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该建议提出：根据最近边疆各地发生的情况看，需要继中央“七二三”布告之后，再发出这样一个命令，会对稳定局势有利。
△接见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全体代表。谈到：中国过去治病用草药，草药和化学药品应结合起来。民间传下来的好办法，都要收集起来，加以分析，研究提高，把群众的智能集中起来，然后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8月31日 在中央派往湖北的生产救灾小组关于洪涝灾情的报告〔注〕上批：“请国务院业务组今晚开会时谈一谈，并帮助解决湖北所提出的问题。同时，请将湖北、河南两省特别是武汉市出现的重工业（武钢、重机、造船等厂）和郑州铁路局出现的‘怠工’现象，提到议程上讨论一次。”
〔注〕报告称：湖北省因连降暴雨，造成山洪下榻，江堤溃决，全省（主要为黄冈、荆州地区）受灾面积一千五百多万亩，受灾人口五百五十二万。
8月 鉴于太平洋第三号台风将袭击大陆东南沿海，指示将台风的强度、移动速度、可能登陆的时间和地点等，详细电告广东及其它有关省、市、自治区，密切注意台风动向，采取有数措施，做好预防工作。同时指出：今后遇有台风等重大灾害性天气可能袭击台湾省时，要及时发布预报、警报，告诉台湾同胞以防袭击。并亲自修改审定了首次对台湾省同胞发布的台风警报的广播稿。
9月2日 接见中共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各班成员及内蒙古、西藏、贵州来京人员，讲话强调：现在已进入斗、批、改阶段〔注〕，目的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提高党中央威信，实行革命委员会一元化集体领导；要体现党的领导，落实各项政策，注意不要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军队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绝不允许再抢枪和围攻、殴打解放军，如再有这种行为，就是反革命行为，就要实行包围，开展政治攻势进行瓦解。
〔注〕根据毛泽东的意图，中共九大以后提出的“斗、批、改”的主要内容和步骤是：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等。
△约从河内返回的吴阶平、梁枫等谈话，听取关于胡志明病情汇报。经讨论后决定再派吴、梁二人及其它医生携带药品、器材等前往抢救治疗。
9月3日 起草中共中央通知，指出：“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八日中央发布命令之后，在地方报纸和广播电台上，出现了公开号召‘要准备打仗’、‘一切为了打仗’的宣传，这是不恰当的。”“望你们立即停止所属的报纸、电台关于这类口号的宣传。”
△胡志明在河内病逝。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分别向越南劳动党中央、越南国会常委会和越南政府会议发出唁电，表示沉痛哀悼。
△当晚，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离京飞往河内吊唁胡志明。
9月4日 上午，抵达河内。下午，就吊唁事与越南党政领导人黎笋、长征、范文同、武元甲等会谈，说：我们来得仓促，但还是晚了。胡志明主席不幸逝世的消息传到中国，中国党、政府、军队和中国人民感到十分悲痛。胡主席一生奋斗。不仅为越南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而且对国际无产阶级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胡主席同中国革命、中国党的关系尤其密切，不比一般。他同中国人民、中国党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把中越两党两国人民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从我个人来说，我同胡主席是最老的战友。希望能够安排我们在胡主席遗像前举行告别仪式。在开正式追悼会时，我党将再派代表团前来参加。
△会谈后，率代表团前往河内主席府正厅临时设置的灵堂，在胡志明遗像前献花圈、默哀，并在吊唁簿上留言。当晚，同叶剑英到医院瞻仰胡志明遗容。然后率代表团离河内回国。
9月5日 飞抵北京。次日，又率中央党、政、军、人大、政协等有关方面负责人前往越南驻华大使馆吊唁胡志明。
9月7日 夜，会见赴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途经北京的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扬·毛雷尔。在会谈中表示：尽管我们有不同看法，交换意见是有益的。关于越南问题，是继续抗战，还是巴黎会谈〔注〕，这完全是越南党自己的事；我们同越南同志交换意见，主要是越南抗美战争的情况，我们要支援他们。学习他们进行人民战争的经验。关于中美关系，关键就是台湾问题和联合国问题，这些问题总有一天要解决；我们不欠他们的债，是他们欠我们的债。关于中苏关系，我们的态度是同意进行合理的谈判，在解决问题以前，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九月十一日，再次会见毛雷尔及所率代表团。在谈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时说：国际共运现已进入各自独立发展，而不是联合行动的时期。现在的世界是处于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到处都在考验各国共产党能否领导革命，还是各国自己锻炼自己，平行进行。
〔注〕巴黎会谈，即越南和美国两国政府代表于一九六八年五月开始举行的关于结束战争的正式会谈。
9月8日 对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八月二十六日《关于群众向中央写信遭受打击报复情况的报告》批示，要中央办公厅“代中央拟一内部通报电稿。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各级革委会，要求各级负责人引起注意。如违，应予以纪律处分。”
△在中共中央对西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西藏军区汇报团的报告的批示中加：“要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加强无产阶级党性。”
9月10日、11日 会见赴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后回国途经北京的朝鲜党政代表团团长崔庸健。会谈中，崔庸健转达了金日成关于改善和发展朝中两国关系的愿望。双方就此问题交换了意见。
9月11日 在首都机场贵宾室会见从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后来到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举行了会谈。在会谈中向苏方提出：一、中苏之间的理论和原则问题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不应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二、中苏边界问题是目前中苏两国关系的中心问题，双方可以通过谈判最终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解决之前。双方应共同采取如下几项临时措施：（一）维持边界现状，（二）避免武装冲突，（三）在有争议地区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注〕经讨论，双方商定于近期各派代表团举行中苏边界问题谈判。由此，中苏就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达成一致。会谈中，双方还讨论了有关保持和发展两国贸易、恢复互派大使等问题。最后，周恩来表示，尽管我们有许多重大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是有了个良好的开端，这次坦率会谈，对双方都是有益的。
〔注〕在周恩来提出三项临时措施后，柯西金提议，在边界问题解决以前，双方共同采取的临时措施中还加上一条，双方边防部门有事可预先联系。
9月13日 将有关中苏会谈内容报毛泽东，认为，中苏这样政府性质的接触还是第一次，我们争取和缓边境局势四条协议实现，发表外交文件，促进边界谈判。毛泽东批：“同意。”
9月14日、16日 约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开会，谈中苏问题等。
9月15日、17日 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
9月16日、18日、2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9月17日 《人民日报》发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口号〔注〕，其中有：“认真搞好斗，批、改！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抓紧革命大批判！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备战、备荒、为人民！”“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
〔注〕全部口号共二十九条，发表前经周恩来等补充修改，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
9月18日 致柯西金信：“一九六九年九月十一日，在北京机场的会见中，我们双方同意：长期悬而未决的中苏边界问题，应该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在解决前，双方采取临时措施，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注〕这些临时措施，“如能得到你来信确认，即作为中苏两国政府之间的协议，立即生效，并付诸实施”。“我相信，如果这个协议能够达成，将有助于两国边境局势的和缓和中苏边界谈判的举行。”该信内容于十六日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十七日，周恩来报毛泽东说，在这一信发出后，看柯西金如何回答，再定政府声明何日发表。
〔注〕周恩来信中重申的中苏双方就边界问题应采取的临时措施的具体内容是：一，双方同意，在边界问题解决前，严格维持边界现状，二、双方同意，避免武装冲突。三，双方武装力量在中苏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四，双方同意，边界上发生争执。由双方有关边防机关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精神，进行协商，求得合理解决，解决不了的，各自报告上级，通过外交途径协商解决，五、双方同意，上述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临时措施，不影响双方各自对边界问题的立场和争议地区的归属。
9月19日 就中共中央批示同意六十八军党委十二日关于成立连云港市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事，致信陈伯达、康生、江青并呈报毛泽东、林彪。
△到北京医院看望章士钊。
9月22日 在全军战备工作会议上就国际国内形势问题讲话：目前国际形势紧张，我们要准备打仗，特别要防止敌人突袭，要严加戒备。在谈到九大后国内的新形势、新任务时强调，要发挥党的领导作用，不能再搞“夺权”，必须以无产阶级的党性来要求每个党员；作为群众组织应保护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实行归口闹革命，决不允许再拉山头、搞武斗，损害群众利益。提出现在快接近第四季度了，我们要把各方面工作做好，使之出现新面貌；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努力实现第四个五年计划和第五个五年计划，在不远的将来，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
9月23日 亲自指导进行的中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和一次新的氢弹爆炸，先后于本日和二十九日取得成功。
9月24日 在给毛泽东、林彪的报告中提出：“对苏联政府六月十三日声明〔注〕必须由中国政府公开给以答复，并将我方对解决边界问题的全部主张和边界冲突的真相给以说明，以取得主动”。“政府声明稿发表第二日，拟再发表驳苏联政府六月十三日声明的外交部文件”。
〔注〕六月十三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提出：“目前苏中关系的尖锐化完全是由中国方面的行动引起的”，五月二十四日中国政府的声明“对苏联提出了许多毫无根据的要求，这些要求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给早就由中国方面造成的麻烦增添新的麻烦，这个事实无助于为谈判创造良好的气氛”。
△在原国家粮食部和军委总后勤部《关于海岛战备粮库的建设情况和请示》上批：“沿海守岛储粮如有居民，既要有洞内粮食，也要储粮于民，因地制宜地分散储存，并使年年增长，年年调换。”
9月25日 凌晨，前往医院做治疗。
9月26日 柯西金在复周恩来信中称：经仔细研究过周总理九月十八日来信，我方已采取了实际措施旨在使边境局势正常化，其出发点是中国政府将根据相互原则采取类似措施来实现已达成的有关协议；我方已任命以库兹涅佐夫为首的谈判代表团，建议自十月十日起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问题谈判。二十九日，由周恩来审定的乔冠华〔注〕给苏联驻华代办叶里扎维金的“口头通知”中说：柯西金的信正在研究中；边界谈判建议改到十月二十日开始；对苏联政府六月十三日声明我将在国庆后公开答复。十月十四日，柯西金再致信周恩来，告知苏谈判代表团于十月二十日前抵京。
〔注〕乔冠华，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后担任中苏边界谈判中国代表团团长。
9月27日 鉴于武汉问题自五月中央开会后一直未得彻底解决，中共中央发出对武汉问题的指示，指出，（一）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央“五二七”指示、“七二三”布告、“八二八”命令必须在湖北全省、武汉全市坚决地、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执行；（二）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严格遵守劳动纪律和劳动制度，大反特反无政府主义，积极同破坏生产和消极怠工的现象作斗争；（三）必须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反对一切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派性组织，（四）中央决定在北京开办湖北省和武汉市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陪同毛泽东接见军队干部。
9月28日 在同刚果（布）总理拉乌尔少校会谈时，谈及对非洲形势的看法，说：我们现在对非洲的了解，比一九六三、一九六四、一九六五年生疏多了。形势总是发展的、前进的，同时也是曲折的。有时反复是难以避免的。非洲民族革命和独立运动有些失败了，原因是领导人没有看到帝国主义的新阴谋，没有发动群众。应该总结、吸取深刻的历史教训。
9月30日 约上海、南京、北京等地有关人员谈气象问题。
△晚，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的招待会上讲话，说：二十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我们的祖国，已经由一个贫穷落后、受人欺侮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变成了一个坚持独立自主、取得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
△深夜，从黄永胜打来的电话得知，林彪以防备敌人节日轰炸、造成密云水库决堤为由，提出把密云水库存水放掉。周恩来对此表示反对，认为那样做会淹了下游的居民群众。翌日凌晨，紧急约水利部负责人开会研究，否决了林彪的意见。
10月1日 约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邮电部、新华社和中央广播事业局有关负责人开会，研究电台报时问题。当有人提到广播电台在报时前要播放《东方红》乐曲和毛主席语录时，当场批评说：这样做是强加于人。不但强加于世界人民，也强加于毛主席，造成自己被动。强加于人等于自杀，这有损于毛泽东思想。针对国内现用标准钟还不够先进的情况，指出：要下决心研制先进的标准钟，抓紧研究铯原子钟和更先进的原子钟，最终甩掉洋拐棍，赶超国际先进水平。
△与毛泽东、林彪等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二十周年观礼，陪同毛泽东会见朝鲜崔庸健委员长等。
△先后同越南总理范文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顾问委员会主席阮友寿会谈。国庆节期间与邓颖超看望来京暂住中南海的各地下乡知识青年代表。
10月2日 约中央国家机关有关负责人及新华社记者等谈“十一”登报名单。
△与崔庸健就发展中朝两党、两国关系等问题举行会谈。
△与哈米德·汗中将就中国和巴基斯坦关系及国际形势等问题举行会谈。在谈到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局部地区冲突时说：世界政治生活很有趣味，有打仗又有谈判，我们有过这样的经验，边打边谈。从一九五三年到现在，十六年多时间里，时松时紧。第一个地方是朝鲜，我们和美国一面打，一面谈，谈了三年才达成一个停火协议。第二个地方是柏林，也是一个紧张地区。第三个地区是越南，是在南面打，北面不打，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第四个是中国，中国也没有完全统一，美国侵略军还没有从台湾撤走，实际上也是一分为二。你们那个国家实际上也是一分为二。此外，中东也有问题，二次大战后，正式成立了以色列国家，把巴勒斯坦一分为二，一直成为紧张地区。
10月3日 与范文同就国际形势、中越关系等问题举行会谈。在谈到党内，革命派内部反倾向斗争时提出；极左有两种，一种是思想上的“左”派幼稚病，另一种是形“左”实右，在我们国内就有极左分子。八日，在同阮友寿主席举行的会谈中。例举一九六七年夏季国内出现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说：采取极左政策，会被坏人利用。
10月4日 在接见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团时谈到：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接近结束，还未完全结束。这几年我们关系不那么密切了，我们在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原因之一。
△针对下放在解放军某农场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学生〔注〕每天只有一小时学外语的情况，指出：一小时不够。讲一小时，实际只有半小时。学艺术的每天要花四小时练基本功，学外文的每天至少得花三小时练基本功，否则。外文就忘了。指示外交部给该农场专发一通知，要求切实保证这批学生每天能有三小时的外语学习时间。之后，又几次对下放农场的外语院校学生学习外文和下放干校的翻译人员巩固专业知识的问题作出具体指示。
〔注〕本年，中央决定将全国外语院校的毕业生和回国留学生安排在解放军的几个农场劳动锻炼。
10月6日 复柯西金九月二十六日来信，指出：来信对双方已经达成协议的各点（即九月十一日中苏总理北京机场会谈时双方达成谅解的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应采取的临时措施）没有加以确认。而双方目前采取的一些措施，并不能代替对双方都有约束力的正式协议。复信再次重申九月十八日信中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五项临时措施，强调：中方认为，双方应在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首先就此进行协商，达成协议。复信还宣布中方参加边界谈判的代表团名单，并在最后指出：“我相信，中苏边境局势的和缓和中苏边界谈判的举行，将为解决两国关系中的其它问题提供有利条件。”信发出前，曾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毛泽东批示同意。
10月7日、8日 同阮友寿举行会谈。
10月8日 同刚果（布）总理拉乌尔单独会谈。十日，双方在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上签字。
10月9日 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团长、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托斯卡举行会谈。
10月10日 在首都体育馆观看体育表演后，与国家体委军管会、体院军宣队负责人谈话，详细了解运动员思想、训练、生活等情况。针对有人把参加国际比赛说成“为帝、修、反抬轿子”，搞“投降主义、卖国主义”，把在国际比赛中为国家争得荣誉的运动员说成是“修正主义苗子”等观点，批驳道：这是为祖国争光嘛！他们不要爱国主义，我们还要爱国主义！当谈到一些运动员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时说：有名的运动员大多被关起来了，就和劳动模范一样。告诉他们，要经得起考验。运动员绝大多数是好的，是毛泽东思想培育起来的，是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我们不要自己把自己否定了。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为国家出过力的，总还是好事嘛！在谈到体育服装改革时指出：运动时总不能把主席像章戴上，也不能把主席语录带上。对有关规章制度不能否定一切，有的要取消，有的要改革，有的还要发展。二十三日，再次询问李富荣〔注〕等运动员的学习、训练情况，提出要抓紧训练，恢复技术。
〔注〕李富荣，著名乒乓球运动员。
10月11日 修改中央文革、国务院《关于侯马东周奴隶殉葬墓发掘问题》给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批复稿〔注〕。在原稿“有关墓葬的保护问题，同意只清理现场，取得全部资料，选择一至二个有代表性的墓葬做出模型，不必就地保护”处，加写：“也可考虑，如地形许可，保留一二座有代表性的奴隶殉葬墓现场不变，以利进行生动的阶级教育。”
〔注〕八月二十五日，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就侯马五○二厂工地东周奴隶殉葬墓发掘问题请示报告党中央和国务院。
△陪同毛泽东看望参加国庆观礼的各地代表。
10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成立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萧华、王力、关锋、戚本禹七人的专案审查小组，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领导下进行工作。该专案审查小组由叶群、李作鹏〔注〕、吴法宪、姚文元、汪东兴组成，汪东兴为组长，吴法宪为副组长。次日，由汪东兴起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黄永胜五人联合署名将此事报告毛泽东、林彪。
〔注〕叶群，时任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林彪办公室主任，李作鹏，时任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委。
10月15日 看望宋庆龄。
10月16日 在外交部九月二十六日《关于外交档案备战问题的请示报告》上批“原则同意”，并对各类外交档案的移交、存放方法等提出具体意见。
10月17日 林彪作《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次日，黄永胜等以“林副主席第一号令”正式下达林彪的《紧急指示》。在此前后，根据毛泽东意见和中共中央统一部署。在京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机关及其干部家属被“战备疏散”到外地。
△当晚，与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分批会见在京一些老同志，向他们宣布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战备疏散的决定，说：主席根据当前形势，决定一些老同志在二十号或稍后从北京疏散到外地。主席指定了每个人的去处。各地安置工作，均由我打电话安排，中央办公厅负责准备专机或专列。之后，又向疏散的老同志一再嘱咐，一定要带夫人去。原北京的住处均保留不动。
10月18日 经报毛泽东同意，批准发表《关于中苏两国政府即将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的公报》。二十日，中苏边界谈判在北京开始举行。谈判期间，对中方采取的谈判方针、策略、方法等多次给予具体指示，重大问题随时报告毛泽东批准。
△与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通话，要省革委会妥善安置即将去江西的陈云、邓小平、王震及其家属，生活上要给予照顾。次日，得知江西省革委会准备把邓小平夫妇安置在赣州时，即告；对邓安排赣州不妥，那里交通不便，山区条件差。应安排南昌市郊为宜，并住两层楼房，独家独院。据此，江西省革委会重新调整了方案，将邓小平夫妇安置在南昌市郊。
10月20日前 要王良恩〔注1〕转告广州军区和广东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妥善安置即将去广州的董必武、朱德、李富春、张云逸、张鼎丞〔注2〕等，并在生活和医疗保健上给予照顾。之后，又嘱有关方面负责人，对安置在广东、湖北、湖南等地的刘伯承、叶剑英、邓子恢、陈奇涵〔注3〕、徐海东、张闻天〔注4〕等均给予照顾。
〔注1〕王良恩，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部主任。
〔注2〕张云逸，原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张鼎丞，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注3〕邓子恢，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奇涵，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注4〕张闻天，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文化大革命”中被看管。
△指示新华社：各国对中苏边界谈判的反应，要使中央领导同志及时了解。要多搜集反应，要快。每天分几次送，要有分析，有综合。可出专集。
10月21日 范文同率越南党政代表团来华访问。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与范文同举行会谈。二十五日，中越发表会谈公报。
△会见多米尼加前总统、革命党前领袖胡安·博什和多米尼加“四二四”运动领导人阿里斯蒂时指出：革命总会经过一些成功和失败的。失败是成功之母。人们总是要经过一些失败才能前进。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经验，才是全面的经验。
△与李先念、纪登奎等谈保存档案和高校下放等事。
10月24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和修改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加强保密工作的紧急指示。
10月26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等院校下放问题的通知，规定：国务院各部门所属高等院校，在京的仍归各有关部门领导，在外地的交当地省、市、自治区领导，与厂矿结合办的交厂矿领导；教育部所属高等院校全部交所在省、市、自治区领导。二十五日，周恩来在通知稿中关于各高等院校的交接过程处加写：“要认真负责，妥善保护校舍、教学设备、科学仪器、图书资料、附属工厂以及一切国家财产。坚决同破坏、贪污、盗窃学校公共财物的坏人坏事作斗争。如发现有破坏、盗窃的罪行。应予严格惩处。”还加上：“国防科委所属的高等院校的领导关系，另定。”
△前往解放军总医院看望黄文欢。
10月28日 国务院批转第一机械工业部军管会《关于加速第二汽车厂〔注〕建设的报告》，指出：这是国家三线建设的重点项目，各方面要大力协同，紧密配合，保证一九七二年按期完成成批生产军用越野汽车的任务。
〔注〕第二汽车厂，该厂厂址（湖北十堰）。经周恩来审定，一九六九年动工修建，一九七五年第一个车型二点五吨越野汽车生产基地建成投产。
10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有关四川问题汇报。次日，就政治局会议情况函报毛泽东、林彪，提出：“目前，四川问题，中央非过问不可了”；“从九大后，四川掀起‘反复旧’运动，其性质与山东、贵州、湖北类似”，“‘反复旧’矛头虽也是对着军队，工代会也要超越于革委会之上，但四川究竟有四川特点，一切表现在派性和武斗上面”。又告：现已有必要先约四川党政军有关负责人“来京商谈”，“达到在毛泽东思想原则基础上的团结”，“然后再扩大商谈范围”。毛泽东于三十一日批示同意。
10月31日 将一份反映北京市东城区三个核算店贪污盗窃严重的材料〔注1〕批给谢富治、吴德〔注2〕：“只反映，不提办法，看了使人着急！”
〔注1〕材料称：清队以来，在北京市京城区南池子、瑞金路和北京车站餐厅三个核算店中，初步交待有贪污行为的二十五人，有据怀疑的五十三人，共占职工总数百分之十三点三，已交待贪污款近两万元。
〔注2〕吴德，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1月1日 汪东兴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拟任命王良恩、张耀祠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周恩来批：拟同意。
11月5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转发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军管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关于邮电体制改革的意见》。《意见》提出：将邮电部的电信、邮政分开，电信部分划归军队领导，邮政部分与铁道、交通部门合并。十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总参测绘局与国家测绘总局合并问题的通知》，将国家测绘总局并入军委总参谋部测绘局。十二月十四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就总参谋部军事气象局与中央气象局合并问题发出《通知》，决定撤消总参军事气象局，称中央气象局，归总参谋部领导。
11月7日 会见韩素音。
11月8日 在听取国防工办各部门负责人汇报时指出：有关三线建设项目四川不能再安排了。现代战争是立体战争，不能把项目安排得太多、太挤；建厂的原则应是把大改成小，把多改成精；搞生产建设不能人海战术，要短小精干。
△在听取国家建委军代表汇报人员下放意见时提出，谷牧〔注〕可不去干校，让他到三线基建工程兵部队搞些调查研究，总结经验。
〔注〕谷牧，原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调国务院协助工作。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内蒙古问题。
11月9日 就余秋里转来的《关于包钢暂停生产情况报告》〔注1〕批示李先念、纪登奎、余秋里、朱互宁〔注2〕：“包钢把不出钢铁的主要原因，推之于铁路运输，请你们查实。”
〔注1〕即包头钢铁公司革命委员会十一月八日报告。其中称，包钢自十月二十八日停产至今已十一天，主要原因是铁路运输情况不好；另一原因即内部无政府主义严重，余秋里在批转该报告的批语中认为，包钢停产的主要原因不完全是运输问题，还有包钢内部和路局内部的问题。
〔注2〕朱互宁，时任冶金工业部军管会主任。
11月10日 接见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等方面负责人以及驻国防科委、二机部、七机部工宣队、军宣队和军管会负责人，指出，在国防科研等系统的工宣队、军宣队都应当撤回，因为你们已经完成了任务。这些单位本身都有生产任务，是搞尖端技术的，过去三年耽误了不少工作，为赶上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就要抓紧时间，从符合当前情况的具体项目做起。
11月13日 在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十一日给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关于贯彻“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编制明年生产计划中遇到的问题的报告》〔注〕上批：“此电值得一看，对福建调拨产品，要加注意。要培养闽赣两省自给的工业能力。”
〔注〕该报告反映：近年来，中央有关部门交给的生产任务较重，与生产能力相差很大，建议中央有关部门根据各地工业基础情况合理安排，适当减免或取消所下达的任务指标。
11月16日 致信毛泽东，送去中苏边界谈判重申中方建议〔注1〕内容的讲话稿。另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与中国驻巴大使张彤谈话一电，认为：“尼克松、基辛格的动向可以注意”，“如何回答叶海亚，待与外交部研究后再报。”〔注2〕
〔注1〕中方建议的主要内容是：一、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是我们谈判的基础。二、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是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的必要保证。三，中苏边界谈判必须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进行。
〔注2〕十二月二日，周恩来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时，请凯瑟转告叶海亚·汗总统：尼克松如要同我接触，尽可利用官方渠道。
11月17日 就驻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及新影“革命大联合委员会”关于抽调驻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三四一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部分人员接替驻新影厂军宣队的请示报告，致信江青：“请告狄福才〔注〕同志抽调八三四一部队一部分同志前往新影接替一九三师军宣队的任务；同时，工宣队也可在八三四一部队进厂熟悉情况后撤出。已告新影工、军宣队做此准备。”十九日，江青将此件批给汪东兴，称，“组织班子是你的工作，叫我做此工作，是难为我。”并在周恩来指示“已告新影工、军宣队做此准备”一句旁批：“欠妥。”
〔注〕狄福才，当时是八三四一部队驻北京电影制片厂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
11月21日 在接见即将出访阿尔巴尼亚的中国党政代表团时指出：只讲美苏勾结，不讲争夺，片面性很大。现在美苏争夺的中心是中东。光看到勾结，看不到争夺，有些问题就不能解释。只有两个阵营的矛盾的提法就是片面性。对国际形势的分析都要分析矛盾，怎么看不到矛盾呢？
11月23日 在会见黎清毅〔注1〕、黄文欢等时谈到：自三月珍宝岛事件以后，从莫斯科传出消息，说苏联要用核武器轰炸中国的战略基地、原子基地。苏联政府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件事。我当面问过柯西金〔注2〕，他也没有回答，也没有澄清。中苏双方边界谈判中，我方几次提出这个问题，他们都没有回答。他们心里有鬼，想从实力地位出发。用原子弹吓人。这是吓不倒我们的。
〔注1〕黎清毅，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副总理。
〔注2〕九月十一日在北京机场同柯西金会谈时，周恩来说：你们说，你们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来摧毁我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就要坚决抵抗，抵抗到底。但是，我们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要把这个话告诉你。
11月24日 在国务院业务组会议上对煤炭、冶金、铁路运输等部门生产情况提出批评，指出：煤炭是工业的粮食，应该领先，煤炭生产上不去影响一切。现在河南平顶山、山东、山西、内蒙、云南、贵州、四川等省区的煤炭生产都完成得不好。是派性，还是什么原因？懂业务的干部要尽快解放出来。总要想办法把生产搞上去。冶金工业很多方面没有完成计划，你们比煤炭更差，包括鞍钢。钢铁生产第一要满足国防需要，其次是电力、机床、铁路、汽车。要抓重点钢，不能齐头并进。铁路运输这半年来事故很多，车皮撞坏两千多节，比红卫兵时期还多，不好理解嘛！铁路运输不通畅，抓战备、抓生产都要受影响。最后提出：煤炭生产由纪登奎抓，铁路运输由余秋里抓，要把煤炭、石油、化工、铁路、交通、邮电各部门生产搞上去。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派党政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等问题。
11月27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防工业方面问题。
11月28日 在接见国防工业系统几个专业会议代表时，就国防工业生产等问题讲话，指出；我们要把革命和备战结合起来，努力抓革命、促生产，用备战影响革命，以革命支持备战。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离开整个生产来谈国防工业生产，因为在整个工农业生产、国防工业生产问题上还有个平衡的问题〔注〕，国家就这么多设备、原料、基建力量，在这些方面总有个限度，我们应尽一切努力挖掘设备潜力。又说：干部要早一点解放，包括犯错误的干部，要给他们工作，发挥他们的作用；要承认老干部有经验，这是党的宝贵财产，长期“靠边站”，不仅业务荒疏了，政治也学不到了。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是可以教育的，这一部分人潜力很大，要很好重视、培养、教育他们。
〔注〕中共九大后，经毛泽东、林彪批准，将国防工业各口划归军队管理，生产和基建项目先由军委办事组计划平衡，再由整个国家计划平衡。
11月29日 在外交部编印的一份情况反映材料上批：“我方外交人员和译员，也要主动地向对我友好的国家外交使节进行活动，这是重大的外交任务。不要‘闭门家中坐，担心鬼叫门’。”
12月3日 指示国务院所属各部委恢复值班制度。
12月4日 十月二十七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马丁致函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兴元，探询今年二月十六日因乘游艇越入中国广东珠海附近海域被中方拘留的两个美国人鲍德温、唐纳德的下落、健康及释放事，并要求转递这两人亲属信件。外交部十一月七日报告分析：此举显然是美政府采取试探我反应的一个新行动，建议接过此事，适时（十二月初）释放美二人，并发消息，通知美驻波兰大使。本日，周恩来就在华外国人研究处理小组十一月二十日关于此事的报告致信毛泽东、林彪：“经过政治局在京同志商榷，拟同意外交部对释放美国游艇两人的意见，时间拟定七日或稍后。”毛泽东批：照办。
△在接见中央办的解决四川问题学习班的成员时，对渡口市代表说；要以大局为重，以三线建设为重，要政治挂帅，全力以赴，保证一九七○年七月一日以前渡口〔注〕出铁。成昆铁路全线通车。
〔注〕指渡口攀枝花钢铁基地。
△在接见即将离任的坦桑尼亚驻华大使萨利姆时说：今天身体不太好，就不多谈了。我答应见你时还没有发病。现心脏不太好。回去后请问候你们总统。我很高兴地得知他安全、健康地回国了。尼雷尔是东非很难得的一位领导人，最好少出访。我是作为老朋友提出这一建议的。
12月5日 将反映国防科研系统某厂机密资料连续被窃的情况报告批告黄永胜、王秉璋〔注〕：“情况既如此严重，可否暂停搬迁，在年内搞好这一清队和破案工作，然后再行战备搬迁。”
〔注〕王秉璋，原七机部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
12月6日 就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第四次全会将毛泽东视察湖南时的一些谈话作为会议文件事告王良恩：“请你拟一通知，再次重申严禁私编私印主席、林副主席的讲话、巡视谈话和中央其它同志的讲话和谈话，以及非正式的有关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其它同志的传说、抄件、文件、书籍，等等。如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各大军区、军区党委以及相应机构再违犯这一通知的规定，即将执行纪律。省军区以下组织，则由你们审查议处。”二十五日，在写给毛泽东、林彪的报告（与陈伯达、康生联名）中说：“各地私编私印、乱传乱发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其它同志的谈话记录和文书图片画册。既多且滥，恐非经多次告诫，收回销毁，不能停止。现送上政治局有关会议通过的中央通知（送审稿）及附件二〔注〕，请主席予以批示。”毛泽东批：“照办。”
〔注〕附件一是黎原、华国锋、杨大易关于擅自传达毛主席指示的检查报告（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八日）；附件二是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清查和处理非法印刷品情况的报告（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三日）。
12月9日 在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编辑的有关朝鲜籍在华侨民情况的简报上批：“朝侨要求回国，如无特殊原因，可多批准他们回国为好。”
12月11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研究由于苏方代表回国而暂告休会的中苏边界谈判，以及备战、明年生产计划、三线建设和内蒙古、四川等问题。次日，将会议情况书面报告毛泽东。
12月12日 将外交部转来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十一日在中国大使馆会见美国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的材料报毛泽东：“选上我驻波代表接见美大使报告来电三份，请阅。拟搁一下看看各方反应，再定如何回答。”毛泽东批：“照办。”
△在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凯瑟时说：当前国际事务错综复杂。从全世界范围来说，美苏两国既相互争夺，又相互勾结，争霸世界。现在是超级大国扩军备战，但同时也进行谈判。首先，美苏在赫尔辛基进行核会谈。另外，中苏举行边界会谈，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注视。另一方面，中美之间的关系也在变化，美国大使在华沙向我进行试探，他在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时装展览会上同我译员进行了谈话。对美关系，中国的立场一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是美国一切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去。感谢叶海亚总统把中国的立场说得很清楚。
12月14日 在接见中央港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时，提出要对香港情况加强研究，并嘱咐新华社也要好好研究香港的经济、政治、文化情况，因为香港的情况反映世界经济动态。还讲到：工委与中国银行要研究国际经济动态，摸一下动向，包括工商业、银行、运输。
12月16日 在中共中央关于对内蒙古自治区实行全面军管的决定（草案）的修改稿中提出；由于目前内蒙古地区的工作不能适应形势需要，领导之间思想不统一，决定成立以黄振棠（北京军区副政委）、杜文达（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九人“前指”〔注〕党的领导小组，实行对内蒙古的一元化领导。二十九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文件，决定对内蒙古自治区实行分区全面军管，由北京军区前线指挥所对内蒙古各项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核心小组和内蒙古军区协助前线指挥所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