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3日 审定李富春与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余秋里、姚依林等根据《十六条》精神拟定的国务院八个口（外交、文教、科学三口除外）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十条意见稿。这十条意见的主要精神是要加强对运动的领导，提出要保护国家机密；对一部分干部“烧”到一定程度后要注意保护；既要放手让群众敢于革命，又要让群众学会善于革命、善于掌握党的政策；等等。周恩来在一旁批注：这十条意见同样适用于外事、文教、科学三口。并批告陈伯达：这件很好，我注了几条意见，如蒙同意，请送主席、林彪同志核阅，并请主席批示，可否印发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各同志。毛泽东不同意批发这十条意见。在八月二十九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说；一条也不要。何必十条，有《十六条》嘛！
△到毛泽东处开会后，又到林彪处谈话。
8月24日 参加中央碰头会〔注〕。
〔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原按毛泽东意图中央工作由林彪主持，但林仅主持过几次会后就不再管，中央日常工作由周恩来负责。此处“中央碰头会”实际上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一般均由周恩来召集。
8月26日 出席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成立大会。在会上讲话说：应该成立总的联络站，各区成立分站。联络站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和保护红卫兵，宣传、解释党的政策。红卫兵联络总站是中共北京新市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成立的。
△在电话中指示即将由济南启程去处理青岛市大专院校冲击市委、批斗市委市政府领导一事的谭启龙：不准冲击市委，打干部不对，要制止。几天后，鉴于山东省委已很难开展工作，又电话指示谭启龙：要穿上军装，以济南军区第一政委的名义，出面做好两派双方的工作。
8月27日 晚十一时，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注〕代表，强调对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广播电台、报社、机场等要害部门绝对不能冲击，要求他们及所属红卫兵协助解放军，维护首都社会秩序，并指示总参等部门的领导担任联络员，向他们提供办公地点和交通、通讯、宣传等设备。
〔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成立于八月二十七日，又称第一司令部（一司）；九月五日成立“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部”，又称第二司令部（二司）；九月六日成立“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又称第三司令部（三司）。
8月28日 毛泽东在接见唐平铸、胡痴〔注〕时说：现在学生心思不在学校，要到社会上去横扫牛鬼蛇神。我们在领导上，在报纸宣传上，不要违反学生的潮流。当陶铸谈到现在外地学生来北京的已有十四万，各地学生还到处跑时，毛泽东说，让他们统统来。有人说没有房子住，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这是借口。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毛泽东讲话后，中南海开始安置红卫兵，周恩来为此做了大量工作。
〔注〕唐平铸，时任人民日报社代总编辑；胡痴，时为解放军报社代总编辑。
8月28日、29日、30日 参加国防科委计量所群众大会，了解国防科委“文化大革命”情况。
8月29日 得悉北京某中学红卫兵要把苏联驻华使馆前的“扬威路”改成“反修路”，并准备在现场召开命名大会的消息看，于凌晨二时召集紧急会议，劝说红卫兵。指出：把“扬威路”改成“反修路”，可以。但不要把反修的大字报贴到苏联大使馆或使馆的墙上，不要去闯大使馆。会后，又指示傅崇碧派一个营的卫戍部队徒手到现场执勤，防止红卫兵冲砸使馆。并告值班秘书：如出现紧急情况，要立即报告。
8月30日 召集陶铸、李富春、康生、叶剑英、谢富治、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陈毅、吴德、汪东兴、周荣鑫开会，谈对红卫兵的政治教育问题。
△章士钊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他家二十九日夜被红卫兵所抄情况。毛泽东阅后批示；“进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严厉批评了有关人员，并作了三条指示：（一）把抄走的东西全部归还章士钊。（二）派两名解放军战士到章士钊家负责保卫工作，防止红卫兵再抄家。（三）将章士钊秘密转送到三○一医院加以保护。同时，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要求对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鼐、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李宗仁等人士和国家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常委，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部长、副部长，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均给予保护。名单开出后，嘱公安部有关负责人把这份名单转交给统战部，要统战部照名单划定范围，把党外人士的名单开列出来。九月一日，又命三○一医院准备接受张治中、章士钊、程潜、傅作义、蔡廷锴、李宗仁、邵力子等人院，告以这些人士年老多病，政府应负责保护。
△约中国科学院两派代表座谈。会上，询问是否抄了华罗庚的家，对华罗庚曾否揪斗和体罚，说：把大学教授的家给抄了，不好。不怕乱，但乱要乱出道理，要乱出规律，要符合无产阶级政策，要有政策策略。突出政治要包含政策。针对有些代表在张劲夫发言的问题上纠缠不休，批评说：张劲夫可以先表态，你们别搞得太绝了。连人家表态都不让还行？现在辩论没有个气氛，要摆事实，讲道理，不要乱扣帽子。科学院的人要有科学的态度。
8月31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文化大革命中一些具体问题的通知稿。这是陶铸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组织人起草的，准备下发到县团级。通知要求“在运动中，对于党和国家的要害、机密部门和单位，必须坚决进行保护”；对这些部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加强领导。各级党组织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应当主动地向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师生进行教育，使他们自觉协助党和国家对要害机密部门做好保护工作。通知列出的要害、机密部门和单位有：军队，军事机关，公安机关，外事部门，中央和各省市广播电台、电视台，新华社，电讯部门和各级党政机关电台、机要部门，中央和各地档案部门，航空场站，铁路枢纽、站段，港务局、码头，水电站、大电厂、变电站，尖端企业和尖端科研部门，科学研究机构和科学技术资料部门，中央和各地的银行、仓库，外贸机关，城市重要公用事业机关（自来水公司、公共汽车公司等）。审阅时，又增加了人民日报社、解放军报社、红旗杂志社。批：提议照发，请主席、林彪、康生、富春、江青核阅，退汪东兴办。同日，江青提出：建议中央常委讨论一下，至少应请主席和林彪同志仔细阅读和批改。九月一日，毛泽东批：此件不发。
△陪毛泽东、林彪第二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林彪在大会上讲话说：我们热烈支持你们，坚决反对压制你们。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红卫兵要学习解放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用文斗，不要武斗。
8月 一再劝阻西藏民族学院和中央民族学院等院校的红卫兵揪斗班禅，说：对乌兰夫、班禅这样的少数民族领袖人物要保护，不能揪斗。八月下旬，少数不听劝阻的红卫兵擅自闯入班禅住处。把班禅劫持到中央民族学院关押。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指示北京卫戍区派人前去制止，并交待：绝不能允许红卫兵对班禅采取侮辱性的斗争方式。同时，嘱徐冰和刘述周：群众对班禅的斗争要背靠背。共产党员应该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在任何时候都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就是你们自己受到揪斗，也要保护好班禅。徐冰，刘述周会同周恩来的联络员及北京卫戍区的指战员一起赶到中央民族学院，将班禅转移到安全地方。
8月底 得悉红卫兵冲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杭州灵隐寺，嘱秘书打电话告浙江省委：灵隐寺要保护，省委要做好工作。后又致电浙江省委：灵隐寺暂加封闭。
△鉴于许多民主人士、无党派爱国人士、工商业上层代表人物受到冲击，统战政策遭到破坏，指示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统战部对统战政策不要动摇，不要撒手不管，统战工作必须坚持下去。
9月1日 到毛泽东处报告新疆、青岛两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出现的一些情况。
△出席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座谈会，要求红卫兵组织起来，执行党的政策。说：现在的红卫兵组织并不严格也不严密，会被坏分子钻空子。第一步是组织起来，第二步是联合起来。组织问题，希望各大专院校、各中学都要注意抓一下。一个学校的红卫兵，起码应有三个组织；全校大会、代表大会和领导机构。没有这些。就会组织涣散，领导无力。你们要注意防止两个脱离群众的现象，一是脱离本校的群众，一是脱离红卫兵本身的群众。在阐述党的政策时，强调不要影响和干扰生产部门和业务部门的正常工作，打击面不要过宽。指出：我们既要革命，还要生产，否则吃什么，用什么？工厂不能放假不摘生产，服务行业不能停止供应，热电站是一秒钟也不能停的。凡是生产的地方都不要去影响，要尊重那里多数人的意见，不能拿学校放假搞革命的办法去要求他们。凡国家要害部门、首脑机关，我们要保护，专政工具不能瘫痪。广播电台、新华社等宣传机构也要保护。对一般资产阶级分子，他没有搞破坏活动，就不要打倒他，不要随意搜查、抄家。并强调指出：应当尊重宋庆龄，她是孙中山的夫人。她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不能因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
9月初 经李富春提议、毛泽东批准，余秋里、谷牧调国务院协助抓经济工作。周恩来对余、谷二人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红卫兵大串连高潮开始后，为减轻铁路运输的压力，维持起码的生产建设物资运输任务，周恩来要求谷牧，余秋里组织力量，编制铁路运输计划明细表，并多次指示：无论多么困难，都要妥善处理好学生串连与生产建设的关系。首先，必须安排好维持生产建设所必需的货运力量。然后，安排好客运计划，在客运计划中留有一定余力以应付学生串连之需。总之，无论如何不能让生产受到影响。九月十二日，周恩来指示谷牧整理铁路货运情况的材料。月底。又指示谷牧起草一个不得随便干扰铁路、航运秩序的通知。
9月2日 起草《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对红卫兵运动提出十条要求。主要内容是：红卫兵要大学解放军，“把红卫兵建设成为一支具有社会主义觉悟和严格组织性、纪律性的战斗队伍”。要“学习和掌握政策”，“分清敌我友，团结大多数”。“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现阶段中，仍然是需要的，正确的”；“对于在国家和统一战线中具有合法地位的民主人士和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只要没有发现现行反革命活动，应该加以保护”。“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动手打人。”红卫兵搜捕人，必须与北京市委、北京卫戍区和公安部门商定。红卫兵串连要保障党和国家的首脑部门、要害部门和宣传部门的工作不受影响。安全不遭危害；“要保证交通运输机构照常运行，不受阻挠”，“要保证党和国家的对外关系和活动不受影响”，“革命串连不在这些机关内部进行”；“要保障厂矿的生产和基本建设不受影响，科研机关的科学实验和中间性生产不致停顿，尖端技术的厂区不被闯入，尖端技术资料不受损失，服务医疗事业不致中断”；等等。三日凌晨，对《意见》进行了最后修改。嘱秘书通知陶铸、康生、李富春、谢富治、陈毅、杨成武、吴德、江青、王任重、张春桥、刘志坚、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在上午开会讨论。会上，陶铸、陈毅等赞成《意见》，康生等持否定态度。结果，《意见》没有发出。
△接二机部关于兰州、西宁等地一些红卫兵要求进入该部所属绝密工厂进行串连的报告后，即用电话告青海负责人，对红卫兵务须好言相劝。同时，签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给青海、甘肃、湖南、四川、内蒙古等省、自治区党委及军区的特急电，要求切实保障二机部所在各省、自治区的绝密工厂和设计单位的绝对安全，不能让串连的红卫兵进入。
△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党组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制定的《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公安机关和群众关系的四个问题》。文件强调，（一）学生和群众不要进入公安机关揪斗黑帮，不要冲击派出所。（二）公安机关的机密不能向群众公布。（三）革命群众不要到监狱、看守所去惩罚犯人。（四）公安机关的一些不合理规章制度要改革，但涉及全国范围的，需要统筹研究。
9月4日 主持中央碰头会，同陶铸、李富春、叶剑英、康生、谢富治、陈毅等商拟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并告西北局的两个特急电。电报提出：为保障边境安全，中央决定伊犁、塔城、阿尔泰等边境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可以运用“四大”进行鸣放，揭露问题。解决问题由区党委负责，通过自上而下调整领导，不要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做法。特别要劝阻外地学生不要进入这些地区串连，已去的外地学生应动员他们离开。又指出：中央根据民族政策，决定对赛福鼎采取保护的方针。王恩茂正确执行了中央决定，并非包庇赛福鼎。此事可正式向群众宣布，并向在那里的北京学生解释。新疆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加强维、汉等民族的团结。会后，将电报送毛泽东核批。毛泽东批：照发。
9月5日 修改中央碰头会讨论过的《关于党政干部任免审批手续的暂行规定》，并报送毛泽东审阅。《规定》提出：中央局书记，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省长，中央各部部长、第一副部长或常务副部长，国务院办公室主任或第一副主任、委员会主任，部长或第一副部长、党组（委）书记或副书记的任免，由中央常委会直接审定，或由常委碰头会议提出报毛泽东、林彪审批；党和政府系统的司局级干部，由常委碰头会提出，指定常委陶铸审批；大军区、军兵种和三总部军政一二把手的任免。都要呈报毛泽东和中央。
△两次到毛泽东处开会。
9月6日 主持中央碰头会。参加会议的有陶铸、康生，李富春、谢富治、叶剑英、陈毅、汪东兴、周荣鑫等。
9月7日 陶铸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主持起草的《人民日报》社论发表。社论题为《抓革命，促生产》，提出“革命和生产两不误”；要求各生产单位和业务部门加强领导，广大工人、社员和科技人员及其它劳动者“应当坚守生产岗位”，学生不要到农村和工厂去干预那里的革命和生产。
△先后在接见外地来京学生大会和中国科学院辩论大会上提到《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要求大家好好学习。在中国科学院辩论大会上指出：我们在进行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纲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又要推动其它两大革命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就是今天《人民日报》社论的精神。科学院既要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要进行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我们不能看着科学院的尖端科学研究和许多重点实验像现在这样放在一边。凭我的责任来说，我不能够看着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不能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当中，使我们最紧急、最需要的业务受到影响。
△得知各地串连学生在京人数已达三十四万人，总趋势仍在增多，接待部门应接不暇等情况后，致信江青、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并报毛泽东，林彪和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建议由中央给各省、市、自治区发一通知，把各地来京学生增多情况及带来的实际困难说清楚，并由中央负责同志出面，动员在京学生早日回去。
9月8日 召集中央碰头会，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规定》指出：（一）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不要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县以下各级干部和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二）秋收大忙时，应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秋购，“四清”运动可以暂停。（三）农村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应在农闲时安排搞好。（四）县以下各级干部不能继续工作的，应由上级党委决定，不应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做法。（五）县以下各级领导有些陷于瘫痪的，应迅速调整干部，恢复和加强领导力量，把县的各项工作全面抓起来。会议还讨论了毛泽东九月七日的批示〔注〕。
〔注〕这是指毛泽东就青岛市有干部要工人、农民对学生进行教育一事给林彪、周恩来、陶铸、康生、陈伯达、王任重、江青的指示：青岛、长沙、西安等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是组织工农反学生，这样下去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似宜由中央发一指令，不准各地这样做，然后再写一篇社论，劝工农不要干预学生运动。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通知》要求：（一）各机关、各厂矿企业要组织全体职工学习讨论《人民日报》《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二）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应当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保证生产、建设、科学研究等工作顺利进行。（三）各生产单位和科学研究单位的职工应坚守岗位，外出串连的应迅速返回原单位，学生和红卫兵不要进入厂矿企业、科研单位去串连。（四）凡已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生产和科研单位，应在党委领导下，迅速组成抓革命和抓生产业务两个班子。职工的文化大革命放在业余时间搞。领导班子已瘫痪的，应迅速成立生产指挥机构。还未开展文化大革命而生产任务又重的单位，文化大革命可推迟进行。（五）所有工矿企业、事业、科研单位领导干部的撤换，不采取群众直接“罢官”的做法，由上级党委加以调整。（六）必须抓好质量、品种、节约、安全等工作，保证重要原材料的生产供应和交通枢纽、仓库等要害部门的安全。
△将农村和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两个文件及附件报送毛泽东，附信注明：“看了江苏文革小组九月八日来电和上饶红卫兵总部筹委会九月七日来电〔注〕，我认为有关农村和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问题，需要在政治局讨论一次，然后才好批发这两方面的通知。”九月十四日，毛泽东批：可照发，不要讨论了。同日，文件发出。
〔注〕指给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电报说：听了华东局传达的陶铸通知的关于农村和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后，广大干部、农民、工人反应强烈，纷纷表示拥护，认为原来对只抓革命、不抓生产的不正常现象很着急，但又不敢讲，现在中央有了指示，可以挺起腰杆讲话了。也有一些人对华东局传达的指示表示怀疑。
△分别同刘澜涛和在中共陕西省委门前绝食的学生代表通电话，劝学生立即停止绝食，吃饭治病。指出：你们有权提出要求，但你们不能要求刘澜涛一人答复你们。情况还不了解，我一个人也不能马上回答。你们总不能因为有些人没有被打倒，你们的要求得不到答复，就不吃饭。
△到毛泽东处开会。先后与邓小平、陶铸谈话。
9月10日 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全体“出征战士”大会上讲话，对即将前往各地串连的红卫兵提出三项任务；一是战斗队，二是学习队，三是宣传队。告诫红卫兵去工厂、农村参观访问时，不要妨碍当地的生产。指出：农村，现在是三秋季节，我们应该注意积极支持生产，不要妨碍三秋工作。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已经写了，我们还打算另外写一篇。提醒将去上海串连的红卫兵说：上海的生产关系到全国的建设，那里的生产任务很重，还有很多的尖端科学实验。不应该做的事，你们不要强加于他们。强调：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有革命和建设的秩序，否则，生产就要受影响。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华东局来电反映：广大干部和群众一致认为周恩来十日的讲话解决了很多思想和政策问题，建议整理出来公开发表，或印发正式文件传达到群众。
△在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第二次座谈会上，回答红卫兵提出的一些问题。提醒他们注意：我们要破的是四旧。要反的是资产阶级当权派，不能一切都反。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不是所有的党政领导者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如果那样看，把党中央放到哪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不是落空了吗？不能乱打一通，不能把一切领导都打成黑帮。又说：一些领导机关，领导同志犯了错误，但不是一切党政机关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都是黑帮、黑线、保皇派。黑帮、黑线这些词早就不用了。你们翻开《十六条》看看。说一切都是坏的是不对的，说多数是坏的也不切合实际，多数还是好的。要注意政策。针对有的地方发生随意拦截列车的做法，批评说：那是无政府主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这样做的结果是打乱了国家运输计划，使许多列车完不成任务：这样搞下去北京人吃什么呢？北京的粮食许多是靠外地运来的，
9月11日 约赵尔陆、刘杰谈二二一厂问题。
9月12日 主持中央碰头会。参加会议的有陶铸、康生，李富春、叶剑英、谢富治、谷牧、余秋里、赵尔陆、李先念、谭震林、汪东兴、周荣鑫、张春桥、童小鹏。
△看到“消灭伊斯兰教革命战斗队”〔注1〕起草的《行动起来，为彻底消灭伊斯兰教而战斗》的传单后，当夜责成国务院宗教局局长萧贤法查明此事。又与张经武〔注2〕通电话，指出传单有严重错误，要张在十三日解决。十三日，张经武召集国务院宗教局及伊斯兰教协会有关人员开会，传达周恩来的指示，并通知二十七个省、市、自治区的宗教、民族工作部门及有关学校，指出这一传单有严重错误，应当作废，各地要设法控制和收回。
〔注1〕“消灭伊斯兰教革命战斗队”，该组织为中国伊斯兰救协会中部分人员所组成。
〔注2〕张经武，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9月13日 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二司令部全体红卫兵大会上，对即将分赴广西、长沙、成都、广州串连的一万二千多名红卫兵讲话，阐述红卫兵如何执行战斗队、宣传队、学习队这三大任务。强调要区别文斗和武斗，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区别校内与校外、国内与国外。指出：并不是所有的文教机关、党政领导机关的当权派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现在有一些领导犯了错误，但犯了路线、方向错误的是不是就是黑帮？不能那样讲。不要滥用黑帮这个名词。上海有人问我是否说过上海市委不是黑帮，是革命的？这话我确实讲过。不能说犯了路线错误就是不革命，就是反党。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一下子提到敌我矛盾。又说：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都要有领导。没有领导，谁去依靠？群众自己走自己的，这就讲不清楚。在谈到区别国内与国外问题时说：文化大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对外只能用宣传的办法，不能把我们的主张强加给别人。
9月14日 主持召开中央碰头会。会议商定：最近要抓紧研究文化大革命中有关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问题，先由各部门负责
人指定人员组成小组收集材料，研究并提出问题和初步处理意见，提交常委碰头会讨论后报毛泽东审批或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同日，陶铸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了《关于抓紧研究文化大革命中有关社会政策问题的通知》，报周恩来审定。《通知》列出当前文化大革命中急需解决的八个方面的政策问题，其中有对地富反坏右分子的改造处理政策。对民主党派、民族资产阶级、工商联及其代表性人物的政策，对待自然科学家和其它高级知识分子的政策，对华侨、宗教、外事、民族的政策，等等。周恩来对《通知》作了多次修改。九月二十三日修改时补充：“上述八个问题均请中央文革小组考虑先行派出各报社记者或其它工作人员，分赴有关方面和重要城市进行调查研究，收集材料。”“拟国庆节后在碰头会的务虚会上，按问题缓急、准备如何，排列先后，一个个地进行讨论。”
9月15日 陪毛泽东、林彪第三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全国各地来京的师生和红卫兵。林彪讲话说：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很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周恩来讲话指出：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它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干部，都应当坚守生产岗位，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把在文化大革命中焕发起来的冲天干劲，用到工农业生产和科学实验中去。强调：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在不要到工厂、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串连，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革命，
△深夜，得悉北京国棉一厂两派组织发生激烈争论，随时都有酿成武斗的危险，立即与谷牧通电话，要他抓紧处理这事。为避免因故耽误、酿出大事端，同时与钱之光通电话，要他连夜找焦善民〔注〕负责处理好这件事。
〔注〕焦善民，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约聂荣臻谈七机部问题。
9月16日 主持中央碰头会。会议讨论李先念起草的《关于财政贸易和手工业方面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等事项。其中规定：公私合营企业应当改为国营企业，资本家的定息一律取消；大型合作商店有条件有步骤地转为国营商店，小商小贩应当让他们存在，为国营商店代购代销；个体劳动者，应允许继续存在，有条件的可组织合作小组或吸收他们参加合作社；城乡非农业人口的粮食供应定量标准，目前不要提高。文件于九月二十三日发出。
△接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席希尔。在谈到“文化大革命”问题时说：大字报里的意见，并不完全是我们的意见，里面许多只是某一个学校、某一个红卫兵小队或一群人的意见。
△审定谷牧处理国家经委两派组织斗争情况的报告，同意其中提出的“学生不能到工厂串连，更不能进驻各部委机关，干扰国家机关正常工作秩序”的意见。并批示：“坚持不让学校革命师生进入部、委设联络站，但可派联络员经常到部、委、办联系。”
9月17日 改定并批发中共中央、国务院给各中央局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关于保障铁路运输的电报稿。电报指出：目前全国铁路运输十分紧张，为不影响工农业生产，各地革命师生暂不要到其它省市去串连。
△与邓小平通电话。
9月18日 就被批判斗争对象的工资处理问题起草中共中央复中共吉林省委并告各中央局的电报：“即使已定性的，也暂不改变；如本人少领工资，或捐献一部分工资作党费，听其自愿，但不强求，也不许其由减少用费而致病。凡未定性的，工资仍照旧。”
△召集宋任穷和李富春、陶铸、康生及中央文革小组有关人员开会，谈东北三省的“文化大革命”问题。二十一日，又约宋任穷、顾卓新、马明方、潘复生〔注〕谈黑龙江问题。
〔注〕顾卓新，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处书记；马明方，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书记；潘复生，时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
9月20日 给江青写信：“文化革命中有关经济政策方面，农业和工业方面、科研两个通知发出后，对生产很有利。财贸和手工业一个通知修改稿，已送文革小组几天，务请商伯达同志抓一下，以便议后再提请中央政治局讨论。”
9月21日 与哈尔滨工程学院“八八红旗战斗团”、“红色造反团”、“东方红造反团”代表谈话。指出：如果工业继续受影响，就要影响明年的生产。更重要的问题是尖端项目，今年已经耽误一个月。你们懂得，一个配件差一点都不行。有人说我这个话是唯武器论。这不是唯武器论。又说：要承认和支持黑龙江省委的领导，对黑龙江省委要一分为二，对每一个干部都要一分为二。“黑帮”、“黑线”，现在中央不讲这个话了。绝对化的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传单提出打倒伊斯兰教那样的口号，这就不单是分裂国内的民族，也分裂了我们争取的亚非。不能因我们工作组派错了，就把“四清”工作队都否定了。“四清”工作队还要领导群众完成生产的任务嘛！针对黑龙江的报纸、电台一度被红卫兵组织接管的情况，指出：报纸，新华社、电视台、广播是专政的宣传工具，不容许任何一个团体去占领，只能掌握在党的手里。
9月22日 召集国务院各口、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在会上提出：干部要经得起考验，要清醒，不要怕“炮轰”，戴高帽子也不要紧。在群众面前，要敢于承担责任，接受委屈。红卫兵是新生事物。势不可挡。对他们一是支持，二是保护。三是宣传解释政策。不能利用两派互相斗争，否则，把问题复杂化了，越闹越麻烦。“黑帮”、“黑线”不要再用了。“黑五类”这个说法也不好。又说：民主党派政策、宗教政策、民族政策、高级知识分子政策、华侨政策、外事政策，大家都要想一想，国庆节抓一抓。要有意识地保护乌兰夫、赛福鼎、阿沛等。刘文辉、蒋光鼐〔注〕也要上天安门。
〔注〕刘文辉，时任林业部部长；蒋光鼐，时任纺织工业部部长。二人均为民主党派人士。
△审查核试验影片。
9月23日 就河北省交河县郝村农业中学给全国农民的倡议书中提出“把一切自留地、自留园田、自留树一起交给人民公社”，批示：“我已请农办派干部到交河郝村和北京外县去调查研究这种倡议是在什么情况下、什么人搞起来的，因为它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因素。如果县以下的农业中学在某些地方一轰而起，就会对农业生产不利。”
△对即将去内蒙古东部调查的红卫兵指出：不能去东蒙靠近边境的地方活动，这是违反政策规定的。
9月24日 审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总参谋部关于建议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这一报告的批语。批语指出：根据北京军区，山东、吉林，陕西等省军区反映，目前红卫兵组织已由学校逐渐扩大到农村、工矿企业单位。有的在民兵组织中建立了红卫兵，并携带武器，出现了动武行为，同时也使工农业生产受到影响。根据徐向前同志的提议，建议农村、工矿企业不成立红卫兵和赤卫队等组织。农村、工矿企业的民兵要坚守自己的岗位，抓革命、促生产，完成生产任务，搞好三秋工作。次日，文件发出。
△主持召开中央碰头会，就在上海串连的北京红卫兵准备强制一二百名资本家游街示众一事，商定给中共中央华东局、上海市委并北京市红卫兵南下兵团、北京市各大中学校在沪的红卫兵组织去一电报。电报指出：必须严格执行《十六条》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决定，明天强制资本家上街游行示众和开群众大会，应当停止。电报经毛泽东同意后当夜发出。
9月25日 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在会上说：中央已决定工厂企业、研究机关、农村、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一律不组织红卫兵。已经组织了的，要协商取消。把劲头用到科研生产上去。原子弹爆炸，有专家的功劳。这些人不是资本家，不是右派，只要他们积极工作，即便思想上有毛病，工作上还要团结。我们有最大限度的民主，又要有最高限度的集中。集中的权力不能放。如果不给群众以最大的民主，不放手发动群众·这是右倾；如果不实行最大限度的集中，把专政工具交给群众，做了尾巴主义，这也是右倾，形“左”实右。不应该毁的制度要恢复。
△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的为首者。指出：有人说我九月十五日的讲话〔注〕是大毒草。这是不对的。这个讲话是经过中央研究的，毛主席看过的。抓革命，促生产，有人说提得太早了，我说不早。尖端项目，不抓怎么能行？农村三秋到了，不抓怎么能行？工人不能放假不搞生产。到外地串连要停止。资本家是不能拉出来游行的，还有他们的头面人物。你们也不要去抄他们的家。在回答关于党内有人犯路线错误，是革命还是不革命、反革命的提问时指出：犯了路线错误还是革命的。我就犯过路线错误，但不能说我是不革命或是反革命的。陈独秀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但不能说他没有一点作用。我和主席说过，应该把党内历史全面告诉青年。要讲革命史，也要讲错误，不能只讲好的，不讲坏的。主席同意。在运动中要有两个不怕：一是要挺身而出。敢于和广大师生见面；二是遇有违反政策的要敢于指出，敢于解释党的政策。
〔注〕九月十五日的讲话指九月十五日陪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三次接见全国来京红卫兵时的讲话。
9月26日 主持中央碰头会，讨论中共中央华东局就解决学生和红卫兵到医院串连，医院出现混乱的问题给中央的请示报告。会议决定电告华东局并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卫生部；中央同意红卫兵不到医院串连，医院内应按九月二十五日中央批转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的报告办。已成立红卫兵组织的，要做到自动取消。
△接见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全体人员。次日，嘱秘书致信该组织，告昨日会上所讲“你们认为对的，认为是真理，可以坚持一个时候”一句讲得不完全，特作如下更正和补充：“如果在辩论和实践中，经过你们自己或别人证明确实是错误了或部分错了，你们就应该承认错误加以改正；如果证明确实是对的或者部分对的，你们就应该把对的言行坚持下去。这就是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道理。”
△接中共北京市委办公厅报告：北京三十四所中学和外地的学生组成了一“东方红筹委会”，拟将北京市改为“东方红市”，还决定将天安门前的华表和两个石狮子搬走，立毛主席铜像和英雄人物像。就此事批告中共北京市委和周荣鑫：“通过联络站，告以这是国家大事。国际观瞻所系，他们可以关心，可以倡议，但不能由他们决定、命名。否则，命名无效，岂不损失信誉。”
9月27日 得悉黑龙江省合江地区劳改分局的红卫兵串连其它一些单位的红卫兵，通知所属劳改农场准备召开“炮打司令部”大会的消息后，电告谢富治：告黑龙江省公安厅，大串连不能搞，大会不能开。
△为保障阿沛·阿旺晋美的安全，电告西藏自治区有关负责人：中央明日派专机去拉萨，把阿沛·阿旺晋美夫妇接往北京。阿沛夫妇到京后，周恩来又亲自安排他们的住宿和警卫事宜。
9月28日 主持中央碰头会，听取余秋里、谷牧关于工业生产和基建的汇报。
△审改余秋里遵照周恩来指示起草的国庆节对外宾口头宣传的要点（草稿）。宣传要点肯定了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建设道路上既强调自力更生、依靠本国人民，也强调要有友好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需要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但立足点是自力更生。修改时特别强调：“需要在国际贸易上互通有无。”
9月29日 出席首都红卫兵联合委员会成立大会，并谈国庆文艺问题。
△与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席希尔会谈。在介绍中国“文化大革命”运动时说：这个运动是史无前例的，大家都没有经验。所以，在运动的发展中，还有许多政策要在实际斗争中逐步完备和充实起来。党中央也作了一些决定来补充《十六条》。
△看望宋庆龄。
9月30日 告统战部金城〔注〕：将明日国庆上天安门观礼的党外人士分政府部长、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不属上述范围的党外人士三类，以便在庆典休息时，分批和他们谈一谈（后因有事未能谈）。本月审定十月一日上天安门观礼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名单。批示：拟同意，原则已经主席批准。
〔注〕金城，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新华总社请示陶铸，各地庆祝国庆消息中，各大城市负责人名单发不发？陶铸批：照发，再请示总理。周恩来批：接陶铸同志意见办。
△就某医院的群众要批斗李宗仁的夫人胡友松事批示：胡友松有错误可以批，但不能到李宗仁家里去，不能在李宗仁家搞斗争。十月一日在天安门国庆观礼时，对李宗仁说：你还是到三○一医院去住几天吧，红卫兵是些年轻人，有革命热情，但不大懂党的政策，你可能也会受到他们的干扰。
9月底 在张春桥主持，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参加的连续几天听取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林业学院等院校的群众组织汇报会上，有些人攻击周恩来“和稀泥”。张春桥把汇报记录印送给江青、陈伯达等，江青让陈伯达送一份给周恩来。
10月1日 审改经陈伯达修改的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发表的《人民日报》社论稿《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七亿人民》，对原稿中把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等同为有意对抗“文化大革命”的一段作了修改。原稿说：“无产阶级的敌人继续在用各种方式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有一些人有时口头上也讲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但在行动上，却阳奉阴违，百般抵制。他们利用广大群众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打着‘红旗’反红旗，欺骗和蒙蔽一些好人。”周恩来改为：“无产阶级的敌人，继续在用各种方式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们甚至打着‘红旗’反红旗，欺骗和蒙蔽一部分群众，妄图‘炮打’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另有一些人，他们对于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至今还很不理解，对群众的运动仍然是‘怕’字当头。他们在口头上也讲十六条，在行动上却违背十六条”，“他们这样做，正好为无产阶级的敌人利用来混水摸鱼”。“这些人如果坚持错误不改，他们就会脱离人民，反对人民，反对毛泽东思想，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审改后报送毛泽东时注明：这篇社论“在第三页有两段将两类矛盾没写清楚。这对当前运动的领导会发生影响。我试改了一下，请主席看原则上是否对，如对，文字的斟酌可交唐平铸同志办”。毛泽东画了圈。
△《红旗》杂志第十三期发表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社论称；“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周恩来对联络员刘西尧说：陈伯达未经中央讨论就发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论，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又有一大批领导干部不好办了。周恩来后来向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是否合适？党内历来提路线错误都是“左”倾或右倾，没有反动路线这个提法。毛泽东回答说，原来用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反动路线。此后，全国各地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