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在北京举办的英国工业技术展览会。
△约吴阶平等医生开会，谈四月初做治疗手术事。
4月1日 召集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开会。之后，主持国务院业务组会议。
4月2日—9日 住玉泉山做治疗手术。其间，曾约有关部门负责人谈北京地下铁道工程问题，并接见索马里、日本、扎伊尔等国驻华大使。
4月9日 在玉泉山会见邓小平、卓琳，并进行长谈。当晚，返回中南海。
△约外交部负责人商谈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工作等问题。
4月10日 批复国家体委报告，同意《体育报》于即日复刊，并对该报宣传任务内容进行修改，提议应推动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开展。
4月12日 举行盛大宴会，欢迎视察柬埔寨解放区后到达北京的西哈努克和夫人。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分出席宴会。这是邓自“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之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同中外人士见面。
△批告外交部：复制三部中国乒乓球队访美影片拷贝，一部送基辛格转白宫，一部给中国驻美联络处作接待用，一部给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作招待用。如美国电视公司要求购买此片在电视上放映，可以出售或赠送。
△针对青少年青春期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在同黄家驷〔注〕、吴阶平谈话中提出：让青少年懂得青春期生理卫生知识很重要，应编写出附有插图的小册子，供中学生阅读。
〔注〕黄家驷，医学家、医学教育家，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医学科学院名誉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4月14日 再次接见以廖承志为团长的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全体成员，提出“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的出访方针。并建议，应将日本田中首相赠送给中国人民的礼物——樱花树的樱叶采摘几片，当面交给田中首相，向他介绍樱花树在中国长势情况；同时，赠送一幅描绘北京天坛公园樱花盛开情景的“中日友谊花盛开”的创作画。次日代表团离京时，委托邓小平前往送行。
△同电影演员张瑞芳谈及故事影片《李双双》时，提出要历史地看这部片子，其总的倾向是好的，主人公李双双做了许多为公的好事。
4月14日、24日 约罗青长谈台湾问题。
4月15日 同邓颖超一起见表妹王去病。
4月16日 批示同意外交部、国家计委和对外经济联络部《关于出席联合国工业发展理事会及其常设委员会活动方案》的请示报告，并修改中国代表在该会所作一般性辩论发言稿，强调：在工业发展中，我们注意“发展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实行土洋结合的两条腿走路”方针。自力更生，决不是关起门来。排斥真诚有效的国际援助，各国应在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原则下开展经济交流，取长补短。这对于自力更生地发展本国工业，也是有利的。
△就一则反映北京建国门外友谊商店开业情况的简报，批告北京市、商业部、外贸部和交通部有关负责人：“要经常注意和研究这些反映，沟通货源，控制一些售额。调整不合理的价格，端正服务态度，防止松懈。”
4月19日—24日 墨西哥总统刘易斯·埃切维里亚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周恩来同埃切维里亚举行多次会谈。在谈到世界划分问题时说：阁下将世界分成穷国和富国，我看还是用这个界限来划分好。现在社会主义国家不完全都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也很复杂。阁下把中国划为第三世界，我们很高兴。你们把我们看成知己。关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经济的问题，重申：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平等外援为辅；外国的先进技术凡能够学到的一定去学，学会以后再加上本国人民的劳动智慧，超过别人。两国领导人还就国际形势、拉美禁核条约等问题交换意见。二十日，陪同毛泽东会见埃切维里亚。二十二日，出席中国和墨西哥两国政府贸易协定签字仪式。当晚，和邓颖超陪同客人前往山西省昔阳县大寨访问。次日，送别埃切维里亚后返回北京。
4月23日 在大寨与谢振华，陈永贵等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谈话。
4月2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注〕，研究统筹解决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的问题。
〔注〕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福建省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来信反映其子下乡后生活困难一事批复。“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4月27日 同中共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听取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关于安置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情况的汇报。全国自一九六八年以来，共计有七百多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预计至一九八○年将达到一千万人。为此，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王洪文、华国锋和吴德负责，以农林部和国务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安置办公室为调研机构，参照北京等十三个省、市、自治区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在近期内提出一个统筹解决的方案，其中包括指导思想、下放政策、准备工作、安置地区、干部带队、保健条件、三年补助、保护女青年、提供精神食粮、归侨青年安置等方面内容。该方案经中央政治局商议、毛泽东批准后，列入国家计划，提交五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
4月28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办的工、农、兵出身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学习班问题。会后，和政治局成员一起接见来京参加学习班的代表。
△会见尼日利亚外交部长阿里克波博士。在谈到民族问题时说：你们国家统一了，各民族可以平等相处了。你们豪萨族人口最多，我们是汉族占绝大多数。毛主席经常提醒我们，大小民族一律平等，不能搞大汉族主义，不能大民族压迫小民族。
4月29日 晨，做治疗后始入睡。
△约有关方面负责人谈广州春季商品交易会事。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五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有关事项及各省工作安排问题。
4月 批准中央统战部业务组关于组织在京爱国民主人士外出参观的请示报告。之后，又详细询问有关负责人对爱国民主人士外出参观的安排情况。并作具体指示。提出：爱国民主人士都年纪大了，各方面应有所照顾。例如，时间不能搞得太紧；也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自己拿行李，有些老人可以带秘书或由家属照顾；应安排单间或单独套间住房，并组织服务人员给予饮食、外出，休息、医疗等方面的照料。还当面交代外交部负责人，要给爱国民主人士作一次国际形势的报告。
△在一次外事工作座谈会上，嘱即将赴美国任职的黄镇。行前去看望一下宋任穷，说：你们过去是在一起工作的嘛！
△和叶剑英嘱咐有关方面；对因患直肠癌住院的彭德怀，应尽全力治疗。
△审看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女尸解剖新闻图片说明，指示：有关名词要改为通俗的话语，让读者能看懂。
5月5日 会见以菲律宾商会主席克拉维西利亚为团长的菲访华贸易代表团，提出：日前你们与台湾有外交关系，所以同我们建交还有困难。但我们可以等待，我们不着急。在没建交以前，可以先从贸易、文化人手，贸易可以发展，文化交流也可进行一些，比如乒乓球、羽毛球比赛等。又说，中菲两国贸易的发展，现在还是初步阶段，还是采取互相往来的办法好，这次你们来，下次我们去，双方定期会晤，研究两国贸易问题。
5月6日 就卫生出版社出版《蒲辅周医案》一书批告有关部门负责人；“先印大字清样二十份，送三○五医院高辉远〔注〕大夫收，以便他和蒲老及有关中医大夫进行加工，然后再送中医研究院印行，先作内部研究文献。”
〔注〕高辉远，曾在蒲辅周指导下的中医大夫，常为周恩来出诊看病。
5月7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李德生有关福建问题的汇报。
5月9日 接见回国大使和外事部门负责人时。就国际、国内形势问题讲话：要进行各方面的调查研究，以便对世界的总局势有一个比较准确的、高质量的估计，并能预见将要出现的问题。又说：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农村基本上是稳定的，当然，我国的农业还没有过关，但粮食基本够吃了。今后，对农民的政策还要讲多种经营。光有粮食，没有多种经营，农民就没有多步收入，包括大寨也是如此。现工业建设中最大的问题是，矿山还没有跟上，然后就是动力和交通。林彪集团对国家经济方面的最大破坏表现在国防工业上，现在我们正在抓这件事情。在谈到外援问题时说：国家现在力量有限，我们是力不从心。中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因此，今后只能是有重点地适当地进行对外援助。
5月12日 会见挪威外交大臣达格芬·沃尔维克和夫人。会见前，先接见了挪威记者，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
5月13日 会见并宴请阿根廷前总统胡安·庇隆的夫人和阿正义党副主席伊萨贝尔·马丁内斯·德庇隆、阿全国正义运动最高委员会总书记何塞·洛佩斯·雷加等客人。在谈到改革问题时，指出：第三世界，包括非洲、拉丁美洲都是如此，正逐步走向进步。要求改革，这是人民的共同愿望。但是，如果新政权不采取恰当的政策，反而会使进步的改革遭到失败，使反动派找到借口；当然，挫折也不能完全避免，问题是如何慎重地防备反动势力的破坏。
△接见美籍中国语言学家赵元任和夫人杨步伟。对赵带来的《通字草案》表示关注，要求印制数十份，供国内实行汉字改革和拼音化方案时参考。在谈及旅美学生、留学生回国工作问题时说；我说过，年轻的也好，老的也好，要创造一个回来工作的环境，还需要一县时间。对此，我们还要准备一下，不然，大家回来，条件不具备，反而是用非所学，环境也不一定适合。与其如此，宁可在外面再多学习两年，在知识方面能有更多的发展，反而有好处。接见后，留下参加接见的邹秉文一家谈话，说：我是了解你的，你是“江南三杰”〔注〕之一嘛，你为共产党培养了两个好儿子。我们感谢你！并当场嘱秘书解决邹提出的要求订阅大字版《参考消息》的问题。
〔注〕“江南三杰”，指建国前南京东南大学的三位著名学者，即：工科主任茅以升、文科主任杨杏佛和农科主任邹秉文。
5月14日 将当天《参考消息》刊载的有关世界气象变化的两篇报道批给李先念、余秋里等，要他们阅后让气象局“好好研究一下这个问题”，指出：“今年我们可能还会遇到南涝北旱的局面，请告农林部多多提醒各地坚持实行防涝抗旱的措施，不要丝毫松懈。”
△对外交部等五单位关于援外所建一家陶瓷厂遗留问题处理的请示报告批示：“请方毅同志对十多年来各项援外项目统应分国分批进行全面检查，凡存有问题的，不论大小，均应按援外八项原则〔注〕给予补救，或赔偿损失。”
〔注〕即一九六四年一月周恩来访阿加纳时提出的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
△去三○一医院看望刘伯承、苏振华、张茜等。
5月15日 就外贸部所报对外出口原油在大连港进行装船演习一事批告苏静、余秋里、杨杰、康世恩、李强等：“要严格遵守这一装油演习的制度，不要一曝十寒，日久玩生，并望以此勉励化工进出口总公司！”
5月16日 会见巴拿马工商部长费尔南多·曼弗雷多和夫人。在曼弗雷多代表巴政府首脑托里霍斯将军感谢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支持巴收回运河区主权的斗争时，表示：你们收回巴拿马运河区主权是正义的事业，凡正义的事业都是应该支持的。
5月17日 和叶剑英等出席空军党委召开的批林整风扩大会议，并发表讲话，提出：空军党委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三项基本原则〔注〕办事，要讲团结，不要搞一言堂，不要称霸。强调要加强党的建设，把部队建设搞好。
〔注〕即毛泽东一九七一年在南巡谈话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5月18日 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一起接见访日回国的中日友协代表团全体成员，并听取访日情况汇报。
△接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强调：中美上海公报是费了功夫才形成的，对其中的共同点，应该加快实行。
5月19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中央工作会议议程，并通过出席会议的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名单。二十日。向毛泽东报送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人员名单，其中有陈云、李富春、邓小平等。
△对国家文物局关于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借用故宫文物情况的报告批示：“我只查出了二十五件非二十六件，请再核，核后借出。”同日，再批：“过去外交部取出的一千多件瓷器，有无收据，作何用途，请告。”
5月20日 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注〕，宣布会议的三项议程：（一）讨论筹备召开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二）讨论各地、各单位批林整风运动情况；（三）讨论一九七三年国民经济计划。指出：今年三月党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在讲到一九七三年国民经济计划时，传达了毛泽东关于项目多了，计划工作至今还没有完全走上正轨的意见。强调首先中央应该压项目，然后才有权利说服地方。要本着这一精神讨论、修改计划。
〔注〕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等二百四十六人。
△会见美国《圣路易邮报》专栏作家马奎斯·蔡尔兹和夫人。谈到：就目前中美关系看，可以说突破了杜勒斯政策的主要方面，但其影响尚未完全肃清，如杜勒斯搞的“条约还算数”、“老朋友不能丢掉”、“培养它自己的自卫能力”，等等。即便如此，关于台湾问题，我们相信最终会解决的。我们尽力不使台湾问题存在的时候妨碍中美关系走向正常化。在谈到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进程时说：社会主义是一个新的制度，从俄国十月革命起还不到六十年。毫无疑问，这个制度会遇到一些挫折。法兰西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都曾遇到挫折，那是资本主义民主革命阶段，都尚且如此，何况是要消灭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呢！当然不会一次成功。在谈到中国国内问题时强调，我们现在要努力把自己搞好，这是我们工作的中心。
5月21日 根据毛泽东关于出席党的十大代表人数应较九大少一些的提议，就中央关于党的十大代表产生的决定草案事致信毛泽东：这个决定草案已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多次，总人数从九大一千五百人减为一千二百人自然有些困难，但是可以解释的。提出：在九届二百七十九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当中，有二百二十三人均拟继续推选为十大代表。毛泽东圈阅了此信。
5月21日、22日 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讨论。
5月23日 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就党的十大代表名额产生情况讲话。张春桥就党章修改问题作了说明。
5月24日 就国务院有关部门工作人员来信建议减少到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参观、学习人员事批示：各省、市、自治区应树立自己学大寨的标兵，以便本省、本地区派人去学习；真正要到大寨去学习的，一年一省派两三个管农业的领导和本省、本地区的标兵去参观，加以比较和讨论就可以了。现在山西、昔阳和大寨均大旱，务请各省、市、自治区立即停止介绍和批准本省人员去昔阳和大寨，行至途中的，也要他们折回参观本省的标兵。
△到医院看望章士钊。
5月25日 参加在毛泽东处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汇报中央工作会议各项议程进展情况。会上，毛泽东提出要注意抓路线、抓上层建筑、抓意识形态，并要求学一点历史和批判孔子。关于批林整风，毛泽东强调，要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以“九一三”为线；犯了错误的允许改过，暂时未认识到错误的可以等待。根据会前周恩来的建议，董必武、朱德、许世友、陈锡联四人参加了会议。
△对一份反映由越南运往苏联的物资在中国境内被盗的材料批示，要求有关部门迅速采取措施，依靠铁路工人和沿途群众严加保护过境物资，防止和揭发破坏分子盗窃、破坏、甚至纵火抢劫，毁坏国家声誉和铁路运输信用的行为。
5月26日 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传达毛泽东二十五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内容。在李先念讲解一九七三年国民经济计划时插话说：关于基本建设问题，从大跃进时期到现在。都没有解决好，我们大家都犯过一些错误。关于开展对外贸易，我们主要依靠自力更生，但先进技术还是要学，要互通有无，平等贸易。
5月27日 会见以克虏伯公司董事在贝托尔特·拜茨为团长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经济代表团，向客人介绍自己二十年代在德、法时的经历。在谈到东、西两个德国问题时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德国人，我想，他们不会赞成两个民族，也不会赞成两个德国。
5月28日、29日 先后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东北、华东、西南、华北、西北和军队组的讨论，并听取各组汇报。
5月30日 根据中央工作会议各组讨论情况和提出的意见，召集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讨论一九七三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和国家计委的报告。内容有：（一）企业下放；（二）计划体制；（三）基本建设规模；（四）农业生产；（五）挖掘现有企业潜力；（六）国防工业；（七）基本建设投资；（八）边疆建设；（九）精减职工和劳动工资；（十）生产建设兵团；（十一）计划生育，之后，主持召开国务院业务组会议。
5月31日 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结束会）。在会上着重谈了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提出：要继续认真贯彻毛主席关于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指示。坚持企业下放，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要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强调：“条条”要督促帮助地方，不能放而不管；打倒“条条专政”，是打倒“专政”，而不是打倒“条条”。关于计划体制问题，总是要搞协作区，东北、华北先搞，其它地区准备。此外，中央将大力帮助西北、西南，首先把农业、轻工业搞上去，为今后建立协作区打好基础。为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计委和中央有关部门要逐省进行调查研究。逐个项目研究商定。最后提出：“四五”计划已过去两年半时间，要抓紧有利时机，争取后两年半国民经济有一个更大的发展。会议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关于修改党章问题的请示》和《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决定草案（修改稿）》。
6月1日 会见瑞典外交大臣克里斯特·威克曼。在谈到一九六○年赫鲁晓夫单方面无理撕毁协议、撤走在华专家时说：虽然赫鲁晓夫已经死了，我们还是感谢他。因为他教育我们懂得自力更生，使我们建设得更快。人不受压就不会进步，有了既得利益，生活好了，就不要求改变现状了。又说：把中国说成要向外扩张，这是毫无根据的，我们的制度和政策不允许，而且实际上也不需要。我们自己内部的事情还忙不过来。
6月2日 致信毛泽东，汇报中央工作会议各项议程完成情况，告：各地、各单位批林整风运动情况“均有进展”，“凡抓得快而好的，工作和生产成绩也大；慢而差的，成绩也小”。关于一九七三年国民经济计划及国家计委报告，会议的结论是：“要继续深入批林整风，坚持两个积极性，实行党的各级一元化领导，做好企业、事业下放的准备和协助工作，分批建立大区协作区（先东北、华北，次华东、中南。后西北、西南），推广‘鞍钢宪法’〔注〕，依靠地方和群众有重点地调整和落实‘四五’计划后两年半的生产指标和基建项目，争取最大可能完成和超额完成。”随信还将《中央政治局关于修改党章问题的请示》、《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产生的决定草案（修改稿）》送阅。
〔注〕“鞍钢宪法”是一九六○年三月毛泽东对鞍钢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经验的称誉。“鞍钢宪法”的主要内容是：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舍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技术管理人员和工人相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6月4日—6日 由黎笋和范文同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来华访问。这是停战后越南党政主要领导人首次访华。周恩来同他们会谈的内容包括柬埔寨问题、东南亚和欧洲形势等。双方还讨论了关于帮助越南北方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问题。五日，陪同毛泽东会见黎笋、范文同。
6月4日、11日 会见法国前总理雅克·沙邦—戴尔马和夫人。四日，就国际形势等问题交谈。在向客人回顾二十年代旅欧勤工俭学的经历时说：法国人民和法国工人阶级是有革命传统的，我在那里受到这种影响，《马赛曲》和《国际歌》都是在那时学会的。
6月5日 对张东荪〔注〕病危情况的简报批示：应尽力抢救。
〔注〕张东荪，清末君主立宪派成员。建国前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等职。
6月7日 就中国政府一九七四年向越南提供无偿援助事致信毛泽东、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政治局成员，提出：这几年由于越南抗美救国战争规模扩大，我国援越的物资和外汇，也随着扩大。这次，越方提了一个估计值为八十一亿元人民币的大计划。这个计划太大了，也不切实际；不仅我们做不到，也不合他们急需。我们从越南实际出发，告以恢复和发展经济不是一年做得到的，要用几年时间计算。故现在先定一金额为二十五亿元（包括外汇一点三亿美元在内）援助计划，然后再分类计算。并告：该项计划已同越方商定。毛泽东批准丁修改后的援越方案。八日，周恩来出席了关于一九七四年中国政府给予越南无偿经济和军事援助协定的签字仪式。
6月9日 陪同越南领导人参观延安宝塔山、枣园、杨家岭和凤凰山等革命旧址。在王家坪纪念馆、枣园等处向客人介绍了红军长征、遵义会议、重庆谈判等党的历史，并向纪念馆领导人多次提到朱德、董必武、任弼时、陈毅、彭德怀、贺龙、徐向前，王若飞，刘志丹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业绩，建议多陈列他们的照片，以纪念他们。在谈到刘志丹时，强调：刘志丹是位很好的同志，陕北必须宣传刘志丹。还提出不要多宣传他本人，要求关闭他在枣园的旧居。
△同延安地区党政负责人谈话，了解延安地区人民生活情况。当得知延安群众的生活仍十分困苦时，难过地流下眼泪，说：延安人民哺育了我们，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我们在中央，对延安工作关照不够。向当地负责人提出应尽快改变延安地区的落后面貌。
6月10日 陪越南领导人到西安市区参观。
△根据周恩来的提议，陕西省和西安市在为越南客人举行的文艺演出节目中，加入由贺绿汀作曲的《游击队之歌》。演出之后，周恩来委托工作人员向表演该节目的演员转达他的意见：唱歌不是唱得音越强越好，节奏越快越好；《游击队之歌》唱得太快了，没有意境，过去不是这样唱的。没有革命的抒情，就没有革命的激情。
6月11日 送越南党政代表团回国后飞抵北京。
6月13日 接见布隆迪首任驻华大使阿尔贝·希布拉，提出：非洲团结很重要，整个非洲都要反对超级大国，反对新老殖民主义。非洲国家边界划分不公正，这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非洲各国只有团结起来。互相支持，互相援助，互相促进，才能取得经济的独立和发展。
6月15日 指示新华社：《参考资料》每天要登一篇有关台湾的消息和言论，骂街的不要。
6月16日 审改空军党委四届五次全会情况报告及中共中央批示稿，并报毛泽东批准。二十九日，又将民航总局党委五届四次全会报告及中共中央批示稿报送毛泽东。之后，中共中央转发了空军和民航总局党委的两个报告。
△同叶剑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李先念等开会。会后，去毛泽东处谈党的十大政治报告起草问题。毛泽东提出：政治报告中要指出时代的特点，现在，仍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这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所处的时代相同，要引用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说过的话为证。还说，报告中要指出注意一种倾向常常掩盖另一种倾向，此外，应多引用一些马、列的话。次日，致信张春桥，转告毛泽东上述意见。
6月17日 约眼科医生谈毛泽东眼病治疗事。
6月19日 会见并宴请台湾知名人士陈逸松和夫人，阐明对台湾问题的看法。指出：我们希望尽快解决台湾问题，但“传檄而定”的时候还没有到。要造成一种形势，把各种条件都估计足，目前，国际形势是最主要的条件。在谈到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时说：要提倡先公后私。完全物质刺激不行，一点没有也不行，公多私少可以，完全大公无私在战时可以，平时还是讲先公后私，私在公中。
6月19日、20日 主持中央专委会会议。在谈到国防工业问题时，提出：建国已经二十四年了，全国水文地质情况还不清楚。国防工业搞多少项目，都得从头做起。搞个试验，搞个基地，都不知那里有没有水。就这么大个地方，搞了二十年还搞不清，现在应该补上这一课。
6月20日—24日 马里国家元首兼政府总理穆萨·特拉奥雷上校来华访问。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同特拉奥雷会谈。在谈到保护矿藏资源和维护民族经济权益问题时提出，第三世界国家在接受外资的同时，也要坚持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二十二日晚，陪同毛泽东会见特拉奥雷。二十四日晚，出席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签字仪式。
6月22日 对外交部建议周恩来就苏美签订核协议〔注〕约见布鲁斯一事，报请毛泽东批准。
〔注〕勃列日涅夫在访美期间与尼克松签订了《苏美防止核战争协定》，《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等文件。六月二十日，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紧急约见中国外交部负责人，面交尼克松致周恩来信的副本，并提出希望周恩来接见的请求。
6月24日 就二十三日金日成发表关于防止民族分裂、实现祖国统一的讲话发表声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金日成主席提出的关于自主和平统一祖国的原则主张。
6月25日 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提出：我们对美苏签订的核协定持怀疑态度，中国政府仍坚持中美上海公报的立场。历史表明，签订这类条约是靠不住的，现苏联领导人访美给人以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印象。强调：我们不怕孤立，首先我们不丧失立场，同时我们又是现实主义者。说许多空话，不如做一件实事。次日，将同布鲁斯谈话要点进毛泽东处。
6月27日 在中国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
6月29日 会见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和夫人，谈到中美关系时说：打开中美关系，乒乓球起了重要作用，这是毛主席下的决心，他相信这个“球”打出去，你们会响应的。关于中美贸易，指出：我们是刚开始跟你们接触，我们跟你们贸易往来中势必要使用美元来结算；中国银行可同大通银行直接办理互相汇款和支付旅行支票的业务，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为此，两国银行必须有基本的信用。“通过两国银行往来推动两国贸易的发展，这是一个有效的渠道。我们过去不会运用银行。现在中国银行同你们办了第一个交涉。”在谈到双方金融业务人员彼此接触，相互进行学习、考察的问题时，肯定这是“一个好办法”，指出：“考察相互的市场和国家需要，有好处。”“我们希望在平等互利和互通有无的基础上进行贸易。毫无疑问，你们的设备可以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有些商品可以供应你们市场的需要。互相了解才能提出意见和要求，不然盲目性很大。一年两次的广交会是在我们被封锁的情况下不得已搞的，我们只好请人家进来看。因此，我们对国际上究竟哪一个国家需要什么货物并不清楚。我很直率地说，这一点我们还赶不上台湾的严家淦〔注〕。”台湾的贸易额之所以这么高，这两年通过调查，我才清楚了。它吸收了一部分外资，此外，台湾的劳动力也很便宜。最后强调：中美两国是大国，双方不可能不发展一点贸易。“所以，必须找到合适的方法。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在不同政治制度的基础上怎么找到有利于双方发展贸易的办法，这需要研究对方，了解对方。”“互相多接触就能够推动发展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贸易。
〔注〕严家淦，原台湾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一九七二年连任“副总统”后，辞去“行政院长”职。
6月30日 前往北京展览馆参观日本自动化电子仪器设备和医疗器械展览会，并会见展览团负责人和日本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在谈到中国最近试验氢弹的问题时，请小川大使转告田中首相：我感谢田中首相在众议院答辩时讲，中国的核武器不威胁日本。日本是唯一的原子弹受害国家，日本人民反对核武器试验的立场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对此我们是站在同情的立场上的。林佐一公使对我们这次氢弹试验向我们的司长提出抗议，根据贵国政府的立场不得不这样做，我们很理解，正如田中首相理解我们的立场一样。我们应该相互理解。大使阁下知道，我们搞试验的尘埃要通过我国四亿人口的地区，如果说有害的话，我们自己首先受害。我们不会拿这个做儿戏的。
6月 根据周恩来提议，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研究统筹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的问题。会议期间，周恩来听取了有关汇报，主持修改了会议文件。
7月3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党的十大政治报告草稿和修改党章报告草稿。次日，将两件草稿讨论情况及其它十大准备工作情况书面报告毛泽东。
△从王海容处得知毛泽东对外交部第一五三期《新情况》〔注〕的批评意见后，致信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及美大组负责人一要求撤回该期《新情况》，并检讨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望你们也应以此为鉴，发挥钻研商讨的积极性，有时也可要求我召集短小的会来交换意见”。
△经周恩来批准，国务院发出通知，将迁往重庆的原哈尔滨工业大学迁回原地，并恢复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名称和建制；同时将原黑龙江工学院从哈尔滨工业大学分出，恢复原校名。
〔注〕外交部内部刊物《新情况》本期刊登一篇题为《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的文章，分析、评论了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的世界形势，认为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
7月4日 毛泽东约张春桥、王洪文等谈话，再次批评外交部第一五三期《新情况》中对世界形势的看法，指出：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吹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又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谈话中，毛泽东还讲到批孔（丘）问题，表示不赞成骂秦始皇。认为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当晚，张春桥通知周恩来，要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谈话内容。
△到玉泉山做治疗。
7月5日 将三日写给外交部核心小组成员及美大组负责人的信和四日外交部核心小组就一五三期《新情况》问题写给周恩来并报毛泽东的检讨报告，一并送毛泽东阅，并附信说：“这些错误与我的政治认识和工作方式有关。”毛泽东在周恩来三日写给外交部的信上批：“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独有，宜研究改正方法。”十二日，约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开会，研究起草批评并纠正第一五三期《新情况》观点的文章。之后，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此事。十四日，周恩来审阅、修改由外交部起草的《〈新情况〉一五三号错误何在？》一文。在该文分析美苏两霸既争夺又勾结处增写：“（美苏）争夺是长期目的，是实质，勾结是表面现象，互相利用为自己利益服务，而且勾结是为了更大的争夺。同时，也会从反面教育出更多的人民觉悟起来，反对两霸。”十五日，将此文送毛泽东审定，并传部分政治局成员校阅，同时附信提出：“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当日，毛泽东阅后将外交部文章中“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一句内“严厉”二字删去，并批：“检讨不要写了。”根据毛泽东意见，周恩来批告外交部：将《〈新情况〉一五三号错误何在？》一文及《新情况》一五三号除发原单位外，加发各驻外使领馆，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政军部门。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张春桥传达毛泽东四日谈话内容后，详述六月下旬以来毛泽东对外交部工作的批评、批示内容，作了检讨并承担责任。会议还根据毛泽东关于国际问题的多次指示精神，对十大政治报告草稿中国际形势和任务部分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
7月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宣读、讨论十大政治报告国际形势和任务部分，并商定由张春桥、姚文元再加斟酌后，印成修改送审稿报送毛泽东。
7月7日 将新华社湖北分社关于《长江水位出现第二个洪峰，沿江地区工作重心转入防汛排涝工作》的报道，以“特急”件批送李先念、华国锋等阅，并告李、华对此须“特别注意”〔注〕。
〔注〕七月八日李先念指示：先将周总理批示电告湖北省委遵照执行，并可以传达到长江沿岸各省、市，加强长江防汛工作，千万不可大意。
△会见日中友协（正统）中央本部会长黑田寿男和夫人，谈世界局势及中东、亚洲、日本等问题。
7月7日、8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十大修改党章报告草稿和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稿。之后，将两件分别进毛泽东阅批。十日，致信毛泽东，建议在毛泽东处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十大召开日期及其它国内外大事。
7月8日 夜，去玉泉山做治疗，十日回。
7月9日 指示将中共云南省委、昆明军区党委关于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某部违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情况的检查报告及新华社有关报道印发出席全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会议代表，“请他们各回本省严格全面地检查各地生产建设兵团和公社生产队以及国营农场中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全部情况，按照这次全国工作会议落实毛主席、党中央的政策所规定的各项办法，予以彻底实施”。
7月10日 晚，到毛泽东处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谈到由谁作党的十大政治报告问题。之后，张春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十大政治报告可由王洪文来作。
7月11日 批准国防科委关于一九七三年科研、生产，试验计划的报告，强调在实施该计划过程中，“要随时、随事、随地严予检查，校正错误”，“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再进”。
7月12日 批示同意国务院科教组关于恢复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报告，提出：要对原来的委员会进行改组，吸收新的血液；改组后的委员会及其名单需提请中央批准。
△参加在京举行的一日在香港病逝的章士钊追悼会。
7月13日 凌晨，去玉泉山做治疗。当晚返回。
7月16日 根据周恩来关于要抓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十五日，毛泽东转来徐悲鸿夫人、原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廖静文要求恢复徐悲鸿纪念馆〔注〕的信，并嘱周恩来处理。今日，周恩来致信吴庆彤并转吴德，提出将原徐悲鸿纪念馆所藏作品、美术文献、图片资料等“分别查清”，并与王冶秋或国务院文化组议定徐悲鸿纪念馆恢复方案，“进行筹办”。并另致信廖静文，告毛泽东批示内容及与之洽商办法。
〔注〕因北京地下铁道施工，将徐悲鸿纪念馆旧址拆除。
7月17日 陪同毛泽东会见杨振宁。毛泽东称赞杨振宁对物理研究有贡献。在谈到秦始皇和历史上法家时，毛泽东说：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当杨说这次回国前看到一些对秦始皇评价很高的文章，在西安博物馆又看到秦始皇对中国有很大贡献时，周恩来说：秦始皇代表统治阶级，不可以捧上天；但他基本是法家。次日晚，由邓颖超陪同再次会见并设宴招待杨振宁夫妇及其岳父母杜聿明、曹秀清。
△对王冶秋所送关于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女尸解剖新闻报道稿批示：同意。新闻报道应简化、通俗，有关科研座谈会的报告，可登专门刊物，并附解剖照片。
7月19日 国务院批准科教组《关于一九七三年接受来华留学生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本年共计接受各国来华留学生三百八十二人，是一九六六年停止接受外国留学生以来的首批来华留学生。同年，经周恩来批准，有关部门开始恢复向国外派遣外语留学生的工作。
7月20日 会见由越南劳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报》总编辑黄松率领的代表团，回顾了二十年代与胡志明在法国巴黎相识和在中国广州工作的经历。谈到新闻报道时说：我们的报道太长，特别是人物通讯。长了，给人印象就不深。应该越短越好。短稿子，事例又生动，给人印象就深。
7月23日 参加十八日在京病逝的原教育部部长张奚若的追悼会。
7月24日 对公安部一件有关来京上访问题的调查报告批示：我们各级机关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习气甚深。对上访确有困难者，应予以负责解决，一杆子到底。此外，必须追究基层落实情况，务使受害者或有问题不得解决者来信证明得到解决为止。
7月27日—8月1日 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统马瑞安·恩古瓦比少校和夫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同恩古瓦比举行多次会谈，交换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在谈到世界形势时说：世界大乱有利于人民革命运动。美苏会谈后。形势出现表面缓和，而实质更加紧张，两霸争夺更加激烈，世界更加动荡不安。谈到中国国内经济建设时，向恩古瓦比介绍了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按照农、轻、重次序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提出：“各国的建设必须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制定一条正确的路线。我国的经验说明，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发展了，粮食、棉花能够自给，解决了人民的吃穿问题，就能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发展经济。”又说：“搞建设，要区别轻重缓急，量力循序进行。集中使用人力、物力，就能一个一个地增加建成投产项目。”“我们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力、物力有限，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提出超过国家经济能力的福利口号，会引起群众对国家领导的不满。这种极左的做法，说得好，是空想，说得不好，就是破坏。”二十九日，陪同毛泽东会见恩古瓦比。三十日，出席中国政府向刚果政府提供贷款协定签字仪式。三十一日，陪同恩古瓦比等乘专机前往旅大参观访问，八月一日返回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