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2日 审改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对北京医院实行军管的通知稿。修改时强调：医院内各群众组织“要开展整风”，“要正确对待干部”。
△参加北京市职工代表大会后，找蒯大富谈话。说：你们对干部不要绝对化。要么就批判不得，要么一批就打倒，都不对。你们要打倒余秋里，我看没有什么新材料。不要形“左”实右。
3月23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对大庆油田实行军管的决定稿。决定指出：要迅速健全和改选各级领导班子，积极恢复各级生产指挥系统的正常活动，保证生产、建设、科研、设计工作的正常进行。在送毛泽东批阅时注明：“对于这样一个带全国性的大企业的军管，并由一个师的兵力驻在大庆，我们认为应由中央、国务院、军委发布这一决定。”毛泽东批：照办。
△接见大庆工人代表，肯定大庆过去的成绩。谈到要正确对待干部问题时说：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有些口号绝对化，我不能干涉，现在是大民主，但我是不能同意的。例如，有人写“革命的打、砸、抢万岁”，这是形“左”实右，是“左”倾幼稚病。
3月24日 召集卫生部党组成员和四个造反派组织代表开会，询问防疫情况，说：我点钱信忠、崔义田抓流脑〔注1〕办公室，四个组织都要支持抓防疫。这个工作是最紧急的，一天都不能迟缓。又说：那个“百丑图”〔注2〕是丑化我们的党，对党不利。你们说先念同志批评错了，我看批评得不够。不能说他讲的是大毒草。
〔注1〕指防治流行性脑膜炎。
〔注2〕指当时造反派丑化党的高层领导干部的一幅漫画。
△与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萧华、杨成武谈青海问题。
△同王恩茂、赛福鼎谈新疆问题。次日，接见新疆各造反派组织来京代表，说：“不要对王恩茂同志的问题先定性。”
3月27日 得悉河北河间，大城发生地震后，指示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地质部、石油部等有关部门前往地震现场考察，并派联络员刘西尧到地震现场指挥。二十九日，又对有关部门指示：“要密切注意京津地区地震动向。”
3月28日 在怀仁堂召集碰头会，讨论：（一）关于铁道、交通、邮电部门实行军管的决定。（二）关于国防工厂和国防科学研究院（所）实行军管的试行草案。（三）关于军队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如何分工负责问题。
△接见水电、煤炭、冶金、物资、林业、计委、纺织等二十一个部委的党组成员和造反派代表，说：自上而下地发动群众的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缺乏经验。现在已进入第二阶段，经验多了，对干部不要揪来揪去。你们可以约好时间批判他们，批判完了让他们回去，他们还要抓业务。如余秋里和谷牧同志，国务院需要他们工作，中央现在没几个人抓业务。全国正值农忙，工业处于第二季度。不要搞全面的审干，要排排队解放一批干部到业务生产岗位上去。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稿。决定说：安徽一月二十六日夺权没有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应立即成立以钱钧〔注〕为首的军管会，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起来，搞抓革命和抓生产两个班子。阅后送林彪转毛泽东批阅。毛泽东批准把该决定转发全国。
〔注〕钱钧，时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3月29日 同越南总理范文同会谈时说：苏联说我们要去打它，我们才不去打它呢。中国这么大，我们国内好多事都管不过来。
3月30日 《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戚本禹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官秘史）》，王力、关锋所写编辑部调查员文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及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这些文章集中攻击刘少奇，并首次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指名地公开加在刘少奇头上。
△晚，在怀仁堂看电影《清宫秘史》。
3月 在对福州军区的指示中提出：革命群众组织之间，不准武斗，不准打、砸、抢、抄、搜、抓。
△本月内，仅据工作台历统计，接见各地负责人谈各类问题四十九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三十一次。
4月1日—4日 每天与四川党、政、军负责人及群众代表谈四川和宜宾问题。在三日会上说：群众组织不能把领导干部拉出来罚跪、挂黑牌子，戴高帽子、游街，要文斗，不要武斗。还有什么“黑司令”、“黑（军）分区”。不要这样说。各群众组织要开门整风。整风首先是自我批评，摆事实讲道理。
4月3日 同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学生代表。会上，江青、康生指责北京卫戍区傅崇碧、李钟奇〔注〕在军训中支持右派，打击左派。次日凌晨，周恩来同北京卫戍区六十五军有关负责人谈军训问题。
〔注〕李钟奇，时任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
4月4日 同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粟裕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约福州军区负责人谈福建问题。
4月5日 就外交部请示回国留学生要求进驻外交部大楼“闹革命”一事批复：外交部大楼不开放。
4月6日 接见国家计委、经委、建委造反派代表，批评造反派提出的要斗倒薄一波必先斗倒谷牧和余秋里是逻辑不通。针对造反派所说余秋里至今没有检讨，说：他现在身体不好，身体不好就写不好。谷牧、先念同志的检讨也放在我这里。要给时间让他们准备嘛！他们还要工作。经济战线上现在抓工作的连我只有五个人嘛！把你们提拔上来能行吗？
4月7日、10日、11日 同越南总理范文同举行多次会谈。九日，陪范文同等飞大寨参观，当天返京。在十日的会谈中说：战争总是要结束的。政治斗争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进行下去。战争是政治斗争发展的最高形式，不可能在战争中没有政治斗争。加强国际宣传，争取同情，削弱和分化敌人，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都是政治斗争。过去这样做了，今后更要这样做。在十一日的会谈中提出，越南战争要取得最后胜利，不要半途而废。在回答关于斯大林是否建议过解放军不要过长江的问题时说：对于一九四九年我们能不能渡过长江，斯大林是有怀疑的。他们还以为，蒋介石顶不住时，美国会出兵。但美国知道蒋介石是扶不起来了，而长江又挡不住解放军。如果美国出兵，就要负战争的责任。美国不会这样做。我们解放南京时，美国大使还留在南京。并向我们一位民主人士说，如果中共政府愿意和美国建立联系，他不仅不走，而且美国愿意承认中共政府，还可以援助中国五十亿美元。我们根本不理这一套，结果美国大使就跑掉了。
4月7日、9日、10日 三次接见天津各群众组织代表。在谈到挖“反党集团”的根子时指出：“不要打击面很广，要实事求是”，“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应该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教人的方针”。对人民内部矛盾，应持这个态度。“一批必倒”的绝对化态度不好，批判一下不一定非倒不可嘛！一批就倒，那得倒多少？
4月12日 获悉郭沫若一子自杀。二十日前往看望郭沫若。
4月12日、13日 出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注〕。会上，康生、陈伯达、江青发表大量煽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言论。
〔注〕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和此次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原定议题是“三支两军”等问题。但康生、陈伯达、江青等却把这两次会议变成了动员打倒刘少奇的会议。
4月13日 审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就开好广州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给广东省军管会和中南财经委员会并各军区、各省市自治区的通知稿。修改时增写“不在交易会及其所属组织内进行夺权”一句。通知提出了保证交易会顺利进行的五点指示。毛泽东批发了这一通知。
△约黄永胜、傅崇碧等谈广州交易会问题。
△晚，接见内蒙古造反派代表，说：不要揪乌兰夫。跨行业的组织应解散。个人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个人一时受点委屈不要紧，要有破私立公精神。对解放军不要揪住不放，要搞好军民关系。会上，还宣读并解释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内蒙古问题的决定》。
4月14日 就广州交易会问题致信毛泽东、林彪：“对广州交易会虽有五点指示发出，但据黄永胜报告，情况较紧。而军管会又难于控制。因此，今晨在解决内蒙古问题之后，特约外贸部和外贸学院两造反派商谈，他们愿意派人去协助解决。考虑到目前各院校和机关造反派多忙于内争，因而影响了广州交易会各公司、各馆的内部领导，并与各地方造反派形成派别”。“如不立即劝阻，对明（十五）日开幕，极为不利。我现定今晨七时同黄永胜同志飞广州，亲往解决此事”。
△飞抵广州。在广州期间，为开好交易会并解决广东问题，多次同黄永胜、刘兴元、林李明、卢绪章、陈德、温玉成〔注〕等党、政、军负责人谈话，四次与广州各群众组织代表座谈，并到交易会产品陈列现场了解情况。
〔注〕黄永胜，时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兼广东省军管会主任；刘兴元，时任广州军区第二政委兼广东省军管会副主任；陈德，时任广东省军区第二政委兼广东省军管会副主任，温玉成，时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林李明，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卢绪章，时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
△在广州市各界群众代表大会上讲话，强调并解释中央关于开好广州春季商品交易会的五点通知，说：明天开幕的交易会，应该看成是一个新的战役，要保证把这个会开好。对解放军这个集体要尊重、信任，不能把批评解放军的大字报贴到外面去。干部是党和国家的财富，他们的丰富经验也是我们需要的，要让他们站出来，不然，我们的工作就难以继续。
4月15日 与广州市各群众组织代表座谈。对造反派声称要揪“广州的谭震林”、广州军区“一小撮”，反对军管等，提出严厉批评，说：军管是毛主席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决定的，是我经手办的。你们这样说，就是把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对军区说的话，不要抓住一点就上纲，不要什么事情都上纲。把每一个小问题都看成是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对立，那就不可终日了。又说：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有很多事情不习惯，要允许他们有一个摸索阶段。你们不要以为大方向对了就不会犯错误，大方向对，一样可以犯错误，可以失败。你们有再整风的必要。并告诫来广州的北京学生代表：想同去年一样，再造成一个大串连的形势，是不能允许的。到广东来说话、提口号都要慎重。
4月16日 到从化看望在此养病的胡志明。
4月17日 继续与广州市各群众组织代表座谈。批评有人以《清官秘史》中有“天下为公”四个字为名，把中山堂内孙中山所题的这四个字遮盖起来的做法，责令在天亮前要恢复这四个字。并说：古为今用。孙中山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要肯定的。去年把南京孙中山铜像搬掉了，是错误的。
4月18日 在第四次与广州市各群众组织代表座谈会上说：广东面临前线。作战和备战任务都很重。如果铁路交通失灵，电话中断，对我们非常不利。广东的文化大革命，你们说发展慢了些，我看慢一些也许可能还好。因为快的经验不够，快了摔跤多一点。有些看来是冷冷清清。其实是在埋头苦干。最近北京还在打架，这个难道一定要学吗？如果说生产靠保守派搞得好，革命派参加进来反而搞不好。那么这个革命派也不能算是革命派了。抓革命、促生产，也不会压了革命。说谁要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我看不能那样说；好像解放军或解放军某几个负责人这么做，我不这么看。你们要维护解放军的地位。说复课闹革命是压制了革命，我看这个话逻辑不通。只有复课闹革命，才可以整理思想、整理组织、整理作风。有些地方还叫“革命的打、砸、抢万岁”，这是错误的口号，打、砸、抢有什么革命的？这是不许可的。
4月19日 飞返北京。
4月20日 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讲话，说：“在狠抓革命的同时，也要大促生产”，要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经济建设和科学研究的领域里也放出光彩”。“在这方面，北京对全国有着重要的影响。”
4月21日 接见《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新华社驻外地记者时说：你们反映的面要广一些，解放军支左是中心，但还要报道一些解放军支工、支农的成绩，也要听一听群众性很大的保守派方面的意见。这样，我们看问题广阔一些，考虑问题更全面些。
4月21日、24日 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起草的讲话提纲中，把“二月逆流”写为“二月的乱子”。认为：此事“错在对群众的关系上”，“主观上是拥护主席”，“想搞好，但立场有时没有站对，思想方法旧，所以连犯错误，我们应该给以帮助”。“几位同志〔注〕的自我批评，也算是一种经验的总结”，“希望你们既能沉得住气，一知错就改，又能勇于负责”。
〔注〕指因所谓”二月逆流“在会上受批评而被迫检查的同志。
4月22日 与韩先楚〔注〕谈福建问题。次日，接见福建代表，要求占据福建日报社的群众组织立即撤出。说：福建面临前线，你们要特别注意。
〔注〕韩先楚，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
4月23日 就成都铁路局军管会报告红卫兵组织五六百人住进铁路局，影响铁路局正常工作事批示：请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去一电话，看能否劝走。如无效，再考虑正式发电报。
4月25日 同谭启龙谈话。说：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原打算明年搞出个眉目，现在情况比较复杂，很难说，要有长时间的精神准备。原来设想社会主义革命比民主革命能少花一点代价，现在看来不一定。谈到干部问题时表示忧心：全国干部问题还解决不了，干部不能出来工作。这几年华东工农业生产搞得比较好，原来设想华东干部出来工作好解决一些，现在看来也不行。关于谭启龙回山东检讨问题，交待说：你回去主要是听取意见，不要随便表态，不要讲自己的成绩，多作些自我批评。我已交待他们你回去后只准提意见、批判，不准搞武斗、围攻。谭启龙回山东后，造反派违背周恩来的指示，对谭实行武斗、围攻。周恩来得知后，批评有关负责人和造反派：你们不按我交待的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4月26日 接见国防口军管干部时说；军管是过渡办法，不同于解放初期的军事管制。“抓革命，促生产，这个方针不是二元论，不是又抓革命又抓生产，是以革命推动生产”；“不是说对群众的思想没有可批评的地方。今天的社论就提出打倒无政府主义”。对群众“要有最大的耐心”，但“忍耐不等于容忍，容忍错误不行”。“要有高度的原则性和最大的忍耐性”。军管单位的革命和业务的最后决定权属军管会或军管小组，群众对业务不能监督，只能批评、建议。
△同顾卓新等东北局和沈阳军区负责人谈话。指出：你们必须团结合作，不能分裂，以免影响群众，造成对立和武斗。军区要支持东北局继续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并抓好工农业生产。
4月27日 接见在中南海门口静坐的内蒙古来京上访群众代表，要他们取消“工农兵革命委员会”等跨行业的组织，回到本单位、本行业中去。
4月28日 和康生、李富春接见国际关系学院代表，就“二月兵变”问题指出：据我知道没有这件事。“备战、备荒、为人民”是主席在杭州会议上提出的方针嘛，是执行主席的命令嘛。
△接见战友歌舞团两派代表时说：两派要联合起来。联合起来演《长征组歌》我就去看。不联合，我就不去看。五月二日，前往观看两派在京联合演出的《长征组歌》。
4月30日 就中共中央《关于福建问题的意见》中关于要立即释放因冲击军区而被捕者一条与陈伯达商量，在此条中加写一句：“其中确有个别现行反革命分子需待查明除外。”
△接见福建造反派代表，宣读并解释中共中央《关于福建问题的意见》。强调：你们回去后不要在像《福建日报》这样的大报纸上点叶飞的名，正式报纸要留有余地。不要组织群众再去冲军区，不要再去开像“二·七”那样“万炮齐轰”什么人的大会。福建处在前线，与北京不同。
△就首都群众代表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上观礼台事，找中央、国务院所属部门各派群众组织代表谈话，要求一定要分配好上观礼台的票，不要因此在观礼台上吵。否则，就都不要去。谈到“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时说：下一步怎么走，多数部门要求军管，不然生产上不去。订货会过了“五一”开，“三五”计划要报上去，物资部袁宝华〔注〕虽是监督留用，但这次订货会他非参加不可。不能在会上“造反”。
〔注〕袁宝华，时任物资部部长。
5月1日 约谷牧谈袁宝华问题。
5月3日 接见十四个省、市夏季粮油征购会议代表，就农民中存在的土地和粮食以多报少、人口和灾情以少报多的问题指出：这种现象是“藏富于民”。“这不是提倡不老实”，“是对付官僚主义的办法”。“以前实行高指标、高征购，整了农民，现在他们就以多报少。”“如果我们实事求是，依靠贫下中农，他们就会说真话。”“粮食多了百分之十，只有好处，农民是不会乱吃掉的，藏在农民家里比国家收购起来还好。”“征购多了，必然返销，造成假象，徒劳往返。”“藏富于民是好事。”针对有人把一些正确的粮食方针、政策和规章制度都当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修正主义的东西批判，指出：是革命路线还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分水岭要从形势和政策实质去分析，不能把问题简单化。不要只凭一句话，不要一看到物质，就说是物质刺激，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要的奖励政策不能叫物质刺激。过去实行奖励政策是需要的。”
5月4日 接见财贸口各单位群众组织代表，不同意造反派成立“批李先念联络站”，严厉批评造反派把有些干部揪得不知下落，说：这是什么作风？是绑票作风。财贸各部不能这样做。谈到对“二月逆流”的看法时说：那是认识和观点不同，没什么原则问题，倾向性错误是人民内部矛盾。先念同志是人民内部矛盾嘛！看人不仅看一时，还要看他的整个历史。中央对干部是有数的。
5月5日 致信陈毅、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并李富春，提醒他们注意，不要因“五一团结”〔注〕而造成错觉，否则，“那就又要来一个新的反复”。
〔注〕指“五一”天安门焰火晚会。因所谓“二月逆流”而受批判的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与毛泽东一起，出席了焰火晚会。五月二日，《人民日报》作了报道。
△约陈毅、谭震林、李先念、李富春等几位副总理和余秋里、谷牧谈话。
5月6日 同甘渭汉〔注〕谈一三二厂武斗问题。
〔注〕甘渭汉，时任成都军区第四政委。
5月7日 同李大章、曾希圣、廖井丹〔注1〕等谈话后，接见四川一部分市县代表。针对有人对甘渭汉、韦杰〔注2〕等的检讨不满意一事，说：我们看来态度是诚恳的，认识有个过程。要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会上，陈伯达宣读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
〔注1〕李大章，时任四川省省长；曾希圣，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廖井丹，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注2〕韦杰，时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
5月8日 凌晨，先后与有关人谈西藏、天津、北京、内蒙古问题。
△就西藏自治区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事批示：同意西藏立即实行军管，目前还不忙邀各革命造反派来京会商，昨夜已在四川会上与张国华同志谈定。
△就交通部机关造反派提出要派人去监督即将举行的中国交通部和阿尔巴尼亚轮船股份公司会谈事批：对外谈判，按中央方针办，不要进行监督。因为在外事系统中，还没有开这个先例。
△和陈伯达，康生、江青、杨成武等参加军训干部座谈会。会上，军训干部反映蒯大富攻击军训的解放军“比工作组还工作组”。
5月9日 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检查氢弹空爆试验的准备工作。要求对试验的各个环节进行反复检查，确保安全，保证试验成功；要切实做好烟云经过地区的卫生防护工作，并准备好应急措施，以预防发生意外。
5月10日 召集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讨论通辽北京军区关于对河北省及石家庄、唐山、张家口、承德、衡水等五个专区实行军管的请示报告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甘肃问题的几点意见》。次日，将这两个文件送毛泽东批阅，并注明：河北问题已谈过几次，大家都认为在目前需要实行军管，作为过渡。河北是大省，以郑维山兼这个军管会主任为好。对河北省委领导同志和刘子厚、阎达开、李颉伯、林铁，现在都不忙作结论。在目前，甘肃以实行军管为好。毛泽东批准这两个文件〔注〕。
〔注〕]五月十四日，毛泽东就甘肃军管问题又批：是否可不实行军管，而照军区意见，做一时期工作后即成立省革命委员会。
5月11日 审阅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重要通告。《通告》指出：必须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的指示；严禁打、砸、抢、抄、抓，煽动武斗的少数人和打人凶手要受法律制裁；不准破坏国家财产和劳动纪律，不许动用交通工具参加武斗，不许无故旷工；坚决执行中央四月二十日关于停止外出串连的通知。阅后，送毛泽东批阅，并注明：拟原则同意发这个重要通告。经毛泽东批准，通告于五月十四日发出。
△晚，接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代表，劝说不要开大会揪斗陈毅。指出：揪陈毅的问题，中央不能同意。他现在没有被罢官，还要工作。陈毅去参加大会作检讨，要创造好条件。现在你们揪去，群众一哄，“喷气式”一坐。那怎么行？等有了条件，我陪他去。会上，造反派围攻周恩来，并企图把“陈毅是三反分子”的说法强加于周恩来。周恩来愤然指出：我没有讲三反分子，你们强加于我，我要抗议。你们提打倒陈毅，不能强加于我。现在还有几个副总理，我要一个一个地保，我们还要做工作。我这样的身体，这一年就成了这样，你们总要让我们为革命多做一些工作。
5月11日、12日 就呼和浩特市数千名群众冲入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机关大楼并发生武斗事，连续召集杨成武、萧华、郑维山、吴法宪和内蒙古军区负责人滕海清〔注〕等开会解决。
〔注〕滕海清，时任内蒙古军区司令员。
5月12日 就红卫兵占驻江西日报社事致电“江西省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部”并江西省军区党委，要求红卫兵立即撤出，以便报纸启封出版。
5月13日 同张国华等谈四川重庆问题后，与重庆两派代表座谈。
△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周恩来指示北京陆、海、空三军文艺团体联合演出。李作鹏等违背周恩来关于联合演出的指示，有预谋地支持一派演出，压制另一派，酿成“五一三”两派武斗流血事件。周恩来批评了参加武斗的两派。事后，林彪、江青等通过观看演出等活动支持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所支持的这一派。因此，这一派就成了所谓“林副主席所支持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
5月15日 凌晨，接见北京外国语学院红卫兵代表，严厉批评他们为揪陈毅冲入外交部。说：你们首先要承认错误。我把政策交待了，你们不听，要走向反面。你们要打倒陈毅，陈毅同志就倒了？没这么简单。我马上下命令让部队加强对外交部的保卫，以后谁也不许去冲，谁去扣留谁。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刷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还怕这个？
5月16日 得知对外经委造反派要揪方毅〔注〕后，指示将方毅从医院接回国务院，并嘱秘书：如对外经委造反派来问时，可告“是总理找他来谈问题的”。十八日，在接见对外经委造反派代表时说：方毅同志出国是中央批准的。
〔注〕方毅，时任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主任。
△接见重庆各派代表，宣读并解释中共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强调：各派要向前看，停止争论；各群众组织不要互相抓人，要尊重和信任解放军。
5月17日 指示联络员办公室将杨超〔注〕接到中直招待所去住。
〔注〕杨超，时任四川省副省长。
△《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次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由中央文革小组起草、毛泽东修改定稿的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
5月18日 召集国务院业务小组会议。
△先后接见内蒙古来京人员和内蒙古军区警卫营代表。接见警卫营代表时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要保持稳定，不能像学生一样说走就走。解放军不要带红袖章，不要和其它群众组织串连，跨行业的组织要解散。
△江青将南开大学造反派送来的解放前国民党报纸上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材料送林彪、周恩来、康生，并附信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十九日，周恩来在江青的信上批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同日，为此写信给毛泽东，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一并送毛泽东阅。信中说：“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至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阅上海各报。”“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八日的伪造启事”，“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毛泽东阅后批：“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5月19日 就专案组工作指示：要谨慎，要有证据，要有人证物证。
△接见铁道部造反派代表。针对有人提出要砸烂铁道部业务监督小组，说：你们上纲太快了。现在我宣布铁道部实行军管。如果你们再来冲击，就按军管处理。
5月20日 和有关人员谈鞍钢问题。
5月21日 接见陆海空三军文工团部分文艺工作者，提出：解放军在工厂、学校要起模范作用，不要闹宗派，要团结起来，联合演出。
△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军区负责人谈话后，参加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会议作出中央军委关于解决内蒙古问题的五条决定：（一）内蒙古全体来京人员必须于五月二十四日前全部离京返回内蒙古。（二）军区领导机关和部队一律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军队不许串连，不允许有战斗组织，不许随便参加游行和集会。（三）对少数对抗中央指示的人，要视其情节轻重给予适当处分。（四）军区指战员绝对不准参加武斗，要坚决反对打、砸、抢、抄、抓。（五）支持左派群众组织，教育和团结保守组织群众。二十二日，内蒙古军区据此颁发五条命令。周恩来将这五条命令和中央军委的批语审阅后送毛泽东批阅。毛泽东批：照办。
5月24日、27日 约外办、外交部和港澳工委有关负责人谈香港问题。强调在香港问题上同港英当局的斗争要严格遵循中央规定的方针政策，坚持有理、有利、有节。批评有关部门在香港问题上提出的过“左”的口号和采取的极左做法。六月上旬，又两次约有关负责人谈这一问题。
5月25日 接见日本记者同盟代表团时说：我们很想通过东方通讯社多得到些有关中日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的消息。日本统治阶级对中国情况的了解比中国对日本情况的了解多。这是我们的一个弱点。请你们帮助弥补这个弱点。中国记者有其主观愿望，愿意听他们愿听的消息。只有一个侧面，这样比较狭窄。这方面工作可由新华社、记协向日本记者同盟特约一些特定方面的采访报道，作长期的、全面的、系统的调查。
△下令逮捕在二十四日政协礼堂解决内蒙古问题会议上殴打内蒙古军区负责人的凶手，并到毛泽东处报告内蒙古问题。次日，约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粟裕等商谈解决内蒙古问题。
5月26日 接见“中国科学院夺权委员会”成员和部分干部代表时说：“三结合”要把郭沫若结合进去。针对有人说以刘西尧为首的总理联络员是变相的工作组，要打倒，指出：简直不符合实际嘛，无论如何不能同意。这不怕，喊打倒的多啦。
△接见内蒙古呼和浩特群众组织代表，宣布中央军委关于内蒙古问题的五条决定，并说：不能因为观点不同，互相吵架不做工作。这不允许，要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促战备。批判乌兰夫。不忙马上抓回去，现在还没有到时机，还有一个民族问题。
△就王恩茂关于乌鲁木齐市最大的六道沟煤矿和羊湖梁发电厂的群众组织连续两天武斗，劝阻无效。并有扩大趋势的报告批示，“电厂既已军管，不容双方武斗，要派不带武器的军队对双方进行隔离，做群众工作，但不忙捕人。”同时电示羊湖梁电厂：要密切配合新疆军区，立即停止武斗，动员工人迅速回厂坚守岗位，从乌鲁木齐市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出发。不能使电厂停止发电。
5月27日 主持中央碰头会，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对国务院××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次日，将该决定进毛泽东、林彪审阅，并附信说：“国务院各部（委）经过今年领导革命、监督业务的夺权斗争后，现在大多数单位的革命造反派均已分成两派，互相斗争，影响生产和业务甚大，势非实行军管不可。”同日，经毛泽东批准，此决定由中共中央发出。
5月28日 接见卫生部系统造反派代表，批评他们未经中央批准，先斩后奏，随意揪走卫生部几位负责人的行为，要求各派联合起来，共同商量从司局长中找出几个人来抓业务。说：卫生部不同于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不能停止工作，这么多医院是现实问题，停下来问题就严重了。
△指示新华总社：《参考消息》报喜不报忧。敌人骂我们的话还是要登一些，不登一些骂我们的东西，群众、造反派就不能知道多方面的情况。不要“怕”字当头。
5月29日 毛泽东在王海容、唐闻生〔注〕反映最近社会上有一股攻击周恩来之风的来信上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各同志：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注〕王海容，时为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干部；唐闻生，时为外交部翻译室翻译。
△同宋任穷、陈锡联〔注〕商议后又和造反派谈鞍钢问题。
〔注〕陈锡联，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
△参加中央文革召开的解决河南问题的会议。次日，得悉郑州两派武斗激烈，伤员无人救治，指示卫生部组织医疗队迅速前往救治，并做些有利于团结的工作。
5月30日 嘱秘书告卫生系统联络员：已同北京中医学院“红旗”派谈妥，要他们今日将卫生部的几个部长从医科大学放回来，先到国务院，等总理接见后再回家。六月一日，与李富春、李先念谈卫生部问题后，接见卫生部各派代表。说：这几天，我和富春抓卫生部运动。今后卫生系统要约法三章，不要随便抓人，找人谈话可以，谈完之后，有被抓危险的，马上报告。钱信忠、崔义田、黄树则、张凯、贺彪〔注〕等暂时在国务院写材料。卫生系统业务工作不能停。
〔注〕张凯、贺彪，时均任卫生部副部长。
5月31日 接国务院联络员办公室报告，郑州、徐州、蚌埠、金华、宣化等铁路枢纽站段因两派武斗，炸毁机车，停止作业，致使京广、津浦、陇海、浙赣等四条主要铁路干线均处于瘫痪状态，仅徐州一处就停开货车六十九列。当即批示同意济南军区六十八军党委常委关于要求对徐州铁路分局和火车站实行军管的急电。中午。到毛泽东处。说明铁路轮船关系到全国交通命脉，一旦中断，国民经济局势不可收拾，对铁路、交通实行军管的问题不可再拖。毛泽东表示同意。下午，周恩来召集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萧华、杨成武、谷牧、余秋里开会，商定如下对策：（一）尽快公开发布关于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的命令；（二）将全国十八个铁路管理局分给附近驻军实行军管包干，将沿海沿江轮船交给海军实行军管包干；（三）参加军管的军队人员均与当地军分区、武装部分开，不再介入地方支左工作。以便统一铁路、轮船运输的管理，免受干扰；（四）责成总参负责拟定调动部队的实施计划，次日拿出方案。会后，周恩来将向毛泽东汇报的情况和会议商定的措施，连同铁路中断情况的八份电讯，一并送陈伯达、康生、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并告“拟为此事再发一告铁路轮船职工书〔注〕。定稿后再送阅”。
〔注〕告铁路职工书即六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的《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命令》。
5月 除参加各种会议外，仅据工作台历统计，与中央、地方、军队负责人谈话三十余次。接见各群众组织代表二十八次。
6月1日 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广西问题。次日凌晨，同广西军区负责人谈话。
6月3日 与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同河南省军区负责人何运洪〔注〕等谈河南问题。十三日，十四日、十五日，接见河南两派代表。
〔注〕何运洪，时任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
△嘱秘书告占据国防部大楼的七机部造反派组织“九一六”：立即撤出，如不撤出就不予接见。
△晚十时至次日凌晨四时，接见国防工业系统群众组织代表和军管会代表，指出：七机部“九一六”在国防部门口搞大喇叭，“万炮齐轰聂荣臻”，这是错误的，是极左倾向，你们要承认错误。批判领导干部，要把他们的工作时间留出来，任务下来了，就要把批判推迟一点。军工厂，不能过分疲劳，疲劳了容易出事故。又说，不允许打人这股风发展下去，无理，残暴，不像无产阶级革命派。授权军管会，对于打群架的，可当场逮捕打人凶手。现在完全是派别斗争。不顾大局。对六个机械工业部要军管。关于“抓叛徒”问题，重申：材料要送中央核实，不要在街上贴大字报。有的是敌人搞的陷害材料。要从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着想，不能把毛主席身边的人都看得那么坏。
6月5日 召集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通令（草稿），《中共中央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二稿）》，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进一步抓革命、促生产、增加收入、节约开支的通知》、《对铁道部实行全面军事管制的部署（草稿）》、《关于对国防工业部、国防科学技术研究院及所属单位实行军事管制的补充决定（草案）》等。
6月6日 就浙江省“联总”造反派冲进杭州丝绸印染厂砸机器、抓人。并发生大规模武斗流血事指示浙江省军管会：要部队进去做工作，把两派隔开。十一日，得知“联总”和“红暴派”再次发生大规模武斗后，指示浙江省驻军以及“联总”、“红暴派”派代表来京会谈。十三日，接见浙江来京代表。
△同参加亚非作协会议的工作人员谈话，指出：对严肃的国际会议，不能强加于人。外国人有些是进步的，有些是爱国的。要允许人家有不同意见，不能搞千篇一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允许人家讨论。九日，陪毛泽东接见亚非作协会议代表。
6月9日 同中央有关负责人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听取温玉成汇报广州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时说：“保守组织怎么能打倒？要团结教育嘛！”要帮助各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实现大联合。“现在造反派要揪下命令的后台。领导下决心，有什么后台？”湖南“‘湘江风雷’几乎遍全省，跨行业，其头头确是很坏，有的是帮会”。又说：在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陶铸，要请示主席。当汇报到铁路各部门派性斗争激烈时，指出：“势必要实行军管”，“恐怕不能再等了”。晚上，继续同温玉成谈话。
6月11日 与李先念、卢绪章同外贸部广州交易会协助小组及外贸部两派代表谈广州交易会问题。严厉批评两派打派仗、随意揪走并扣留领导干部等行为，说：非要刹住这股风不可。根本不顾对党和国家的影响，打倒还不过瘾，还叫“大叛徒头子”，这对中央有什么好处？你们把中央政治局委员随便乱打倒，究竟是你们专政，还是毛主席领导的专政？对叶季壮下敌我矛盾的结论早了，他在外贸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绩。叶季壮快死了，但党要公道。你们双方要达成一个协议：对干部不抓、不抢、不打、不冲会场，批判每次不要超过三小时。不要搞“喷气式”。
6月11日、13日 接见农口造反派。针对造反派提出要揪出谭震林，说：你们写的谭震林的材料，我看过了，还要核实，结论不能作这么早。又说，我身体不好，一天工作这么长时间，哪能受得了啊！我就是没躺倒，我希望不要躺倒。
6月12日 参加蒋光鼐的追悼会。
△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同李富春、叶剑英、聂荣臻等听取罗舜初汇报氢弹试验的全部准备工作。提醒说：不要犯经验主义，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次试验又有新的特点，应认真严肃地对待，切实解决存在的问题。还要求在十三日综合预演后对氢弹总装再一次认真地做全面检查，确保安全可靠。并请聂荣臻赴现场主持这次试验。会议确定，试验场区外的安全工作由周恩来、李富春、罗舜初直接领导。十七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6月14日 同宋任穷谈话后，与李富春、陈锡联谈鞍钢问题。此前，李富春曾遵周恩来指示，四次与鞍山钢铁厂代表座谈。
△就国际列车在广西柳州被截事，找在京广西两派代表谈话，责令他们赶快打电话回去，保证列车正常运行。次日上午，列车从柳州站开出。
△致信毛泽东，请他召集一次会议，听取当前国民经济情况和一九六七年计划安排的报告。并提议到会者范围可否扩大到碰头会人数二十二三人。次日。到毛泽东处开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