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此语出自《论语·学而第一》。
4月15日 主持中共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注〕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讲话中回顾了自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来开展批陈整风的过程，说明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五人几次失掉自我教育的机会，在毛泽东一再督促下，才作出检讨。针对军委办事组一直批陈不力的问题，主动承担了自己督促、帮助不够的责任，希望在庐山会议上犯有错误的同志，能够联系实际，搞好自我教育。指出：我们这个会议的目的，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会上，黄永胜、吴法宪作了检讨发言。
〔注〕这次会议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九十九人参加。
4月16日 就伊朗南部发生六点五级地震事，批告外交部转告中国红十字会，在弄清灾情后给予救济；并转告正在杭州访问的伊朗巴列维公主，中国政府正关注伊受灾情况。
4月17日—21日 参加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东北组讨论。十九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汇报会各组召集人会议，根据毛泽东意见，决定延长讨论时间。
4月20日 致信于十九日回到北京的林彪，送去有关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材料及毛泽东的批示。但林彪仍无出席会议之意。
4月21日 通过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转告美国政府“周恩来总理给尼克松总统的口信”：“要从根本上恢复中美两国关系，必须从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美国一切武装力量。而解决这一关键问题，只有通过高级领导人直接商谈，才能找到办法。因此，中国政府重申，愿意公开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如基辛格博士，或美国国务卿甚至美国总统本人来北京直接商谈。”二十四日，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将此口信转达给尼克松总统，尼克松先后以口头和口信方式回复周恩来，表示接受中方的邀请。
4月22日 阅批国家体委《关于欢迎我乒乓球代表团回国的请示》件，将其中“召开一次庆功大会”改为“召开一次总结经验大会”，并作旁批：“不要庆功，徒增骄傲。应适时总结，力求前进。”在“建议新华社在代表团回国后发一组文章和一组照片”处又批：“不要自吹自擂，要多宣传人民之间的友谊，互相学习，互相增进。”
△同老挝爱国战线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凯山·丰威汉举行会谈。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进展情况。会议商定自二十四日起，各组进入批陈整风、自我教育的经验交流阶段，并决定由周恩来、江青、张春桥、黄永胜、姚文元、纪登奎六人起草会议结束时的讲话大纲。会议还讨论了五一节口号。
4月23日 在李富春谈病情及工作问题的来信上批：“听说你牙病治愈，身体恢复健康，只支气管炎尚留余症，待五一节后春暖花开时，当一商你边劳动边学习的锻炼场所，以便继续创造为人民服务条件。”
4月24日、25日 参加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华东、华北、中南、西南、西北和东北六个组的讨论。
4月25日 将毛泽东二十四日关于浙江问题的批示〔注〕转给李德生，并附信要李继续做工作。
〔注〕四月二十三日，李德生致信毛泽东，汇报浙江问题。毛阅后批：“事关大局，出以公心，不应当避嫌，我历来认为，同志之间有隔阂，有问题，应当耐心商量，多做谈心工作，不宣急躁，也不应久拖不决。”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传达问题。
4月26日 对外交部、卫生部关于廖承志休养问题的请示报告批示，同意廖回家休养，并嘱告廖：“回家后务须按医生嘱咐定期检查”；“我的心脏亦不好，就是靠节制饮食，减少压力，活到今天。望承志同志早复健康，还可参加一部分学习和工作”。
4月29日 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全体大会。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在会上作总结讲话，共四个部分：（一）会议的过程和评价；（二）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陈伯达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三）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所犯的错误，是方向路线错误；（四）今后办法。说：在庐山会议及其前后，军委办事组五位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在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但错误的性质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同反共分子陈伯达问题的性质根本不同。他们之所以犯这样严重的错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站错了立场，走错了路线。错误的政治路线，必然带来错误的组织路线，带来不正之风，最终站到反九大的陈伯达分裂路线上。经过会上同志们的善意批评和帮助，并有个别揭发。五位同志对所犯错误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表示愿意通过实践和学习，改造自己。讲话强调：对犯错误的同志，只要真正愿意改正，我们就要采取欢迎帮助的态度。我们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会上，还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
5月1日 接见朝鲜平壤市羽毛球代表团，在谈话中说：要告诉青年，我们两国人民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直互相支持。从一八九四年到现在，已有七十七年的历史。七日，出席国家体委为该团举行的欢迎仪式。
△晚，出席首都人民欢庆五一劳动节焰火晚会，在天安门上向毛泽东引见病后初愈的陈毅〔注〕。林彪在到场数分钟后不辞而别。
〔注〕本年一月，陈毅施行结肠癌手术治疗，术后恢复良好。
5月2日 出席四月二十九日在京病逝的李四光追悼会。当得知有关部门没有为李准备悼词后，严厉批评了有关负责人，并当场宣读李四光女儿李林当天写给中央的一封信〔注〕，代作悼词。
〔注〕李林信中反映了李四光生前对祖国地质科学工作的关注和希望，及对今后开发利用地热、加强地震预报研究、发展地质力学所提出的建议。
5月3日 接见以奥沙甘为团长的老挝爱国战线党英雄模范代表团，就民族等问题同代表团成员进行交谈。
5月4日 与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举行会谈。
5月5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约陈锡联、毛远新、潘复生谈黑龙江问题。会上，批评潘在黑龙江的错误做法，说：现在黑龙江都被你搞乱了，你还容不得对你有不同意见的同志，群众能服吗？九日，再与政治局有关人员约谈黑龙江问题，要潘作深刻检讨，以取得大家谅解。
5月6日 召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开会，传达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精神。次日，参加中央国家机关第二小组会讨论。
5月8日 批阅外交部、国家体委、对外经济联络部关于派遣中国乒乓球教练赴非洲某国的请示件时加注：“建议我体委运动员凡在四十岁以下，统应学一门外国语，英、法、日、西、阿、俄，按次排列，规定学习比例。”
5月9日 接见以阿布·阿马尔·萨阿德为团长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阐明中国党和政府不赞成搞暗杀行动的一贯立场，说；欧洲的无政府主义政党主张暗杀，我们中国反对这样做。在俄国旧时代，列宁的哥哥就是主张搞暗杀的，列宁就反对这样做。革命是群众的行动，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取得胜利，就要依靠广大群众。离开群众，什么事情也做不成。
△会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各国新闻工作者。并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
5月10日 出席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小组会，向主管教育的各地、各部门负责人讲述党的历史，提出：不能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在谈到一些党史人物和事件时说：陈独秀对建党有功，不能抹煞；南昌起义方向是对的，但路线、政策上有错误。讲话中，对朱德率部上井冈山、长征途中叶剑英反对张国焘分裂、陈毅主张发展新四军等作了肯定的评价。在着重说到党内“左”倾盲动主义错误造成的危害时，强调：现在世界上也存在一股极左思潮。
5月11日 同赴苏参加苏共二十四大后途经北京的黎笋举行会谈。次日，将会谈情况写信报告毛泽东、林彪。
△在讨论中国政府关于美军侵越战争声明的会上说：《人民日报》有的地方文风不好。空话，骂人的话，简单粗暴、不讲道理的话，文化大革命以来发展了。还经常有些绝对性的话。
5月14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自五月初以来中央军委系统和中央党政机关传达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情况，认为传达的方式和内容是符合毛主席关于“惩前毖后，治病教人”的主张及“团结——批评——团结”的要求的。
5月15日 约外贸部有关负责人开会，提出：“广交会”闭幕后，各地要很好进行总结。有些外商反映我们未认真履行合同，这样对外影响不好。我们是社会主义对外贸易，订了合同就要按期交货，不变不行。
5月16日 就首都钢铁公司总降压站发生事故事批告李先念，余秋里：“只讲修复，不讲损失多大，更不谈事故原因，应即总结经验，在全厂动员，加强必要的操作规程的管理和群众监督。如属政治事故，更有动员全厂加强警惕的必要。”
5月19日 会见美国植物生理学家高尔斯顿教授和微生物学家西格纳教授。在谈到美国政府内外政策问题时说：战后二十五年来，局部战争连绵不断。美国政府存在着很大的矛盾，既要满足垄断资本家的军火利润，又不能无视美国人民不愿打大仗、不愿打世界大战、少死人的要求。会见中还询问了美国人民对新中国的看法和认识。
5月22日 在接见由对外贸易部长、众议员扎加里率领的意大利政府经济代表团时，对中世纪意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给予肯定和称赞，说：马可·波罗开辟了欧洲通向东方之路，他在中国差不多周游了各地，呆了十七年，以后又到亚洲次大陆，到波斯湾、土耳其，最后回到意大利。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旅行家。你们有一位勇敢的拓荒者。
5月24日 会见并宴请美国朋友韩丁（威廉·欣顿）和夫人雷洲安及其女儿卡玛。在谈到学大寨经验时说：首先是学毛泽东思想，要实事求是。有些地方如不能采取同样办法，就不要强求一致。第二是学自力更生的精神。第三是学先公后私的精神。如果讲大寨否定私，也不对，毛主席常说“公私兼顾”。发展生产的结果要对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都有好处。如果只完全讲公，不讲私，就不科学。二十七日，再次会见韩丁夫妇及部分在京的外国友人。
5月25日 召集外交部核心小组领导成员开会，研究尼克松最近连续给周恩来总理的口信〔注〕。
〔注〕四月二十九日，尼克松获悉周恩来四月二十一日口信井口头表示同意后，又于五月十七日通过巴基斯坦驻美大使正式答复中方：他“准备在北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诸位领导进行认真交谈，双方可以自由提出各自主要关心的问题”。还提议：“由基辛格博士同周恩来总理或另一位适当的中国高级官员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会谈。基辛格在六月十五日以后来中国。”
5月26日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中美关系问题。会后，周恩来起草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报告》回顾了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美关系演变的过程，估计了同基辛格的预备会谈和尼克松的访问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拟出相应的对策，提出中美会谈的八点方针，主要是；美国一切武装力量和专用军事设施，应规定限期从中国台湾省和台湾海峡撤走；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外人不容干预；中国人民力争和平解放台湾；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活动；美国如欲同中国建交，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报告》还有针对性地回答了一些对中美会谈存有疑虑的问题。二十九日，毛泽东批示同意《报告》。
5月27日 批示同意乌兰夫来信中所提要求〔注〕，准其子女调离内蒙古分配军垦农场劳动锻炼，并告其子女可“分批去长沙探亲”。
〔注〕五月二十四日，乌兰夫致信中央，告以：因爱人病重，希三个孩子前往长沙看望其母；并请求将其子女调离内蒙古分配他地劳动锻炼。
5月29日 向尼克松发出口信，欢迎基辛格来北京举行一次秘密的预备性会谈，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工作。六月二日，尼克松得到该口信后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总统所收到的最重要的信件。”并回复周恩来〔注〕。
〔注〕六月四日，尼克松回信表示感谢中方欢迎他访华，并建议基辛格于七月九日经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飞抵北京。六月十一日，周恩来回信表示同意。
5月30日、31日 在全国外事工作会议〔注〕上讲话，阐述在新形势下的外交政策，批评并纠正对外宣传工作中存在的偏差。提出：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新的形势下，因此，我们的外事工作要跟过去有所不同。要有所变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同许多国家几乎中断了来往，许多方面的活动停止了，现在不行。（外国人）不仅是左派、中间派要来，右派也要来一点，这就需要我们适应新的形势。关于建国后外交工作的评价。说：我不同意那种极左思潮的说法，好像我国外交路线也是修正主义的路线，因为毛主席一直关心这条战线，亲自抓、亲自领导这条战线。关于对外宣传方面的问题，指出：现在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自吹自擂，使用不适当的语言、夸大的语言强加于人；另一种是缩手缩脚。这两种倾向有一个特点，都是不实事求是。对于不实事求是的对外宣传，我们外事工作人员应该当场给予纠正，并敢于当面承认错误，应该有这个勇气。谈到“文化大革命”中各项事业受影响、被破坏的情况时，说：这些事情为什么不能跟人家说？这几年我们出版的东西少了，要补上来；文艺方面除八个样板戏外，只要内容是健康的、革命的、形式不是萎靡、庸俗的，就要允许人家尝试。又说：我们不赞成把“苏修”这两个字到处搬用，把东欧一些国家都叫“修字号”，都给加上标签；“帝、修、反”三个字是简化了的，随便往人家头上加，这不好。会上，周恩来还建议扩大发行《参考消息》，以使基层党员干部了解熟悉国际方面的知识和变化。
〔注〕这次会议从五月二十七日开始，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及外事部门负责人出席了会议。
5月31日 会见日本哲学家松村一人，历史学家井上清、藤田敬一，经济学家小林义雄等。就世界思潮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交换看法。提出：现在世界在动荡，已经不是一潭死水，各种思潮起伏，青年不是沉默的时代了。要引导青年朝正确的道路走，需要时间，需要实践，还需要理论指导。要学习马克思、列宁的革命精神。中国革命多次失败，毛泽东同志决不气馁。而是不断总结，继续前进。领导人，特别是无产阶级领导人，一天都不能离开群众。
6月1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六月上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传达讨论中美关系及有关国际问题。会后，草拟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
6月1日—9日 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齐奥塞斯库率党政代表团来华访问。二日至八日，同罗领导人就中罗两党、两国关系及国际有关问题举行多次会谈。三日，陪同毛泽东会见罗领导人。五日至七日，陪同罗领导人访问南京、上海等地。九日，与齐奥塞斯库分别代表两党两国政府签署联合公报。
6月初 在《朝中社社长接见中国新闻代表团谈话》件上批：外交部电告石少华，“对朝中社社长谈话要表示诚挚的谢意”，对我方在极左思潮中破坏朝中关系的错误，“要作出检讨”。
6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注〕，宣讲《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在谈到批判对外工作中的极左思潮问题时说：一直到现在我们总说批判极左思潮不彻底，不敢大胆批评，包括我们中央许多部门。一直到现在还有。你不把极左思潮肃清，怎么能掌握正确的政策呢？强调：对外宣传必须一分为二，坚持两点论，既有成绩。也有缺点。我们总是不敢把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跟人家讲，什么都好，这不通了嘛！总之，毛主席的方针就是不要强加于人，不要以我为核心，自以为左，藐视一切，瞧不起人家。
〔注〕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各有关方面负责人共二百二十五人，会议于六月十八日结束。
6月5日 接见由卫生部长穆罕默德·阿丹·谢克率领的索马里政府代表团。在谈到派往索马里的中国医疗队情况对，说；如果你们发现我们的医疗队有大国沙文主义和不很好地为当地人民服务，请向我们的大使馆提出，把他们调回来。你们完全有权利这样做。如果不是这样，就不把我们当真朋友看待了。
6月6日 在陪同外宾参观上海工业展览馆时，看到一张照片的说明中有“发扬共产主义大协作精神”的提法，当即指出：这样提法不好。现在我们是搞社会主义，应当提社会主义大协作，讲共产主义风格还可以。共产主义什么样子我们还都未经过嘛！又说：要向兄弟省市学习，还要学习国外的好东西。有些未过关的技术产品可从国外进口一些。在参观过程中，批评有些展品介绍光讲好的，不讲缺点，是自吹自擂。
6月9日—15日 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各组讨论。
6月11日 接见国家体委负责人及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全体成员，对加强运动员专业训练问题提出明确要求，指出：体工队不能完全照连队的管法，训练时间不能太少，因为体工队本身就是进行身体锻炼的，不能像连队那样搞训练。运动员政治学习时间不一定要比训练时间多，要实事求是，不要搞形式主义，要搞出一套适合自己特点的训练方法。政治挂帅。还要认真练，练政治、练本领、练思想、练业务。提出，要从乒乓球队开始，学习英文和国际知识，以后再逐步发展到羽毛球队和其它体育队伍。讲话还批评了大国主义、锦标主义的倾向。
6月12日 接见由米尔科·特帕瓦茨外长率领的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团及随行记者。对客人说：你打开了中南的外交来往，你是头一个到中国的南斯拉夫外长。
6月13日 晚，邓颖超留条：“在人身上的各种器官的功能作用是有限度的”，“务望你在体力和精神方面都需要留有余地，做些储备，以便届时能够迎接新的任务。斗争还是长期的，因此，需要你能够长期的战斗。”
6月14日 接见由渔业部长哈维尔·坦塔莱安·巴尼尼率领的秘鲁贸易代表团。谈话中，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支持拉美各国人民维护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和二百海里领海权的斗争。
6月15日 接见由外交部、国家体委所派赴朝鲜向朝方道歉〔注〕的中国代表团一行。要求全体赴朝人员对朝方战友应光明磊落，态度诚恳，要尊重人家，承认错误。又说：我们往往说成绩时夸夸其谈，说缺点时只有原则，不谈实际。护短，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说错误，有什么“羞愧难言”？在此前后，多次在有关文件上批示，并亲自与朝方人员谈话，指出中方人员所受极左思潮影响和大国主义的倾向。
〔注〕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赴日参加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因在某些问题上未同朝方很好配合，引起朝方不满。周恩来四月十七日接见朝鲜驻华大使和五月一日接见朝鲜羽毛球代表团时，都谈到中方犯了错误，表示将派外交部有关人员前往平壤承认错误，表示道歉。
6月16日 将反映北京饭店等单位改进对外服务工作的内部材料，批告国务院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要趁热打铁，进行教育。“既要批判大国沙文主义和排外思潮，也要防止卑躬屈膝、奴隶思想的复活。”
6月17日 在外交部转来的中国驻坦桑尼亚使馆“关于向坦方交涉为我专家免税的检查”的电文上批：“应主动撤消，一切服从坦桑法律、关税制度，不许特殊。过去已免的应补交，不许丝毫马虎。”批示还要求驻坦使馆向使馆工作人员进行批判大国沙文主义的教育。
6月18日 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会议，就国际形势，中美关系以及国内工作等问题讲话，提出：在当前新形势下，要动员全党了解和体会毛主席的外交路线和政策，同时，还要批判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坏人利用的极左思潮，特别是对外政策方面的极左行动，像火烧英国代办处、主张出兵香港、随便提“断交”、冲砸大使馆、到外交部“夺权”，等等。这种“左”的言行要批判，但也要防止右的。又说；现在我国还比较落后，我们还要抓革命、促生产。只有把生产搞上去，才好实事求是地对外宣传，开展人民外交。
6月20日 同李先念、余秋里等接见参加全国电力规划和水电经验交流会代表，听取水电部代表关于京津唐、华东、武汉等十二个电网汇报，了解全国电网布局。
6月21日 会见并宴请在华访问的美国《纽约时报》助理总编辑西摩·托平和夫人、《每日新闻》社长兼发行人威廉·阿特伍德和夫人、《华尔街日报》外事记者罗伯特·基特利和夫人。谈话重申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一贯立场，说：“我们要求美国政府不要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美国一切武装力量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走，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这个问题解决了，一切问题就解决了。中美关系，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家关系就可以建立了。这是我们从一九五五年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十五年来一贯的主张，没有别的要求。”在具体阐明台湾回归祖国后所享有的优待政策后，说：“这样做只会使台湾得到更多的好处，不会使台湾受到任何损失。如果这样做，中美关系会更好。”
6月23日 约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张体学等开会，听取关于葛洲坝工程情况汇报。提出：对于水利工程，要综合考虑，太急容易出乱子。不要把重点放在发电上，要保证通航、发电和泄洪的安全。
6月24日 召集全国老年气管炎会议〔注〕领导小组成员开会。在详细询问有关发病情况，数字和治疗药物后说：患气管炎的多为老年人，我们要关心他们的健康。根据这一指示，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医院等单位派出医疗队，前往东北、西北等地开展群众性老年慢性气管炎的防治工作。
〔注〕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全国二十九十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卫生部直属单位和军委卫生部所属单位共二百五十人。
6月25日 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中国第一艘攻击塑核潜艇将进行第一次启动的全艇联合试验的汇报。说：核潜艇我们第一次搞，试验工作要稳当一些，一步一步把工作做好，多花一些时间充分试验。要通过试验取得各种科学数据和资料，积累经验。又说，海上试验可分为码头，水面、浅水和深水航行四个阶段进行。本年九月，此艘核潜艇下水。一九七四年八月一日，经过四个阶段试验的中国第一艘核潜艇，被中央军委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
6月27日 约王冶秋等图（书）博（物）口领导小组成员开会，谈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党史陈列方案事。
6月28日 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副委员长浅井美幸及由他们所率公明党访华团。谈话中，肯定日公明党最近在中日关系问题上发表的五点主张〔注〕，说：如果照公明党主张的五点，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就可以恢复，战争状态就可以结束，中日友好可以得到发展，中日两国就有可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缔结和平条约，并可以进一步考虑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在回答日本友人所问“养身之道”的问题时，说：在漫长的中国革命战争岁月中，有许多同志都牺牲了。为了把牺牲同志的工作都承担起来，我们活着的人更要加倍工作。我每天都以此激励自己，这也可以算是我的“养身之道”吧。三十日，再次会见竹入义胜一行。
〔注〕这五点主张是：一，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反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论调；三、“日台条约”是非法的，必须废除；四、美国武装力量必须搬出台湾和台湾海峡；五、恢复中华人民井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席位。
△将国家电信总局关于在国际通信中发生事故的检查报告批送李先念、纪登奎及外交、通讯等部门，提出：“要坚决改正，实践电信总局自己的诺言，并要总结几条经验下达，推动学习和推广实行。”
6月29日 接见以白石凡为首的日本文化界访华团。交谈中说：我们听有的朋友说，凡是参加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都要相信毛泽东思想，换句话说，要相信马列主义。我们听了很吃惊。这样就把日中文化交流协会这个组织变得狭窄了。文化交流协会是多方面的，带有统一战线性质。如果反对军国主义侵略性文化，这有共同性；主张两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友好，尊重彼此的独立主权，都反对军国主义的侵略，这就了不起了。这个战线就很广了。我们中国朋友绝没有这样的主张，即认为只有相信毛泽东思想，才能进行文化交流。
7月2日 针对外文宣传出版工作中存在的不良倾向，约外交部、外文局负责人开会，提出：没有抽象的政治。政治都是和具体事情联系在一起的，业务和政治不能分家。
△接见以让一吕克·佩潘为团长的加拿大政府经济代表团。对客人说：你们是中加两国建交后第一个来访的加拿大代表团，我们很高兴地接待你们。我们两国可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互通有无，友好往来。
7月3日 致电柯西金，对苏联三名宇航员不幸遇难，表示深切哀悼。
7月4日 将《中美预备性会谈中几个关键问题》批送当晚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注明：“以上为我方预拟的初步方案。在会谈中，将坚持原则，相机行事。”政治局会议后，将此件送毛泽东审定。
7月5日 会见以工党领袖高夫·惠特拉姆率领的澳大利亚工党代表团。谈话中，预测澳工党将在下次大选中取胜，并说：一个政治家跟一个政党，一定得把他们的诺言具体实现出来。
7月6日 约见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注〕领导小组成员，针对会上关于十七年教育工作估计的争论，提出；毛主席的红线也是照耀了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对教师队伍和解放后培养的学生要作具体分析，要辩证地看问题。
〔注〕这次会议四月十五日至七月三十一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国务院有关部、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主管教育工作的负责人和全国一百九十八所高等院校的负责人共六百三十一人。
7月9日—11日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为准备基辛格来访，周恩来多次约外交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会谈方案，研究分析美方情况，并对礼宾、民航、安全保密等问题作出部署。基辛格抵京后，周恩来、叶剑英等先后同他举行六次会谈，着重谈了台湾问题以及尼克松总统访华时间等。周恩来指出：台湾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人干预；美国必须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必须限期撤走驻台美军，必须废除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基辛格表示；美国承认台湾属于中国，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美国不再与中国为敌，并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逐步减少驻台美军；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历史可以解决。会谈中，双方商定尼克松于一九七二年五月前访华，并确定巴黎作为今后秘密联系渠道，中美华沙渠道不再恢复。十六日，中美同时公布了会谈《公告》。
7月10日 到毛泽东处汇报与基辛格进行前两轮会谈情况。谈话中，毛泽东向陪同周恩来前来汇报的熊向晖了解黄永胜等人在总参谋部传达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的情况后，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
7月11日 接见参加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发起国筹备会议六国代表团，提出：亚非乒乓球友好邀请赛。首先是增进我们亚非各国人民和乒乓球运动员之间的友谊和团结，也交流乒乓球技术。我们反对锦标主义，主张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中美会谈后各方面可能发生的变化，并对此作出部署。
7月12日 接见以岩井章为团长的日本工人访华团，再次肯定日本公明党就恢复日中邦交提出的五点主张。在提及尼克松提出的世界上存在“五大力量”〔注〕观点时，说：目前中国的经济还没有达到此地步，即使将来中国发展了，也绝不做超级大国。
〔注〕这是七月六日尼克松在美国堪萨斯城发表的讲话中提出的观点。尼克松认为：战后二十五年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国不再是无与伦比的超级大国，“今天世界上有五大力量中心”，除苏联的威胁外，美国还面临西欧、日本的竞争，中国也是潜在的竞争者；与二战后初期相比，“美国遇到了甚至做梦也想不到的那种挑战。”
7月13日 下午，飞往河内。本日和次日，同黎笋、范文同会谈，通报中美会谈情况。
7月14日 中午，飞抵北京。次日晨，离京飞赴平壤，同金日成会谈，通报中美会谈情况及对形势的估计，并介绍中共党内批陈（伯达）情况。当晚，飞回北京后，即与叶剑英前往西哈努克和宾努住地，向他们通报基辛格访华事。
7月17日 接见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罗博，谈中美关系。
7月18日 修改外交部就中美关系问题发往各驻外机构的《外交通报》稿。《通报》阐明了中美关系的方针，列举了需相机处理的问题，强调“坚持既定的原则立场，绝不会拿原则作交易”。并在《通报》稿上加写：“必须说明，除中美关系外，其它问题如涉及中美两国之外的国家，只能由当事国负责解决，我们只能阐明立场，变换意见，不许越俎代庖。”
△接见由国民议会文化、家庭和社会事务委员会主席阿兰·佩雷菲特率领的法国议会代表团。在谈到中美关系时申明：中美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不是没有障碍的；中美之间最大的问题是台湾问题。在阐述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一贯原则立场之后，指出：联合国只要出现“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或者类似的形式，我们就不去，坚决不去。
7月19日 接见“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美国会员友好访华团。
7月20日 就越南《人民报》发表社论《“尼克松主义”一定破产》中影射中美会谈事批告张春桥、姚文元：“文中表现出越南同志的担心和估计。”“我认为可以全文发表〔注〕，不要摘要，表示我们的光明磊落态度。”又说：“事变的进程，可以证明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始终是支持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抗战到底的。”
〔注〕此文后因张春桥反对，未能发表。
△审阅新华社通讯稿“文化大革命中各地出土大批珍贵文物”时，在关于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妻窦绾随葬衣照片说明旁加注，要求详细说明发掘现场及后来工作情况。
7月21日 同新华社领导人谈：批陈整风包括思想路线、组织（宗派主义）、文风。你们当前要从文风入手批陈。
7月22日、29日 接见荷兰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思。二十九日接见时还有法国电影工作者玛斯琳·罗丽丹和法国作家、记者让·拉库蒂尔在场。
7月23日 李德生转来关于云南傣族、苗族情况调查报告〔注〕事致信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政治局成员：“边疆和少数民族区这类情形，极为严重”，我们“已觉察到这类问题在少数民族区和边疆的严重性”。提出，有关情况拟在政治局会议上“认真讨论一次”，并“派人到有关地区与当地党委和军队党委联合进行调查核实”。
〔注〕报告谈到，在少数民族地区补划阶级成份时产生了副作用。
7月24日 会见美国朋友韩丁一家和其它在京的美国朋友寒春、阳早、柯弗兰、柯如思、艾德勒、帕特、舒予章、史克、马海德、苏裕禄、阳和平，新西兰朋友路易·艾黎等。谈话中，介绍了对中美会谈、中国进入联合国以及台湾等问题的看法，回答了大家的提问。
7月26日 批示同意郭沫若来信提出的举办出土文物展览的建议，并批准《考古学报》、《文物》、《考古》复刊。
7月28日 就上海、江苏、河南等地发生急性传染病及疫情事批告卫生部门，要求将有关情况通报全国，号召各地“立即发动一次大规模爱国卫生运动，并组织医疗卫生力量支持疫区，接济急需药品，补充不足地区”。
7月29日 接见出席全国教育、出版等七个专业会议〔注〕的代表，就各专业会议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讲话。关于教育工作，指出：培养教育后代，这是百年大计，不能忽视；小学教育要求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能够普及。主要是在农村，初中、高中在农村要因地制宜，凡能办的就办，师资不够的也不要勉强。关于出版工作，提出：现在最大的不足是不能满足人民更多方面的需要；要多出一些书，包括青少年读物，领导要亲自抓，发动多方面来做。关于攻克老年慢性气管炎工作，强调应重视气候和职业对呼吸器官的影响，做到预防和早期治疗为主；实现中西医结合，取长补短，共同攻关。关于体育工作，在重申“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同时，又说：总要有赢人家的本事，人家才服气；不要怕出国，要有出国比赛的精神准备。
〔注〕其它方面的会议还有：攻克老年慢性气管炎会议、体育工作会议、国家体委七个体育运动队会议，总政摄影工作会议和总政干部工作会议，共计代表一千八百九十四人。
△出席中国和塞拉利昂两国建交公报签字仪式，并会见以财政部长卡马拉·泰勒为团长的塞拉利昂政府代表团。谈到中国飞机质量时说：以前直升飞机是过了关的，现在又过不了关了。所以中国有许多事，不要说都好。这就是一种不好嘛！
7月30日 同来华的朝鲜内阁副首相金一举行两次会谈，谈及朝鲜、日本、台湾、印度支那以及中朝关系等问题。
7月31日 就曾志来信〔注〕批示：“（一）请函告曾志，她的信我已收到。她可去西北陶斯亮工作地方一看，如能留在那里休养或工作，都可同意。（二）如曾志确定去西北，也可将她女婿调至她女儿处一起工作。（三）四月到现在，工资应补发，其西北路费也可给帮助。（四）今后如工作，工资照发；如退休按月发退休金。（五）函告广东省委，速解决曾志的组织问题，有疑难可来信问中央。”
〔注〕七月十六日，在广东翁源县居住的曾志致信周恩来，提出：一、要求将她调到北方；二、要求对她的历史何题作出结论和恢复组织生活。
7月 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召开全军作战部长会议，提出全训部队每年军事训练时间标准。周恩来批阅此件时，提出该指标仍偏低，建议增加步兵和技术兵训练时间。但黄永胜坚持原定训练练天数。后毛泽东在军委办事组报告上批示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批准第三机械工业部从英国进口由英罗·罗航空公司制造的斯贝航空发动机。在本年十二月航空产品质量问韪座谈会上，再次指示进口斯贝发动机。
△修改国家体委一份工作报告，提出：建国后体育战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广大群众和多数干部中还是占了主导地位的，成绩是主要的”。
8月1日 同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出席巴黎会议的越政府代表团团长春水的特别顾问黎德寿举行会谈。黎通报了关于越南问题的越美巴黎会谈情况。周恩来介绍了中美关系以及有关印度支那、台湾、联合国、日本、援越问题等。
8月4日 会见并宴请美籍物理学家杨振宁。
△夜至次日凌晨，召集外交、新闻、体育等部门负责人开会。
8月5日 会见美国《纽约时报》副社长詹姆斯·赖斯顿和夫人，进行长谈。在谈到中美关系问题时，提出：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愿意友好的，而且历史上曾经友好过，今后更应友好相处，因为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在谈到控制核武器问题时，表示：中国不是核大国，我们还在试验阶段，我们每次只在必要时才进行有限制的试验。我们搞核武器是被迫的，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我们主张还是要召开全世界各国的会议，共同达成一个完全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协议。谈话还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就。
8月6日—12日 同来华访问的缅甸总理奈温举行五次会谈，就中缅关系、在缅华侨等问题交换意见。当奈温对一九六七年“六二六”事件〔注〕表示“深切的遗憾”，并感谢周总理给他机会前来解释两国间可能存在的误会时，周恩来说：“一九六七年华侨学校的某些行动，我们也不赞成。”“在那个阶段，极左思潮影响到我们外交部。但我国政府还是要控制这个局势，特别是同缅甸的关系。”又说：“我们对华侨和华侨所在的国家都宣布，侨民应该服从所在国的法令，不应该违反所在国的法令，要按照所在国的习惯生活和工作。”“我们不赞成双重国籍。”七日，陪同毛泽东会见奈温一行。九日至十一日。陪奈温等乘专机前往广州参观访问。
〔注〕此事件的直接起因是，在仰光的华侨学生佩戴毛主席像章，引起纠纷，以后牵涉到中国驻缅使馆，发生了数十人死亡以及华侨被捕的情况。
8月8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安排离京赴广州期间中央日常工作分工。九日，致信毛泽东：“主席如有急事，可经吴旭君同志以保密电话告我，或告（王）海容转告。”
8月9日 抵广州后，得悉粤剧演员红线女刚从“五七”干校回来在剧团干杂务，提出让红线女在欢迎奈温的文艺晚会上演出节目。
8月10日 在广州友谊剧院观看文艺演出时，询问演出节目《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颂歌》的创作情况，表示不同意原歌词稿中对土豪劣绅用“杀、杀、杀”的口号，说：练兵时可以喊这种口号，但对土豪劣绅要有区别；都杀光了，就会变成盲动主义，犯方向路线的错误。谈话中，还向演出人员讲了当时党的历史和政策。
8月12日 下午，由广州飞回北京。
△到毛泽东处汇报广州之行，请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时间。毛泽东提出国庆节后召开四届人大的设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