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看部队文艺演出时，对提高艺术质量问题发表意见，要求肃清文艺工作中的极左思潮。
4月10日 飞抵北京。次日，会见美国“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友好访华代表团。
4月12日 同本日到达北京进行友好访问的毛里求斯总理拉姆古兰就两国建交问题举行会谈。十五日，中毛两国建立外交关系。
△自四月初起，美国飞机连续轰炸越南北方地区。今日，周恩来接见越南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阮进，接过越南政府十一日发表的声明，说：美国想用扩大轰炸、扩大战线来挽救失败。这是不能得逞的。因为整个印度支那人民是站在一起、共同战斗的。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越南政府声明的严正立场，全力支持越南人民把抗美救国战争进行到底。十六日，在美机再度轰炸海防、河内等地后，接见越南南方共和驻华使馆临时代办陈平，陈平转交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和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发表的号召书。
△和郭沫若会见以日本民社党中央执行委员长春日一幸为团长的日本民社党访华团。提出：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是，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消除战争状态，缔结和平条约，走向和平共处，反对侵略和战争势力。又说，两国的政治团体讨论问题，不可能在任何问题上都达成一致，但是应该求大同、存小异，为共同的目标奋斗。日访华团在京期间，同中日友协签署了载有两国建交条件的联合声明。
4月13日 出席六日病逝的陈正人追悼会。
4月1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后，约有关人员谈援助越南问题。
4月17日 和郭沫若、廖承志会见日本自民党顾问、众议员、前外相三木武夫一行，提出：中日两国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对立下去。二十二年来两国人民间的来往从未中断过。应该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恢复中日邦交三项原则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二十一日，再次会见三木武夫一行时又说：中日关系不同于别的国家。我们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不是联合起来反对任何人，我们是反对任何国家发动战争，反对侵略。我们坚持和平、友好。太平洋总有一天要变成真正的太平洋。三木表示，如他组阁，他将承认中方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则，宣布结束战争状态。“日蒋条约”无效，复交后愿缔结永不再战宣言。
4月18日 凌晨，召集外交部核心小组成员及美国组负责人开会，紧急磋商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是否接受尼克松接见问题。会后致信毛泽东：美国有意在十六日轰炸海防、河内，使我们乒乓球队在十八日会见尼克松感到为难。现与外交部研究商定，以口信通知美方，拒绝见美总统。上午。毛泽东约见周恩来，告以我乒乓球队访美系民间来往，去年美队来华时我政府领导人接见，今年我队去美如拒绝美总统接见，会给美人民以失礼印象，故我乒乓球队在美日程和赠送熊猫均按原计划进行。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修改了外交部致黄华并转美方口信内容。
△阅改《人民日报》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稿，并批示：“请考虑加一段主席多次说过的，在我党十次路线斗争中证明，我党绝大多数干部和党员要团结不要分裂，坚持在正确路线的基础上搞团结，反对在修正主义路线下搞分裂。这也是我党兴旺发展和胜利的重要条件。”二十四日，这篇根据周恩来意见起草的社论发表，其中强调，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都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并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
4月20日 会见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曼斯菲尔德和夫人、共和党领袖斯科特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谈话中，询问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连续性问题。曼斯菲尔德和斯科特表示，无论哪个党执政，美现行政策都会继续下去。在谈到印度支那局势时，周恩来说：我们只有支持印度支那三国进行抵抗的义务，最有干涉他们主权的权利。当然，建议的权利还是有的。但建议不能干涉人家。二十二年来，我们遵守这样的立国原则，这是毛主席制定的，我们从来不强加于人。二十二日，再次会见曼斯菲尔德和斯科特一行。
△出席十六日逝世的曾山追悼会。
4月22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来京开会的浙江省党政军负责人起草的《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并通过中共中央批语送审稿。中央批语指出：浙江地区参与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活动的，只是陈励耘等一小撮，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犯错误的同志，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二十五日，将《请示报告》修改件及中央批语稿送毛泽东审阅，毛批示：“同意。”
4月25日 陪同毛泽东约见准备派往浙江帮助贯彻中央精神、解决浙江问题的许世友、王洪文。
△到医院向二十三日逝世的李德全〔注〕的遗体告别，并向其子女表示慰问。
〔注〕李德全，生前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原卫生部部长。
4月26日 和叶剑英等约见来京参加会议的浙江省党政军负责人，说；你们的报告主席、中央已经批了，回去后先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中央派许世友、王洪文去帮助。中央决定谭启龙、铁瑛参加浙江省委常委，分别担任第一书记、书记，主持省委工作。要把浙江搞好。
4月27日 将在京开会的江西省党政军负责人程世清、杨栋梁等草拟的《关于继续深入开展粉碎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以及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批语送审稿进毛泽东审阅。中央批语说：要有步骤地揭批程世清同志所犯的严重方向路线错误，坚决纠正程在重大政策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认真落实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在纠正错误时，要认真调查研究，分别轻重缓急，有步骤、有计划地进行。毛阅批：“同意。”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中共江西省委主要领导人排序方案。会后，和政治局成员约见程世清、杨栋粱等，部署江西传达、贯彻中央精神具体步骤。
4月27日、28日 会见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出席关于越南问题巴黎会议的越南代表团团长春水部长的特别顾问黎德寿。
4月29日—5月3日 由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波德纳拉希率领的罗政府军事代表团来华访问。同叶剑英与波德纳拉希举行四次会谈。
4月30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杜绝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中“走后门”现象的通知稿。次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指出：这种“走后门”的不正之风，严重干扰毛主席的教育路线，败坏党的优良作风，损害党群关系和军民关系，危害很大。《通知》规定了制止“走后门”的若干措施。
△对摄影记者批评说：你们是首长路线，没有群众观点。拍我同乒乓球运动员打球，为什么把我照成正面，把运动员照得那么侧？要向他们道歉。
4月 批准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购买纽约西区一家旅馆，作为办公处及住所。
△批准外交部、外贸部、电信总局《关于在北京、上海分别新建和改建卫星地面站的报告》。
△在陈正人、曾山等病逝后，周恩来指示有关部门：对在京及疏散到各地的副部长以上的高级干部普遍进行身体检查。改善他们的医疗条件。同时，还指示全国政协机关对上层爱国民主人士的医疗、生活状况进行调查，了解掌握各类情况和问题。
△关注马寅初病情，对马手术治疗事作出批示。
△代表中共中央转告中共江西省委：邓朴方〔注〕的治疗，还是由解放军三○一医院解决。随后，邓朴方从江西南昌回到北京，住进三○一医院。
〔注〕邓朴方，邓小平之子，原北京大学学生。一九六八年被扣以“反革命小集团骨干分子”罪名受到残酷迫害，致使下身瘫痪终生残疾。
5月3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当天向周恩来提出的召开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问题。五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的通知》稿。六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下发此《通知》，其中提到：我党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我党路线斗争中最严重的一次斗争。
5月8日 审阅外交部核心小组关于任命仲曦东等七人为外交部副部长、部长助理的请示报告，并报送毛泽东审定。在附信中说：“外交部副部长现只两人（乔、韩〔注〕），自从外交战线展开以来，实在忙不过来。几次同外交部核心小组商讨，认为非增加副部长和部长助理，不能把党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贯彻执行下去。同时还要从中青年干部中提一些人担负司局长级职务，才能分担任务。培养和锻炼出更多的外交战线上的干部。”十一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批准外交部的报告。
〔注〕乔、韩即乔冠华，韩念龙。
△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在会上提出：国防工业上林彪闯的乱子不少。要边批判、边工作，批判林彪“永不定型”的思想，要牢靠有效地尽快定型装备部队。
5月9日、10日 就尼克松宣布对越南港口布雷和海空袭击事，连续召集外交部核心小组成员开会，讨论中方对策。九日晚，和叶剑英等前往毛泽东处汇报。十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发表响应越方、谴责美国的中国政府声明。
5月11日 到毛泽东处开会，研究问题。
5月12日 对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冯白驹病情报告〔注〕批示，要中办负责人转告浙江省委：“冯白驹同志如患癌可进到北京日坛医院来治，其夫人同来。”
〔注〕报告说一连中央一九七一年九月八日电话指示，对冯白驹加强治疗，主要疾病诊断为前列腺癌。冯于今年三月二十六日再入院治疗，病情仍不见好转。
5月14日—18日 索马里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西亚德率代表团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十五日至十七日，同西亚德主席举行多次会谈。在谈到社会改造问题时说：社会的改建是长期的。我们进行了民主革命，然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我们进行了五十多年的革命斗争，还没有完成，还要继续革命。消灭剥削阶级，消灭剥削制度的革命不是短时期内能完成的，不是十年、二十年，要半个世纪，也许一个世纪。这将是继续几代的问题。当然我们希望打一个基础。有一个好的开始。
5月15日 会见日本公明党中央副委员长二宫文造率领的日本公明党第二次访华团，就中日关系等问题进行长谈。在谈到中日首脑会晤时说：如果田中做了首相，要到中国来谈中日两国关系问题，我们欢迎。如果一位现任首相准备解决日中关系问题，亲自到中国来谈，当然我们不好拒绝。这样就打破了从吉田〔注〕到佐藤这一个体系。有这样勇气的人来，我们怎么能拒绝呢？不然就不公遭了。从原则来讲就是，新的日本政府不敌视中国，不阻挠恢复中日邦交，而是继续日中友好，努力恢复日中邦交，也就是合乎现在大家常说的“三原则”。这样的政府，也就是不继续佐藤路线的政府，我们愿意接触。关于宣布结束战争状态问题，说：这个问题还要专门研究，我还没有具体考虑实施步骤。中日邦交问题还有很复杂的问题，具体实施的微妙处需要通过政府级会谈，同时也要有一个形式问题。如果两国首脑诚心诚意愿意解决问题，那么形式是第二位的，内容是第一位的、本质的。就是要真正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关于中国国内问题，表示：如果要为世界做更多的贡献，首先要把我们自己搞好，把七亿人口的国家搞好。这不是短时间所能做到的。去年进入联合国以后。我们的责任加重了。中国有句老话“临事而惧”。我们为国内工作需要花很多力量，参加国际活动还没有准备得很好。在这一点上，我们愿意中日两国携起手来，促进中日邦交的恢复。这样对远东的和平，对世界局势的缓和会有所贡献。
〔注〕吉田即吉田茂（一八七八一九六七），日本自由党总裁，一九四六年五月出任内阁总理，一九四七年五月垮台。一九四八年十月起连续组织四届内阁，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下台，并辞去自由党总裁一职。
5月16日 在外交部、国家体委《关于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积极开展驱蒋斗争的请示》上批示：“应有准备地分步骤进行斗争，不要一下子猛上，超过我力之所及。结果，群众体育运动尚未很好开展，体育比赛的基础尚未打好，就向国际上广泛开展斗争，可能忙于务外而难于务内，华而不实，最后必致头重脚轻，难以持久，反失人望。”
5月18日 确诊患膀胱癌。
5月21日 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意见，前往毛泽东处请示可否将毛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写给江青的信印发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毛泽东表示可以印发作会议文件。
△主持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注〕。就会议印发的文件逐一作出说明、解释，回顾了一九七○年九届二中全会以来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过程，并批判了林彪在历史上的错误。说：“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主席的一系列措施，都是教育一批干部，还要保林，使他自己知道那个错误的严重，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也是如此。”“但（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把这个问题真相揭穿了，头子就是林彪，而不是林、陈，不像高饶联盟那样。林彪搞的是阴谋活动，他反党、反主席的思想是长期存在的。”这次斗争“主要矛头就是要批判、揭露、粉碎林彪这个反党集团，教育大批干部，团结大批干部，是这样一个精神”。
〔注〕这次会议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二十三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三百一十二人参加会议。
5月23日 会见斯诺的夫人及其家属。斯诺夫人对斯诺逝世后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给予的关怀表示感谢。
△本日和二十九日，约谈新疆问题。
5月24日 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各小组召集人会议。
5月25日、2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东北组讨论。
5月27日 去毛泽东处后，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说：要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根据毛主席去年巡视南方谈话中着重提到的中共党内十次路线斗争问题，讲一点个人的认识和我个人在历史上所犯的路线错误。次日，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各组召集人会议上宣布此事。
5月28日 就一则反映山东、江苏等地聚众抢扒援越物资列车事，批告在京参加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的山东、江苏、安徽、河南省负责人：“务望你们电话告省、地委、军分区、各县市，动员各公社和城市居民点进行群众教育，加以劝阻。有关地方，车站徒手军警加以宣传驱阻，但切不可动用武器，也不可打骂，还是实行‘四不’或‘五不’。”
△会见日本自民党众议员古井喜实。
5月29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谈及将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次日，致信毛泽东：“我现在正写一个讲话要点，写成后将先进主席审查，并请约我一谈，好当面请示。”
5月29日—6月7日 起草将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的《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报告提纲。
6月1日 就毛泽东批来白坚〔注〕之子来信事，批告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可要吴庆彤同志与一机部专案组查清此事。并遵照主席指示作出政治结论。”
〔注〕白坚，原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一九六八年十二月病故于北京复兴医院。
6月2日 将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关于水情的紧急报告》〔注〕批送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以及北京、天津、河北负责人，要求。阅后找水利部一商，看有无更好办法解决天津缺水问题，也请联系到北京、河北节约用水问题。“
〔注〕五月二十五日天津市革命委员会致国务院并水电部的报告称：虽已采取措施限制用水和调水，但水情仍十分严重，估计仅能维持到六月二十五日左右。
△到毛泽东处后，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四日，继续主持会议，听取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各组学习讨论会议文件的情况汇报。会后，致信毛泽东。报告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情况及浙江、新疆等地问题。
6月5日前 指示出席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第一届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通过这次会议，了解世界环境状况和各国环境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并以此作为镜子，认识中国的环境问题。还审阅了中国代表团提交大会的关于中国环境问题的报告草稿。
6月7日 将所写《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提纲送毛泽东审阅，并附信说，“两次在主席处听到片言只字关于路线的教训，我更急于要写出初稿”。毛泽东圈阅了提纲及附信。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后，去毛泽东处。
6月8日 接见由计划部长马特内尔率领的智利政府经济代表团。同他们就国际问题、智利及拉美地区情况进行交谈。
6月9日 修改、补充《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提纲，形成二稿。次日，将此稿送中央政治局成员阅。
6月10日—12日 连用三个晚上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对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六次路线斗争的个人认识‘的报告。报告依次就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瞿秋白盲动主义、李立三冒险主义、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以及抗日战争时期的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历史过程、错误危害等详加论述和说明。在谈到王明“左”、右倾错误问题时，结合个人亲身经历，对自己作了严厉的剖析乃至过分的检讨。在讲述了党的历史之后，表示：“我入党五十年，没有离开党的队伍。经过长期的复杂而又激烈的党内外、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的考验，我还在为党工作，继续坚持对敌斗争；年老了，也还有些革命朝气。”又说，这几年我常说按马列主义、毛主席思想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但做起来也并不容易。我平常爱读鲁迅和毛主席的各两句名诗以自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现在凡是在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中沾了边甚至陷得深的同志，都应该得到启发，不应该有任何顾虑。要彻底交待，认真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6月13日 阅批公安部、中央警卫部队负责人关于中南海等处安全防范措施的报告，要求有关部门领导“切实一商，务求合乎政策，件件落实”。
6月14日 将一则涉及对美政策的外交电文批给姬鹏飞、乔冠华、章文晋、安致远阅，并举例说明；“对美斗争，关系我对外战略方针，在外交部必须有一位拿总，下边分工负责。互通消息。否则由我牵线，必致误事。”
△会见并宴请日本日中友好旧军人会代表团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等一行，以及在北京的其它日本朋友。在谈到日本自卫武装问题时，说：日本现正走在十字路口上，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经济继续膨胀，军事力量也随着扩张，走军国主义道路；另一种是，日本真正摆脱大国的控制，走独立、民主、和平、中立的道路，在这个基础上摘自卫武装，不侵略别人，也反对别人的侵略。
6月16日 会见并宴请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和夫人，美国科学家协会代表团团员杰里米·斯通博士和夫人、杰罗姆·科恩博士，美国《纽约时报》联合主编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和夫人，《圣路易邮报》记者理查德德·达德曼和夫人。
6月17日 就湖南长沙市郊马王堆发现一座西汉古墓事批告湖南省军区负责人，批评未将此事及时报告省委、中央和国务院。要求立即采取办法，将墓中女尸及随葬品转移到冰室消毒、防腐，加以化学处理。强调此事须“当机立断”，“速办勿延”。
6月19日—23日 基辛格一行来华访问。周恩来与基辛格就促进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举行了五次限制性会谈。二十四日，双方发表公报，一致认为：一九七二年二月中美《联合公报》所拟议的这种磋商是有益的，继续这种磋商是可取的。
6月20日 到毛泽东处汇报。次日，参加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军队组讨论。
6月23日 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作《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对一九三二年国民党特务伪造“伍豪启事”的情况作了详细说明。同时，还讲述了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就此事专门写给毛泽东的报告，公布了毛泽东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六日为此写的批示。并在会上宣布：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会后将把报告录音、录音记录稿以及其它有关文献资料存入中央档案，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存档。此前，十三日，陈云在批林整风汇报会小组会上就所谓“伍豪启事”问题发言：“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知道这件事的是康生同志和我。对这样历史上的重要问题一共产党员要负责任，需要向全党、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采取负责的态度，讲清楚。这件事完全是国民党的阴谋。”同日，他又写了书面发言。指出：“我现再书面说明，这件事我完全记得，这是国民党的阴谋。”
6月24日 约汪东兴、王良恩谈话。
△同叶剑英与韩先楚谈话。
6月25日—7月5日 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二十六日起，周恩来与班达拉奈克夫人就双边关系和南亚次大陆问题举行多次会谈。二十七日，出席班达拉奈克夫人向中国儿童赠象仪式。二十八日，陪同毛泽东会见客人。毛泽东对班达拉奈克夫人说：我们的“左派”是一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这些所谓“左派”现在都在班房里头。二十九日，出席中国政府和斯里兰卡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关于建设棉纺织印染厂的协定签字仪式。七月二日至五日，陪同斯里兰卡客人到大连、上海参观访问。五日，双方在上海签署联合公报。
6月28日 根据毛泽东对贺诚来信的批示〔注〕，和叶剑英、李先念先后就贺工作事批告有关部门作出安排。
〔注〕毛泽东批示为：“贺诚同志来信。请中央处理，我意应予工作。”
△会见美国众议院民主党领袖黑尔·博格斯和夫人、共和党领袖杰拉尔德·福特和夫人及其随行人员，在谈到过去美国支持蒋介石以及派军舰占领台湾、导致中美关系中断二十二年的历史时说；杜勒斯时代的观点要变了，他好像认为什么都是铁板一块，这怎么可能？杜勒斯的思想指导了你们整个五十年代。在博格斯和福特表示过去美国对中国看法有错误，现在尼克松打破了过去的成见，根据新的情况决定问题后，说：这正是我们两国能够达成中美联合公报的原因。如果不是尼克松总统改变政策，还执行杜勒斯时代的政策，当然我们两国就不可能接近了。但是，并不是说，写在公报上的现在都实现了。我们并不要马上把台湾归还我们，因为你们承认了台湾海峡两边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又说：尼克松总统创立中美两国来往，促进两国关系正常化，这是你们两党都赞成的。不管你们哪一个党当权，我们都是一样的态度。我们不会改变的。此外，还同美国客人就东南亚等问题交换了看法。
6月28日、30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先后修改通过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期间征求过意见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和《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以及中共中央转发这两份材料的通知稿。七月二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正式下发这两份材料。
7月2日 会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对杨提出的目前在中国应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和交流的建议，表示赞同，说：杨先生说我们的理论太贫乏了，而且我们也不跟人家交流，恐怕这话有道理，你看到我们的毛病了。又说：理论不提高，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不能总结经验，再回到实践中去，再提高，二是对人家的经验不那么感兴趣，不能去多听多看。你有好的意见我们应该听取，我们应该能够学到一些东西，不要还是自高自大，听不进去你提的意见，或者表面上说好，接受，你走了以后就无所谓了。你热情指出我们一些缺点，我们要是听了当耳边风就很危险，我生怕我们老一代的科学工作者这样。
7月3日 对外交部、国家体委关于阿尔及利亚大学生足球队和缅甸羽毛球队去中国内地访问事的请示批：“可开放合肥。昆明作一次特许。”
△约《人民日报》杜鲁瑛等谈近期发表评论尼克松关于越南问题讲话的文章〔注〕。四日，在大连书面交待秘书钱嘉东：“报道尼克松讲话的那一稿子，不大够劲，说理也不足。请告新华社派它写国际报道的编者来大连。”“外交部美国组也要派一人来”，“如改得好，明晨可飞回”。
〔注〕六月二十九日，尼克松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关于越南问题的讲话。七月七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就尼克松讲话写的一篇评论性报道，标题是：《美国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谈越南问题》。
7月5日 在上海送走班达拉奈克夫人后，接见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同他们就国内外形势和当前主要任务谈话，说：当前世界局势复杂，我们总的战略是利用矛盾，分化孤立主要敌人。团结朋友，包括间接同盟军，各个击破。推迟战争爆发。关于对外交往问题，说：凡是我们不能做的，不要人家做；越是小党小国，越要注意，否则是大国沙文主义。又说，二十多年，我们的国际地位提高，是事实，但同时又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在谈到国内问题时说：出了林彪事件，出现这么一个结局，谁也没料到，谁也无法导演。林彪之死，真是天造地合。这是必然性的结果，偶然性的出现。关于当前的主要工作，有两件事：一是专案审查，这么多人，要清查一下，排个队。要给他们政治生活、学习，不要搞政治隔绝；二是“三支两军”，军代表、军宣队问题，要肯定基本成绩，但也有许多地方风气搞坏了，要改。
7月6日 从上海飞抵昆明。同范文同举行会谈，就有关越美巴黎会谈问题交换意见。次日，飞回北京。会见春水和李班等，春水通报了巴黎会谈的有关情况。周恩来通报了不久前与基辛格就越南问题会谈的内容，提出：越南战争是继续打下去，还是美国有所松动，谈判解决，今年七、八、九、十这四个月是关键时刻。
△日本佐藤内阁下台，田中角荣就任内阁总理大臣。田中发表声明说：“在动荡的世界形势下，应该加速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强有力地开展和平外交。”
7月8日 召集外交部及其它外事和宣传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田中讲话，商讨推进中日关系问题。讲话中批评说：新华社昨天送来的关于日本新内阁组成的稿子写得太简单，既不写新内阁是怎么产生的，也没摘他的外交政策方面的言论。我们对日本，过去只搞人民外交，不同官方往来。今后当然主要是搞人民外交，但同官方也要往来。形势变了，日本政府的政策也不能不变。情况变了，我们要积极工作，在报道上就要反映出这一精神。
△晚，到毛泽东处谈话。
△将毛泽东所批廖汉生子女来信〔注〕，派专人送给叶剑英、李德生、李先念、纪登奎以及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传阅。
〔注〕廖汉生子女在信中反映：其父在一九六七年被隔离审查后，毛主席曾几次提到要他出来工作，但至今未见动静。希望先让其父回京治病，等待组织结论。
7月9日 在欢迎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临时最高人民委员会主席伊斯梅尔及所率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讲话，其中提到：“田中内阁七日成立，在外交方面，声明要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
△同由伊斯梅尔率领的民主也门政府代表团举行会谈。十二日晚，再次会见伊斯梅尔一行并出席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签字仪式。
7月10日 会见法国外交部长莫里斯·舒曼，就东南亚局势、欧洲及裁军问题、双边关系等交换意见。在谈到中法关系时说：你们在西方大国中是首先承认我们的〔注1〕，法国人民是一个有古老的文化和革命传统的民族。我们经常唱的《马赛曲》〔注2〕和《国际歌》都出在你们那里，我们感到很亲切。这是法国人民值得自豪的。关于中日关系问题，说：日本在对华关系上出现了新气象，这是战后二十七年来日本政府第一次这样做。我们对田中政府这样做没有理由不欢迎。
〔注1〕指中法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注2〕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革命歌曲，初名《莱茵军战歌》，后改名《马赛曲》，一八七九年正式定为法国国歌。
△陪同毛泽东会见舒曼。
7月上旬 托随中国农业代表团访问日本的外交部日本处处长陈抗向正在东京的孙平化〔注〕转达：要抓住时机，争取向田中首相当面转达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和传话，“只要田中首相能到北京当面谈，一切问题都好商量”。
〔注〕孙平化，时任中日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原中国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
7月12日 会见越南春水的特别顾问黎德寿，向他介绍一九四五年陪同毛泽东在重庆和蒋介石谈判的历史情况。
7月13日 出席王季范〔注〕追悼会。
〔注〕王季范，生前系全国人大代表。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后，约有关负责人谈新疆问题。
7月14日 会见正在中国参观、探亲的美籍华人学者参观团和美籍华人学者访问团〔注1〕全体成员。谈话中，提出应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下，在广泛实践的基础上。加强国内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同时，再次称赞杨振宁不久前提出的关于应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交流的意见，并对参加陪见的周培源〔注2〕说：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注1〕这个团的团长是美国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应用物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微波物理学家任之恭教授，副团长是麻省理工学院流体力学、天文物理学家林家翘教授。
〔注2〕周培源，时任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7月15日 接见越南驻华大使吴船，接受吴船面交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孙德胜十四日就一九五四年关于越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签订十八周年发表的《号召书》，并表示支持这一《号召书》。
7月16日 同廖承志等会见日本社会党副委员长、众议员佐佐木更三，就促进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一些问题阐明看法。在谈到田中内阁时说：支持田中政府恢复日中邦交这一点，你们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都是表了态的，我认为你们的话是对的。又说：如果现任首相、外相或其它大臣来华谈恢复日中邦交问题，北京机场准备向他们开放。当佐佐木提出田中等打算来华“谢罪”时，说：现在我们应该向前看，而不应该向后看，要解决今后的问题。田中政府采取这样向前看的政策，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愿望。恢复中日邦交，是两国人民长期的愿望，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恢复中日邦交并不是要反对哪一个国家，不是为了反对美国或者苏联。当佐佐木谈到今后亚洲形势要以中国为中心时，纠正说：以中国为中心，我不同意。如果说中日两国加强友好来推动远东的和平，那还可以。但拿中国作“中心”，那恐怕不恰当，是错误的。亚洲、太平洋地区所有国家应该不分大小，一律平等。一句话，就是我们反对任何霸权，也不谋求霸权。请转告在野党和日本其它友好人士；如果我们中日两国复交了，过去二十多年的友好来往会更加密切，更多起来，而不会冷淡下去。许多日本朋友对促进中日邦交的恢复，促进中日友好来往是尽了力的，当然我们更应该尊重他们。中国人民结了新朋友，是不会丢掉老朋友的。
7月17日 与阿拉伯也门总理兼外长艾尼就两国关系和国际形势等问题举行会谈。在谈到战争与和平问题时，说；我们都是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国家。我们都知道争取、捍卫国家独立的可贵和建设国家的重要。也门多年处在战争环境，负担沉重，现在取得了和平，今后还要继续巩固和平。我们希望阿拉伯各国之间，不论发生什么争端，能够通过友好协商，求得和平解决，不使人民遭受战争之苦。二十一日，出席中国和阿拉伯也门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签字仪式，和艾尼总理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
7月18日 和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到毛泽东处汇报外事工作，主要有：中日谈判程序、中德（联邦德国）建交程序、越美巴黎谈判、对苏表态等。
7月19日 会见联邦德国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施罗德和夫人。在施罗德表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正常化的时机已成熟时，说：我们两国不是关系正常化的问题，而是建交问题。中美和中日之间可以用“关系正常化”这个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有它的特点，它从来没有同蒋介石发生关系，你们没有这方面的问题。这一点恐怕应归功于阿登纳〔注〕总理，他是有远见的。谈话中，还回顾了自己一九三○年到柯尼斯堡时的情景，并回答了随同施罗德前来的十几位记者提出的问题。当晚，同施罗德就两国建交问题再次举行会谈。
〔注〕阿登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总理，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三年在任。
7月20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讲话中提出：新华社要综合观察田中的政策动向，叫记者把日本内阁会议的材料全文发回来。要抓大问题，要编发有用的东西。应多派几个记者驻联合国，积极开展活动。不能只限于看报纸。安排驻外记者要抓重点。
7月21日 和外交部负责人听取新华社常驻波恩记者王殊的工作汇报，了解对欧洲局势、欧洲共同体巴黎会议和中国与联邦德国关系等问题的看法。嘱王殊回波恩后同施罗德及联邦德国其它政界人士接触，听听他们的意见。
△代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草拟复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中共新疆军区党委电：“电话会议，除传达毛主席、党中央‘七一六’批示和中央关于调整两个党委领导班子的决定外，不要作过多解释，免生枝节。”
7月23日 就本月二十日周培源关于改变国内基础科学长期落后状况的来信〔注〕写信给中国科学院和国务院科教组负责人：“把周培源同志来信和我的批件及你们批注的意见都退给你们好作根据，在科教组和科学院好好议一下，并要认真实施，不要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
〔注〕周培源信中提出关于国内基础科学落后的一些原因，其中包括在校的中、老教师“普遍的思想情况是不愿搞也怕搞基础理论研究”，“怕挨‘理论脱离实际’的批评”。
△就墨西哥来宾因车祸被撞伤事，批告有关部门：“速派人去现场调查原因和加强治疗，如能力不足，可加调上海医疗外科人员，并代政府向伤者慰问。”
7月24日 陪同毛泽东约见姬鹏飞、乔冠华、王殊。
△和邓颖超接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的四个子女。
7月26日 在先后召集姬鹏飞、乔冠华、廖承志等谈话后，偕他们前往毛泽东处汇报外事工作。
7月27日 同廖承志会见受田中首相委托来华的日本公明党中央执行委员长竹入义胜。与竹入举行第一次会谈，说：现在发生了一个具体问题。因为田中内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正统政府，我们对“正统”二字不太理解。我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国有这样一种解释：“合法”的反义词是“非法”。中国人民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蒋介石被推翻了，所以它是非法的。去年联合国也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把蒋介石集团赶出去了，也就是说，国际组织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合法的，蒋介石政府是非法的。当竹入表示他们也是作这样的解释时，又说：公明党在这个问题上没问题。我不知道田中政府中的法律专家说“正统”二字是否有别的意思。我为什么要问“正统”这个词的意思呢？因为汉语中有“正统”就有“偏安”，可能和日本的语言不同。在介绍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情况后说：这是一个名称问题。如果“正统”和“合法”。意思一样，我们也可以同意。竹入表示回去以后，一定建议田中，今后讲话时要用“合法政府”这个词。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同竹入义胜会谈情况。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中日联合声明要点（草案）》及三点；（一）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二）联合声明公布后，日本政府将从台湾撤出其使馆，并采取有效措施使蒋介石集团的使领馆从日本撤走；（三）对日本的团体和个人在台湾的投资和经营的企业。在台湾解放时，当予以适当照顾。次日，将《中日联合声明要点（草案）》送毛泽东审阅。
7月28日、29日 同郭沫若、廖承志等与竹入义胜继续举行会谈。针对日本《东京新闻》所传日外务省次官法眼宣称“日台条约已经解决了结束战争问题”的说法，指出：缔结日台条约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这个条约根本无视中国的存在，同一个逃到台湾的蒋政权缔结结束战争状态，是非法的、无效的，是应当废除的。在谈到《中日联合声明要点（草案）》时，表示：中方将坚持把结束战争状态和复交三原则两个问题写入联合声明的立场。会谈中，竹入如实记录下中方所提建交方案和周恩来的意见，表示将带回向田中首相、大平外相报告。
7月29日 接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夏希。夏希面交了布托总统二十四日致周恩来的信。
7月30日 将中央气象局《关于今年第三号台风预报的初步检查报告》〔注〕批给叶剑英、李先念等，建议“乘此由国务院业务组将气象局业务抓起来”，并“指定专人参加国务院业务组会议，整顿气象局全国布局”。“凡属空白地区、海岸都要分类补上，对北线西线寒流、东线南线暖流也要管。人不够，要从‘五七’干校调回，或者将转业或遣散走的调回。要打破军民界限，共同协力，军民两用。”强调：“预防各种气象变化，特别要防气流、大风突变转向。总结经验，并且要考虑到空气中有无新的因素、元素增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