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 修改和审定国务院给成都拟来北京请愿工人的电报。修改时加写：“请你们认真考虑：成千的工人同志来北京请愿，既不便于接待和会谈，也会影响你们工厂的生产。如果另一方面工人同志也照样来京，那将更影响生产。”
△出席由陈伯达主持的“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在江青讲话鼓动彻底揭发、清算“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的“滔天罪行”后讲话说：在我国正在开展的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备资本主义的复辟，保证我国永不变色，大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们的文艺革命经过与“文艺界的修正主义黑线”的斗争。“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周恩来在讲话中对文艺界有所批评。会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宣布，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江青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
11月30日 电复吉林“毛泽东主义教育大学”（原吉林师大）“红色造反团”和吉林师大红卫兵：关于赵林〔注〕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于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已电复东北局并吉林省委，请他们向南开大学“八·一八”红卫兵和其它同学说明，“赵林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希望你们按照中央上述电示执行。
〔注〕赵林，时任中共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
△接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瑞山来电：以西安交大为首的红卫兵要求派学生代表列席省委三级干部会议，听取刘澜涛、霍士廉〔注〕的检讨。就此事批示：主席确实说过，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参加党的三级干部会。
〔注〕霍士廉，时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在中央负责人集体接见来自全国各地厂矿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的来访群众大会上讲话。指出：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厂矿、企业、事业单位，都发生了一些问题。现在中央正在研究这些问题，起草有关决定。你们离开单位很久了，你们有生产任务，有业务，除留下少数代表外，多数可以回去。陈毅在讲话中说：千言万语一句话，就是刚才周总理的指示，也是中央的精神，一方面要闹革命，一方面要抓生产、促生产，不要妨碍生产。
12月1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补充通知》，并送毛泽东阅批。《通知》规定：（一）十一月二十六日前到北京的外地师生和红卫兵，必须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全部离开北京返回原地。（二）所有在外地进行串连的师生和红卫兵在十二月二十日前返回原地。从十二月二十一日起，乘车、船不再实行免费。（三）对未离京的师生和红卫兵，
由解放军派人进行政治、军事训练，尽早安排他们离京返回原地。（四）凡返回原地的师生和红卫兵。中途不要停留。毛泽东阅后批示：“退总理照办。”
12月2日 草拟中共中央办公厅给四川绵阳县委转有关负责人的电报稿，告他对从绵阳分路来京的一千余工人，可派人至广元做工作，务劝他们乘火车回成都，只派代表北上。
△召集陶铸、李富春、余秋里、谷牧和中央文革小组有关人员开会，讨论陈伯达另行起草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八条意见》。经讨论，补充为十条。会后，致信毛泽东，报告会议情况，建议毛泽东在三、四两日内约谈一次工矿企业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审阅新华社报道陈伯达、江青、周恩来等十一月二十八日在“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讲话的新闻送审稿。在其中点名称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陈克寒、李琪、赵鼎新和陆定一、周扬、林默涵、夏衍、齐燕铭、田汉、阳翰笙等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三处文字旁画了双线，送毛泽东审批，并附信注明：这一报道，已经文革小组通过，并经林彪同志审定。在第七、九、十三页中有三处指名批判了一些人，是否合适，请主席批告。三日，毛泽东把这三处点名批判的人名勾去。并批示：退总理，已作修改，请再酌。周恩来阅后批告陈伯达、康生、江青速阅转唐平铸办，即照毛泽东批改件发表。
12月3日 接见北京外国语学院十二个群众组织代表，不同意他们到外交部“摸黑线”。说：毛主席不赞成用“保皇派”的名称，因为伤人太多。“黑帮”、“黑线”也是如此。当有代表说参加过亚非作家会议的冯至〔注〕是“黑帮”时，指出：亚非作家会议是左派的会议，我们当时选的代表是左派，会上他们起了作用。针对有代表指责陈毅“和稀泥”并一再纠缠时，说：你们为什么说陈毅是“和稀泥”？他的目的是为了团结大家。他一肚好心肠，我们相处多年，这个老同志的确为党、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你们对陈毅有偏见，专抓小辫子。你们说陈毅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我们也说过不理解。你们不要去冲外交部。你们要去，我势必出面劝阻。不只是外交部，外办、公安部、国防部、中南海、钓鱼台、人民大会堂都不能冲。
〔注〕冯至，时任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
12月4日 得知江青、戚本禹等策动一些人于凌晨揪走了彭真、刘仁、万里、林默涵、夏衍、田汉、许立群后指出：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把人抓走。指示北京卫戍区、公安部立即把人找回来，又派周荣鑫向有关红卫兵组织打探被抓人的下落。情况查明后，批评有关学生组织的绑架行为，要他们不要搞游街示众。随后将人要回。又指示卫戍区制定好保护方案，将人保护好。
△接见成都来京的工人代表，批评他们强行登火车来京的做法。指出：我们停止运送红卫兵，主要是为了抓紧运输生产资料、燃料及其它物资。你们是工人阶级，应该懂得摘文化革命不能影响生产的道理。
12月4日—6日 参加由林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谷牧汇报了工矿交通企业文化革命座谈会的情况。林彪、康生、陈伯达、王力等对谷牧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所写的《关于工矿企业文化革命座谈会的汇报提纲》进行指责和批判，称《汇报提纲》“集中地反映了一套错误的东西，就是不要搞文化大革命”，六日会上，当陈伯达指责谷牧搞《汇报提纲》没同他商量时，周恩来说：这个提纲是我要他们写的，是开夜车搞出来的，来不及征求意见。《汇报提纲》虽然有些错误，但总还做了些工作。王力在讲话中说：对于文化大革命，我们中央有的同志就是主张要压，九月上旬，就压，用“抓革命，促生产”这么一个口号，后来又产生了《再论抓革命，促生产》，骂得很厉害。周恩来在讲话中表示：现在的实际情况就是势不可挡，我们要学习因势利导。多数同志是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我所接触到的那些部长们、省委来的人，没有几个通的。周恩来要求参加会的各地、各部门负责人要下决心敢于到实践中去，包括以前犯过“错误”的同志，现在要负起责任来，不要诚惶诚恐。当年打仗的时候都可以入火海，都可以坐牢、下地狱，现在有什么舍不得的？会议结束时，林彪作结论性讲话说：工交座谈会开得不好，是错误的，整个工交企业要彻底把方向来个大转变，如果我们完全从生产收获的多少来论文化革命的成败，那是大错特错。他还针对周恩来所讲“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因势利导”，说：不是势不可挡，不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迎接的问题；不是刹车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文化大革命席卷每一个领域，渗透每一个领域。会议通过了陈伯达起草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注〕。此《规定》经毛泽东批准，十二月九日由中共中央发出。
〔注〕这一《规定》提出工矿企业可以成立派别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工人也可以到学校串连。这一文件的下达，改变了中央关于工矿企业原则上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使“文化大革命”正式扩及全国工交财贸各部门的基层单位。
12月6日、15日 约陈毅、廖承志及外交部有关领导谈澳门问题。
12月6日 就上海来人反映上海发生大规模群众武斗并造成数人死亡事，要童小鹏派人找上海来的学生一谈，将谈话记录送阅。
12月7日 接见中国科学院京外单位代表。提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不能横扫一切干部，不能把有点毛病、有点坏习气的都叫牛鬼蛇神。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当然要保护，一般的科学家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也应当保护。科学院要以科研为中心，把教学与生产结合起来。将来的科学院不应办成机关式的，应该是研究理论与生产相结合，抓些尖端科技、指导性的。
12月8日 接见北京市和外地来京的公安系统代表。重申：公安部门是专政机关，要保持它的尊严，不能随便让人冲进击。我今天宣布：派卫戍部队守住公安部，任何人都不能闯。我们专政机关应具有更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公安人员都应该遵守纪律，不能擅离固定的职守，不能放假闹革命。
12月9日 在毛泽东处主持中央政治局碰头会，研究工业交通座谈会精神如何传达。针对中央文革小组要求把《十五条》下发全国公开批判的主张，说：批判《十五条》的事，不再扩大范围了，由今天出席会议的各大区同志回去后，在常委范围内讲一讲。
12月10日 召集参加工交座谈会和被“揪”来京的各省、市负责人开座谈会。在会上说：要准备迎接汹涌的浪潮。大势所趋，万马奔腾来了，你根本挡不住，要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又说：要组织生产班子，把懂得生产的人、生产积极分子、老工人都吸收过来，把生产搞好。谈到如何对待红卫兵的冲击时指出：要摆脱被动，争取主动。如果省、市委领导还继续这样被动下去，就不利。对待红卫兵有三条：一是欢迎他们批判，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二是站在他们当中一道来研究问题，弄清他们的要求是什么，合理的接受过来。三是要坚持原则，要讲政策，不能什么都签字。如卧轨抢车，就不能同意。
12月11日 主持召开第十七次中央专委会会议，研究人造卫星问题。在会上说：一九六八年把东风三号搞出来，东风四号可以试，洲际导弹也可能搞出来，全部在这四年内解决。
12月12日 分别与中国科学院四个群众组织的代表谈话，说：谁也没有想到大民主会发展到这样一个局面。我做梦都没梦到运动来得这样猛。高潮有多大，还要等运动来了以后才能看到。
12月13日 同北京外国语学院几个红卫兵组织的代表谈话，责令冲入外交部揪陈毅的外语学院“武工队”三天之内撤出外交部，否则，要派徒手卫戍部队去把他们拉出来。
△主持中央碰头会。鉴于各地拦截车船、干扰邮电通讯情况甚烈，会议草拟了《中共中央、国务院通告》。《通告》指出：为确保铁路、交通、邮电、通讯和广播的畅通和安全，任何个人、团体、机关，不许以任何理由妨碍和阻拦火车、汽车、轮船的正常运行，不能强行乘车上船，不许强行进入邮电、广播部门的工作间。铁道、交通、邮电通讯和广播部门的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认真执行任务。会后，周恩来将《通告》修改后进中央文革小组，并附一个月来全国各地拦车情况表。
12月14日 两次同成都“工人造反团”代表谈话。指出：不要只想到个人，要想到全体。大工业生产有联系。一个生产环节脱节了，就会影响整个生产。你们二千多人离开生产岗位来北京，我给你们打电报说不要来，你们不听。要想到三千多万工人，想到农民、军队，工农兵都来就是一件大事。又说，要区分两类矛盾，不能把所有犯错误的省、市委和西南局领导统统一棍子打死。
12月15日 参加林彪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会上，林彪指责主张农村分期分批搞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与派工作组是“同一个精神，都是不相信群众”。同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这一《指示（草案）》〔注〕。十三日，周恩来曾就《指示》草稿中提出农村除允许成立红卫兵组织外，“其它的革命群众组织也可以建立和发展”的内容请示毛泽东：“其它的革命群众组织也可以建立和发展”一句可以考虑不要，目农村中已有贫下中农协会、文化革命委员会、民兵、红卫兵等组织。毛泽东同意了这一建议。
〔注〕《指示》提出：农村社队可以建立红卫兵组织，社队之间可以串连，学生也可以到乡下串连；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也要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实行大民主。这一文件的下发，改变了中央原来关于农村原则上不搞“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把“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扩及农村。
12月16日 嘱工作人员告刘杰，要他在二二一厂多呆几天，除保证第五次试验产品的质量外，对该厂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可做些了解和工作。
12月17日 约陶铸、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等谈一九六七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
△指示新华总社：文字上不用“黑帮”、“黑线”。
12月19日 接见江西赴京“控告团”代表。要求各派在共同的目标上联合起来，并指出：生产停了，就不能为人民服务，
△告谷牧：为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抽调的二百名联络员，可以先抽调集训。什么时候下去再定。
△出席中央负责人集体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大会。在会上说：文化大革命这种前进的速度、广度和深度都不是我们原来所能预料到的。我们大家，包括我自己，都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针对红卫兵的打人、体罚现象屡禁不止，指出，这是应该制裁的，要给这种违法乱纪现象以打击。如果我们让这样违法乱纪、严重打人现象流传下去，就要造成一种白色恐怖。
12月21日 接见复员转业军人代表。就他们要求成立独立的组织事指出：这是个原则问题，现在不合适，也没必要。大家还是回到本单位去。你们要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不要把生产、业务放下。针对有人怀疑毛泽东批准的三条指示〔注〕的真实性，指出：确实有三条，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不是假的。这三条讲得很清楚，三条的内容是积极的。并当场念了这三条指示。
〔注〕三条指示，指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毛泽东批准下发的南京军区党委紧急请示中的三条意见。这三条意见是：一，一切转业复员军人，不准成立红卫军或其它名义的单独组织，只应参加所在单位的文化革命组织；二、不准许冲击解放军所属机关及所属部队，不许到部队串连和散发传单；三、所有复转军人应保持和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协助解放军加强战备，保卫文化大革命。
△对中共中央联络部负责人罗青长谈怎样对待“文化大革命”，说：“心中无他，积极革命，实事求是。”
△接见上海锦江饭店来京职工。事前，曾派人告他们，占住外交部是不对的，必须先退出外交部，否则，不予接见。
12月22日 接见一九六五、一九六六年大学、中专毕业生代表。不同意毕业生都回母校“闹革命”和把一九六五年毕业生组织起来成立一个脱离本单位的组织的主张。
12月23日 国务院副秘书长许明受江青等迫害，冤逝。
12月24日 凌晨，得知清华大学红卫兵在中央文革支持下准备本日组织一二千人上街游行，并到中南海西门揪王光美回清华检查，立即嘱告工作人员：如来要人时，须请示我决定。并告童小鹏、汪东兴：不能让学生冲中南海。要说服红卫兵对刘少奇、邓小平不宜采取揪斗办法，他们揪王光美即与刘联系起来了。
△就北京航空学院等入川红卫兵到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揪彭德怀进京事电告中共中央西南局（并嘱秘书电话告成都军区）：（一）由成都军区派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
△同贺龙谈话。鉴于国家体委造反派对贺龙纠缠不休，提议他暂停工作去休息。二十六日，得悉工作人员把贺龙安排在钓鱼台住后，为避开住在那里的江青和康生，指示将贺龙转移到新六所住。之后不久，又将贺龙、薛明接至西花厅住。
12月26日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社论称：“在工矿企业里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可有可无”，“而是非搞不可，非大搞特搞不可”。“工人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有建立各种革命组织的权利”，“工人阶级应该欢迎革命学生到工厂来串连”。
△参加中央负责人集体接见外地来京工人代表大会。在会上讲话，要求工人尽快地回到本地去闹革命。
△就吴德〔注〕请示中共北京市委以何种态度对待二十七日首都大专院校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大会的问题批示：可不去。
〔注〕吴德，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市长。
△接见北京第一、第二外国语学院红卫兵代表。指出：又要提倡串连，又要注意政策，怎么办？政策和业务要区分开来。政策可以讨论，具体业务不要参与。总有一定的机密性，外交上的一些问题，不能都上大字报。
12月27日、28日 主持中央碰头会。会上，江青等人指责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12月28日 嘱秘书打电话告邓子恢：今天农业口的批判大会他可以称病不去参加。
12月29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毛泽东批评江青未经中央讨论就擅自指责陶铸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12月30日 就国家经委造反派将前往广州揪薄一波到北京一事批示：电告广东注意，应由军区派部队按护送彭德怀的三条，乘火车护送薄来京。隔日，又就广州军区护送薄来京事嘱告总参作战部：路上要注意，防止发生意外事故。
12月31日 同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等谈话。指出：主席不同意让王光美回清华检查，你们可以把你们要问的问题提纲给我，让她回答问题。针对有人提出刘少奇的问题是属于敌我矛盾，说：我不这样看，不能把你们的看法强加于我。你们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去。
12月 就医院造反派不让溥仪住高干病房治病事亲自给北京医院打电话，指出：应允许溥仪住高干病房，并给予积极治疗和护理。
下半年 自红卫兵运动以来，仅据周恩来的工作台历统计，周恩来共接见北京和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及群众组织代表达一百六十余次。
1967年六十九岁
1月1日 凌晨，电话告上海陈丕显：中央决定要你出来工作，上海一定不能乱，南北铁路交通一定不能断。
△就对北京钢铁学院学生绝食，要求罢免吕东如何表态事告李富春：劝学生停止绝食，不能将罢官问题强加给中央。吕东的问题由中央负责审查和处理。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提出：“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它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1月2日 凌晨，召集全国铁路系统二十余个单位的在京代表谈话，指出：铁路绝不能瘫痪。一刻也不能中断。中断铁路交通。不仅直接影响生产，也直接影响文化大革命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影响国计民生。全国铁路造反联络站要尽快成立联络委员会，保证交通畅通。这不是单纯的业务观点。
△主持中央碰头会，讨论华东问题和对大中学校学生的军训问题。江青、张春桥、王力、姚文元也参加了会议。自此，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成员参加中央碰头会。
△嘱秘书告廖承志不要参加本日上午批判方方〔注〕的大会。
〔注〕方方，时任华侨事务委员会副主任。
1月3日 在“在京归侨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上说：红卫兵要提倡三个精神，即革命精神、科学精神和组织纪律性。要认真学习解放军的组织纪律性，要大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学“三八作风”。
△嘱秘书告萧华、刘志坚参加下午召开的中央文革小组会，并谈谈五日全军三十五个院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的问题。
1月3日、4日 三次同军队院校和文艺单位造反派代表谈话，说服他们取消将在五日召开的矛头指向叶剑英、陈毅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指出：把批判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矛头指向叶剑英、陈毅两位副主席是指错了方向。把叶、陈当作军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错误的，不符合实际。大会不能开。造反派答应会议延期。
1月4日 和陶铸商谈政治局会议准备议定的事项。与此同时，陈伯达、康生、江青接见中共中央中南局“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指责陶铸“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中南局的‘后台老板”。此后，“打倒陶铸”、“揪出陶铸”的标语到处出现。
△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就江青状告陶铸“镇压群众”事问周恩来。周恩来汇报了陶铸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经过，说：不是镇压群众。
△嘱秘书告蒯大富向“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传达毛泽东的意见：不要把王任重揪到北京来，让王就在武汉检查。
△同被江青点名批评的周荣鑫谈话。
△同刘建勋、傅崇碧、郑维山〔注〕等谈北京市接待工作和北京卫戍区看管被“打倒”的干部问题，并请他们提出名单。
〔注〕刘建勋，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郑维山，时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1月5日 凌晨，和陶铸谈话，嘱他近几天不要出去，在家休息。尔后两次找聚集在中南海西门的揪陶铸造反派谈话，劝他们回去。说：陶铸同志的问题要向毛主席请示，要经中央讨论。七日，在接见“批陶铸联络站”代表时指出：陶铸同志是中央常委，现在你们举行批判陶铸的大会不合适，因为中央常委对这个问题还没讨论。一月二十三日，在接见首都大中学生代表时当着江青、陈伯达的面说：陶铸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选出来的，我没有根据不信任他。
△与陈毅谈话。就外交部造反派“炮轰”外交部政治部，要求罢免符浩、冼依、王鲁明〔注〕并召开批判大会事表示：中央的精神是一般不轻易罢官，而要那些犯了错误的同志继续在运动中接受考验，罢官对保证必要的正常业务工作不利。要外交部党委告造反派：批判会周恩来和陈毅不能参加。
〔注〕符浩，时任外交部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司司长；冼依，时任外交部政治部副主任；王鲁明，时任外交部政治部办公室主任。
△新华总社请示，对陈毅接见一外宾的稿件如何发？周恩来答：陈副总理没有问题嘛！可以发嘛！
1月6日 以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篡夺了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委的领导权。此后，全国掀起从中央各部到地方各级党政部门以至各行各业的全面夺权风暴，“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狂潮泛滥，社会陷于空前混乱。
△得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把王光美骗出中南海后，立即派秘书孙岳赶至清华大学要回王光美，并打电话催蒯大富放人。七日，接见七机部造反派时批评骗揪王光美行动：这个动作确实不光明磊落，是背后耍鬼，这种作风不能提倡。现在不是揪斗了，而是骗斗，这是不正常的，共产党人不这样做。
△得悉军队在京院校造反派和清华大学等院校红卫兵组成“彻底打倒贺龙反党篡军集团联络委员会”，拟于次日召开批斗大会，并要把贺龙揪出来示众的报告后，批示：“不要去揪，我去办。”
1月6日、7日 三次与江渭清通电话，了解南京两派武斗和交通停断情况，提出处理建议和措施。两次接见南京大学红卫兵赴京造反团，说：交通问题最关紧要，上海的煤也不够了。现在首要的问题是要恢复交通。交通问题我最担心。对挑起双方武斗的人要法办。
1月7日 就北京建工学院两派红卫兵搞联合行动到中南海揪刘少奇事，找该校两派谈话，说：你们可以进大字报，要揪不行，要照顾党和国家的影响。
△江青在一份材料上批道：总理，群众要斗争周荣鑫和童小鹏，应随传随到。九日，周恩来就此事批告王力；周荣鑫、童小鹏应深刻检讨，“但请注意不说‘随传随到’，改说‘批判必到’。因如‘随传随到’，我要找他们问事办事，将无法找到人了”。
△晚至八日晨，接见七机部两派代表，告诫要警惕滑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路上去。提出：（一）不要武斗，要恢复正常生活秩序。（二）开门整风。（三）不要揪人，不但谭震林，李富春等副总理不能揪，刘少奇、邓小平也不能揪，陶铸也不能揪。把毛主席身边的人都揪了，如何保卫党中央？刘、邓、陶是中央常委，我还得保。（四）搞个业务会议，把业务工作抓起来。（五）建议搞军训，加强组织纪律性。
1月8日 凌晨，接到造反派冲击中南海各门，要求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及其它中央负责人的报告后，把冲中南海的造反派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劝他们不要采取这样的行动。说：党中央不同意这样做。你们要揪斗的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等同志，都是处在我们党和政府工作的第一线，都是在毛主席身边做实际工作的人，每天都有党和国家的大事需要他们参与。
△出席“全国石油系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针对大庆油田领导班子瘫痪、铁人王进喜遭揪斗、油田生产失去正常指挥等情况，指出：王进喜反对工人离开油田放弃生产，这是对的。为什么有人硬要反对大庆、硬要打倒铁人王进喜？这是阴谋，是为了毁掉毛主席树立的这个典型。无数的油井停下来了，我们忍心看着这样吗？抓革命、促生产是这样抓的吗？你们造什么反？如果把应该进行的业务工作停下来，那就是造错了方向。当有造反派呼“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口号时，周恩来当即背过身去以示抗议，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上，他们两位还是党中央常委。批判可以背靠背，不要用揪斗的方法。
1月9日 得知红卫兵已进驻贺龙家并要揪斗贺龙后。同住在西花厅的贺龙谈话。对贺说：你不要回家，我顶着。并当即打电话到贺龙家，要红卫兵们赶快搬出来，说：有什么事跟我说，晚上，在大会堂接见北京体育学院的红卫兵。
△接见全国来京串连的公安、检察、法院系统代表，说；公安、政法部门成立的群众组织要有独立性，不能受公安政法部门以外组织的领导。串连应在指定的地方，不要放弃和妨碍专政工作和保卫人民的工作，要把这一光荣任务放在首位。
△接见外事口造反派代表。当有的造反派提出要打倒陈毅时即予反驳：我反对，我不能接受。怎么能这样武断？又说：外事口是一个重要的口，关系国家命运，我提议成立外事口联络总站。
1月10日 接见铁道部联络站和北京乘务员代表时指出，在本地闹革命才能促生产，跑到外地去，不能促生产，只能破坏生产。大庆油田一万多人离开大庆跑到北京，使许多油井停了下来，这叫丢生产、跑革命，是假革命。丢开业务，光搞革命，革命不就落空了吗？铁道部门要对铁路员工进行从上到下的全面动员，保证交通运输的正常进行。又说：不要把铁道部长吕正操揪来揪去，要让他在工作中考验自己。
△和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与北京“三司”、北京航空学院“红旗”等群众组织代表座谈，说：因为造反，就不工作了，这是造什么反？我找不到管铁路的人，只好叫李先念抓，我自己来抓。从去年底到现在，我打算把铁路系统的各路代表找到一起，成立一个全铁路系统联络总站，这样来发动群众保证铁路运输的正常进行，但这个事情一直搞不好，要让吕正操来抓这个事。
1月11日 参加毛泽东提议召开、林彪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谈到外面有很多有关贺龙的大字报时说：主席说了，政治局不要公开点贺龙的名，我们政治局的同志和常委同志不要在公开的场合点他的名，只是要他去登门听取大家的批评，不公开。当然也不要让红卫兵去揪他了。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注〕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等五个文件；决定徐向前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江青为顾问，萧华、杨成武等为副组长。同日，中央军委发出改组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
〔注〕“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审阅时加写的。
1月12日 在接见北京接待工作人员时说，要向广大红卫兵和群众讲清楚，对领导干部不要采取揪走的办法，一揪走，工作就停止了。干部犯了错误，要让他在工作中考验自己，给他改正的机会。
△连日来，就昆明造反派冲入昆明军区大院事几次找昆明军区有关人员和昆明造反派代表谈话，说服造反派退出军区大院。本日，得悉昆明造反派答应撤出军区大院的消息后，嘱人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名义致电昆明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转工人、农民、学生，呼吁他们离开军区大院。
1月13日 找抢夺国防部机密文件的化工部有关人员谈话，说，国防部的机密文件被抢走了，这是个例子，我非抓不可。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即“公安六条”）〔注〕。同日，《规定》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
〔注〕“公安六条”的主要内容是：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制造交通事故、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及以各种方式攻击、污蔑毛泽东，林彪的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保护革命群众和革命组织，保护左派；地富反坏右等类人员不准外出串连，不准混入革命组织；不得利用大民主或其它手段散布反动言论。
△在接见一九六五年大专毕业生代表时说，已分配到工矿、企事业单位的，不要抛开自己的工作再到母校去，也不要到别的工厂、农村去串连，就在本单位向工人、农民学习。
1月14日 同各大区负责人及省委书记谈话，说：我们的领导干部中，有跟不上的，有思想抵触的，甚至还有对立的。现在新的高潮开始，我们得做精神准备。过好这一关。
△接见安徽、全国妇联等单位的造反派，说：现在文化大革命正向工厂、农村发展，在生产岗位上的同志应该在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按系统、按工作岗位组织起来。我们不赞成建立全国性的组织，“全国转业、复员、荣誉、残废军人联合会”这样的组织我们不承认。
△在周恩来的支持下，经叶剑英等老帅力争，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强调：军队担负备战和保卫国防的任务，不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人民解放军。
1月15日 在全国一百五十多个单位在京联合召开的抓革命、促生产大会上讲话，号召各单位、工厂，学校依靠自己，把力量组织起来，认真抓好业务工作。
△得悉中共中央统战部档案被抢后，指示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周恩来、李富春的名义，找抢档案的造反派和保护档案的群众协商，将档案暂时封存。
1月16日 在接见全国石油系统职工造反联络总站和北京石油学院代表时说：夺权问题很复杂，现在多数单位的夺权是准备不足。夺权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生产领导权还是监督好。可以考虑成立一个联合委员会，掌握石油系统的文化大革命。又说，大庆这面红旗不能倒。并嘱康世恩：生产由你们管，生产任务不能出问题。
△参加中央碰头会。会上，毛泽东说：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接管很好，只管政务，不管业务。
△打电话告王光美要经得起考验。十二日，中南海造反派在江青授意下冲入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住处，揪斗、围攻他们。
1月17日 在接见国家科委造反派代表时提出：有几个尖端任务要抓，你们的斗、批、改在三个月后进行。又说，刘少奇、邓小平是政治局常委，报纸上没有点名，你们开会不要把他们拉去。否则，我们不出席。
1月18日 在“左派”学生、机关干部“文化大革命”形势座谈会上指出：夺权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
△在全国财贸系统大会上说：全国的造反派、革命派组织应该按产业、行业系统组织起来，使它成为不仅可以抓革命，而且还可以促生产的组织。财贸、石油、工交、铁路、外事、国防工业、政法，科学研究等系统都要成立这样的组织。
△接见中国科学院造反派代表，就有人指责他派往该单位的联络员中有和稀泥的问题说：要看大方向。不能要求一点缺点也没有。联络员辛辛苦苦，你们这样估价，我认为不公正。
△嘱秘书告刘杰：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
1月19日 和李富春找贺龙谈话，告诉贺龙：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后他不放心，等。又说：毛主席是保你的。我也是保你的。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这个地方也不安全，连朱老总的箱子都被撬了。我给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休息，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次日凌晨，派杨德中〔注〕秘密护送贺龙和薛明到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之后，造反派多次吵闹要揪斗贺龙。二月十八日、十九日，周恩来两次嘱秘书告国家体委造反派：总理不同意批斗贺龙同志，这是中央的决定。
〔注〕杨德中，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政委。
△看到叶剑英关于本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注〕的情况报告，就江青、陈伯达企图本日晚召开十万人大会批斗萧华事电话告叶剑英：没有我的命令。萧华不能去大会作检查。
〔注〕此会议于一月十九日，二十日召开，主要讨论军队搞不搞“四大”问题。二十日会上，叶剑英等老帅因江青、陈伯达企图批斗萧华事拍案怒斥江青等人，“大闹”京西宾馆。
△要中央文革办事组派记者去了解夺北京市委权的各派情况和农林口各单位的夺权情况。
1月20日晚—21日凌晨 找铁道部机关造反派谈话，说：铁道部要成立一个左派联合组织，否则，业务工作不容易搞好。全国铁路造反派要联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要争取这个月下旬每天发列车六十列以上。
1月中上旬 得知造反派抄陈云家的消息后，立即派童小鹏前去制止。又指示杨德中把陈云从新六所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月21日 接见二机部造反派代表时对该部副部长们说：夺部的“文化大革命”领导权是符合中央精神的，对生产、财政等只能行使监督权。你们要好好工作，不能松懈。又告诫造反派代表说：对领导干部不要揪来揪去。
△接见中国科学院两派代表，强调：中央的权不能夺。
△毛泽东批告林彪：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应该重新发布命令，以前命令作废。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
1月22日 在各地来京群众代表大会上谈到夺权问题时说：在接管中必须实行大联合，反对分散主义、各自为政和无政府主义。夺权不是个人主义争权夺利，不是小团体主义的争权夺利。有些单位不能采取群众夺权的形式，如军队、战备工作部门等。
△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被造反派逼讯致死。周恩来得知后，悲愤地说：一个部长死得不明不白，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啊！并要公安部报告张霖之的尸体解剖结果。之后，在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多次谈到张霖之的死，说：我很难过。对干部不能这样斗，不能用敌视的眼光看待老干部，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1月23日 嘱秘书告周荣鑫的联络员：如地质部造反派来揪周荣鑫，可答复周荣鑫还是先在机关内部作检查，以后再到外边去检查。
1月24日 接见来京和在京的军事院校代表，指出：军事机关不能冲进去，可以送大字报。各军兵种的司、政、后和通讯系统的工作是不能中断的。不能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就安徽、贵州等省监委的群众组织要求把钱瑛〔注〕揪回省里批斗事批示：暂不必去安徽、贵州。
〔注〕钱瑛，时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二书记。
1月25日 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重申：你们夺权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于业务主要是监督权。不能把“长”字号的都排弃，要留一些“长”字号的，保证业务畅通。否则，你们就会走向反面。不打招呼。自由捉人，把那些部长随便揪走，这不是我们提倡的办法。又说：穆欣不能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你们说叶季壮和“黑帮”有关系，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材料。
△就民航“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嘱秘书告吴法宪〔注〕：应立即以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名义起草命令，宣布由军队接管（包括整个民航系统和所有机场、港站）。接管后，业务工作仍由原领导班子来搞。一月二十六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
〔注〕吴法宪，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
△在“首都科技界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大会”上说：夺权斗争要严肃认真，不能放任自流，不允许无政府状态。对犯错误的干部要一分为二，不要扩大打击面。“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不是毛泽东思想。笼统的、绝对化的思想很值得我们注意。革命性必须与科学性相结合。不能说因为革命了，愿意怎样就怎样，这是无政府主义。
1月26日 嘱秘书找联络员了解，昨晚是否将王恩茂要回来了。
△接见工交口各单位造反派代表。说：夺权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前提。夺权，首先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当权派。要分清性质，区别对待。不能把各级当权派都看成是资产阶级当权派。又说：余秋里是从“红小鬼”上来的。他在大庆艰苦创业，到小计委后，搞计划工作有成绩。他的问题属人民内部矛盾，党中央需要他。主席讲过几次，余秋里要保。在余秋里被造反派批斗期间，周恩来每次派联络员跟随，并让联络员预先跟造反派“约法三章”：只能批两个钟头，到时间即放人，不能搞体罚；不能把人抢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