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外交部《新情况》特第一八二号《美国中期选举前夕动态》批给姚文元，建议将该文以新华社新闻加以报道，并加按语：“无产阶级靠议会道路夺权，即使是当政，也会被当权的资产阶级政府找借口解散国会或改变选举区，使无产阶级失败。所以无产阶级走议会道路，必然麻痹革命群众而腐蚀自己，涣散革命意志，为资产阶级帮忙。但资产阶级国家派别特别像美、英两派在选举中争夺权利，黑幕重重，很值得介绍给中国读者一阅，看看他们争夺选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在会见以农村经济手工业国务秘书通卡拉为团长的几内亚政府经济代表团时说，许多国家农业落后是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要克服这种落后状态，一方面需要时间，同时要有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掌握政策很重要，掌握政策不稳，就会引起摇摆。
11月2日 会见锡兰新任驻华大使卡朗纳戈达，说：现在整个世界形势的发展是反帝革命力量一天天增强、一天天觉悟、一天天壮大。问题就是我们要做更切实际的工作。比如我们中国要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更好。各方面工作搞得更好，这样才能有力量帮助需要我们支持、也是我们应该支持的国家的反帝斗争。
11月4日 在解放军总医院关于王进喜病情恶化的报告上批：请东兴同志告中办与军办、国务院业务组会商王进喜同志后事。
11月5日 与斯诺及其夫人长谈。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说：中美谈判从一九五五年开始到现在，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为要解决问题，现在就要谈台湾问题，就是美国武装侵略和占领了台湾及台湾海峡。其它问题都是次要的。对此，我们谈判的态度和方针不会改变，应改变的是美国政府。我们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关于中苏关系。说：中国人民对苏联人民是友好的。中苏两党之间的原则分歧并不妨碍两国在五项原则基础上保持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现中苏边界问题谈判关于达成临时措施的协议还未谈出个结果来。目前中国在遭受威胁的情况下，我们有必要进行防御性的备战。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说：如果联大会议投票赞成恢复我们的合法席位，同时驱逐台湾，当然我们对此要进行考虑。我们反对强权政治，反对大国垄断，因为应该说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谈话中，还就有关核裁军以及其它国际问题阐述了看法。
11月6日—9日 就外语教学问题四次接见北京外国语学院负责人，提出：外语教学业务不能丢掉，目前首先要从教师进修抓起，进行短期培训提高；要好好看看过去的英语教材，按照外语教学规律，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改进。现在对外的口头和文字上的宣传，同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影响，实在相差得太远了。
11月7日 与康生、李德生联名致信毛泽东、林彪，提议将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所写《我的一点意见》，扩大印发范围至各省、市、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各大军区、省军区、各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央党和政府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以便得到对这一可疑之人的更多揭发”。并告此建议已经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毛泽东阅后批：“略宽为好，如地级、师级；中央应有一指示下达。”十四日，周恩来批改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经当晚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十六日，中央正式下发此《指示》和《我的一点意见》，要求各单位由主要负责人亲自传达。由此，全党开展“批陈整风”（对外称“批修整风”）运动。
△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上海市“七二八”工程研制情况汇报。指出，二机部不能只是“爆炸部”，除了搞核弹外，还要搞核电站；我国发展核电站的方针是：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
11月10日—14日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叶海亚·汗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十日晚，在同叶海亚单独会谈时，叶转达了尼克松准备派其高级助手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点与中国的相应代表对话的口信。周恩来感谢叶海亚去年以来几次转达尼克松口信，并表示将把叶的传话内容报毛泽东。
11月11日 同叶海亚会谈。在谈到中国情况时说，我们还是一个中等国家，虽然我们人口很多，但从经济发展的意义上说还比较落后；特别需要说明一点，就是中国在任何时候都不做超级大国，即使将来我们的经济发展了，国家强大了，我们也不会加入超级大国的行列。会谈中，对中巴两国近十年来的友好合作关系给予高度评价，并感谢叶海亚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主持正义，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举动。当晚，与叶海亚作第二次单独会谈。
△同董必武联名致电法国总统蓬皮杜，对法前总统戴高乐将军逝世表示深切哀悼。下午，和董必武前往法国驻华使馆吊唁。同日，致信毛泽东、林彪，提议派驻法大使黄镇为中国特使，参加法政府于十二日举行的葬礼。毛泽东同意。
△会见宾努时说，前天戴高乐将军去世，对法国有一定的损失。他本想来中国，我们也欢迎他来。但因他要把回忆录写完，错过了这个机会。
11月12日 同叶海亚进行第三次单独会谈。
△会见罗马尼亚外贸部长布尔蒂卡时，谈及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两条原则：第一，借款不要利息，第二，我们不做军火商。谈话中，周恩来破例吸烟，说：我困得不得了。只好抽烟（提神）。即使我不跟你谈话，我也不能睡觉，还要做别的事情。
11月13日 同叶海亚就广泛的国际问题进行第四次单独会谈。在谈到毛泽东“五二○”声明中所作“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这一论断时，对“革命”一词作出解释：“在这里，革命是广义的，包括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反对外来侵略和干涉，这是更主要的。”又说：“二次大战后，许多国家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变成了民族独立国家。开始的时候，新殖民主义还起作用。现在经济上的新殖民主义仍然存在。但是民族独立运动正在一天天高涨，新殖民主义的作用正在一天天减弱。现在一些发达国家以武装力量作为后盾，要用新殖民主义的办法实行经济扩张。这种做法不合时代的潮流，就连他们本国人民的觉悟也在提高，不断起来反对他们。所以，看起来世界形势是紧张的，但是民族独立运动的形势是在高涨的。”在举例说明许多发展中国家依靠自己的力量，反对“超级大国”的指挥、干涉和控制后，强调：“这样的国家虽然一时会遇到困难，但最终会胜利。”“所以关键是依靠自己。如果全世界各国不分大小，都是依靠自己力量为主，抵抗超级大国的压迫、干涉和侵略，世界形势就会更好。”
△陪同毛泽东会见叶海亚·汗。
△致电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阮友寿等，对越南南方五省受灾事表示慰问，同日。经报毛泽东批准，以中国红十字会名义捐赠越五省灾区五百万元人民币。
11月14日 同叶海亚·汗进行第五次单独会谈，在回答叶海亚转达的尼克松的口信时说：因为尼克松通过阁下转告的是口信，我们也应该通过阁下作口头回答。阁下清楚，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涉。美国武装力量占领台湾和台湾海峡，是中美关系紧张的关键问题，中国政府一直愿意以谈判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谈了十五年还没有结果。现在，尼克松总统表示要走向同中国和好。如果美方真有解决上述关键问题（指台湾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美国总统帕特使来北京商谈，时机可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商定。
△赴机场欢送叶海亚·汗回国。在前往机场途中，同叶海亚谈论民族的精神与经验。说：一个民族需要积累自己的经验。他们（美国）的缺点就是不成熟，表现在政策上和国际行动中就是容易冲动、多变，有时候容易冒险。而他有利的方面就是开创精神。比如美国初期的开创精神，敢于不顾一切进行开创，因为他们没有历史包袱。古老的、历史悠久的国家的长处就是有丰富的经验。但是必须善于分析和总结这些经验，好的传统留下来，坏的丢掉。否则就会变成历史包袱，变得保守，停止不前。
11月15日 前往解放军总医院，向因患癌症于本日去世的大庆“铁人”、全国劳动模范王进喜的遗体告别。
11月16日 就澳大利亚作家内维尔·马克斯韦尔所著《印度对华战争》〔注〕一书摘要批告外交部，这本书应该全译出来，可以组织“五七”干校有英文修养的人分章翻译；此件加发刘伯承、陈毅、徐向前三位军委副主席；该书英文原著如有两本请借我一本，如无请代我买一本（我付款）。
△前往机场送西哈努克离京赴西安、延安等地访问，在机场，听取民航负责人关于最近国内民航事故汇报后，指出：民航过去几年事故是比较少的，为什么今年事故这么多？要很好地检查一下，很好地抓一下。
〔注〕本书是作者对中印边界争端的历史演变和印度边境政策的形成过程，以及中印边境冲突所作的回顾与考察。此书于一九七一年五月译成中文本，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11月17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央转发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关于全省农村工作会议的报告的批语稿，中央关于召开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区〔注〕防治地方病工作会议的通知稿。同日，与康生将两件草稿报毛泽东、林彪批准。
〔注〕北方十五省、市、自治区即：京、津、辽、吉、黑、冀、晋、内蒙古、陕、宁、甘、青、新疆、豫、鲁。
11月18日 接见苏联新任驻华大使托尔斯季科夫，就中苏边界问题谈判阐明观点，重申毛泽东五月一日同参加谈判的苏方代表团副团长甘科夫斯基谈话时提出的谈判方针：应当好好谈判，谈出个友好睦邻关系；要有耐心；要文斗、不要武斗。提及一九六九年九月在北京机场会见柯西金时提出的三件事：一是双方恢复政务载波电话，二是互派大使，三是恢复贸易谈判。说：我们答应的这三件事都做了，答应了的事就应见诸于行动。不管怎么样，两国关系总比一年前有点改进。对柯西金今年七月八日来信提出中苏两国发表一共同文件问题，说：我收到了这封信，但我现在不好回答，因为一回答又要引起新的争论，现中苏边界问题的关键在于应就争议地区双方武装力量脱离接触达成协议。二十日，致信毛泽东、林彪等，报告与苏大使谈话情况，并告新任驻苏大使刘新权定于二十一日赴任，以及加强驻苏使馆工作的若干建议。毛泽东阅批：“同意。”
△约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开会，讨论《对我驻苏联使馆工作的意见》。同时提出：如何改进同外国朋友的来往，是时候了，该提到议事日程上了。现在各部门见了外国朋友不敢讲话，彼此苦恼，要作为一个问题研究一下，要客观地解决这些问题。搞外交不是坐“冷板凳”而是“热板凳”，要积极、主动地与外界接触，到处找工作做，要自己给自己创造条件。关起门来，等人家来创造条件、等人家逃上门来是不行的。会上决定，根据当前形势需要，外交部从现在起准备一批得力干部，以便有计划、有步骤地向重点使馆派出。
△约见外交部、公安部、八三四一部队和驻北京外国语学院军、工宣队有关负责人，提出：清查、揭发要抓住要害，要害就是一九六七年七、八两个月里比较集中的几件事，如在外交部前面搞“安营扎寨”、包围中南海、外交部“夺权”、火烧英国代办处、“八一一”批陈毅大会，等等。凡是搞这类事情，都有王力、关锋、戚本禹插手。强调在清查中要发动群众，充分发扬民主，凡带方针、政策性的问题，要反复商量、反复研究。要有充分的人证、物证、旁证。
11月19日 就通信兵党委“原则同意”并转报的四机部党的核心小组十月二十四日《关于在部机关开展对王诤的批判的请示报告》〔注1〕，批告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遵照毛主席指示〔注2〕，对王诤批判应一分为二。根据现有材料，王在建立无线电通讯和侦察敌台方面是有功劳的，对王要实事求是，不要上纲太多。王诤可仍留在“五七”干校锻炼，批判他的文件、演说和会议记录，可送给他看。
〔注1〕该报告称，根据领导上狠抓路线斗争的指示，拟在四机部机关“开展一个以王诤为活靶子的革命大批判运动”。为此，准备将王诤（从“五七”干校）“暂时拉回北京接受批判”。
〔注2〕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提出，王诤是有功劳的。
△同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一起听取由倪志福所率中国工人代表团访问智利的情况汇报。得悉新就职的阿连德政府有意尽早同中国建交的消息，指示中国驻法大使黄镇与智利驻法大使进行建交谈判。
11月20日 召集国务院科教组、外交部、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位有关人员座谈。针对有的院校开办外语师资短训班的情况，指出：你们要研究一下，这种短训班的效果到底如何？“师资培训不好，将来学生也教不好。短训班质量不行，人家会骂你草草了事。”又说：“学外语要天天练”，“挤点时间练，不要去干涉”。要苦练基本功，包括“政治思想、语言本身和各种文化知识”。“现在有的中学英语课本，只有政治词汇。没有生活词汇，实在不适用，应当修改。”强调：外语教学要造就的人才中，“第一是师资”，“第二是培养懂外文的干部、技术人员”，“第三是外事工作人员”。“这三方面的需要都很急迫”，因此，“要认真搞好外语教学”。
11月21日 接见国家计委地质局“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全体代表。讲话中，引用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一语，号召全国地质工作者树立雄心壮志，向地球开战。同时又指出：实际上我们向地球开战才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仅是地表，这就够我们这一代人做的了。而地球内部那么深，勘探、研究潜力大得很。过去，我们在这方面没有注意，缺乏实践，今后应在这方面做出较多、较大的贡献。在谈到打倒“条条专政”〔注〕问题时说，要注意不要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即在注意发挥地方积极性、让地方办更多事情的同时，还要注意一定要在中央的统一计划之下。要全面领会毛主席所说话的含义，对中央、地方这两个积极性都要发挥。讲话充分肯定了李四光为中国地质工作做出的功绩及其在地质科学中的地位，号召从事地质工作的同志摒除门户之见，互相取长补短，采取民主、科学的态度对待不同意见，团结一致，为祖国和人类的地质科学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十二月三日，草拟中央批转这次会议纪要的通知稿，十二月十六日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报毛泽东、林彪批准后下发。
〔注〕“条条专政”：“条条”，指从上到下按照行业系统建立起来的领导体系。“条条专政”意即单纯强调行业领导，不顾地方（“块块”）的倾向。
△同罗马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勒杜列斯库会谈。受齐奥塞斯库的委托，勒杜列斯库向周恩来转达了尼克松和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对寻求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解决办法表示的关切，以及尼克松再次表示美方愿同中国领导人就改善中美关系进行谈判的愿望。对此，周恩来重申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一贯立场，提出：如果美方真有解决这一关键问题的愿望和办法，中国政府欢迎尼克松的特使或尼克松元人来北京商谈。
11月22日 批改中共中央《关于西藏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稿，提出对人民公社所有制规模的划定“要因地制宜”。“在两三年内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也不算慢”，“应当把步子放得稳一些，把工作搞得扎实一些”。十二月七日，致信毛泽东、林彪，报告对《指示》稿的讨论、修改情况。八日，《指示》经毛泽东批准正式发出。
11月23日 就美国政府下令恢复对越南民主共和国实行轰炸事，约外交部和有关新闻单位负责人谈以外交部名义发表谴责美国政府的声明稿。次日，将声明稿修改后报毛泽东审定发表。
11月24日 会见几内亚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邦古拉·卡齐米尔时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最严厉地谴责美帝国主义支持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派遣雇佣军入侵几内亚，最坚决地支持几内亚政府和人民保卫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正义斗争。二十五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葡武装袭击几内亚。
△毛泽东将北京卫戍区部队进行战备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批给林彪，要求全军利用冬季实行这种长途野营训练，指出，“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二十六日，周恩来接到批件后，指示将此件印送中央政治局各成员，以便开会商讨执行办法。
11月25日 同外交部、对外贸易部、对外经济联络部、中央联络部及有关新闻单位负责人座谈，商讨最近一个时期的外交、外贸和对外宣传工作。会上，批评外事部门一些领导对国际问题不熟悉，缺乏分析能力；批评驻外使馆工作人员脱离群众现象严重。强调：整个外事工作要互相配合；对外交往中要多出去活动，要敢于接触、敢于收集材料、敢于打开局面；对外宣传上不要吹，要谦虚；外贸方面要坚持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关于培养翻译人员队伍问题，提出：一是使用现有翻译力量，包括“五七”干校的后备力量；二是改教材、编课本，搞好师资进修；三是招新生。翻译人员知识要广泛，业务要进修。
11月27日 对有关部门的报告作出批示，同意杨武之夫妇前往香港会见其子杨振宁（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
△在新华社《关于出版外文参考资料的请示报告》上批示：“近来外宾、专家和友好人士苦于无外文消息可看。”“我报纸所登有限，且无反面或外电材料，故无法满足需要。一九六八年一四九号通知〔注〕属于临时性质，不能长此不加恢复，近于与世隔绝。”
〔注〕通知规定不允许外国人订阅《参考消息》。
11月28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业务组关于国务院各部门“会议多”的检查报告》，报毛泽东、林彪后发出。会议还讨论修改由军委办事组起草的中央军委关于转发毛泽东、林彪对北京卫戍区野营拉练总结报告的批示的通知，于当日将讨论修改的通知稿送毛泽东、林彪审定。
△草拟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注〕的报告的批示稿。批示稿指出：国务院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由各省参加会议的代表带回各地经过传达讨论和贯彻执行后，证明它能起“抓革命、促生产”的作用，并解决了一些急待解决的问题。中央现正式批准这个报告，望各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参照执行。同时，可根据这一报告，联系到第四个五年农业发展规划的设想，在今年十二月中旬提出一九七一年的各省、市、自治区的农业发展计划。十二月七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央批示稿和国务院报告，报毛泽东、林彪批准后下发。
〔注〕这次会议八月二十五日至十月五日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北方十四个省、市、自治区的省、地、县代表，以及其它省、市、区和各生产建设兵团的代表共一千二百多人。
12月3日 主持召开国务院业务组会议，听取公安部负责人关于召开全国第十五次公安会议的汇报。会上。批评公安部四年没开会，专案组亦有神秘化倾向，提出：专政机关不专政比什么都严重，但杀人也不可过多，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而是靠政策、靠教育。再次批评有关部门在涉外活动中不敢做工作，不敢接触外国人，甚至连外语也不敢讲。要求公安部门调查一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下落。
12月5日 接见几内亚、马里和毛里塔尼亚三国驻华使节，再次谴责葡萄牙雇佣军入侵几内亚，祝贺几内亚和非洲人民在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斗争中取得的胜利。说：亚、非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应该相互支持。对几内亚等国人民反侵略的斗争，我们做了应该做的事情。但要取得最终的胜利，还是要靠自己，靠民族独立的国家本身和人民。被接见的三国使节奉本国政府之命，对中国政府给予的支持行动表示感谢。
12月6日 接见北京、上海、天津、沈阳和河北等地参加野营训练问题座谈会全体人员。提出，党的政策一定要结合当地的情况，通过实践去落实。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也要从实际出发，要因地制宜，自觉自愿，不要规定得那么死，可以活一些。不从实际出发，采取强硬的办法，这叫霸道。当前既要搞好野营训练，又要做好各项工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使二者结合起来，不给人民增加负担。会后，拟出中共中央关于大中城市学校学生实行野营训练的通知稿。
△会见日本社会党前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夫人浅沼享子一行时说，中国战后二十五年来，一直坚持中日友好，促进恢复邦交，希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达成和平共处的协议。如能达成，不仅对中日两国人民有利，对亚洲人民和世界人民也都有利。
12月7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国务院关于召开全国计划会议的通知》等文件。根据通知，定于十五日起在北京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讨论一九七一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四五”计划设想等。八日，将通知报送毛泽东、林彪。毛阅批：“照发。”
△致信黄华，请他写一简单报告，说明斯诺夫妇来华后的访问情况，以便报毛泽东接见。并特别注明：“请你们在这样一个报告上，不要提请林副主席和江青同志接见了。”
12月8日 会见日本朋友菅沼正久等，详细询问日本农业经济情况。在谈到中国农业问题时说：毛主席在十五年前就提出，中国农业机械化要二十五年。现在已经过了十五年，还有十年。中国的二千三百个县中，有的县连修理农机的工厂也没有，还有八十一个县没有农机厂，你们看落后不落后？中国农业机械化进度这么慢，我们做政府工作的要负一半责任，甚至是大半责任，至少是官僚主义，不负责任。从总体上说，中国农业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机械化。所以，我们要向你们学习。学习你们的先进技术。会见前，周恩来曾批告国务院主管计划和农业的负责人，听听有关日本农业情况的介绍。
12月11日 接见越南驻华大使吴船，接受他递交的越南劳动党中央和越南政府十日向越全国军民发表的号召书，表示中国政府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正义战争。
12月13日 会见前来访问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阮友寿，就印度支那及国际局势问题交换看法。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江苏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关于召开江苏省党的代表大会准备情况的说明，并基本通过江苏省给中央的报告。
12月14日 会见由智利瓦尔帕莱索市智中文化协会主席、社会党中央委员、众议员安东尼奥·塔沃拉里率领的智中文化协会代表团。会见时，对有关部门此次及过去工作安排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向客人作自我批评。并向阿连德总统、智利外长和代表团成员深表歉意。在谈话中提出：文化大革命有一个副作用，这就是我们的翻译与外语接触少了，荒疏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偏向。现在正在恢复。
12月15日 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七二八”工程情况汇报。关于建设核电站的方针，说；第一是安全，不出事故；第二是实用，要有发展前途；第三是经济，一切材料都用国内的，自力更生。要求有关单位对该工程进行论证。具体方案可以“百花齐放”。会上还谈了关于放射性废料的处理问题。
12月16日 毛泽东对北京军区所属第三十八军党委关于揭发批判陈伯达的报告批示，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的问题。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对三十八军党委报告的批示。政治局成员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商定，先约北京军区党委郑维山、李雪峰等八名常委于十八日前来中央开会，向他们传达毛泽东的批示，并商量召开北京军区党委会议的问题。会上还研究了谭甫仁〔注1〕遇刺事件及稳定云南的紧急措施。次日，分别致信毛泽东、林彪和康生〔注2〕，告知政治局会议议定各事。
〔注1〕谭甫仁，时任云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昆明军区政委。因遇刺抢救无效于十二月十八日在昆明殉职。
〔注2〕康生未出席十六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主持国务院业务组会议。听取有关部门关于葛洲坝工程设计情况的汇报。会上，逐字逐句审查、询问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作的《长江葛洲坝水电工程简要说明》，提出；葛洲坝工程方案要放在非常可靠、安全的基础上，要加强领导，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提纲中要把可能出现的问题写进去，不能回避矛盾，要暴露矛盾，解决矛盾。允许唱反调，摆明两种不同观点；投资要节约。在目前条件下，在“四五”计划期间，三峡和葛洲坝两个工程不可能同时都上。二十四日，致信毛泽东、林彪，报告葛洲坝工程酝酿、论证情况，提出：“在‘四五’计划中兴建葛洲坝水利工程是可行的”，“施工过程中，还可精心校正，精心设计，力求避免二十年修水坝的许多错误”。“至于三峡大坝，需视国际形势和国内防空炸的技术力量的增长，修高坝经验的积累，再在‘四五’期间考虑何时兴建。”随信附有《中共中央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批复》送审稿等。毛泽东阅后批：“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十二月三十日，葛洲坝工程正式开工。
12月18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向列席会议的北京军区党委常委、北京卫戍区负责人传达毛泽东对三十八军报告的批示。到会者表示拥护毛泽东关于召开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的建议，以集中讨论对陈伯达问题的认识和揭发。为了“打通思想”、“更好团结”，政治局决定先以三天时间召开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初步统一认识。次日，书面向毛泽东、林彪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毛泽东阅批：“照办。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并指出：“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毛泽东在批示中还点名要黄永胜、李作鹏参加会议。
△毛泽东会见斯诺，回答他提出的有关“文化大革命”、中美关系等问题。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当中确实出现了“全面内战”、“天下大乱”的局面，并对个人崇拜及其它形式主义做法表示不满。对“四个伟大”的提法“讨嫌”。关于中美关系，毛泽东建议让美国人左、中、右派都来华，包括尼克松。“他如果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毛泽东还提出可由斯诺对外发表周恩来同斯诺的谈话。
12月20日 约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谈话，商定黄等人参加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事。
12月21日、24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参加北京军区党委常委会议和党委扩大会议（华北会议）的黄永胜、李作鹏、李德生、纪登奎四人的汇报。华北会议自二十二日开始，北京军区所属各单位及北京、天津、河北党、政、军领导干部四百三十余人到会。会议开始的几天里，因揭发批判陈伯达而涉及北京军区主要负责人郑维山和李雪峰。政治局会议认为，华北会议还未形成认真的批评和彻底揭露的精神，要求参加会议的政治局成员在几个主要小组会上继续做工作，打通思想，突破缺口，以影响大会。二十五日，周恩来就华北会议情况致信毛泽东，林彪，提出目前会议还处在学习和表态阶段，估计形势打开，将在今年底、明年初。同时汇报中央政治局讨论意见。毛泽东阅批：“同意。”
12月22日 会见并宴请以主席雷格·伯奇为团长的英国共产党（马列）访华代表团。三十一日，同英共（马列）代表团举行会谈。
12月23日 约外交部有关负责人谈对外交往和对外宣传工作，批评外事工作中存在的大国沙文主义、强加于人等错误倾向。指出：不调查研究，不请教人家，主观主义，骄傲自满，背包袱。好像只有我们是革命的，人家都是不革命的，其思想根源是大国沙文主义。对于外国人，要看他是否懂得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我们不能代替，更不能强加于人。有时需要我们提出意见，也只能看对方的认识如何。对兄弟党如此，对一个国家也是如此。不能要求人家什么都要听我们的，要让人家自己摸索怎么走，自己认识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又说：不仅新华社，连驻外使馆在内，从对兄弟党的关系到对外关系，存在的问题很多。外交部的极左思潮没批透，工作上，特别是对干部的使用上又保守，极左和右的两种倾向都有。要好好研究一下，抓这个问题，把它提到原则的高度来认识。
12月25日 对中央国家机关统战系统军管组关于《对六十八名统战对象被查抄财物的处理意见》〔注〕作出批示，要求将此件印发计划会议到会各同志，以便各地按此原则进行处理。并告：中央已原则批准该处理意见，请有关会议再讨论一次，征求大家意见。
〔注〕根据周恩来提议，中央国家机关统战系统军管组对“文化大革命”初期被红卫兵查抄的人大、政协机关所属民主党派和知名人士的情况作了调查，共计六十八人，其中绝大多数定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意见》规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其被抄财物除四旧、违禁物品外，均退还本人”；“已去世的，被抄财物退还其家属”。
12月26日 就中日围网渔业谈判问题召集外交、中联、农林等部有关负责人开会，要求各有关部门在一九七二年六月再次举行中日围网渔业谈判以前，对各种鱼类的繁殖、渔汛、渔期以及渔业生产情况作出详细的调查研究。为谈判做好准备。会上，再次强调外事部门应主动开展外交的问题，指出：现在，我们的工作大大落后于形势，自己主动开展的工作太少。要末就是极左，搞强加于人，大国主义；要末就是闭门不出，等着人家来送东西。强加于人是“左”倾机会主义，闭门不出就属于右倾了，“左”右摇摆。得知一些留苏学生现仍在“五七”干校时，说：他们在国外学了知识，要用嘛，我们花了学费的。把知识统统否定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这些知识忘记了，甚至烧掉了，一弃二烧，这样不好。即使是坏的，也可以当作反面教材批判嘛。一破“四旧”，把什么都烧掉，现在想看也看不到。要告诉科教组，凡是留学生带回的讲义、资料都不要烧掉。我们的资料太少。如果说“一穷二白”，我们的资料最穷。
12月27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辽宁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关于召开该省党的代表大会准备情况的汇报。
△前往医院看望董必武。
12月29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关于贯彻执行毛主席最近对镇反问题重要指示的请示报告》。次日，将根据政治局会议意见所拟中央对公安部报告的批复稿报送毛泽东、林彪。同时，附信说明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整个公安工作及其干部队伍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况，并介绍于十二月中旬召开的第十五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议题，即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镇反、审干的政策，逐步恢复在各级党委领导下的公安部门上下级联系和业务关系；而当前则应贯彻毛泽东最近的指示，控制捕人杀人。中央批件及公安部报告经毛泽东批准，以中共中央文件发出。
12月30日 根据毛泽东批示，布置《人民日报》发表英国《卫报》关于中国对东海大陆架拥有主权一文。并告外交部，今后应照此推荐这类文章给中央参考。
本月 就全国政协委员黄琪翔〔注〕于十日病故事，批示全国人大、政协工作组在报上发消息。
〔注〕黄琪翔，建国后曾任司法部部长、国家体委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
本年冬 得悉廖承志心脏病发作，安排廖住北京医院治疗，并前去看望。
本年 据不完全统计，共审批新华社各种稿件四百三十九篇其中国际问题二百一十三篇。
1971年七十三岁
1月1日 中央“两报一刊”发表题为《沿着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前进》的社论，传达毛泽东关于“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指示。
△根据毛泽东意见，转告黄永胜、李作鹏、纪登奎、李德生两三日内将华北会议开会经过和揭发情况作一系统报告送阅。
△接见并宴请由松冈洋子率领的日本反对军事基地斗争妇女代表团。针对当前日本学生中出现的各种思潮，说：这是学生运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自然现象，青年思想的波动、变化，反映了社会的变化；青年总是不满现状，如果满足于现状，就什么也不干了。并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不为侵略而死，要为和平而生。松冈洋子事后撰文称：此次会见“在心灵中点亮了永不熄灭的明灯”。
1月2日 出席古巴驻华使馆临时代办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对加西亚代办说：我们很理解古巴的处境。古巴还是革命初期，才十二年，中国建国二十一年，工作中还有缺点，还要努力。重要的在于取得经验和总结经验，这是最宝贵的。
1月4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黄永胜、李作鹏、纪登奎、李德生关于华北会议情况的汇报。会议认为，现华北会议已进入高潮。在这种情况下，需注意加强领导，减少对立，以利团结。当夜，致信毛泽东、林彪，汇报政治局讨论情况，进一步提出：对郑维山同志和北京军区仍应一分为二，在经过“认真的批评”之后，“从批评选到团结的目的”。“否则，定性在先，非打成‘三反’不可。那就不会实事求是，不合主席对‘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的要求。”政治局会议还讨论了姚文元关于学习问题向毛泽东的报告和毛泽东、林彪对该报告的批示〔注〕，决定将批示和报告以中央文件印发中央委员和省、军级干部。
〔注〕毛泽东批示（一九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同意姚文元的报告，并要求全体中央委员和党的高、中级干部“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林彪批示（十二月三十日）“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1月5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就开好华北会议、团结全军的方针问题讲话，并要求予以落实。当夜，约军委办事组成员开会，研究贯彻落实的具体办法。次日，又先后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华北地区党、政、军负责人传达毛泽东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意见，就落实毛的意见、扩大华北会议范围等作出安排。
1月8日 毛泽东在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上批示，提出：“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当日，周恩来批示将此件印发政治局成员，明日讨论、下发。
1月9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对济南军区报告的批示，一致认为当前应以批修整风的自我教育运动作为推动各项工作的中心。会议还讨论了华北会议的情况。会后，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提出近期将专门召开一两次政治局范围的批陈整风会议。
△中央军委召开批陈整风座谈会，各大军区、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负责人一百四十三人参加会议。自本日起，出席军委座谈会的全体成员均参加华北会议。会议期间，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既不批陈，也未作检讨。
△就江青在华北会议期间发表的两次讲话事致信江青，提出：“我勾掉的几处，有的案尚未结，有的牵连太多。与主题无关，可以去掉。”对讲话中随意点名批评的情况，指出，“这样点名，未经讨论，恐不恰当”。并告：“主席在（一月）六日批示：讲话不要印发。七日批示：录音是否放听，请先将文字送我看过再定。我建议，你将这两次讲话录音的文字本先呈主席审阅。”十一日，将根据江青两次讲话录音整理的文稿送毛泽东，毛阅后批：“不要放听，也不要印发，可作内部材料保存。”
1月11日 接见以太田茂男为团长的日中友协（正统）二人访华团。谈话中征求对中国新闻报道的意见，说：我们的广播怎么样，请直说，不好就不好，有毛病就有毛病，请说说。
1月12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黄永胜、纪登奎、李德生关于华北会议情况汇报，商定召开大会及结束会的安排。
1月13日 约有关人员谈全国计划会议问题。
1月15日 同斯诺就中国国内问题长谈。向斯诺提供了有关国内生产情况的数字，认为总的形势是好的，基础经济受到的损失是相当有限的。在谈到精简机构、下放干部问题时说：从前在城市里工作的有能力的干部，经过“五七”干校的再教育之后，将到各地去加强那里的领导工作，或者已经去了。加强从前属于中央政府现在下放给地方机构的工矿交通运输部门的领导，需要很多人。
1月1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黄永胜、李作鹏、纪登奎关于华北会议情况汇报，并商定召开大会等问题。会议还讨论了浙江省党的代表大会及人选事。
1月19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华北会议问题。认为会议可以准备结束，今后两天内拟续开小组会，再听取大家意见，但也要大家注意自我教育的整风作用。最后，需有人代表中央作会议的总结讲话。会议还研究了关于华北地区军政领导人调整安排的设想。提出：北京军区拟换李德生任司令员职。二十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林彪，汇报政治局讨论情况，提出：即使中央指出原北京军区负责人的错误，也不应与陈伯达放在一起成为所谓“反党集团”。华北会议之后，仍需“进行一段艰苦的教育工作，如北京军区、华北局旧机构、河北省革委和河北省军区、天津市革委。而军队的团结，军民的团结，各地各单位的群众关系。连山西、内蒙在内，都需要很慎重地加以处理。因此，中央的发言和会议的传达，要很好地掌握分寸，有步骤地进行。”毛泽东阅批：“照办。”
1月20日—22日 审改由黄永胜、李作鹏、纪登奎起草的《在华北会议上的讲话提纲》稿。二十二日，将此稿送毛泽东审定，毛批：“大体可用”。当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修改提纲稿。
1月23日 毛泽东约周恩来、黄永胜、李作鹏、李德生谈话，商定华北会议讲话提纲。根据毛泽东意见，将《提纲》稿再作修改后，先交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然后召集有华北会议及军委座谈会各组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征求对该稿的意见。此稿获绝大多数与会者赞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