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后考证清楚，这两座墓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的墓，其中重要的发现是“金缕玉衣”等。
8月1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商议批准新疆两派群众组织签订的大联合协议、批准福建各群众组织签订的大联合协议、讨论和通过中央关于云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会前，致信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提出，乘八一建军节主席批准的东风，推动这两个地方革命委员会早日诞生。后一个批示如得通过，经主席批准，对云南，对全国也是极大的鼓舞。
8月3日 陪毛泽东接见由人民军副总参谋长迪亚比上校率领的几内亚军事代表团。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广西问题。五日，广西军区主要负责人联名给中央写出关于处理广西问题的请示报告。六日，周恩来审改了此报告，并送毛泽东。毛泽东批：同意。
8月4日 鉴于周恩来的身体状况。医生规定周恩来今后进餐时要做到，不听汇报，不看文件，不找人谈话，速度要慢，饭后要散步。邓颖超对工作人员补充说：如果进餐时要找人谈话，可以请示一下，可否餐后再谈。
8月5日 接见巴基斯坦外交部长阿沙德·侯赛因及其夫人后。又陪毛泽东接见。事后，就外交部办公厅在印发毛泽东此次接见谈话时，没有按“文革”中惯例用黑体字标出毛泽东的话事，予以严肃批评，并指示收回原件重新印发。
8月5日、7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云南问题，有关国防工业会议、冶金工业会议和将成立的福建省革命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等问题。
8月8日 看完广州军区、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广州工人，贫下中农到大学宣传“七三”、“七二四”布告的情况报告后，向毛泽东、林彪书面提议：“将广东首先是广州全面动员，广泛宣传‘七三’、‘七二四’布告和工农兵联合行动，劝阻各处武斗，动员革命群众包括街道居民。检举阶级敌人，抓坏人黑手的一个月成绩和经验，由军委办事组写一个综合报告，征得广东省革委会、广州军区同意后，提请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并拟一批语，通知全国执行。”毛泽东批：同意。
8月9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修改昆明军区关于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及中央对该报告的批示。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云南省成立革命委员会。十一日，周恩来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接见云南代表。十三日，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8月11日 批告谢富治、温玉成：“南日清华×××号反应堆，不论已否军管，均请卫戍区派得力干部带一排兵力去加强军管，清华两派在那里均接受军管指挥，无权干涉厂内生产业务。”
8月17日—19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十九日会议讨论广西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及中央批示。二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二十三日，周恩来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接见广西代表。二十六日，广西革命委员会成立。
8月20日 晚，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巴巴尼，递交了给谢胡七月三日来信的复信。说：现在埋到国内各省的文件里了，所以国际活动就更少了。我很坦率地说，现在比三年解放战争时忙得多。真正打仗时也不这么忙。每天都遇到问题，时间总是不够用。人手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联络部的部长不是一个也找不到了嘛！又说：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需要两年或三年完成，加上扫尾。现在看，三年是必需的，三年以后也许还要一段时间扫尾，比我们原来估计的时间长一些。铁路、煤矿受到了影响，生产受到影响。武汉钢铁厂到现在还发有联合起来。中国有句古话，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现在是倒过来了，军队碰到秀才，有理也说不清。
8月22日 得知桂林组织有解放军指战员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桂林原“造反大军”占领的几个据点，并强行缴枪的报告后，电话告韦国清：工人宣传队后面有武装部队，又非徒手，易引起双方武斗。要改变这种方式，或者徒手参加，或者不参加。去桂林北站的宣传队，要立即改变做法，将外省外县人员清出，促进桂林两派铁路工人大联合，不要亲一派、疏一派。
△到毛泽东处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会议讨论苏联武装侵占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决定在报纸上发一篇报道和评论。
8月23日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强烈谴责苏联武装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同日晚，周恩来在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杜马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发表讲话，谴责苏联武装侵占捷克斯洛伐克，表示坚决支持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反抗苏军占领的英勇斗争。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姚文元起草、毛泽东修改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二十五日，此文由《红旗》杂志刊出。
8月25日 在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关于请求增援军代表和派驻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报告上批：“我认为科学院革委会这个要求是合理的而且急需的。”“北京市革委会和卫戍区在派工人宣传队到七机部、地质部之后，就要安排两个宣传队（至少各三百名）分到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去。”
8月26日、28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西藏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问题。二十六日、三十日，接见西藏代表，并宣布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成立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二十九日，就西藏学习班有人提出阿沛·阿旺晋美过去是农奴主、不能参加西藏革命委员会事打电话告西藏军区曾雍雅〔注1〕：“留下一二个过去的贵族领主面对西藏解放立过功、并愿意跟毛主席和共产党走的人参加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有好处。”此前，在办西藏学习班期间，还曾对任荣〔注2〕说：要给群众做工作，让阿沛出来担任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注3〕。要告诉大家，阿沛是个好人，他爱国，相信共产党。一九五一年他在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上签字，是立了功劳的；一九五六年他陪同达赖喇嘛访问印度时，有人煽动他和达赖喇嘛留居印度，他当即严词拒绝，而且劝达赖一同回到了祖国。“文化大革命”中，为解决西藏问题，周恩来先后十六次接见西藏军队、地方负责人和群众代表。
〔注1〕曾雍雅，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
〔注2〕任荣，时任西藏军区第一政委、西藏自治区军管会主任。
〔注3〕西藏自治区革委会成立时，阿沛任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8月27日 就章士钊来信反映原国民党司法院副院长覃振之女覃瑞在南京因其父亲问题受批斗事批示：先以电话告吴大胜〔注1〕，然后再将此信转去请吴酌办。（一）覃理鸣（即覃振）确在抗日时期与我党有统战关系，覃当时为反蒋人士；（二）照顾覃之家属，确为主席嘱办；（三）章士钊先生函中证明〔注2〕一段，确系实情；（四）如覃瑞不适宜在南京二十三中教书，可调开，免与群众对立。本月底，当地驻军派人到南京二十三中了解覃瑞情况，并指出覃瑞的父亲是统战对象，今后不要搞她的问题。
〔注1〕吴大胜，时任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注2〕指章士钊在给周恩来的信中证明覃振生前不是共产党的敌人，而是同情共产党的朋友，与毛主席和周总理都有直接关系。
8月29日 接见新疆代表，说服群众组织要吸收王恩茂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说，王恩茂在新疆十九年，总还做了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他今天还没有走到敌我矛盾那条线上，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还要在新疆工作。谈到学生问题时说，运动初期学生是起了带头作用。但不能总是这样，继续下去就不对了。你停课闹革命，停多少年？次日晚，约新疆几位负责人谈话。
8月30日 参加北京市召集的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地质学院等院校的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代表座谈会，听取工作情况汇报并作指示。次日，北京市又召集五十九所大专院校的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进行座谈，要求解决，（一）工人和解放军两个宣传队要实行统一领导，建立集体领导制度。（二）对学校的领导。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正确对待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功与过，办好学习班。（三）革命大联合一定要通过大批判，要在做好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上按班系、按科室搞大联合和“三结合”。（四）加强调查研究工作。九月四日，毛泽东在这个座谈会的情况报告上批告林彪、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现在需要规定一些具体政策，我看此件不错，建议转发各地参考。六日周恩来为中央拟定了转发批语。
9月1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和通过新疆军区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及中央批示。本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二日，周恩来在接见新疆代表暨宣布批准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大会上强调：新疆革委会成立之后，首先要实现归口闹革命。新疆各专区、自治州、县成立革委会的很少，原因就是你们的组织长期以来都是跨行业的。跨行业就不能归口。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修改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几条规定》。《规定》提出：必须从那些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成立了革委会和清理了阶级队伍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的工厂中选调工人。选调的工人必须是优秀的产业工人，凡原来同所去的单位或其它单位的各派组织有联系尚未脱钩的，不能派到那个单位去。抽调的工人人数大体占全市产业工人的十分之一左右，以不妨碍生产为准。二日，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将《规定》转发全国各地。毛泽东批准后，周恩来于五日为中央拟定了转发批语。
9月2日 出席越南驻华大使吴明鸾为庆祝越南独立二十三周年举行的招待会并讲话说：越南人民只要坚持持久战争，反对投降妥协，就一定能够取得抗美救国战争的最后胜利。
9月3日、4日 召开国务院业务小组会议，谈冶金、国防工业两个会议的情况和国防科委学习班问题。五日，接见参加冶金、国防工业会议的代表，听取冶金工业会议汇报，询问一些厂矿的生产情况。敦促各地钢厂的两派实行大联合、三结合，把“私”字放下来，“公”字摆在头上。把生产恢复起来。
9月5日 就三机部一干部来信建议国家机关各工业部革命委员会应有工矿企业的优秀工人代表参加事批：“不仅各工业部门应这样做，一切国家机关都应这样做，国防工业部门也不例外。”并向毛泽东建议将此信转发国家机关及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
△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至此，全国（除台湾省外）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都已成立革命委员会。
9月6日 同陈毅接见巴勒斯坦解放运动领导人访问团。谈话中表示：我赞成你们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不赞成凡是犹太人都反。犹太劳动人民要争取，这是一件艰巨的工作。否则，我们不就同希特勒一样了吗！实际上希特勒屠杀的是犹太劳动人民，不杀资本家。又说：革命者最怕有失败主义情绪，不应气馁。革命者应有乐观主义精神，遇到挫折，总结经验。失败主义不改就会产生冒险主义，采取拼命行动。巴勒斯坦解放运动要有长期打算。中国的经验只能供你们参考。毛主席所说的革命原则是普遍适用的，但要同本国实践结合起来。不结合，不实践，也就无效了。
△晚，同江青、陈伯达、康生等接见艺术院校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说：艺术本身还有积累。没有积累、纯粹是个外行，虽然有思想，但艺术上太粗糙。
9月7日 就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拟在本日下午召开庆祝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的十万人大会请示毛泽东：“我们以电话商量，认为中央文革碰头会全体同志应参加这次大会，周恩来、江青在会上讲几句庆贺和鼓励的话。”毛泽东同意。下午，周恩来同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出席大会。周恩来讲话说：我们一定要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大好形势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好好地迎接我们现在掀起的斗批改的新高潮。江青等也在大会上讲了话。会后，毛泽东对这次会议提出批评。八日，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联名检讨，认为：这次会议没有事先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议过，讲话的代表没有提中央文革，没有着重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小将的功勋，还有像蒯大富这样的代表性人物没有参加会议，全是因为领导上准备不足。九日，毛泽东批示：周恩来、江青讲话照发。
△与值班室工作人员谈支工问题。此后不久，国务院总理值班室被撤消，只留下一人（钱嘉东），一两个月后才增加一人（纪东）。十一月十七日，周恩来在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说：我现在只有两个秘书，其它都支工支农去了。每天二十四小时，一个人得工作十二小时。我不能不让他们休息。晚上我让他们走，有些事情我自己写、自己办。
9月9日 参加北京市郊区部分厂矿整党座谈会。在听汇报中插话说：“党员”和“群众”相对，始终是不合逻辑的。好像党员就不是群众，非党员才是群众。这变成习惯语了。应该说“党员”、“非党员”。
9月10日 约罗贵波等谈香港问题。
9月12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国庆节筹备工作领导小组的报告。十三日，致信毛泽东、林彪：“在这个报告中，我们提了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其目的是为了争取在国庆节前召开十二中全会；如来不及，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委会来几个主要负责人参加检阅也有好处。”
9月14日 凌晨，同中国科学院、国防科委有关负责人谈话，就改变军用无线电技术落后状况指出：还是过去的老办法，三十年前的那一套，一部电台要那么多人。还要派人保护，那怎么行？我们的无线电技术太落后了。能不能都用半导体的？光仿制不行，还要创造。这并不难嘛！我看动员一下群众。明年就可以搞出来。要抓一下四机部和通讯兵部，要他们半年内搞出来。
△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接见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讲话中引用了毛泽东九月一日的最新指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结合，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说：这是毛主席对以前知识分子政策的发展。宣传队要把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宣传下去。提到九月五日。《红旗》杂志发表《从上海机械学院两条路线的斗争看理工科大学的教育革命》的“编者按”时重申：旧知识分子，即使最坏的，也要给他们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谈到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时说：说老实话，我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也不是很理解，没有想到今天这样的局面。红卫兵十多次冲中南海，冲一次我就做工作，没有和他们闹翻。
9月16日 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及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等听取参加国防工业会议的部分代表汇报，询问工厂的生产情况，批评有些工厂连续停产十几个月，责令赶快联合起来，恢复生产。强调：一定要把国防工业赶上去，我们已经耽误了两年，再不允许耽误了。问上海机床厂代表：去你们厂参观的人太多〔注〕，是不是妨碍你们的生产？这不好，要有点限制才行。可通知各地注意。
〔注〕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文汇报》记者的调查报告：《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毛泽东在编者按中加写了一段话，肯定了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此后几个月内，各地去该厂“取经”的人不断。
9月17日 接见赞比亚外交部国务部长罗伯特·马卡萨和外交部欧亚司负责人蒙巴。谈到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时说，我们的立场是肯定的。凡是被压迫、受欺凌的民族进行的民族解放运动，我们都支持。如果尼日利亚采取国内各民族平等的方式统一，我们还是遵守过去不介入的政策，支持非洲国家获得民族独立，尊重它们的主权和独立，这是我们过去访问非洲时已经声明的原则。
9月18日 在与交响音乐伴奏《红灯记》演出人员座谈会上说：我们现在很难拿出有艺术性的影片，外国的朋友要我们送几部片子给他们，我们拿不出来。这种情况已经两年了，再继续下去不应该了。我们的胶片储存得都要报废了。艺术这个领域是最宽广的，但我们停顿得最久。电影这方面现在看起来最缺门，而且领域最宽广、需要量最大。讲到中国的知识分子时说：他们“大多数或者比较多数都是愿意跟工农兵结合的。”
9月20日 在北京市工业系统整党座谈会上说：党回到群众中去，受群众监督。这样的党才真正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不然，就要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又说；党员有一些政治上特殊，所以，非党群众怕党员群众。非党群众不敢批评党员群众，这就是党脱离群众，这最危险。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个事可不容易。不要说高级领导做官当老爷，就是一般的党员在群众中间也做成一个小老爷，这怎么行呢？当有人说自己是犯了罪时周恩来说：不是犯罪，是犯了错误。这个罪字不能乱用。以后就是要当着群众敢于把自己的短处，缺点、错误说出来，养成这种好风气。
9月24日 接见南也门外交部部长塞弗·艾哈迈德·扎莱，说：革命不要超越阶段，这话是对的。你们现在要把民族独立搞彻底，巩固起来，搞社会主义是下一阶段的问题。又说：我们的援助一定要有利于你们的经济独立，而不是助长你们的依靠。助长依靠是害你们，得不到好处，不是真正的朋友。只要你们为独立而奋斗，需要东西，我们尽可能帮助。
9月25日—28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二十五日会议讨论国庆节口号等问题。次日，就“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口号的去留问题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批示：去掉为好。
9月26日 参加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在谈国际宣传问题时说：没有离开政治的业务。不要有红卫兵的幼稚想法，说我们出口的东西一定是为劳动人民服务，有一件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就不许出口。那也不行。那种东西我们有多余的嘛，我们换回来需要的物资嘛，互通有无嘛。这样便于我们壮大。
△接见新华社、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等单位有关人员，就新闻摄影工作指示说：新华社、《人民日报》、广播电台要注意协作，互相通气。不要搞资产阶级的东西，不要抢新闻。
9月27日 对新华总社指示：资产阶级报纸是靠造谣吃饭的。但是，严肃的资产阶级报纸，也是比较讲究事实的。我们无产阶级的报纸，更应该如此。
9月28日 就内蒙古白塔车站二十一节油罐车翻车事件批告吴法宪、谢富治、温玉成、郑维山、杨杰：“九月份北京附近铁路出了三次事故”，“请注意动员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工人，郊区贫下中农，解放军指战员，大、中、小学革命学生、教职员工，机关革命群众和干部，街道有组织的居民百倍提高警惕，严防暗藏敌人从各方面进行破坏，首先要使本岗位的工作不出差错，不让敌人钻空子。提议军委办事组向全国大小军区发一电话通知。要他们采取同样办法，保证不出破坏事件。过好这次国庆节。”
△新华社军管小组有人提出：在新华社报道的一条消息中没有提到写信向毛主席致敬，不妥。周恩来就此指出：现在什么大小事都给毛主席写致敬电，这种风气不好，要刹住。
9月29日 晚，设宴欢迎由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巴卢库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在讲话中表示支持阿尔巴尼亚退出华沙条约。十月二日，同阿代表团举行会谈。四日，出席首都十万群众欢迎阿代表团大会。五日，陪毛泽东接见阿代表团。
9月30日 毛泽东就黑龙江省柳河“五七”干校一材料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十月五日《人民日报》刊登《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报道，并在编者按中发表了毛泽东的批示。此后，中央和各地普遍开办“五七”干校，把原党政机关的绝大部分干部和知识分子都送到“五七”干校去劳动锻炼。
9月 就军队无线电通信装备指示：要加紧实现野战通信装备轻型化、小型化。〔注〕
〔注〕为贯彻周恩来指示，四机部先后组织有关厂、所进行技术攻关。到一九七二年底，研究出全半导体化的战术电台。这种电台与原来的电子管电台相比，体积小，耗电步，重量减少了一半。
10月3日 参加中央召开的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会上对新华社、人民日报社、解放军报社负责人说：你们为什么不能合起来？各家送一大包照片让我们审查，浪费了我们很大的精力，也浪费国家的外汇、财力。去掉表现自己的思想，就好办了。
10月4日 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接见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负责人。
10月6日 就越南要求派代表团来华事代外交部起草给中国驻越南代办陈叔亮的电报，要他立即约见范文同总理，“告以中国党政负责人在十月因国内事忙，不可能接待越南党政代表团。对越南人民因台风损失需要的救济和南越作战需要，可先在一九六九年援助协议中加以调整”。九日，接见越南外贸部副部长李班时再次表示了上述态度。
10月8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出席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名单（草案），共商定一百三十三人。九日，周恩来起草了一个出席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名单草案解释，并将名单送毛泽东、林彪审定。
10月9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会议确定拟补选的十名中央委员的排列次序。十一日，周恩来将这十名中央委员，外加九名候补中央委员的排列名单送毛泽东审定。
10月10日 为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起草召开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的会议通知。
10月12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会上，毛泽东说：有些干部，错误是有，但今后可能还是要做工作的。
△晚，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商议出席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分组名单及各组召集人人选。十三日，周恩来起草分组名单及说明，送毛泽东、林彪审定。
10月13日 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式上宣布全会议程：（一）九大准备工作。（二）修改党章。（三）国内外形势。（四）刘少奇专案审查报告。讲话中，还就全会出席人数问题和分组名单作了说明。毛泽东发表讲话，强调，“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又说：这次文化大革命错误是有，而错误的主要责任在中央，在我。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开幕式后，召集全会各组召集人第一次会议，介绍全会印发的文件。强调：要注意保密，要自己记录，不许外传。年纪大的要在医药方面给以照顾。
10月16日 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第六小组会议上发言，说：我在这次运动中也没有经验，关键是对待群众的态度。对群众的态度一九六六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毛主席讲了的，但有些人回去就是怕群众。不仅是部长，我还奉命把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找到北京来，当时黄火青、欧阳钦、谭启龙、江华、张平化、韦国清、杨尚奎、刘俊秀、叶飞、江渭清、张体学等不少人，叫他们自己反省错误。我有事不能去，叫谭震林、李先念同志找他们谈。在中南海，谭震林、李先念、李富春、余秋里、谷牧他们在一起开会，军队方面有徐向前、聂荣臻，有情绪，主席指示我保的最多，余秋里、谷牧、部长们十多位。余秋里被抓后，我去报告主席，主席交代我保他。
10月17日 就孙维世〔注〕死亡问题批：“是否自杀或灭口，值得调查。”“应进行解剖化验，以证实死因。”
〔注〕孙维世，周恩来、邓颖超的养女，曾任中国青年艺术学院副院长、中国实验话剧院副院长兼总导演，十月十四日孙维世在关押处死亡，周恩来今日始知。
10月17日—28日 林彪、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在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分组会上组织围攻参加过所谓“二月逆流”的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等（谭震林被取消参加会议的权利），并无端指责朱德、陈云、邓子恢等“一贯右倾”。在十七日第一小组会上。康生强加给所谓“二月逆流”以“反毛主席”、“否定延安整风”、“为王明路线翻案”等罪名。江青则污蔑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人“乱军”。黄永胜、吴法宪污蔑朱德是“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个黑司令”。林彪在二十日的全会上，宣称“二月逆流”是“十一中全会以后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
10月17日—31日 连日到毛泽东处开会并参加全会小组会。
10月25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修改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及关于草案的决定稿。之后，周恩来将改稿送毛泽东、林彪审阅，并注明改动情况。毛泽东对改稿作了删改。
10月30日 阅改中共中央关于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传达及文件处理的通知。关于传达范围和传达方法，强调：“没有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的地区和单位，均暂不传达。非党员不能参加。”“传达方法，地方可以省、市县两级开各单位革委会党员核心小组代表大会进行口头传达，军队传达方法自定。”
10月31日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闭幕。会议通过全会公报，批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凭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通过决议，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消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周恩来在发言中也谈到刘少奇的“罪行”。全会还通过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等文件。闭幕会前，毛泽东问：回去怎么传达？周恩来说：拟了个传达的通知。闭幕会上，毛泽东说：这件事〔注〕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呢，也没有什么十分了不起。他们有意见要说，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们不参加，我看就是个缺点。对于党内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
〔注〕指“二月逆流”。
11月1日 得知北京礼花厂青年女工王世芬在一次意外的火药爆炸事故中负伤，烧伤面积达百分之九十八。其中三度和四度以上烧伤面积达百分之八十八。指示医院全力抢救，并多次派联络员去了解病情、治疗情况和精神状态。鼓励她战胜伤痛。经医护人员全力抢救和精心治疗，病人得救。
11月5日 就巴基斯坦新任驻华大使递交国书问题请示毛泽东：“过去惯例是由其总统签署致我国国家主席的，现我国国家主席已缺，拟告其致我国国家副主席，不提姓名，我派出新使节，亦拟由董必武副主席签署。以后仿此（在国家体制未改变前）。”毛泽东批：同意。
11月12日 接见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杜马，回答所提有关中罗两国关系的几个问题。说：两国来往是应该的。现在的情况完全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
△审改《关于一九六八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十五日，该通知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
11月13日、15日、17日 与率越南代表团访苏后回国途经北京的范文同举行三次会谈。范通报访苏情况。十七日，陪毛泽东接见越南客人。
11月14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汇报同范文同等的会谈情况。毛泽东表示：一切由他们自己做主。林彪及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参加了会议。
11月16日 在外交部请示关于黄永胜率领中国党政军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的欢送问题的报告上批：“拟不组织群众送行。”
11月17日 同由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阿迪尔·查尔查尼率领的阿尔巴尼亚政府经济代表团会谈。二十二日，出席中阿两国经济贸易协定签字仪式。
11月19日 得悉摩洛哥当局因中国“无锡”轮悬挂毛泽东语录而阻拦该轮进港，中国驻摩大使馆代办向摩外交部表示抗议事，作内部指示：“无锡”轮去摩洛哥挂毛泽东语录的做法不对。
△就第二汽车制造厂厂址问题批示，可以确定在湖北省郧县十堰地区。
11月26日 批告谢富治、温玉成：“请你们把北京市辖县区中学的教育经费，按照少年儿童就学年龄和城市分布情况，分给农村那部分，看有多少钱能分到每个学龄少年儿童的平均数目（以元角计算）。拿这笔经费，照主席指示交给贫下中农管，可否够用？是否还要公社、大队自己补贴一些？请进行典型试验并做一报告，以便中央据此定明年教育预算。”
11月28日 陪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此前，曾同希尔会谈。
11月29日、30日 接见柬埔寨人民革命党负责人潘巴并会谈。在三十日谈话中说：约翰逊很快要下台，尼克松上台以后，恐怕他总要想办法改善美柬关系，美柬关系可能有些新的变化。谈到对帝、修、反的斗争时指出；要讲政策，讲策略，总要有战略部署，也要有灵活的战术，各个击破。一个时期总是要抓住一十主要的敌人和它最忠实的伙伴，集中打击它。要利用它们中间的矛盾，利用它们不同的利害关系。不仅要把全世界一切能团结的革命人民联合起来，包括革命的民族主义者，而且要利用跟主要敌人有矛盾的力量，作为间接同盟军。
11月30日 就湖南省工艺品美术公司印制的一套毛泽东故乡韶山纪念图片中有“毛氏宗祠”字样一事批示：先由军委办事组打一电话给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令其立即停售；再以中央文革名义严肃批评湖南省革委会。
△去医院向刚逝世的徐特立的遗体告别。次日，参加徐特立的追悼会。
12月1日 毛泽东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发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报告》上批告林彪、周恩来及中央文革小组各成员：“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要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三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中央文革拟了转发批语，指出：“请你们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批示和注语，认真研究这一经验总结，并且联系到当地的实际情况，区别两类矛盾，依靠群众，坚决执行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同日，文件发出。
12月4日 针对中国一艘去丹麦的船上写有标语口号，引起纠纷事指出：对外宣传一定要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极左思潮一定要批判。
12月5日 在国务院各部委军管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大联合委员会负责人会议上强调：对犯错误的干部要讲政策，给出路，只要他们承认了错误就解放他们。指出：“二月逆流”是有范围的。他们这些人〔注〕有很多指示，要看指示是否正确。其中有许多是根据中央指示政策办的，不能把每一句话都看作是“二月逆流”，不能说“二月逆流”的人的所作所为都要否定。中央的方针政策，还是一批、二保、三看。如果哪个单位还争论不休，要派宣传队进去。又说：参加“二月逆流”的几个老同志，毛主席这次讲，希望选他们为九大代表。但他们应该更加警惕，不要以为一批二保就轻松起来。在谈到地质部问题时说：李四光同志是个好同志，你们有的人还要打倒他，应该向李四光同志学习。谈到外交部问题时说：不能看到和平共处四个字就认为是毒草，外交斗争是极其复杂的。外交工作不能停，外交工作最怕干扰，右的不好，“左”的也不好。对外经委工作也是这样。
〔注〕指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等。
12月9日 鉴于首都机场对外检查工作有民航局、公安局、海关等多家单位参与，难以协调而造成工作上的漏洞，周恩来指示北京卫戍区负责人前去了解情况，写出报告。本日，北京卫戍区负责人将所写报告报周恩来。周恩来阅后批：（一）民航局划归空军系统，作为军事建制，服装待拟。（二）边防检查站和外国人出入检查站统一由卫戍区或警卫区派人管。海关和检疫所统一由民航局管。边防和出入检查站也统一由民航局军管统一管。这样就可以统一行动，定期检查。（三）关于上述事项，要不断总结经验，定出几条规定。
△就中共中央调查部群众组织要求把孔原〔注〕等揪回批斗一事批告汪东兴：“这时候将孔原揪回批斗，恐还不如背靠背批判为好。”
〔注〕孔原，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
12月11日 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苏尔坦·穆罕默德·汗，询问该国计划生育方面的经验。当了解巴方这方面药品较多时说，希望巴方能给中国提供些品种。谈到中国农业情况时说；我国农业生产几年来连续丰收。现在我们对农业生产已摸到一些规律。今年，南方涝，北方旱，但还是增产。主要是靠人的力量，兴修小型水利，积肥、选种、深耕、改良土壤等。
12月11日、13日 召开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钱学森关于“东风三号”中程地地导弹的试验报告，指出要排除干扰，大胆实践。十四日，向毛泽东建议批准这次试验，并说：“试验结果，无非成功或失败，即使失败，也可在发射过程中取得改进根据，以利再试。”毛泽东批：照办。
12月14日 接毛泽东对河北省万全县安家堡公社贫下中农管理商业的批示后，召集供销总社、商业部、粮食都、外贸部、财政部、人民银行等单位负责人开会，提出：（一）要积极开展贫下中农参加管理农村粮食商业，工农兵参加管理城镇粮食商业的讨论和试点；（二）逐步做到农村基本只购不销粮；（三）逐步做到队队有储备，户户有余粮，藏粮于民；（四）逐步做到队队有仓库，除为自己保管储备粮外，还为国家保管部分粮食，同时把国家在农村的部分仓库交贫下中农管理；（五）逐步实现社队粮油加工机械化，做到农村粮油加工由社队自己搞。
12月18日 召集工交口的军代表开会。十九日傍晚起，召集国防、外事、财贸、文教、工交、农林等各口军代表开会。二十一日，召开国务院各口会议。
12月19日 批告李先念：农村供销社归贫下中农管理的建议，请供销总社派人下去试点，争取今年内能搞出几条规定，才好由中央下达。现在决不能将我的建议以批示下达。
12月21日 就北京市请示修建地铁能否拆迁元代建筑的古天文台问题告北京地铁局：这个天文台不要拆，看绕过成不成。有什么困难，写个报告来，并附上设计方案图。
12月24日 与铁道部有关人员谈徐州铁路问题。二十五日，召集徐州两派开会。二十九日，接见徐州两派代表。
12月26日 月初曾批准召开全国计划会议，并拟定一份有国家建委、计委、经委、财政部、国防工办等单位人员参加的讨论制订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人选名单。后来因会议搞大批判，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计划未能订出。本日，周恩来对余秋里说：今年只有五天了，明年计划还没有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里生产，往哪里调运，没有个计划怎么行呢？要求余秋里先搞一个一九六九年第一季度的计划。
△签发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对敌斗争中应该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通知》指出：在对敌斗争中，提到敌人名称时，不要采用含糊不清的容易混淆两类矛盾、扩大打击面的词汇；在定案时必须由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不要用“群众定案”的口号代替“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必须区别已经是定性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或是尚未定性的“靠边站”的干部，不可把两类人物统称为“黑帮”、“牛鬼蛇神”〔注〕。周恩来批注：“这一通知可发到地方厂矿、企业、事业基层单位和公社、大队革命委员会或军管会，部队的团级（或独立营）党委。”
〔注〕毛泽东在修改此《通知》时还加上：“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是坏人。”“即使是反革命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他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实践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此《通知》下达后，一些被打倒的干部陆续被“解放”。
△在关于撤消最高人民检察院、内务部、内务办三单位，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留少数人的请示报告上批：“这是国家机关内务口第一个精简裁并机构、下放大批人员参加农业劳动的计划报告，拟予同意，请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照办。
12月27日 中国进行一次新的氢弹试验获得成功。在氢弹试验中，周恩来及时了解有关情况并作了指示，使试验顺利进行。
△在沈阳军区报中央军委关于征兵工作试点情况的报告上批；“建议采用东北试行在县统一领导下由公社组织实施征兵的办法”。“建议每省都在新年过后进行试点，如收效，便可在春节前后普遍推行”。
12月28日 接见国防科委、七机部学习班两派群众代表，强调七机部任务繁重，生产再不能耽搁了。谈到“东风三号”地地导弹试验成功时说；正是七机部武斗打得最凶的时候搞的，许多部件不大合规格。但为什么能响？靠的是我们工人阶级。老工人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检查了多次，发现二百多个问题，最关键的有七十多个，老工人一个一个把它解决好，有些是重新搞，所以试验成功了。
12月29日 在中央军委办事组转报的徐向前办公室党支部反映徐最近思想情绪表现的材料上批：建议军委办事组派人找该支部同志谈谈，“不要搞得过于紧张，防止意外”。毛泽东同意这个意见，并于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批：“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