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检查报告称，因三号台风预报失败，招致台风突袭，造成严重损失。
7月31日 和董必武、朱德，叶剑英等出席国防部为庆祝建军四十五周年举行的盛大招待会。陈云、王震、滕代远、陈再道等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老干部出席了招待会。
7月 听取上海芭蕾舞团在日本松山芭蕾舞团的协助下访日演出获得圆满成功的汇报，指出：首先对芭蕾舞进行改革，把中国的歌剧《白毛女》搬上芭蕾舞台的，不是中国，而是松山树子。应该要一张松山树子剧照，在《人民日报》上撰文介绍。
8月1日、2日 向回国述职的大使和外事部门的负责人作长篇报告，系统阐述对国际形势、内外政策、批林整风，政治与业务关系等问题的看法。在讲到国际形势和外事、宣传工作方针时，指出：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的鼻子下面也有嘛，外交部也有，驻外使领馆也有。如果在驻外使领馆现在还有人搞极左，就把他们调回来学习，不要妨碍我们的对外工作。又说：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有几年，他利用“二月逆流”要把老干部都打倒，把所有政治局的老同志都搞掉，都换上他的死党。他们打倒一切，破坏主席的威信和威望。林彪用极左的方法破坏主席的威信。把主席说过了头，什么“顶峰”呀，“一句顶一万句”呀，“第三个里程碑”呀，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假的，结果是要谋害主席。这样的人暴露出来是大好事。强调：极左思潮，就是夸夸其谈。不实事求是，就是形“左”实右、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极左思潮不批透，右倾又会起来。关于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提出：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运动和业务不能对立，如果真正懂得运动就要懂得政策，政策就是要落实在业务上。如果真正考察一个干部，说这个干部运动好，但业务不好，说明还没有落实。在讲到解放干部问题时，指出；各部门应该把老干部解放出来。有些地方解放老干部的工作做得不够好，你们应该好好想一想。讲话中，还回答了驻外大使在学习批林整风文件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提出：要历史地、辩证地、发展地看问题。我们认识林彪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对林彪要作一个分析，他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要以为说他坏，从头到尾都是坏的；林彪摔死了是偶然性，但他失败是必然性。这些意见，在外事部门及其它有关单位产生了重要影响。报告还对毛泽东一九七一年在南巡沿途向地方党、政、军领导人讲的党内历史上十次路线斗争作了具体阐释。
8月2日 和姬鹏飞、乔冠华约王殊商谈与联邦德国建交问题。
8月4日 对新华社关于如何处理海外敌对势力造谣、污蔑周恩来的材料问题作批：“也应登参考清样，供主席和政治局同志参阅，不应封锁。”
△因劳累过度病情有发展。自本日起至九日，到北京西部玉泉山边工作，边休息。
8月6日 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听取国防科委和“风暴一号”试验火箭参试单位负责人汇报试验准备情况。在谈到尖端工业和基础工业关系时，说：尖端工业要抓上去，以提高基础工业的发展水平，二者要并肩前进，互相促进，互相协作，互相竞赛，推动整个国家工业的进步。强调：要严格把住产品质量关，把工作做细，努力做到万无一失。又说：计算机怎么提高？北京用了没有？计算机是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美国和日本就是在争计算机。
8月7日 和廖承志会见日本社会党众议员黑田寿男等一行，就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等问题阐述看法。说：我们的外交，是通过上层的关系来接近人民群众。我们支持独立、和平、民主、中立、繁荣的新日本，反对日本由经济大国走上军事大国。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把日本人民带到新的战争灾难中去。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谁阻挠日本人民实现这个目标，谁就是敌人。
8月8日 同访问罗马尼亚等五国后回到北京的西哈努克进行会谈。
△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谈民航问题。
△就七机部引进英国军用型斯贝航空发动机问题批：“要极其认真地进行谈判和将来的考察。凡遇有问题，必须事前请示。再予答复。在英要通过使馆请示国内，千万不能大意。”
8月9日 和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听取四川省和成都军区负责人刘兴元、李大章等工作汇报。针对省委、军区党委内部意见不统一，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做了工作。
8月10日 根据周恩来提议，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注〕在北京召开。会议就加强科研工作、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等问题展开讨论，并取得一致意见。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讨论科技工作的会议。一九七三年一月，《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纪要（草案）》经国务院批准，向各省、市、自治区及国务院有关部门作了传达。
〔注〕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国务院各部委代表共二百四十九人。
8月11日 林枫〔注〕子女致信毛泽东、周恩来，反映被关押的父亲的病情，请求尽快将其父放出治疗。本日，毛阅后批：我意放他出来治病，办案人员似有一些逼供信。当晚，周恩来约有关人员谈专案问题。
〔注〕林枫，原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8月12日 就日本外相大平正芳正式转告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决定为谈判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访问中国一事，授权姬鹏飞外长宣布：周恩来总理欢迎并邀请田中首相访华，就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进行谈判。
△将一则反映广州接待华侨工作中的问题的简报批给杨德中。请他带给广东省党政负责人一阅，要他们“负责检查和教育这些服务工作人员的态度，规定一些合理的办法，让大家遵守”。
8月13日 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和夫人。
8月15日 被下放到江西的邓小平于本月三日致信毛泽东，在批判林彪的同时，提出愿做一点工作。十四日，毛泽东将此信批给周恩来，列举了邓小平在历史上的四条功绩〔注〕，并建议将此“印发中央各同志”。本日，周恩来批告汪东兴“立即照办”。当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批示内容。
〔注〕四条功绩即：邓在中央苏区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没有历史问题，有战功，建国后没有屈服于苏联压力。
8月1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谈四川问题。
8月18日 同廖承志会见日本自民党议员川崎秀二和日本青年访华团一行。次日，听取访日回国的孙平化的汇报。
8月20日 就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拟托辞婉拒美国代表团副代表菲利普斯提出见黄华〔注〕事的请示电批：“可见。多联系，有什么怕？”“只要我们坚持原则，在一个组织内可多来往。”
〔注〕黄华，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和郭沫若、廖承志会见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中岛健藏和夫人，以及其它日本朋友。
8月2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征询对“三支两军”问题的意见的通知》，附《关于“三支两军”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决定（草案）》规定，在已建立党委的地方和单位，撤消“三支两军”的机构和人员。
△将国家计委《关于进口一米七连续式轧板机问题的报告》批复李先念即照办。
△批示同意韩念龙、王冶秋关于出土文物赴日展出的请示，告“时间不说死，但必须考虑在中日邦交建成后再去”。
8月22日—25日 同来华作内部访问的金日成举行会谈，就国际统一战线、朝鲜、日本、美苏及联合国等问题交换意见。在谈到外交政策和策略对，说：外交上争取同上层来往，目标是为了人民。同上层来往，又寄希望于人民，两者有联系，又有区别。要防止两种错误倾向：一是要求人民运动服从自己的外交政策；二是搞包办代替，强加于人。上层活动必须有原则性，但不取消容许的灵活性。我党几十年上层统战工作经验证明：同资产阶级决裂时容易犯“左”的错误，即只斗争不联合；同资产阶级联合时容易犯右的错误，即只联合不斗争。二十二日晚，陪同毛泽东会见金日成。
8月23日 会见以田实涉为团长的日本三菱企业集团代表团。
8月25日 阅批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广东省偷渡外逃情况和采取措施的报告》。在“把反偷渡外逃作为当前向群众进行路线教育的一项内容”处批：“劝回来的，自动进出又复回的可以教育，千万不要斗争，不要压、追、管，暹、供、信，而要好好做工作，解决他们的困难。不要什么问题都提到路线斗争上来。”在“选择典型案例，公开宣判处理，以震慑敌人，教育群众”处批：“这是示之以威，还要动之以理。而且这后者是主要的。前者不到不得已时不要滥用。”在《报告》提出准备近期召开一次专门会议，总结交流经验，研究有关政策处批：“这个文件搞好后请送中央一阅。”
8月26日 会见西哈努克和宾努。
△和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等约林彪之女林立衡及其未婚夫张清林谈话，告他们分别参加空军报社、总后卫生部学习，党的关系和工作分配均归总政管理。
8月27日 接见由朱邦渝团长率领的“保钓”观光团第二团全体成员。当谈及一九七一年“乒乓外交”时，说：有时候一件简单的事情可以起战略变化，这就必须掌握时机，掌握形势。事件的必然性往往在偶然性中出现，战略的变化常常从细小的事情中体现出来。
△阅批外交部、国家体委《对第一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几项重要活动的补充请示》，建议在开幕式及接见活动中请董必武、朱德参加。
8月28日 和邓颖超会见加拿大麦基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林达光夫妇。
8月30日 接见以稻山嘉宽为团长的日本经济界访华团，提出。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后，政府、民间贸易并行不悖。
8月31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讨贵州问题。
8月 得知江青要在广州继续接待美国学者罗克珊·维特克〔注〕后，派人告她：只谈一次，最多两次；只谈文艺，不谈其它。为此，江青极为不满。
〔注〕维特克，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维来华后，江青多次与其谈话，提供大量党内，军内情况，并示意要维特克出版其传记。事前，周恩来曾明确告诉江青：如果不愿见（维），也可不见。并指示有关部门缩短维在华时间。
△多次批评姚文元分管的新华社的工作，并派人去了解情况。当得知社内群众要求加强领导班子的反映后，提议将朱穆之〔注〕从“五七”干校调回，并经毛泽东同意，安排朱参加新华社领导班子。
〔注〕朱穆之，原新华社副社长。
△批准向在北京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和无党派爱国人士传达林彪反党集团问题。同年十月，全国政协建立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学习领导小组，开始恢复活动。
△指示邀请台湾同胞参加人民大会堂台湾厅的筹备工作，并将一个比原台湾厅宽大的厅改作台湾厅。当一些台湾同胞对厅内的陈设布置提出意见后，要求组织一个班子加以修改、调整。
9月1日 何香凝在京病逝。何垂危时，周恩来曾前往医院探望。当何提出她去世后，希望将遗体运到南京与廖仲恺合葬的要求时，当即表示：我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同意你的要求。二日，到医院向何香凝遗体告别。五日，出席追悼会。随即，安排邓颖超、廖承志及民革中央负责人等护送灵柩到南京，将遗体下葬中山陵侧廖仲恺墓内。
△同意中央外事摄影小组关于试制摄影灯光的报告，以减少红、紫外线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9月初 阅改外交部起草的《关于接待日本田中首相访华的内部宣传提纲》。在《提纲》中加写，“中日邦交恢复后，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基础上。将进一步发展中日经济交流。我们同日本几大财团的贸易会有所增加，我们同日本中小友好商社的来往也将继续保持。所有这一切，都是符合中日两国人民利益的。”五日，为中共中央草拟转发《提纲》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好好学习”《提纲》，“作切实的宣传和解释，特别是北京、上海、天津等十八个城市和郊区，要在九月二十日前做到家喻户晓”。
9月3日 同李德生等约国家体委负责人谈第一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注〕问题。
〔注〕这次锦标赛于九月二日至十三日在北京举行。
9月5日 同郭沫若等会见巴基斯坦总统科学顾问萨拉姆博士，再次提出加强理论研究的重要性。说：中国科学院有些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文化大革命中分散了，现在应该把他们集中起来，搞点研究。又说，现在需要提高理论。本来理论是指导实践的，有了经验没有理论还不行，在理论方面我们做得很差。不仅在原子能方面，就是一般科学也是如此。一句话，许多经验，没有理论，忽视理论，这是我最不满意的。
△根据周恩来关于查清官厅水库水源污染情况的指示，官厅水库水源保护领导小组在作了详细、大量实地调查后，写出《关于桑干河水系污染情况的调查报告》。今日，国务院批转了这个报告，并作出批示，要求各有关部门和地区必须严肃对待此事，积极行动起来。根治桑干河的污染，一抓到底，不要半途而废。
9月8日 在邀集国家计委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对治理“三废”（工业废水、废气、废渣）问题作指示：资本主义国家解决不了工业污染的公害，是因为他们的私有制，生产无政府主义和追逐最大利润。我们一定能够解决工业污染，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在搞经济建设的同时，就应该抓紧解决这个问题，绝对不做贻害子孙后代的事。
9月11日 复二机部四○一所张文裕、朱光亚等十八名科学工作者反映国内高能物理研究工作落后、要求改变现状的来信，说：看了来信“很高兴，正是月初我们同见巴基斯坦那位科学家时所要说的话”。“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
△对广州军区司令部、后勤部关于紧急预防呼吸道传染病的电报批：“秋分前后，易生流感，今年旱涝交替，更增多可能。广东既已发现，如不预防，有蔓延可能。请剑英转告全军注意；请先念同志告卫生部通知全国，采取预防的有效措施，特别要保证国庆前后，不要发生此传染蔓延现象。北京、上海要更加注意，广州交易会期中要特加防范。”
9月12日 同廖承志会见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负责人古井喜实、田川诚一和松元俊一等。会谈中，引“饮水不忘掘井人”语，对长期尽力于日中间半官方贸易和政治疏通工作的日本朋友表示感谢。当场要求打电话给在日本的老朋友冈崎嘉平太〔注〕，请冈崎来北京迎接中日邦交恢复日。
〔注〕冈崎嘉平太应邀于九月二十日抵京。
9月13日 和朱德、叶剑英、李先念、王震、粟裕、姬鹏飞、余秋里等视察七机部装配运载火箭工厂，号召参加研制火箭的干部和科研人员：大家要团结起来，反对派性，把精力全部集中到科研生产上。争取试验成功，争取这两枚运载火箭比上次打得更好，为党为国争光！
9月14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后，约有关人员谈云南、贵州问题。
9月14日—17日 约外交部负责人及有关人员谈日本问题。
9月17日 同董必武会见赞比亚副总统乔纳及所率赞友好代表团。会谈中乔纳问及对越南战争前途的看法时，答：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尼克松为了大选把战争停下来，另一种可能是继续打下去。针对美国所谓“光荣撤走”的说法，说：全部撤走，才是最光荣的事。戴高乐撤出阿尔及利亚并没有丢面子。尼克松说，如果美军从南越撤走，与美国订有条约的国家会产生连锁反应。但是，这些条约原来是为了包围中国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而这个包围已不存在了。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都不是铁板一块。整个世界都在动荡，旧秩序维持不了了。十九日，与乔纳再次举行会谈。
9月18日 接见多哥外长翁莱代及所率多哥友好代表团。十九日，中国与多哥建交。
9月18日、19日 会见日本众议员、自由民主党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会长小坂善太郎及所率日本自民党访华团。对小坂一行说：你们是第一次来中国访问的自民党代表团，是正式代表团，是在田中角荣阁下担任了新的总裁后委派的代表团，实际上是为田中首相访华做准备工作的，所以特别值得欢迎。又说：中日之间来往几乎一直没有中断过，这是两国关系的一个特点。日本政府的做法有时开明，有时不开明。真正迈出第一步的还是田中首相，所以说揭开了日中关系新的篇章。田中首相下决心到中国来访问，谈判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一定会建立起中日睦邻友好关系，我们相信，成果会是丰硕的。十九日，获悉日本自民党副总裁、日政府特使椎名悦三郎在台湾宣称日将“同中华民国的历来关系包括外交关系在内照过去原样保持下去”的消息后，于当晚会见小坂等人，重申中方对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绝无改变余地”。同日，电告东京萧向前，要他就椎名谈话事约见日外相大平正芳，要求对方澄清此事。二十一日，中日双方就田中访华问题达成协议，并发表公告。
9月19日 会见伊朗法拉赫·巴列维王后、王后母亲法里德·迪巴夫人、伊朗首相阿米尔·阿巴斯·胡韦达。本日和二十二日，同巴列维王后、胡韦达首相举行会谈。
9月20日 单独会见古井喜实，就古井受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之托带来的日方准备的联合声明草案发表意见。
△中日双方同时发表关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华的公告。
△致信毛泽东，告知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同意毛的提议，将王洪文由上海调来北京“参加中央工作”。
9月21日 根据毛泽东指示，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约海军负责人谈话。会议指出：海军的批林整风运动，重点不放在九大后特别是庐山会议和“九一三”后，而放在谈历史问题上，容易走偏方向，纠缠历史，不利大团结。
9月23日 同郭沫若等会见并宴请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负责人冈崎嘉平太等日本朋友。席间对客人们说：我国有一句老话，叫作“饮水不忘掘井人”。中国和日本不久就要恢复邦交了。邦交之所以能够恢复，这是由于松村先生、高奇先生、石桥先生和村田先生等人不畏困难，做出巨大努力的结果。你们也做出了努力啊！
9月25日 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应邀访华，上午抵达北京。陪同前来的有大平正芳外务大臣、二阶堂进内阁官房长官及其它政府官员。周恩来、叶剑英等到机场迎接田中一行。下午，周恩来和田中举行第一次限制性会谈。
△晚，为田中举行欢迎宴会。在会上发表祝酒词说：“田中首相来我国访问，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在我们两国的历史上，有着两千年的友好来往和文化交流，两国人民结成了深厚友谊，值得我们珍视。但是，自从一八九四年以来的半十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受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又说：“田中首相就任以后，毅然提出新的对华政策，声明要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表示能够充分理解中国方面提出的复交三原则，并且为此采取了实际步骤。中国政府本着一贯的立场，作出了积极的响应。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促进中日友好，恢复中日邦交，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现在是我们完成这一历史性任务的时候了。”宴会上，田中也致了词。
△到毛泽东处汇报。
9月26日 同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举行第二次限制性会谈。会谈中周恩来对昨日宴会上田中致词里所用“麻烦”一语提出异议〔注1〕，指出：田中首相对过去的不幸的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要深深地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的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感，中国被侵略遭受巨大损害，决不可以说是“添麻烦”。关于谈判解决恢复中日邦交问题，说，我们非常欣赏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所说的这样一句话，恢复日中邦交应从政治上解决，而不要从法律条文上去解决。从政治上解决，比较容易解决问题，而且可以照顾双方，如果其从条文上去解释，有时很难说通，甚至发生对立。针对日本外务省条约局长高岛提出中日联合声明中不必再提战争赔偿问题，因日台条约已宣布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的说法，郑重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注2〕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的损失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注3〕。
〔注1〕田中在致词中谈到日本历史上侵华战争问题时表示：“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发表示深刻的反省之意。”
〔注2〕旧金山和约即《旧金山对日和约》，一九五一年九月在美国旧金山签订，一九五二年四月正式生效，这是战后在美国操纵下部分国家与日本签订的片面和约。
〔注3〕关于放弃对日战争赔偿问题，周恩来在一次国务院会议上说明：这也是鉴于历史教训和从中日关系的大局考虑的；此事不是他个人意见，是毛主席和中央作的决定。
△到毛泽东处开会。
9月27日 就广泛的国际问题同田中首相举行第三次限制性会谈。
△陪同毛泽东会见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和二阶堂进。当毛泽东问起“麻烦”的问题怎么解决时，田中表示，我们准备按中国的习惯来改。
9月28日 和田中举行第四次限制性会谈，说：明天发表建交的联合声明以后，大平外相根据田中首相的指示，准备对记者发表一个讲话，声明日本政府将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对此我们表示欢迎。这证明你们这次来是守信义的，这是我们两国和平友好的良好开端。又说，我们重建邦交，首先要讲信义，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跟外国交往，一向是守信义的。我们总是说，我们说话是算数的。中国有句古话说：“言必信，行必果。”你们这次来表现了这个精神。并当场将“言必信，行必果”写出交给田中。田中也将日本旧宪法上的一句话“信为万事之本”写成汉字交与周恩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中日联合声明草案。
△出席田中首相举行的答谢宴会。席间发表祝酒词说：我们即将结束两国间迄今存在的不正常状态。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中日两国人民这一长期愿望的实现，将打开两国关系中的新篇章，并将对和缓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做出积极的贡献。又说，中日两国是社会制度根本不同的国家。但是，我们双方富有成果的会谈证明，只要双方都具有信心，两国间的问题是可以通过平等协商得到解决的。我相信，只要我们双方信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定能不断得到发展。我们两国伟大的人民定能世世代代地友好下去。
9月29日 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注〕签字仪式。和姬鹏飞外长代表中国政府在声明文本上签字。田中首相、大平外相代表日本政府也在声明文本上签字。
〔注〕《联合声明》说：“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申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决定自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九月二十五日，日本外交大臣大平正芳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指出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蒋条约已宣告结束。
△陪同田中首相等乘专机飞上海参观访问。次日。送别田中一行后，飞回北京。
△国务院批转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老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住房情况的调查报告》，要求各单位认真检查这三种人的住房情况，并规定：住房被挤占的，原则上应予退还。
9月30日 约有关人员谈“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稿。此前，社论起草人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先后两次在社论稿中写入“批判极左思潮”的内容，但均被姚文元删去。经周恩来审定，于次日发表的社论提出：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继续全面地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为革命学习业务、文化和技术”。
9月 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外交部、对外贸易部、电信总局《关于建立中国—日本海底电缆通信的请示》。
△根据国内能源紧张状况，和余秋里、康世恩商议，决定开发大庆喇嘛甸新油田。
△接见即将出访日本的中日友好代表团全体成员时，对团员荣毅仁说：关于定息问题，对外可答，今后是否继续发给，待中央进一步考虑决定。
△在周恩来关怀下，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先后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和农业展览馆举办，展品一万余件。此次展览会后来被江青等人攻击为“文艺黑线回潮的急先锋”。
△接张化东〔注〕妻子曹宏恩来信。信中要求寻张下落并了解张问题的性质。即批告对外贸易部有关负责人准予曹探监。之后，指示将张化东释放就医。
〔注〕张化东，原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
10月2日 同朱德、邓颖超、康克清会见美国钢琴家哈登夫妇。当哈登对中日关系正常化表示祝贺时，说，这其中也有尼克松总统的一份功劳，因为尼克松先来了，田中才跟着来。又说：时代总是走向进步的，人民都是要进步的，前途总是光明的，道路总是曲折的。谈话中，还向美国客人介绍了中国国内音乐发展情况。
10月5日 接见即将赴美访问的中国科学代表团和医学代表团全体成员，提出：科学院的研究工作以基础理论为主，也要结合生产；生产部门的研究工作以结合生产实际为主，也要搞点基础理论。强调：对于外国的先进技术、好的东西，我们要学习，要吸收，但是必须有分析地批判地学，做到洋为中用。谈话中得知在云南落雪山的宇宙射线实验站观察到一种高能粒子反应的情况〔注〕后，建议有关研究部门先就此征询在京的美籍科学家李政道的意见，然后将此研究成果在国内发表。
〔注〕该研究成果后刊于国内《物理》杂志，并印出单行本在国外分发、交流。
10月6日 《光明日报》发表周培源根据周恩来多次指示精神所写《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文章提出：工和理、应用和理论都必须受到重视，不可偏废，综合大学理科要对基本理论的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文章发表后，张春桥、姚文元提出：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的后台多大多硬。就是要批！随即，指使人撰写批驳文章，对周文进行围攻。
△会见台湾同胞、旅日旅美华侨、美籍华裔陈昆旺、梅子强等四十余人。在谈到不向日本索要战争赔款问题时，说：赔款不能要。我们自己吃过赔款的亏的。甲午战争，中国赔款二亿两白银；庚子事件，中国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直到抗日战争，还没有赔完。鉴于这个教训，毛主席说，赔款要不得。要了赔款会加重日本人民的负担。虽然半个世纪来日本欺负我们，现在平等了，我们和日本人民友好，才能使他们起变化。
10月9日 就一架援外军用飞机发生空中爆炸事批告叶剑英、李德生等，要求国防部和空军向受援国表示沉痛反省，并负责运回检查；此外，对其它援助军火也要立即暂停使用和严格检查。
10月12日 和姬鹏飞会见联邦德国外长谢尔及其随行人员、记者，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处于对立状态，但并未交战。一九五五年，毛泽东主席宣布结束对德战争状态。你们同台湾没有外交关系，我们同你们早就有贸易往来，交换了记者。这次谢尔外长来，正式建交，揭开了两国关系中新的一页〔注〕。
〔注〕十月十一日，中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两国外长签署建交公报。
10月12日—11月10日 经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等部门在京召开加强经济核算、扭转企业亏损会议〔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会议重新肯定“政治要挂到业务上，挂到生产上，政治工作要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去做”的原则。
〔注〕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解决当时发现的“三个一百亿”的问题，即同历史上的较好水平比，工业利税少收了一百亿元，工业流动资金多占用了一百亿元，基本建设尾巴拖长了一百亿元。
10月14日 会见李政道和夫人，就国内教育和科研方面存在的问题谈话。关于教育问题，说：学校学生应“以学习为主”。“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当然这总是少数，大多数人要参加劳动，不一定升学。”“我们总要有一批大学培养的研究人才出来”，在大学教育方面“要迎头赶上”。“如果设想一二十年赶上他们（指发达国家），现在就要搞起”。要求在座的国内科学家〔注〕注重研究人才的培养、提高。并告诉李政道：我们准备派遣一批研究生去美国学习、深造。在谈到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时，说：在生产上比日本差三十年，我们现在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白纸一张。又说。我们在实验上可以在几年内迎头赶上，但成批生产还不行，这跟整个工业水平、技术水平有关。我们整个工业水平和技术水平还不行。还表示：无论生产实践还是理论研究，都有待提高；要把研究工作活跃起来，把科技资料交流工作恢复起来。
〔注〕陪同周恩来接见李政道夫妇的国内科学家有吴有训、周培源、钱学森、朱光亚、华罗庚等。
△根据周恩来八月初以来多次强调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指示精神，《人民日报》用一个整版发表一组批极左路线和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注〕。为此，江青等极为不满。姚文元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抬头”。“不能说什么都是无政府主义，不要批到群众头上，不要混淆两类矛盾”。江青说，这版文章“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江青等还一再追查文章的“背景”，组织批判会和批驳文章。
〔注〕即署名“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学习笔记》等三篇文章。
10月15日 阅批外交部、对外经济联络部关于向东欧一些国家进行科技合作项目的请示报告，批评此报告：“为何不派人去伦敦、巴黎、波恩、渥太华、东京去研究西欧、美、加、日本的机械工业情况，反而求其次？”
10月18日 约见公安部负责人，谈使用老公安干部等问题。当了解到西北某地对原来的老公安干部基本上没有使用时，批评说：为什么不用？原来的公安干部至少要恢复一半以上。在详细询问其它省份对老干部的使用情况后，强调，还是要用老干部。老干部虽然有缺点、错误。总结经验以后，还是要用。光青年人是不行的。针对公安部机关“文化大革命”初期大批下放干部一事，指出：干部下放是你们带的头，统统下放，等于靠边站。底下跟着你们学，“上梁不正下梁歪”。这是政治性错误。你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怕出事，把耳目、有经验的干部都不要了，这还不是政治性错误？这是肯定的。我还不给你们加“方向、路线错误”的帽子。难怪公安会议〔注〕开了，我说了话，底下也不执行。你们给底下一个机会，搞极左思潮，否定一切，统统搞掉。
〔注〕公安会议，指一九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七一年二月召开的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
10月19日 会见阿富汗中国友好协会主席苏尔坦亲王及所率阿中友协代表团。在谈到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所起作用时，说：第三世界的声音，在联合国也好，在其它地方也好，在一天天地起作用。中小国家、亚非拉国家，这个声音听得出来。我们在联合国权利的恢复，把蒋介石赶走，要谢谢你们。你们的一票不是简单的，代表了人类的大多数。
10月20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意见约来京参加解决胡南问题座谈会的广州军区和湖南党政负责凡谈话，就解决湖南问题“打招呼”。二十二日，出席胡南问题座谈会，在谈到“三支两军”问题时，说“三支两军”的成绩是主要的，但林彪的一套做法助长了军队干部的骄气，党、政、军有好些好作风被破坏了。要认真进行教育，纠正不正之风。在会上还批评了军队党委凌驾于地方党委的错误做法。当晚，继续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参加湖南问题座谈会成员回去后继续做工作，以推动湖南全省批林整风进一步深入。
△会见日本自民党众议员、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会长藤山爱一郎及其随行人员。在谈到日美安全条约问题时，说：中日联合声明中没有接触这个问题，并不表明中国对这个条约没有意见。但是我们认为，中日建交把台湾问题解决了，我们可以不接触这个问题，说明中日建交不针对第三国。又说：田中首相最近讲到日美友好关系仍是日本外交的基轴，我们不反对他们这样说。现在不需要提马上修改日美安全条约。
10月23日 出席中日友好协会为欢迎在京的日本友好团体访华团、参观团和其它日本友好人士举行的招待会。共庆中日邦交正常化。席间，同李先念、廖承志会见出席招待会的甘方主要人员藤山爱一郎、宫崎世民，宫川寅雄、冈崎嘉平太等。
10月25日—30日 多次约外交部及有关部门负责人谈印度支那和越南问题。
10月26日 接见越南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阮进和越南南方共和驻华大使阮文广。阮进递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关于目前越南问题谈判情况的声明》，周恩来表示支持越南政府声明的立场。
10月27日 批示同意有关都门关于上海市政协委员魏支翰等人申请去美国探亲的报告，并告：“魏先生夫妇及其子魏有忠，可以来去自由，不加限制。如愿回来参观，仍可携其它子女回国，参观后再去。如愿久住海外，亦听其便。并代我问候。”
10月29日 审阅公安部关于广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安全工作的报告。在批示中，建议恢复教养制度。
10月30日、31日 与前来祝贺西哈努克寿辰的金日成举行会谈，向他通报了中日谈判、与联邦德国建交、越美会谈等情况。三十一日，陪同毛泽东会见金日成。
10月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多次过问贺绿汀问题，催促尽快结案。翌年一月，贺被解除监禁。
11月2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河南问题。
11月4日 就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挖花事件”〔注〕批告北京市和公安部负责人：要“月晕知风，础润知雨”，对还有可能发生的问题，应“速采取措施”。次日，召集各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强调要进行保护公物的教育，要树立爱护公物的公德，养成爱护公物的习惯。
〔注〕十一月初，北京天安门广场南侧发生群众哄抢挖花事件，参与者达千余人，将十八个花坪中的两万多株花抢挖一空。
11月8日、9日 召集有关人员开会，研究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问题。在听取各方面对工程的论证意见后，决定大坝主体工程暂停施工，要求进一步修改设计。同时宣布：改组工程领导机构，成立由林一山主持的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工程设计改由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负责。之后，参加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了解工程计划起草情况。并嘱咐林一山：要集中精力把葛洲坝工程搞好；对这项工程，要抱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态度。
11月9日 同李德生、廖承志会见日本前陆军中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正统）会长藤田茂及其一行。在谈话中说：当前日本面临着一个新问题。就是又要有自卫力量，又不要走上军国主义的老路。在日本，政治家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军人也好，如果不研究东条英机侵略失败的历史，而且还要美化他，将来还要重蹈覆辙。
11月11日 中南海门诊部卞志强、张佐良写报告给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详细汇报自五月份以来周恩来心脏病发展情况，并列出血压、脉搏、心电图和便血等检查数据。报告说；经过组织专家会诊，一致认为“恩来同志的心脏病发展是比较重的”，“要及时严重注意”。报告建议周恩来“宜特别注意休息，增加睡眠，采取减轻工作和其它一些可行的办法”。叶剑英等阅后均同意报告所提意见，强调对周恩来的健康应加以保护。十二日，毛泽东阅报告后批：“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11月12日 批准恢复孙中山诞辰纪念活动，由全国政协、民革中央和中央统战部出面举办纪念仪式。
△遵医嘱休息。中午，到北海公园散步，登上白塔俯瞰市容。在了解北京市消烟除尘情况后，指示北京市有关部门把首都的环境保护工作做好。
11月15日—19日 与十五日访华的尼泊尔首相比斯塔就双边问题举行会谈。十七日，陪同毛泽东会见比斯塔。十八日，中国尼泊尔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在北京签字。
11月16日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海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注〕的总结报告。
〔注〕本年七月至翌年二月，为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精神，海军党委召开四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其间周恩来提出，会议不要开得时间太长，适时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