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许世友来电反映浙江乱批、乱斗、乱点名情况严重，要求来京报告事，遵毛泽东指示，起草复许世友电话稿，同意许来北京，并要他提出浙江、江苏两省及南京军区来京参加讨论的人员名单；同时，通知济南军区和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也提出一个相应的名单来中央开会，以解决徐海问题。
12月30日 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塔奈利，说：我们的报纸上经常登长文章，没有人读。毛泽东同志常常批评。社论短了，但报道仍很长，有的长两页，读起来费事；广播长了，很少人听。谈到中国农业生产的情况时说：上半年因为武斗，受了些影响，下半年生产，许多地方都超产。
12月31日 通宵同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与编制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小组全体成员开会，讨论一九六九年计划。谈到无线电问题时指出。无线电是最大的短线。电子工业无论军用民用，争取两年赶上去，要立这个志，要有雄心壮志。“爬”得最厉害的是无线电，不像话。半导体日本战后十年就搞起来了，我们氢弹都能搞出来，半导体搞不出来，我不相信。
12月 起草“中央参加九大作代表的名单和预拟名单”。其中，“已经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协商一致通过的名单”中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等十四人；“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预拟提出作代表的名单”中有朱德、董必武、蔡畅、邓颖超、滕代远、邓子恢、胡耀邦、范文澜、李富春、李先念、王震、曾山、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陈毅、赛福鼎等三十九人；“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需经讨论提出并请示主席、林副主席批准才能拟作代表的名单”中有陈云、张鼎丞、方毅、杨勇、谭启龙五人。
△毛泽东在审阅中央军委办事组以军委名义批复国防科委并空军的一份报告时，删去报告末尾“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的祝词，并批：“请注意以后不要写这类语句。”周恩来阅后在退件上注明：“主席有批语在内，请军委办事组全体同志及起草报告和复电同志注意。”
本年 起草制止武斗的文件，其中有：“取消武斗专业队，按系统归口接受革命大联合三结合。不许重拉队伍另立山头，革委会、军管代表要保证任何工人职员不得被赶离本生产工作岗位。”“停止脱离生产和工作岗位的自由串连。不容再运再抢武器弹药。不许攻夺建筑物，建立据点。不许抢夺任何公家仓库商品物资。更不许杀人放火。”
1969年七十一岁
1月1日—4日 起草给毛泽东、林彪、中共中央及中央文革的报告。其中说：国务院六十二个单位除极个别外，都早已实现了大联合。关于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计划，拟力争提前实现一九七○年在“三五”计划中规定的主要生产指标。还说：计划生育的口服药已试制出两种，有效率达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拟从今年起低价出售。
1月4日 与许世友谈话，商定先解决浙江问题。谈后将商谈情况和与许世友拟定的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浙江省军区、南京军区来京开会人员名单报毛泽东。八日，会见南京军区干部。后到毛泽东处开会。
1月8日 在国务院值班室关于国家计委、石油部、七机部、外交部、对外文委等单位的部分群众要求批判李富春、余秋里、聂荣臻、陈毅，是否可以向这些单位传达毛泽东一月三日的批示〔注〕的请示报告上批：“照办。”
〔注〕指毛泽东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所作“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的批示。
1月9日、24日 召集有关人员筹划召开全国计划会议问题。
1月12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分别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电报稿。给新疆的电报指出：“新疆自治区出席九大的代表应包括王恩茂〔注1〕同志在内。你们为此做了不少工作，并为他留出名额。现在你们正面临新的困难。如说服党员干部和党内外革命群众需要时间才能选出，可先将王恩茂同志全家送来北京，以便继续工作。”给云南的电报指出：“云南省九大代表应包括陈康〔注2〕同志在内。陈的代表性，主席早有指示，望你们说服党员干部和党内外革命群众同意将陈康同志补选为云南省九大代表。”起草后，将电报稿送毛泽东批示，并注明：“根据现在我们已经收到的各省、市、自治区的九大代表名册，我们初步发现新疆王恩茂同志尚未选出，云南陈康同志落选，恐对全局不利。”
〔注1〕王恩茂，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新疆军区第一政委。
〔注2〕陈康，时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省军区司令员。
1月14日 致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碰头会信：去年十二月十三日主席批示，要我找财政、金融、商业部门同志谈一下农村商业由贫下中农管理问题。大家一致主张农村供销和信用合作社下放归社、队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服务社、站经营，国家商业其在县市城镇设立批发、收购站和国家商店。
1月18日 就前去观测“东风三号”中程地地导弹试验情况的人员在返回途经新疆洛浦县时遭群众组织袭击，绝密资料和全部武器被抢事批示：“这一行动，可能带有反革命预谋性质”，“电话告龙书金〔注〕同志，先令和田军分区迅速追回绝密文件，要‘新农总’交出主谋人，并动员‘三新’头头（在自治区革委会的）前往协助解决此事”。毛泽东批：“照总理批示办。”
〔注〕龙书金，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
△同由政治委员会委员杰·满生、拉·赫格曼组成的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会谈时说：任何一个国家，在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时。一定要有自己的创造。没有创造，不可能使革命取得成功。青年人不同有经验的老同志结合起来，革命也是很难成功的。
1月21日 就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擅自决定拆平民房，在昆明市区建立一座毛泽东塑像和“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事批告云南省革委会，要求“取消原来决议，向群众公开检讨，说明这一行动违反毛主席历来指示，并立即赔偿拆平民房的损失”。“并通报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防止以后再有这种‘先斩后奏’的情况发生。”
1月22日 召开会议解决徐海问题。十一日，曾接见徐州军队人员。
1月24日 将石油部关于在湖北江汉地区组织石油勘探会战的报告批告余秋里：“请代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国务院，中央军委拟一批语，同意他们这个报告，批准他们的几项要求，鼓励他们这次学习成功，并望他们继续努力，勿骄勿躁。”
1月25日 审改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学校放寒假问题的通知稿。通知提出：今年大、中学校一律不放寒假，城市小学仍放寒假，但假期应缩短。周恩来在修改时加写：“各地小学，一般已经下放给公社、大队或工厂、街道革委会管理，寒假放否应由主管单位根据城乡情况、各地气候和生产季节自行安排，不作统一规定。”
△陪毛泽东接见在北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地方干部、群众代表及参加“三支”、“两军”〔注〕工作会议和国防工业会议、冶金工业会议的代表。
〔注〕“三支”、“两军”指“文革”期间军队支左（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的群众组织），支工（支援工业），支农（支持农业），军管（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
1月28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听取军委办事组汇报军工生产、军事院校精简等问题。会上，毛泽东肯定了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关于坚决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说：那五条〔注〕不错，可以转发。会后，周恩来为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草拟了转发批语。批语指出：这个报告很好，宣传队没有从去年七月二十七日进入清华后近半年来的实践和斗争，就写不出这样一个报告。现把它转发给你们，供参照执行。次日，文件发出。
〔注〕这五条是：（一）对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要坚决相信是革命的，但必须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二）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要多做教育工作，不要把他们推到敌人那一边去，（三）对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人，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要及时解放。（四）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经过充分批判，要给以出路，（五）对反革命分子要分别情况，区别对待，给以立功自赎的机会。
1月29日、2月7日 两次召集邮电部、铁道部、气象局军代表、干部和群众代表开会，听取有关通讯、气象工作的汇报；说：四机部也好，邮电部也好，在通讯上都是落后的。有线、无线都落后了。最重要的是改变落后现象，中央气象局要和邮电部很好地规划一下，研究解决。又说，从有线到无线，包括电缆、微波，要赶上去，第一季度就抓。谈到华东，中南地区受冰凌影响。有线通讯被阻断，地下电缆能克服冰凌的影响时说；地下电缆要赶快建成，今年就开始。国防和民用应该结合在一起，搞一个计划。邮电部要考虑如何把地下地上联起来。谈到气象问题时说：应该搞我们自己的气象卫星，气象火箭也要搞。一定要千方百计地打破敌人的封锁。一是要自力更生搞基本建设，要赶快改变落后面貌，搞气象卫星和气象火箭；二是要采取各种办法收听国外的广播。气象人员要到现场去看看，懂得一些气象对劳动人民的生活、海上航行、铁路交通运输影响的情况。我们研究气象就是为了保护人民，首先是劳动人民。气象工作对国计民生各方面都有直接影响。因此，你们要做好气象服务工作。
1月30日 李宗仁在北京病逝。临终前，李曾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信〔注〕。
〔注〕信中说：“我在一九六五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条路是走对了的。”“在我快要离开人世的最后一刻，我还深以留在台湾和海外的国民党人和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的前途为念，他们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同我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
1月31日 在审阅关于李宗仁的治丧报告时，将报告中遗体告别仪式“拟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傅作义主持”改为“由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主持”，并要求香港《大公报》、《文汇报》除发李宗仁病逝的消息外，还要刊登李的照片；此外，还在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名单中加上了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郭沫若。毛泽东批准周恩来修改的治丧报告。二月一日，周恩来主持李宗仁遗体告别仪式。
2月1日 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九大的准备工作。会后，起草《中央文革碰头会为九大进行准备工作的议程》（草案）报毛泽东、林彪，其中包括：九大代表集中到京的日期和开会程序、九大代表的审查和批准草案、党章草案修改稿、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形势和政策讨论大纲（草案）、九大后中央机构、有关九大的宣传方针等。毛泽东批：照发。
2月2日 致信毛泽东、林彪，建议他们在最近一两天内约中央文革碰头会全体成员开一次会，听取有关九大准备工作的情况和意见。并说明：“浙江问题会谈结束后，中央文革碰头会即转入准备九大工作。”
2月5日 将出席八届十二中全会已被提出和未被提出作九大代表的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名单送毛泽东审阅，并注明：本拟在会谈中面报，现因会议推迟，特先将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已商定的书面文件送阅，便于主席预作考虑。毛泽东阅后批：陈奇涵〔注〕同志似宜考虑。
〔注〕陈奇涵，时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2月7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到会的有林彪和中央文革碰头会全体成员。会上周恩来提出：九大期间还想讲讲第三个五年计划。此外，政府机构要准备精简。谈到九大代表问题时说：朱光亚、钱学森表现都还好。谈到“七三”、“七二四”布告时，周恩来说：两个布告，在全国起了很大作用。毛泽东插话：这也是一大发明。要发布告，造舆论。黄永胜和总理去议了一番，议出了这张布告。
2月9日 接见几内亚驻华大使基古·卡马拉时说：武装力量不在多，而在忠于人民，忠于民族，要确实掌握在爱国者的领导之下，这样才能保卫民族独立。我们对非洲是有感情的。非洲与我们过去有相同的遭遇。
2月9日、11日 召集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和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和第七机械工业部军管会及部负责人会议，谈国防工业生产问题，对国防工业生产的规划、布局等作了指示。在九日的会上说：高射武器要狠狠抓一抓，要在两三年内赶上去。要搞出规划来，抓紧建设。谈到高炮雷达、指挥仪问题时再次提出：电子工业最落后。无线电厂要和外厂协作。固步自封，就不能进步了。社会主义企业搞垄断、搞封锁是错误的。又说，研究工作可以和生产结合起来，也应该结合起来。科研人员可以从试制中吸取经验，还容许他们有一定时间进行研究工作。谈到从国外进口机器时，说；你们要当心，不要上当。进口以后要认真检验，就在进口的港口试运转。如果不行，要在港口和他们办交涉。我们自己能做的设备就不要买。在十一日的会上，提出要抓紧步枪、机枪、高炮、地空导弹、飞机、潜艇、反坦克武器等常规武器的生产，说：打起仗来，主要是靠常规武器。当然，尖端武器和常规武器要互相配合。在尖端武器发展上，我们要以质胜敌，数量不能太多，太多了反而背包袱。在听取造船工业生产汇报时说：看来我们的问题是造船工业不配套，要考虑造船配套问题、钢板生产问题；已建造的万吨轮要注意质量，不抓质量就要出问题。
2月16日—3月24日 全国计划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是根据周恩来上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指示，由新成立的有军代表、老干部和造反派参加的计划起草小组筹备召开的，主要讨论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计划、方针和任务，就年度工农业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规模等问题交换意见。为筹划这次会议，周恩来自一月以来多次召集有关负责人开会研究。后又修改国务院关于召开这次座谈会的通知。会议期间，详细阅看会议简报，并多次找有关负责人谈话，了解会议情况。在得知物资部因故未按周的批示收回原准备用于制作毛泽东像章的五千吨铝时，当即责问说：“为什么不收回做像章的铝？传播毛泽东思想要讲实效。像章越做越大，毛主席不赞成。”该部遂连夜发出通知，收回这批铝材。
2月18日 就兰州军区、水利电力部军管会为保证刘家峡至关中三三○千伏超高压输变电工程需要，建议进口一部分电器设备和导线一事批告余秋里：“我看动员上海、哈尔滨潜力就可上去。请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一议。”
2月19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到会的还有林彪、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会上，毛泽东要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研究国际问题。
2月28日 接见瑞典驻华大使佩特里，说：我们反对联合国作为大国强权政治的工具。二次大战后，我们得出一条教训，各个民族都应该解放，所有国家不分大小应一律平等。但相反，强权政治比二次大战前搞得更厉害，而且那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参加了进去。
△接见由贸易、运输和邮电部长恩法马拉—凯塔率领的几内亚政府代表团。在谈到中东问题时说：如果印度支那是第一个火药库的话，中东就是第二个。在印度支那首先是越南问题上，巴黎谈判是谈不出结果来的。除非战争解决问题。在战场上解决不了的问题，企图在谈判桌上解决，这是不可能的。一方是侵略者。一方是被侵略者就更加如此。谈到经济援助问题时说：我们只赞成援助你们建设、发展民族经济。我们对你们的援助，方向是帮助你们逐步达到自力更生。我们不能在方向上搞错了。这样做不损害你们国家的主权。从这个意义上说，友好国家真正的互助应建立在这样的方针上才是可靠的。晚，陪毛泽东接见几内亚客人。
3月1日 出席全国计划座谈会。晚，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计划座谈会的有关问题。
3月2日 在全国计划座谈会第十期简报上就企业管理体制下放问题批：企业下放分三类：（一）大多数下放给地方；（二）一部分双重领导，地方为主；（三）极少数几个双重领导，中央为主。企业下放，为的是更好地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促战备，把地方积极性、广大劳动人民的创造性和各种潜力都动员起来，而且也有利于中央的政策和计划的实施，绝对不能把它看成是卸包袱。企业和管理体制的下放要区别地区，有系统地有准备地有步骤地有交待地分批分期进行。一切好的协作关系都要保留，而且要进行有效的调整，要把交接工作安排好，多方面关系衔接好，中央各部门决不能撒手不管，而要负责下放到底。
△致信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等，提议：余秋里负责把一九七○年的指标、工业布局和经济区域与协作关系三个题目在三天内搞出初稿。谢北一〔注〕将今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在两天内改出。具体修改意见是：“文字要大大精简，在二十页以下，否则，工人们无法讨论。”“写一段商业和外贸政策和计划”，“提一提今年可生产什么值得称赞的东西”，“在财政部分，提一下改革税收政策”。
〔注〕谢北一，时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起草小组成员。
△就苏联边防军武装入侵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打死打伤中国边防人员，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还击事，约外交部有关人员开会，交待任务，并召集有关部门座谈、研究国际问题。三日，中国政府就苏联边防军武装入侵事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四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经周恩来修改的社论：《打倒新沙皇》。自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多次指示中国边防部队，要严格按照毛泽东和中央确定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原则行事。
3月3日 就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和抓革命、促生产等问题致信毛泽东、林彪，提议毛泽东约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以便当面报告请示。当晚，到毛泽东处开会。
△就四川省地质局在交通极为困难的川西地区发现铜矿，要求派飞机运载探矿机械进入矿区事批示：“请军委办事组考虑，可否使用直升飞机进行勘察和运输，如可，请通知成都军区空军予以协助。”
3月4日 北京、天津、上海等二十几个城市军民举行游行示威和声讨大会，抗议苏联边防军入侵珍宝岛。此前，周恩来修改的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抗议苏修武装挑衅，组织群众游行示威的通知》要求：各地军民在游行中要严格遵守中央关于“五不”、“一划”的指示，即不冲、不砸、不烧、不抓、不打苏联驻华使馆、机构和苏联在华人员，群众队伍同外国驻华使馆之间划一道线。
3月6日 将宣传部门送审的原稿中“苏修边防军”、“苏修武装部队”中的“苏修”一律改为“苏联”。
3月7日 根据中央文革碰头会商定的意见，为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起草关于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各大军区负责人来京开会商量九大代表名单和九大准备工作的电话通知和名单，并送毛泽东、林彪审阅。
△到毛泽东处开会，谈九大政治报告和苏军入侵等问题。会上，毛泽东对陈伯达没有按期交出九大政治报告全稿表示不满，说：索性把（起草）小组取消，归中央文革碰头会议，大家来议，请总理负责。
3月8日 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由陈伯达起草的部分九大政治报告稿和九大准备工作会议的时间、议程。会后，将会议情况书面报告毛泽东、林彪：“九大书面报告稿，伯达同志昨夜已交出四分之三草稿，还有两个半问题（国际、毛泽东思想和团结起来），请伯达同志三天内将它写完，然后大家来议。”〔注〕
〔注〕后来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稿被指责为“鼓吹唯生产力论”，遭否定。林彪在九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改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
3月9日 主持召开有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九大准备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宣布准备工作会议的分组名单和任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讨论部分省、市、自治区提出的调换某些九大代表方案，批准各地区、各单位提出的九大代表名单，九大开会的日期、主席团人数、名单和议程等。
3月10日 参加九大准备工作会议华东组会议。
3月11日、12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谈九大政治报告问题。十二日会上，毛泽东说：报告中可以不提邓小平，但是提刘少奇。
3月12日 邓颖超给周恩来写条子说：“你要紧跟毛主席，活学活用毛主席思想，对事对人要放眼量，力戒急躁和激动，力争保持你的身体情况能坚持工作，因昨日蒲老〔注〕告我，望你应戒着急和激动，以免影响心脏波动。
〔注〕即著名老中医蒲辅周。“文化大革命”前任中医研究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常委。
3月14日 同八大军区代表谈话。
△接见美国进步劳工党代表团。谈到人口增长问题时说：美国人口的增长速度还是很慢，不像中国这么快。前几年，我们搞计划生育，北京人口增长率接近百分之一、百分之一点五以下。但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青年人互相串连，早结婚，生育率就增加了。所以，今年我们要把计划生育问题重新提出来。生产避孕药品倒容易，但要造成一个习惯不容易。在回答中苏边境冲突是否有走向更大规模的可能性时指出：现在还不能说。他们（苏联）是拿这个东西去动员本国人民和看一看世界舆论。苏联要进攻中国有困难。
3月15日 到毛泽东处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汇报会。毛泽东说，九大报告上不要讲“二月逆流”了。这次会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他们〔注〕一肚子气，也是可以原谅的。允许“二月逆流”的人上主席台。
〔注〕指被诬为“二月逆流”的谭震林、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李先念等。
3月16日 在九大准备工作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谈到总结经验、落实政策问题时说：文化大革命快三年了，我们对于总结经验、落实政策这点做得总还是差。更重要的就是解放一批干部。毛主席说落实政策，就是对走资派也要一分为二嘛，不能个个都是死不改悔的。你总要给他改正的机会嘛。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以后，大家批判了“二月逆流”，毛主席就指示在北京的犯“二月逆流”错误的一些同志到毛主席亲自试点的一些工厂里去蹲点，接受工人阶级的教育。不光是这些同志，就是我们自己，也要去蹲点学习嘛！又说：有问题的人不要关得太多，外调不要太多。把那些人关在“牛棚”里，还不如让他们在一起学习，办学习班，多数人是可以改造成为好的。
3月17日 修改《一九六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稿）》，在医疗卫生工作部分中加写“要以上海为中心，重新组织南方十二个省、市消灭血吸虫病的预防和医疗工作”。将稿中“肃清一小撮走资派的余毒”处的“邓、陶、彭、贺、彭、罗、陆、杨、谭、薄、安”〔注〕等人名删去。把“狠抓革命，猛促生产，掀起斗、批、改的新高潮，掀起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一句中的“斗、批、改”改为“备战”。
〔注〕删去的人名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谭震林、薄一波、安子文。
3月18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谈九大政治报告稿和国际问题。
3月20日 就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五人联名给中央的一份电报事批告吴法宪转王良恩：以后各省、各大军区发电，只需起草通过后，以两人署名即可，不必这样多人署名，以免泄密。如有泄密内容，必须扣下不发。
3月21日 召集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陈锡联及总参作战部有关人员开会，针对苏联军队可能强占中国珍宝岛的态势，商定加强我岸兵力，大力部署，以逸待劳，准备后发利人。同时，就柯西金通过载波电话要求同毛泽东、周恩来通电话事，召集外交部姬鹏飞、乔冠华、马文波、李连庚等商定以备忘录形式复苏联驻华临时代办；“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二日，向毛泽东、林彪书面报告上述措施。毛泽东批：同意备忘录的立场，即准备外交谈判。
3月22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到会的还有林彪、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毛泽东谈了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和九大问题，重申在九大报告中不讲“二月逆流”，并说：整陈老总的也就是整总理的。陈老总现在还是保嘛！
3月24日 在全国计划座谈会闭幕会上作总结讲话。提出：一九六九年的计划和第三十五年计划应当立足于“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放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上。作计划要实事求是，把困难摆出来。生产指标要实事求是，计划不够确切或实在完不成，还可以修改。要注意提高生产和基本建设质量。谈到农业及处理农、轻、重关系问题时，强调：要以增产粮食来备战、备荒，要增加粮食储备，藏粮于民。最重要的是工业支持农业要落实。今年给农业的一百六十万吨钢材一定要照拨。每个县要由下而上提出自己的农业规划，把一九七○年农业计划落实。轻工业生产要把生产、需要和购销、运输这几个部门结合起来。商品分配不能平均，消灭城乡差别也是逐步的，不能人为地拉平。此外，要提倡计划生育，要攻克避孕药这个难关，要做到用起来不费事。改变所有制的问题，要根据具体情况决定，不能光看机械化、半机械化，要因地制宜，不要一下子转一大批，这样反而把群众的积极性损害了。要综合利用，生产上要搞综合利用，资源上也要搞综合利用。谈到浪费问题时说：中国人口多，人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要精简机构，下放人员。出版毛主席著作和制作毛主席像章要贯彻节约闹革命的原则。城里有些人有上百个像章，有很多毛主席著作，这不是浪费吗？广泛传播毛泽东思想，要讲究实效，不要形式主义。现在毛主席的像章越做越大，铝材用得很多，物资部一拨就是五千吨，应由物资部下命令收回。现在有一种风气，拿像章等送礼、献礼，要写个通知，禁止这样做。工厂比赛做像章，搞什么红海洋，这都是浪费，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3月25日 就九大主席团是否需设常委问题致信毛泽东、林彪，提出：“老同志是否也需要一二人参加主席团常委？”毛泽东表示：主席团不设常委，设正副主席及秘书长各一人。
3月26日 接见巴勒斯坦“法塔赫”代表团时说，任何一个民族要独立，必须依靠自己。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民族小民族都如此。这是决定性的一条。不是本民族自己打出来，独立是靠不住的，也是危险的。二十世纪许多国家的例子表明，领导集团如有依赖外援思想，人民就要遭受灾难。
3月27日 参加九大准备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交待在九大召开前要做的三件事：酝酿各组参加主席团的人员名单，讨论党章，讨论政治报告。强调要注意保密，会议结束前不要泄露会议内容。
3月28日 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时说：一九五九年赫鲁晓夫主动取消了同中国的原子能合作协定，但我们要感谢他，他一逼就把我们逼出来了。一九六四年他下台时。正巧我们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公使衔参赞阿果利，就阿果利在中方招待宴会上醉酒后开车撞死一中国工人事说；责任在我们，我自己没有抓好，也有责任。请礼宾司同志研究一下，在制度上作些改革。以后正式宴会上不上茅台酒，只上葡萄酒，而且限定每桌一瓶。便宴不上酒。谈到自己喝酒的教训时说：我喝酒也是有教训的。一九六五年我下了决心，把喝了三十年的酒戒了。一九三五年我过茅台河，知道茅台酒。多喝酒，既伤害身体，又会造成政治错误。
3月29日 致信毛泽东、林彪，报告九大准备工作情况：张春桥、姚文元已将九大政治报告改出；九大中央委员名单草案（中委一百一十五人，候补中委九十五人，共二百一十人）也已提出。毛泽东批示：照办。中委人数恐须略为扩大一些。
3月31日 致信毛泽东：“今晚与主席团预选成员和军队主要负责同志协商徐海东〔注〕同志为九大代表。如取得大家同意，拟同时提议徐也参加主席团，然后由各组召集人回到各组征求全体代表同意。徐海东同志既已当代表，就以参加主席团为好，我和军委办事组各同志商量都同意，请示主席批准。”毛泽东批示：“同意。明天宣布开幕式上主席台。人数不宜太少，似宜有伯达、康生、董老、伯承、朱德、陈云等数人参加。”
〔注〕徐海东，时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
△在酝酿九大主席团名单的会议上讲话，就徐海东为九大代表并进入九大主席团作说明，肯定徐海东一生的功绩。会议一致通过徐海东为九大代表并参加主席团。
3月底 就有关部门反映苏联驻华使馆遭中国公民骚扰，致使使馆工作人员受伤事批告马文波，谢富治：“请查明有无此事，并请谢告卫戍区司令部和公安局对聚集在通苏联使馆道路上的人群，劝其走开，对其所采行动，加以劝阻和干涉。”
春 指示延安地区革命委员会迅速把失散的有关毛泽东在延安和陕北生活、战斗的材料收集起来，认真整理，做好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工作。
4月1日 致信毛泽东、林彪：“九大开幕式上主席台的人，遵照主席批示，拟定为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十二位同志，也可考虑后三位同志不上开幕式主席台。”〔注〕信中还拟出主席团前排执行主席的名单和座位方案，董必武、刘伯承、朱德、陈云、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均在其中。
〔注〕后来在九大开幕式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上了主席台。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共一千五百一十二人。毛泽东、林彪分别被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副主席，周恩来被选为大会秘书长。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提出：希望大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
4月2日—13日 中共九大分组讨论林彪所作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的修改草案。周恩来分别参加了西南组、华东组、中南组等小组的讨论。
4月3日 就苏联边防军队炮击珍宝岛事致信毛泽东、林彪，认为这是“故意虚张声势，做给人看的”。提议：“（一）我边防站暂时不理对方边防站的招呼；（二）调整我火炮位置，待敌连续炮击几日后，采取突然回击一次，给以重大杀伤，并发表我方抗议文件。”毛泽东批示：可以。
4月5日 在中南海门诊部《关于陶铸的病情报告》上批：“拟同意送入三○二医院，进行保密治疗。即呈主席批阅。我是看了四月三日警卫局的报告才知陶的病状较重，经追问后，送来这一报告。”
4月7日 就山西晋中南地区连续发生派性武斗事批告陈伯达、谢富治、温玉成，要求出席九大的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刘格平、张日清、谢振华“当场分别打电话回去，询明事实真相，各自负责解决本方应解决的问题。并要求郑维山、李雪峰〔注〕两同志继续过问此事”。
〔注〕李雪峰，时任河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4月8日 致信毛泽东、林彪，告晚上拟约主席团成员等代表开会，“会上还打算谈谈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要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要实事求是，要纠正目前已经出现的一些浮夸风、形式主义、铺张浪费，甚至是复古复旧，为他们自己需要而搞这一套。如在九大期中，不谈谈这个问题：提倡什么，反对什么，那被代表把这种风气带回去，就会不利于九大的传达和宣传”。毛泽东阅后批：待谈。
4月9日 到八宝山主持张治中遗体告别仪式。并问张治中夫人洪希厚：有什么困难，就找我的联络员，请他转告我。
4月11日 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九大秘书处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会议。毛泽东提出：要注意清理阶级队伍扩大化的倾向；要把朱德、陈云、邓子恢、张鼎丞、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陈毅等选进中央委员会。
4月12日 就解决飞机生产中的质量事故问题，召集国防工办、冶金部、一机部、三机部、七机部等部门军管会和抓生产的负责人谈话，对因取消合理的规章制度而导致飞机生产屡出质量事故提出严厉批评。说：飞机因质量事故影响到战备和援外，影响到安全。你们都是空军来的，怎么能对同志的性命这样不负责呢？一个军事工厂搞得这样怎么行？四一○厂取消了检验制度你们是不是知道？报告了没有？你们为什么不敢抓？为什么不下命令恢复？你们就是怕事，怕群众。我是早上看到报告的，看后非常难过，军事工厂哪能搞成这样！你们现在还说检验制度正在逐步恢复。什么逐步恢复？你们怎么能这样说话，怎么能用这样的词句？不是逐步恢复，而是应当马上恢复！你们应当下命令嘛！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合理的还是要保留，一概取消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不尊重科学的。有些人要把一切制度砸烂，这是极左思潮。对西北、西南、东北都要派人去检查。二十年来，毛主席的红线还是主要的，不能否定一切，要一分为二，不然二十年的工业生产怎么能发展起来呢！
4月13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各大组部分召集人参加。周恩来就十四日九大全体会议的座位安排请示毛泽东：老同志是否还是坐在前头？毛泽东说：老同志还是坐在前头。要选这些人。王洪文插话：不大愿意选他们。
4月14日 出席九大全体会议并讲话。会议通过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作的《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周恩来在讲话中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林彪作的政治报告和新党章，肯定林彪在建国前和建国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历史功绩，并以此对林彪成为毛泽东接班人的正确性和合理性作了说明。
4月15日 起草关于九大选举九届中央委员会的规定（草案）。其中包括中央委员会的暂定名额、候选人范围、选举程序规定等。自本日起至二十四日，大会开始酝酿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
4月16日 主持召开九大主席团扩大会议，对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九大选举九届中央委员会的规定（草案），作了说明，并就选举工作日程作了安排。还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及每一个单位都检查一下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活动中的做法，注意几个问题，一个就是形式主义的东西很多；还有一个就是跳舞唱歌，走向不严肃，也没有节奏，光是一种热情。
4月20日 在同越南客人范雄、黄文泰会谈时说：任何时候、任何工作都会有缺点，重要的是要总结经验，找出规律。二十一日，继续和越南客人就国际形势问题会谈，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
△主持九大主席团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九届中央委员会协商名单草案》。
4月23日 在九大主席团扩大会议上讲话：有些老同志犯了错误，改正得慢，但是根据毛主席“团结——批评——团结”的教导，根据毛主席提出的“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方针，对他们还要“一批、二保、三看”。允许改正错误，还要把他们选进中央委员会里来。在这样的大运动中，哪个人没有错误？毛泽东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一致通过第九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预选名单。
4月24日 出席九大闭幕大会并讲话。大会正式选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周恩来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4月27日 出席中共九届一中全会预备会议。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提出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候选人名单。会后周恩来将投票结果分别报告毛泽东、林彪。
4月28日 出席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会议选出由二十一名委员和四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毛泽东、林彪、（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陈伯达、周恩来、康生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再次强调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并提出要准备打仗。
△出席本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会上。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周恩来提议：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委员名单和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副主席刘伯承、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黄永胜。副组长吴法宪。五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宣布上述名单。
4月30日 鉴于国家外汇较多，外币不稳，国外化肥价格低的情况，批示同意李先念关于提前购买一部分化肥的建议，并告：“日本化肥到岸价格低，可多进一些。”
4月 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选举结果产生后，一些小组的代表对中央文革江青等未获全票、以及有人在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名字上打“×”的情况表示“极为愤慨”，认为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为此，周恩来在请示毛泽东后，没有印发这些小组的简报。五月十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在谈到这件事时说，（少几票）没有什么关系嘛，斤斤计较一两票！头上有几个“×”那又算什么？
△九大闭幕后，对九大主席团成员任荣〔注〕说：中央决定你到西藏工作，党的民族政策你是懂得的。到了西藏，要和那里的同志们多商量办事，把西藏工作搞好。
〔注〕任荣，时任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西藏军区第一政委。
5月1日 晚，参加天安门庆祝五一节焰火晚会。在天安门城楼上与山东、江苏、上海、湖北、四川、贵州、云南和西北三线地区、华北等地负责人谈话，并与有关负责人谈纺织工业和机械工业体制改革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