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安徽白湖农场指示：（一）劳改农场的工作人员（包括干部）不进行“四大”。（二）不能让犯人利用文化大革命进行暴乱。（三）警告犯人不要进行暴乱，如进行暴乱，就要镇压。
△本月，除参加各种会议外，据台历统计。同中央、地方、军队负责人谈话四十五次，接见全国各地群众组织代表五十余次。
9月1日 凌晨，接见广州赴京代表，说：我看派性现在已经登峰造极了，不能再往下发展了，再不回头，不管哪一方面，就要犯罪了。现在黄埔港无法卸货，每条船每天赔五百英镑。这不是抓革命，促生产，这是严重浪费。你们再这样搞，黄埔港就要实行军管。军管是可以武装保卫，可以抓人的。同日下午，双方代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达成了停止武斗、封存上交武器，支持解放军等协议。下午三时，周恩来接见中央赴广州调查组成员，要他们监督双方切实执行协议，不要介入两派斗争。
△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说：制止武斗是当前的一个主要任务，包括不准夺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派性斗争和武斗一直影响生产。现在生产情况很不好，特别是运输量降到最低水平。外国船在港口卸不了货，每天罚款，国家财产损失相当大。要使生产恢复起来。检验我们革命的最好成绩是搞好生产。还说：我知道有些人专门对我进行研究，把我多少年前的东西找出来。现在我说明，对你们的帮助我是欢迎的，只要是善意的。但是，拿这个要挟，煽阴风，点阴火来搞阴谋。那我是反对的。
△由于中国驻外人员受极左思潮影响干涉柬埔寨内政，西哈努克宣布解散柬中友协。事后，周恩来对中国驻柬人员提出批评。十一日，西哈努克又宣布封闭五家华侨报纸。十三日，西哈努克宣布撤回驻华使馆人员，但不断交。为此，十四日周恩来接见柬驻华大使张岗，表示遗憾，同时进行劝说和挽留。十八日，西哈努克撤消其撤回使馆人员的决定。
9月2日 凌晨，接见财贸口造反派代表，批评造反派要打倒事先念，呼吁财贸口各派停止武斗，联合起来。针对外贸部造反派有效仿外交部“夺权”的苗头，指出：外交部那个“夺权”是错误的，已经受批判了，我希望你们就此打住，不要学外交部。夺解放军的枪。是非法的，当场就要逮捕，这是中央的决定，如果夺金库，解放军有权开枪，不能永远被“四不”〔注〕捆住。现在就欺侮人民解放军的“四不”。“四不”是对待人民群众的。夺金库，就是强盗。
〔注〕“四不”，指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动手，不开枪。
△就穆欣〔注〕被中央戏剧学院造反派秘密抓走事批告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等，要谢富治查究。提出：在查明此事经过后，也须申明在“六六”通令后仍然发生这类绑架事件，绝不容许。应写出公开认错书。如拒不认错。将通报全国。
〔注〕穆欣，“文化大革命”前是光明日报杜党组书记兼总编辑，“文化大革命”初期曾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接见在广西上空击落美国来犯飞机的空军有功人员。
9月3日 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通过《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会后，又连夜召集在京大军区、省军区和三军两总部负责人会议，对命令作了增改。次日，将命令进毛泽东批发。五日，命令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
△审核并签发国务院、中央军委就二机部一○三公司大批绝密技术资料在武斗中被抢事给兰州军区并当地驻军、中央调查组的电报。电报指出：这个行动是极端错误的。兰州军区、中央调查组要严肃处理此事。应将抢走的所有档案资料、材料，立即如数交出。如有人拒绝交出，应以违犯国法论罪。
9月5日 接见坦桑尼亚财政部长贾马勒、赞比亚国务部长索科及由他们率领的坦赞联合经济代表团，并出席中国、坦桑尼亚、赞比亚三国政府关于修建坦赞铁路协定的签字仪式。
9月6日 接见黑龙江群众组织代表，要求双方立即执行已达成的停止武斗的协议。随后，接见中央赴黑龙江调查组成员。
△鉴于公安部预审局两派斗争激烈，机构瘫痪，同意公安部党组提出的由北京卫戍区接管公安部预审局的请示。
△接见联络员、中央文革驻各地记者站记者，针对有的地方提出现在正是“反动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在全国反扑的前夕”，要“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指出：这种对形势的估计完全是错误的，是极左倾向。“揪军内一小撮”是极左倾向，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当前任何一个省都首先要停止武斗和夺枪，建立革命秩序。强调：现在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大批判，大联合，三结合。要抓革命、促生产，特别是交通运输，然后是煤矿、钢铁、石油等几个工业生产最主要的部门，要先搞好。
9月7日 就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等八个院校的造反派组织要求《光明日报》停刊事批告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光明日报》究竟应如何处理，我不甚了了。但由各院校造反派去实行停刊，不妥。
9月8日 接见国防科研会议代表时批评两派斗争搞乱了生产。说，生产模范想维护原来的生产秩序，这种愿望是好的。造反派要打破旧秩序，不能打乱生产秩序，两派打架，不知影响了多少生产，特别是损害国家资财，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派性。
△晚，接见福建赴京代表，要求各派立即回福建，达成协议，执行中央九月五日命令〔注〕。指出：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有矛盾时，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要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把矛头指向军区，特别是“揪军内一小撮”，完全不对。
〔注〕指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的《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
9月9日 凌晨，接见辽宁赴京代表，要求各派去掉派性，联合起来，达成停止武斗、封存武器、恢复生产、保证铁路变通畅通的协议。并保证坚决执行。下午，接见中央赴辽宁调查组。
9月10日 凌晨，接见国防工业各部军管代表和群众组织代表，对各部在中央九月五日命令颁发之后仍继续武斗提出批评，要求各部军管会召集各派代表就停止武斗和串连，抓革命、促生产等达成协议。说：国防工业部门面临的新任务就是如何通过大批判实现大联合、三结合，要把这个问题看作一个中心问题。像现在这种派别斗争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南京军区及南京三派群众组织的电报，同意和支持三派达成的“坚决制止武斗协议书”，要他们把协议书和中央复电印发全省，号召全省各群众组织贯彻执行，在大批判中联合起来。
9月11日 就印度军队向中国边防武装挑衅事提出部署方案：这次冲突，如敌不再射击，我可不再还击。
9月12日 得知张经武家被抄、民族学院造反派到处抓张后，批准将张接进国务院住下。并告联络员对造反派的这种行为提出批评。
△接见中央文革驻各地记者和信访工作人员，要求总结经验，进一步向中央提供一些既客观、又要解决问题的报道，使中央能够看到一些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9月13日 就广州农民进入军区大院进行武斗，并要召开大会事，找广州郊区“贫联”赴京代表谈话，责令他们立即打电话回广州，劝说冲占军区大院的人员撤出，停止召开大会，以免引起更大规模的武斗。十五日，接见广州地区赴京代表，批评“地总”不听劝阻，执意召开大会，到军区静坐；限他们在本日十二时以前退出军区大院。指出：要增强党性，不要搞派性，这是目前的大方向。广州的秩序必须尽快恢复，以便抓革命、促生产。广州的交易会不能停开。
△打电话给杨成武转报在外地的毛泽东，天津塘沽港因两派武斗完全陷于停顿，现有四十多艘外国轮船停在该港。为解决该港问题，找了两派代表到北京谈判，已达成停止武斗、保证八小时工作的协议。由此，准备对塘沽港实行军管，协助该港的装卸工作。毛泽东表示同意。
△第六次接见广西两派赴京代表，要求铁路由解放军全线接管，桂林“老多”参加护路，“四二二”〔注〕要拆除工事，两派封存武器。十六日，广西两派在北京达成《关于全面上交枪支弹药的七点协议》。
〔注〕“老多”、“四二二”，均系群众组织。
9月16日、17日 和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江青等分别接见北京市大专院校红代会“天派”、“地派”代表，警告蒯大富等继续宣传“揪军内一小撮”、“跟解放军对立”的做法是错误的，是一种极左思潮。同时指出：对干部搞体罚或变相体罚，爬墙抓人，偷听电话，偷会议记录，抓住一句话来曲解攻击等行为是法西斯行为。批评北京市大专院校各派还在“包打天下”，四处串连。把自己的派性观点带下去影响各地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说；不要唯我独尊、唯我独左，要联合。北京两派的派性观点应该批判。对还在外面串连的学生，给一个月的限期，不回来就开除校籍。哪有这样闹革命的。不管大学、中学，要军训。只有通过军训才能使散乱的组织、无组织的现象得到统一。谈到批“五一六”兵团〔注〕问题时指出：这仅仅是一小撮坏头头，蒙蔽了一些群众，把他们揭发出来就行了，“不要扩大化”，“不要在群众中抓一批、打一批”。
〔注〕一九六七年七、八月间。北京街头散发和贴出了一批传单，内容都是攻击、诬蔑周恩来的，传单的署名是“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
9月17日 外交部未经中央批准。就同意中国驻巴基斯坦使馆对巴基斯坦非官方报纸刊登台湾反共消息和勃列日涅夫反华言论事向巴政府提出抗议。本日，周恩来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后，就此事严肃批评外交部有关负责人。说：你们又给我捅了个乱子。给使馆的复电〔注〕经我批了没有？为什么不送我看？这样的事经过谈话就可以解决，值得抗议吗？你们把所有的关系都给破坏了。这是极左行径。次日，同外交部党委成员和业务监督小组成员谈话。
〔注〕指外交部同意向巴政府提出紧急交涉复中国驻巴大使馆的电报。
9月19日 与陈锡联等谈话后，接见辽宁赴京代表，责令旅大、抚顺、丹东、阜新、锦州、本溪等地的各群众组织一律在本月二十五日前达成协议，上交封存全部武器，停止武斗，联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迎接国庆。
9月20日 在国庆节筹备工作动员大会上讲话，要求在外地串连的北京学生尽快返回北京，改正“武装夺取政权”、“第三次大串连”等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去掉打人、绑架、抄家、抓人、私设公堂、抢档案、窃听电话、私设电台等坏作风，搞好大联合，迎接国庆。谈到解放军在支左中犯错误的原因时说：由于军队很久没有做群众工作，没有经验，认识不够，因而不得力、不认真，犯了一些错误。这是认识问题。
9月22日 接见广西群众组织代表，要求各派联合起来，恢复铁路畅通。说，哪一派的头头站起来把铁路运输搞好，就是好的，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谁反对，谁就是搞派性，就不是无产阶级。要把这套道理讲清楚。
△审阅《关于在外地串连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的紧急通知》稿。送毛泽东批准后，二十三日批示：此件请以中央文件发中央各有关同志和各机关，并以大字印发各单位张贴，以明码发各地。
9月24日 近来健康状况日差，仍通宵工作。今日对邓颖超说：我一到早晨八时左右，精神就不行了，手发抖。二十七日，应要求为国庆节两次试写“热烈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八周年”，因手发抖均未成功。嘱秘书告有关负责人准备用仿宋体。
△到毛泽东处〔注〕开会。谈到召开九大问题时，毛泽东说：接班人当然是林彪。还说：刘少奇、邓小平要有区别。
〔注〕毛泽东于九月下旬回到北京。
9月25日 《人民日报》报道：毛泽东七、八、九三个月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并已回到北京。十月七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在视察期间的讲话转发全国。
9月26日 出席财贸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庆祝大会。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文化大革命”情况回到北京后所作的指示。要求各群众组织根据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多作自我批评，去掉“私”字，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进一步联合起来。
△接见在北京集训的湖北、河南等省的军队负责人时说，当前风起云涌的大联合是一件好事，要善于推动，善于领导，善于促进。又说，不能无原则地联合，不要急躁，不要草率，不要掩盖一些应该指出的矛盾。
9月26日—10月14日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谢胡率党政代表团到中国访问并参加国庆。代表团访华期间，周恩来与谢胡等举行三次会谈。
9月27日 凌晨，第四次接见广州地区赴京各群众组织代表，呼吁两派去掉“私”字，建立“公”字；不要派性，要党性；通过批评自我批评，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联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强调：不能把矛头指向军区。犯了执行反动路线的错误是内部矛盾，不能搞成敌我矛盾。犯错误的责任，主要在领导，不能层层负责。广州既要防止极左情绪，又要防止右的情绪。我们批评极左。不能让右的思想复活起来；批评右的思想，不能让极左思想复活起来。又说：公安部门在业务上不能分派别。现在公安机关瘫痪，派别很多，我们必须实行军管。机场、铁路、仓库、码头，港口等都要实行军管，不容许侵犯。二十五日，二十六日，曾分别同广州军区党委常委及黄永胜谈广东问题。
9月28日 接见东北三省群众组织代表，责问：你们现在为什么还提“揪军内一小撮”？这是错误的。工人阶级为什么要势不两立？工厂停产你们心瑞安不安？文化大革命已经进行了十五个月，再搞十五个月行吗？还要“放假闹革命”，“第三次大串连”，大错特错嘛！指出：军管会要维护交通，这是死命令，哪一派阻碍铁路运输都不行，要抓头头。封存、上交枪支，通过大批判，斗私批修，实现大联合，这是重要任务。
9月29日 同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第一次会谈时介绍说：“我们要推动卫生人员下乡为农民服务。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而医生大部分集中在城市。”“农业是基础，如果粮食要进口。就很不利。”十月五日第二次会谈时又说，集体经济主要靠自力更生，要使他们自己感到需要。如果完全依靠国家供给农具、牲畜、资金，只要情况一变化，政府力量不够，就垮了。
△到毛泽东处开会，谈召开九大问题。
9月30日 陪毛泽东接见以谢胡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
△同陈毅和外交部党组成员谈话后，研究十月一日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的人员名单。
△起草各省、市、自治区报道国庆大会的几项决定。其中要求各地除将参加庆祝大会的革委会、军管会，或革委会筹备小组的负责人名单报道外，也应报道当地未参加军管会的大军区、省军区主要负责人名单。〔注〕
〔注〕这一举措包含了周恩来保护干部、尽快地解放一批干部的良苦用心。在当时，一个干部的名字如果出现在出席国庆大会的报道中，就意味着这个干部在政治上没有什么问题，群众也往往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推测一个干部。
9月 根据周恩来的提议，中央决定，由杨成武任军委办事组〔注〕组长。
〔注〕军委办事组成立于一九六七年八月，负责军委日常工作，最初的成员为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
10月2日 凌晨，得悉福建厦门海关和港务局因均分两派。工作无人管，致使英国商船无法靠岸等情况后，亲拟给厦门军管会并转两派群众组织的电话稿，指出：“这种违犯国法、影响祖国信誉的行动，是极端错误的，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望厦门军管会、调查组接此电话后立即向两派组织号召，对外、对业务必须采取联合行动。”并命令军管会“采取必要措施，保护海港检查、靠岸装卸。哪一派破坏这一行动，军管会应按‘六六’通令惩处该派的主使人和肇事头头。”本日，英商船靠岸，开始装卸。
10月3日 致信毛泽东，建议讨论，（一）文化大革命运动形势和有关学生、红卫兵的一些具体问题。（二）工农业生产和明年计划问题。（三）国际问题。提议，一次会讨论一个问题，范围限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军委常委、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和北京市委吴德、刘建勋等。
△陪同毛泽东先后接见由新闻和广播部长夏哈布丁率领的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率领的政府代表团。毛泽东接见努马扎莱时说：有些红卫兵乱打一气，他们要打倒外交部长陈毅，打倒周恩来，打倒李先念。这不对。
10月4日、6日 两次看望许世友〔注〕。
〔注〕当时许世友由毛泽东、周恩来接来在中南海住，住了约一个月。
10月5日 陪毛泽东接见越南副总理黎清毅，国会常务副主席黄文欢及由他们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
10月6日 在送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去机场的路上说；不能超越革命的阶段。应当把不断革命的思想同不能超越革命阶段的思想结合起来。
10月7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
10月8日 飞抵武汉，陪同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参加武汉“乱而后治”情况座谈会。在武汉，还分别同武汉军区负责人及各群众组织代表谈话。九日，在武汉市群众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大会上讲话，要求各群众组织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开门整风，多作自我批评，加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小资产阶级派性，促进革命大联合。十日下午，飞返北京。
10月11日 在解放军总政治部报送的关于部队干部职务任免报告上批告叶剑英、杨成武并报林彪：军委有关日常行政、部队调遣、干部任免、部队编组、武器装备等非属三支两军和国防外交范围的请示报告和批件，应由军委和总参直报林副主席请批，不需经我手转报。此事请军委常委一议，报林副主席转报主席批准。否则，压在我处文件太多，无时处理，而且超越权限。贻误大事。
10月12日 陪毛泽东接见谢胡及他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
△召集外事口负责人和造反派头头开会，说：“一月夺权以来已半年多了，总不能一切打倒嘛！要有分析。革命和业务不能分离，要从业务中得到证明。”
10月13日 因新疆喀什地区两派武斗，南疆公路中断五十余天。周恩来在西天前已派调查组前往解决。今晨又打电话给调查组及群众组织头头，限喀什两派在十三日拂晓前将双方在公路上设置的路障、卡子、沟渠、工事统统撤消平毁，双方武器自行封存。由空九军负责监督执行。十一月四日，嘱秘书告在喀什的中央调查组，不要急于返回乌鲁木齐市，留在喀什继续做好当地封存武器、两派联合的工作。
10月13日、14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谈九大政治报告，代表选举等问题。
10月17日 就溥仪逝世事指示：可根据家属意愿自由选择在革命公墓、万安公墓或人民公墓寄放溥仪的骨灰或土葬。并指示，人民日报，刊发溥仪逝世的消息。十二月十七日，又就溥仪后事问题作三点指示：（一）抚恤五百二十元，按规定办；（二）溥仪上交政协的稿费全部交其妻子；（三）根据家属意见，骨灰盒放人民公墓。还对溥杰说，是否可以考虑建一座漂亮的陵墓。
10月20日—22日 同前来中国访问的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达达赫举行会谈。阐述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和中国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解决国际问题的立场。二十三日，陪毛泽东接见达达赫。二十四日，在送前往朝鲜访问的达达赫去机场的路上，请达达赫给金日成首相及西哈努克亲王、纳赛尔总统捎转三点口信：我们一直是教育华侨要遵守所在国的法律，但对于他们的行动，我们并不能掌握。我们的使馆在工作中也有一些偏差，我们并不掩饰，随时可以改正。帝国主义污蔑我们，而实际上我们对朝鲜、柬埔寨的政策并没有变。我们一贯支持他们的反帝斗争。二十七日，在首都机场迎送由朝鲜赴柬埔寨途经北京的达达赫总统。达达赫向周恩来转达了金日成首相的四点口信〔注〕。
〔注〕这四点口信是：（一）朝鲜对中国的政策没有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二）我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有着深厚的友谊，并非常重视这种在共同的斗争中建立的友谊；（三）双方存在一些分歧，但不严重，可以通过见面讨论寻求解决办法；（四）我相信，如果朝鲜遭到进攻的话，中国会同过去多次所做的那样，来帮助朝鲜。
10月21日 得悉苏州财贸部门因两派斗争，致使出口物资和人民生活物资的调运受严重影响，市区近半数粮店已中断供应的情况后，要南京军区杜平和江苏省军管会在京人员约苏州两派代表和当地驻军负责人一谈，解决此事。
10月26日 接见柬埔寨驻华大使张岗。就柬方对中国一些政策和工作的误会进行解释。说：我们不做任何一点使敌人高兴的事。即使我们之间有一些误会和意想不到的批评。我们想到共同的敌人，是把误会放在次要的地位的。并请张岗转告西哈努克亲王，把意见保留起来，不作公开争论，不让敌人利用。
10月27日 就青海省革委会核心小组十九日关于已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组织生活的请示写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批：“各地都应当这样做。但党组织内不容许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改悔的那些人过组织生活。”
10月28日 接见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和铁路工作会议代表，逐一询问上海、山西、内蒙古、黑龙江等全国二十一个省、市、自治区的粮食生产和收购情况，并作三点指示；（一）立足国内，搞好生产，不吃进口粮。（二）逐步做到南粮不北调，（三）不要多征购，要藏粮于民，藏富于民。强调：对农民，只要路线、方针、政策搞对了，具体的由农民自己去搞，不需上面事事干涉，不要瞎指挥。谈到城市人口面向农村时指出：面向农村不是都搞农业，农村中也要发展加工工业、手工业。等电气化了，手工业就是工业。要在这方面发展，这样就把城乡结合起来了。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城乡结合是个长期方向，谈到棉花为什么转化不成布匹时说：铁路问题是关键。铁路上不去，煤、电上不去，棉花运不到，纱厂就不能增产。
10月29日 凌晨，再次接见全国铁路工作会议代表，说：如何把铁路运输搞上去，这个问题太重要了。粮食生产、工业生产，回过头来还是要归结到铁路运输问题。抓革命、促生产，铁路处于关键性的地位。铁路运输量现在还没有回到水平线上。今年运输指标如再上不去，对明年的发展会有影响，空喊革命，不抓业务，革命就是空的。革命要与业务联系起来，结合起来。不管你过去是不是保守派，在这个问题上做得好，就是革命派。动不动就把机务段冻结起来，这无论如何不是革命的，是破坏革命，无论如何都不能容许。要从大局着想。顾全大局。目前铁路运输应首先要抓货运。
△就陕西铜川煤矿因武斗已停产两月余批示：对铜川煤矿拟分两步走。拟先由国务院业务小组派人前往现场协助二十一军，劝告“二一九”派停止武斗，回矿生产。如再不可能，即调群众代表和一部分坏头头来京开会，军队亦派人来，当场指出坏头头站开，以教育和推动群众实行革命大联合，搞好生产。十一月二日，接见陕西来京军队负责人及部分群众组织代表，并指示有关负责人召集陕西省军区、驻陕西部队和煤炭部革筹小组负责人开会研究解决铜川问题。四日，批转铜川煤矿两派《关于停止武斗、恢复生产的协议书》。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解决铜川问题的指示。
△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学校开学和如何办大学等问题。
10月31日 接见广州群众组织代表说：学生不要介入工人运动，工人先把局面稳定下来，工人阶级要站出来做模范。
10月 国庆节后，得知贺龙高烧，呕吐，嘱送三○一医院。遭江青反对后，又嘱送二六七医院治疗，并派杨德中前去转达问候。
△在江青指使下，北京“天派”学生组织前往西山搜查老帅们的住所。周恩来指示傅崇碧派两个团去警卫、劝阻。此外，还在深夜亲自带领北京卫戍区负责人到老帅们的住处视察警卫工作，作具体指示。
11月2日—5日 连日约谈陕西、广东、广西、黑龙江等省的问题，计划在近日把七个省的事情处理完。八日，广西两派在京达成《关于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
11月5日 到毛泽东处参加中央文革小组小范围碰头会。毛泽东谈九大和整党问题。
11月6日 为纪念俄国十月革命五十周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首次把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论点概括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篇文章是陈伯达、姚文元主持起草，经毛泽东批准的。
11月7日 就祝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五十周年事致信毛泽东，建议以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名义致电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向苏联人民祝贺。毛泽东批准照办。
11月8日 将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农村基层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报送毛泽东审批后下发。
△晚，接见广州地区各派在京代表，批评有些群众组织到军管会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去抓干部，说：要马上打电话回击放人。凡是参加学习班的干部，由军管会派人保护。对待干部不要带派性，要讲党性。不要以为是造反派就什么事都可以胡来。在回答对民主人士搞不搞“四大”时指出：对民主人士不搞“四大”。
11月9日 就河南请示夺权和成立革委会事批复：必须首先搞好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而后才能谈到夺权和建立革委会，不能由一派夺权和建立革委会。
11月11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组会议，讨论对外贸易和对外援助问题。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聂荣臻、粟裕、余秋里等参加。
△主持中央文革扩大碰头会，讨论通过广东、广西两省问题的有关文件。
11月12日 分别接见各驻外大使和各驻外使馆造反派。
11月13日 晚，为保证开好广州秋季商品交易会找广州、湛江各群众组织代表谈话，要他们联合起来，写一封《告广州市人民书》，呼吁各群众组织、工农兵学商、党政机关、服务行业团结一致，全力以赴搞好这次交易会的工作，不应在这个时候打“内战”。强调：不许任何人破坏捣乱。有人出来闹事，军管会有权拘留。
11月14日 第六次接见广东各群众组织赴京代表，宣读并解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要求各群众组织回去学习、整风，打破地方主义，解放干部，实现大联合。指出：实现大联合，必须要解放一批干部。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由周恩来主持制定的《关于各级军区机关目前不搞“四大”和军以下部队坚持正面教育的通知》。
11月16日 接见以邓尘施为首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和以阮维桢为首的越南党政代表团部分成员。谈到越南把干部子女都选到中国桂林来上学时说，作为干部子弟学校不合适。工农子女在那里遭损失，单把干部子女送来，会造成干部子女特殊化。过去我们对干部子女特殊化，在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不少问题。
△要统战部“大联合总部”商议，如果他们能负责保护张经武，则可以由他们把张带回统战部；如保护不了，则可选卫戍区监护起来。
11月16日、17日 分别接见广西“联指”和“四二二”两派代表，重申在大联合中要正确对待干部，消除对干部的派性观点。说服双方要让韦国清、安平生、伍晋南〔注〕进自治区革龠委员会筹备小组。
〔注〕韦国清，时任广西军区第一政委，安平生、伍晋南，均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书记。
11月17日 审阅中共中央即将转发的北京针织总厂革委会向毛主席报喜的信和驻该厂解放军八三四一部队支工情况的报告，把报告中点刘少奇、彭真名的文字删去，只写“中国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11月18日 召集国务院业务组会议。
△接见江苏“老工总”、“新工总”等群众组织代表，劝说两派在京达成协议，联合起来，解决常州铁路问题。说：现在沪宁线上经常停车的就是常州站，河南的煤炭运不过去，影响整个生产。明年是第三十五年计划的第三年，关系很大。对来自军队的造反派说：军队不要干涉地方，你们对军区有意见，可以在军区会议上提，不要到地方上去串连。更不能参加或挑动地方武斗。
11月19日 第八次接见广西各派赴京代表，宣读并解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强调这次协议一定要执行实施。说：特别要求你们注意，要把铁路交通运输工作做好，保证它们不受影响、不中断。针对各派提出要把在北京学习的广西干部揪回击批判，批评说，我看这是唱对台戏。如果值得批判，都留在北京批判，先学习，后批判。
11月20日 得悉厦门市群众组织“促联”大量抢夺军分区和野战军武器弹药并打伤解放军战士多人的情况后，和陈伯达联名致电“促联”并告厦门市军管会，福州军区，指出：“这是违犯‘九五命令’的错误行为。厦门是国防最前线，夺取前线部队的武器，更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希望你们立即停止夺取部队武器，并将已夺走的武器全部送还原单位。”
△主持中央文革小组扩大碰头会，讨论和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意见的通报》。次日，将《通报》报送毛泽东。
11月23日 与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北京市工厂群众组织代表座谈，听取关于钢铁、煤炭生产情况的汇报。针对许多工人称病不下井生产的情况，强调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
11月24日、25日 分别接见黑龙江“炮轰派”和“山上派”代表，批评黑龙江几派群众组织至今达不成协议，联合不起来。警告造反派头头：不要把广大群众引到错误方向去，不要热衷于打内战，热衷于出风头。群众是不会跟你们走的。强调：东北三省是全国粮食、煤炭、石油的重要生产基地，对国民经济影响很大。现在煤炭生产下降，粮食、石油运不出来。要求两派在一十星期内达成联合协议，尽早回黑龙江去抓革命、促生产。
11月25日 得悉因派性武斗，郑州火车站交通中断，滞留车皮三千多节后，当即指示派飞机把郑州两派接到北京谈话，责令他们搞好大联合，保证铁路运输畅通。说，郑州停车三千多节，我心里非常难过。如果我有时间，我自己跑去。我的时间不够，抽不出身来，恨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时变成四十八小时。铁路有军管会，到现在生产指挥班子还没有搞起来。运输情况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全国铁路革命革了一年半，造成这个样子，在座的心里难道就舒服？针对有代表提出现在写大字报没有纸和笔，指出：现在不是要纸要笔的问题，是要火车通车的问题！参加这次接见的还有在京的全国各铁路局的代表。
△召集国务院业务组会议。
11月26日、27日 陪毛泽东分别接见缅甸外宾和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中央委员会主席希尔。接见坦桑尼亚卫生部部长。出席毛里塔尼亚国庆招待会。
11月28日—12月1日 每日约刘建勋、王新〔注〕等河南省军区负责人和郑州铁路局各派代表谈话，解决郑州铁路问题，说服铁路局两派达成《关于实现郑州铁路局河南境内革命大联合的协议》等七个协议。受此影响，西安铁路局也主动达成了大联合协议。为推动全国其它铁路局的大联合，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拟写批语，向全国转发郑州和西安两个铁路局实现大联合的协议。批语指出：郑州和西安铁路局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很好。铁路运输对于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进行和国家经济建设、人民生活，关系极大，中央希望郑州、西安两个铁路系统和各革命群众组织，坚决贯彻执行所达成的协议，保证铁路运输的畅通。全国其它地区铁路系统的各革命群众组织也应参照这些协议的精神，达成类似协议。十二月五日，周恩来将协议书和中央批语报送毛泽东批准，并旁注：鉴于铁路和煤炭工业两个系统在目前极关重要，铁道部已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两期，其成员多为各铁路局、分局的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军管会负责干部和业务干部，煤炭工业部则派人到各主要煤区协助各矿军管人员举行分批分期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其目的均为推动各派实现革命大联合，以利抓革命，促生产。
〔注〕刘建勋，时任河南省军区第一政委；王新，时任武汉军区副政委兼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
11月28日 接驻合肥市的十二军军长李德生报告：一群人大闹军管会半个多月，冲砸军部，打伤军首长，部队反复劝说无效。对此批示：“以电话告李军长，先进行政治工作；不听，宣布‘九五’命令，进行分化，要他们交出祸首凶手；再不听，待其直接行凶，当场将凶手逮捕。对胁从者晓以大义，宣布一律不究，但如再犯，仍将当场逮捕凶手祸首。”
11月29日 接见以空军司令努尔·汗为团长的巴基斯坦空军代表团，谈到“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时说：我们这样的大国，这么多人口，领导机关和群众隔了许多层，很容易脱离群众。如果不搞思想革命化，很容易养成官僚主义，修正主义。但是我们不向别国介绍我们这个经验，也不能叫别的国家都这样做。
11月30日 致电南也门人民共和国总统卡坦·沙比。祝贺南也门人民共和国宣布独立。
12月1日 主持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会议讨论《关于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意见和问题》、《关于确保铁路运输物资安全的通令》、《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通知》等文件。
12月2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组会议。
△同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接见天津代表。康生宣读中共中央批准天津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针对天津有人说周恩来曾参加第八次接见天津代表，打乱中央“首长”部署的谣言，周恩来指出：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是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的。不能乱栽赃，乱造谣。如果对这个事情有怀疑，可以摆出来公开面对面谈清楚，不要背后搞鬼。
12月3日 约陈锡联、潘复生、汪家道〔注〕等谈话。次日，召开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讨论关于黑龙江问题等文件。
〔注〕潘复生，时任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汪家道，时任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2月4日 就有人抢劫国家金库批告陈锡联，抢国家金库是犯法的，已抢的现金要限期如数交回，并交出主犯。今后如有再抢国家金库者，当以现行犯论罪，立即拘留审查，并令其交出坏头头，逮捕法办。
12月9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组会议。
△召开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讨论《关于公安机关实行军管的决定》等文件。十日，将《关于公安机关实行军管的决定》报送林彪转毛泽东审批。此前，在修改该决定时加写：“各地公、检、法机关是专政工具之一。现在不少地方公、检、法机关造反派一方面作为革命群众组织与地方上革命群众组织进行串连和联合行动，另一方面又作为专政机关执行专政职能，这种混淆两种职能的情况是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的。”“各地公安机关不论由机关内部或外部造反派已经夺权的，仍应实行军事管制。在军管实行后，外部造反派应立即退出公安机关，不再到公安机关进行串连，内部造反派应按行政系统接受军管委员会或军代表的领导，不许进行内外串连，也不要再参加地方无产阶级革命派接系统的大联合和代表会，而只在内部协助军管会或军代表进行革命和业务工作。”
△就广东省革委会筹备小组办事机构设立问题告黄永胜：根据其它省区的经验。不要分那样多的组，组多了不便于领导，一些具体工作还是由各厅局去办。
12月10日 接李德生报告：芜湖“三筹处”所属四个群众组织一直拒绝交出武器，搞打、砸、抢、抄，十二月以来三次冲击部队，抢走大批武器弹药，抢占军管会大楼，使军管会无法办公。电复李德生：以安徽军管会名义向这四个组织打、砸、抢、抄的小集团提出书面警告，要他们按照中央“九五”命令，立即停止这种非法行为。将武器封存上交。如仍不听劝告，继续犯法，军管会将执行中央命令，依法处理。
△召集中央专委会第十九次会议，研究即将进行的核试验问题。在会上说，我们在空中只做必要的试验，在生产上也是节约的。这次时间较紧，要争取在二十四日以前准备好。科委要下命令，把正副司令员、政委、参谋长的名字都点上，就像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给各条战线下命令一样，要他们绝对负责。除了参加试验的人员，任何人不许进入试验区。一切两派争论都要停止，服从最高利益，全力以赴，形成整体。基地有人说，现在为试验，试验后再算帐，再造反，这是错误的。造谁的反？要去掉派性，增强党性。
△接见卫生系统代表，听取卫生工作会议汇报。说：卫生药品不应该营利，卫生药品加进手续费和准备再生产的费用就够了。
12月14日 接见江苏造反派代表，批评冲击港务局行为，要他们支持军管会。说：不能把军管制度冲掉，港务局无论如何要军管，两派都要服从军管会。军管的威信无论如何一定要树立起来。如果军管都没有权威，那怎么过渡到大联合和“三结合”？你们做革委会主任行吗？又说；私设无线电发报机、报话机、无线电广播，窃听长途台电话等都是犯法的。我们警告后还不取消，那就变成反革命事件，要受到法律制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