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8日 就章士钊六日来信反映袁鸿寿工作问题事，批告有关部门负责人：如袁本人无现行问题，可调至中央文史馆完成他编纂法文典的工作，工资照发。
8月9日 约外交部，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以及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广播事业局、解放军报社等单位负责人开会，谈对外宣传报道，对外援助等问题。指出：我们目前进行的各项外事活动，不论是支持正义斗争，还是进行经济贸易往来、对外援助项目，都要头脑冷静。国外报道的，我们搞不那么准，摸不到底，就等一下，不必报道。当前，更重要的是把我们国内的事情搞好。搞外交要有实力，我们的实力就是国内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次日下午，继续同外交部、对外经济联络部负责人谈话。
8月11日 会见黄文欢后飞杭州。下午，陪同毛泽东会见南也门和刚果（布）客人。次日下午，飞回北京。
8月13日 在康生主持下，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召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稿中的文字修改问题。会上，张春桥和吴法宪就宪法草案稿中有关提法发生争执。张以毛泽东在一次会见外宾时谈到“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讽刺”为据，提议删去草案中“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以及“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等语。吴对此反驳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会后，吴法宪到陈伯达处详细谈了争吵情况，并通过黄永胜报告了林彪。之后，吴也向周恩来报告了此事。
8月14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宪法修改草案定稿事。会前，叶群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天才”问题的语录。在会上和张春桥等人“斗争”。但在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等人未再坚持删改意见，宪法草案稿获得通过。
8月15日—17日 约有关人员谈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十九日，修改、审定关于国民经济计划的文件及有关资料。
8月16日 同国家体委军管会负责人和一些乒乓球队员谈话，指出：建国后十七年的体育路线不都是修正主义的，还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由于坏人钻空子，搞了极左思潮，弄得一个时期思想比较混乱。
8月20日 先后会见由黑田寿男率领的日本社会党活动家代表团和由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佐佐木更三率领的友好访华团。
△在接见全国财政银行工作座谈会〔注〕代表时提出，要依靠群众理财，不要只靠专家理财。
〔注〕此座谈会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日在北京召开。
△飞往江西庐山，参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8月21日 就即将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议程等问题书面报毛泽东、林彪：（一）全会议程原定为修改宪法、讨论国民经济计划和备战工作三项。（二）修改宪法的综合简报（八月十日）和修改草案（八月十五日）已印发政治局各成员。（三）国民经济计划纲要和计划会议综合报告，拟先在政治局讨论，通过后再提交全会。（四）由军委办事组起草的关于备战工作的文件，拟先由林彪审定后，再提交政治局和全会讨论。（五）全会到会二百五十三人，除召开大会外，拟分六个小组进行工作。
△先后到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处谈话。
8月22日 到毛泽东处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商定九届二中全会的会期、议程、分组及在京值班安排等。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讨论中除毛泽东外，其它四名常委均提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实现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周恩来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由国家主席授权。康生说，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大。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舞。陈伯达讲后，林彪也附和。毛泽东在会上仍然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毛泽东还强调，要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
△主持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对宪法的修改作了说明。
8月23日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毛泽东主持开幕式。周恩来宣布全会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问题；（二）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讨论战备问题。随后，林彪作长篇发言，提出：这次宪法草案“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用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非常好，非常好！”这是整个宪法草案三十条中“最重要的一条”、“最根本的经验”。“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林彪发言后，康生表示对林的发言“完全同意，完全拥护”。并提出，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有关文件。吴法宪提出，明天全会各小组要听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录音，要学习讨论林彪讲话。政治局会议同意这个建议。
△陈伯达组织人拟写有关“国家主席”的宪法条文，并与叶群连夜选编称“天才”的语录。
8月24日 全会各小组收听林彪二十三日讲话录音后，即进行讨论。在叶群的事先布置下，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叶群分别在各小组会上宣讲“天才”语录，表示拥护林彪讲话，坚持设国家主席。在华北组讨论会上，陈伯达带头作煽动性发言，不指名地抨击张春桥等人，会议气氛十分紧张。
△参加东北组小组会讨论。在发言中肯定林彪的讲话对宪法，对计划，对战备有重要意义。提出，要勿忘过去，警惕现在，教育后代。过去犯过错误的不要再犯，要夹着尾巴做人，发现错了就改，真正做毛主席的学生，要把经验教训告诉青年人。
8月25日 刊登有陈伯达等人发言的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全会第六号简报）印发全会后，各小组会上要求设国家主席、提出要“揪人”〔注〕的呼声更加激烈。许多中央委员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作了附和陈伯达、叶群等的发言。
〔注〕即“揪出”反对毛主席的人。
△江青带张春桥、姚文元到毛泽东处反映情况。之后。江、张、姚三人来周恩来处谈话。
△下午三时，毛泽东主持召开有各组组长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陈伯达等人在小组会的发言违背了九大方针，提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不要搞分裂，不要“揪人”。并警告说，关于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全会分组会休会，停止讨论林彪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
△先后去江青、康生处谈话。之后，阿前来的陈伯达、任东兴谈话。
8月26日 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
△就全会印发林彪二十三日开幕式上讲话〔注〕事致信康生，说：我已阅过几次，由于个人精力有限，我再转请你校阅一次。午前，康生将林彪讲话稿退回，并告，我看了两遍，只在第三页上改了一个标点。如果林副主席同意发表，我看可以印发给到会同志们学习。
〔注〕八月二十四日上午播放林彪讲话录音后，各小组要求印发此讲话记录稿。经请示毛泽东后同意印发。
△约吴法宪等人开会后，到林彪处谈话。晚，到康生处谈话。以后又约全会六个小组组长开会。
8月27日 参加毛泽东召集的会议。下午，先后同林彪、陈伯达谈话，批评了陈。晚，参加政治局部分成员会议。会后，去康生处约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谈话。
8月28日 先后去林彪和康生处谈话。之后，约政治局部分成员开会。
8月29日 参加由林彪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与康生传达毛泽东几天来的一系列讲话，着重讲了团结问题。周恩来提出：在全会一开始的分组讨论中，陈伯达、吴法宪等人作了有代表性的错误发言，把修改宪法的讨论引导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去，以华北组最为突出。八月二十五日主席召集常委扩大会议之后，才扭转了这一错误偏向。直到今天开会前，一直停止了小组会，我们这几天的工作就是要说服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作初步的检讨。在联系历史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进行自我解剖、批判后，强调；主席对犯错误同志的态度一贯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要给犯错误的同志认识、改正错误的时间，对他们还要看，不能着急。全会还有两项议程，不能耽搁久了。大家要下决心按照主席的指示不折不扣地去做，一定要把这次会议开好。会上，陈伯达、吴法宪等作了检讨。
△批改陈伯达的检讨稿。陈检讨的主要内容有：二十四日在华北组会上作了煽动性发言；不听毛主席的话，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歪曲了林彪的讲话，引起大家思想混乱；乱讲“天才”问题等。周恩来阅后批示“同意”，将改稿送康生阅后退陈伯达，并告中办负责人待陈伯达阅后，“以严格保密方式打（印）六份交我”。
△约顾明等人开会，听取有关“四五”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起草情况汇报，提出作进一步修改的意见。
8月30日 连续数次去毛泽东、林彪、康生处谈话。
8月31日 毛泽东在陈伯达所编《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上写下《我的一点意见》，继续严厉地点名批判陈伯达。指出：陈伯达搞的称“天才”的材料，“欺骗了不少同志”。“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
△先后同黄永胜、林彪、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谈话。深夜到次日凌晨，同康生到毛泽东处，将《我的一点意见》稿取来，给张春桥看过并同张谈话。
9月1日 同康生去林彪处，将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稿交给林看，林表示同意。周恩来即到毛泽东处对《我的一点意见》稿作个别文字修改，然后决定付印，并将印件送陈伯达阅。随即，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陈伯达。会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9月2日 全会各小组结合学习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集中开展对陈伯达的批判。吴法宪等人也受到批评。
△飞回北京。深夜，约外交部、外贸部和外经部领导成员开会。在讲话中指出：《参考资料》是否有必要每天登一条毛主席语录？第一，看的人不多；第二，针对性很难办。经过研究，并请示了毛主席，从九月五日起，不要登语录了，《共运资料》〔注〕也不登了。《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这本语录，未经中央批准，要清查一下。中央已三令五申，不经中央批准不得出版毛主席语录，为什么还乱编东西，怎么这样不谨慎？引用毛主席语录，一定是中央批准发表的。不能滥用毛主席的威望。有些话不是毛主席讲的，有的没有发表，不能以讹传讹。《参考消息》主要是正面的，也要选登反面材料，使大家有所比较，否则不能起广泛的教育作用。
〔注〕指《国际共运参考资料》。
9月3日 飞返庐山，继续参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先后参加东北组、华北组和华东组小组讨论，发言中继续批判陈伯达。提及《我的一点意见》时说，这是毛主席考虑了三天后，才写出来的；陈伯达在中央核心内部长期不合作，他的问题迟早要暴露的。深夜，到毛泽东处开会。
9月4日 先后参加中南组和西南组小组讨论。
△到毛泽东处参加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的各组组长会议。会议决定再延长两天会期，陈伯达不再出席大会。毛泽东提出，关于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稿，不要花多少时间讨论了。陈伯达如无政治历史问题，我的意见还保留中央委员；但要陈再进一步检查，我看有困难。
△修改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一九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
9月5日 因劳累过度，导致心脏出现异常，于本日凌晨开始吸氧。此后，办公时均有医生和护士在门外守候，随时准备抢救。
△先后约有关人员谈全会公报稿和国民经济计划等文件，并将文件交当日晚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有各组正、副组长参加）讨论。晚，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9月6日 先后到毛泽东、康生处谈全会公报及几个文件的修改问题。毛泽东提出，公报中写上全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建议，批准国务院一九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
△主持召开有全会各小组正、副组长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的几点指示，即：加强团结，拥军爱民，读几本书，各自作自我批评，严守党纪军纪等。
△出席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讲话中再次强调党的团结问题，指出，要好好学习毛泽东的《我的一点意见》，首先在中央委员会内部加强团结。要严于责己，宽于责人，在大的原则问题上不能妥协，不能让步。毛泽东在会上就党的路线教育、高级干部学习和党内外团结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并再次提出对陈伯达还要再看一看，有些问题再研究一下，赞成只保留他的中央委员。全会基本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和全会公报，批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一九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和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报告。会上，党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9月7日 在庐山继续安排九届二中全会公报稿的改定、印译、播发等工作。
9月8日 就由《西行漫记》一书改名出版的《毛主席生平》和邮票发行等问题批示：（一）新华书店及各地分店收回这本书。《毛主席生平》不再出售，但《西行漫记》译本不要禁止。（二）告交通部，邮票上不许再印毛主席像、语录、指示和诗词。
9月9日 飞回北京。次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定：（一）组成由康生、李德生、周恩来负责的陈伯达专案组，具体工作由中央办公厅有关负责人处理。（二）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除原经常参加议事的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十二人外，今后如遇有重大政策问题需讨论，还拟请董必武、朱德、叶剑英三人参加；正在休养期间的刘伯承、谢富治二人拟不通知。（三）今后在国际来往上，只实行必要的个别出访，不举行周游；拟起草一外交通报告驻外各使馆。不要随便答复问题。次日，同康生联名致信毛泽东、林彪，报告政治局会议讨论各事。
△对新华社报道稿《各地军民欢呼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公报发表》批示：“空了一点，文字又冗长。稿子要写得精简生动，才有人看。”
△会见韩素音和她的丈夫陆文星。
9月12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军委办事组十一日写给中央常委的关于读马列著作计划的报告。会议将原有五本书增至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九本书〔注1〕以及毛泽东的五篇著作〔注2〕。十八日，周恩来将一九六四年毛泽东批准罗瑞卿关于选读马、恩、列、斯著作（三十二本书）的报告及书目送给毛泽东审阅，并说明所选马、恩、列的九本书是从这三十二本书中选出的。二十七日，毛泽东批，“九本略多，第一次宜少，大本书宜选读（如反杜林）。”
〔注1〕即：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
〔注2〕即：《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9月14日 参加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会议向会议传达毛泽东所写《我的一点意见》一文，介绍陈伯选的历史情况及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陈的问题。
9月15日 约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及参加中苏边界谈判的中方代表团成员开会。
9月17日 在接见国务院文化组、科教组和文化出版等部门的负责人时，对文化出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和看法：不能割断历史，“不要因人废文”。“任何思想的发展都不是无根的，新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搞是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根。”“这就叫历史唯物主义。要有点辩证法，不要一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就气炸了，那叫形而上学、片面性。”强调要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多出书，出好书，解决青年一代着急没有书看的问题。接见中，还就整理开放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以及翻译马列和毛泽东著作等问题谈了意见。
9月17日、19日、23日 与来华访问的越南总理范文同会谈。
9月18日 约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及有关地区司负责人谈话，指出：在当前世界革命的潮流中，掺杂着无政府主义、托派的思潮。有些人本人还是要革命的，只是受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我们共产党人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们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暗杀。另一方面，也不要以为只有中国才行，就我们一家，眼里没有别人，光中国就把世界革命包办了，怎么能包办得了呢？在外事部门，还要继续批判极左思潮。
9月20日 会见巴基斯坦海军司令穆扎法尔·哈桑中将。谈话中说，我们的海军发展还是慢的。我们希望在第四十五年计期期同，造船工业能发展得快一些，海军在三军中的比重也可占大一些。这次阁下来华访问参观，对我国海军将是一个鼓舞，一个推动。二十五日，陪同毛泽东会见哈桑中将及其随行人员。
9月22日 在看到毛泽东二十一日对汪东兴书面检讨的批件后，同康生到林彪处，将毛批件送给林看，提议先约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在一起阅读该件，在他们想通了后，应给主席、林副主席写一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伯达）完全决裂。指出。这样做，对党对己都极有利。林彪表示同意由周恩来、康生约黄等谈。
△同康生约黄永胜、汪东兴谈话，要黄将汪检讨带给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三人阅，同时告以毛批示内容。
9月23日 陈伯达写信给毛泽东，检讨自己在庐山会议上所犯罪过，要求给其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毛泽东阅后，建议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一下。晚，在毛泽东处开会。
9月24日 同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副部长、司长谈话，批评最近驻外使馆中出现的“左”的倾向。指出：对驻外使馆内部还热衷搞极左的人，要调回国内学习。今后，可以派一些在“五七”干校劳动过、精神面貌好的干部在外任职。我们使馆有些人，就喜欢听人家说好话，不爱听批评的话；对我们的事就报喜不报忧，对人家的事就报忧不报喜。这些都是主观主义。我们应该学习人家的长处，不要只注意人家的短处。
9月25日、27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两报一刊”“十一”社论《继续革命，乘胜前进》草稿和林彪在国庆二十一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稿。
9月29日 与董必武副主席联名致电阿联临时总统萨达特，对纳赛尔总统于二十八日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对纳赛尔总统的家属表示亲切的慰问。当晚，同董必武前往阿联驻华使馆吊唁。
△同康生到毛泽东处谈话。在提到毛对汪东兴检讨批示传阅情况时，毛说，汪检讨是汪自己要写的，别人没想通，不忙写检讨；这些人的错误与陈（伯达）案性质不同。
9月30日 先后会见朝鲜政府经济代表团和贸易代表团、巴基斯坦政府友好代表团和农业代表团、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在同朝鲜客人谈话时说，如果你们发现我们的干部有大国沙文主义，就请告诉我们，把他调回国内学习。这对我们两国关系的发展有好处，对我们的干部也是个教育。在同巴基斯坦客人的谈话中，介绍了中国的治水经验，以及黄河、海河、淮｛可、长江等河流的治理情况。说：治水要掌握水的规律，但到现在这个规律我们还掌握不好。
△会见外籍华裔学者林达光。在谈到历史研究与教学时说；讲历史要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化来研究历史，所以一定要研究经济。教历史课除了讲《毛选》之外，还要讲其它历史材料。
9月 安排来华访问的斯诺夫妇参观北京反帝医院〔注〕，同时会见斯诺的老朋友、该医院妇科专家林巧稚教授。在林巧稚陪同下，斯诺在医院观看了两例针刺麻醉手术，并照了像。之后，周恩来针对“让外国人看针麻手术是泄密”的说法，指出：斯诺先生是我们的老朋友，针麻手术为什么不能让他看？是我把针麻向外公开的首发权进给了他，要他好好为我们宣传。斯诺先生说那天时间太仓促，没有看好。应再给他安排一次，一定要满足他的要求。
〔注〕反帝医院，即原协和医院。
10月1日 同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二十一周年庆祝大会并检阅游行队伍。将斯诺和夫人引见给毛泽东。毛与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城楼上合影。
10月2日 在接见匈牙利新任驻华大使戈多尔时表示；尽管目前我们有原则分歧，但可以把分歧保留。双方开始把国家关系搞好，逐步解决问题。
10月4日 接见参加农业、商业，外贸等专业会议代表。就国内外形势讲活。在谈到工农业生产情况时说：现在工农业虽然发展了，但是按人口比例计算，比日本、西德等西方国家还差得远。我们要赶上去，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还需要时间。我们要有雄心壮志，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技术水平，但要实事求是。不这样认识，就会自满，骄傲、不实际。在形势估计上，总会出现一些我们设想不到的事情，因此不要把话说满了，要吸取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经验。今后两个月内，工、农、财贸各条战线都要抓紧，都要平衡，不能松懈，以完成或部分超额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起来了，就要防止另一种倾向，就是不讲平衡，不讲计划，甚至平调。在农村中，平调劳动力不给报酬，社员负担很重。因此，要防止急躁。工作要细，要落实，有关政策性问题要讨论，要留有余地。总之，我们可做的事情还很多，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就。在经济工作方面，要以国内市场为主，也要注意出口；要以内贸为主，但也不是不要外贸；要自力更生，也要争取外援、外汇；要抓革命，也要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针对出口商品包装中存在的问题，询问出席全国外资工作会议的代表：在商品包装的图案上，是否还用毛主席语录？并说：如果将带有语录的包装商品出口，反而会被敌人利用。各省的同志可以去广州商品交易会，看一下商标、包装图案，都可以查出一些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应该讲了，不仅外贸，内贸商品的包装，名称等也都要注意。另外，在汽车上搞语录也是不严肃的，这是对毛主席的不尊重。什么事情搞极端了，总是走向反面。
10月5日 接见国务院所属工交、财贸、农林系统十二个部委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对由十二个部委所派人员组成的西北、华南、西南、华东四个经济工作调查小组下去学习、听取意见一事提出要求：（一）首先弄清当前生产、基建、财务计划、市场供应、商品调拨等方面的情况，把“四五”规划摸个底子出来。同时征求下面对明年计划和“四五”规划的意见。（二）了解战略后方工业布局情况。三线建设不仅搞工业。首先是要搞好农业。厂矿下放要做到有步骤地放。不能像一九五八年那样，一哄而起。工交、财贸、农林系统要特别注意搞好下放工作。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协作，讲的是共产主义风格。共产主义协作不知你们怎么提出来的？乱提就会犯错误。（三）劳动工资问题，还要摸一下。下去不要泼冷水，指手画脚，要谦虚谨慎。
△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会议。指出，在工作中要不断总结经验，逐步提高认识。
10月6日 接见全国商业工作会议各省带队人，指出：当前商业工作中还存在官商化，不仅是简单化，是把困难留给人家，把方便留给自己。批评一些地方和部门随便减少花色品种、服务项目的做法，建议调一批在干校的业务干部回来站柜台，帮助服务，把风气改一下，在谈到下放单位时说，下放了，不是撒手不管，双重领导，地方为主的，中央还要管；中央为主的，还要与地方商量。这才是中央工作部门的工作态度。
△夜，看到邓颖超留条：“后天八号东邻的贵宾就要到京了。在今明两日内你要储备一点精力以迎接新的任务。因此，希望你的节目不要安排得太紧了为宜！如何，请你善自掌握。”
10月7日 同西哈努克会谈，转述毛泽东对当前世界划分问题的看法：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属于第一中间地带，而法国、意大利、西德、英国，包括加拿大和日本，则属于第二中间地带。
△会见中岛健藏为团长的日本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告知：中日乒乓球友谊赛，可以采取中国方面邀请日本乒乓球队来华进行的办法。
10月8日、10日 陪同毛泽东会见来华作内部访问的金日成。会谈中，毛泽东抨击了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派”的一些做法。双方就中朝两党、两国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九日、十日，同金日成会谈，就国际共运和各国共产党关系中的一些问题阐明看法。
10月8日—15日 会见法国前总理德姆维尔，就广泛的国际问题交换意见。十五日，因中国西部上空进行核试验，临时决定多留德姆维尔一天。当日下午，向德姆维尔说明再挽留他一天的原因，是出于对客人安全的考虑，并说：我们进行必要的和有限制的核试验，一次试验证明有效了，就不必进行多次了。中国制造原子弹的目的，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所以我们两国都没有在三国条约〔注〕上签字。
〔注〕指苏、美、英三国一九六三年八月在莫斯科签订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
10月9日 致信康生、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对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所写《我的一点意见》和毛泽东对汪东兴检讨批示两件的产生过程、阅看情况等作了说明。
10月10日 同西哈努克会谈，说，我们对柬埔寨内政事务，一般不提意见，即便相互观点有出入，也没有关系，我们尊重柬人民的风俗、传统和习惯。
10月12日 出席首都纪念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先生遇害十周年集会。会前，会见来京参加这次纪念活动的以黑田寿男为团长的日本社会党访华团。
△审查对外贸易部核心小组报告，针对宣传中的一些极左做法，指出：商人就是商人，贸易就是贸易，资本家怎么能把我们的“精神”拿去变物质呢？
10月13日 会见巴基斯坦武装部队医务总监穆罕默德·阿尤布·汗中将，就中国传统医学等问题发表看法：中国中医有很好的传统，但发扬中医传统仅仅是开始。要说服学西医的人把中国传统医学发扬下去很不容易，中国学西医的瞧不起中医，认为中医不讲科学。治疗任何一种疾病都是有规律的，只要能把某种病医治好，就是掌握了规律，就是科学。人的生理有许多方面还未经探索，西医解剖学上也有它的缺陷。人这个“工厂”是最难解剖的了。所以，医生这个工程师比任何工程师都难做。他不仅管物质，还要管精神。人体的治疗没有完，人类总有新的病会发现。随着生活环境不断变化，将来还要发现一些病，治疗方法也要跟着发展，没有个完。
△就卫生部所派医疗队到达甘肃敦煌的情况报告批示有关部门负责人：应按上次办法，不要只到县和公社等病人来看病，要像“赤脚医生”那样挨户探问，送医上门。
10月14日、15日 毛泽东先后对吴法宪、叶群的书面检讨作出批示，严厉批评吴、叶及军委办事组其它成员在庐山会议上“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在庐山发生的问题，是“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因此“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再次强调，“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伯达）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10月15日、16日 同康生到林彪处，将毛泽东对吴法宪、叶群检讨的批示件送给林、叶看。并根据毛泽东意见，同林彪商量约黄永胜等人谈话问题。随即，将毛泽东两件批示送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阅，并附信要求他们“仔细阅读”，“待阅后当商定约谈时间”。
10月16日 约黄永胜谈话。
10月17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央关于召开地方各级党的代表大会的通知稿。通知稿提出：当前，各地一方面要狠抓基层支部的整党建党，另一方面要按新党章规定，及时召开地方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建立各级党委。通知还对召开各级党代会的一些具体问题作出规定。十八日，与康生联名向毛泽东、林彪进出中央通知稿。毛泽东阅批：“同意。”
△看到王进喜的病情报告后，告知卞志强约吴阶平前去看望，并与三○一医院主治医生商议会诊办法。
10月19日 会见斯诺和夫人，谈及中国针灸麻醉、核试验、自身健康情况等。对于中国核武器研制及所取得的成就，说：不光氢弹，整个核武器我们还在试验阶段。由于苏联领导人撕毁了在原子能方面同中国签订的合作协定，撤回其全部在华专家，迫使我们自力更生地解决这个问题。赫鲁晓夫下台，我们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这完全是巧合。在谈到健康状况时说，在身体方面，文化大革命把我打败了，所以要打球蛋白了。因为睡得少，所以使我健康减弱了，近四年心脏有毛病。年纪已近七十三了。
10月20日 根据毛泽东关于“‘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有些单位已经一风吹了，例如（北京）外语学院”的批示，约八三四一部队支左办公室，驻北京外国语学院军宣队负责人谈话，听取他们的汇报。
10月21日 接见出席全国生产建设兵团会议代表，鼓励大家要继续努力，各兵团粮油要在一两年内自给。
△得知下放在石家庄的陈毅常有腹痛、排便异常症状，批示陈毅返回北京，住院检查。二十六日，陈毅被安排住进解放军总医院。
10月22日 接见国防科委计划会议代表，就国防科研系统今后工作提出要求，指出，国防科研系统过去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但缺点问题也不少，不要满足已取得的成就，应该向前看，我们还落后得很。发展国防尖端，要作长期打算。要有雄心壮志，要增加产品数量，提高质量，为第四个五年计划打好基础。又说，现在事故多，就是因为革命的激情有点过了。任何事情做过了头，都要走到反面。对原子武器，我们要有一定的数量、一定的质量、一定的品种。这不是三年五年可以完成的，因为我们还要搞经济建设，广大人民的生活还要改善，此外，我们也还要备战。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修改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草稿。次日，与康生联名将《决定》稿报送毛泽东、林彪。毛、林圈阅后，中央于十一月六日下发。《决定》规定，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为康生，组员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的单位包括，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通讯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社、中央编译局，工、青，妇中央一级机构及其“五七”干校，以及中央划归该组管辖的其它单位。原中央宣传部、中央政治研究室均取消。
△夜，看到邓颖超留条：“蒲老要我告你两件事：第一保护肝脏和心脏不上火”，“第二保护肠胃系统，消化好，大便好，仍宜继续调整服保和丸和桑椹膏”。
10月23日 会见罗马尼亚机械制造工业部部长阿夫拉姆。在谈到中国国内情况时说：四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果，就是把绝大部分权力下放到地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体制到底如何搞？从十月革命到现在五十多年了，还没有摸索出一个定型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在试验。过去我们学习苏联，不行了，行不通。抄别人的总要付出代价。我们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从思想领域开始，发展到政治方面、经济方面、上层建筑等各个领域。现在还没有完结，还在继续深入发展。
10月24日 就福建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二十三日“建议中央部门少开会”的电报批示李先念、纪登奎：“这个电报很好。请告办公室〔注〕先将这一百五十余次会议的部门、名目、人数、日期统计起来，并加以分析。”“分析的结果，可能是大多数都可以不开。在这里，消耗人力，物力、财力已经是很大浪费，而更重要的是这种领导方法必然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太长官僚主义作风，把大批判、检查工作、总结经验。变成走过场。”“会议成灾，请加分析，总结经验，连同此电，通报全国，承认错误，立即改正！”十一月二十二日，批阅了由国务院业务组起草的《关于国务院各部门会议多的检查报告》。《报告》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毛泽东批准后，由中央批转下发。
〔注〕即国务院办公室。
10月25日 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的通知稿。根据国家计委整理的一九七○年一至八月份劳动安全情况统计，各地职工因工伤亡事故较去年同期有大幅度增加，比较集中于煤炭、交通、冶金、化工、水电，机械等行业。造成伤亡事故增加的主要原因为：一些单位和部门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严重，废除了原有必要的安全制度，在生产中违章作业；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有关领导不抓安全生产、官僚主义和严重失职。经修改后的中央通知要求各有关单位和部门，对安全生产做一次认真检查，充分发动群众，查思想，查纪律，查制度，查领导，总结经验教训；彻底批判无政府主义倾向，克服忽视安全生产和违反安全制度的现象；在斗、批、改中对行之有效的原有的安全制度和产品的检查制度，一定要坚持，破旧立新，一定要经过试验，尽快地把安全生产制度建立和健全起来。十二月九日，周恩来将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央通知稿报送毛泽东、林彪，并附信说：现各地对安全生产仍注意不够，事故仍继续发生，发这一通知仍有必要。毛泽东阅批：“照发。”
10月26日、11月1日 会见以日本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成田知己为团长的日本社会党访华团，就反对大国强权政治和两种民族感问题发表见解，说：现在世界上有一种趋势，小国反对大国的强权政治。这个问题是摆在日本朋友面前的新问题。日本社会党提出的最好由大国共同保障日本的和平中立（即美、苏、中、朝、日共同达成协议，互不侵犯，和平共处，甚至建立亚洲太平洋沿岸包括美洲在内的无核区），作为一个政治口号来提，我们不会反对。但是要问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意见，我们觉得不切实际。现在五个国家签订条约是不可能的事。同意由美苏两国维持和平的办法，就等于承认了两个超级大国左右世界人民的命运。在我们看来，中日两国人民要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全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反对美日反动派复活日本军国主义。这是最重要的。在谈到民族感问题时说，民族感有两种：反对侵略，反对非正义战争，主张民族独立的民族感是正义的、进步的；那种要侵略别人的大民族主义思想、“武士道精神”，是反动的民族感。要善于引导民族情绪，要把广大日本人民引导到进步的、正确的方向。这可以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
10月27日—30日 同访苏后来华的范文同就军援等问题举行会谈。
10月31日 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会议。在讲话中说：谦虚谨慎，总结经验，是群众路线。
10月 美国总统尼克松分别向正在访美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表示，中美和解十分重要，美国绝不会与苏联共谋反对中国，并提出愿派一高级使节秘密访华。
△主持国务院业务组会议，研究水电部和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关于先建长江三峡下游较小规模的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以利解决电力发展需要的建议。会议同意该项建议，并提出对工程中的有关问题应作进一步调查、论证。
△以林立果〔注〕为头目的“调研小组”，正式组建为“联合舰队”。叶群为“联合舰队”的骨干成员周宇驰、王飞等人规定了代号。
〔注〕林立果，林彪之子，原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吴法宪按照林彪、叶群的意图，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以后，吴又宣布林立果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据此，空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机关部制定了贯彻落实这“两个一切”的措施，作出了有关的决议。
11月1日 再次约有关人员谈清查“五一六”集团问题。提出：“五一六”没有现实材料，群众检举揭发，成立专案，只是怀疑，都定了，就容易扩大化。提及原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时说，蒋历史上没有背叛过，是人民内部矛盾，可让他下去劳动，不要老是关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