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十二时，同陈伯达谈话。
10月2日 就外地学生回去的车辆安排问题告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应负起责任来组织好，尽快地送学生回各地。
△先后约在中南海住的学生代表、联络员和观礼的工农代表谈话。
10月3日 同来北京参加国庆观礼的全国红卫兵代表谈话：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误农时。现在串连对运输影响很大，粮食供应调运很困难。又说：党内领导人犯了路线性错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绝大多数党政领导机关不是黑帮，属于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对兄弟民族领导干部要抱爱护态度。要体现党的民族政策。不能关政协和民主党派的门，政协还是要的〔注〕。破“四旧”、立“四新”也要经过社会调查，这是个长期任务。中国封建统治时间那么长，封建势力那么浓厚，习惯势力那么大，要一下解决问题是不行的。在大民主下。要有高度的集中，有些权力不能下放。法律逮捕权应掌握在法庭手中。宣传权，党报、新华通讯社、广播电台等，不能由哪个红卫兵组织使用。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你们就会出偏差。
〔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北京市中学红卫兵向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二十四小时之内自动解散一切组织并登报声明，否则，红卫兵来帮助解散。
10月4日 到毛泽东处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陶铸及军队有关负责人向毛泽东汇报“文化大革命”形势。毛泽东提出要召集各地负责人开中央工作会议。
10月5日 同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会谈。听毛雷尔介绍同越南会谈的情况，并回答毛雷尔提出的问题：（一）在越南问题上，中国和苏联立场绝对相反，无任何联合行动可言。（二）越南问题到一定时候免不了要谈，问题在于条件、时机和决定权在于谁。谈判的决定权在越南。（三）对被苏联和美国动员去给越南施加压力的人，只要越南邀请。我们都让他过境。但也有例外，如吴丹〔注〕去，就要考虑。（四）援越物资要通过中国，我们按协议办事。
〔注〕吴丹，时任联合国秘书长。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军委、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紧急指示》称，根据林彪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紧急指示》还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中央批示提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自此，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说《紧急指示》适用于一切单位。
10月6日 出席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会上，陈伯达、江青讲话，张春桥宣读《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
10月7日 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事致信毛泽东：“是否主席还在考虑目前开全国工作会议的利弊。如果主席认为时机尚早，今天还来得及以电话告大区、省市书记暂缓来京。如主席认为无需改动，即照通知进行。”毛泽东当天批示：“照样开会，唯会期三天不够，需要七天。”
△就黑龙江省委保密办公室反映省委与中央的长途电话、机要密码电报泄密，红卫兵、电话员窃听省委、公安厅给中央的电话问题，批告谢富治，要谢与潘复生一商，严格控制保密电话。
△主持中央碰头会，商量中央工作会议的准备工作。
△就谭震林请示如何处理新疆来京学生去农垦部闹事一事批复；即告萧克、陈漫远、姜齐贤〔注〕等同志，应沉住气，学生来闹要挺身而出，负起责任，是错误就承认，保证必改。如不是，也要好好解释，不要伤及别人。这也是对农垦部党委各同志的一种考验。
〔注〕萧克、姜齐贤，时均任农垦部副部长。
10月8日 向林彪、陶铸、陈伯达、康生、陈毅、刘宁一、萧华、廖承志等提议：成立一个专门小组，研究中国驻外机构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问题。
△召集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张震寰关于“两弹”结合飞行试验的准备情况和试验日期的汇报。指出：我们在自己大陆上搞这次试验，事关重大，不能出乱子。“冷”试验弹要严格检查，“热”试验弹更要严格检查。一切工作都要有百分之百的保证没有问题才行。核弹头要进行撞击试验，要保证在各种异常情况下不发生核爆炸。飞行“冷”试验的时间可安排在十月十五日前后，试验的详细结果要在两三天内报来，报请毛主席下最后决心。还说：要武装保卫，排除红卫兵的干扰，保证试验安全进行。十月十三日、十六日，两发冷试验弹发射成功。
10月9日—28日 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会上，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集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报告把要求加强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解释为“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并指责广大干部对社会动乱的担心和防范是“怕字派”。林彪在会上讲话，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
10月9日 就中央工作会议的开法问题提议：（一）发言请谈观点、摆问题。（二）每区发言两种方法，每大区先有一个同志发言，其它同志以后讲，或者两种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一起讲。（兰）可以口头讲，也可以书面谈，充分发扬民主，尽可能都能发言。不同看法，开门见山，都可以讲。
△接见清华大学八个组织的代表，针对他们要王光美立即到清华大学作检查事指出：你们四日交的信，五日收到，九日就检查，太快。彼此要有个信任嘛！王光美就在中南海，我们要对她负责。她作检查也要准备，中央也要讨论。王光美不能到清华去当场检查，可以背靠背。又说：“黑五类子弟”，我们不同意这个名称。他们不能形成一个阶级，不要造成人为的阶级对立。中国共产党过去也犯过错误，但不能说是不革命。
10月上旬 中共中央决定十月份再放手让学生串连一个月，要铁路部门按进出北京各一百五十万至一百七十万的学生人数安排运力。谷牧向周恩来反映铁路部门的困难。周恩来告；可以搞三个方案，把方法和困难都写出来。由我报常委讨论决定。并说：我更担心的是铁路停断和阻塞。铁路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一旦停断，整个国民经济就瘫痪了。
10月11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五小组会议上插话说：要争取主动。有些省、市委的同志如果不争取主动。还要继续被动下去。还有各部委的同志，要自己解放自己。
△派许明和杨奇清〔注〕去看批王光美、李雪峰的大字报。
〔注〕杨奇清，时任公安部副部长。
10月12日 参加孙志远〔注〕的追悼会。孙志远病重期间，周恩来曾指示派专机去四川、上海接有关专家来北京给孙会诊。
〔注〕孙志远逝世前任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
△就清华大学红卫兵以发“请帖”名义要王光美去清华参加批判会事批告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转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我准备派人去录音，带回给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参加会议。”
10月13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五小组会议上插话：要敢于革命，敢于革自己的命，把我们自己放在内。革自己的命，不是革自己的整个政治生命，而是革自己思想上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命。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都是没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也没有经验。但毛主席对运动的前景是看得清楚的，我们看不清不要紧，要紧跟主席，不要掉队。
△就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八八红旗战斗团”要国防科委路扬〔注〕交出“黑名单”和工作笔记问题批示：（一）“八八”战斗团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来或派代表来谈，全军文革小组和国防科委派人参加。（二）笔记属国家机密，不能给，交军委封存。（三）干部可以去参加批判会，但要给他们休息机会，不能让千部长时间留在那里不回来，他们还要工作。十七日，又批告刘志坚：这三条指示适用于国防科委所属十一所院校。
〔注〕路扬，时任国防部办公厅副主任、国防科委副秘书长。
△和陶铸联名致信毛泽东，报告中央工作会议进展情况，建议毛泽东十四日或十五日约常委谈一次，听取汇报。十四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各大区负责人和会议各组组长在毛泽东处开会，汇报和研究会议情况。
10月14日 就中国科学院“文化大革命”情况批告刘西尧：请告总政，联络员要准备正式参加科学院工作而不是临时任务。
10月15日 接见中央民族学院干训班索朗顿珠等十一名西藏学生。指出：班禅还是让他留在北京。针对一些学生要求把农奴主子弟赶回西藏改造，并且称他们“黑五类”的做法，说：“黑五类”这个名词中央没有批准，“红五类”也不是自来红，自来红就等于不要改造了。这是宿命论，是新迷信。我们既要破除旧迷信，也要破除新迷信。
△和江青等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有关人员。针对有人关于“上海以总理说上海市委是正确的讲话为盾牌，压制革命”的提问，回答说：我给上海市委打电话，说过他们不是黑帮，是革命的。革命不革命是敌我矛盾，正确不正确是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个问题、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定要区分开来，不能混淆不清，我已讲过多次了。
△就国防科委关于校试验的请示批：如气象许可，同意十七日再进行第二次冷试。试后，张震寰可飞至基地进行现场检查，然后带回所有有关人员飞京汇报。
△就刘杰请示青海二二一厂“四清”工作团的档案处理问题批示：“四清”工作团已经宣布撤消，所有档案都应封存。对“草原红卫兵”，应引导其认识：只能依靠厂、地自己的力量闹革命，不能进行串连。
10月16日 就人民出版社红卫兵以不能出版资产阶级的东西为由，提出不出版孙中山、宋庆龄、廖仲恺、何香凝、柳亚子、朱执信等人的选集事批示：我同意在孙中山百岁纪念日前只出孙中山选集和宋庆龄选集两种，其它以后再印或到其它出版社去印。
10月18日 继十月一日陪毛泽东在天安门第四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后，今日第五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十七日深夜，曾到天安门察看接见场地，并召集接见指挥部叶剑英、谢富治、杨成武、周荣鑫、戚本禹等有关人员开会研究。
△获悉南美秘鲁发生大地震，引起太平洋海区发生海啸，批示：应立即由总参向沿海各军区、各军种、各省市发出紧急通知，引起注意，并采取防御措施。
10月19日 约陶铸、童小鹏、周荣鑫等谈话，布置劝阻哈尔滨工业大学师生去天安门张贴批刘少奇的大字报。
△就北京外贸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要李先念去参加二十日下午召开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并要求提供三辆宣传车在街上播送李先念讲话录音事批示：“参加大会可以，提供三辆广播车在大街上播送李的录音不可以。”
10月20日 凌晨，接见哈尔滨工业大学红卫兵代表，告诫他们不要去天安门张贴批刘少奇的大字报。指出：即使少奇同志有错误，我现在也无权回答你们。你们把少奇同志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你们要考虑考虑。少奇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是国家元首，就是要撤换也不需要这样去发动群众。你们做事要慎重些，凡是中央未提倡的，《十六条》里又没有的，你们就要考虑考虑。针对有代表提出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没有提到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回答说，八大党章中没提毛泽东思想，是主席的提议，是针对当时的国际局势。在谈到“不要怕乱”问题时指出：工人、农民不能放假，不能串连，他们有生产任务。你们到全国各地去炮打司令部。是不是全国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呢？不能那么讲。又说：放手发动群众到这样的程度，这是历史上少有的。现在的文化大革命，是在思想领域内展开夺权斗争，马、恩、列、斯都没有搞过这种斗争。
△主持中央碰头会，研究一些政策的具体措施。
△召集中央专委会会议，在听取张震寰关于“两弹”结合试验的汇报后，即与有关人员再次对这次试验的准备工作和安全问题进行全面检查。说；根据过去发射的经验，还是要领导、群众、专家三结合，不要着急。临试时要沉着，要保证万无一失。谈到群众运动的冲击时说：这对共产党员是个考验，等于我们过去坐牢是考验。要把鲁迅的那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用在这次试验上。还委托聂荣臻赴发射现场主持。二十六日，批准基地党委确定的发射时间（二十七日九时），并再次要求大家沉着打好这一仗。二十七日，中国首次“两弹”结合试验成功。从此中国有了可用于实战的导弹核武器。
△得知北京地质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准备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五十万至一百万人的针对刘少奇、邓小平的“誓死保卫毛主席”大会一事后，要周荣鑫和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派人分头去做劝说工作，说服他们不要开。后此会未开。
△到毛泽东处后，在人民大会堂河南厅约刘少奇、邓小平谈话。
10月21日 约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李井泉、魏文伯、王任重、韦国清等各大区负责人及陶铸、陈伯达、李富春，陈毅、叶剑英、谭震林、萧华、江青等开会，谈刘少奇、邓小平的检讨方式问题。
△接见全国赴京半工（农）半读部分师生代表。在回答半工半读，半农半读是不是毛泽东教育思想时说：以学为主的半工半读是毛主席的思想。但要具体化，单是半工半读思想，还不能把主席思想说完全。还是应该说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要把性质搞清楚，是以工为主还是以学为主？既然是学校，不管是全日制的，还是半工半读的，就得以学为主，在学习过程中学工、学农、学军事。在谈到学校的斗批改问题时强调：不是每个学校都有“一小撮”，有的领导仅仅是个别错误、某些错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0月22日 和陶铸、李富春约邓小平谈话。
△与北京红卫兵第二司令部和部分外地学生代表谈话，要求红卫兵组织开门整风，检查自己的错误。指出：任何人都会犯错误，这种说法不是折中主义。你们不要过激，提过“左”的要求，过“左”了，就形“左”实右。又说：军队，法院、宣传工具要紧紧掌握在党的领导下，不能什么都冲进去。杨秀峰不是黑帮。
10月23日 约国务院副总理、各口负责人、各部委党组书记、中直和中央军委负责人及中央文革小组部分成员开会，谈如何缓解在工作组问题上工作组和学生的紧张对立关系。指出，工作组，首先是工作组组长或几个主要负责人，要挺身而出，承担责任，不要推三推四。工作组的错误总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嘛！今天下午会上有两位同志作检讨，他们把责任负起来。会前召集这么一个紧急小会，先给你们打个招呼。在谈到如何处理学生要到各部委去看大字报、看档案的问题时说：有些部委如军委，国防部、公安部、外交部等，不能让他们去看，必须顶住，
△就刘志坚电话请示对工作组所犯错误的定性问题答复：应按《十六条》第七条办。（一）第七条讲到有些学校、有些单位、有些工作组的负责人。包括党政干部，犯有方向路线的错误，而不是所有的单位的工作组都犯有方向错误。（二）工作组主要是执行路线的错误，但讲的时候应按第七条那样笼统地讲，这样就不会产生群众追问是执行谁的错误路线。
10月24日 接见巴基斯坦外交部长皮尔扎达时说：中巴两国虽然制度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但有和平共处的基础。双方都愿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指示陶鲁笳亲自向工交系统造反联络站做工作，劝阻工交系统开大会批判薄一波。
△到毛泽东处参加汇报会。毛泽东在听取汇报后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不要不准人家革命。让学生们把《阿Q正传》看一看。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是搞秘密的。要准许他们革命，准许改。说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的。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又说：你们〔注〕回去要振作精神，万万不能承认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谁会打倒你们？把中央局、省、市负责人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能行吗？他们不知道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当康生插话说八大政治报告有阶级斗争熄灭论思想时，毛泽东说：我们都看了的嘛，大会通过了的，不能单由刘、邓负责。
〔注〕你们，指到会的各地负责同志。
10月25日 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会上，林彪、毛泽东先后讲话。林彪说：“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这次运动，“收获很大，尤其是政治上的收获，党内揪出了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会上搞臭了很多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林彪还多次点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说“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毛泽东在讲话中说：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啊？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
10月26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华东组会上发言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是其它社会主义国家过去未曾有过的。我们每一个人不仅缺乏实践经验，也缺乏历史经验。路线斗争是文革小组与少数派谈话后提出来的，我未预见，有掉队危险。又说：大中学生放假闹革命，实行革命串连，我们接待计划总是偏于保守，现在想限制在一百五十万人左右，主席说不行，要准备突破二百万、三百万人。
△约陶铸、李富春、叶剑英等谈话后，同各大区、省、市主要负责人及国务院各口、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开会，商讨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问题及运动中有关政策和措施。
10月28日 到毛泽东处。请示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和有关具体政策措施问题。
△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上讲话，对一些具体政策规定作了解释，包括：（一）北京师生近期不能外出串连，以腾出运输力量让在北京的外地学生回去。（二）红卫兵一般限制在学校中三十岁以下的革命青少年，农村、城市、厂矿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不发展，不组织，不对外串连。这些地方与学校不同，不能停止生产、业务来闹革命。军队、公安、法院、监狱，新华社、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必须高度集中，要控制在党的手上，不能让红卫兵去占领。对党政各级领导，红卫兵有权要他们到现场解释问题，检讨承认错误，但无权决定停职反省或罢官，也不应该扣人、抄家，也不要打人、体罚。要向红卫兵讲清楚这些政策。对红卫兵做工作，我个人的经验，有四条：一是敢于挺身而出，跟他们接触；二是热情支持他们，三是先当学生，才能当先生，灌输式的没有不碰钉子的；四是站稳立场，解释政策，不能什么都让。（三）不能把“四清”工作队和现在派的工作组统一看待。（四）档案问题，要赶快从工作组的档案问题中解脱出来。这一关解决了，才可以自己搞工作，否则，困在里头。在谈到对形势的认识时说：说老实话，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大局面。关于运动的时间安排，提出：可不可以设想一个时间表，大区、省、市、自治区一级能不能在春节以前使机关的运动告一段落，中央各部、各口子在春节以前告一段落。本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
△约许明、杨德中等人谈郑州大学学生闯进中南海问题。
10月29日 接见江西、新疆两地的红卫兵代表，强调：工厂企业和科研单位不能停止生产业务。不可能全国人民都去搞串连。
△得知陶鲁笳的办公室被造反派砸开并抢走一部分文件后，当即指示有关方面：将国家经委过去的文件档案全部集中起来，由国务院加封条，非经国务院批准，任何人不准擅动。
10月30日 凌晨，召集人民大会堂两派人员开会，指出：你们之间两种意见争吵不休，影响工作。人民大会堂是为中央服务的场所，不是你们争论的场所。要顾全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不能把学校的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引进大会堂。
△就陶鲁笳请示工交办要否去人参加工交口院校十一月二日召开的批判薄一波大会一事批示：其能由工交政治部派人去列席，并声明未做准备，不能发言。大会当日，又指示陶鲁笳：可以告诉学生，薄一波有病，经中央批准到外地治疗，不在北京，不能参加会议。
△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和其它有关问题的规定》（草稿）。《规定》指出：“对一般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同志，由于他们的错误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而学生组织不要“限制”原工作组和上级党政机关领导的行动自由，使他们得不到必要的休息。《规定》重申：“凡属国家专政工具部门，机密、要害部门，新闻、广播部门和中央、中央局首脑部门，一律不进行革命群众的内外串连。学生在与其它党政机关串连时。不能采用学校与学校串连的方法，不要干涉机关内部革命和机关内部正常工作，不应率群众进驻或封闭机关。学生与农村公社、城乡企业，事业单位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之间的革命串连也是这个办法，不应干涉他们本身的革命、生产和业务问题。”
10月30日、31日 约谢富治、杨成武、吕正操、郑维山、傅崇碧、吴德、汪东兴、周荣鑫谈铁路运输和学生接待问题。
10月3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经周恩来审阅修改的《关于维护铁路运输秩序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目前铁路运输秩序比较混乱，为保证革命师生、旅客和国家物资的正常运输，中央决定各省、市、自治区要认真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九月五日通知精神。有计划地组织学生来京串连，适当控制人数。从十一月一日到五日，各地串连学生暂缓来京。革命师生要遵守铁路规章制度，维护铁路运输秩序，严禁拦截和阻止列车运行。铁路部门要迅速恢复正常运输秩序，保证客货运输畅通无阻。
△和陶铸、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等出席首都各界举行的纪念鲁迅逝世三十周年大会。姚文元在讲话中提出要批判“折中、公允、调和”，影射周恩来。
△接见天津工学院红卫兵代表，批评有的红卫兵把火车拦住十几个小时，上车查“黑五类”，影响火车的正常运行。
10月 嘱咐保健医生张佐良：你去看看少奇同志，他现在怎么样了？张遵嘱去看望时，刘少奇说：谢谢总理的关心，总理怎么样？他好吗？张答，总理还好，就是工作太忙，休息太少。刘说：请你代我向总理问好。请他保重。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约杨易辰〔注〕谈话，指出：黑龙江的国防地位很重要，千万不能乱。不能眼看生产垮下来。现在黑龙江抓生产的人很少，你应该出来抓工作，不要因为在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上想不通而被造反派揪住不放。要创造条件，集中力量抓好生产。
〔注〕杨易辰，时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
11月2日 审改《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要求在京的外地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有秩序地离京的紧急通知》。《通知》要求：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在实现了毛泽东接见的愿望后，要尽快地守纪律、有秩序地离京，不要影响铁路运输。
11月3日 陪毛泽东在天安门第六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此前，曾召集北京市各红卫兵组织负责人开会，对北京师生和红卫兵提出以下要求：不参加天安门检阅；帮助解放军和其它组织做好宣传工作，维护好秩序，外地师生受检阅后，要劝他们回本地去，搞好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
11月4日 在接见中国参加第一届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体育代表团时说：最近有人到贺龙家请愿不走，跟老总磨，这样做不对。我听到这个情况心里非常不愉快。
11月6日 致信宋庆龄；“宋副主席，你的那篇文章〔注〕，由于我近来更忙了一点，直搁到现在才改出来，甚为不安。现将中、英文两种改本派人送上，请你审阅。”
〔注〕指宋庆龄为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撰写的《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文章写就后，宋庆龄送周恩来阅改。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发此文。
11月7日 约中国科学院造反派代表谈话。十二日至二十九日，与中国科学院代表座谈及与科学院党委成员谈话达十余次。
11月8日 廖承志、李金德电话请示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是否出席十一月十二日有一千多红卫兵参加的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如果参加，担心红卫兵冲上主席台或叫喊不恰当的口号。周恩来批示：“刘、邓可请假不出席，红卫兵可邀请，事前必须做工作。”
△与北京大专院校三个红卫兵司令部的代表座谈。针对一红卫兵代表说的“不要怕乱，全国也要大乱一下”，责问：是不是像你们包围中南海这样的乱法？你们把中南海的两个西大门都包围了，还贴了大字标语，说陶铸“青云直上”。这是封建主义的思想。陶铸同志是很老的同志，是中央委员，为什么不能来中央工作？你们还说“把第四号人物揪出来”，这是什么口号？你们是怎样看待毛主席的学生和战友的？你们这样写，我不同意。陶铸讲卫生部党委不是黑帮，这句话并没有错误，你们为什么还抓住不放？大民主也有限度，有民主，还要有集中。陶铸是十一中全会新选举的中央常委。难道毛主席亲自领导主持的十一中全会也不对吗？现在中央和国务院的两个大门被围得不好开了，毛主席住的地方，大门都开不了，走小门。我看了很难过。希望你们三个司令部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11月9日 同以黎笋为团长的越南劳动党中央代表团会谈。在介绍“文化大革命”情况时说：党如果只是建立在一些个人威信上，而不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群众，掌握广大群众，那么，只要有几个有威信的领导人就可以把党的性质根本改变。又说：犯路线错误不是反党，我们看作是人民内部矛盾。尽管我们叫民主集中制，但社会主义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到底怎么搞法，还没有典型。
△主持讨论修改《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在讨论中反复强调生产建设不能中断停滞，批驳只强调“抓革命”而根本不讲生产建设的论调。决定该社论翌日见报。按周恩来意见定稿的这篇社论指出：“国民经济是一个整体，工业生产是一个整体，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只要某一部门脱节，就可能影响全局。”“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搞文化革命，“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
△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立。中共上海市委根据《十六条》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不要成立跨行业组织的规定，决定对“工总司”持“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态度。十一月十日凌晨，“工总司”煽动、裹胁一部分人以到北京“告状”为名，在上海近郊安亭站卧轨拦火车，致使沪宁线交通中断三十一个小时。周恩来得悉后要陈伯达电告中共中央华东局韩哲一〔注〕，要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顶住，不能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的组织，不能承认卧轨拦车是革命的行动。同时，致电在安亭站的上海工人，指出他们这次行动“不但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要求工人“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中央文革小组派张春桥赴上海解决此事。张背着中央和上海市委，擅自承认“工总司”是合法组织，称“安亭事件”是革命行动。事后中央文革小组和毛泽东批准了张春桥的处理和表态。
〔注〕韩哲一，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
11月上旬 就红卫兵提出要在天安门广场召开批判谭启龙的十万人大会，并让谭游街一事批复：批斗谭的大会不能开，游街不能搞。
11月10日、11日 陪毛泽东第七次接见外地来京的二百万师生和红卫兵。
11月12日 出席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并讲话，说：“孙中山先生，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一个伟大革命家”，他“领导的辛亥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场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但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推动了民主精神的高涨。中国人民将永远纪念孙中山先生在这个革命中所起的作用”。
11月13日 同陶铸、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萧华、杨威武以及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的负责人在工人体育场接见军队系统各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和陶铸绕场一周同代表见面后离去。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在讲话中抨击“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一些极端做法，强调军队不能乱。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同一地点又召开军队系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的十万人大会，周恩来到场与大家见面后离去。陈毅，叶剑英等再次批评“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做法。事后，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指责说：“军队这些接见，是镇压群众。”
11月14日 主持中央碰头会。会上，谷牧就对陈伯达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起草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提出意见一事向周恩来汇报，并建议召开一次全国工交会议，商讨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周恩来表示同意，指示把《十二条》拿到会上讨论，听取意见。
△就中共中央华东局魏文伯反映李葆华、李任之〔注〕被造反派连续批斗事批示：请陶铸同志以电话找安徽省委一谈。如情况属实，请找“八·二七造反团”负责人以电话交涉，无论如何，要放出李葆华、李任之两同志。让他们回家休息。
〔注〕李葆华，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任之，时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安徽省副省长。
△召集北京各大专院校红卫兵负责人开紧急会议，呼吁：天气日渐变冷，外地来京师生又多。不管哪一派，都要采取统一行动，协同解放军共同把外地来京师生接待好，搞好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
△就阎达开请求回河北抓农业生产事批告陶铸、李富春、李雪峰：如华北局确定解学恭为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阎达开同志恐仍以回河北省管农业为有利。
11月15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谈“文化大革命”中的档案材料处理问题。次日，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按照毛泽东的意见研究修改了《关于处理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的补充规定》。《规定》于同日经毛泽东批准发出。
△接见天津部分大学红卫兵代表。指出：陈伯达的讲话〔注〕不能传出去，因为现在还在修改。搞全国性的红卫兵组织恐怕不行，搞国际性的组织更不行。
〔注〕指十月十六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
△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定稿后送毛泽东批阅。《通知》提出：今年是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为了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更好地实现明年的经济计划，需要在今冬明春集中一切交通力量加速物资运输。因此，决定从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到明年春暖季节，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串连。毛泽东当天批：退总理办。同日，《通知》发出。
△出席“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
11月17日 通知郑维山：从外地红卫兵来京趋势看，要做接待三百万人的准备。这些人来京之后，即按计划进行短期军政训练。准备从军队中抽调十万至十一万名班以上干部和老战士组织红卫兵军训。
△将中南海、钓鱼台、国防部、公安部、外交部、国家计委、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广播大楼、邮电大楼、人民大会堂等十一个单位列为警卫重点。指示加强警卫，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外面的人冲进去。
△接见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八八团”和“东方红”代表，批评“八八团”到北京三座门冲国防科委，抓路扬。指出：国防科委、国家科委在聂荣臻元帅领导下，成绩是主要的，原子弹、导弹都上了天。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不是毛泽东思想，不是实事求是。
11月17日—23日 全国计划会议、工业交通会议在北京召开。会前，周恩来曾要余秋里抓紧准备召开这次会议，力求把一九六七年的计划安排得早些、好些；要谷牧组织一个班子，研究工交系统如何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使工业生产减少损失。会上，与会人员对陈伯达提出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中所提出的“允许工厂成立派系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条款表示强烈反对，对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使得工交战线混乱表示担忧，认为工厂与学校不同，生产的连续性很强，不能中断。十九日，周恩来出席谷牧主持的工交座谈会，并在讲话中把当时的形势概括为“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因势利导”四句话，要大家抱着“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态度，因势利导，挺身而出，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毫无抱怨。根据会议的意见和周恩来多次讲话精神，谷牧起草出《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又称《十五条》）。其中提出：“十七年来，工交战线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并规定：一、工业化大生产具有连续性和社会协作性，不能停产闹革命，只能有步骤分期分批地搞文化革命；二、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三、学生不能到工厂串连。《十五条》遭到陈伯达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反对和指责。周恩来得知后，于二十二日同李富春到毛泽东处将此情况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表示：一、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二、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三、文件提出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沈阳、天津听取各派工人的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十二月份发出。四、原稿上把当权派划宽了，同意把“忘本、自私、压制群众”等几类人去掉。
11月19日 得知北京政法学院要开群众大会批判李雪峰，并上追到刘少奇、邓小平一事后，通知新华社：刘、邓问题中央已解决，不要在群众中搞。中央不支持他们开这样的会。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广播电台都不要派记者去参加。
11月20日 指示将中共北京市委十一月十八日颁发的《重要通告》转发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各省、市、自治区用各自党委名义，大量印发，在学校、厂矿、机关或其它单位内张贴。《通告》提出：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它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这样做是违反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如果有人在幕前或幕后指挥这样做，必须受到党纪国法的严厉处分。
11月21日 就北京外语学院学生为外出展览问题到外交部发呼吁书、贴大字报、放大喇叭宣传事批示：告学生，我准备在本周内约见他们的代表，商谈此事。在会谈前不要再向外交部办交涉和放大喇叭。
11月23日 就南京军区政委杜平关于学生要江渭清到会检查的电话请示答复：告诉学生，江渭清确实病了，不能到会，勉强到会也不能作检查，等他把病治好。再向学生作检查。由省委向学生好好做工作，不要形成僵局。
11月24日 就刘澜涛出狱问题〔注〕为中共中央起草给西北局的电报，指出；“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在将电报稿送毛泽东审批时，又附信说明：刘澜涛等同志出狱事七大、八大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毛泽东当天批示：“照办。”
〔注〕刘澜涛，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康生、江青伙同林彪等人制造“六十一人”案件，诬陷一大批老干部，刘澜涛是其中之一。
△审定发出中共中央、国务院给中共中央华东局、浙江省委并告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电报。电报指出：公安机关是专政机关，是无产阶级国家的专政工具。任何时候，都要保证它能正常地执行任务。进入公安机关的群众应立即退出。此前，浙江、福建、新疆、云南、吉林、河北等省，自治区相继发生学生和群众冲进公安机关，打伤公安干警事件。
△参加对《工矿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修改稿的讨论和修改。会上，刘澜波、吕正操、吕东〔注〕等对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等企图搞乱工交企业的一些做法表示愤怒。周恩来提出：我们不来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不来入虎穴谁入虎穴？他要求大家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要不惜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要有我们当年跟敌人打仗深入虎穴取虎子的精神，要抱定入“地狱”的决心。
〔注〕刘澜波，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吕正操，时任铁道部部长；吕东，时任冶金工业部部长。
11月25日、26日 陪毛泽东第八次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
11月26日 在接见四川赴京告状团代表时指示有关人员：中央军委今晚就要收回成都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八一红旗战斗大队”库存的武器。军委要负责清查，少一颗子弹都不行。
11月27日 在中央负责人集体接见外地来访师生和群众的大会上讲话。指出：目前形势“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我们必须“因势利导”。堵、挡，这些办法都不行。要区分两类矛盾，犯路线错误的同志，一般地说是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应该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解决。又说，大民主，也应该有个限度；谈民主、自由要与集中、纪律统一起来。要尊重、信任专政机关和人民解放军。人民日报社、解放军报社、新华社、广播电台、电视台，这种宣传机关，我们不要干扰它，不要使它业务中断。还有外事机关、机要部门、要害部门，都要给以应有的尊重。对各级党政领导的罢免或停职反省，是各级党委和中央的权力。最后通牒的方式不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