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7日 凌晨，接见新疆造反派代表，告诫说，新疆军区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停了，这是中央的决定。你们不能把自治区党委、军区领导一脚踢开。同日，还批评天津造反派绑架市委领导人的行径。
△同李先念谈铁路问题。
1月28日 凌晨，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碰头会，讨论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稿。下午，到毛泽东处开会，后同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一起修改“军委八条”，删去原稿中“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一句。同日，中央军委颁发八条命令〔注〕。
〔注〕八条命令的主要内容是：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切指战员和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能自由抓人、任意抄家；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不准串连；军以上机关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等。
△接见铁路系统造反派，责成铁道部机关造反派立即成立一个业务小组，说：立刻就推选，要值班，保证业务不中断，我每分钟打电话都要有人。铁路运输一时一刻也不能中断。要顾全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
△接见浙江造反派代表，要求冲入省军区的群众立即撤出。说：什么问题都说是刘邓路线，这样不科学。不可能掌权者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把所有领导干部都一脚踢开。夺权怎么夺，我们有五点建议：（一）要发动群众，从下而上，要联合起来。条件不成熟、联合不起来的单位。暂时不能夺权。（二）以造反派为核心，团结大多数。（三）以本单位造反派为主，外单位造反派为辅。（四）夺权一般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夺对生产、业务的监督权。（五）省、地、县，从上而下地夺。谈到干部问题时说：浙江省委的工作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江华是井冈山革命时期的老同志，是少数民族，主席再三说要保。关于学校问题，提出：我准备向中央提议，春节以后，初中生可以考虑开课。数理化可以教。没有教师，你们大学生可以去教嘛。教师不能都打倒。
△就黑龙江省军区派部队到伊春接管公安、邮电、林业等部门后遭造反派围攻，袭击事批告总参：已告应派两个团去，并带红卫兵去做宣传。对反动头目，只要暴露或孤立起来，即予逮捕。如他们开枪拒捕或打解放军，在必要时可以还击。一般的向天放枪，先予警告，令其缴械。
1月29日 凌晨，接见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造反派，说：戴高帽子、罚跪、扒领章、游街、抄家，这是不好的，是对解放军的污辱。当权派也有好的，任何时候都要一分为二。当得知造反派不唱萧华作词的《长征组歌》时说：人家有一点错误，就连人家歌子也不唱了？要唱，我还要唱呢。萧华是人民内部矛盾，他过去是“红小鬼”。
△凌晨，接见“武汉斗争王任重指挥部”赴京代表，说：还是让陶铸呆在中南海里，斗争方法可以背靠背。把陶铸揪出来，搞面对面斗争，中央不同意。
△嘱秘书告二机部九院造反派头头不能扣留刘西尧，中国科学院的事，还要他去办。
1月30日 起草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浙江最近发生事件的决定，要求冲入省军区的“浙江革命造反联合总部”所属群众迅速主动离开军区大院。
△得知在外地了解三线建设情况刚回到北京的谷牧被建委造反派绑架后，派联络员找建委机关造反派交涉，以“总理要听取谷牧的汇报”为由，要他们把谷牧送回中南海。
1月31日 接见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造反派时说，不能夺华北局书记处的权。华北局是中央派出机关，你们夺权就等于夺中央的权。李雪峰在处理天津问题，暂不回机关检查。
△接见军队院校、文艺团体、医院、军事工厂等单位的代表，阐述和解释“军委八条”，指出：军队与地方不同，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闹革命。军队像工厂和交通战线一样，不能中断工作，不能擅离职守。文化大革命只能在业余时间搞。对军事机关和战备系统不能冲击。军队要保持坚定的稳定性。
△接见全国机要人员代表，批评北京的造反派不打招呼，随意抓走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和省市委负责人的做法，强调：一定要事前打招呼，不然，可能会出意外的乱子。这个乱子不是小乱子，是关系到我们党、国家和人民的命运问题。并特别提醒在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秘书局和国务院秘书厅的工作人员：“就怕我们内部插一刀，背后插一刀，我们毫无防备。”
△审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新疆自治区党委、新疆军区并自治区“革命夺权总指挥部”的电报稿。电报指出：立即劝阻人民内部的一切武装冲突；新疆军区领导机关及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装、机要部门和武装部队，任何人、任何群众组织均不准冲击，不准夺权。
△就以治病名义将秦基伟〔注〕接来北京事批：告叶剑英，赞成将秦基伟接来北京。
〔注〕秦基伟，时任昆明军区司令员。
1月 除参加中央有关会议、处理重大事件外，仅据工作台历统计，还与中央，地方、军队负责人谈各类问题八十八次，接见红卫兵、造反派及群众代表一百一十四次。
2月1日 在接见从军队调来的接待工作人员时说：夺权里头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红旗》社论〔注〕没有说，即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要夺自己思想中的“私”字权，去掉私心杂念。对青年人的热情、勇气，既热情支持。又诚恳帮助。如果他们走错了，就告诉他们这个错了。看到他们犯错误而不指出，那我们就要犯罪。
〔注〕指同日《红旗》杂志第三期发表的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
△接见铁道部造反派，批评说：为什么就联合不起来？再这样下去，我要对铁道部实行军管。我给你们开过七次大小会议，强调全国交通大动脉不可一刻中断，你们有时就是不顾一切。你们想想是一个单位重要还是全国重要，是一个人重要还是七亿人民重要？要在脑子里夺“私”字权。还说：对老干部不要笼而统之，一概打倒。现在你们是大民主与个人独断结合在一起，这样脱离群众会走向反面的。
△接见工交口造反派，批评对干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游街等变相体罚的做法。说：不能认为各部委、各省市的负责人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代理人。各省市统统都是“黑线”，那十几年来毛主席的“红线”又体现在哪里呢？谷牧不是“黑帮”，他在国务院有工作，不要揪来揪去。在谈到大庆问题时说：大庆最近很乱，反对余秋里，反对王铁人，我很着急，恨不得飞去看一看。
2月2日 召集副总理开办公会，商议为中共中央、国务院起草的《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连问题的通知》。会后，将通知送中央文革小组和毛泽东审批。二月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这一《通知》。《通知》指出：长途步行串连，在全国暂时停止。已到各地的步行串连队要迅速返回原地，返回时原则上应步行，串连期间的市内交通费、伙食费应自理。来北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的食宿自二月八日起，不再免费。
△致信陈伯达、江青并中央文革小组，提议：“（一）今后每星期一、三、五晚十时起在钓鱼台召开碰头会，以文革为主。我参加，讨论形势和政策及有关文件草案。明（三）日，我提议讨论初中和小学开学文件、工业生产问题（文件在印发），下一次讨论农业。（二）今后每星期二、四、六下午三时半在怀仁堂或国务院会议室召开碰头会，以常委四同志（周、陈、康、李）为主，副总理（陈、李、谭、谢）和剑英参加。务请中央文革江青同志或指定的同志参加，分别讨论党政一些业务问题。”四日，毛泽东在信上批：“此件不用，退周。”
△长期疲惫不堪后突感异常不适。经医生会诊，发现有心脏病。当即嘱秘书不要对外讲他患病。身边工作人员为周恩来的健康担忧，于次日写了一大字报贴在他办公室门上，请求他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注意休息。看到这张大字报的陈毅、聂荣臻、李先念、叶剑英等也在大字报上签名支持。四日，周恩来在大字报上写下“诚恳接受，要看实践”八个字。随后，邓颖超提出五点“补充建议”〔注〕。
〔注〕这五点补充建议是：（一）力争缩短夜间工作时间，改为白天工作，（二）开会、谈话及其它活动之间，稍有间隙，不要接连工作。（三）每日工作安排应留有余地，以备临时急事应用。（四）从外面开会、工作回来后，除紧急事项，恩来同志和有关同志不要立即接触，得以喘息。（五）会要开短些，大家说话简练些。恩来同志坚持努力实践，凡有关同志坚持大力帮助。
2月3日 陪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卡博和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
2月4日 派人查因连遭批斗致死的赵尔陆的死因后催要尸体解剖化验的结果。六日，参加赵和杨至成〔注〕的追悼会。
〔注〕赵尔陆，逝世前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国家经委副主任；杨至成，逝世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
2月5日 得悉有人在中央军委办公处三座门闹事，矛头指向徐向前的情况后，嘱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萧华、傅崇碧等设法了解内情。
2月6日 致信毛泽东：“有些紧急问题，如接管津、京两公安局，某些中央部门和某些省市夺权等，需向主席请示。建议今日午后能约常委四同志和陈毅、叶剑英、谢富治、江青各同志一谈。”下午，到毛泽东处开会。
△约聂荣臻、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萧华、杨成武谈军队问题。
△嘱秘书告李先念：财政部的业务权不能被夺。
2月7日 审改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关于驻外使馆、代办处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指示稿。指示提出：各驻外使馆、代办处仍应坚决执行只进行正面教育，不搞“五大”〔注〕的规定。使馆内不建立战斗组织，不能进行夺权。周恩来修改时强调。已建立战斗组织的“应在使馆党委领导下转为文革学习小组，对党委有批评建议之权，无监督权”，“不容直接干涉使馆党委行使职权”。
〔注〕“五大”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
△毛泽东在一份材料上批告林彪、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有些问题处理得太慢了。新疆问题应当快点解决。另有一些重大问题处理太快，不经常委从容讨论，似乎不妥。”
2月7日、8日 约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同新疆自治区负责人谈新疆问题，认为自治区夺权条件不成熟，拟对新疆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军管，以推动和促进“三结合”。
2月8日 两次与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萧华同张国华、陈明义〔注〕谈西藏问题。鉴于西藏造反派虽已夺自治区党委、人委的权，但工作瘫痪，告张、陈二人：要坚守军委八项命令，绝对保卫军区和军械仓库，不能容许造反派冲入夺权、夺枪。
〔注〕张国华，时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兼西藏军区司令员；陈明义，时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
△致毛泽东、林彪信，汇报新疆、西藏、山东、江苏、湖南、陕西、浙江、云南、广西等省、自治区的情况。建议：将叶飞、谭启龙、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江华等接来北京养病；对京、津两市实行军管，拟先从公安局入手。
2月9日 召集中央碰头会，讨论通过公安部、北京卫戍区联合发布的由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建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并对市公安局所属机构一律实行军事管制的布告，布告经毛泽东批准后于二月十一日发出。
△嘱秘书告吴法宪、邝任农〔注〕：要尽快将北京、上海民航管理局和机场实行军管。
〔注〕邝任农，时任空军副司令员、国家民航总局局长。
△要傅崇碧、黄作珍〔注〕找北京通县军械技校和“工人红色造反总部”的代表座谈，令双方停止武斗，退出现场，退还枪支。
〔注〕黄作珍，时任北京卫戍区第三政委。
△就浙江省军区是否参加“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批判江华大会事批示：会议可以参加，但不讲话、不表态。
2月10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后，召集有中央党、政、军负责人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碰头会，讨论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规定》指出；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分期分批进行“四大”；陆、海、空的军以下单位及北京卫戍区、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不搞“四大”，坚持正面教育。不准任何人、任何组织到这些单位串连；各级军事领导机关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地夺权，不允许冲击；军队领导机关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要分清无产阶级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当权派，对当权派不能一概打倒；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等不良倾向。会后，将《规定》送毛泽东、林彪阅批。次日，毛泽东批：送总理照发。
2月11日 接见西安地区八个单位的造反派赴京代表时说：王任重病得很厉害，毛主席叫我找他回来休养一个时期，我找了十天都找不见。昨天我给军区下命令限时间找到。今天才把人交出来。这真是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泛滥到边缘了。
△在怀仁堂主持中央碰头会。会上，叶剑英、徐向前等对“中央文革”一伙乱党乱军的行为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叶剑英责问陈伯达：“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徐向前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这个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南京军区政委杜平以中央代表身分在浙江省军区召集陈励耘、南萍、阮贤榜〔注〕及造反派代表开会，传达周恩来指示：中央十一日晚派专机接江华去北京，要保证把江华安全进到嘉兴机场。
〔注〕陈励耘，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五军政委；南萍，时任浙江省军区政委；阮贤榜，时任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
△接见农业部、农垦部、水产部、气象局、农办等夺权单位的造反派代表，说：今天找你们来谈，就是要求打好春耕生产第一炮。农业生产季节性很强，过了季节就完了，要全力抓，各单位抓生产的班子要好好研究。农口要准备搞一个对全国的呼吁书，号召抓革命、促生产。
2月13日 接见“哈尔滨红色造反者联合总部”代表，说：搞乱大庆，这是很危险的。大庆太重要了，不能不由军队来接管。又说：东北的农业还没过关，煤炭减产，交通也有问题。要帮助省委使一部分干部站出来抓生产。
2月14日 主持中央碰头会，讨论北京市和中央各部委夺权问题。
2月15日 陪毛泽东接见毛里塔尼亚政府代表团。
2月16日 在怀仁堂主持中央碰头会。会议原定议题是讨论国务院各口抓革命、促生产。会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等拍案而起，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对中央文革小组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乱党乱军，打击迫害老干部的行为进行激烈的抨击。谭震林质问张春桥：“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谭震林要退出会场，周恩来叫他回来。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余秋里拍桌子发言：“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李先念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从《红旗》十三期社论〔注〕开始，“老干部统统打倒了”。周恩来责问陈伯达等说：《红旗》第十三期社论，这么大的问题，你们也不跟我们打个招呼，送给我们看看。怀仁堂会议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与江青密谋，整理“记录”向毛泽东汇报。汇报时张春桥还说周恩来对《红旗》第十三期社论没送他审查有意见。毛泽东说：党章上没有规定社论要经过常委讨论。并叫张春桥同周恩来谈一次话，要把中央文革小组当成书记处看待，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要先提到文革小组讨论。
〔注〕指《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十月一日发表的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其中首次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晚，接见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军区负责人及内蒙古造反派代表，强调军队要稳定，批评冲击解放军是“没有从国家整体利益着想”。指出：军区不能冲，军事工厂不能串连，军队不能夺权。要信任、爱护解放军。
2月17日 凌晨，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当场下令逮捕拒不执行命令、操纵造反派叫党委“靠边站”、抢夺财政部业务权的杜向光〔注1〕。说：我在几次座谈会上都说过财政大权不能夺，财政部是代表中央执行财权的。我要提醒你们，你们要走到邪路上去了。我申明，凡是没有经过中央承认的夺权都不算数，要一个一个地审查。财政部、商业部的党组要恢复，党组还要行使职权，还是由先念、吴波、姚依林〔注2〕负责，其它取消党组的部委必须恢复，负责的还是部长、司长。又说：你们对姚依林的通缉令要取消，必须把段君毅、王磊〔注3〕交出来。你们以敌对的态度对待领导干部，一斗十几天不放，戴高帽，挂黑牌，搞“喷气式”，这样的搞法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老干部一概打倒行吗？难道能得出领导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结论吗？我想到这里就很难过，很痛心。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不能不说话，否则，我就要犯罪。
〔注1〕杜向光，时任财政部副部长。
〔注2〕吴波，时任财政部副部长；姚依林，时任商业部部长。
〔注3〕段君毅，时任一机部部长；王磊，时任商业部副部长。
△谭震林给林彪写信，继续抨击江青等。其中写道：“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胸襟宽，想得开，忍下去，等候等候。”
2月18日 凌晨，接见财贸口司局长以上干部，提出：夺权发生了偏差，我们要纠正。夺权只能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中央的权、党的领导权不能夺，政府的财经、公安、外交、国防大权不能夺。造反派只能监督业务，不能超过这个界限。财政大权不仅不能夺，全部监督也不行。又说：对有错误的干部，不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不能无休止地斗争。在谈到军队问题时指出：军委紧急指示〔注〕起到了动员作用，也起了副作用。最近冲击军事机关很厉害。
〔注〕军委紧急指示，指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该文件为林彪下令起草，经中央文革小组逐句修改。
△主持怀仁堂碰头会。
△接见国防工业口造反派代表，得知二机部造反派夺了党委领导权时说：你们简直没边了。部党委上面还有中央，不能叫部党委靠边站。允许你们夺权是夺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对业务只是监督。重申：“财政、外交、国防、国防工业、宣传等大权属于中央，你们不能夺。”又说：国防工业部部长、司局长除中央已宣布停职反省的外，你们一个也不能扣留。否则，你们就要犯错误。“没经中央批准。你们宣布罢官是不算数的。”现在对干部的斗争方式已发展到打人、挂牌、游街。这是“左”倾路线的恶劣作风，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了。我看了心里很难过。如果不指出来，让这种情况发展下去，我就有罪了。
△审阅《红旗》杂志社论《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社论提出：干部队伍中的大多数是好的，在夺权斗争中必须从这样一个正确的估计出发去对待干部。对当权派，不作阶级分析，一切怀疑，一概否定、排斥、打倒，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对犯错误的干部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教人的政策，一脚踢开，一棍子打死，这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周恩来阅后送毛泽东审批时注明：“这篇社论很重要，很及时”，“提议在党、政、军、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一次再发表”。毛泽东阅批：同意你的意见，讨论后再发表，并把“三结合”的思想写进去。以后重要的社论都应这样做。三月一日，《红旗》杂志发表这一社论。
△嘱秘书打电话告江西省委，限令江西造反派在二月二十日前负责将杨尚奎、刘俊秀安全送到北京。十九日，杨、刘乘飞机到京。
2月19日 凌晨，毛泽东召集有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康生、谢富治、叶群等参加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严厉指责十六日在怀仁堂碰头会上对“文化大革命”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的谭震林、陈毅等。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自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十八日，在怀仁堂召开了七次“政治生活批评会”。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以“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后称“二月逆流”）的罪名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进行围攻、批斗。迫使他们作了检讨。周恩来也作了自我批评。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政治局。原由周恩来主持、各副总理及有关负责人参加、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中央碰头会也被中央文革碰头会〔注〕取代。
〔注〕中央文革碰头会名义上由周恩来牵头，但成员大多是江青一伙，后又增加吴法宪等人。
△得悉“新北大公社”、清华“井冈山兵团”等组成的“斗争彭、陆、罗、扬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西郊筹备处”将在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两天召开批判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大会，并要进行“上揪下扫”，把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吴晗、林枫、蒋南翔、陆平、彭珮云、陆定一、周扬、吴冷西、林默涵、许立群、熊复、夏衍、罗瑞卿、萧向荣、苏振华、徐子荣、杨尚昆、安子文等二十六人揪出示众。就此批问陈伯达、康生、江青：“请研究他们提出的口号‘下扫’是否合适？”“这个筹备处要揪这么多人出场，是否在斗、批上有利？”
2月20日 在关于山西夺权情况的介绍会上说：现在有连锁反应。自从一月份夺权以来，不管这个部门有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反派都要夺权。有些地方对带长字的、第一书记就要夺权，这样一解释，全党全国还成什么样子？不能这样，逻辑上站不住嘛！中央各部部长、副部长并不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造反派权掌多了，要加以限制。现在有的造反派要夺中央的大权。中央的党权、财权、外交权、文权不能夺。军事大权是中央的。夺军区的权，造军区的反，“完全是大方向的错误，不是一般的错误”。表示不赞成关于“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提法，说：“如果这一条存在的话，任何人只要检讨不够，就可以说是顽固分子。”在讲话中还要求各省注意抓工农业生产，指出：“现在比较紧急的是农业，有季节问题，要好好抓。中央各部的业务，中间层干部很重要，中间层干部靠边站，就没法子把业务抓起来。”
△审阅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信中提出：农村人民公社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犯过错误的干部应该努力在春耕生产中将功补过。建议立即召开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会，布置春耕生产工作。阅后批告汪东兴送毛泽东审批后印发登报。毛泽东批：照办。
2月21日 到毛泽东处后，找陈毅、谭震林谈话。
2月22日 凌晨，与陈伯达、江青、康生、王力、关锋谈话。
△审改中共中央关于中央军委“八条命令”补充说明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很好，除第七条〔注〕外其它各条都适用于地方。《通知》还规定：所有在外地、外单位串连的学生、职工、农民应立即返回本地本单位；军事领导机关、军队和地方的战备系统、机要保密系统今后一律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党中央机关，国防工业各部，公安部、外交部、计委、财政部、经委、建委、科委，各级银行，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解放军报社、新华社、广播事业局等不许由外单位人员接管，已进驻这些单位的外单位人员要立即退出。毛泽东批发了这一《通知》。
〔注〕第七条是专讲军队内事情的。
2月23日 与各大军区负责人谈话。要求省、地、县各级都要以军事部门为主，立即行动起来，组织各级生产办公室，领导春耕生产。说：要快一点，季节逼人。各级生产办公室由军区领导拿总，吸收省地干部参加。领导干部有些没过关的，可以先出来工作，以后再过关。同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大力支持地方抓好春耕生产的指示》。
2月27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广东问题。会后致信毛泽东，认为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向造反派“让权”是错误的，广东局势，不宜久拖，建议立即对广东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此外，还建议对同广东情况类似的云南拟亦先行军管。毛泽东阅批：“同意这样做。”二十八日，周恩来再同广东省委、广州军区负责人谈话，宣布由广州军区和广东省军区组织对广东省实行军管。下面设两个班子。一个抓文化大革命，一个抓业务。同日，还与云南省有关负责人及造反派谈对云南实行军管事。
2月 本月内，仅据工作台历统计，接见中央、地方、军队负责人谈各类问题四十三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二十七次。
3月1日 召开工交口各部部长和造反派代表会议，听取各部业务工作情况汇报。说：我向主席谈了中央各部夺权情况，认为各部的业务权还是监督为好，主席同意了。对造反派说：现在不许乱揪人了，国务院要你们保证不得随意揪斗干部。要揪，打电话告诉我，我派联络员去把人要回来。打、砸、抢、抄、揪这股风一定要刹住。说错了话，做错了事，不能都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如果这样，以后谁还敢讲话？那不是提倡奴隶主义吗？不要把一切错误都推给当权派。又说：现在，业务工作已经耽误了。各部要恢复正常秩序，部级、司局级干部要恢复工作。
3月2日 同杨德中谈对北京饭店军管事。
△接见“西安地区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代表和西安交通大学学生代表，指出：（一）造反派组织内部要整风。整掉风头主义、山头主义、无政府主义。（二）西安提出“打、砸、抢”的口号是反动的。（三）“大联合、大夺权”的口号不能提，难道说没有一个单位是无产阶级当权派？今后不要提“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四）不要再上街游行。也不要搞宣传车上街。我就不相信游行不影响生产。（五）是否尊重解放军，是真假革命的标志。（六）对领导干部不要揪来揪去，要给他们检查、立功的机会。（七）大联合要按系统，不要跨行业。
△同余秋里、宋任穷、陈锡联、康世恩等谈大庆油田问题。
3月3日 出席萧华的检查会并讲话，说：萧华同志犯的错误是不自觉的，缺乏经验。他是个“红小鬼”，从他整个历史看是光荣的。不要用放大镜看一个人眼前的错误，要看他的整个历史。还说：抄萧华的家是股“妖风”。
3月6日 接见浙江群众组织代表，说：你们现在的根本之计是整风，不是去争论。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和中央文件。
3月7日 毛泽东就北京军区某军报送的《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行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报告》〔注〕批告林彪、周恩来、中央文革小组；“此件可转发全国，参照执行。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次日，周恩来将原件及毛泽东批语印发参加碰头会各成员及军以上干部会议各代表，并要人代中央拟批语后转发全国。
〔注〕报告反映：部队进校军训前，到校的学生人数少，组织多而乱，并有武斗现象。经过一个多月的军政训练，学校面貌改变，到校人数达一千一百多人，实现了以教学班为基础的全校大联合，建立了“三结合”的临时革委会。
△就安徽、江苏、浙江、上海、江西、福建等地流行脑膜炎一事批告李富春、李先念：立即找卫生部孙正、钱信忠、崔义田、黄树则〔注〕四同志和“红色造反团”、“革命造反队联合总部”、“东方红公社”三个造反组织一谈。最好建立一防治脑膜炎办公室，以钱、崔二人和三个造反派组织各出一人，马上开始工作。这些人要全力以赴，不要以其它工作干扰他们。
〔注〕孙正，时任卫生部军代表；崔义田、黄树则，时均任卫生部副部长。
△同李雪峰、郑维山，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谢富治谈天津问题。
3月8日 嘱秘书告张春桥：三月十二日为孙中山逝世四十二周年纪念日，上海应按往年惯例进行纪念活动，上海党政负责人应前往孙中山故居敬献花圈。
3月10日 审改中共中央就江苏问题复南京军区、江苏省军区及张春桥、姚文元电报稿。电报指出：鉴于江苏省的群众组织之争一时统一不起来。三结合条件还不成熟，中央决定由南京军区和江苏省军区负责建立军管会。军管会下设两个班子，一个抓革命，一个管生产，把工农业生产和财贸工作管起来。对重要工厂、轮渡、火车站、邮电等部门可派军代表。修改时，将原稿中“江苏的问题，由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和许世友同志商量决定”改为“江苏的一般问题，由许世友同志和江苏省军管会同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商量解决”。
△就昆明钢铁公司要求军事接管事批示：同意，请剑英电话告军区。
3月13日 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呼吁：无论如何要在三月份解决省、市、自治区的领导机构问题，以便抓革命、促生产。各级领导机构成员要以解放军为主，光靠革命群众组织不行。如果没有领导机构，可以先成立生产指挥部。现在就抓，不能再晚了。又说：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单位，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单位，边防、沿海、交通要道、专政机构、机密要害部门、国防企事业单位，都应实行军管。文教卫生工作也得抓起来，防疫工作非常急迫。有的同志怕军队成了工作组，这要看是什么工作组，如果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三结合的实现，为什么不可以？不要怕。各地军管会要注意帮助当地领导干部出来亮相。各单位群众组织必须归口。对反动组织，对严重违法乱纪和泄露国家机密的，应予以逮捕法办。
△审定并签发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对五○四厂及西固发电厂实行军管给兰州军区的电报稿。电报指出：该厂系绝密工厂，不准夺权；要保证工厂的绝对安全，保证工厂稳定生产；厂内厂外不准串连。二十五日，审定并签发国务院，中央军委给兰州军区的电报，重申五。四厂不准夺权，不准停产，立即停止“四大”，改为进行正面教育。本年三月中旬至十一月底，为保证核工业生产的安全，曾签发十一封给有关工厂的特急电。
△打电话给韦国清，说：广西地处抗美援越前线，要实行全面军管。要韦国清出来当军管会主任。
3月14日 审阅北京卫戍区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意见起草的对工厂实行军事管制的布告。布告要求厂矿全体人员必须坚守生产岗位，遵守纪律，服从指挥。凡外出长期不归的人员，限一周内回厂，否则，将给以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十五日，参加碰头会讨论通过后，将布告送毛泽东批准。十六日，拟定中央向全国转发此布告的批语，要求各地参照执行。
△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起草给各省、市、自治区，各军区党委的电报稿。电报指出：北京怀柔县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的经验很好，应在全国推广。各地“都要立即行动起来，以军事代表为主，建立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尤其要迅速建立县一级的‘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动员一切力量，狠抓农业及其增产措施。狠抓工业、交通、财贸、卫生、教育等方面工作及其对春耕生产的支持工作。”起草后，将电文送陈伯达并转毛泽东批阅，注明：“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接近于‘三结合’的筹备小组，但以抓生产为重点，或者就是军管会下抓生产的班子。如能组成，不论何属，都是好事。”
3月15日 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中共中央给全国厂矿企业职工、干部的信。信中号召：工人阶级要成为“抓革命、促生产”，实行革命大联合，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模范；要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同无故旷工、敷衍了事、不顾产品质量、浪费国家材料的不良现象作斗争。次日，将信送毛泽东批准后，指示公开广播登报。
3月17日 凌晨，看完福州军区党委关于成立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和夺权问题的报告后，觉得条件不成熟，当即与韩先楚通电话，提议：（一）福建还是经过军管来筹备三结合的革委会好：立即以驻军负责人组成军管会，管起全省工作。（二）如各方面认为三结合（不是三凑合）条件确已成熟，可推出代表来中央一谈。（三）如十八日大会〔注〕已宣布，无法取消，可改为准备夺权大会。毛泽东同意上述提议。
〔注〕指报告中提出的定于十八日举行的二十万人群众大会。此会的主要目的是向原中共福建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并宣布福建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致信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并叶剑英；“主席指示，继国防工业军管〔注〕之后可对工交财贸各部，凡瘫痪陷入无政府状况者，也可实行军管。请你们明（十八）日上午集体一议。”
〔注〕一九六七年三月，为扭转国防工业部门许多单位瘫痪和半瘫痪的局面，聂荣臻请示周恩来后，向中央写出《关于军事接管和调整改组国防科研机构的请示报告》。周恩来同意这个报告，并提议对六个国防工业部实行军管。毛泽东批示：总理照办。
△接见国防科委、国防工办所属各部党组成员和造反派，说：夺权和批判要分开，有的只要批判，不需要夺权。文化大革命以来，国防生产受到了影响。对领导干部排个队，给他们检查的机会，但不要搞人人过关，不许揪来揪去，否则，就是排斥一切，怀疑一切，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王诤〔注〕前些日子我让他住中南海，保护起来，现在让他出来，以后不能再抓人了。
〔注〕王诤，时任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
3月18日 与李富春、聂荣臻、叶剑英商量军管问题后，致信毛泽东、林彪：已向国防工办和国防工业部门宣布准备实行军管。其办法拟对每一部门派出三人军管代表小组，运用原有的机构领导业务，同时推动各群众组织进行开门整风。帮助需要批判的各级领导干部检讨亮相，最后实现各部门的三结合。信中还就国务院工交、财贸、农林、卫生各部门军管问题提出意见。毛泽东阅批：退总理照办。
△就中共中央调查部三局因两派争斗致使业务工作停顿事批告：立即派杨德中从中央警卫团中选派三个负责人去调查部三局宣布实行军管。对调查部建议亦实行军管，请军委、总政准备派三至五人的军管代表小组。同日，还审阅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调查部三局实行军管的通知。通知指出：军管代表小组的任务是保证该局业务工作的正常进行，保证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安全。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建议，对调查部全部实行军管。
3月19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通知说：中央决定，继续停止全国大串连，取消原定今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通知经毛泽东批准后于本日发出。
3月21日 根据毛泽东“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实行军事管制”的批示，要余秋里、谷牧立即研究拟出对铁路，交通、邮电三部及其所属重点企业实行军管的决定稿。同日，在审改该稿时加写：在军管会领导下，成立两个班子，一个是文化革命委员会，领导文化大革命；一个是业务领导小组，统一领导本部门的生产和业务工作。要正确对待干部，对他们要进行调查研究、阶级分析，不要一概排斥、打倒，也不要一概复职、一概结合。该通知在中央碰头会讨论时遭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挑剔。
△在接见财贸系统造反派和财贸各部党组成员时，要求各部赶紧抓业务，不能拖。针对造反派提出要批判陈云、把批判李先念的大字报贴到街上去，明确指出：我不能回答。中央常委内部的问题，由中央决定。中央常委没有决定拿出批判陈云的材料。我是不主张大字报上街的。李先念是副总理，中央还信任他嘛！又说：你们总说我和中央文革口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嘛！毛主席没决定，当然要负责保护。随便抄家，打、砸、抢、揪、抓是不允许的。在回答为什么提“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时说：这要看是什么内容。如夺权超过了监督范围，夺党中央、国务院各部的业务大权，或者有私心杂念，有些权不该夺的夺了，这些都是复辟逆流。
△就西安外语学院外籍教师大卫·库普所写批评造反派极左做法的大字报〔注〕批示：“建议将这张大字报和主席批语登文化革命简报。”
〔注〕一九六七年三月十日，库普贴出一张大字报，认为：西安正受着“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由群众大会开除一个人的党籍是“全民党的做法”。“革命的打、砸、抢”问题需要注意，这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做的，是流氓行径。“要把那些存心把我们引上背离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人清除出去，才能实现群众、干部和解放军的三结合。”西安市外办的高智（原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将这张大字报转送给毛泽东。三月二十日，毛泽东阅后批示：这个外国人很能看出问题，分析得很不错。总理阅后，进文革小组阅。
△到毛泽东处开会，汇报七次中央“政治生活批评会”情况。
△晚，接见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造反派代表和各部党组成员，说：请大家来，是要迅速解决铁道、交通、邮电三个部的工作问题。对三部要实行全面军管，不能再耽搁了。无论如何第二季度的生产要搞好。铁路、轮船、码头、汽车、港口、运输公司，先搞大的。通过军管推动大联合，实现“三结合”。“三结合”的关键在于对领导干部的一分为二。要快点把业务抓起来。把业务恢复起来，不等于复辟。针对有人说李先念、余秋里、谷牧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批驳道：他们如果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今天能把他们带来吗？要实事求是，不要相信传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