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 在给国务院直属口军代表转人大、政协军代表信中提出：应与派往各民主党派机关的军代表“谈谈政策”。“机关革命造反派的任务是清理机关干部的队伍，而不要去斗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即他们的中央委员、省市党部委员。如他们中间出现了现行的反革命分子，自当别论，但也需先报告军管代表，得中央或省、市革委会同意后，方能采取行动。机关干部也要在清理队伍时，按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不能以中共党内标准要求。”
△针对监狱管理工作混乱、在押人员被取消应享有的政治、生活待遇等情况，指示有关部门；对特殊关押犯应增加营养食品，防其自行消瘦致死；须检查伙食管理。三十一日又作补充指示：关押人员如有生命危险，应送医院治疗；所有犯人，都应给看书报。专案二办、三办〔注〕应照此办理。
〔注〕专案二办、三办，即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第三办公室。“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中央决定先后设立专案机构（中央专案一办、二办、三办），审查所谓有各类“问题”的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这些机构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永远废止”此种设立专案机构审查干部的方式。
$[1]粟裕，时任中央军委委员、国防工办军管小组组长。
5月5日 接见参加“五一”庆祝活动的港澳爱国同胞代表团。
△晚，主持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会议，讨论毛泽东批来的《北京市北郊木材厂认真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项政策》的材料。材料中提出要区别资本家和小业主及独立劳动者的各种不同情况，说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私营工商业者被统称私方或资本家，现应将其中有些人划出来，按小业主对待。七日，周恩来将讨论情况报毛泽东。八日，中共中央发出这一材料。
5月7日、9日、10日 接见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和七机部部院联合领导小组负责人，听取进驻七机部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作情况汇报。在肯定自去年八月以来两个宣传队工作取得成绩的同时，强调：应以理服人，不能压服，不要急躁，不要感情用事，否则就会发火、说错话，容易伤感情；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不是压服一切。谈话中，还要求排除派性的干扰破坏，珍惜国家荣誉，抓紧科研生产，并批评有的群众组织把矛头指向李富春、粟裕〔注〕等人。
〔注〕粟裕，时任中央军委委员、国防工办军管小组组长。
5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解决山东问题座谈会。在谈到谭启龙〔注〕问题时说：当时，各省的省委书记都是毛主席把他们接到北京来。希望他们能够反省，不然天天被群众包围，没有工夫反省。后来也是经毛主席同意才让谭启龙回山东检讨的。这个同志比较老实，希望你们搞好团结。会议决定将王效禹调离领导岗位，由杨得志负责山东工作。
〔注〕谭启龙，原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
5月11日 参加中央关于解决贵州问题的会议。在会上说：你们要求九大后留下来谈，贵州搞归口大联合两年了，去年以来表现不那么安定，所以在解决浙江问题后，把你们找来了。云贵川是全国的大后方，大三线。什么事情都要一分为二，对造反派的看法也这样，有的不进步，有的可能是坏人。走资派还有改悔与死不改悔之分。事物不是绝对的，是发展的，少数没联合的要联合起来。
5月12日 针对成昆铁路工地指挥部领导权被篡夺，沿线工地发生武斗，大量施工人员外流，铁路基建工程陷入瘫痪的情况，指出：“西南铁路建设由铁道兵统一指挥施工。”本年十二月初，周恩来要求成昆铁路务必于一九七○年七月一日全线通车后，成昆铁路工程迅速复工。
5月13日—21日 处理内蒙古问题。自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以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主要负责人在清理阶级队伍、挖“内人党”〔注〕问题上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大搞“逼、供、信”，伤害广大干部群众，损害民族团结。经毛泽东同意，从十三日起，周恩来连续与内蒙古党政军负责人谈话四整夜，要他们团结一致，纠正错误，稳定局势。十七日和十九日，先后书面和口头向毛泽东汇报所谈情况。十九日，内蒙古几个负责人联名向中央写了《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内蒙当前工作指示的几点意见》，承认过去所犯的错误基本方面是“左”，今后须迅速、坚决地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将挖“内人党”工作立即停下来，对误伤的好人彻底平反。二十日，周恩来将内蒙古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关于贯彻中央指示的意见及中央批示等件呈报毛泽东，毛泽东批示“照办”。二十一日，周恩来又就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主要负责人所作初步检查事致信康生，指出：该检查“平铺直叙，没有突出中央批示前一时期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所犯的扩大化错误，因而就不集中”；“其实那些错误都由于估计形势错误犯了政策上极左错误而来”。
〔注〕“内人党”，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等人利用挖所谓“内人党”，在内蒙古诬陷、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破坏民族团结。
5月14日 在中央国家机关干部大会上传达党的九大精神及毛泽东在九大期间的讲话，强调要落实毛泽东在九大的号召，准备打仗，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在讲党的历史时，指出当前清理阶级队伍要防止扩大化。
5月16日 在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军管小组五月十日关于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项目所需原材料的请示报告上批：“同意给巴供应，并要通过严格检查，保证质量。”本日还接见了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
△接见即将离任的罗马尼亚驻华大使杜马，指出：我们两国的关系在友好地发展。
5月19日 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汇报内蒙古、山东、贵州等地问题。毛泽东严厉批评这些地区的主要负责人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搞扩大化，拉一派、打一派和独断专行等错误，提出要进一步落实党的政策。
△接见湖北省、武汉市革命委员会部分常委和九大代表时指出，五月十一日武汉工代会“关于湖北省武汉地区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若干问题的决议”把形势估计错了，十七日工代会进驻市革委会是错误的。〔注〕
〔注〕五月十一日，武汉工代会全委会作出决定，向武汉市革命委员会派出“工人调查团”。十六日，“工人调查团”发出公告，指责武汉市革委会破坏“一元化领导”、“搞复旧”。十七日，“工人调查团”进驻市革委会。
5月22日 草拟中共中央关于解决贵州问题的批示，提出要加强军队内部、群众之间和军政、军民的团结，广泛宣传中央有关指示，纠正各方面所犯的缺点错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稳定贵州局势，搞好抗旱斗争，加快三线建设，实现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部署，争取更大的胜利。
△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省军区关于社会上出现“反复旧”动向的报告上批示：这是一种社会思潮，此处停了，波及到别处的浪潮。
5月24日 对刘格平、谢振华等二十一日《关于介休情况的报告》批示：“建议永胜〔注1〕同志务于今日下午召集谢富治、郑维山、陈先瑞〔注2〕三同志在军委办事组一谈，如能调一个团的兵力去介休、汾西趁热打铁，只用徒手宣传‘七三’、‘七二四’布告，大力劝说联合上缴武器，由刘、谢、陈〔注3〕三人保证双方不受歧视，一碗水端平，大力号召响应毛主席在九大团结一致、争取新的胜利的指示，必能有效地改变晋中晋南武斗和停车的长期不决的局面。这是山西领导第一次联合呼声啊！应予积极支持。”
〔注1〕永胜，即黄永胜，时任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
〔注2〕谢富治，时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政委，郑维山，时任北京军区司令员，陈先瑞，时任北京军区副政委。
〔注3〕即陈永贵，时任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政府就苏联政府三月二十九日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的声明发表声明，阐述中苏边界问题的事实真相和中国政府对解决边界问题的一贯立场，指出：中苏边界问题发展到今天的地步。责任完全在苏联方面。中国政府仍然准备通过和平谈判全面解决中苏边界问题，反对诉诸武力。中国政府建议，双方通过外交途径商定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日期和地点。
5月25日 就解决山东问题与陈伯达、康生联名草拟给毛泽东、林彪的报告，说经过与山东来京负责人多次商谈后，王效禹〔注〕作了检讨，“平日为王所倚重的人均已起来揭发，故山东问题正在趋向好转”。次日，再次约见济南军区和山东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听取他们的检讨。
〔注〕王效禹，时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济南军区第一政委。一九六八年十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后，曾在全省发动所谓“反复旧”运动。
5月26日 到毛泽东处参加军委办事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汇报会。当谈及准备将国防工业部门和原属国务院系统的第三、四、五、六机械工业部统移交军队管辖时，毛泽东表示同意。会上，毛泽东还批评了一些地区提出的“反复旧”口号。
5月27日 草拟中共中央对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的批示。批示指出：“在社会上错误思潮和无政府倾向的影响下，提出所谓‘反复旧’运动，把矛头指向省、市革委会、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把‘三代会’〔注〕首先是工代会置于一切之上，这样做，是不符合毛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一元化领导的教导的。”同日，与陈伯达、康生联名将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和中央批示稿送毛泽东，林彪。毛泽东批示：“照办。”随后，此件以中共中央文件发出。当晚，在接见湖北省和武汉市革命委员会部分常委和在京九大代表时，要求他们对中央文件认真讨论，坚决贯彻执行。
〔注〕三代会，即工人、贫下中表和红卫兵三个代表大会。
△与李四光谈话。
5月28日 与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等商议中央国家机关精简和人员下放问题，并听取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汇报。次日，到毛泽东处参加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召开的会议。汇报国务院业务组改组，国务院各部委合并、撤消、精简和准备成立各单位革命委员会及其领导小组的初步方案，并提出党中央部门进行改革的问题。毛泽东指示；就照谈定的原则去做；但国务院业务组的人员调整，需等纪登奎、李德生〔注〕二人到京后，先确定二人分工，再提出正式名单。
〔注〕纪登奎，时任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德生，时任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5月29日 午夜，在北京火车站听取当日站内发生的两列客车相撞事故的情况汇报，帮助有关人员分析事故原因，提出要多修建岔道口，在京山（海关）、京承（德）进站方向增修安全线；强调应加强铁路安全运输，严格规章制度，以减少和不出差错。
5月31日 在李先念关于清华大学经费的来信上批：“这笔经费即按清华工、军宣传队报告的数目直接拨给北京市革委会转清华工、军宣传队和清华大学革委会，并告教育部。以后北京市直属的大学经费都如此办理。”
5月 指示有关部门在三门峡召开现场会议，研究对三门峡工程的进一步改造问题，并提议让清华大学水利系师生到会参加研究，以结合进行教育革命。同年六月，委托刘建勋〔注〕在三门峡市召开晋、陕、鲁、豫四省治黄会议，研究三门峡工程第二次改建和黄河汛期治理问题。
〔注〕刘建勋，时任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河南省军区第一政委。
6月2日 在陈毅六月一日关于“国际问题研究小组”〔注〕活动安排情况的报告上批注，强调毛泽东交给他们的三项任务：（一）到工厂、学校、公社去蹲点；（二）对国际形势经过阅读材料和集体讨论，提出意见；（三）对国防问题经过阅读材料和集体讨论，提出意见。关于研究国际形势问题，周恩来此前曾交待陈毅等人：主席交给你们这个任务，是因为必要。主席的一贯思想是，主观认识应力求符合客观实际，客观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要及时作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现在国际斗争尖锐复杂，各部门集中力量进行“斗、批、改”，只能应付“门市”，熟悉国际问题的干部大部分尚未解放，我一天到晚忙于处理日常工作，实在挤不出时间过细地考虑天下大事。主席没有让你们回到原岗位，除了“蹲点”，你们可以不受行政事务的干扰，每星期有几天时间专心考虑国际形势。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可以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这个任务很重要，不要看轻了。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请陈总归纳几条送给我，我再转报毛主席。之后，根据周恩来意见，外交部选派熊向晖、姚广二人参加“国际问题研究小组”，协助陈毅等工作。七月和九月，陈毅等四人先后将题为《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的书面报告报送周恩来。
〔注〕参加此小组的有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
△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天宝〔注〕调离的报告上批：“建议天宝同志先去西藏工作，进行调查研究，观察形势，不忙表态。待情况明了后，再与军区党委交换意见，促进领导之间、部队之间、群众组织之间、军民之间、民族之间在毛主席号召和九大方针下的革命大团结，以利共同对敌斗争，实现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
〔注〕天宝（藏族），时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6月初 外交部根据周恩来关于无论新任或返任大使，要以阿尔巴尼亚、越南、法国等为第一批的指示，任命：耿飚为驻阿大使，王幼平为驻越大使，黄镇为驻法大使。六月三日，周恩来在与瑞典新任驻华大使谈话中说，我们最近有一批大使要出国赴任〔注〕。瑞典是一个和平中立的国家，对中国友好，所以是第一批。六月四日，在接见即将赴任的大使时指出：形势是乐观的，但要准备有曲折；外交工作要有主动性，使馆要把调研工作作为重要任务，做到心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使馆内部要搞好团结，实行集体领导。在坚持使馆革命化方面，领导要以身作则，要教育外交人员谦虚、谨慎、朴素，不亢不卑；要注意总结经验，落实政策。针对“文化大革命”以来对外滥送毛主席像和语录等情况，强调要善于做对外宣传，慎之又慎。
〔注〕自一九六七年初以来，中国驻外大使职位除埃及外全都空缺，为尽快改变这种不正常状态，至本年七月下旬止，周恩来先后指示和安排十四名驻外大使回任或到任。
6月4日 与六十八军负责人开会，研究他们的检讨报告。七月三十日，在接见中央办的徐海地区学习班成员时讲，这个检讨报告是好的，方向是对头的，严于责己，作自我批评，高姿态。
6月8日、9日 约有关人员谈国防工业问题。
6月10日 在国务院直属各部门负责人（包括军队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会议上传达经中央讨论过的政府各部门精简方案。根据该方案，将国务院原六十一个部、委、局裁并为十九个工作部门。在对方案的说明中指出：中央党政机关的斗、批、改到了解决其组织形式的时候了。政府各部、委成立革命委员会要慎重（如外交、财政、国防），将来不可能所有问题都在革命委员会里讨论，要有核心领导小组，其成员更要慎重，将来就是党组、党委。各部门有很多领导“靠边站”，他们都不是走资派，但几乎没有一个部、委能免除这种情况。减部门的同时也减层次，以利提高工作效率；精简工作要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具体方案要组织群众讨论落实。讲话中还强调；抓革命就要促生产，现业务方面最急需抓的是工交系统。会上还宣布国务院业务组增加纪登奎、李德生二人。
△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凯瑟转交了叶海亚总统邀请周总理访巴的信。周恩来说：现已有好几个国家询问我什么时候能出国访问，但由于我们国内事情很忙，目前不能出访。许多友好国家都谅解我们。关于访巴问题也是如此，今年恐怕定不下来。
6月11日 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强烈抗议苏军侵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裕民县境内制造新的流血事件。八月十九日，外交部再次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对苏军六、七两月在中苏边界的许多地段侵犯中国领土、领水、领空，挑起一系列边境事件提出抗议。
△接见参加中苏国境河流第十五次航行例会的有关人员。六月十八日至八月八日，该会在苏联伯力（哈巴罗夫斯克）举行。双方就中苏国境河流航行的某些具体问题达成协议，并签订了会议纪要。
6月12日 根据毛泽东批示，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泽东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意见》，指出：当前在宣传中“出现不突出政治，追求形式，浮夸浪费的问题”；今后，“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的像章”，“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毛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的活动。”
6月14日 致电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主席黄晋发，祝贺并承认其政府宣告成立。次日，接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团长阮文广，代表中国政府祝贺并承认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成立。
6月16日 接见七机部两派群众组织代表。再次严厉批评两派组织热衷于闹派性、打派仗的行为，指出：七机部是尖端部门，而你们还老打内战，非要争个你输我赢，对中央的指示无动于衷，你们两派在北京和全国是出名的了。我不相信广大革命群众会跟你们走，我呼吁你们砸烂派性，抓革命、促生产，把尖端搞上去！二十六日，针对两派在革委会问题上继续闹派性的情况，指出：你们这样做是毫无敌情观念，你们现在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是红卫兵嘛！
6月23日 指示有关部门：“有关国际问题的重要文件、资料，应送给四位老帅——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
6月24日 就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军管小组关于派遣工作人员出国一事批，以后出国人员先送外交部联合审查，后送国务院业务组批；凡长期出国、职务参赞以上者应送总理审定，或呈中央、国务院批准。
6月25日 就纪登奎，李德生工作安排事书面报告毛泽东。七月三日，再报毛泽东：纪、李两同志的分工已在中央有关会议上谈定，他们在党中央除参加集体会议〔注〕、接受临时任务外，纪固定管理整党建党工作和工、青、妇的革命运动，李固定管理军委办事组的总政工作，二人均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并保留在外省和军队所兼的职务。
〔注〕集体会议，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会议，主要由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叶群、谢富治、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纪登奎十三人组成。
6月26日 在与卫生部军管人员谈话中指出：毛主席讲“预防为主”，要包括空气和水；如果污水、污气解决了，人民的身体健康了，就什么财富都可以创造，这是最大的财富。
△出席林彪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问题及“七一”社论等。
6月28日—30日 毛泽东在湖南、江西与当地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中，肯定了“八一”南昌起义的历史作用和周恩来等的历史功绩。〔注〕
〔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人提出要将建军节日期改为九月九日，即毛泽东一九二七年领导秋收起义的时间，后因毛泽东反对而作罢。
6月30日 接见赴越南为胡志明治病的医疗小组成员。
6月 黄永胜、吴法宪等主持的军委办事组召开座谈会，按照毛泽东在九大提出的“要准备打仗”的指示和林彪提出的“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的要求，提出一个庞大的国防建设计划。这一情况，对根据周恩来指示拟定的国民经济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产生了负面影响，出现过分突出重工业、特别是三线军工企业，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过大，一些生产指标定得过高等问题。
△在一次谈话中提出，对有问题的老翻译人员，在他们交待清楚问题后，要酌情使用。之后，指示外交部会同中联部、外文局，对外经委和外贸部等单位，对中央各单位的外交、翻译人员进行调查登记，并提出加强管理的办法。
7月2日 约卫生部军管会负责人开会，听取关于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方针和要讨论问题的汇报。在谈到清队问题时，举历史上打“AB团”和最近内蒙古挖“内人党”的例子，强调说：搞起来了，就要注意防止扩大化，只要不是现行反革命、特务、叛徒，一般政治历史问题，交待清楚就行了。不少犯了走资派错误的，也是认识问题。清队工作既要严肃认真，又要冷静。不能搞逼、供、信。在谈到医学攻关问题时，指出：全国医务人员是个很大的力量，要动员起来，发展医学，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医生要最好学、最谦虚，最客观，最冷静。这才算得上是好医生；如果医生不客观、不冷静、不刻苦钻研，就学不到东西，就不能在医学上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你们在讨论政治挂帅时，要把这些道理讲一讲。对一种常见疾病放弃治疗、研究，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要向全国呼吁，一定要有人研究医治癌症。
△对《关于外交部深挖“五一六”几个政策界限问题》的简报批示：“请告外交部大联委、军代表和党委，防止对五一六专案扩大化，严禁逼、供、信，要调查研究，重视人证、物证、旁证，不要轻信口供。这样的大革命，不能没有坏人、反革命分子从中挑拨离间，必须提高警惕，但又要谨慎小心，勿中奸计。”
7月3日 将中共中央政治局有关成员会议上商议的中央和国家机关精简方案设想书面报告毛泽东。其中，党中央机关拟保留中央文革〔注1〕、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联络部等，原中央宣传部、中央调查部、中央监察委员会等部门均拟下放、合并或撤消。国务院业务组拟由周恩来、谢富治、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李富春、余秋里、粟裕、苏静〔注2〕九人组成，周恩来为组长，李先念、纪登奎为副组长，李震、邱国光〔注3〕、刘西尧列席。国务院所属原六十二个部门拟合并为二十一个单位，全部下放的行政人员计二十一万人。报告提出：“这一切工作均需与学习九大文献和主席最新指示，准备打仗，落实政策联系起来。”同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原则同意。”
〔注1〕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未作为党中央的一个常设机构保留下来。
〔注2〕苏静，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军管会主任。
〔注3〕邱国光，时任卫生部军管会主任。
7月初 起草《关于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几条规定（草案）》。主要内容有：学习班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的，成绩很大，但也存在着缺点，主要是：一般缺乏经验总结；有些班学习方针不够明确，理论、原则联系当地实践不够，时间拖得过长，渐渐失去中央办学的目的；最主要的是中央学习班的领导小组没有认真去抓。目前学习班的分工，周恩来负责分管徐海班、新疆班和四川班。中央学习班领导小组由第一副组长陈伯达、常务副组长黄永胜处理日常工作。七月四日，此件以中央文件发出。
7月4日 在接见西藏军区在京学习班全体成员的讲话中说：解放军驻藏部队在历史上和文化大革命期间都是有功劳的，但是，你们要经得住考验，文化大革命不能不受客观影响，你们是几十年的解放军，总有自己的分辨能力；军队不允许分派。解放军要超脱，要有无产阶级党性；解放军和西藏人民是不可分的，不管如何困难，解放军一定要做好榜样。
△约煤炭，铁路、水电部门负责人开会。
7月7日 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报送中央文革的关于恢复南同蒲路〔注〕通车的通知批给陈伯达、谢富治、纪登奎，“全文只一处提到如继续发生以上类似事件，一定要严追，依法严惩首犯。但如何禁止，如何严惩，并无交代，闹事者仍可置之不理。请考虑要他们进一步出一布告，严禁各项，如违定以武装逮捕，分别依法惩处。”次日，山西省革委会核心小组复函周恩来，告已根据此批示对通知作了修改。
〔注〕南同蒲路，即山西大同至蒲州铁路线太原市以南段。因派性争斗，造成该铁路段运输中断。
△会见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
7月8日 对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上海开展夏季爱国卫生运动的情况报告》批示：“要在报上也作宣传，并可在京，津、沈阳、哈尔滨、石家庄、青岛、南京、杭州、武汉、广州，重庆、成都、兰州、西安这样大城市发起仿照上海的除害灭病的夏季爱国卫生群众运动。全国城乡各地要年年在春初夏中搞一二次，定为常例，不再废除。”又批：“我将告全国卫生会议注意，他们有这项议程。”根据周恩来批示，中共中央批转了上海市革委会的报告。
7月12日 在一份反映国际问题的材料上批：“这类文件应发研究国际问题的四位老同志：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
7月13日—16日 同应邀来访的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团长、总统行政委员会委员努尔·汗举行会谈。努尔·汗转交了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致周总理的复信。周恩来在讲话中表示：我们两国都严格遵守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7月17日—8月9日 数次接见七机部有关人员，对该部两派长期闹派性、严重影响科技尖端工作的行为提出严厉警告：如再继续闹下去，最后只好实行纪律，宣布两派组织解散。对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不痛击不行，还有资产阶级派性，这两者是七机部的致命伤。对“六五一”试验项目〔注1〕，要下一道死命令，所有参加该项工作的人员统统上阵，要求一个星期搞出来。你们不是要革命吗？这就是革命。由你钱学森〔注2〕去领导，党中央给你一道死命令，我看准灵。不到的就开除公职，是党员的还要开除党籍。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凡是不守纪律者，以破坏党纪、国法、军法论，轻者警告、扣薪，重者开除。七月十八日，就两派组织互抢材料事指出，这是土匪行为，是无法无天的无政府主义。当即决定由卫戍部队前往，集中两派负责人追回所抢材料。
〔注1〕七机部等单位承担的一项尖端科研项目。
〔注2〕钱学森，著名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7月18日 午，渤海湾发生强烈地震，辽宁、河北、山东三省沿海地区均造成损失，其中山东灾情较重。十八时，召开有中国科学院、地质部等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研究部署对地震的监视和救灾工作，决定成立以李四光为组长、刘西尧为副组长的地震工作小组，派出地震观察组分往山东、辽宁等地，加强对当地震情的观察和预报，同时派出空中观察组，察看地震灾区现场及其变化。
△应越南外贸部副部长李班和越南驻中国大使吴明鸾的要求，临时接见他们。李班表示：胡志明主席很希望能有机会到中国来。周恩来表示：我们随时准备接待和欢迎胡主席来中国休养，但鉴于胡主席的心脏病情况，我们不能随便邀请，只能由大夫作出判断，由越劳动党中央作出决定。
△将北京医院革命委员会、军宣队十七日关于范文澜〔注〕病情的报告批告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因肺炎住院的范文澜本应静养，但由于提前出院工作而“引起新的严重的脑动脉硬化”，经急救尚未脱离危险期，“现仍在继续观察和抢救中”。
〔注〕范文澜，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七月二十九日，范在北京病逝。
7月22日、23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山西问题的会议，通过解决山西问题的文件。会后，将政治局意见报告毛泽东、林彪。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出解决山西问题的布告，指出：在太原市，晋中、晋南的部分地区，混在群众组织中的坏人和坏头头，蒙蔽一部分群众，抗拒中央历次发布的通令、命令、通知和布告，犯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反革命罪行。为此，中央决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要坚决、彻底、全部地执行中央关于禁止打、砸、抢的布告、通令、命令、通知，对于武力强占地盘、拒不执行本布告、负隅顽抗者，由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包围。强制缴械。逃跑流窜者，实行追捕、归案法办。隐藏，转移武装，利用国家的工厂和物资私造武器的行为，都是严重的犯罪，必须依法论处，同蒲路南段非法的“三一八”次列车予以撤消。逮捕法办破坏交通和抢劫物资的极少数坏头头、抢劫国家财产的主犯、杀人放火的现行犯罪分子。自本布告公布之日起，凡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的群众逾期一月不归者，停发工资；如继续顽抗，长期不回，视情况给予纪律处分，直至开除。
7月23日 先后约见韩先楚〔注〕、杨得志等。
〔注〕韩先楚，时任福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福州军区司令员。
7月25日 在接见七机部“两队一会”〔注1〕成员及部属各系统干部群众代表时，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山西问题的“七二三”布告，历数该部两派长期来极端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的派性行为，号召按中央布告要求，坚决肃清资产阶级派性。针对美国实现登月成功〔注2〕，一些国家科学技术也突飞猛进地发展的现状，强调要有国际主义、爱国主义的精神，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为稳定社会秩序，维护国家荣誉做出贡献。八月九日，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命令，下放该部及其所属系统九千六百余人，并对两年多来未能说服两派克服派性，停止“内战”承担了领导责任。
〔注1〕即“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和军管会。
〔注2〕七月二十日，美国“阿波罗”号载人飞船在月球着陆成功，人类首次登上月球。
7月26日 收到西哈努克来函及转来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六月十七日要求来华见周恩来、就中美关系问题进行接触的来信。之后，美国总统尼克松在访问亚、欧一些国家时多次表示：美国不同意苏联关于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注〕，不参加任何旨在孤立中国的行动，并表示愿同中国对话。
〔注〕一九六九年六月，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首次提出这一建议。对此建议，多数亚洲国家反应冷淡。
△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库兹涅佐夫约见中国驻苏代办，面交苏联部长会议给中国国务院的内部声明，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
7月26日—28日 召集有北京军区、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省军区和三十八军负责人参加的防洪会议，下达中央部署的防汛任务。二十八日，批阅北京军区《请示抽调防汛部队问题》和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布告》，并报告毛泽东、林彪：“今年各地汛情较往年为重。荆江大堤由于武斗和疏于防护，在嘉鱼〔注〕对岸决口$损失不小。现华北汛期已到，而保定地区尚武斗不息，经与有关方面讨论，一致同意对大清河南充千里堤实行军管。”
〔注〕嘉鱼，县名，位于湖北省南部。
7月30日 在接见中央办的徐海地区学习班全体成员时说：徐海地区形势长期落后。对照中央关于山西问题的“七二三”布告，现徐海发生的问题也相当严重，主要是由于资产阶级派性干扰和武斗，使工农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指出：中央关于山西的“七二三”布告适用于全国，徐海地区也应贯彻中央布告精神。要造成一种环境，即停止武斗，上缴武器，归口闹革命，急起直追，把落后形势扭转过来，特别是在当前备战、备荒、为人民的紧要关头，更要团结一致，首先把生产迅速恢复起来。
8月3日、6日 在接见新华总社和贵州分社记者时指出：在听取不同观点的双方意见的同时，还要听听第三者的意见，要如实地向中央反映情况，让我们来判断。反映情况时，对事实一定要核实清楚。我们这样信任你们，你们一定要把事实告诉我化。
8月5日 得悉贵州某造反派欲攻打贵阳政法大楼，批示吴法宪以电话告李再含〔注〕：“必须告军区派军队进驻政法大楼，保护各种档案，不许遗失。”
〔注〕李再含，时任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贵州省军区第一政委。
8月8日 修改中央关于严格控制来京人员的通知（草稿），加写：根据九大精神。要求全国上访、外调、参观、办事、治病和外流人员一律回到本地、本单位，实现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搞好斗、批、改”，认真“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8月9日 主持召开有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和二机部负责人参加的国防尖端科研会议。针对一些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不能放手工作、以全力突破工程技术难关的情况，宣布，由钱学森挂帅，杨国宇〔注〕为政委，你们两个负责，你（指杨）是政治保证，他（指钱）和其它专家要是被人抓走了，不能正常工作，我拿你是问！与此同时，还批准一份需重点保护的几百名工程技术人员名单，指出，这些同志都是搞国防科研的尖子，即使不是直接参加某工程的，也要保护，主要是从政治上保护他们，不许侵犯他们、抓走他们；如果有人要武斗、抓人，可以用武力保护。总之，要想尽一切办法，使他们不受干扰，不被冲击。
〔注〕杨国宇，时为七机部分管军工科研生产的负责人。
△江青就当前文艺工作和普及“革命样板戏”问题致信林彪，要求将其意见转发各地。中央政治局成员根据林彪十五日批示，议定转发。之后，周恩来与江青面商拟先向毛泽东请示，遂将此件搁置。
8月12日 主持中央专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从二机都汇报中得知，林彪七月二日在“三北”（东北、华北、西北）会议上下令设在甘肃、内蒙古的原子能工厂在一九七○年内全部迁往三线。为避免核燃料生产中断给核工业带来损失，周恩来指示，一线工厂不能搬，要继续生产，加紧生产，力争多生产，多储备。同时，为了战备，必须抢建三线工厂。
△在一则反映贵阳市街头宣传情况的材料上批：要停止一些高音喇叭对宣传“七二三”布告的干扰，在宣传中央布告时要排除派性举动。
8月13日 接见全国建设县农业机械修造厂工作会议代表并讲话，指出：抓农业机械化，现在到时候了，不能再耽误了。从常规到高级的收获、加工、运输、电动、杀虫、塑料薄膜都要，到这里来的都是搞农机的，你们要终身立志于此。每个县都要有农机修造厂，其主要任务除平战结合、又修又造、以修为主外，将来还要修造结合。我们要创造出各种类型的农业机械，以适用于中国各种土壤的耕作、运输、灌溉，不仅粮食，还有棉花等经济作物。
8月15日 接见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及部分代表。指出：卫生工作一是农村，二是厂矿，三是城市，首先是为工农兵。现在要治疗最广大、最普遍的劳动人民的常见病，要面向农村。为农村培训医生，要推广中草药，搞适应农村的医疗器械。在卫生界，对中西医都有迷信，对西医学、中医学都要批判地接受，理论联系实际，西医与传统中医药相结合，与中国实际结合，树立雄心壮志，创造新中国的医学。在谈到落实政策问题时，再次强调：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外，历史问题只要交待清楚了，不管中医西医，他有一技之长，都可以安排使用。二十八日，接见参加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
△就贵州武斗事，要军委办事组电复贵州省领导，先做政治工作，后劝交出武器，进行教育，无论如何，不要开枪，只有在包围分化后，对坏头头可以强制收缴武器。
8月16日 在河北省革命委员会十五日关于省内发生乙型脑炎疫情的报告上批示，要卫生部转告各有关省、市、自治区“注意预防，并加强爱国卫生运动”。
8月18日 在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十六日关于合理解决附加工资问题的请示报告〔注〕上批示，要求有关负责同志就此事一议，并提出：“在这个报告中，凡是不恰当不确切的文句，均请加以修改。”
〔注〕该报告内容涉及恢复职工附加工资的范围、标准和时间等。
8月21日 在摘报《内蒙乌达市银行被抢》上批：“建议内蒙古核心小组并告内蒙古革委会和军区，对乌达市矿务局到市革委会闹事并抢劫银行国库一百万元的坏头头执行纪律处分，如已查明其人，可实行逮捕。”
8月22日 在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关于修改和续写范文澜所著《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通史简编》的请示报告上批：“这件事是主席交下来的，很重要。”
8月24日 得悉越南劳动党中央关于胡志明病危、要求中国增派医生的急电。当晚，约第二批赴越医生谈话。次日，中方医疗组四人抵达河内。
8月25日 到装甲兵某部观看新式武装表演。
8月26日 中共中央致电越南劳动党中央，对胡志明病情表示关切，望胡安心养病；并告，中方第三批急救人员五人已启程飞河内。二十七日，胡志明病情继续恶化。三十一日，中方又派出著名医学专家吴阶平赴越。出发前，周恩来指示吴等当天返京，他要连夜听取汇报。
△本年夏，江青对刘庆棠〔注〕说：“文艺界大批判有个困难问题，就是有总理，有些事都是总理主张的。”今日，刘庆棠写信给江青，称：“文艺界的阶级斗争，实质上还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是贯彻您的指示，还是抵制您的指示的斗争。”又说：“文艺界的权还没有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
〔注〕刘庆棠，时任中央芭蕾舞剧团核心小组副组长、党委书记。
8月27日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转发军委办事组《关于加强全国人民防空工作的报告》，决定成立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和各省、市、自治区人民防空领导小组，以加强人民防空工作。二十八日，经毛泽东批准。人民防空全国领导小组成立，周恩来任组长。
8月28日 根据周恩来等二十二日给毛泽东报告中的建议〔注〕，中共中央发布命令，要求边疆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各族革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边疆部队全体指战员：（一）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二）要加强军民、军政、各族人民团结，共同对敌；（三）驻边疆部队指战员必须坚守战斗岗位，坚决执行命令；（四）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必须实行按系统、按行业、按部门、按单位的大联合；（五）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七二三”布告。立即停止武斗；（六）绝对不准冲击人民解放军，不准抢夺军队的武器、装备和车辆；（七）要保护交通运输，保证通讯联络畅通；（八）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大力支援前线；（九）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