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5日 同南京军区干部谈如何树立军管威信，搞好军管等问题。
△召开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新华社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次日，将此《决定》及军管小组名单报送林彪转毛泽东批准。十九日。同新华社军管代表谈话。
12月16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组会议。会前，嘱秘书将有关最近煤炭生产情况简报放会议夹内。
12月17日 同康生联名致信毛泽东、林彪，报告胡志明近期将回国，及其病情、治疗安排等，建议毛泽东、林彪在胡志明行前约见或去看一次。本日晚，和康生前往玉泉山看胡志明。
△毛泽东就湖南革筹小组关于为毛泽东祝寿并举行毛泽东塑像落成典礼和韶山铁路通车典礼的请示批告林彪、周恩来、中央及文革小组各成员，（一）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最有单独的绝对权威。（二）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三）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四）湖南的集会应另择日期。周恩来十八日批：此件传到今日下午五时前即停传，请收到同志带来会中一议。
△接见部分拟返国外学习的留学生代表。说：毛主席的语录不能乱用。对苏联、东欧人民的宣传也不能强加于人。每个民族都有民族自尊心，强加于人，会引起反感。
12月18日 陪毛泽东接见以谢·佩奇为团长的阿尔巴尼亚中国友好协会代表团。
12月19日 就广西学习班两派回广西去宣传大联合事，要秘书电话告主管有关学习班的谭甫仁，要谭去了解一下，如大联合气氛确好，且两派均表示愿意回去宣讲，可以同意。
12月20日 接见黑龙江省“捍联总”、“炮轰派”代表，要他们顾全大局、增强党性，并指出：“‘绝对’、‘无限’，这些话都不科学，过去说的‘顶峰’也不科学。”“都成了绝对权威，我们非垮台不可。”
12月21日 接见巴基斯坦国家计划委员会谢主席阿赫默德和他率领的政府经济代表团。在谈到建设主要依靠自力更生时说：首先要把农业搞好，就是解决粮食，吃、穿、住解决了。人民的积极性就起来了，然后建设轻工业和重工业，我们也没有经验，是在摸索中，中国专家不了解你们的情况，他们提出的意见，不一定对你们适用。
△听取罗舜初等关于核试验准备情况的汇报，谈到雷达指挥仪跟踪照像站的安全问题时，说，这个项目安全就搞，不安全就不搞。科研试验，“安全第一”。“我们是社会主义制度，一定要关心人的安全。作战时要有牺牲，与自然界作战决定于是否非牺牲不可。不是非牺牲不可的就必须保证安全，不值得的就不搞。”
12月22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民航系统文化大革命的通知》，报送林彪转毛泽东批准。并旁注：全国民航局早已拨归空军指挥，并实行军管。但由于民航总局及所属工厂和机校已经实行“四大”，经常受到内外串连的影响。其中怀有不满情绪的人曾多次煽动群众冲入机场，干扰空航。最近甚至持械殴打机务组驾驶员，有五组驾驶员受伤，企图使民航瘫痪。经军委办事组调查后，已查出为首人员并逮捕法办。现拟出进一步军管通知，已经文革小碰头会讨论通过，送上请予批准。
△接见参加亚非作家协商会议的十九个国家的代表。谈到亚非作家统一战线问题时说，亚非作协的主要领导成员是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作协的指导思想的。但在纲领的具体文字上，不一定非要写出这些不可，要根据亚非拉革命群众的觉悟水平和时代发展而定。
12月23日 和聂荣臻电复核试验基地负责人张蕴钰、张震寰等，同意所定核试验时间，并指出：“要消灭派性对立情绪。”零前各项准备工作和安全措施。要切实认真负责，加强组织工作，务必安排落实，严格检查。各项工作一定要做得更加细致，更加周到。“切忌恐惧、麻痹、急躁情绪。”零后工作，要妥善安排，不要急于撤场，不要急于回家，不容响后算帐，务必圆满完成这一光荣的政治任务。
△召开国务院业务组会议。会前要秘书向有关方面索要国防工业一九六七年生产情况和一九六八年生产设想、煤炭生产简报、铁路运输日报等材料送会，并要求国防工业部门多来一些人，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和第七机械工业部各来一军管负责人和一抓业务的部长或副部长。
△接见东北三省代表。针对还有人到工厂挑起武斗，致使生产停断。指出：我劝你们不要伸手了，让工人阶级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要击制造新的派别，不要再去串连了，要下狠功夫去掉小资产阶级的“私”字、派性。谈到以“大树特树”，“绝对权威”来评论毛泽东思想时说，拿不合毛泽东思想的语句来支持、拥护毛泽东思想，这是对毛泽东思想一种很不严肃、很不尊重的态度。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和杨成武、宋任穷、陈锡联、潘复生等也参加接见。
12月25日 召集罗舜初、钱学森、李觉、朱光亚、王淦昌、邓稼先等人开会，听取核试验情况汇报，谈到这次试验未成功时说：九院要把专家们集中一下，搞一层楼，架上保密电话，安排适当的休息场所，便于研究讨论问题，你们敢于大胆试验，勇气是好的。“失败是成功之母”。缺点是一些理论研究设计人员未亲临现场。不要泄劲。要叫那些参加试验的人员把资料收集齐全，资料很宝贵，回来后进行分析研究，总结经验。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分析和看待科学实验。什么试验完了算帐，这是派性作怪，不允许搞派性。一定要再接再厉，全力以赴。这次试验，可起教育作用。不要稍有成功就骄傲起来，要以此很好地教育大家。这次试验也受了来自本单位的一些干扰，运动与抓革命、促生产不结合，就会对生产有干扰。
12月26日 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听取江西革筹小组和山西革委会负责人汇报，讨论江西省成立革委会问题。会后，约北京军区负责人和刘格平谈话。
12月27日 致信毛泽东，认为江西省成立革委会的条件已成熟，应予批准。毛泽东阅后批：同意。
12月28日 两次召集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苏静〔注〕等谈铁路交通问题。
〔注〕苏静，时任铁道部军管会主任。
12月29日 嘱秘书向铁道部军管会了解沈阳铁路运输情况及“沈铁红旗”是否在搞停工、游行、静坐。
12月31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组会议。
△陪毛泽东分两批接见国防科委、各省、市、自治区在京学习班和参加铁路，卫生防病等会议的人员。
本年 为保证铁路运输，促进铁路部门尽快实现大联合、三结合，先后接见铁路系统的干部、群众达百次之多。全国十八个铁路局和五十二个铁路分局及一些主要站段的大联合、三结合，都是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实现的。
△在制止武斗、大联合、解放干部、三结合等问题上，周恩来不分白天黑夜，频频接见各地区、各部门群众组织代表，耐心教育他们顾全大局，消除派性，正确对待干部，实现大联合、三结合。接见常从头天晚上到次日黎明。有时顾不上吃饭。
△关心海洋科学工作，多次了解海洋局的工作情况，并对一些重大科研项目和工程作出指示。
△指示傅崇碧对罗瑞卿“要保护好，要保密，不要被人抢走”。得知罗手术后伤口未愈，造反手术期间不能批斗。
1968年七十岁
1月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社论提出在新的一年中为实现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所要完成的任务，同时指出一要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
1月1日、3日、10日 接见港澳会议代表。在谈到一九六七年夏季的对外工作时，说：六、七、八、九四个月国内报纸对香港的宣传是有毛病的。对香港用的口号同国内用的差不多。把国内红卫兵的口号也用到香港问题的报道上了。
1月2日 迎接胡志明。
1月3日 在接见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代表时说：有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医药、药材问题没解决。药品不多，农村更少，要生产普通药品供应农村，改变过去只生产贵重药品的现象。
1月4日 嘱秘书电话通知韦国清：进一步查明“红铁军”为害柳州的有关情况，如确实，同意由当地驻军将该组织包围，开展政治攻势，令其交枪，并交出坏头头，但不准开枪。
1月5日 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铁路系统“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并讲话。会上各铁路局及分局各自达成了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八日，周恩来在对沈阳等铁路局大联合协议的批语中，加写：铁路运输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国防建设和备战、援外”，要大家“服从铁路系统全面军管的决定，脱离与地方革命群众组织的串联和隶属关系”。会议于十一日闭幕。十三日，周恩来接见参加铁路会议的全体代表。
△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讨论《关于切实加强市场管理、坚决打击投机倒把的通知》、《关于反对反革命的经济主义的通知》、《关于外出调查问题的决定》、《毛主席对卫生工作的指示》等文件。
1月6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小组会议，讨论本年国民经济计划、煤炭生产、国防工业生产计划和国防预算、二机部领导班子“三结合”及几个尖端工厂的学习班、铁路运输等问题。
1月8日、9日 约杜平谈江苏问题。
1月10日 就陕西三○四武器库被抢事作两次指示，并要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黄经耀上报详细情况和处理结果。
△写信给江青：已将有关“伍豪启事”的材料拍照存档〔注〕。“此事在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凡熟习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为伪造。我在一九四三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座谈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
〔注〕面对江青等人居心叵测，一九六七年十月和十二月，周恩来先后将载有伪造“伍豪启事”的报纸和他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给毛泽东的信及毛泽东的批示等材料拍照存档。
△嘱秘书电话通知谭甫仁转告湖南学习班负责人并到该班宣布：所有学习班的人员，不论军队或地方系统，不论哪一派，都不许彼此揪人。如有违反者，定予追究查办，以保证人身安全。
1月11日 审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全国各铁路局达成革命大联合协议的通知，报送毛泽东批准，并旁注：为使今年先在铁路线上解决这个关系到全国抓革命、促生产的关键问题，现拟出一中央指示，已经中央文革扩大碰头会通过。毛泽东圈阅了此批件。
△致信毛泽东：“最近卫生工作由军委总后和卫生部派人主持……一百多人开了一次卫生防病工作会议，决定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组成小而全的医疗队，以社为单位。进行巡回医疗和宣传教育工作。”
1月13日 接见云南代表，批评“十三军、十四军是薄一波的余毒”的说法，指出：这个话是错误的。军队也要消除派性。军队不要介入地方群众组织，不要与地方群众组织串连，军队总要有它自己的稳定性。为避免同地方的群众组织发生派性，军队领导干部的家属不要参加地方群众组织。
1月16日 毛泽东就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学生来信反映一九三二年二月上海各报登载过《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1月17日 接见国防工业各部代表，批评该系统造反派热衷派性，不顾生产，说，我很难过，国防工业我过问了很久，为什么谈了这么多次，就是不能联合起来，非要造成势不两立的两大该组织？这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作怪。去年的国防工业生产指标你们完成了多少？就我的心情来说，三个不安：不安、不安、不安！国防工业生产在你们的派性、武斗中完全停止，能安心吗？把生产科研放到一边不管，闹派性。打架，这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破坏设备，破坏生产，打架，浪费，严格来说是一种反革命行为。指出：国防工业的生产和科研部门不应和社会上其它部门串连挂钩，要切断这个联系。要在大联合的基础上解放一大批干部，这样才容易把各个部门的业务生产抓得更紧。国防工业的科研、生产、教育部门的问题，绝大多数是人民内部矛盾。抓革命、促生产是国防工业各部门的一个最重要的口号，不可一日忘记。
△在中央专案小组会上谈审案方针时说：逼供信是错误路线，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仍然有效，不要轻信口供，要重证据，重旁证。对犯了错误的人，必须严格要求，也要注意团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攻心达到自己交代，但非逼供信。
1月18日 凌晨，先后接见江苏军代表、浙江“红暴”派代表和湖南省干部。次日凌晨，与湖南革筹小组成员谈话。
1月20日、27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组会议。
1月22日 凌晨，同广东造反派头头通电话，责令取消原定二十二日召开的纪念广东“夺权”一周年大会。指出：这个会方向不对头。你们不要把广东的大好形势破坏掉。湖南“省无联”〔注〕的极左思潮是反动的。要批判，你们千万不要上当。大会一定不能开。次日，嘱秘书电告广东省革筹小组：各群众组织都不要单独开大会。要做好革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群众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派性，促进革命大团结。实现大联合，一致对敌。
〔注〕“省无联”即“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的简称，该组织认为，一九六七年有一个“二月逆流”，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太好，十月必然要出一个“十月逆流”，文化大革命才刚刚开始。该组织还成立了一个“夺军权”组织。
1月22日—28日 除二十五日外每天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解决广东、河北、甘肃、河南、胡南、辽宁、吉林、江苏等省的问题。
1月24日 接见湖南学习班全体人员及湖南省革筹小组成员，重申要批判“省无联”的极左思潮。二十六日晚十二时，与湖南省革筹小组成员谈话。
1月26日 接见辽宁、吉林两省代表，批评因武斗、派性破坏国家生产设备，导致生产停顿。告诫要以大局为重，克服派性，增强党性，搞好大联合，保证生产的正常进行。接见前，约陈锡联、宋任穷谈话。
1月28日 接见江苏省军队和地方群众组织代表，强调：要解放干部，三结合要有领导干部参加。在宣读并解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南京军区党委检讨报告的批示时说：南京军区是中央所信任的。许世友同志是一位身经百战，久经考验的好同志，在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立下了很重大的功劳，这一点必须肯定。军队支工、支农的成绩是主要的。谈到军队在支左中犯“错误”时说，他们已经检查或改正，中央同意这个检查。
1月29日 看望胡志明。
1月31日 就广西群众组织卧轨阻拦驻南宁解放军某部调动事嘱秘书打电话通知韦国清，要韦对群众组织做工作，说明不能干涉部队调动，要指出他们这种行动违反“九五”命令，妨碍战备，不符合拥军爱民原则，是军纪国法所不能允许的。
2月2日 出席工交、财贸、农林口各部委及国务院直属单位代表大会并讲话，呼吁各部委真正实现大联合，促进三结合。以利把业务工作抓起来。说：国际国内形势都要求我们努力革命，大抓业务。现在大好形势的关键问题之一就在业务部门了。如果说，去年我们忙于建立地方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转过手来搞国务院各部委的工作。各部门一定要把革命和业务，工作结合起来，再不能其抓革命。不管工作了。各部门的造反派组织，如果不抓业务，就不能算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而只是一个口头的革命派。工交、财贸、农林在二月份一定要在大联合、三结合中组织起业务班子。不能再迟了。领导机构如果不实现三结合，依然领导不得力，不可能把今年生产更加推动起来。关于干部问题，指出：要三结合，非解放干部不可。解放干部要消除派性。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现阶段的表现内容就是公与私、党性与派性的斗争。
2月3日 要秘书向有关方面索要最近几天的煤炭生产简报。
2月3日、8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组会议，研究解决刘家峡水电站下闸门严重漏水。致使水库不能蓄水问题。三日会前，嘱秘书向水电部军管会提出，除军代表外，能否让一些部长参加会议。八日会上，提出让钱正英出来工作。会后，钱正英、杜星垣〔注〕前往刘家峡水电站工地，与专家一起解决了流水问题。一九六九年三月二十九日，刘家峡水电站一号机组正式运营发电。
〔注〕杜星垣，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
2月4日 得悉铁道部军管会报告徐州地区铁路运输中断情况严重后，当即召开碰头会，商定措施。会后，致信毛泽东，并附铁道部报告，注明：破坏铁路情况，在徐州、蚌埠、郑州、连云港十字线上为最甚，次之为衡阳、柳州、广州三角线上，再以为西南昆明、成都一线。现在这些破路、破桥行动，已超过派性，而为反革命、特务分子混入一派或两派中进行的。目前必须首先责成济南军区调集机动兵力，沿线夹击。一经发现这股反革命集团，便需进行围攻和追击。务须做到政治进攻、军事包国两结合，逼其全部放下武器，然后区别对待，将坏头头反革命分子与被胁从的群众分开处理。并须就地发布公告，宣布这一破坏铁路、炸毁桥区的行动完全是反革命行为，必须实行专政措施。这一措施拟不待全国统一军事部署护路护桥的命令下达，在今晚提前实行。同日，毛泽东批示：完全同意，退总理办。二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命令，指出：煽动，操纵和指挥破坏铁路、炸毁桥梁、袭击列车、杀人劫货的极少数坏头头是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法办。
2月5日 同南萍、陈励耘等谈浙江问题后，分别找浙江“红暴”和“联总”两派代表谈话。
2月7日 陪毛泽东会见胡志明。同日，在与胡志明谈话时建议说，越南战争发展到目前阶段，可否考虑组织一二个到三个野战兵团。每个兵团三四万人，每仗力求全歼敌人成建制的四五千人。这些兵团要能远离家乡作战，可以在这个战区打，也可以到另一个战区打。打孤立之敌，可采取挖坑道接近敌人，进行夜战和近战的办法，使敌人的飞机、大炮的火力失其作用。同时在三四个方面挖些坑道，不同于地道，要能供部队运动和输送弹药。还要组织一定力量打敌之增援。
2月8日 为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起草转发湖北省军区临时党委《关于目前我省各专、县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报告》〔注〕的批语。批语指出：这个报告很好，希望你们研究这个报告中的几点体会，参照执行。
〔注〕报告说，到目前为止，全省八个专区已有六十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七十七个县、市已有四十九个建立了革委会，报告还谈了实现大联合，搞好“三结合”的几点体会：一是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二是运用上筹下联、上带下促、上下结合、互相促进的方法；三是军队坚持支左不支派的原则。
2月9日 将《江西省军区以两条路线为纲教育部队经验》中点了省军区司令员名字的一句删去，改为“个别领导人”，然后送毛泽东、林彪。
2月10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小组会议，谈农业生产、煤炭生产和铁路交通等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李先念、苏静、赵启民、彭德清、王素、范文彩等〔注〕。
〔注〕赵启民，时任交通部军管会主任，彭德清，时任交通部副部长，王素，时任煤炭工业部军代表，范文彩，时任煤炭工业部副部长。
2月11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说，造反，要看造谁的反，不能造无产阶级的反。不能容许破坏铁路。周恩来说：第一季度要把交通搞上去，把工业生产，煤炭搞上去，要搞大联合、三结合。
2月12日 就住中直招待所的十三名原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注〕是否参加学习班事批示，请杨成武、吴法宪两同志考虑将他们分到哪些学习班为宜。十四日，中央军委办事组根据周恩来的提议，正式向毛泽东并中央提出将这十三人分到中央办的学习班学习的具体方案。毛泽东对此批示；应由碰头会商定，请总理办。十七日，周恩来批注：各人情况不同，应遵照主席批示，先在碰头会上认真地一个一个地讨论，才能进行具体安排。
〔注〕这十三名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是：江渭清、江华、杨尚奎、张平化、黄火青、黄欧东（原任辽宁省省长）、高克林（原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曹祥仁（愿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宋侃夫（原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刘惠农（原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鲁大东（原任中共重庆市委第一书记）、朱德海（原任中共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委第一书记）、钟建平（原任鞍钢政治部副主任）。
2月13日 得知云南两派代表已在京达成关于停止武斗和恢复交通运输、保证邮电畅通的协议后，即通知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于当晚接见两派代表和昆明军区在京开会人员。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通过《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坚决节约开支的紧急通知》。此《通知》是国务院业务小组根据周恩来关于抓紧节约财政开支的指示。召集有关部门对北京十个单位作典型调查后起草的。《通知》经毛泽东批准后，十八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
△外交部九十一名领导干部在外交部机关贴出《揭露敌人，战而胜之，彻底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的大字报〔注〕。二月二十四日，周恩来批评了九十一人大字报。二十八日，陈毅致周恩来信，表示完全同意周恩来的批评。此信经周恩来同意，三月一日在外交部公布。
〔注〕这一大字报的态度是正确的，用心是好的，是保护陈毅同志的。但在当时贴出不利于稳定局势，反而对陈毅等不利，所以周、陈等随即批评了大字报，从而将此事化解了。
2月15日 接见浙江赴京代表团军队干部和“联总”、“红暴派”代表，传达毛泽东二月十二日的指示，江华从历史上看是好的，是上井冈山跟毛主席的。中央考虑不属于打倒之列。
2月16日 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草拟给各地的电报稿，通知今后来电应按问题性质分别发给有关部门，不要给个人来电。二十五日，嘱秘书向各自负责联系的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打招呼：今后给中央写信或发电报，均应按中央二月十六日通知规定执行。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会前。向陈伯达、康生、江青提议：让陈锡联、宋任穷到会，参加讨论吉林省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组成问题。
2月17日 就广西柳州地区因两派武斗，致使柳州铁路局运输情况日差，到十六日已积压车辆七十五列事，通知韦国清亲自抓一下，必要时派护路机动部队前往保障铁路畅通。次日，又通知总参、铁道部、外贸部、外交部组成监督小组，检查西南铁路情况。
△接见越南驻华大使吴明鸾、外贸部副部长李班。越方要求协助解决援越物资的铁路运输问题，并说：这个问题只有上呈总理才能解决。周恩来说，一年了，我都在管铁路运输工作，每星期都过问。运输上发生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的副作用。最近，我们下了个严厉的命令〔注1〕。我同有关同志商量打算在内部下一个更严厉的命令〔注2〕。谈到有造反派打劫火车时说：这不是造反派，是反革命派。湖南有个“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表面极左，实质极右，它集中了社会渣滓、右派、劳改犯，可以说是一个黑帮组织。昨天，我要韦国清开会讨论解决广西铁路问题，要他今天报来处理结果。如果解决不了，我自己跑一趟。
〔注1〕指一九六八年二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的命令。
〔注2〕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维护铁路交通，保障援越物资运输畅通的紧急补充命令。详见一九六八年二月十八日条。
△召开国务院业务小组会议，讨论解决广西铁路交通问题。
2月18日 修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紧急补充命令。命令指出，为保障援越物资的运输畅通，特紧急补充命令如下：（一）煽动和指挥对行驶列车鸣枪威胁，到车站、港口无理取闹，挑动铁路交通部门群众搞武斗，殴打和绑架铁路、港口军管人员等破坏铁路交通运输畅通的行为，一概是反革命的土匪行为，必须采取专政措施，坚决按“二六”〔注〕命令办理。（二）铁路港口广大职工要坚决克服无政府主义，坚守生产岗位，决不允许迟到早退。对无故不上班而逾期不归者，应扣其工资。（三）军管人员和护路部队、当地驻军要积极制止铁路港口内外串连，制止武斗。如制止无效，造成运输、装卸中断，则坚决按“二六”命令办理。（四）中央立即派出监督小组，分赴重要站段和港口，监督“二六”命令和紧急补充命令的执行。
〔注〕指一九六八年二月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的命令。
2月21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中央关于维护铁路交通运输的紧急补充命令、关于开好一九六八年广州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通知、关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命令等文件稿。
2月21日、23日 两次约李先念、余秋里、粟裕、罗舜初、邱会作〔注〕等谈一九六八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注〕粟裕，时任国防部副部长；罗舜初，时任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邱会作，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
2月24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小组会议，讨论一九六八年国民经济计划、铁路交通和农业生产等问题。
△与陈伯达、康生、江青、杨成武等接见吉林、辽宁两省代表，告诫不能以自己一十组织的派性来影响革命委员会，革委会里要注意吸收少数民族干部和群众。加强各民族的团结。谈到生产问题时指出：去年大串连、夺权斗争影响了生产，今年就不应该了，三月份要开始转入正常生产。
2月25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查阅干部档案问题的通知》、《开好一九六八年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通知》等。
2月29日 听取天津市负责人的汇报。日前曾提请江青考虑：该汇报会是在开过大会和核心小组会之后，不要解学恭〔注〕出席是否适当，是否有不利后果。
〔注〕解学恭，时任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主任。
△就韦国清电话请示可否派一个营的兵力去追回被广西造反派组织抢走的解放军某部的武器弹药事批示：如一营兵力不行，可调两个营去包围，进行强大政治攻势，照晋东南办法，逼近其工事，劝说其送回武器弹药。
3月3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小组会，讨论一九六八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谢富治、陈毅、粟裕、余秋里等参加会议。
△前往医院向鲁迅夫人许广平遗体告别，并慰问其家属。鲁迅之子周海婴将许广平要求查寻鲁迅书信手稿的遗书〔注〕交给周恩来。次日凌晨，周恩来到许广平家，当面向陈伯达、江青、姚文元等人读了许广平的遗书，并提出要查清戚本禹盗信事件，立即追回鲁迅书信手稿。当晚，又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决定追查鲁迅书信手稿之事，派傅崇碧等去提审戚本禹。
〔注〕三月二日，许广平给中央写信，说：北京鲁迅博物馆原来藏有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手稿十五页，书信手稿一○五四封一五二四页（大部未印），一九六六年六月三十日，旧文化部以保护“文物”为名，从博物馆调走。一九六七年春天被戚本禹拿走。现在，我不知道这些手稿究竟落于何处，甚为担心，如有散失或毁坏，将给人民带来损失。
3月6日 先后接见日本工业展览会理事长杉本重藏等日中友好贸易团代表和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代表古井喜实、冈崎嘉平太等。说；不能因为发展贸易而抛弃原则，不能只做贸易不顾政治，否则，那就是商人行动，而不是政治家了。我们是不拿原则作交易的。同日，中国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代表刘希文、王晓云、孙平化与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代表古井喜实、冈崎嘉平太签署了会谈公报。公报根据周恩来与松村谦三历次会谈的宗旨，重申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和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是中日关系中必须遵守的原则，也是中日双方贸易办事处之间关系的政治基础。
△审阅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设置工作机构的报告〔注〕，并向毛泽东、林彪提议将报告转发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参照执行。毛泽东批准后，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草拟了转发批语。
〔注〕报告提出，遵毛主席精兵简政的指示，河北省革命委员会设立了办事组等机构，人员共八十人。从成立后一个月的情况看，坚持上述编制人数很不容易，有来自官僚主义习气、旧的习惯势力等多方面的干扰。我们正在抓领导班子、工作人员的思想革命化，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加强集体领导，坚决堵死增加编制的路，拟规定今后凡增加编制必须经过革委会全会讨论通过。
3月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紧急动员起来，迅速掀起春季农业生产高潮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级革委会、军管会切实加强对农业生产的领导，迅速建立、健全各级生产领导班子；广大农民要坚守生产岗位，搞好春耕生产。
3月9日 接见铁路会议代表，听取会议情况汇报。
△阅聂荣臻三月四日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工业问题给陈伯达并报中央负责人的信函后告毛泽东、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李富春、杨成武、粟裕，余秋里：荣臻同志所提意见很好。国务院业务小组要好好讨论一次。在今年计划上和国防工业布局上以及四机部斗、批、改上都要加以布置和配合。
3月11日 就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关于组织支农大军深入农村宣传毛泽东思想、支援春耕生产的请示报告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起草复江西省革委会并告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电：报告所提的办法很好，中央希望各地凡有条件实行这种办法的，都能参照执行。
△参加北京大专院校和中学“红代会”代表汇报会。会上，北京石油学院“大庆公社”批评该校另一群众组织在一九六七年“反副总理”、“反余秋里”、“炮打周总理”、“反总理”。江青听后指责说，二月逆流时炮打谭震林对不对？谭震林不该打吗？你们对余秋里不是“一批二保”，而是一贯地保，倒成了正确了。二月逆流就是要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3月12日 嘱身边工作人员，小碰头会的十位成员和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聂荣臻等四位副总理如果来见，不要挡，可边进门边报告。
3月13日 就越南外贸部反映越南新解放区鼠疫仍在蔓延，要求中国再次紧急供应鼠疫疫苗一百二十万人份事批告邱会作，要他立即召集有关单位迅速解决。并要李强及民航参加。尽可能满足越方要求，“争取按期送到”。
3月14日 告有关工作人员：今后中央负责同志的“天天读”〔注〕不再录音，秘书也不参加。已录的音带和文字记录、底稿、笔记本均收回销毁。
〔注〕“文化大革命”中所有干部和群众每天必须按规定读毛泽东著作若干时间，当时中央负责同志也不例外。
3月15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听取四川省革筹小组成员汇报。会上，江青提出：目前在全国，右倾翻案是主要危险。
3月17日 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会谈。
3月19日 出席首都人民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大会；并在会上讲话，赞扬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新胜利。
3月中旬 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召开会议讨论解决东北问题和宋任穷出来工作问题。江青借口周恩来的卫士长未让她进会议室，无理取闹〔注〕，矛头指向周恩来。周恩来被迫宣布休会，并解释，我是个老同志，你应当相信我们这些老同志，不让你进会议室是根本没有的事。江青仍不罢休，继续向周恩来大闹一个小时许。几天后，又借此向周恩来吵闹，导致成元功离开周恩来处进学习班，后至干校。
〔注〕据成元功回忆，那天会前。江青的警卫员来电话说，江青刚起床，还没吃饭。要大会堂准备好吃的，成元功找有关人员准备好饭菜放在会议厅旁边的小山东厅，然后与汪东兴一起在会议厅门口等候迟到的江青。江青来到时，成元功对她说，饭菜准备好了，要不要先吃点东西？江青不予理睬，进了会议厅，径直走向周恩来，以质问的口气说，你们在开什么会？为什么叫成元功在门口挡着不让我进来？并当着与会者的面大闹起来。
3月21日 凌晨，在毛泽东处开会后到中央文革处开会。之后，又与许世友〔注〕谈话。
〔注〕许世友，时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3月22日 晨一时，与叶群、吴法宪谈话。然后到江青处开会。
△“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发生〔注1〕。本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命令”。称：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撤消杨威武、余立金、傅崇碧的所任职务，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二十四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军队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林彪首先讲话，宣布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错误”和对他们的处理决定〔注2〕。周恩来在讲话中表示拥护林彪宣布的毛泽东的决定和命令，也谈了杨、余、傅所犯的“错误”，并肯定和赞扬了江青。当晚嘱咐傅崇碧把身体搞好，要经得住考验，还委托人照顾好傅的生活。
〔注1〕这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合谋制造诬陷军队领导干部的事件。当时，杨成武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余立金任空军政治委员，傅崇碧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左倾错误和江青，林彪等人的倒行逆施有所抵制，致被林彪，江青一伙陷害打倒。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文件，为“杨、余、傅事件”彻底平反。
〔注2〕林彪在讲话中宣布说，最近空军里面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以及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的事件。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了四次会，会议决定撤消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逮捕余立金，撤消傅崇碧的职务。
3月24日 就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群众组织要求将顾卓新、喻屏〔注〕从北京揪回沈阳批斗事告陈锡联，二十二日晚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大家同意将顾卓新、喻屏交东北局机关群众组织带回沈阳进行批斗，但必须告诉他们不要进行武斗和押讯。每日批斗后，如他们无力监视，即交军区监护。
〔注〕喻屏，原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候补书记。
3月27日 出席首都十万军民“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会上，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撤消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职务，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温玉成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决定，并就“杨、余、傅事件”发表讲话。在谈到“抓革命、促生产”问题时。提出：今天在场的大多数是工人同志，你们的责任是很大的，不仅要把革命搞好，还要在革命原则的基础上联合好，搞好生产，不能缺勤，不能旷工。
3月28日 同林彪到毛泽东处接见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等。毛泽东说：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管。军委就是办事组，军委常委可以不开会了。谈到军队干部学习班时毛泽东问：学习班什么人在搞？〔注〕听说中央文革都进不去。还说：总理以前二十多个秘书，减到十八个，现在有四个。身边人不要多，要精干。
〔注〕在此之前，地方和军队干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事实际一直是周恩来在抓。后中央另成立一领导小组，林彪任组长，陈伯达、江青、康生任副组长。
3月29日 就北京大学发生武斗等问题致信毛泽东，提请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一谈，并附上有关该校武斗情况的电话记录。次日，到毛泽东处开会。
3月30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听取湖南省的汇报。此前，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给毛泽东、中共中央写了一份关于成立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报告中写有毛泽东、周恩来对湖南省问题的指示和关怀。周恩来删去了提到自己的地方。本日汇报会上，江青说：湖南的问题，我没有插手，别人也不让我插手。你们眼里没有革命的领导，只有保守的领导；你们不叫革命干部，叫老保干部，不要叫革命委员会，叫老保翻天好了。周恩来排除江青等干扰，继续开会，讨论湖南省报告，并将讨论结果报告毛泽东。四月六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获准成立。
3月底 同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总指挥徐驰谈话，指示抓紧恢复和加强生产指挥系统，限期全面复工，发动群众，全力以赴，促进攀枝花基地尽快建成。后又电告张国华〔注〕，要他保证徐驰行使领导职权。保证徐的汽车不被红卫兵拦截。
〔注〕张国华，时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4月4日 晨一时，约谢富治、往东兴、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于桑、杨德中谈北京西单商场爆炸事件。
4月4日—17日 每日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四日会议讨论西单商场爆炸案件、中央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和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央转发黑龙江省革委会关于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批示等。五日会议听取铁路交通会议情况汇报。六日、八日、九日会议先后谈陕西、安徽和新疆问题。十三日会议讨论中央关于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关于整顿、建设红卫兵组织和整顿共青团组织的意见等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