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 派飞机将章伯森、詹才芳〔注〕等接至北京，并安排在京西宾馆住下。次日，接见他们时要他们转告湖南两派：（一）不要上街游行；（二）不冲击别人；（三）不搞武斗；（四）不号召农民进城；（五）学好文件，搞好生产。强调：这五条谁执行好，谁就是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
〔注〕章伯森，时任湖南省副省长；詹才芳，时任广州军区副司令。
6月16日 凌晨，接见外贸部、财政部、商业部、粮食部等财贸系统单位造反派，严厉批评他们不听劝阻。在十三日执意召开打倒李先念的大会，说：提打倒李先念，我不赞成。你们不调查，不核实，就随便把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说成是“叛徒头子”，这谁高兴？敌人高兴！事前我劝你们不要开十三日的大会，你们却不向中央打招呼。最高指示还听不听？自去年起我就一直做这方面的工作，我劝阻了好几个大会。看到有些小将越走越远，我心里十分难过，昨天我还同主席说过。针对有人提出要打倒陈国栋，说：你提你的“打倒”，我还要看材料上报中央，陈国栋还要工作，粮食这条战线不能再受影响了。不能每一个地方都希望打出一个“大老虎”。并当场责令造反派限期把被他们扣留的有关领导干部送回。
6月17日 约见外交部“联络站”核心小组和部业务监督小组成员谈中国驻印度使馆被砸问题。
△接见卫生部两派代表，了解所派农村医疗队情况。说：你们组织医疗队赶紧下去，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抓爱国卫生运动。要以预防为主。二十日晚，接见即将赴西北的第一批医疗队队员，提出：医疗队既是工作队，又是宣传队，不是去串连的。有五个方面的任务：搞好调查研究，帮助群众治病防病，开展夏季爱国卫生运动宣传。广泛进行卫生防护常识宣传，帮助农村培养卫生人员。
6月20日 派飞机将刘瑞森等接至北京。次日，接见刘培善、刘瑞森〔注〕等时就江西问题指出：（一）群众不要上街游行；（二）不准武斗，不准在一个单位彼此冲击；（三）不准扰乱铁路运输和客运、航运；（四）不准乱抓人；（五）不准动员农民进城；（六）不准开枪、夺权。
〔注〕刘培善，时任福州军区第二政委；刘瑞森，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
6月21日—25日 接待并同来访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会谈。在二十二日会谈中说：帝国主义就是拿原子弹、导弹、氢弹吓人的，并且想垄断它们。我们要揭穿它。帝国主义的“禁止核扩散”是一句假话，这意味着他们搞核垄断。在二十三日会谈中说：要巩固民族独立，就要取得经济独立。二十四日，陪毛泽东会见卡翁达。二十五日陪卡翁达及其夫人到上海参观。同日在会谈中提出中国派援外专家的三条原则：（一）不干涉驻在国内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二）教会驻在国的人后尽快回国；（三）工资待遇和驻在国同等技术人员完全相同，不能有任何特权，不得有大国沙文主义。
6月24日 就即将召开的全国订货会议接见中央有关各部各派代表和出席订货会议的代表，要求各派无论如何都不能冲击订货会议。保证会议顺利进行，并要各派当场立下“保证书”。强调，订货工作推迟了两个季度，这次无论如何不能再推迟。要拿这件事来考验你们是不是真正的造反派。对干部，要解放一大片。
△接见参加全国生产供销会议的各省、市军管会代表团负责人时说：我们无论如何要坚持军管有效，不管哪一派，都要遵守军管规定。不能允许派别组织的权力比军管会的还大。“六六”通令〔注〕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拟定的，经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必须遵守。
〔注〕指六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通令。针对当时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通令指出：除专政机关依法执行任务外，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抓人，不准私设公堂，不准对任何团体和个人进行搜查和抄家；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抢夺、窃取各级党政军机关的档案文件和印章，不准侵占，砸抢、破坏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严禁武斗和行凶打人，对于肇事者、背后煽动者、打人凶手，卫成部队和当地驻军有权逮捕和拘留，依法惩处。
6月25日 在上海送卡翁达总统回国后，同上海市干部、群众代表座谈。说：我在上海睡不着觉，江西、广西、河南、湖南、浙江等六个省的问题要回去解决，马上要走。谈到“三结合”问题时说：主席说，省、市一级还是要干部挂帅，红卫兵小将往往是今天上台，明天打倒，政治上不成熟，还不能当省、市的革委会主任。
6月26日 回到北京。
△接见日本科学仪器展览团团长萩原定司和日本工会活动家高野实，说：诸位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会不会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带有人民性的文化都一律打倒呢？不会的。对历史上许多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和有人民性的东西，我们要批判地继承。
6月28日 同陈毅及外交部党组成员和外交部各司业务监督小组组长、“造反联络总站”核心组成员、各群众组织负责人谈外交部运动和业务问题。谈到造反派要批判陈毅的问题时，说：最好的办法还是我提议的，范围小一点。对陈老总，我早就说过，你们可以提你们的意见，但中央没有作结论，你们不能强加于我。
△得知四○四厂两派武斗，造成该厂百分之八十的车间停产后，指示聂荣臻召集会议，并要求四○四厂各有关方面派代表来京商决。
6月29日 就北京建工学院学生轮班等在中南海西门要求揪斗刘少奇事，批示：由汪东兴劝学生们回去，我们保证要他交出书面检讨。如劝后仍不走，请戚本禹出面处理。
△得知成都一万多学生和工人离开成都来京请愿的情况后，致电绵阳县委转“红卫兵成都部队赴京请愿”全体人员，并告四川省革委会筹备小组、成都军区：群众组织应严格遵守毛主席批准的中共中央四月二十日通知〔注〕，“你们这么多人来京，不仅阻碍交通，影响生产，而且极其不利于成都地区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希望同志们接电后立即停在绵阳，推出十名代表乘车来京商谈，其它人员返回成都”。七月一日，再次致电在绵阳的张国华转赴京请愿全体人员，对他们要动员五万余人来京告状进行劝阻，说“这对抓革命、促生产，支持三线建设，交通运输，节约闹革命，影响各地各派，都会引起不良后果”。“希望同志们仍以大局为重”，“与张国华同志切实商定代表人数，以便通知铁路局接待你们早日来京”。八日，“红成总部”复电周恩来表示同意推六十名代表赴京，并尽力说服其它人立即返回成都。十日，周恩来和陈伯达联名致电“红成总部”并告四川革委会筹备小组、中央派往西南代表团，希望他们“把在来京途中的八九千人迅速劝回成都”。
〔注〕该通知重申中央停止全国大串连的决定，要求在本地区，本部门解决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问题，以免影响本地区的运动和生产。
△分三次同江西省军区、江西赴京两派代表谈江西问题，接见两派代表时严厉批评所谓“摆在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面前最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解决枪杆子的问题，夺权、夺枪”等论调。责令两派立即打电话回去，告双方立即停止夺权、夺枪的错误，退出军事机关，将枪支弹药退还军区，听候中央派人去处理。同时要求两派达成一致协议：不上街游行，不互相打架、冲击，不抓人、扣人，不阻碍铁路、公路、轮船运输，不动员农民进城拦路拦车，不夺权，不开枪。强调，现在无论如何不能中断铁路、公路、轮船的正常运行，首先是煤的生产和运输无论如何要保证。那么多煤运不出来，生产要停了。
△第四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要求两派先“冷静”下来，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然后就保证执行中央六月二十四日通知〔注〕达成一致协议。七月四日，广西在京两派代表达成了十条协议。次日，周恩来批示：立即印发给广西来京全体代表，并请两派和军区以明电和电话打回去转告全省照办。
〔注〕指中共中央于六月二十四日发出的《通知》。《通知》要求来北京会谈的浙江、江西、广西、湖南、河南、鞍山市等代表团保证能在各地实现以下六条：不上街游行，互不打架、冲击，不抓人，不扣人，不阻碍铁路、公路、轮船运输，不动员农民进城拦路，拦车，不夺权，不开枪。
6月30日 参加叶季壮追悼会。
6月 就康生给外交路线扣上“三降一灭“的帽子〔注〕当面问康生：外交部总的政策不论是我兼外交部长的时候还是陈毅当外交部长，都经过我的手，我都送毛主席看。对外政策基本上是主席讲的，我们办具体事项。康生推说是指中联部的王稼祥。
〔注〕康生在一次接见外事口造反派时说：“最近，我看了一些文件，发现不是三和一少问题，是三降一灭。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投降，扑灭人民革命。”
上半年 在国务院一些部长遭揪斗时，为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周恩来、李富春、李先念轮流把他们接到中南海居住，少则几天，一般住二三个星期，还有的住一两年或更长时间，这些部长有的白天挨斗，晚上住进中南海。挨斗时，周恩来派秘书或联络员跟随。据不完全统计，到中南海“避过难”的有：余秋里、谷牧、王震、陈正人、廖承志、方毅、姚依林、康世恩、刘宁一、周荣鑫、段君毅、吕东、王诤、刘澜波、钱之光、邱创成、江一真、王磊、孙正、钱信忠、钱正英、周子健、萧望东、林乎加、萧鹏、刘建章、王子纲、徐今强、李人俊、张经武、江学斌、饶兴、刘秉彦等。
△在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遭冲击期间，周恩来不顾江青、康生查问这些人的下落。在傅崇碧等协助下，分别把处境十分困难的一些大区、省市委负责人接到北京安置在京西宾馆、中直招待所等地方加以保护，派专人负责他们的安全和生活。据不完全统计，受到这种保护的有：李井泉、宋任穷、张体学、张平化、叶飞、江华、谭启龙、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欧阳钦、黄火青、黄欧东、曾希圣、廖志高、霍士廉、朱德海、王鹤寿、杨超、高克林等。这一措施得到毛泽东的赞成。有的地方负责人被造反派裹胁到北京后，也受到周恩来、陈毅的关心和安排，如西北的刘澜涛。
7月2日 晚，就河南安阳铁路运输中断事接见河南“二七公社”、“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等群众组织代表，要求他们立即派人回去和中央代表一道查清事故原因。对因“七一”游行而停产提出批评，说；纪念党的生日应当抓革命、促生产，停产闹革命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提议三方面就保证执行中央六月二十四日通知达成协议，再增加不要停产停业、不要扒车一条。请河南军区立刻下令，责成军分区、人武部不许动员农民进城参加武斗，并封存枪支。在谈到“抓叛徒”问题时指出：你公布他，他公布你，捕风捉影。这是严肃的政治问题，不是儿戏，不能信口开河。随后，找铁道部军管、生产小组人员谈话，解决安阳铁路运输中断问题。
7月3日 致信毛泽东，林彪，汇报江西情况。提请批准调二十六军一个师进驻江西支左和加强军管会及未来的革命委员会或筹备小组。次日，毛泽东批：调一个师问题，待江西会议开得有眉目后再定为宜。
7月3日—8日 接待并同率罗马尼亚政府代表团来华访问的毛雷尔进行多次会谈。
7月4日 接见河南各派代表，说：在防汛问题上，不管哪派观点，防汛要共同防。不许抢劫任何防汛器材，以前抢的要追回来。今后对抢劫防汛器材、殴打防汛工作人员的首犯要抓起来处罚。这一点非严格不可，这是千万人的生命问题。又说，防汛最后归军管方面管。各派要马上打电话回去，联合公告。
7月6日、7日、9日 连续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到南方走一走，去武汉游泳横渡长江。十日，周恩来电话告武汉军区：武汉群众组织代表不要来北京了，就在武汉解决问题。
7月上、中旬 湖南长沙发生武斗，打死十几人。为解决湖南问题，周恩来连续找湖南省军区和省委负责人及各派群众组织谈话。
7月9日 要铁道部生产指挥小组了解京广、宝成两铁路干线堵塞情况。
7月10日 在听取黄永胜汇报广东问题时说：以左派为核心大联合，不是垄断，要向他们说清楚，不能独霸。搞大联合，一点“保守派”也没有，不可能，不能排斥“保守派”。否则，不批准他们开红代会。谈到香港问题时说：香港不同于澳门，在香港动武不符合我们现在的方针。我们之所以不拿澳门，是保持一个口子在那里，市场是我们的。香港斗争是长期的，我们不能急，搞急了，对我们不利。
△接见江西赴京两派代表，就双方尽快达成“贯彻执行中央‘六二四’通知及周恩来指示协议书”问题指出，革命群众里头可以有激进、有缓进，不能都是激进的，不能把保守和反动、反革命划到一块。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嘛！思想保守，看事情看得迟一点，一般的保守是这个意思。群众组织里有的造反精神旺，有的造反精神弱一点，偏于保守，这个允许存在。都是造反的，就走到极左、偏激方面去了。十一日，召集在京江西省军区干部会议，谈江西问题。十三日，接见江西赴京代表，宣读并解释《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交待说：回去后不要搞小动作，也不要开什么群众大会把某个同志揪去斗争，要按《十六条》办事。这一点必须说清楚。武斗、打人，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7月12日 在钓鱼台召集中央碰头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等文件。十三日，对上述两文件审定后送毛泽东批发。
△接见外事口群众组织代表，批评中国驻外使馆人员在对外宣传中强迫外国友人挂毛泽东像章等强加于人的极左做法。
7月13日 审核并签发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制止二二一厂武斗给该厂军管会并转“草原红色造反总部”等群众组织的电报。电报要求：立即停止武斗，迅速恢复生产和正常工作秩序。
7月14日 晨二时半，离开北京飞武汉。抵武汉后，先后同武汉军区和武汉空军负责人谈话。晚，到毛泽东处。
7月15日—18日 召集武汉军区、湖北省军区和武汉空军负责人会议，听取工作汇报。十八日下午，在会上作总结发言，肯定军区抓革命、促生产的成绩，建议陈再道、钟汉华〔注〕主动承认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说：军区支左有错误，责任由军区主要领导同志来承担。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因此犯了错误。错了就检查，就改正。改了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为了打倒你们。会前，还告钟汉华说：主席临动身时讲了，要到武汉保陈再道。
〔注〕陈再道，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钟汉华，时任武汉军区第二政委。
7月16日 找武昌东湖招待所两派谈话。
7月17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听谢富治、王力汇报云南、贵州，四川三省问题和武汉问题。与会者还有杨成武、征东兴、余立金，郑维山等。会上，毛泽东讲话，并要周恩来十八日回北京解决湖南问题。还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我同总理临时决定的〔注〕，发得那么快，引起了很多猜测，整到总理头上。
〔注〕指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六日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事。
△同陈再道、钟汉华谈话。
7月18日 江青、康生、陈伯达趁周恩来不在北京，策动造反派揪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及其夫人，并抄他们的家。
△晚，同陈再道、钟汉华等到毛泽东处后，于晚十一时半飞返北京。
7月19日 晚，同湖南省负责人谈话后，接见湖南两派代表，解决长沙铁路问题。
7月20日 中央代表团谢富治、王力到武汉处理问题，压制被武汉军区支持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并把它定为“保守组织”，招致该组织的不满。本日，“百万雄师”把王力从住所拉到武汉军区大院进行质问，被诬为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兵变”，是“反革命事件”。此事通称为“七二○事件”。
△到林彪处开会，下午飞赴武汉。吴法宪谎称陈再道派部队包围了王家墩机场要劫周恩来。把周恩来的飞机调至离武汉六十多公里的山坡机场。周恩来下飞机后把秘书和两个中队的警卫部队留在山坡机场，仅带两名卫士，乘汽车赶往市区，找武汉军区干部谈话，稳定局势。
7月21日 安排毛泽东凌晨离开武汉，到上海。
7月22日 在武汉王家墩机场召集叶明、孔庆德、李作鹏、刘丰〔注〕等开会，要孔庆德暂时主持武汉军区工作。指明武汉空军仍是双重领导，要听武汉军区指挥，不能随意表态。并请转告陈再道、钟汉华要迅速表态，争取主动。下午，飞回北京。
〔注〕叶明，时任武汉军区副政委；孔庆德，时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李作鹏，时任海军第一政委；刘丰，时任武汉空军副司令员。
△参加林彪主持的中央文革小组全体会议。会上，林彪把“七二○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
△为中央起草给武汉军区电报稿。电报说：中央考虑到“百万雄师”派代表来京事，一时不易谈成，而武汉局面又急需安定，拟先约陈再道、钟双华、傅传作、刘丰、牛怀龙〔注〕等十二位同志来京一商。
〔注〕傅传作，时任武汉空军司令员，牛怀龙，时任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师长。
△江青在接见河南群众组织代表时肯定了“文攻武卫”的口号，并煽动说：“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次日，“文攻武卫”的口号在上海《文汇报》公开发表。全国武斗急剧升级。
7月23日、24日 到林彪处开会。
7月24日 安排抵京的陈再道等十二人住京西宾馆，并嘱注意保密。得知中央文革小组怂恿的造反派包围、冲击京西宾馆，欲将陈再道等揪出批斗后，要傅崇碧等立即赶往现场，并交待说：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把人抢走，一定要保护好陈再道、钟汉华同志。之后，又责令戚本禹前去处理，说：“人要是被抓走了，你必须向主席作出交待。”戚本禹被迫到现场叫造反派退出。
△听取随毛泽东南巡回到北京的杨成武汇报。
7月25日 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百万人欢迎王力“胜利”归来大会。
△接见鞍钢两派代表，严厉批评两派为派别之争而影响生产，要求他们联合起来，立即回去恢复生产。说：我就不相信鞍钢问题解决不了。我实在分不开身，如果能抽出时间，我一定去看看〔注〕。生产几乎下降到一天一千多吨，许多炼焦炉都停了。我就不相信鞍钢的工人阶级看着鞍钢垮下来不痛心，我不相信老工人不关心生产，会破坏生产。
〔注〕鉴于鞍钢局势混乱，不能正常生产，周恩来曾建议派李富春去鞍钢解决生产问题。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先是反对，后又提出派关锋去。周恩来没有同意，表示“等几天再作决定”，为此，江青一伙围攻并指责周恩来“不支持中央文革的工作”，“只安生产，不要革命”。周恩来反驳说；不搞生产，不搞建设。人民吃什么？用什么？
7月26日 凌晨，同吴法宪、张秀川、郑维山、谭甫仁〔注〕、黄永胜、陈锡联等谈话。
△在京西宾馆主持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到会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各总部、备军兵种负责人和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在京负责人。会上，谢富治、吴法宪指责陈再道等是“七二○”“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并攻击徐向前。吴法宪还对陈再道等进行武斗，受到周恩来严肃批评。而江青却表扬吴“有造反派的精神。”
〔注〕张秀川，时任海军政治部主任；谭甫仁，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政委。
△晚，在林彪处开会。
7月27日 接见湖南省军医负责人和湖南两派代表，批评造反派抢劫军火库，要求双方把现有武器封存，在四十七军领导下，达成协议。谈到武汉“七二○事件”时说：他们有个好处就是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百万雄师”和独立师〔注〕都带有臂章。“百万雄师”犯了错误，它是一个群众组织，可以教育。戚本禹在一旁打断周恩来的话说：对“百万雄师”不能表扬。
〔注〕指湖北省军区独立师，该师部分官兵曾参与“七二○”事件。
7月28日 凌晨，接见江西两派代表。要求省“大联合筹委会”团结偏于保守的群众组织，说：要有高姿态，本来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过是认识上的问题。针对有人用“百匪”一词称武汉“百万雄师”，指出：骂，是国民党采取的方法，我们不要采取这个方法。
△到中央文革小组开会讨论制止夺枪的问题。
7月29日 嘱秘书告北京卫戍区：向韩爱晶〔注〕要回北航“红旗”揪走的张体学、叶飞、张平化。
〔注〕韩爱晶，北京航空学院学生造反派头头。
△清华大学造反派抄徐向前的家，抢走大批机密文件。周恩来得知后指示：（一）所有进到徐向前同志家的人员全部撤走。（二）保证徐向前同志及其家属子女和工作人员的安全。（三）徐向前同志家的东西一律不准拿走，已抢走的文件柜和材料责成北京卫戍区到清华大学全部追回。
7月29日、30日 三次同谢富治、杨成武、王力、刘丰等开会，讨论武汉问题。
7月30日 和康生接见河南省军区负责人和河南两派代表。康生当众斥骂武汉“百万雄师”，并称陈再道是“反革命分子”。周恩来说：不要说“百万雄师”是“百匪”，中央没有这样说，只是说“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头头，因它还是群众组织。对犯过错误的“百万雄师”群众，要允许和欢迎他们回到生产岗位，用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的具体行动来改正错误。又说：对军区、军分区、野战部队有意见，可以给他们送大字报，不要贴到外面。
7月30日、8月1日 两次接见湖南省军区负责人和湖南两派代表。指出：湖南的形势如果不控制很危险，军区、军分区的同志要负起责任，立即制止乱发枪，乱抢枪的局面。发出的枪要收回来。
7月31日 就林彪、江青等反对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出席纪念“八一”建军节招待会事请示在外地的毛泽东。毛泽东表示：朱德、徐向前及其它受冲击的老帅都要出席。下午，周恩来与刘宁一、杨成武、王新亭〔注〕等商谈出席招待会名单，并亲自通知徐向前，布置有关部门选定从徐向前住处到人民大会堂的行车路线，以防意外。晚，出席纪念“八一”建军节招待会。
〔注〕王新亭，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8月1日 得知广西“联指”赴京代表团把被康生宣布为“历史反革命”和“叛徒”的贺希明、霍泛〔注〕押回南宁批斗的消息，即电告限期将贺、霍安全进京。十一月，“联指”将贺、霍二人送回北京。
〔注〕贺希明、霍泛，均为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书记。
△《红旗》杂志发表关锋主持起草、陈伯达签发的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提出：“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并说，“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8月2日 同杨得志、程世清〔注〕、刘培善等谈江西问题。三日、五日，接见江西来京全体代表，重申：军分区、人武部不能再随便乱发枪，发了的应该收回。群众组织要停止武斗，停止夺枪，停止号召农民进城参加武斗，要信任解放军。
〔注〕杨得志，时任济南军医司令员；程世清，时任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委。
8月3日 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起草复广州军区电稿。电稿指出：同意摘掉“八一战斗兵团”的反革命组织帽子，但原“八一战斗兵团”的跨行业组织形式是不恰当的，在摘帽后不再恢复。毛泽东审阅此电稿后加写：“但如广州其它群众组织尚有跨行业的，则应允许这个组织暂时跨行业，将来再归口。”
8月5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配发社论《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号召进一步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到天安门参加纪念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大会。会上，针对蒯大富等说的“现在是第三次大串连的阶段，北京的学生要到全国去串连”，指出，这种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中央没有这样的估计。现在是大批判、大联合的形势。
△自七月中旬以来，在康生、谢富治、戚本禹等的煽动下，北京上百个群众组织在中南海西门外成立“揪刘火线”〔注〕，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周恩来多次批评造反派，并坚持不搬出中南海，使造反派终不敢进入，从而保护了在中南海中的许多领导人。在毛泽东干预下，“揪刘火线”本日被迫撤除。
〔注〕指揪斗刘少奇。
8月6日 接见外交部联络站和北京外国语学院代表，就外事口召开批判陈毅会议问题同造反派“约法三章”：批判会要以小会为主；会上不许喊“打倒”口号，挂“打倒”标语，不许有任何侮辱人格的举动，如搞变相武斗、揪人等。
△晚，接见湖南赴京群众组织代表，强调：乱抢枪、乱夺枪是非法的。解放军支左犯了错误，不等于是黑司令部。对野战部队这样不尊重，等于不要领导了。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倾向。谈到交通运输问题时说；任何组织都要在抓革命、促生产这个问题上一致起来，联合行动。运输停顿了，整个交通命脉割断，国计民生就要受影响。
8月7日 到外交部小礼堂参加外事口批判陈毅的会议。当得知会场内挂有“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后，坚持要造反派取下标语后才入会场，并质问；昨天说好了，已达成协议了，你们还这样干！此后几天里，为保护陈毅，连续出席外事日“批陈”会议。如遇事不能参加，就派秘书前去掌握情况。一次，造反派闻知周恩来不能出席会议，便纠集几百人冲入会场，要揪走陈毅。周恩来接秘书报告后，当即令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前往保护陈毅，将陈接回中南海。
△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人员大会上讲话，号召砸烂公、幢、法，“把原来那一套政治、理论、组织方面的坏东西彻底砸烂”，“把旧机器彻底打碎”。此后，全国各地冲击公、检、法机关，残害公、检、法人员之风日盛。八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在接见广西两派时指出：对公、检、法要一分为二，不能说没有好的。
△王力接见外交部造反派，煽动夺外交部大权。次日。王力将讲话内容分别向江青、陈伯达作了汇报，江、陈均表示支持。中旬，外交部造反派冲砸外交部政治部，宣布夺取外交部党委大权，并强行封闭所有副部长办公室。
8月8日 看到王力“八七”讲话〔注〕的传单后，批给康生、王力，提议三人一谈。但康、王未到。
〔注〕指王力八月七日煽动夺外交部权的讲话。
△要全军文革小组支左办公室将南京、广州、沈阳三个军区受冲击的详细情况立即报来。同日，约广州、沈阳军区和驻京三军负责人谈话。
△批准浙江省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机关关门开展“四大”。十六日，亲自打电话告陈励耘、南萍，强调：“省军区所属部队不能乱”，要和造反派讲清楚，不要到军区来住，军民不准串连，有意见可以写大字报。浙江是前线，敌情第一。部队是一个战斗组织，不能成立战斗小组。
8月9日 到林彪处参加会议。林彪在会上称：这次文化大革命“真是代价最小最小，胜利最大最大”。“现在不少地区党、政机关都瘫痪了，表面上看起来很乱。这个乱是必要的，正常的”，“垮就让它垮”。
8月10日 嘱秘书电告黄永胜和驻湖南的四十七军军长黎原：湖南的二七二厂，一定要派军队保护，已被抢去的武器要交还军队。要下死命令，不准抢夺国防工厂的武器。如再说服不了，可让他们派少数代表来京解决，由国防口军管小组粟裕处理。二十一日，就二八二兵工厂被造反派“接管”事电告黎原：务必要求该组织撤出。国防仓库的武器绝对不准动。同日，还嘱找军队有关负责人谈如何制止抢夺国防仓库武器问题。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注〕。
〔注〕此件由周恩来拟定，经毛泽东批准。
8月12日 凌晨，接见江西两派代表和江西省军区负责人，说：不能把拥军联络站设到军区里去，要马上撤出。中央设有号召第三次大串连，“第三次大串连”的说法不对。同日，江西两派赴京代表团就贯彻执行“六二四”通知及周恩来对江西问题的一系列指示达成八条协议。
△就中国援助马里共和国贷款事致信林彪、陈伯迭、康生、李富春、江青，提出：“决不能以我方援助，填补马（里）法（国）贸易差额，把马里重新推入殖民地经济而不能自拔。”十四日，在同马里共和国部长级代表库亚特谈话时说：如果拿我们的援助来满足法国的欲望，弥补了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等于我们帮助你们重新回到殖民地。我们不能做这种事。
8月12日—16日 连续同湖南“工联”、“湘江风雷”等各派代表和湖南党、政、军负责人谈话，解决湖南问题。在十五日谈话中说：“一定要号召工人回厂、回矿搞斗、批、改，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促工作。保证完成今年的生产任务。”要做实干的革命家，而不是口头的革命家。
8月14日 凌晨，就广州治安混乱问题接见广州来京上访的各群众组织代表，批评“广铁总司”八月十二日冲击机场、强占超远导航台、抢夺民兵枪支的行为，说，哪一派都不能动武器，都不应该去抢枪。要有敌情观念。现在公安部门瘫痪了，香港特务进来怎么办？外流逃窜犯交给谁？抢光公安局的枪，我不能原谅。十六日凌晨，再次接见广州来京各派代表，听取他们解决问题的意见。
△就国防科研系统千余批斗可以，批斗后还让他回去，不能揪走。
△召集小范围碰头会。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信。周恩来在修改此信时加写：“凡是坚持下井、坚持生产、做出成绩的职工，不论属于哪个群众组织，或者未参加群众组织，都应当给予表扬和适当奖励。”该信送毛泽东批准后于十六日发出。
8月15日 接见财贸口代表。十七日，参加李先念检讨大会。
8月17日、18日 接见农口代表。十九日，参加批谭震林大会。
8月17日、19日 两次接见柬埔寨外交大臣普里萨拉。
8月18日 接见安徽赴京代表团负责人。批评不听劝告，印制、张贴有关打、砸、抢的材料和图片的行为，说：把这种东西在北京贴出来，对外国记者是最好的材料。文化大革命搞得这个样子，这对我们国家没什么好处。
8月19日 就西安“工矿企业联合会”等六个造反派组织要求揪彭德怀到西安批斗事批示：“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过，现在暂不让彭德怀到外地去斗。”
8月21日 接见工交、财贸、农林口各部群众组织代表和驻各部军代表、抓业务的负责人及有关院校学生代表，说：冲击军管会是不许可的，是把群众引导到错误的方向上去。应该支持军管会，它的历史使命还没有完成。因为全线铁路都靠野战军一段一段地护路，保证全线畅通。本来铁路军管以后好些，但现在又受冲击。针对交通中断、煤炭生产急剧下降的态势，指出：铁路交通与煤炭是摆在我们面前最急迫的问题。现在很多地方煤送不到，工业用煤、工业用电，甚至连生活用电都要停止了。首先解决铁路交通，同时要解决煤炭问题，这二者是相互影响的。现在生产显然是在下降。又说，铁道部、交通部要照煤炭部的方式，派人下到各线路上去疏通，劝铁路系统两派不要武斗，不要停车、破路、误点、夺枪等。其它各部都要组织人下去，帮助搞好生产。北京的大专院校不要再像去年那样搞大串连了。红代会在各地的联络站要统统收回。
△得悉厦门群众组织要抢夺驻军某部炮舰武器，致使炮舰不敢靠岸，立即告中央文革办事组：“请伯达同志以中央文革或周恩来、陈伯达等人的名义宣布，不准夺炮舰的武器，在敌人面前夺野战军的武器是错误的。如劝告不听，继续再夺，即宣布为反革命。”
8月22日 凌晨，接见广州两派赴京代表，批评造反派抢夺解放军武器装备和援越军用物资。说：简直没有敌情观念，是无知。不要搞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又说，“不要再提‘军内一小撮’，军内一小撮，是在七月二十日事件〔注〕后宣传机关提错了的”。毛主席批评了这个事。提出夺军权，这是错误的。当场责令双方就各群众组织停止抢夺并归还解放军武器装备，停止一切武斗，禁止打、砸、抢、抄、抓等达成协议。
〔注〕指武汉“七二○事件”。
△审改中共中央就制止群众组织抢夺援越军用物资给广州军区并各群众组织电报稿。
△审阅为制止重庆武斗给重庆警备司令部并各群众组织的电报稿，批：请以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名义发出。
8月23日 凌晨，得悉二十二日晚北京红卫兵和造反派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后，接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代表，对此事及夺外交部大权提出严厉批评。说：你们目无中央，是无政府主义。我们没有料到你们会来这一手（指夺外交部权），事前不打招呼，事后也不报告。你们现在拿监督小组的名义发电报给国外，完全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外交大权是毛主席、党中央授权国务院来管，如果你们说国务院没有这个权力，你们要直接行使这个权力，我今天就去报告毛主席。我在你们心里没有威信。中央文革与我之间，你们没有任何空子可钻。又说：“七二○事件”以后这个浪潮不正常，对形势的根本估计都不对。什么“全国处在反革命复辟的前夕”、“武装夺取政权”，完全不对。本日，还连续同外交部“联络站”、北京外语学院代表和外办、外交部负责人谈话。
8月24日 凌晨，接见广西赴京两派代表，严厉批评抢夺援越军用物资和派性武斗。呼吁各派立即停止“内战”，封存并上交武器，保证铁路畅通。说：你们看一看，内战打成什么样子？一段一段的铁路比过去军阀内战还搞得凶。这种现象再也不能容忍了。攻铁路、夺野战军的枪，完全不是搞文化大革命嘛！军队不能用“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这个口号把矛头引偏了。
8月25日 晨一时，找刚由上海回京的杨成武谈话，讲了各省情况、王力八月七日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火烧英国代办处、围困中南海揪刘少奇等事，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要杨成武即去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并将王力的八七讲话交给杨转送毛泽东。本日，杨成武飞上海见毛泽东。
△江青反对周恩来要宋任穷回辽宁工作，指使造反派夜间闯入京西宾馆揪宋任穷、陈锡联等，并扬言“往死里打”。周恩来得知后，命傅崇碧带人将宋、陈从造反派手中救出。并指示将宋、陈等转移。次日凌晨，在接见辽宁赴京代表时，对此提出严肃批评，说：这种办法完全不是无产阶级政治，说坏一点，是国民党特务作风。还要求各派做到：停止武斗；支持解放军，不干扰他们执行任务，封存各种枪支和弹药；保证铁路交通畅通。强调：东北是工业区，铁路运输进出量也多，关内外变通不能停。
8月26日 毛泽东二十五日听取杨成武汇报后，今日对杨说：王、关、戚〔注〕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并对王力八月七日讲话批：“大、大，大毒草。”稍后又对杨说，将戚的问题稍缓一下处理。中午，杨成武回到北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之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会上，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翌年一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
〔注〕王、关、戚，指王力、关锋、戚本禹。
8月27日 晨，接见外事口造反派。就一些造反派在“批判”陈毅问题上继续无理纠缠怒斥说：你们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了！从昨天中午到现在，整整十八个钟头，我没有休息一分钟。我的身体不能再忍受了。造反派置之不理，致使周恩来心脏病发作，在场的保健医生搀扶他离开会场。造反派仍不罢休，称：“我们就是要拦陈毅的汽车”，“还要再冲会场。”走到门口的周恩来转身怒斥：“你们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从此因病一天半无法工作。
8月29日 就造反派抢夺云南某兵工厂武器事批复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中央和中央文革同意昆明军区派部队保护和进行劝说。如劝说无效，即抓其头头。
8月30日 就七机部两派武斗事告北京卫戍区：用中央文革名义喊话，如不听，立即增派部队隔离，要求双方派出代表。
8月31日 同陈毅谈话后，接见外交部造反派代表和部党组成员，重申外交大权属中央，并严厉批评那个在外交部“夺权”后代理“外交部长”一职的“革命领导干部”，说：你最近到处讲话、作报告，散布“打倒刘、邓、陈”的口号，你这样做等于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现在，国内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工作，损害了我们的国际信誉。
8月 在一次讲话中说：武汉出了陈再道，就到处抓“陈再道”，这个不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军队犯了这个错误与党内、政府内犯了这个错误还要有所区别。对解放军首先应该有个基本的认识，就是要信任解放军。夺解放军的枪，夺军衣，夺物资，甚至把司令员、政委、参谋长抓起来，是错误的。我想应该把这个问题提得严重些，不能用去年初期到处抓一小撮走资派的方式，用那个方式我们要犯大错误。
△得知住中直招待所的李井泉等几位大区和省、市负责人被造反派抓走游斗后，指示傅崇碧等派部队保护他们的安全；还指示把王任重、江渭清等二十多位大区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送到卫戍区部队一安全住所，并嘱要严格保密。江青等连续两天在会上当着周恩来面向傅崇碧逼问这些人的下落。后来毛泽东表示赞同周恩来的保护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