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式。邓小平宣布会议议程：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关于国内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三、补行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变动决定的手续；四、通过会议公报。会议时间为五天。刘少奇讲话报告了十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工作，并对派工作组事承担了责任。陈伯达在讲话中指责工作组做了坏事。本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注〕回信，对红卫兵的造反行动表示支持。
〔注〕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这是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成立于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七月二十八日，他们写信给毛泽东，并送上题为《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两张大字报。
△按照毛泽东意见，负责处理清华大学工作组和文化大革命问题。本日，先后约王光美、叶林〔注1〕谈话，并两次找蒯大富〔注2〕谈话。二日、三日，又约王光美、叶林谈话，约清华大学学生和清华大学工作组部分成员谈话。
〔注1〕叶林，当时是派驻清华大学工作组组长。
〔注2〕蒯大富，清华大学反工作组的学生。
8月2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后，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言，谈了四年来的经验和自己对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认识，说：从十中全会以后到现在，一切重大决定都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这次文化大革命，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毛主席亲自批登《人民日报》的。这一登，整个文化大革命就轰开了。这次决定撤消工作组，也是毛主席回京后亲自决策的。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派工作组问题，常委，特别是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任。工作组里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我们没有很好地给他们交待政策。我们要替北京市委和工作组负起更多的责任来。
8月3日 就召开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事嘱秘书转告叶林：大会推迟到八月四日开。一些人的发言还没有准备好，还要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一谈。并要叶林把准备在大会上的发言稿送来。
△约王力、关锋谈清华大学问题。后又分别约叶林和清华大学工作组部分成员谈话。
△就刘志坚〔注〕关于要否撤消军队院校的工作组的请示批复：今天下午中央开会时谈一下，此事需要报告主席。
〔注〕刘志坚，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
8月4日 参加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会议后，又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派工作组事，说：这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
△晚，参加李雪峰主持的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员工辩论大会。在会上讲话说：我是以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身分来参加大会的，是来学习的，是来坚决支持你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中央常委、毛主席让我到这里来过闻一下清华大学的文化革命运动，这是一件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在批评了工作组的“错误”并为蒯大富等平反后指出：工作组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是老革命。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针对学校中组织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子弟协会的做法，指出：这样做不对。应该按照毛主席思想和中央政策办事。团结百分之九十的群众和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
8月5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后，与刘少奇通电话，建议刘最近不要公开露面，不要再会见外宾〔注〕。
〔注〕这次通话前刘会见了赞比亚工商部长钦巴率领的代表团。
△约贺龙、聂荣臻、陈毅、徐向前、叶剑英、杨成武、刘志坚谈话。六日，约军队系统一些负责人谈话。
△交待值班秘书：如果毛主席处通知去开会或谈事情，要随时叫醒他。
8月5日—11日 每天到毛泽东处开会。并同刘少奇、邓小平，陈云、陶铸以及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谈话。
8月6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商量现有的和拟补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候补委员及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名单，会后，根据会议商定拟出一份名单（草案）报毛泽东和林彪。毛泽东审定时调整了政治局常委的排列名次，把原列于第七的陶铸勾到列于周恩来之后、陈伯达之前的第四位。
8月7日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印发毛泽东五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这张大字报中，毛泽东称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指责自六月上旬派工作组以来的“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告周荣鑫：尽快向国务院接待室的工作人员讲一讲对当前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看法和对待来反映情况的群众的态度，解决怕乱和夸大其词反映问题的思想。
8月3日 主持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体会议。全会通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其中说：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十六条》强调：青少年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场运动只能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出乱子”；“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等。在讨论《十六条》的过程中，周恩来与陶铸商量后，删掉了原稿中“黑帮”、“黑线”一类用词，加写了一些限制性的条文，如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干部要区别对待，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不要把运动和生产对立起来；要文斗，不要武斗；保护科技人员；等。这些意见被吸收。
8月9日 在接见以建工部副部长沙立·安哥尼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水电代表团时，对中方参加陪见的对外经委有关负责人说：应当让了解情况的同志来陪见，不要讲外交上的形式主义，要打破这个框框。你没有去过（阿尔巴尼亚），又不了解情况，为什么来陪我？我要你们来解决问题，不是讲外交上的形式主义。又指出：援外建设要到受援国现场去调查、去实践，要使我们的援建符合当地实际。否则，在援助亚非国家建设上是危险的。一是我们取不到经验，二是损害了受援国。这是援外建设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环。
△审阅北京市委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报送的《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撤出大、中学校工作组的通知》。通知要求至今尚未撤出的工作组，接通知后于最近两三日内全部撤出，集中整训。周恩来批告陈伯达、康生：请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一议。
8月10日、11日、14日 听取余秋里关于农业机械化现场会议情况的汇报。十六日，接见参加现场会议的全体代表，说；农业机械化要抓紧、抓狠，一直抓下去。只有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才能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搞农业机械化应该实事求是，而不是主观主义；应因地制宜，而不是千篇一律；要及时而不是拖沓，慎重而不是轻率。做一切工作都应该是这样：不要片面追求数字。实现农业机械化，就要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共大”〔注〕是培养农业科技人才的学校，一定要办好。
〔注〕共大，指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8月12日 出席林彪主持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原来的七人扩大为十一人，增加了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改组后的政治局常委的名次排列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会议没有重新选举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但除林彪外，原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中央副主席职务从此不再提及。会议增补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政治局委员，增补李雪峰、宋任穷、谢富治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改组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撤消彭真、罗瑞卿、陆定一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撤消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补选谢富治、刘宁一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在会上就组织人事变动等事讲了话，谈了农业机械化问题，说；农业机械化，这是一个重大问题。我们到现场去摸了一些经验，打算跟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的书记谈一次。各大军区的同志也留下。
8月13日 参加林彪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林彪讲话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触及每个人的灵魂，党政军、工农商学兵，三里五界都是我们斗争的领域，要大闹几个月，弄得人们睡不着觉。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打倒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并指责中央宣传部上边还有根于，反对学毛泽东思想。
△为掌握中国科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派刘西尧立即到中国科学院当联络员。
8月14日 接见即将离任的波兰驻华大使克诺泰。回答他有关“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提问，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展的自然结果，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破除掉，改革掉，建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十长期的工作。在谈到经济界的专家和权威时说：爱国的、积极为人民服务的、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是多数。我们以文化革命为纲，抓革命、促生产，生产是在继续发展。
8月15日 在林彪处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约李井泉谈西南铁路建设问题。
8月18日 陪毛泽东、林彪参加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并陪毛泽东首次接见北京和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及群众代表。林彪在会上讲话说：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周恩来讲话说：一切革命者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要坚决反对包办代替，做官当老爷，站在群众头上瞎指挥。希望北京市的革命同学和各地来的革命同学要相互学习，相互支持，交流革命的经验，加强革命的团结。无论是北京市的革命师生，还是各地的革命师生，主要的任务都是把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
△在同越南总理范文同会谈时，就“文化大革命”问题说：新的革命运动，我们这些老革命就不熟悉了，变成保守派。所以，不断革命不容易。十九日、二十日，继续和范文同会谈。
△晚，得知红卫兵以破“四旧”为名准备冲入故宫，当即指示关闭故宫，并通知北京卫戍区派一个营的部队前去守护，次日。红卫兵要冲故宫，工作人员接周恩来的指示把红卫兵劝退。
8月19日、20日 同赞比亚副总统鲁本·卡曼加会谈。说：西方国家统治我们亚非国家近百年，他们的文化侵略也是一十重要部分。我们独立后采取了措施恢复民族文化，就像要建立自己的独立经济体系一样，这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在谈到许多非洲国家没有自己的民族语言时说：语言文字是一个工具，但不完全是一个工具，它可以被人民来使用，也可以被帝国主义来使用，二十一日，陪毛泽东接见了卡曼加。
8月22日 冒雨参加清华大学群众大会。在会上谈到派工作组的责任时说：我上次已交待了，这次再重复一遍，派工作组的责任应该归新市委和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同志。不能把责任全推到各个学校的工作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