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 接见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正统）总部理事长官崎世民、组织委员长岛田政雄。
△接见空军某部和海军航空兵某部击落、击伤美军入侵飞机的有功人员。
4月9日 向办公室工作人员交待：凡有报告发生抄家、抄文件、绑架、武斗事，应请联络员立即制止，不必等报告我后再处理。
4月10日、13日、15日、18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
4月13日 前往程潜家吊唁四月九日逝世的程潜并慰问家属。
4月13日、14日、17日、19日、29日 与范文同总理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会谈。二十日和二十九日，陪毛泽东会见越南客人。
4月15日 致陈伯达、康生、江青、黄永胜信，谈广西情况，提出“当告韦国清注意决不能在有群众的地方，强行收枪”。
4月17日 在海军党委关于敌伪报刊捏造某将军在解放战争中被俘叛变的报告上批示，这类报告，根据当时事实，有活人为证否定敌人报纸捏造，应交档案馆保存，并附原敌人报纸影印（件）于后，以了结此案。免得以后又聚讼纷纭，使后代无法断案。
4月20日 接见国防科委、国防工办、七机部、中国科学院等单位的代表，说：要允许别人犯错误，不要把别人一棍子打死。国防科委几位副主任有错误，要帮助他们改正。赵尔陆同志死了，有人还要打倒他。说句公道话，这个同志一直在后勤工作，勤勤恳恳。活的要保，死的也要保。聂荣臻同志我很熟，我们是老战友，毛主席要我帮助他。不能说国防科研、生产中有坏人，领导就一无是处。国防工办、国防工业部门做了很多事情，是合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在国防科研、生产、教学上也是做得对的。各有中心，各有重点，不然，我们的东西怎么能上天？现在国防科研、生产、教学急需把班子组成，不能再等了。生产上不去我很痛心，再不能耽误了。应该赶快结束争论。
4月23日、24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二十四日会议谈陕西问题。
4月24日 到北京电报大楼视察时，向报务员、机务员、电梯司机、微波站的工作人员等询问抓革命、促生产和大联合的情况。
4月25日 两次约谈专案问题。
4月26日 接见几内亚政府经济代表团。在谈话中说：文化独立比经济独立还要慢一些，困难一些。旧思想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有几千年了。不是很快能够清除的。人们必须向头脑中的旧思想进行斗争。谈到经济合作问题时说：任何经济合作头一条就是要把情况搞清楚。否则，原料不够或即使有原料，但企业搞得超过本国的需要，出口又没有市场，这样就会遭受损失。因此，搞一个企业要恰当，设计、计算要精确。第二，经济上开发必须有利于这个国家的自力更生，人力、原材料不能依靠外国；开始要搞轻工业，从小到大，积累资金。等收入增多了，再扩大，这样不至于负债。第三，搞经济建设要到现场去设计，这样才能符合当地条件。先独立的国家帮助后独立的国家要在平等互利原则的基础上，否则就成了新殖民主义。
△就广州珠江电影制片厂“东方红”等群众组织欲召开“纪念周总理为珠影‘东方红’平反一周年大会”事电话告孔石泉〔注〕，要他以周恩来的名义告大会组织负责人；今年四月广州地区少数人用突出我个人名义的办法，召开所谓纪念大会，这是极端错误的。我坚决反对。要求大家提高警惕，严防敌人挑拨离间。
〔注〕孔石泉，时任广州军区第三政委、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
4月26日、27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二十七日会议谈四川问题。
4月27日 致信毛泽东：今晚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认为，国家体委可归军委办事组主管，实行军管。国防体委可以取消。按系统由各军兵种、各军区实行全部接管。毛泽东批：照办。五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全国体育系统全部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接管的命令。
4月29日 修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一九六七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增写：“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五月二日，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该通知。
△凌晨，到蔡廷锴家中吊唁二十五日逝世的蔡廷锴。
4月30日 接见陕西省赴京代表团，呼吁取消跨行业的组织，消除阻碍联合、妨碍生产的派性，推进大联合，把铁路和煤炭这两个关键部门的生产搞上去。会上，姚文元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对陕西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五一节上天安门名单。会前，嘱李富春、李先念研究高文华、陈正人、萧克、钱之光、沙千里〔注〕等上天安门问题。次日，萧克、钱之光、沙千里上天安门参加“五一”庆祝晚会。
〔注〕高文华，时任水产部副部长，钱之光，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沙千里，时任粮食部部长。
5月2日 要李先念约温玉成、输的几个主要地区的情况，并责令柳州，广州、昆明、重庆、成都、洛阳、西安、郑州、沈阳等地破坏铁路交通的造反派头头限期来京，如拒绝来，要采取措施押送来京。
5月4日 就国防科委“学代会”〔注〕拟在今日召开大会事，于凌晨接见国防科委系统代表，提出：（一）希望在国防科委领导下的学代会开好，不要发生武斗。（二）大会的结果要有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三）国防生产、科研部门不要和学校串连。各单位搞好自己的斗、批、改。（四）不要泄密。又说，现在已进入文化大革命的第三个年头了，我们把各省的事情解决好就转到国家机关各部。要抓革命，促生产，这两项工作是相辅相成的，要齐头并进。不要因为大批判就把改革，把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促业务都停顿下来。
〔注〕指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5月6日 得知广西群众组织到南宁市长岗岭军区军械库抢走枪支七千余支、子弹一百二十多万发后，电告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要韦国清立即召集该群众组织人员开会，令他们把抢走的武器弹药限二十四小时内交回，十二日，柳州群众组织又抢走驻柳州解放军某部枪支三百余支。子弹一万余发，同日。广西军区负责人召见广西抢枪的群众组织头头，再次传达周恩来的命令，动员他们交回抢走的武器弹药。
△嘱秘书向余秋里了解宁夏石嘴子煤矿的生产情况。
△同王效禹、杨得志〔注1〕谈话，并就他们起草的关于解决徐海问题的报告〔注2〕批告赵俊、梁辑卿〔注3〕，指出：该报告中有五个问题关系到江苏省军区和江苏省革命委员会，请你们邀集学习班中省军区常委和徐海地区军分区和人武部的同志一谈，把你们意见以书面告我。准备明晚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一议，再征求南京军区许世友同志意见，然后报中央考虑。
〔注1〕王效禹，时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杨得志，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注2〕该报告提出：设在灌云县的所谓“苏北地区联合委员会”，是一个跨省跨行业的秘密组织，是连云港地区长期武斗的一个重要根源，建议中央下命令予以解散。建议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把徐海地区的工农业生产、群众生活及其它行政事宜，统一领导和管理起来，建议江苏省军区解除徐州军分区、连云港市和徐海地区八县人武部的支左任务，将其主要领导调往南京或镇江学习。
〔注3〕赵俊，时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梁辑卿，时任江苏省军区第二政委。
△就李富春、李先念关于交通部所属港口涉外单位和其它部门涉外单位的对外业务联系，是用革命委员会名义还是用原来名义的请示报告批复，对外仍一律用原名义，不以革委会行文和签署。
5月7日 在接见越南外交部部长春水时说：朝鲜谈判时的情况与你们的情况不同。那时是半个朝鲜的问题，现在你们是统一越南的问题。半个越南，那是十四年前的事了。在介绍了朝鲜谈判时的一些历史情况后，又说：朝鲜谈判只搞了个停战协定，任何其它政治协议也未达成。基本的问题还是，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不管怎样，也不能从谈判中得到。美国和南越有一百万军队，不打断他们的脊梁骨，或十个指头打断五六个。他们是不会认输，不会走的。
5月8日 陪毛泽东接见在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解放军指战员、各地党政干部和群众代表以及出席全国铁路，变通会议的代表等。接见间歇，毛泽东同参加接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几位副总理、元帅谈话。说，敌伪的报纸也不能全信。像许世友这样六十多岁的人，他都不知道“伍豪启事”是敌人伪造的，可见了解当时的历史情况很不容易。这个“启事”下款是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如果是真的，为什么只写出一个人的名字，其它都不写？有些干部对历史不清楚，一看大吃一惊。会上周恩来简要谈了“伍豪启事”的原委。并说：我已将那件事的报纸和我的报告影印了。还要写一个材料。
5月9日 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接见辽宁省代表，强调，取消跨行业的组织，对辽宁来说是一个很急迫的任务，既是组织任务，也是政治任务，也是抓革命、促生产的任务。东北三省的生产很关键，尤其是铁路交通和煤炭生产，对全国都有影响。
5月11日 就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是否在报纸上点名批判宋任穷并把他揪回哈尔滨市批斗事批告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拟电话告黑龙江省革委会，目前不要在报纸上公开点名，也不回东北批斗，可进行“背靠背”批斗。此前。周恩来曾就在中共中央批准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是否要点宋任穷、欧阳钦、黄火青的名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可留有余地，不要点名。
△要李先念、温玉成、杨杰〔注〕和交通部军代表开会研究全国铁路、交通会议文件，并交待，文件上点名批评要适当，接受刘培善自杀教训。此外，可写一简要提纲，把需要中央表态的问题提出来。
〔注〕温玉成，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杨杰，时为铁道部军管会负责人。
5月12日 就山西太原重型机械厂群众组织以该厂革委会名义两次抢劫银行现款共一百六十四万元事批示：告山西省革委会和刘格平、张日清、谢振华〔注〕首先应由省革委会下令给重型机械厂革委会，动员该厂群众将劫走银行的两笔现款追回，上缴武器。如在限期内不这样做，则应向群众宣布该厂革委会不听命令，实行军管，并改组革委会。总之，要利用这一完全违法事件，有步骤地动员群众，让群众能自觉地当家做主，整顿队伍，抓出坏人，而不要靠行政命令办事。
〔注〕刘格平，时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山西省军区第一政委；张日清，时任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谢振华，时任山西省军区司令员、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5月13日 约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谈铁路、煤炭、毕业生分配等问题。
5月14日 就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要求在十六日召开批斗彭真、刘仁、万里、吴子牧、宋硕大会事批示彭真等五人“不能到场”。“现在北大双方武斗还未停止，如何能开这样批判大会？”
5月15日—18日 每天参加中央文革磁头会。在十五日听取江西省革委会的工作汇报时，认为江西的工作做得不错，要新华社江西分社写一个江西抓革命、促生产的综合报道和萍乡煤矿大抓根本、达到日产煤五千五百六十吨、超过历史记录的专题报道，以促其它省、区的工作。会议还同意刘俊秀、白栋材、黄知真〔注〕回江西工作。
〔注〕刘俊秀，白栋材，原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黄知真，原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
5月16日 审定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转《全国铁路、交通会议决议》〔注〕的批示。批示指出：中央希望，全国铁路、交通部门的干部群众和护路部队的全体指战员，以及铁路沿线和港口附近的群众和群众组织，坚决执行和全面支持这次会议所达成的决议。次日，文件下发。
〔注〕《决议》说，经毛泽东批准，全国铁路、交通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决议，要求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有关维护铁路、变通运输秩序的一切命令和指示。对消极怠工、违反劳动纪律的行为，要作坚决斗争。对擅离工作岗位的，停发工资。
5月18日 就刘培善自杀后处理问题要黄永胜、吴法宪、谭甫仁告刘妻左英：中央认为，刘培善同志自杀应由自己负责。但由于其它客观原因，不能说是畏罪自杀，也不能说是叛徒。刘培善同志是几十年革命战士，他的家属应享受革命干部家属待遇。他的骨灰，同意放在南京雨花台。
5月20日 陪毛泽东接见在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解放军指战员、地方党政干部和群众代表以及全国煤矿会议代表等。接见间歇中，毛泽东同参加接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谈话。批评造反派把矛头对准叶剑英等军委领导人的做法，指出：干部统统打倒了，那怎么行？只要不是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都要用。
5月21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全国煤炭会议等问题。次日，约有关负责人谈煤炭会议问题。二十六日，听取煤炭会议情况汇报。当听到河南平顶山煤矿两派还在打架时，说：河南最大的问题是平顶山，这么一个大矿，广东、湖南、湖北都靠这个矿的煤。这个矿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好，我们大家很关心。江青在会上提出：就是要抓革命，不抓革命，促不了生产。会后，江青责问李富春：你们谁布置会议上的发言的？〔注〕
〔注〕发言是周恩来在会议开始时安排的。会前，周恩来还嘱在发言名单中增加开滦、萍乡两矿各一位老工人。
5月22日 接见马里外长乌斯曼·巴和几内亚外长贝阿沃吉以及由他们率领的几内亚、马里联合访华友好代表团。二十四日，陪毛泽东接见了两国联合代表团。同日晚，出席中国和几内亚、马里关于修建几内亚一马里铁路协定的签字仪式。
5月22日、23日、25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二十三日会议谈徐海〔注〕地区问题。
〔注〕指徐州、连云港。
5月27日 接见尼泊尔王国副首相兼外交大臣比斯塔，说：我们国家在尼泊尔有很多人，包括我们的大使馆人员。他们免不了有错误思想，有大国沙文主义态度。希望你们发现后经常通过外交途径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根据情况纠正他们的态度，改正错误。又说：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是这个国家人民自己的事情，别人不应该干涉。谈到经济发展问题时，指出：经济发展的一般途径是先从农业着手，再发展轻工业，然后发展重工业。这就需要时间。但你们不能等待，在搞农业的同时，也搞一些轻工业和重工业。二十八日，陪毛泽东接见比斯塔，并出席中国政府和尼泊尔政府贸易协定和议定书签字仪式，
5月28日 参加接见四川省来京代表大会。当宣布中央批准四川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后，周恩来说：四川是祖国的大后方，三线建设在许多地方几乎陷于停顿，就是因为两派的斗争影响了生产。从生产上说，不论农业，还是工业，国防工业、交通运输、三线建设，四川都具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
5月29日 嘱秘书打电话给公安部李震〔注〕：查问董必武之子董良翮被押地点；查清后请李告诉董必武的秘书，允许董家送夏衣去。并可表示董良翮的问题很快可以解决。
〔注〕李震，时任公安部副部长。
6月2日 江青借口一传阅文件手续有“问题”〔注〕而大发雷霆，并在该传阅件上批道：如果总理的秘书和中办秘书局认为可以不传阅了，那么，请只送毛主席、林副主席、伯达同志，其它同志可以不传。不过，政治责任应由总理的秘书和中办秘书局负。次日，林彪批道：今后江青同志及中央文革其它同志批传的文件及电话记录必须按批送的范围及时传阅。康生、陈伯达也附和，完全同意林副主席的批示。三日，周恩来就此批注：我将另有一检讨意见送上。
〔注〕这是指六月一日江青批送毛、林、周、陈、康传阅的关于成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电话记录。周恩来看过后，与另一文件夹在一起，未能及时找到送出，特找到后隔了一天，退回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值班员问，此件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已发表消息，是否还需要传阅？总理秘书未经请示，即回答，还要不要传阅，可请示中央文革办事组。
△与汪东兴谈话。到江青处。
6月3日 晚，到毛泽东处。随后，陪毛泽东接见南京、沈阳军区和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代表。毛泽东同参加接见的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提到要打倒陈毅的有外语学校的“六一六”。周恩来插话：“六一六”也是要打倒我的。毛泽东说，陈毅打倒了，你就差不多了。
6月7日 阅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关于外国专家情况反映的报告〔注〕后，将报告送毛泽东，并附信注明：多数专家还是热心工作的。我们对外国群众正如主席所说硬要强加于人，这是一个严重的现象。我建议：此事先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一议，然后再派人向凡有外国专家的地方去做工作，对中国工作人员必须派军管代表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办学习班，进行斗私批修，清理阶级队伍。然后才有可能把关系搞好。八日，毛泽东批示：同意在碰头会上讨论一次。
〔注〕报告反映，很长一时期来，外国专家对友谊宾馆的服务工作及对他们自身的工作状况有意见，主要是：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没有人关心，有些单位把外国专家视为外国间谍，领导上有官僚主义，宾馆的服务态度非常粗暴，吃饭得不到保证，喝咖啡被当作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加以取消。这些意见提了多次，但一直得不到解决。
6月8日、12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谈柳州铁路和湖北问题。
6月13日 就安徽淮南、淮北和河北井陉煤矿及所在市的领导建制问题批告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煤炭部军管代表写来的座谈会材料〔注〕不错。我提议就把这份材料寄给安徽省革委会供他们参考，由他们根据当地实情、群众意见，田地制宜，实事求是地解决他们省内的地方建制问题。
〔注〕六月十一日，煤炭部军管代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召集淮南、淮北、井陉等三十煤矿的军管会、革委会负责人和群众代表座谈，认为，为了有利于统一计划、统一分配，倾向于在省、市革委会领导下，建立各矿务局革委会。同时，也根据不同地区的情况。可以成立市、矿统一的革委会，但必须在革委会领导下设立一专营煤矿生产和煤矿建设的机构。会后，煤炭部军营代表将上述意见报告周恩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接见拟派往十二个单位的军代表。
6月14日 审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稿。声明反对并揭露美苏两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所谓“防止核扩散条约”的做法。十八日，在送毛泽东审批时，针对康生认为此声明不要急于发、也不必要的意见在一旁注明：“我国政府发一声明可推迟，但仍有必要。”“陈毅在尼雷尔总统宴会上的讲话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以及我今晚准备欢迎尼雷尔总统的讲话，总不能作为国家态度。”“我们应该藐视它，但也应该揭露它。”“六月十七日晚上，我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说明，美苏合伙制定的所谓防止核扩散条约，矛头是指向非核国家的。它们企图以‘核保护伞’，把许多非核国家置于被保护国地位，”毛泽东批：同意推迟发表。
6月15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一九六七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和国家计委关于编制这一计划草案的报告。会后，将上述文件报送毛泽东批准。
6月16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小组会议。次日，约有关负责人谈煤矿问题。
6月18日 前往机场迎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尼雷尔来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由机场至宾馆的路上，称赞坦桑尼亚、赞比亚在联合国大会上投票反对苏美“防止核扩散条约”表现得很勇敢。晚，在欢迎尼雷尔宴会的致词中再次谴责苏美“防止核扩散条约”。
6月19日 同尼雷尔举行第一次会谈。谈到水利问题时说：如果说最大的错误，那就是我们没有将几千年群众的治水经验批判地继承、接受，同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责任应该由我这个总理来负，钱正英只是执行，不是她的问题，而是上面的问题。谈及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国家永不变色问题时说：最重要的一条是，一定要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而不是假的；不是口头上的，而要有实践证明；不仅领导人，而且是马列主义要深入到群众中去，真正被广大群众所掌握。
6月20日 陪尼雷尔在北京参观访问部队、工厂、农村。
6月21日 同尼雷尔举行第二次会谈。说：我们的援助应该真正用于这个国家的人民，一切援助应使得独立国家得到好处。同时我们援助项目的设计必须适合当地的条件，一定要照顾到你们的制度。下午，陪毛泽东会见尼雷尔。周恩来说，已从外电获知坦桑尼亚新闻报刊已报道他在欢迎尼雷尔总统的宴会上谴责新殖民主义时苏联等一些国家的使节退席的消息。尼雷尔说：总理，你了解消息比我们还快。毛泽东说：他是一个消息灵通人士。
6月22日 送尼雷尔前往朝鲜访问。在由宾馆到机场途中对尼雷尔说：虽然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已快有十九年了，但仍有许多民主革命、民族革命留下来未了的任务。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会进行扩张，侵略别国。但如果敌人进犯我们，我们将把它消灭在国内。又说，还有台湾、香港、澳门的问题，这些问题当然最好是谈判解决。随着我国人民力量和国家力量的日益强大，这个可能性会增大。从这些方面看，我们的反帝任务投有最后完成，更不用说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了。谈到当时的清理阶级队伍，说：“不能扩大化。犯了错误的人，只要改正了错误，还要让他们继续工作，不能都打倒。”
6月22日、24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二十四日会议谈云南问题。
6月23日 交待秘书：一定要抓孙正的人写检讨。
6月25日 在首都机场同访问朝鲜后途经北京的尼雷尔谈话，说，美国为了寻找经济上的出路，搞了一个泛美国家经济一元化，目的是为了更加加强一揽子的经济，以服从美国经济和向外投资的需要。这样，那些生产咖啡的国家就只能生产咖啡，产糖的只能产糖。一切机器，零件设备都要从美国运去。哪里的利润最大，美国就在哪里投资。所以，新殖民主义比老殖民主义的控制更严。
6月26日、27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会议谈广东、广西等问题。
6月28日 就学校是否放暑假问题批示；建议初中、小学放假，大专、中专、高中不放假，好进行毕业分配工作。提议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议后上报。
△接见阿尔巴尼亚瓦马一迪耶水电站代表团，说：我国解放十九年来，确实修了不少坝，大、中、小都有一些，但没有很好地总结，应该批判地参考古今中外的经验来总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又说；水利建设都应该综合规划、整体规划。但到现在为止，找不到一个像样的既有综合规划、又有整体规划的水利工程。综合规划，第一是防洪，第二是灌溉，第三是发电，第四是运输。四十方面都照顾到，就是一个好的综合规划。但我们的水库还没有一个是这样的综合性水库。整体规划一个流域不容易，要调查清楚地质、气候、居民点、水量、落差、雨量等。中国水利资料不算太少，中国人民与水的斗争有几千年历史，有历史记载的就有四千年。当问到代表团没去过长江大桥和黄河三门峡时，建议说：最好去一次。如果文化大革命完成了，我还没有死，还没有被打倒、被免职，我一定会陪科列加同志去参观。现在这个大革命，等于打一场内战。
△约国防科委、国防工办有关负责人谈七机部问题。
6月29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福建省成立革命委员会、中央关于广西问题的布告、纪念“七一”等问题。
6月30日 陪毛泽东、林彪接见济南、广州、兰州部队毛泽东思想干部学习班代表和出席全国煤炭工业战线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的代表。接见后，毛泽东同参加接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其它中央负责人谈话，说：要允许犯错误。人家犯错误就要打倒。你自己就不犯错误？对邓小平，我的观点还是同以前一样。有人说他与敌人有勾结，我就不相信。你们那样怕邓小平，可见这人厉害。
7月3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甘肃问题、中央关于广西问题的布告等。
△鉴于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大规模武斗，破坏铁路交通，冲击军事机关并抢夺解放军武器装备等严重事态，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制止武斗、恢复社会秩序的《布告》（又称“七三”布告）。《布告》经周恩来审阅、修改。六月二十七日，周恩来在修改《布告》初稿时，加写：“坚决停止铁路系统和地方的群众组织相互串连。”大家各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对回到机关的职员、回到学校的学生，必须热烈欢迎，不许歧视”；对煽动群众破坏铁路交通运输。屡劝不改而又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和肇事者，坚决予以法律制裁。驻柳州、桂林、南宁地区的部队指战员，必须“坚持三八作风、四个第一，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最新指示，绝对不许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要引导和帮助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消除对立情绪，要坚守‘四不’方针，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争取团结绝大多数群众，孤立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动员群众把他们揪出来”〔注〕。
〔注〕周恩来修改时加写的，“绝对不许亲一派、疏一派，支一派、压一派”以及“坚守‘四不’方针，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争取团结绝大多数群众，孤立打击一小撮敌人”的内容，在正式发布的《布告》中没有反映。
7月3日、7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小组会，讨论国民经济计划和国防工业、冶金工业、外事等问题。
7月4日 凌晨，打电话告解学恭。根据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意见，对江枫〔注〕不要宣布撤职和批斗，现在不宜那样搞，也不忙那样搞。马上公布不好，可能引起群众组织之间的相互攻击和社会上的连锁反应。可在内部小范围里搞清楚。
〔注〕江枫，时任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7月5日 出席全国煤炭工业战线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并讲话。后又接见会议代表。
7月6日 就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党委第一书记龙潜被造反派私设公堂、用刑毒打后致生命垂危事〔注〕批：“先办后传。”“请卫戍司令部立即派负责同志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将龙潜同志要出。任何群众组织私自捕人、私设公堂实行刑讯都是不许可的。”
〔注〕七月四日，中国革命博物馆群众写信向康生、曹轶欧反映此事，康生阅后批给周恩来、陈伯达、姚文元传阅，未提出任何制止措施。
7月7日 要陈毅主持召集外办、外交部、外国专家局、外文局、新华社、广播事业局等单位负责人开会，研究外国专家要求回国问题和外语学院毕业生分配问题。
7月9日 找温玉成、李强、杨杰、郭鲁〔注1〕等谈柳州、衡阳、西安等地铁路通车和运送援越物资问题，要他们去找韦国清、胡炜、龙书金〔注2〕商量解决。
〔注1〕郭鲁，时任铁道部副部长。
〔注2〕胡炜，时任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龙书金，时任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7月10日 在中国人民大学原党委委员、法律系和哲学系主任、国家一级教授何思敬被打致死的报告上批告谢富治：“这类被打致死，或系自杀，或系被人灭口，人大最多。我建议，公安部转告（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成立专门机构，追查此类案件，总要查出一个究竟。否则，任何一个群众组织都可私捕私讯，打人致死，专政机关置之不同，决非善策。”
7月11日 在黄永胜、吴法宪就国防科委造反派说聂荣臻“有捏造毛主席最高指示和林副主席指示，从政治上陷害毛主席、林副主席问题”事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上批道：聂荣臻同志有错误，但“他还不是一个搞阴谋的人”。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听取陕西情况的汇报。次日，到毛泽东处开会。林彪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到会。毛泽东说：陕西也要搞个布告〔注〕。
〔注〕即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的布告。
7月13日 就湖南衡阳专区生产指挥部、防汛指挥部来电〔注1〕批告黄永胜、吴法宪：请告黎原〔注2〕、龙书金，“应仿广州警备司令部办法由衡阳铁路局军管会、衡阳革委会、衡阳军分区，衡阳驻军，按照‘七三’布告，召开革命委员会和各代会会议，商定救灾几条办法，责成驻军和各派坚决执行。尤其是车船要交回救灾，保证畅通，一切物资，不许抢劫。凡出头阻拦救灾者，即以违反公议论处”。
〔注1〕来电反映，全区二百多个公社于六月下旬连遭洪水灾害，五十多万亩稻田被谁，一万余间房屋被冲倒，由于两派武斗厦拦截车船、抢劫物资，导致车船运输全部停断，防汛物资和口粮都不能输送，给防洪抢险、抗灾自救造成严重困难。
〔注2〕黎原，时任湖南省革委会主任。
△就福建泉州群众组织几次冲击“六四一”发射台、抢走警卫部队枪支弹药，致使发射台的安全、播音均无保障事批告黄永胜、吴法宪：请与韩先楚一商，“泉州‘六四一’是中央发射台，首先要立即实行军管”，动员泉州在京两派打电话回去，要求双方交回枪弹器材，“否则，正合台湾蒋、美要求”。“其它争议最好能就地解决，否则，双方派人来学习班解决。”
7月15日 就曾希圣逝世事指示，如其家属要求解剖遗体，可同意；向其家属表示，中央同志悼念他；再征求其家属有何意见。
7月17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指示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国际形势、国内形势、九大和八届十二中全会等四个问题。十八日，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以上四个问题。讨论中，关于十二中全会有两种意见：如为准备九大而开。它的主要任务是筹备九大；如为推迟九大而开，它的主要任务将是总结两年来文化大革命的丰富经验，提出全面夺取胜利的若干任务，并解决需要解决的组织问题。二十一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林彪书面报告上述意见。
△广西南宁群众组织在其所控制的解放路、新华街一带纵火烧毁公用建筑和民房。并进行抢劫。十九日，周恩来命令广西军区派部队实行武装掩护群众救火。
7月18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小组会议，同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陈毅、粟裕、余秋里等谈经济计划和各部委“三结合”问题。
△嘱秘书告李先念：对河南、安徽两省救灾问题要统筹安排。应直接同两省革委会负责人通电话作统一部署，尤其是空投救济物资时须注意及时准确，又要注意安全，特别是两省接合部应指定以一个省为主解决。次日凌晨，约海军、空军负责人和李先念谈豫、皖两省救灾问题。
7月19日 和陈毅接见阿联驻华大使伊马姆。谈到阿联处境困难时说：一个民族要能够站起来，就是要在困难时不屈服，就能逼出东西来。
7月21日 致信毛泽东、林彪：“陕西问题有两种意见，我们原按主席指示为中央起草了一个布告，后来有同志怕降低陕西革委会作用，请陕西同志自己改写了一个决议。但据李瑞山〔注〕三同志来信主张以中央布告形式发表为好，拟在明晚碰头会上讨论决定。”又告：“煤矿会议将结束，决议草案正在修改中。接着拟开冶金和国防工业会议，以推动今年下半年生产。”
〔注〕李瑞山，时任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就派遣和增补一批军管人员到中央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事致信毛泽东、林彪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这是一次最大军管代表的派遣和补充，拟予同意。现在政府各部委大体四十二个单位，已经实行大联合并有可能实现革命三结合的占三分之一。这批军管人员派去后还可能加快速度。总之，在八月份全国五十边疆省区革委会筹备工作搞得差不多时，就可将政府各部委分口提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讨论。”
7月22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会议讨论各地对“七三”布告的宣传和执行情况，认为对布告的宣传宜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分区分单位进行宣传解释，不开大会动员，免给唱反调的人以肇事的机会。会议还根据陕西情况，同意由中央发出针对陕西问题的布告。七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西等地武斗的布告（又称“七二四”布告）。自七月十六日起，周恩来曾对这一布告作多次修改，加写：“把一个组织的坏头头同这个组织的广大群众区别开来”，“有些人也是受蒙蔽的”。“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据点、关卡，解散专业武斗队，劝说农民回乡生产。”“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通讯，必须无条件恢复。”“抢去的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必须无条件迅速交回。”
7月23日 出席中越两国政府关于中国给予越南经济、技术援助的协定和议定书签字仪式，并接见由黎清毅副总理率领的越南政府经济代表团。接见时说，一九六五年，柯西金到中国来，就是要搞一个联合行动，把我们拴起来。他们什么都想控制住，结果造成对立。又说：我们搞社会主义的大病之一。是脱离群众，机构太多、太重叠，这就会产生官僚主义。越是大国，越有这个问题。
7月24日 致信毛泽东、林彪，提出：“停止武斗、纵火，恢复铁路交通，将是目前政治动员中在广西首先要实现的任务。”
△晚，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和军队部分干部，严厉批评包围监狱、抢夺援越物资和解放军武器、中断铁路交通等行为，责令他们马上打电话回去，从第三监狱撤出去，由军队接管。说：要停止武斗，恢复交道，这是马上要办的。不能听任“七三”布告在广西不能实现，又说。柳州铁路不通，是关键问题，你们还打算停多久？我给你们那么多电话、电报，布告下达又有二十多天了，铁路还不通。一定要联合起来。如果联合不起来，广西这个局面就还要推迟，再推迟就要犯罪。广西打成什么样子了嘛！快两个月没通车了。今天下午就要达成协议，非把铁路打通不可。
7月25日 接见马里总统凯塔的特使马杜·塔拉，说：派留学生出国学习，如果本国经济不发达，没有那么多工厂，机械化、电气化程度不高，劳动条件不够好，这些留学生回国更不满意。我们中国派留学生到外国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有痛苦的历史教训。如果到外国学很多东西，回来用不上，必然更崇拜外国，轻视本国。
△就在南京长江大桥钢梁上设置毛泽东像和政治标语事为中央起草复江苏省革命委员会电：在南京长江大桥钢梁正中，东西两侧各设一巨幅毛主席像，如嵌不好，影响很大，不如只嵌主席语录为妥。
7月27日 “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京大专院校，宣传毛泽东指示，制止武斗，促进联合。同日，进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遭到该校以蒯大富为首的造反派的武装围攻，死五人，伤多人。二十八日，毛泽东同林彪、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接见北京高等院校五个造反派头头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批评他们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严厉告诫他们要听从指挥，停止武斗，欢迎和支持工宣队进驻学校。八月十三日、十五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分别接见首都工宣队队员和驻清华工宣队代表。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此后，工宣队和军宣队相继进驻全国大、中、小学及其它一些混乱的部门。
7月30日 和陈伯达、康生、江青联名致信毛泽东、林彪，认为毛泽东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接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等五人的谈话“极为重要”，提议将这次谈话的书面整理稿或北京市革委会正式传达的《毛主席关于制止武斗问题的指示要点》，发到全国。
△就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关于今年高中是否招生问题的请示批复：如当地高中生毕业后到工厂，农村去的多，校舍有空，就可招生。此事提议由各省市自己解决。
7月31日 修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布告”稿〔注〕，并批示：此件已改，速送批。此后又批：不办，暂存主席处。
〔注〕布告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这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罪状有一、破坏铁路、航空、交通，邮电；二，杀人、放火、放毒；三、抢劫国家财产物资，抢劫车船、仓库；四、殴打和杀害解放军指战员，抢夺解放军武器装备；五、幕后挑动和操纵群众武斗，破坏生产；六、抢劫国家档案、机密；七、私设电台，违法广播；八、组织地下的反革命小集团和脱离生产的所谓“武斗队”；九、冲击国家监狱和劳改农场；十，制造反革命谣言。布告指出：凡有以上十项罪状之一者，即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追查到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7月 修改《关于改革对外宣传工作的指示》，加写：“反对形式主义和强加于人的宣传”，“反对庸俗化”，要“通过生动的事实、准确的叙述、鲜明的主张，实事求是”地宣传毛泽东思想，“而不是学院式的背诵，教条式的宣传”。要克服和纠正对外宣传中的“自我吹嘘”。
△下旬，有两个行动诡密的人到绍兴、上海、南京、淮安等地，搜集陷害周恩来的黑材料，被群众扭送到公安机关。
夏 接解放军某部在河北满城西郊陵山发现两座大型崖墓〔注〕的报告后，立即指示要保护现场，并批示由中国科学院组织力量进行科学挖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