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4日 出席华北会议全体大会，代表中共中央在会议上作总结讲话。讲话系统揭露并批判了陈伯达，指出：这次会议通过对陈伯达的揭发批判，更加认清了他的反党罪行，进一步同他划清了界限。同时宣布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为第一政委，纪登奎为第二政委。还宣布了中央关于河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党、政、军主要领导的任职。讲话要求华北会议结束后，北京军区师以上党委，华北地区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都要按照中央既定的部署，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一步开展批陈整风运动，彻底肃清陈伯达的流毒和影响。会后，华北会议主要议程结束。军委座谈会从二十六日起转入原定议程。
1月25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华北会议后各地传达贯彻问题。会上，与三十八军负责人刘海清、王猛等谈话，提醒他们目前应有计划地开展批陈整风，而不宜把问题一下子捅到群众中去，造成两派对立又起，重复过去运动的不良作风。次日，又将反映河北保定地区派性情况的一封来信批送刘、王等人参考。
△在国防科委《关于第十二次核试验试验弹准备情况的报告》上批示：同意办学习班，来总结十一次核试验未曾总结的经验，取得新的数据，认识到过去未被认识的规律，使我们能在理论和实践结合的科学实验中有所前进。
△会见西哈努克和夫人及宾努和夫人。
1月26日 找出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八月和一九六七年十二月所发两份文件〔注〕。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中央批准同意陶铸的报告件上批：“此件不因人废言，因为是主席的指示，中央批准的，必须严格执行。”又在原报告所写“主席指示：今后不用这类语言（即‘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等）。大家认为这是伟大领袖的谦逊态度。我们应当照主席的指示办”处批注：“照毛主席思想，主要不是谦逊，而是不科学，因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要发展的，无止境的，永远不能说‘顶峰’，说‘最高最活’。”
〔注〕这两份文件内容都是传达毛泽东有关批评，制止宣扬个人崇拜的一些指示，批示。
1月27日、28日 接见由阿联国民议会议长舒凯里率领的代表阿联总统、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和阿联政府的友好团，并同舒凯里一行举行两次会谈，就中东地区形势等问题交换看法。说：中东是世界矛盾的焦点之一，由于两个超级大国的插手、对峙，造成这一地区长期形势紧张，不得安宁。
1月29日 和郭沫若会见专程来华邀请中国派团参加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日本乒乓球协会会长后藤钾二等日本朋友。谈话中，回忆了青年时在日本求学的岁月。
△约见参加起草中日乒乓球协会会谈纪要的中方人员时，对会谈中中方人员坚持要将台湾问题写入纪要、把遵守“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的文字放在纪要第一条等做法提出批评。指出：“后藤的会谈纪要草案〔注〕已经很好了嘛！后藤先生很早就想来中国，你们对这样的朋友要求太过分了！你们不要那么‘左’嘛！”又说：会谈要看具体对象，台湾问题对后藤没有必要提，你们不要给他出难题。“三原则”还是按日方原来提出的，放在第二条，而不必改为第一条。并指出要把纪要中“所有吹嘘的话通通去掉”。
〔注〕后藤的会谈纪要草案，即日方准备的作为日中乒协会谈基础的文本，其中提到应遵守“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
△深夜，召集汪东兴等开会，谈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问题。在谈到对“文化大革命”前公安工作的评价时说：不能因为有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就说毛主席的路线不占统治地位。在整个无产阶级专政下，不能把毛主席的路线推翻。
1月 批准三○一医院关于陈毅病情的会诊及手术治疗报告。在手术过程中，派中南海保健办公室主任卞志强到手术现场，随时听取手术情况汇报。当得知陈毅已被诊断患有结肠癌后，指示医院立即组织力量全力救治，并嘱咐：切下的癌组织要让张茜同志看看，但要让她保密，不要告诉陈老总。之后，一直亲自过问对陈毅的医疗工作。
△得悉在内蒙古插队的侄女周秉建参军后，即委托工作人员了解此事。并与邓颖超商量将周秉建送回内蒙古牧区，说：从哪里来还回哪里去，不许变动。华北会议期间，又向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询问有关情况，告已将周秉建退回原地。
△批示同意中央军委办事组关于对原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张秀龙问题的处理意见〔注〕。
〔注〕处理意见提出：对张应住院治疗，准许与家人团聚，恢复组织生活并待分配工作。
△派钱正英前往葛洲坝工地调查，发现葛洲坝工程设计方案尚存在严重问题后，连续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决定修改原设计方案。
2月1日 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召开。会前，周恩来曾约有关负责人开会，研究会议日程及要解决的问题。会议期间，多次接见会议代表，就中西医结合问题发表，指出：中医是我们祖先发展起来的，中西医结合是我们的方向。以五年为一期，通过几十五年的实践，使中西医融会贯通，创造出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八日，在同会议负责人谈会议报告时又说：“中西医结合仅仅是开始”。“应该谦虚谨慎，实事求是，应该更符合实际”。例如，针刺麻醉就不是百分之百的有把握了。“医道无止境。”“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任何发明创造，都要多次实践，总结经验，只有有了经验才能有所前进。”要求报告中专就文化大革命写一段，并指出医疗卫生工作所受“左”的和右的干扰。会议期间，还参观了中草药展览，审阅、批改了《关于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情况和五年规划的报告（草稿）》。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华北各地传达贯彻华北会议中存在的问题。次日，就三十八军和保定地区问题致信毛泽东、林彪，提出：下边一些地区和部队领导人的骄傲自满和对一派群众的歧视可能还有所滋长，这要不断提醒他们；而其它地方，特别是内蒙，山西、河北、天津的反复可能会大些，已要北京军区注意这一情况。
△为中央起草《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注〕的决定（草稿）》。强调：在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活动过程中，要防止扩大化，要重罪行，重人证、物证和旁证，要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认真执行“给出路”的政策。此草稿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毛泽东审阅后，于八日下发。
〔注〕中央“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由吴德（组长）、李震（副组长）等十三人组成。
2月5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同内蒙古、天津及华北驻军有关负责人谈华北会议传达贯彻及开展批陈整风运动问题。七日，在写给毛泽东、林彪的报告中说：去年以来，内蒙革命、生产、备战形势都好，工农业生产有大幅度增加，各族人民都不愿再有反复。目前的问题是要把华北会议传达好，批陈整风开展好，而军队团结又是关键问题。
2月7日 将国家旅游局关于一九七一年接待外国人来华旅行的请示报告送毛泽东审阅。该报告除提出当年接待计划外，认为接待对象仍以左派和其它友好人士为主。毛泽东对此批道：“人数可略增加，右派也可来一点。”随后，周恩来召集外事部门负责人开会，传达毛的批示，提出落实方案。
2月8日 接见出席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全体代表，就建国以来公安工作的基本估价、公安队伍的状况及今后工作意见等发表讲话。在谈到“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公安工作的评价时，强调：对这一时期工作，要看主流，要看红线。这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条红线领导全国，不然怎么会有今天？不能说文化大革命以前是黑线统治着，这种说法简直是不可想象的，等于否认主席的领导，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说：做公安工作的同志，如果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非常危险的。不要用现在的观点去看过去的历史，因为历史是发展的、是变化的，这样看问题很重要。尽管各省领导、各部领导大部分改变了。是不是说所有省、市部门都是资本主义复辟了呢？不能这样讲。在谈到公安队伍情况时指出：就整个队伍看，还是好的。不要以为公安干部都不好，那就危险了，那样就要扩大化。公安部门下放后业务工作受到影响，公安部有责任，我也要负责。关于今后工作意见，提出：必须加强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提高公安队伍的政治、业务素质，坚持走群众路线，保卫要害部门，搞好社会治安管理。
△夜，乘车巡视北京市内社会治安情况。
2月9日 召集人民日报社军代表及有关负责人开会，强调应通过开展批陈整风，克服派性，搞好团结，共同对敌。
2月11日 主持国务院业务组会议，讨论修改全国计划会议纪要。纪要确定了一九七一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重点，以及为完成年度计划提出的有关政策、措施等。当日，致信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政治局成员，提出：在全国计划会议结束前，拟邀请大军区和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乘军委座谈会即将结束〔注〕之际，来京集中讨论计划会议纪要及其它文件。在取得他们同意后，再报请中央批准下发。十二日，将会议纪要及有关文件陆续报送毛泽东审阅。
〔注〕二月七日，军委办事组在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书面报告中说中央军委座谈会预计二月十五日结束。
△同出版部门负责人谈话。为加强各类图书的出版，以满足广大群众需要，提议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出版工作座谈会。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系统解决当前出版工作的迫切问题。
2月12日 观看准备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中国运动员练习情况。嘱告参赛运动员：这次出国比赛，是打政治仗。要反骄破满，谦虚谨慎；放下包袱，增强信心；友谊第一，技术第二。做到胜不骄、败不馁。并与国家体委负责人谈话。夜，看了关于赴日参赛准备工作简报（第一期）后，致信国家体育局曹诚、赵正洪并转中国乒乓球队全体队员：“你们首先做政治思想工作，这是一件大好事”；“苦练勤练，从最困难处着想，用毛泽东思想找到克服困难的办法，一定会打出新水平来”。
△阅改《关于进一步办好中央机关“五七”干校的报告》稿。十三日，该稿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后。由中共中央批转下发。
2月13日 继续修改《一九七一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稿时，加写：“一切领导机关，切不可对下面提一些脱离实际的口号和要求。对于那些爱说假话和逼人说假话的人，要敢于批评抵制，不能把反对说假话、顶歪风，看成是‘泼冷水’。”同日，致信主持起草纪要稿的余秋里，嘱照此稿印发即将来京开会的各地负责人及计划会议各小组征求意见。
△接见由黎清毅率领的越南政府经济代表团。黎清毅通报了印度支那战场形势，并邀请周恩来访问越南。周恩来表示接受。十五日，出席中越两国政府关于中方给予越方一九七一年经济，军事补充援助协定签字仪式。
2月15日 接见来京参加全国计划会议的各大军区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向他们介绍计划会议情况和文件，并就一九七○年国民经济状况发表讲话，指出：一九七○年最后完成的指标，大多数超过原来计划，也有一部分没有完成。农业除粮、棉外，其它经济作物完成不够好；粮食虽然增产，但还赶不上一九五七年按人口平均的数字。粮食问题关系到一系列问题。工业也是如此，钢铁问题不解决，其它机械、燃料、化学，有色金属等工业都上不去，强调：大中型基建项目不能上得太多，不要超过一千项。“大跃进”时搞高指标，结果影响了工业的发展。“三五”期间平均每年上八百多个项目。今后每年上的项目最多不要超过一千一百项，否则，搞很多，反不如搞少点更快。所以，订计划、定指标，要实事求是，看是否合乎实际，是否能做到。在谈到人口问题时，说：最近统计人口全国已达七点九亿。要控制人口发展，必须提倡晚婚，提倡节育。从现在起要大力宣传。讲话还提出要搞好综合利用、解决“三废”污染、发展轻工产品、抓好产品质量等。
2月17日 接见出席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的“赤脚医生”代表，提出：“赤脚医生”要成为中西医结合的新医药学派。
2月18日 将外交部编印的《外事活动简报》“古巴驻华临时代办加西亚访问外地的几点反映”送毛泽东阅。简报第四条反映加西亚在井冈山参观时，对讲解员不提南昌起义和朱德率都上井冈山这两段史实提出意见，认为这样讲外国人不容易理解。毛泽东阅后批：“第（四）条提得对，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
2月19日 就结束全国计划会议事致信毛泽东，汇报近日工作安排。当日，毛泽东在信上批示：“都同意。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注〕，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
〔注〕华北前期，这里指华北会议前期。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向各地来京参加计划会议的党、政、军主要负责人传达毛泽东关于批陈整风的批示。二十一日，为中央起草转发毛泽东批示的通知。
△批示同意外交部关于贯彻执行毛泽东对美国人来华问题的指示的请示报告，提出：“美右派代表还不够满意”；随着我宣布让一些美国人来华，“共和党有影响人士会跟着要求访华，到时还可容我选择”。
2月20日 根据毛泽东十九日批示精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通知》。二十一日，《通知》下发。
△中央军委办事组就毛泽东批评军委座谈会“不批陈”问题，向中央写出检讨报告。同日，毛泽东对报告批道：“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要求他们“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次日，周恩来约汪东兴及军委办事组成员开会，谈贯彻毛泽东批示事。
2月22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江青传达了毛泽东对黄永胜等人的批评。周恩来以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联系历史上所犯错误的教训，作了长篇发言，提出：在政治上犯路线、方向性错误，认识和觉悟总是要有一过程的，甚至是痛苦的过程。在周恩来引导下，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及其它政治局成员也作了检讨。会上还通过了中央转发毛泽东十九日关于批陈整风批示的补充通知稿。经毛泽东批准下发。
2月23日 致信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帮助军委办事组成员“变被动为主动”过程，并告：黄永胜等都作了检讨，正在写书面检查。
△和郭沫若会见日本朋友藤山爱一郎及随员田川诚一等。
2月24日 会见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关西本部专务理事木村一三、常务理事田中修二郎等日贸易界人士。
2月25日 约见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及欧美司负责人，对他们当中没有人出面在昨日英国代办处举行的招待会上向英方说明一九六七年火烧英代办处情况、并对近日修复英代办处事表示庆贺提出批评，说：火烧英代办处大楼是当时一小撮坏人干的，中国党和政府都不赞成。对这件事应公开向英方作出解释，当着其它外国大使的面也可以讲嘛！外交部给英代办处修房子是送我批的，可是修复迁居时你们却不报告我。指出：我们在外交关系上要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互是平等的，用压的办法是不对的。港英当局在香港迫害我们同胞，是它的不对，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搞英驻华代办处。
2月26日 阅批北京外国语学院清查“五一六”情况报告〔注〕，在“少数坏头头还交待了几起妄图谋害总理的阴谋”处加注：“这不过是谈谈而已，并未实行，不要作为重点去追查。”
〔注〕此报告是外事系统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专案负责人写给周恩来的，主要反映了清查一九六七年夏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在外交部“安营扎寨”、夺外交部权、破坏批陈（毅）大会和“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等案件的情况。
△对军委总参谋部关于体育局〔注〕外事工作的报告批示：“今后体育局一切外事工作，均与外交部会商，报总参转中央。”
〔注〕一九六八年五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命令，对全国体育系统实行军管，原国家体委的业务工作由总参谋部管理。本年三月起，恢复国家体委的名义。
△约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谈话。
2月28日 就中央军委办事组二十六日给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检讨报告致信黄永胜，提出：“如果军委办事组这个报告，不提在政治局会议上的检查，事情的发展就好像接不上；而你不在这报告上单独写几句，也对主席的几次提示和批评，难以交代，时间也耽搁了。报告上还应写几句，在军委办事组开会后，各总部、各军兵种都在继续进行批陈整风，情况如何，也应写上。”同日，黄永胜按周恩来信中要求，补充了有关内容。三月一日，毛泽东对该报告阅批：“很好。有了主动，力求贯彻。”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两报一刊”编辑都文章《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纪念巴黎公社一百周年》第四稿。
2月 自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一直称病不出，并拒不批陈，也不作检讨。十二日，他借口养病，携叶群、林立果到苏州。三月初，林彪授意林立果搞一个武装暴乱计划，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注〕他就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
〔注〕这是李煜（九三七——九七八）亡国被俘后所作《破阵子》词中的两句。
3月1日 会见以冈崎嘉平太、古井喜实为首的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谈判代表团。
3月2日 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关于发射科学实验人造地球卫星“实践一号”准备情况汇报，并观看了卫星模型实体，指出应总结经验，精益求精。次日，报经毛泽东批准发射该卫星，取得成功。
△接见英国新任驻华代办谭森。在谈到一九六七年火烧英代办处一事时说；英代办处房子是被坏人烧的，中国政府是反对这种做法的。那天晚上，以我为首的几十人联名广播劝包围英代办处的人不要冲、烧，但是那些坏人不听。你们的代办后来由解放军保护起来了。我们祝贺你们搬回新居，修复费用应由中国方面负担。在谈到两国升格大使级外交关系时，指出：障碍主要是英国在台湾仍设有领事馆，以及英在联合国关于恢复我合法席位问题上“脚踏两只船”的态度。为什么英国没有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而一定要跟美国一致？结果法国走在前面了。又说：过去，我提出过在香港设官方代表问题，英方没有答复，而现在英却坚持在我台湾省有一官方机构，这是矛盾的。
3月3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所发表文件，讲话稿，其中提出“中国人民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注〕会后，周恩来将有关稿件送毛泽东审阅，并附信说明对越“加强支持，以示决心”的态度。毛阅后批：可以提出，征求越方意见。
〔注〕此前，中国政府曾接连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在印度支那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表示坚决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接见日本藤山爱一郎及所率访华团。在谈到“左、中、右”问题时说：哪个党都有“左、中、右”，即使到了将来我们希望的共产主义社会，没有阶级了，还一样有“左、中、右”，总有进步的、落后的、介乎中间的思想和派别，这是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此外，还有一个变化问题。今天是左派，明天思想落后了，变成了右派；原来是右的，随着时代潮流的前进，也可能变成左的。所以，人的思想也是要转化的，这并不奇怪。
△晚，邓颖超留条致周恩来：“你从昨天下午六时起床，到今天晚上十二时睡的话，就达三十小时”，“万望你不可大意才是！！这是出于全局，为了大局的忠言，虽知逆耳，迫于责任，不得不写数行给你。你应善自为之。”
3月4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越问题及国内有关省、市、自治区工作情况。会议商定，在周恩来出访期间，中央日常工作分别由姚文元、李先念、吴法宪主持，需面商的要事向康生报告，重大问题直接向毛泽东请示。当夜，致信毛泽东汇报政治局商定的意见，毛批示：同意。
3月5日—8日 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越南。其间，同越南党政领导人就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及印度支那局势等问题举行多次会谈，高度赞扬越南人民取得的胜利，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正义斗争。在谈到同苏联搞所谓“联合行动”的问题时说：我们不赞成把别的国家的问题服从于自己国家的外交政策。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是历史形成的，同某个国家早一点接近或晚一点接近都是历史形成的。要支持人民革命，这是一个共同的原则。八日，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签署中越两党两国联合公报。当晚，乘专机离河内回国。
3月8日 批示同意外交部、国家体委关于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有关问题的请示，提出中国乒乓球队应“坚定、敏捷”，“严守集体行动”，实现“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十日晚，接见赴日参赛的中国乒乓球队全体队员时，又说；打出水平，打出风格，应该把打出风格放在前面。风格不高，不是真本事。风格就是政治、思想、品格、作风。水平是技术。我们要政治挂帅，不能搞小动作。你们这次出去，即使技术不熟练，稍有失手，但是思想过硬，万一输一些，我们不会责备你们的。如果是政治上的错误，我们倒要责备了。
3月10日 在仔细研读中苏边界谈判第十六次全体会议〔注〕情况简报及有关文件后，就下步对策问题致信毛泽东，提出：“我们对策欢迎苏方的迎合态度，但只能把这两个文件合成为一个临时措施的协议，才能对讨论边界走向和结成中苏边界新的条约有所促进。”“至于互不使用武力条约，中苏早有同盟条约，并未宣布失效；如要再定，可留在边界条约定好后再议。”毛泽东阅批：同意。
〔注〕三月五日下午，应苏方建设，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第十六次全体会议。会上，苏方提出关于维持中苏边界理状的临时措施新方案；中方强调当前双方最主要的任务是，根据两国总理一九六九年九月北京机场达成的谅解，尽快就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的临时措施达成协议，以便转入边界线走向问题的讨论。
3月11日 召集外交部有关人员开会，研究和组织中苏边界谈判中的对案和发言。提出：我方起草的“合二为一”的新的协定，其基本精神和条款仍应以一九六九年中苏两国总理会谈时确定的原则和谅解，以及中方两次提案的内容为主。并吸收苏方提出的合理意见。十五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外交部起草的新的协定（草案）。十六日。致信毛泽东；从一九六九年中苏谈判开始到现在，柯西金来了一封信，苏联政府送来一个互不使用武力条约草案，柯西金托范文同、黎清毅带来两次口信。为在苏共二十四大前还了这些“帐”，拟等我和外交部负责人约见苏大使、将新协定草案稍加发挥。就等于回答苏方和柯西金的全部问题了。
3月13日 接见以明贝昭二为团长的日本关西学生友好访华参观团。在谈到日本历史时说：日本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有一亿多人口，历史上也是个独立的民族。十九世纪中期的明治维新，也有进步的一面，把日本各藩统一了，吸取了西方的先进文明，发展了资本主义，增强了军队，一八九四年明治与西太后打仗，中国打败了，辽东半岛被割去，台湾也被占领了，结果西方几个国家出来干涉日本归还辽东半岛。尔后，俄国占领了大连、旅顺，德国占领了青岛，英国占领了威海卫。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又打败了俄国，日本在亚洲成了强国，军国主义的野心更加膨胀起来，直至发动侵华战争。从一八九四年起到一九四五年共五十一年，对中国人民是很大的教育。如果仅仅是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还不能教育中国人民。
3月14日 召集外交部、国家体委等部门负责人开会，商讨中国乒乓球队赴日参赛问题，并研究有关外交对策。十五日，致信毛泽东，提出：此次出国参赛，已成为一次严重的国际斗争。我方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即使输了也不要紧，反正政治上占了上风。毛阅后批：“我队应去”，“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十六日，再次接见中国乒乓球队全体队员，强调：到日本后，应注意在对外宣传方面不要强加于人，比如是不是每人手里都要拿语录本，就值得研究；要克服和防止类似的形式主义，提倡实事求是。
△接见法国驻华大使马纳克。在谈到印度支那问题时，回溯了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情况。说：当时，中法两国都是站在解决印支问题的立场上的，从而达成了日内瓦协议。第二年，按照日内瓦协议，南北越要在国际监督委员会的监督之下达成一个共同的协议。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选举，实现统一。结果被美国破坏了。
3月15日 就中共中央转发《一九七一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事致信毛泽东，提出：各地凡在讨论后又提出意见的，《纪要》中都作了修改；凡目前不能办的，均推至下半年或明年再考虑。会议纪要和主要计划指标已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二十六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转发了《纪要》。
3月16日 对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夫人郑洁贞请求赴英定居的来信批示：“可以同意，并赠旅费及生活费。”
3月18日—24日 林立果等在上海秘密制定反革命政变计划《“五七一工程’纪要》〔注1〕。随后，林立果又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注2〕，进一步策划实施《纪要》的各种方案，并确定了政变的指挥班子和具体分工。
〔注1〕“五七一”即“武装起义”的谐音。该《纪要》内容包括实施政变计划的必要性、基本条件，时机，力量，口号和纲领，以及实施计划的要点、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纪律等。
〔注2〕该会议又称“三国”（即上海、杭州、南京）、“四方”（即到会的四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江腾蛟（南京军区空军政委）、王维国（空军七三四一部队政委）、陈励耘（空军七三五○部队政委）和周建平（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
3月20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李德生、纪登奎起草的在北京军区直属单位批陈整风会议上的总结讲话稿。会后，致信毛泽东、林彪，告：李、纪二人的意见“是对的，符合主席历来关于如何正确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教导”，并可避免“造成层层点名的不良影响”。
3月21日 晚，接见苏联驻华大使托尔斯季科夫、苏联政府代表团团长伊利切夫，谈话五小时。
3月23日 收到毛泽东批来的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书面检讨。毛泽东通过江青转告说，由周恩来，康生、江青先商量一下，给黄永胜等人创造一次机会，让他们在一定范围内作检讨，不要再失去机会了。下午，周恩来与康、江商定再召开一次中央批陈整风会议，进一步批陈，并联系自我教育。回报毛泽东后，毛提出，此事应向林彪汇报。
3月21日 毛泽东对黄永胜等三人检讨作出批示，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下午，毛泽东约周恩来等〔注1〕谈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检讨问题，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次事情〔注2〕就出在没有调查。同时提出，吴法宪、叶群二人也需重写检讨。次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谈话内容。
〔注1〕参加谈话的还有康生，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纪登奎、李德生和汪东兴。
〔注2〕指一九七○年庐山会议。
△约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开会，商量按毛泽东意见〔注〕修改黄永胜等三人检讨问题。二十六日，派专人将黄、李、邱三人检讨送至北戴河林彪处，并告准备赴北戴河向林彪汇报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事。
〔注〕毛泽东考虑黄永胜等人检讨需印发有关会议，指示黄、率、邱的检讨可再作修改，并加进毛阅批时所写批语内容。
△前往老挝爱国战线党代表团住地，会见其党中央副主席凯山·丰威汉。次日，与凯山举行会谈。
△晚，邓颖超留条：据卞大夫来告蒲老的话，“你的胃功能紊乱，非胃本质变化引起，而是由于饥饿食物凉热交杂，以及天气冷暖变化引起的”；“除服必要药外，尚需注意饮食保暖适宜为要”。
3月25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即将前往北戴河见林彪所谈各事，并讨论了山东等省工作问题。
3月27日 主持国务院业务组会议，讨论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注〕文件。
〔注〕这是三月三日至三十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的会议。会议明确了有关棉、油、糖生产方面的若干政策。三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务院《关于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的报告》。
3月28日 接见出席全国棉花、油料、糖料生产会议的代表。在详细询问了各地棉、油、糖三种作物的种植、收购情况后，对进一步抓好农业生产、稳定有关政策问题讲话，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搞好农业更要靠地方的积极性，要坚持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强调：要掌握好政策，对中央已经规定的政策，不要随便改动，如奖励、自留量、换购等办法，还要坚持不变。又说，各地要核实统计数字，推广先进经验，因地制宜，抓好科学种田，逐步做到增加自给，力争自给。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西藏问题。
3月29日 致信毛泽东，告知准备和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纪登奎前往北戴河林彪处汇报。并说，现吴法宪、叶群也在重写他们的检讨。又告：我们外出两天，拟仍按上次外出规定，党的宣传组织工作由江青、姚文元负责，政府事务由李先念负责，军委工作由刘贤权、阎仲川〔注〕商办。当晚，前往北戴河。
〔注〕刘贤权，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阎仲川，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3月30日、31日 和黄永胜等六人在林彪处谈话，汇报批陈整风几次会议情况，毛泽东对批陈问题的多次批示和谈话，以及拟召开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安排等。同时，介绍了陈伯达的历史情况和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严重问题，提出：陈伯达搞陶铸〔注〕，一个常委打倒另一个常委，没有报告主席，是严重的错误，林彪听汇报后表示：“完全拥护”毛泽东自庐山会议以来一系列指示和工作部署，对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三人的检讨“很高兴”，并要求吴法宪、叶群“重写一次书面检讨”。称“绝没想到”陈伯达问题那样严重，这次把陈揪出来，是“很大的胜利”，“完全同意”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把批陈引向深入。林彪还为其在庐山会议上讲话事作了辩解。三十一日晚，周恩来等返回北京。
〔注〕指一九六七年一月初，陈伯达发表的打倒陶铸的讲话。
3月31日 将毛泽东对刘子厚在河北省批陈整风大会上所作检查的批示〔注〕以“急件”派专人送军委办事组，并批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叶群、刘贤权等人传阅。
〔注〕即三月三十日毛泽东所作批示，认为虽有庐山会议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三月十九日才讲出几句真话。毛还批告：“此件留待军委办事组各同志一阅。”
4月1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汇报北戴河之行情况。
4月2日 就出版《二十四史》事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有标点以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注〕先生总其成。并告，此事应提出版会议一议。
〔注〕顾颉刚，历史学家，曾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4月3日 约江青、姚文元、汪东兴、纪登奎、李德生等人开会，讨论中央关于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通知事。会后，为中共中央起草开会通知，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毛泽东批准后于五日发出。
4月5日 接见全国交通工作会议代表，就港口建设改造、海上运输以及邮政体制等问题发表讲话。谈到环境保护问题时，提出：在经济建设中的废水、废气、废渣不解决，就会成为公害。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公害很严重，我们要认识到经济发展中会遇到这个问题，采取措施解决。
△就起草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周年文章事批示：主题就照毛主席常说的写，即党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成长、壮大的。“代表这条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路线的，全世界革命党和革命人民都已公认的，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是他把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是他为之奋斗五十年而始终如一的革命路线。”
△批示同意外交部、国家体委关于后藤钾二建议在北京举行亚非国家乒乓球友谊邀请赛的请示报告，并将中国列为本次邀请赛发起国之一。
4月6日 批示“原则同意”李先念、余秋里关于进口发电设备的请示报告，提出：有关部门负责人应“好好掌握，能自制就争取早日制成，进口材料自制又比进成套设备好，进口部分机器又比进口全套设备好”。
4月7日 四月三日，外交部、国家体委将关于在日参赛的美国等国家乒乓球队访华问题〔注〕的请示报告送周恩来。报告称：现在，美国队访华的时机还不成熟。周恩来于四日将此报告送毛泽东审批。本日，根据毛泽东作出的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决定，嘱告外交部以电话通知在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负责人，对外宣布正式邀请美国队访华。八日晨，在国家体委关于接待美国等国乒乓球队的请示件上批注：“（邀美国队访华的）电话传过去后，名古屋盛传这一震动世界的消息，超过三十一届国际比赛的消息。”
〔注〕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七日，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比赛期间，中国和美国运动员进行了友好接触，美国乒乓球队向中方提出访华的请求。
△晚，接见全国旅游工作会议和援外工作会议代表。就对外政策等问题发表长篇讲话。在谈到“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外交工作时，指出：由于当时忙于对内，对外事注意不够，出了一些乱子。有一些坏人钻了空子，利用极左思潮，搞了极左行动，如“火烧英国代办处”、外交部“夺权”等。此后即集中纠正强加于人的极左口号和极左行动。从一九七一年开始，开展了新的外交攻势，首先从乒乓球队开始。我今天请这么多人来，就是为了让大家胆子大一点；但胆子大，不是搞极左。关于对外宣传问题，强调：要具体对象具体研究，不能千篇一律，一定要有的放矢。讲话还以严于责己的精神介绍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指出：党的历史应当经常讲。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决定纪登奎、张才千二人参加军委办事组，为该组成员。
4月10日、11日 同巴基斯坦总统派遣来华的巴外事秘书苏尔坦举行会谈。十一日，致信毛泽东，汇报东、西巴基斯坦分裂〔注〕后巴国内的政局，以及十日与外交部党组成员研究的意见。
〔注〕三月二十六日，在一九七○年十二月巴基斯坦大连中获胜的人民联盟领袖穆吉布·拉赫曼宣布东巴基斯坦为自主、独立的孟加拉国人民共和国。
4月11日 毛泽东将吴法宪、叶群二人重写的检讨批转给周恩来，告：“我已看过，可以了。”并要求连同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的检讨“向政治局会议报告，作适当处理”。次日及十四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按毛泽东批示意见，商定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具体安排和会议文件，主要有，印发黄永胜等五人检讨及毛泽东有关批示；在参加会议人员中增加陈毅、徐向前、聂荣臻、邓颖超等；印发陈伯达罪行材料及各地有关批陈文章。
4月12日 接见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就批判出版界的极左思潮问题发表意见。指出：“现在书店里中国和外国的历史书都没有。不出历史、地理书籍，是个大缺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都是从资产阶级的或受唯心史观限制的学说发展来的。不讲历史、割断历史怎么行呢？”“应该选择一些旧的书籍给青少年批判地读，使他们知道历史是怎么发展来的。”“否定一切，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针对封存《鲁迅全集》的做法。批评道：“一面说青年投书读，一面又不给他们书读，就是不相信青年人能判断。无怪现在没有书读了，这完全是思想垄断，不是社会主义民主。”强调：“现在要出一批书，要广开言路。”根据周恩来讲话精神，经中共中央转发的国务院《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写道：这次会议“批判了极左思潮，批判了‘文化工作危险’论”。
4月14日 接见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后应邀访华的美国、加拿大，哥伦比亚、英格兰和尼日利亚乒乓球代表团。在同以美国乒乓球协会主席格雷厄姆·斯廷霍文为团长的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谈话时，引“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注〕的古话，对他们表示欢迎。说：“中美两国人民过去往来是很频繁的，以后中断了一个很长的时间。你们这次应邀来访，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我们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人民大多数的赞成和支持。”会见中，美国队员格伦·科恩询问对美国青年中流行的“嬉皮士”运动的看法。周恩来说：“现在世界青年对现状有点不满，想寻求真理。青年思想被动时会表现为各种形式。但各种表现形式不一定都是成熟的或固定的。”“按照人类发展来看，一个普遍真理最后总要被人们认识的，和自然界的规律一样。我们赞成任何青年都有这种探讨的要求，这是好事。要通过自己的实践去认识。但是有一点，总要找到大多数人的共同性，这就可以使人类的大多数得到发展，得到进步，得到幸福。”最后，周恩来请美国客人回去后，把中国人民的问候转告给美国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