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1日—31日 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前，曾就洛甫代替毛泽东任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事询问博古，提出“似无此必要”。博表示“因毛泽东不管日常事”，未予理睬。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2月3日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2月7日 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国工农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在开幕会上的致词中指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十二日，在会上作题为《一切政治工作为着前线上的胜利》的报告，说：一切政治工作，要服从整个作战计划，一切政治工作，都要为着前线上的胜利。在谈到红军目前实行的堡垒战、阵地战时，强调指出：“我们主要的作战形式还是运动战”，“我们反对单纯防御路线，我们要进行运动的防御”，“从运动战中来消灭敌人，这是最有把握的”。
2月 蒋介石在镇压福建事变后，将入闽部队组成东路军，和先已成立的北路军、西路军、南路军相配合，形成对中央苏区的合围之势，重新开始进攻。
3月13日、18日 先后在中革军委会议和红军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举行的报告会上作《五次战役中我们的胜利——论持久战》的报告，分析国民党军在五次“围剿”中的战略战术特点，提出为粉碎国民党军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术，红军在学习阵地战、堡垒战的同时，应注意发挥自己的特长，“使堡垒战、阵地战的胜利，能够配合着我们基本的运动战的胜利，来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
4月2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畴西、聂洪钧并转方志敏，指出：目前蒋敌主要进攻方向在北线是向广昌，依靠堡垒主义战术步步前进，封锁我们，紧缩苏区，并企图以持久战消耗我们，求得最后决战。指示闽浙赣军区应集中和扩大红十军，在运动战中打击和消灭敌人的进攻部队，同时“派遣得力的独立部队，伸入到浙西活动”，发展游击战争，扩大红军，征集资材，创立新的苏区，并首先要不断破坏杭江水陆交通，以达到有力地调动敌人，增援浙江的目的。
4月上旬 蒋介石集中十一个师的兵力分两路向广昌进逼，企图首先占领广昌，打开中央苏区的北面门户，进而攻占瑞金。
4月中旬 为进行广昌战役，中共中央决定调集红军主力九个师的兵力，全力保卫广昌，与国民党军“决战”，由博古、李德赴前线直接指挥。为此，中央决定在前方成立野战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博古为政治委员。周恩来在瑞金留守中革军委。
4月28日 广昌战役中，红军虽集中主力，苦战十数日，但由于采取以集中对集中，以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和“短促突击”战术，尽管予敌重创，但自己亦遭受很大伤亡，仍无法守住广昌。本日，红军被迫撤离广昌，转移到贯桥、高虎垴一线进行防御。
4月30日 致电博古、朱德、李德：我们主力经长期战斗相当疲劳，有损伤，新兵多，干部缺员大。尤其广昌战役后，极需有把握胜利和极大机动。
△撰写《红星》第四十期社论《广昌虽然陷落了，我们无论如何要粉碎敌人！》。社论指出：严重的形势摆在我们面前，历史给我们的时间是很短促的了。需要我们以布尔塞维克的坚定性。顽强性，不动摇地执行党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号召，一切工作集中在战争的动员，一切动员为着前线上的胜利。社论在列举目前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的若干表现时，把“单纯防御的堡垒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分兵把口子”也分列其中。
4月 应中共鄂豫皖省委要中央派遣军事干部的要求，根据中央的决定。派红二十二师师长程子华前往。行前，同程子华谈话，分析鄂豫皖苏区的形势，部署工作，指出在根据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下，鄂豫皖红军主力应当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这样就能把敌人主力引走，减轻鄂豫皖苏区的压力。留下的一部分红军，可以长期坚持。后鄂豫皖省委根据这一意见，决定红二十五军西征，留下红二十八军坚持。
5月17日 和朱德、王稼祥发布《中革军委关于划分军区分区及其目前任务的命令》，将中央苏区各军区及下属分区重新划分为五个军区：江西、赣南、粤赣、福建和闽赣军区。要求各军区在国民党军的远近后方，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新的苏区，钳制和吸引国民党军，协助红军基干兵团机动作战，以争取决战的胜利。
5月 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鉴于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开始逼近中央苏区腹地，红军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决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并将这一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批准。不久，共产国际复电同意转移。
6月10日 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曾数次就打“阵地战”和“多路分兵”的作战方针问题同李德争论。周恩来主张集中兵力于一个方向，使红军保持优势和机动的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遭到拒绝后，仍尽力进行补救。本日，致电博古、朱德、李德，答复对阻遏头坡东北国民党军前进部署的意见，说：“头坡以北，不利作战，惟可调三军团一个师，参加十三师突击，既可迟阻陈敌，更可诱惑吴敌前进，而一军团及三军团主力可仍留原地待机，至注意各方情况变动，以便进行新的机动。”
6月14日 致电博古、朱德、李德，对前方拟派红一师到河东攻击国民党军邹、孔两师的方案提出不同意见，说：“天雨河水不能徒涉，预先移过东岸又最暴企图，且前临大水背靠封锁，地形极不利，我意请你们重新考虑，放弃这一战斗。”
夏 为准备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筹划。政治、军事由博古、李德分别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实行。
7月初 中共中央政治书记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发布《关于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给七军团作战任务的训令》，指示红七军团到福建、浙江、江西、安徽诸地界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以吸引蒋敌将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后方。七日，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由中共中央代表曾洪易、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率领，经福建向闽浙皖赣边界前进。因时机已晚，兵力单薄，没有实现调动国民党军的任务。
7月10日 为《红星》第五十三期撰写社论，题为《纪念“八一”我们要消灭敌人在苏区门内，要瓦解敌人在他们的背后！》
7月上旬 国民党军集中三十一个师的兵力，从六个方向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发动全面进攻。博古、李德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作战方针，在前方指挥各路红军节节抵御，同国民党军打阵地战。在以后的高虎垴、万年亭战斗中，虽给国民党军以重创，但红军伤亡亦很大，最后不得不撤出高虎垴、万年亭，退至驿前等地设防。
7月15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宣言声明：为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中国工农红军在反击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的同时，决定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提出五项抗日主张：（一）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出卖领土主权，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反对承认伪满洲国；（二）立刻宣布对日绝交，宣布一切中日秘密条约和协定无效，动员全国陆、海、空军对日作战；（三）武装全国民众，组织义勇军与游击队，直接参加反日战争，积极支持东北义勇军和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四）没收日寇和汉奸卖国贼的一切财产，停止支付一切中日债款本息；（五）普遍地组织民众的反日团体。
8月1日 出席在瑞金大埔桥红场举行的“八一”阅兵典礼和授奖典礼大会，并作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反日反帝反国民党的战斗任务的报告。
8月7日 根据中革军委命令，红六军团在任弼时等率领下，自湘赣苏区突围西征。
8月18日 为《红星》第六十期撰写《新的形势与新的胜利》的社论，提出：我们要坚决地挺到敌人的后方去，开展游击运动，创造新的苏区，创造新的红军，采取更积极的行动调动敌人，求得整个的战略部署的变动，以在运动战中消灭白军。
8月31日 国民党军占领广昌的驿前。至此，中央苏区的东线和北线完全被突破，西线和南线也更加困难。
9月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准备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前往湘鄂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博古在决定留苏区坚持斗争的干部名单时，仅就军事干部名单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
△为进行转移前的各项准备，朱德、周恩来、王稼祥、项英等签署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出的《为扩大红军的紧急动员的号令》、《关于军团后方勤务组织的命令》、《采取具体步骤减少和消灭减员现象》的通知和《关于巩固和扩大地方部队及自给问题的训令》等强调“目前部队管理与指挥的首要原则为最高限度的保全有生力量，特别是干部及现有物质资材”。
△和朱德主持同陈济棠的停战谈判。
9月1日 获知陈毅在战斗中负伤后，即令总卫生部赶送药品，并派医术好的医生前去治疗。本日，和朱德致电红六师师长彭雪枫并转李富春：同意陈毅同志回博生休养，但须看途中担架是否适宜，并待稍愈时即来瑞金休养。
9月4日 和朱德、王稼祥致信寻淮洲、乐少华并转曾洪易，下达对红七军团作战计划的补充指示，要求他们在闽浙赣皖边境创造广泛的游击运动及苏区根据地，并在进军途中进行广泛的政治宣传，以扩大影响。
9月21日 中革军委决定将红二十一师、红二十三师合编为第八军团，周昆任军团长，黄粱任政治委员。
10月上旬 派潘汉年、何长工为红军代表去寻邬同陈济棠〔注〕的代表杨幼敏、黄质文、黄旭初谈判，叮嘱潘、何要“勇敢沉着，见机而作”。经过谈判，双方达成五项协议：（一）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解除封锁，互相往来；（三）互通情报；（四）红军可以在粤北设后方医院；（五）可以互借道路，各从现在战线后退二十里。这个谈判为红军长征突破第一道封锁线作了有利的准备。
〔注〕陈济棠，时任国民党南路军司令。
△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各军团向兴国、雩都、瑞金等地集结，令地方部队接替主力红军的防务。国民党军随即进占兴国。古龙冈、宁都、石城、长汀、会昌一线。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留下的红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一万六千余人坚持斗争。
10月9日 接陈毅报告自己的伤情和要求做手术的来信后，当即和朱德令卫生部长贺诚取出已装箱的医疗器械，派两名医生为陈毅进行手术治疗。并在次日赶到医院看望，说：中央决定留下你坚持斗争，你斗争经验丰富，特别是有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和苏区几次反“围剿”的经验，相信你一定能依靠群众，依靠党的领导，坚持到胜利。
10月10日 晚，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八万六千余人，开始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在此之前，周恩来曾先期赶赴雩都，选择行军路线，组织架桥，为大部队行军做准备。
10月11日 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命令，决定将军委、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其直属部队组成第一野战纵队，共五千人，与主力红军组成野战军一同行动，叶剑英任司令员。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随总司令部行动；毛泽东、洛甫、王稼祥编在一纵所属的中央队。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将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后勤部门、总工会、共青团等单位组成第二野战纵队，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委。
10月12日 和博古致电凯丰，二十二日致电刘少奇，令他们分别到红九军团、红八军团任中共中央代表。在此期间还派陈云到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
10月18日 蒋介石得知红军主力突围西进，命令陈济棠、何键、白崇禧分别在粤赣、湘南、桂北布防阻击，并令第六路军薛岳率领吴奇伟、周浑元两纵队追击。
10月21日 夜，中央红军在赣城王母渡、信丰县新田之间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由第一道封锁线，从大庾、崇义向西进。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
10月24日 红六军团到达黔东印江县木黄，与红三军会师。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10月30日 在大庾县密溪地区看到红三军团的部队绵延数里，和朱德、王稼祥电告彭德怀、杨尚昆：减少不必要的担子，不得超过编制规定的范围。
11月2日 红一军团第二师占领广东省仁化县城口。红三军团监视钳制汝城国民党守军。五日晚到八日晨，红军从汝城以南的天马山到城口间，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
11月11日 红三军团第六师占领湖南省宜章城。
11月12日 蒋介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薛岳、周浑元及在湘各部，企图歼灭红军于湘江以东。何键调集三十万大军，部署在湘江东岸。
11月13日—15日 在宜章黄茅岭廖家湾，和博古、李德指挥红军从郴州良田至宜章间，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三道封锁线，继续西进。
11月17日 因红八军团损失较大，和朱德令红八、红几军团各由原来的两个师合编为一个师，不设团，直辖五个营。
11月25日 中共中央及总政治部发布《我野战军将进行突破敌人四道封锁渡过湘江之新战役》。文中指出：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并已完成阻我西渡的部署，红军中的“进攻部队应最坚决果断的粉碎前进路上一切抵抗”，征服湘江天险，掩护部队应“不顾一切阻止与部分的扑灭尾追之敌”；当前战役的胜利完成，“将决定着我们突破敌人最后的封锁线，创造新的大块苏区，协同其它红军部队（二、六军团，四方面军），一致进行全线的总反攻与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
11月27日 红一、红三军团先头部队在广西全州、兴安之间占领渡口，与国民党军激战，红军开始渡湘江。
11月30日 到前线指挥军委纵队渡江，并关照毛泽东等人过江。红五军团、红三军团六师在广西灌阳新圩作战，掩护红八、红九军团向湘江前进。
12月1日 凌晨，中央局、军委、总政治部在全县大田致电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今日战斗关系重大，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否则红军将被敌层层切断，要不顾一切牺牲，保证红军全部突过封锁线。下午，除红三十四师、红六师一个团、红八军团部分兵力外，全部渡过湘江。部队从西征开始时的八万余人。锐减到三万多人。周恩来支撑着困难的局面。
在此期间 国民党判断中央红军将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师，选在湖南洪江、蓝江，贵州松桃、铜仁、石阡一带集结近二十万军队，设了四道防线。
12月4日 鉴于军委第一、二纵队及各军团、师的后方机关过于庞大，使所有野战军都成了掩护队，致红军西征以来，行动迟缓，被动挨打，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发布《后方机关进行缩编的命令》，命令缩小军团、师级的直属队，取消师的后方机关及兵站，将所有后方机关直属队多余人员全部编入作战部队，立即检查、抛弃和销毁不必要的担子。
12月4日—6日 红军翻越老山界，进入苗族聚居区。国民党军进行坚壁清野和纵火。十日，周恩来在龙胜县龙坪指挥灭火。十一日，军委发出指示，要求注意宿营地失火及严防反革命纵火。
12月上旬 从过老山界起，中共中央领导内部发生争论，焦点是关于红军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王稼祥、洛甫公开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认为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路线造成的。红军应采取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敌人的方针。并向周恩来提出：鉴于在去红二、红六军团的道路上蒋介石已设置重兵，红军已失去到达湘西的先机，建议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
12月11日 中央红军占领湖南省通道县城。
12月12日 在通道出席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会议讨论了红军行动方向的问题。周恩来支持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向贵州进军的建议。会后李德、博古仍坚持到湘西。十四日，军委发布命令，令红军夺取贵州黎平、锦屏，开辟前进道路；并令红二、红六军团策应中央红军北上。
12月13日 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命令红八军团编入红五军团，董振堂任军团长，李卓然任政治委员，陈伯钧任参谋长。刘伯承、周昆、黄更调回军委，另行分配工作。
12月14日 军委第一、二纵队在黎平洪州司合编为中央纵队。以后朱德任命总参谋长刘伯承兼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
12月15日 红军攻克黎平，突破国民党军在黎平、锦屏的防线。
12月16日 国民党军的黔军和何键、薛岳所率部队以及桂军分别固守清水江一线和向贵州铜仁、锦屏、天柱之线以及榕江等地逼近。
12月17日 进入黎平。和朱德等分析敌情后，决定不渡清水江，对天柱、锦屏侦察警戒，沿清水江南岸西进，占领剑河。向李德提出：红军需要休整，贵州的敌人兵力比较薄弱，应当到那里去。因李德拒绝采纳而发生争执。
12月18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战略方针问题。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西进渡乌江北上。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目前已不可能；且不适宜，“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会议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鉴于中央内部有争论，会议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讨论反五次“围剿”以来军事指挥的经验和教训。李德因病没有出席。会后，周恩来将会议决议译文给李德看，李德因争论失败而大怒。
12月19日 朱德、周恩来签署《中革军委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的决议》。决议具体规定红军月底占领剑河、台拱（今台江）、革东、施秉、黄平地区，并要求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分别钳制湘、黔、川之敌。
12月20日 从黎平出发，经南加堡、革东、施秉，三十一日到达瓮安县猴场（今草塘）。为组织红军抢渡乌江，派干部团上干队队长肖劲光带队到江界河协助工兵连解决架设浮桥所需的器材。
1935年三十七岁
1月1日 在猴场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和大多数与会者反对博古、李德坚持不过乌江，要回头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必须争取时间，使部队得到休整和补充。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改变了李德取消军委的集体领导，压制军委内部不同意见，个人包办的状况，排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为开好遵义会议做了准备。
1月2日—6日 红军从瓮安县江界河、余庆县回龙场、开阳县茶山关三个渡口渡过乌江。
1月5日 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向各军团负责人发出《关于我野战军迅速休整，准备进入反攻战的指示》，令各军团须于六七两日先后到达遵义地区，迅速休整补充，并准备反攻，红军“仍分三路前进，坚决并迅速消灭阻我前进之黔敌，并实行追击”。令红二师及干部团为主力担任攻占遵义消灭黔敌的任务。周恩来在江界河渡过乌江。
1月7日 红二师占领遵义。十一日占领桐梓，继续北上，向松坎、赤水县前进。
1月9日 随中央纵队进驻遵义。十三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命令红九军团压缩军团部、师部、营部机关人员，充实战斗连队。在遵义期间，为创建根据地，中央及各军团成立地方工作部；部队进行休整，扩充新兵四五千人。
1月13日 电告李卓然、刘少奇十四日赶来参加将于十五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
1月15日—1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博古先作关于五次反“围剿”总结的报告，说红军失利是由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周恩来作副报告，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地承担责任，同时批评李德、博古的错误，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洛甫、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李德坚决不接受对他的批评。会议指出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围剿”，主要是由于红军的军事领导在战略战术上基本是错误的，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也犯了原则上的错误。会议认为书记处、政治局对军委领导非常不够；书记处应负更多的责任；军事领导的错误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同志负责，而李德、博古应负主要责任。会议提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会议改变了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会议最后作出下列决定：（一）增选毛泽东为中央常委；（二）指定洛甫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四）取消三人团，撤销博古、李德对军事的领导，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是受党内委托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1月19日 红军分三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赤水、土城前进。周恩来及中央纵队离遵义到泅渡。此后政治局加强对军委的领导，每天讨论作战及行军路线。周恩来、朱德等出席会议，根据决定下达作战或行军命令，组织实施。周恩来改变了指挥方法，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之能机动。
1月20日 翻越娄山关到桐梓。军委发给军委委员及各军团首长渡江的作战计划，规定“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是：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计划决定改变战术，“对尾追之敌应使用少数得力部队（约一团左右兵力）进行运动防御”，或“集结主力进行消灭敌人的进攻战斗”，“先遣兵团应以秘密、迅速、勇敢、坚决的行动，实行最大机动”。
1月22日 经九坎向西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指出：“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指示四方面军“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放，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1月中下旬 蒋介石认为红军已威胁川南，可能北渡长江，急电驻川参谋团贺国光和川军刘湘组织“川南剿总”，派潘文华任总指挥，进驻泸州，集中兵力在赤水、古蔺、叙永地区布置堵击，封锁长江。令滇军龙云派兵入黔。令黔军王家烈部渡乌江尾追红军，调上官云相部由豫、鄂入川集结于川黔边之松坎，令薛岳以周浑元部渡乌江进至黔西、大定（今大方）侧击，控制主力吴奇伟部在贵阳待命。
1月23日 和朱德致电各军团首长，要求各军团在接近赤水时查明渡河点及地形，架桥占领左岸，并规定各军团执行任务的地段。
1月29日 拂晓，由于陆续由桐样地区西进到图书坝、猿猴场（今元厚）、土城的中央红军在土城同川军作战失利，遂从猿猴场、土城南北地域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进入四川南部，准备相机从宜宾上游北渡金沙江。周恩来、毛泽东指挥部队渡河。
2月2日 因攻永宁（今叙永）不克，红军西行向川、滇、黔三省交界处前进。
2月5日 前后在鸡鸣三省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洛甫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2月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军委讨论了中央军区的问题后，由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及中央分局：“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而目前许多庞大的后方机关部队组织及许多老的斗争方式是不适合的。”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军区分会，由项英、陈毅、贺昌及其它二人组成。
2月7日 因川军兵分三路向古来、兴文、长宁堵击，中共中央及军委在云南扎西院子地区决定放弃北渡长江计划，“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四川追敌，向滇境镇雄集中。
2月8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内容与遵义会议决议相同。中央常委开始在各军团传达遵义会议精神。
2月9日 红军占领扎西（今威信）。
2月10日 在扎西。出席洛甫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因川军十二个旅沿长江布防，并入滇追击，滇军三个旅由镇雄向扎西急进，为迅速摆脱追兵的侧击，会议作出部队“缩编”、“回师东进”、“特别注意党的民族政策”等决定。
△中革军委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命令缩编中央红军充实连队的战斗力。红一、红三军团各编四个团，红五、红九军团各编三个团，加上干部团、警卫团，红一方面军共十六个团。
△红军入川后，因山高路险，给养困难，屡有技术人员离队。本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李富春发出《关于优待技术人员问题的指示》。
2月11日 离扎西，经石坎子东进，十四日到四川摩泥。
2月16日 向中央纵队二局作报告。
△在古蔺白沙。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出《告全体红色战士书》。指出：“由于川滇军阀集中全力利用长江天险在长江布防拦阻我们，更由于党中央与中革军委不愿因为地区问题牺牲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所以决计停止向川北发展，而最后决定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建立根据地。”“为了有把握的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周恩来和朱德命令各军团迅速向赤水河岸前进，准备渡河。
△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电告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负责人：红一方面军在川滇黔边区广大地区活动，并创造新的苏区。
2月18日—21日 红军在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二渡赤水），重入贵州，向桐梓地区急进。
2月20日 在古蔺太平渡东渡赤水河，和朱德电令各军团进攻铜梓。二十四日红军占领桐梓。二十五日攻下娄山关。二十八日进入遵义，乘胜追击，直到乌江北岸。这一战役击溃黔军王家烈部八个团，吴奇伟部两个师，俘虏约三千人，缴枪一千以上，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仗。
2月23日 在仁怀大坝地区。中共中央书记处电告项英：游击的部队必须绝对轻装，一切供给应取之于活动地区，干部应分散到游击队、被占领区、白区。应向干部解释清楚，“万一被敌人冲散或隔断时，应有决心独立进行工作，顽强奋斗”。你们“必须特别反对关门主义，反对机械的使用老苏区的一切办法的倾向”。
3月2日 进入遵义。在遵义期间和洛甫出席团以上干部会，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并派肖劲光到红三军团当参谋长。
△蒋介石飞往重庆“督剿”，下令围歼红军于乌江以西地区。
3月4日 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决定“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五日规定：“各兵团一到集中地即受前敌司令部指挥，但第一、三军团后方部则受野战司令部指挥。”
3月7日 离遵义到鸭溪。
3月8日 中共中央发出《为粉碎敌人新的围攻赤化全贵州告全党同志书》，指出：最近遵义战役的胜利“是在党反对了军事的单纯防御路线之后，证明了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决议的正确”。这一胜利给了我们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我们将配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的胜利，赤化整个云、贵、川以至湖南的广大地区。
3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负责人会议。会议研究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毛泽东认为红军十二日才能赶到新场，届时滇军也将赶到新场和黔军会合，同时川军还可侧击红军，因而反对这个计划，但是由于大多数同志赞成，计划仍被通过。晚，毛泽东到周恩来处，建议推迟发命令，再加考虑。周恩来当即召开负责人会议，再次研究作战计划，说服了与会者。二十一时，军委下令不进攻打鼓新场，而向平安塞、枫香坎、花苗田地域集中，寻求新的机动。其后，鉴于作战双方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毛泽东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在渡乌江前，中央决定以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成立三人团。
3月13日 在青坑地域。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红军仍应以黔北为主要活动地区，并控制赤水河上游，作转移枢纽，消灭薛岳、王家烈部。
3月16日 中央红军于十五日攻打鲁班场未下后，在茅台及其附近西渡赤水（三渡赤水），向川南古蔺、叙永方向前进，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将国民党军主力引向赤水河以西地区。在仁怀路口，周恩来指挥中央纵队让野战部队先行，保证部队占领渡口。
3月20日 调动国民党军的目的达到后，中共中央令各军团首长坚决迅速东渡赤水河，事前不得下达命令，以保守秘密。二十一、二十二日红军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东渡赤水（四渡赤水）。周恩来在九溪口渡河。红军渡河到贵州后，在国民党军的间隙中穿插疾进南下。
3月24日 蒋介石由重庆飞抵贵阳指挥。
3月27日 红军从遵义、仁怀大道南侧南下。军委命令红九军团暂留乌江北岸，在狗坝西马鬃岭地区“伪装主力活动”，“钳制周、吴纵队，以配合主力作战”。此后，红九军团经川、云、贵三省单独行军，军委通过电台指挥红九军团。周恩来特别指示电台注意收听红九军团电台呼号，要优先接话。
3月31日 中央红军主力在江口、大塘、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四月二日佯攻息烽，前锋逼近贵阳，后又派一部兵力东渡清水江，佯作东进湖南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之势。蒋介石在贵阳急调滇军入黔增援，并急令中央军和湘军、黔军堵击红军东出湖南。四月五日，滇军到清镇、贵阳一线。
4月7日 中央红军从洗马河、龙里、贵阳之间南进，从十日起连克定番（今惠水）、广顺（今长顺）、长寨（今属长顺县）等。十六日至十八日在贞丰县白层跨过北盘江，接着连占贞丰、安龙、兴仁等县。二十三日进入云南，随即占领平彝（今富源）、罗平。
4月25日 中革军委致电各军团首长，指出云南东北地区是“战略机动的枢纽，背靠西北天险，便利于我们向东及向南作战，在不利与必要时亦便于向北向西的转移”。鉴于国民党军主力正向云南东北地区运动而滇军距红军较远，中革军委命令红一、三、五军团“首先在白水、曲靖、沾益地域消灭滇敌的先头部”，“然后迅速进入另一机动地区”，消灭周浑元、吴奇伟部，以开展新的局面。
4月27日 红军连克白水、曲靖、沾益、马龙，前锋逼近昆明。
4月29日 在寻甸县鲁土。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指出由于敌人集中七十个团以上的兵力追击，红军在云南不可能机动作战，而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共中央政治局已决定红军“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为此，军委派刘伯承率干部团直奔禄劝县皎平渡。周恩来到干部团了解情况并作布置。同时决定红一军团夺取龙街，红三军团前往洪门渡，占领渡口。
5月3日 干部团抢占金沙江渡口皎平渡。四日周恩来过江，和毛泽东、朱德、刘伯承一起指挥红一、三、五军团于九日全部渡过金沙江。与此同时，红九军团也在云南巧家过江。中央红军终于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
5月8日 中央红军到达四川会理城下。攻城未克，在城郊进行休整、扩军、筹款。
5月10日 蒋介石由贵阳抵昆明，命令川军杨森、刘文辉扼守大渡河、西康，主力在富林；令薛岳、周浑元及滇军孙渡向金沙江边追击。由于缺乏渡江器材，国民党军十六日才渡江。
5月12日 在会理郊外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周恩来批评林彪要求撤换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意见；赞扬毛泽东这一时期的军事领导艺术，在敌人前堵后追的危急情况下，采用了兜大圈子的办法，四渡赤水，两进遵义，甩掉了敌人，取得顺利渡过金沙江的重大胜利；进一步阐述只有机动作战才能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方针。会议决定立即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根据地。
5月14日 离会理大湾营北上。十七日到永定营。二十一日到泸沽石龙桥。
5月19日 军委派刘伯承为先遣队司令，经泸沽、冕宁，夺取大渡河渡口安顺场。同时派左权率红一军团第五团在大树堡佯渡，并广为散布红军将由此强渡，攻打富林、雅安、成都。
5月20日 中革军委发布《关于我军过江后方针任务的训令》，指出：“敌人已预知和预防我军北渡大渡河进入川西”，蒋介石企图以刘湘部及彝民与红军的隔阂“突击我军于大渡河南岸”，另以刘文辉、杨森、郭勋琪所部在北岸层层扼守，红军目前“应以迅速北进，争取渡江先机，首先进到清溪、泸定桥、洪雅地区，与川敌进行作战机动，争取赤化，为战略上基本方针”。
5月22日 红军进入彝族地区。由于正确执行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在彝族同胞协助下，用两天半时间顺利通过小相岭。
5月24日 红军占领石棉县安顺场。二十五日，红一团第一营第二连十七名战士在连长熊尚林率领下强渡大渡河成功。二十六日下午，周恩来等中共中央负责人赶到安顺场。因大渡河水流湍急，不能架桥，且只有四只小船，每天只能渡一团余人，军委决定夺取泸定桥为渡河点，部署红一军团第一师及干部团归聂荣臻、刘伯承指挥循大渡河左岸，林彪率红一军团指挥部、第二师主力及红五军团循大渡河右岸，均向泸定桥急进，协同袭取该桥。
5月29日 红一军团第四团第一营第二连二十二名战士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占领泸定桥，至六月二日，全部红军胜利地渡过大渡河。
5月 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在华北制造事端，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统治华北的要求。六月，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通过与国民党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达成的协议（“何梅协定”），攫取了中国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
6月1日 红军占领化林坪。二日，军委决定取小道转向天全、芦山前进。七日，红军占领天全河上的铁索桥，突破杨森部的防线，占领天全。八日占领芦山。
6月8日 鉴于国民党军在后面又占泸定桥，红军只有北上一条路。中共中央及军委发布《为达到一、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任务指示》，指出“我军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取得懋功及小金川流域是关系全局的枢纽”，号召“全军以最大的勇猛果敢，机动迅速完成战斗任务。以顽强意志克服粮食与地形的困难”。
6月9日 到达天全。听取红九军团长罗炳辉、政委何长工的汇报。赞扬红九军团不但完成了任务，而且扩大了队伍，有不少缴获，表示慰问。十日，军委决定红军向懋功前进。
6月11日 离天全。十二日到宝兴县野茅坪。十四日到硗碛。十五日到筲箕湾、新寨子，准备过雪山。
6月12日 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翻过宝兴县西北的雪山夹金山，到达懋功（今小金）的达维，和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李先念部会师。
6月15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联名发布《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人宣言号召全国工人、农民、海陆空军以及一切爱国志士、革命民众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反对蒋贼等卖国，坚决对日作战，恢复一切失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6月16日 和毛泽东、朱德等翻越雪山，到达达维镇。当晚，红一、红四方面军举行了会师的庆祝大会。
△朱德、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及红一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并转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每次得到你们的捷电就非常欣喜，此次会合使我们更加兴奋。今后我们将与你们手携着手打大胜仗，消灭蒋介石、刘湘、胡宗南〔注〕、邓锡侯等军阀，赤化川西北。我们八个月的长途行军是为苏维埃而奋斗。”
〔注〕胡宗南，时为国民党第一军军长。
△朱德、毛泽东、周恩来、洛甫致电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目前宜“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至发展受限制时，则以陕甘各一部为战略机动地区，因此，坚决的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电文指出以懋功为中心的地区、大渡河西岸和西康“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因此，邛郲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