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 洛甫、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再电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须集中大力首先突破平武，以为向北转移枢纽。其已过理番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若红军“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域入甘青，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向雅（安）、名（山）、邛（郲）、大（邑）南出，即使一时得手，亦少继进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
△中共中央令李先念部进占崇化、绥靖、丹巴，控制大金川。
6月20日 洛甫、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国焘：“从整个战略形势着想，如从胡宗南或田颂尧〔注〕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请“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
〔注〕田颂尧，时为川军第二十九军军长。
△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电告红一方面军各军团负责人：目前所处地域给养非常困难，每天改为两餐，一稀一干。
6月22日 离懋功向两河口进发。
6月25日 在两河口出席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大会。
△会见张国焘。张问及红一方面军实力，周恩来告以约三万人。张国焘自恃有八万人，对中共中央的态度立即变得强硬，并说红四方面军计划西去。
6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首先作报告，阐述在松潘、理县、茂州一带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去的理由：（一）川陕甘地域便于机动；松（潘）理（县）茂（县）地域道路狭窄，利于敌人封锁，不利于红军反攻。（二）川陕甘群众条件好，人口多，是汉人区域，便利红军扩大；而松、理、茂一带人口只二十万，又是少数民族区域，不利于红军扩充。（三）松、理、茂地域粮食、牛羊缺乏；川陕甘物产较丰富。红军如陷在松理茂地区，将无前途。并指出，向南是不可能，敌人已占领夹金山以南地区；向东过岷江也不可能，敌人已集结一百三十个团的兵力；向西北是广大草原，条件更艰难，只有向北，只有采用运动战，发扬红四方面军的勇猛果敢精神，迅速打松潘的胡宗南部。为此，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集中于中央军委。红军分三个纵队北上，派六个团攻松潘，对岷江东岸佯攻。会上，包括张国焘在内的中央领导人都同意周恩来提出的北上意见，决定红军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统一领导，责成司令部做出计划。
6月28日 根据两河口会议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布关于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决定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此，“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
△为贯彻两河口会议精神，军委制定松潘战役计划，决定：红一、红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路向松潘及其西北地区前进。左路军以林彪为司令、彭德怀为副司令率十六个团向卓克基、壤口、噶曲河、色既坝前进。中路军以徐向前为司令率十个团经马塘、墨洼向黄胜关前进。右路军以陈昌浩为司令率十二个团经黑水、芦花，向松潘前进。王树声率八个团在岷江东岸，何畏率四个团在懋功、两河口、抚边，钳制敌人。派一个团到阿坝侦察并征集粮食。周纯全在卓克基负责后方事务。中央军委及总司令部随中路军前进。
6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会议决定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会议听取博古关于从无线电得知日军向北平打炮情况的介绍，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宣言或通电；在部队中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教育；做东北军、白军的工作；研究了派人到白区工作的问题，以加强对白区群众斗争的领导。
△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下达《松潘战役计划》。计划指出敌人已调集一百五十个团以上的兵力，阻止红军入甘南与岷江东岸，防止红军复渡大渡河，利用西北广大草原封锁、困饿红军；胡宗南部首先向南坪、松潘集中兵力截击红军。计划要红军迅速、机动、坚决地消灭松潘地区的胡敌，控制这一地区的道路，以利北上。计划规定红军分三路北进，部署同二十八日的军委决定。
7月1日 和朱德、洛甫等发布《中央决议售粮政策》，规定：不得侵犯被压迫群众的利益，对喇嘛寺严禁私人筹粮，除没收反动头目的粮食外，其它应照价收买。
△张国焘认为红一、红四方面军离开根据地是总退却，革命处于低潮，不同意中共中央对形势的估计及北上战略决定，想再向西退却。在返回红四方面军总部理县后，于本日致电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洛甫，提出“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反对右倾”。
7月2日 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命令各部队每人带十五斤粮食和够吃一个月的食盐。
7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告康藏西番民民众书——进行西藏民族革命运动的斗争纲领》。书中号召藏民反对英帝国主义及国民党军阀，成立游击队，加入红军，实现民族自决。
△离开两河口，翻越雪山梦笔山，到卓克基（今属马尔康县）。在卓克基期间派军委三局的干部带电台到红四方面军工作，说：红一、红四方面军各有特点，作风不大一样，一定要尊重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搞好团结。
7月6日 翻越雪山，到马塘（今属马尔康县）。八日，军委组织筹粮别动队，以解决粮食困难。
△张国焘向李富春提出解决“组织问题”，“徐（向前）为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委，中央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十八日，陈昌浩致电张国焘转朱德，要求由张国焘任中央军委主席，并提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大政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的权力。
7月10日 翻越雪山到上芦花（今黑水县）。朱德、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国焘，指出：“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后勿（忽）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切盼如来电所指，各部真能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要张国焘及徐向前、陈昌浩速来芦花集中指挥。
7月16日 红一、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占领毛儿盖，十九日攻到离松潘十里的地方。
7月18日 在芦花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为顾全大局，团结张国焘北上，周恩来辞去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会议决定由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并为中央军委的总负责者。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但在张国焘尚未熟悉工作前，暂时由周恩来帮助。会议决定陈昌浩参加中央军委常委；博古任总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及红四方面军的一位同志任副主任；徐向前任前敌司令部司令，陈昌浩任政委。会后，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发出通知：“奉苏维埃中央政府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仍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同志兼总司令，并任张国焘同志为总政治委员。”
7月21日 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以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决定规定“前方一切作战部队统归其统率指挥并即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总指挥部”。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五、九军团依次改为第一、三、五、三十二军；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的番号不变。
△朱德、周恩来、张国焘、王稼祥发布《关于松潘战役军队部署的决定》，命令作战部队于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分别到达松潘外围的哈龙、小姓沟一线，集中完毕。
7月21日、22日 在芦花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张国焘等关于红四方面军情况的汇报。会议肯定红四方面军的政治路线、战略战术是正确的，指出轻敌、分散兵力是四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退出通南巴根据地后缺乏明确的发展方向；在少数民族未发动的情况下成立西北联邦政府是不妥的。周恩来发言指出，建立根据地要有很多条件，要重视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批评张国焘宣传中央红军有十万人，使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失望。
7月25日—8月20日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报告《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任务》通过决议。决议指出：为了战胜法西斯，必须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大会通过《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作》的决议，提议共产国际执委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规定国际工人运动基本路线及策略路线，一般不要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上的事务。周恩来被大会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7月28日 到松潘毛儿盖。
7月31日 在张国焘延误战机，使红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注〕下，军委取消松潘战役的部署。
〔注〕七月，张国焘要求增九位同志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未达目的，即借口“组织问题”未完满解决，迟误军机，并将进攻松潘的命令改为佯攻松潘，从二十六日起停止进攻，致使胡宗南集中兵力于松潘。薛岳部进抵松潘东面的平武、文县，策应胡部，于二十六日占领懋功，红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
8月1日 张国焘等发出《红军攻占阿坝，向夏河流域进发的指示》，指示红军钳制松潘、岷江之敌，并在有利时机集中一部回击。八月初得到红二十五军在天水一带活动消息后，朱德、张国焘发布《夏洮战役计划》，提出“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名义发布《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停止内战，反蒋抗日，提出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主张。
8月4日—6日 在沙窝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五日，会议通过《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重申两河口会议创造川陕甘苏区的决定，指出红二十五、红二十六军等活跃在这一地区，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力量增大；西北几省反动统治薄弱，又接近苏联、蒙古；这些都是有利条件。会议确定“创造川陕甘的苏区根据地，是放在一、四方面军前面的历史任务”。为此，要加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提高党中央在红军中的威信。会议强调红一、红四方面军团结的重要性，指出两个方面军的团结是创造苏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申明“一、四方面军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一部分，都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领导的。在我们中间只有阶级的友爱与互助而没有分歧和对立”。决议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并指出其“具体的表现在对于党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表现怀疑”，“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创造新根据地没有信心”。会上。张国焘在发言中对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表示怀疑，不承认退出通南巴是由于轻视根据地造成的。他的发言遭到与会同志的反驳。周恩来指出，我们要相信自己的力量；现在的最高原则是取得作战胜利，其它问题要服从这个原则。会议决定朱德为中央军委常委，陈昌浩、周纯金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陈昌浩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补选徐向前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会议还决定为加强与统一红一方面军的领导，组织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委。
8月上旬 中共中央及军委决定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右路军由红一方面里的红一、红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红四、红三十军组成，由中央率领，以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左路军以红四方面军的红九、三十一、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红五、红三十二军组成，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以朱德为总指挥，张国焘为政委，刘伯承为参谋长。右、左两路军分别从毛儿盖、卓克基北上。
△和朱德、刘伯承告别。朱、刘随左路军出发，八月十五日由卓克基向阿坝推进。
△自长征以来，一路上十分辛劳。每到驻地，参加中央或三人团会议，处理各军团来的电报，研究战情，下达作战及行军命令，遇有紧急情况，常常彻夜不眠，终于积劳成疾。沙窝会议后，不能进食，发高烧，昏迷不醒，诊断系患肝脓肿和阿米巴痢疾。经多日抢救治疗，脱离危险。
8月8日 军委发布命令，周恩来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
8月11日 致电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要他们依照夏洮战役计划，准备七至十天内出发，经班佑北上。同时抓紧物质准备，并在部队内详细解释与讨论沙窝会议的决定。
8月15日 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不论从地形、气候、敌情、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左路军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班佑以北粮、房均备，因此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一部，掩护后方前进，五军、三十二军速开毛（儿盖）。”“目前应专力北向，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
8月20日 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因病未参加。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补充决定》：为实现北上方针决定，“主力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主要的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进发展之有力的支柱与根据地”。决定针对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指出，“在目前将我们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会上，陈昌浩提出右路军待在路军到班佑后才可行动。会议决定左路军随右路军行动。二十四日，中央将此决定电告张国焘，强调红军主力出洮河东岸向东进攻，取得甘陕两省广大地区。由于地形、经济、居民等不利条件，只能派支队出黄河西岸。命令右路军出哈达铺，左路军迅速出墨洼、班佑，断不宜出青海，免失先机。
△以红一方面军政委名义和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发布《关于北进前的政治保证工作指示》：北上要“经过相当时间的草地行军，与可能的战斗，因此在北进前，必须在部队中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与必要的物质补充”。特别在毛儿盖，要动员割麦子、做草鞋，准备羊毛、皮子做衣服。并要向排以上干部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
8月下旬 随红三军北上，带病过草地。由红三军迫击炮连的战士组成担架队，干部团团长陈赓负责护卫。从毛儿盖出发，经七星桥、蜡子塘、分水岭、后河、色既坝、小森林、班佑，到阿西（今属若尔盖县）。九月四日，周恩来电告林彪、聂荣臻：“据三军收容及沿途掩埋死尸统计，一军掉队落伍与牺牲的在四百以上”，望“特别注意改善给养恢复体力”。
9月2日 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水涨，提出不能北渡。三日，张致电中央：“决于明晨（四日）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这次又强向班佑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要右路军立即南下回击松潘。
9月6日 在阿西得知甘南仅国民党军鲁大昌〔注〕一部，和彭德怀、李富春电告红一军集中俄界，向罗达侦察，探明北上路线。并告红一、红三军休整五天。
〔注〕鲁大昌，时为新编第十四师师长。
9月8日 洛甫、周恩来、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在周恩来住处召开会议。会上，陈昌浩表示再走草地不好，但北上有王均、毛炳文等敌人，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张国焘坚决要他回去，他主张南下。周恩来认为北进有出路。经讨论，决定七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电文指出：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有绝食之虞”；“（丙）阿坝南至冕宁，均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有消耗无补充”；“（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希望左路军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并告拟从右路军中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红二十五、红二十六军配合，吸引敌人。以利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
9月9日 张国焘从阿坝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周恩来、洛南、博古、毛泽东、王稼祥，仍坚持南下，并说“左右两路军决不可分开行动”。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有路军南下，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注〕，企图危害中央。叶剑英看到电报后，即到中共中央驻地将它交给毛泽东。毛泽东感到情况紧急，立即与洛甫、博古等磋商，一致认为等待张国焘率部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当即到红三军驻地与周恩来、王稼祥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确定中共中央和红一、红三军立即北上。周恩来率后梯队出发，途中制止了前来追赶的红四方面军同志动武，保护红一方面军干部危秀英等人脱险。中共中央北上后致电张国焘并转徐向前、陈昌浩：“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
〔注〕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共中央会议记录，毛泽东的发言。
9月10日 中共中央发布《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我们应该根据党中央正确战略方针，继续北进，大量消灭蒋介石、胡宗南的部队，创造川陕甘新苏区。”指出南下是草地、雪山、老林，敌人在那里已筑成堡垒线，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挨冻挨饿，白白牺牲，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是绝路。
△中共中央政治局致电徐向前、陈昌洁：因张国焘“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彻自己的决定，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及政委并责成实现之”。中央已令红一方面军主力向罗达、拉界前进，红四、红三十军归你们指挥，应于日内尾红一、红三军后前进。并告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
9月11日 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立刻率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
9月1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甘肃省这部县俄界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批准北上的决定，通过《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与中央的争论实质是由于对目前形势与敌我力量的对比估计有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以致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向川康藏边退却，这种机会主义的倾向在自动放弃通南巴苏区时已经开始形成。并指出：张国焘有新的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这种倾向的发展与坚持，会使张国焘同志离开党”。会议认为目前仍是党内斗争，为等待张国焘的醒悟，暂不做组织结论，此决定暂不在党内下达，只发到中央委员。会议决定红一、红三军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会议还决定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五人团进行军事领导。李德、叶剑英、邓发、蔡树藩、罗迈五人组成编制委员会，主持部队整编工作。
△下午，率后梯队到达俄界。电告徐向前、陈昌浩：沿途粮食甚多，敌情无变化，望率部于十四日经腊界、俄界随红一方面军跟进。
9月14日 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等：“一、四方面军目前不一致，而且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和电令，总政委对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只有总政委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时，才说得上团结与一致。”电文再一次要求张国焘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和命令，并具体部署左路军与红四、红三十军继续北上。
9月17日 陕甘支队突破天险腊子口。周恩来过白龙江到麻牙。
9月18日 陕甘支队占领哈达铺（今属甘肃省宕昌县）。
△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和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会师。本日举行党政军民大会。会师后，组成红十五军团。
9月20日 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会议讨论组织部工作及地方干部等问题，并决定陕甘支队编制方案，除红一、红三军改为第一、二纵队外，原中央机关、红军总政治部等机关组成第三纵队，叶剑英任司令员，邓发任政治委员。
9月22日 在哈达铺期间，从报纸上得知陕北有刘志丹、徐海东领导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本日，和毛泽东等召集团以上干部在关帝庙开会。毛泽东在会上宣布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并宣布红一、红三军改编为陕甘支队，下属三个纵队。第一纵队林彪为司令员，聂荣臻为政委；第二纵队彭雪枫为司令员，李富春为政委；第三纵队叶剑英为司令员，邓发为政委。
9月26日 蒋介石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职权，统一指挥陕、甘、宁、青、晋五省军队。
9月27日 陕甘支队占领榜罗镇。随后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在此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陕甘支队向陕北苏区行进，和当地红军会合。
10月1日 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等红军将领率红军全体指战员向全国党政军界发出快邮代电，呼吁为了抗日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停止内战，共同御侮。
10月3日 陕甘支队到静宁界石铺。随后在宁夏固原县翻越六盘山。
10月5日 张国焘在四川马尔康县卓木碉另立“中央”，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博古的党籍，“免职查办”杨尚昆、叶剑英。
10月12日 陕甘支队经甘肃环县西北地区向陕北苏区前进。
10月19日 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受到苏区军民热情接待。
10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认为红军到达陕北苏区后的任务是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这是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始。会议还提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共要将保卫苏区的斗争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把反帝与土地革命联系起来，因此要加强白区、白军的工作。随后中央派贾拓夫为先遣人员，寻找陕北红军主力及其负责人，李维汉同行。
10月下旬 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会议决定陕甘支队南下和红二十五、红二十六军会师，粉碎国民党的“围剿”，巩固、扩大苏区，解决给养。常委内部分工为：毛泽东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领导组织部、宣传部及后方军事工作。
10月底或11月初 和毛泽东、彭德怀等率陕甘支队到甘泉县下寺湾，同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等会面。
11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会议听取郭洪涛、聂洪钧关于苏区、红军、肃反及劳山、榆林桥战役情况的汇报；在研究他们的汇报后，认为肃反有问题，需要调查解决。随后，中央成立董必武等五人委员会负责此事。本日，还出席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目前对外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苏维埃西北办事处的名义；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周恩来负责组织局和后方的军事工作，目前先到前方工作；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下属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彭德怀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林彪为红一军团长，聂荣臻为政治委员，徐海东为红十五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会议还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军团南下和红十五军团会合，以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洛甫、博古等人率中央机关到瓦窑堡（今子长县）。
11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会议听取陕甘特委范向真的汇报，决定为配合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将陕甘特委改为陕甘省委，朱理治任书记。在此期间，中央决定陕甘普省委改为陕北省委，郭洪涛任书记。为此，周恩来两次和郭洪涛谈话，了解情况，征求意见。
△拟订西北军委后方工作计划。计划规定后方办事处设于瓦窑堡，管理前后方供给、粮食运输、后方医院、学校、地方的武装动员、兵站及军委委托指挥的军区、军分区。
11月5日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发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本会设立后方办事处，以周恩来兼主任。
11月12日 和彭德怀到鄜县（今富县）张村驿，负责筹粮并拟订肃清土匪的计划。
11月18日 出席军委会议。会议部署直罗镇战役。
△和毛泽东、彭德怀联名致电洛甫、博古，指出：陕北肃反中，“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应予以平反。月内，中央作出决议并释放了被错捕的同志。
11月20日 和毛泽东、彭德怀指挥直罗镇战役。二十一日，周恩来到前线观察地形，指示徐海东；对固守寨内的敌人不要强攻，在运动中消灭它。二十四日战斗结束。这次战役歼东北军第一○九师及第一○六师一个团，俘五千余人，缴枪三千五百余支。
11月中旬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从莫斯科到瓦窑堡，带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八一宣言》以及同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码。
11月25日 日本在河北发动“冀东事变”，成立傀儡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11月27日 率军委机关部分人员离前线，十二月八日到瓦窑堡。
12月上旬 在瓦窑堡接见曾被错捕的刘志丹等人，并给他们分配了工作。
12月9日 “一二·九”运动爆发。
12月上中旬 召集副参谋长张云逸、中央供给部长叶季壮及陕甘晋军委供给部长白如冰开会，宣布：一、成立工农红军总供给部，叶秀壮任部长，白如冰任副部长；二、清理陕甘晋供给部库存物资，优先补充红一军团；三、加强军需工厂的建设。这次会议解决了冬装问题，使部队安然过冬。
12月17日 致电彭德怀，同意攻打甘泉、宜川。并告已向前方送棉衣三千七百套。
12月17日—25日 在瓦窑堡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了形势及任务，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规定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决定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确定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的方针，主张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决定红军东征山西，以便准备对日直接作战。会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在政治上的关门主义和军事思想方面的错误。之后，中共中央设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为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
12月24日 毛泽东、周恩来为红一方面军东征山西制定《关于四十天准备行动的计划》。
12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议，讨论北方局工作。在会上发言指出：现在学生运动大活跃，他们起着开创革命的作用。学生运动的根本出路是到工人中去，到士兵中去，主要是到农村去。北方局的基本工作是工人运动，要克服关门主义，工人运动应同农村的斗争联结起来。河北各县有武装，在日本吞并河北的情势下，容易发展为武装斗争。红军东进，可以得到赤色游击队的响应。发言还提议准备人及款项，由北平与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经上海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渠道。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准备作组织问题的报告；派刘少奇为中共中央驻北方局代表。
12月 指示中共陕甘省委做东北军一○六师等部工作。
△出席中共陕北省委会议。在会上提出将苏区的游击队编为红军。三十日，红二十八军成立，军长刘志丹，政委宋任穷。随后红二十九军（军长谢嵩、政委甘渭汉）、红三十军（军长阎红彦、政委蔡树藩）相继成立。
12月31日 红军和驻甘泉东北军达成抗日协定，双方互不打枪。
1936年三十八岁
1月1日 邀请瓦窑堡白军军官训练班的学员（东北军被俘军官）参加阅兵式，并在阅兵式前讲话，号召东北军与红军携起手来共同抗日。
1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就新形势下的组织任务发言说：政治形势中心是开展民族战争，党的任务是团结领导千千万万群众在党的周围，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当前要解决几个组织原则问题：（一）无产阶级要在各种群众斗争中取得领导权；（二）随着民族战争的开展，党要迅速地发展；（三）由于党在苏区和白区所处环境和面临的任务不同，同时各个苏区也被敌人分割在不同地区，所以各地只能在统一政策下独立地进行斗争；（四）虽然我们没有取得城市，但是有自己的政权、武装，已有的武装已成为中国革命最主要的力量，党的干部随红军行动，党要依靠武装建立和发展党组织。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在政治上反对关门主义，要改变对于党员成分问题的机械理解，还要克服对知识分子的狭隘观点，欢迎他们参加革命。提出党在白区不组织赤色工会，而要打入到一切组织中去；还要争取白军和地主武装；要大力发展党组织，发挥支部的堡垒作用。
1月5日 毛泽东、周恩来命令红一军团、红二十五军向洛川、白水、澄城、韩城、宜川地区进军，扩大苏区、红军，扩大抗日宣传。为了向南发展，十二日，中共中央将陕甘边南区党委改为关中特委，任贾拓夫为书记。
1月7日 为巩固苏区的北部，毛泽东、周恩来电令刘志丹、宋任穷率红二十八军、红七十八师直逼横山县城。
1月9日 博古〔注1〕、林伯渠〔注2〕、毛泽东、周恩来电告彭德怀、杨尚昆：红军、游击队的筹款应在没收汉奸、国民党卖国贼财产，充裕抗日基金的口号下进行。
〔注1〕博古，时任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任。
〔注2〕林伯渠，时任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财政部长。
1月10日 出席中共中央常委会议。会议决定红军在陕北渡黄河，东征山西。周恩来在会上报告兵员补充、财政、供给等准备工作。
1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宣布东征的人事安排。会议决定二月中旬东征，毛泽东、彭德怀、洛甫、张浩、凯丰随军行动。周恩来、博古、邓发留在后方组成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
1月19日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联名签发《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注〕命令》，宣布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开通抗日前进路”，同日本直接开火，尽快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
〔注〕阎锡山，时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
1月21日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收到李克农自洛川来电〔注〕：张学良表示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东北军中同情中共抗日主张者不乏其人，对“剿共”态度消沉，愿意目前各守原防，恢复通商。
〔注〕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经教育接受了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认为张学良及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都要求抗日，可以合作抗日。他主动回到洛川做劝说工作。张学良见到高后，要高回苏区联络谈判事宜。一月十六日，高回到甘泉红军驻地，要求红军派代表去谈判。十九日，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赴洛川。二十一日，李克农来电报告情况，随后回到苏区。
1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作出《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除已电令他取消另立的“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党内公布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
1月25日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二十位红军将领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书中说。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
1月31日 和博古致电洛甫、毛泽东、彭德怀：依目前形势的发展，应将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为总方针。现在的军事行动应是巩固扩大根据地，而不是远离苏区，形成流动；须能扩大武装人员和解决经济困难，有利于推动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
2月3日 中共中央局作出《关于目前兵运工作的形势及策略问题的决议》。决议认为：在目前困难当头的形势下，兵运工作的任务是使白军逐渐走上民族觉醒的道路，没有白军的参加和响应，民族战争不可能取得彻底胜利，兵运工作应成为各级党组织的中心工作之一。兵运工作不是瓦解白军，而是争取白军，订立抗日讨蒋的联盟，但不放弃瓦解与红军敌对的白军。兵运工作应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同时进行，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同时并进。
2月10日 布置李克农再次前往洛川，同王以哲、张学良谈判，说：按照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决议的精神，先商谈局部合作抗日和经济通商问题，力争谈成；对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中央请示。
2月17日 电告洛甫、毛泽东、彭德怀：我将到清涧指挥红二十八、红三十军，在晋军撤走时，抢先占领吴堡一带，相机过河。
2月20日 接到洛甫、毛泽东、彭德怀发来的中共中央及军委给李克农的训令。训令指出，张学良同意抗日，愿意同中共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但不同意讨蒋；不反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口号，但不同意马上实行这个口号。因此，我们的策略是：把张学良和蒋介石分开；求得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坚持抗日同讨伐卖国贼不可分离；要求停止内战，不阻止全国红军集中河北，不反对红军充任抗日先锋队；原则上不让步，交涉不破裂。次日，经周恩来安排，李克农、钱之光、戴镜元等人由东北军军官高福源陪同从瓦窑堡出发，二十五日到洛川同张学良、王以哲谈判。
△红一方面军渡过黄河。至二十三日，占领山西临县三交镇、石楼县义牒镇等地。
2月21日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布《关于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通电》。通电要求立刻召集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正式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开始实行抗日战争的具体步骤。
2月下旬 到清涧折家坪红二十八军军部和刘志丹、宋任穷指挥攻打义合镇的战斗。战斗结束后，周恩来过无定河，三月五日到绥德沟口。沿黄河南行，巡视河防、渡口、船只、兵站，并检查中共清涧、绥德县委工作。随后过黄河，进入山西。
2月 写《东征胜利与我们》。文章指出：目前任务是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战略方针是巩固、发展、扩大抗日根据地，扩大红军，力求推动全国抗日运动的发展。
3月2日 致电彭德怀、博古等：对蒋介石、张学良的外交工作应分别进行，对张工作仍经过王以哲。和蒋谈判〔注〕以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为条件。
〔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蒋介石要同中共建立联系，责成陈立夫负责。陈交铁道部政务次长曾养甫办。曾通过谌小岑找到中共上海地下党和中共北方局的关系，分别同上海地下党员张子华、北方地下党员周小舟及吕振羽会晤、商谈。张子华（和董健吾）二月二十七日从上海经西安到达瓦窑堡，向博古、林伯渠汇报了同国民党代表曾养甫、谌小岑会商情况，及南京政府希望同中共谈判的要求。
3月3日 致电肖劲光〔注1〕、贾拓夫、张云逸、钟赤兵〔注2〕：请完成红二十九军、地方部队的发展计划，广泛开展关中、陕甘游击战争，对敌人筑堡垒、修路加以破坏，阻止敌人进犯苏区。
〔注1〕肖劲光，时任中共陕甘省委军事部长。
〔注2〕钟赤兵，时任中共陕北省委军事部长。
3月5日 洛甫、毛泽东、彭德怀、博古、周恩来致电红一方面军各军、中共陕北、陕甘各省委负责人：李克农和王以哲订立的口头协定今日开始实行。协定如下：（一）确定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原则。（二）红军同意恢复六十七军在哪县、甘泉、肤施（今延安）公路上的交通运输和经济通商。（三）肤施、甘泉两城现驻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秣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四）恢复红区白区之间通商。电中要求陕北、陕甘省苏维埃政府、省委、军区口头传达协定，“务使我方军民与六十七军官兵结成亲密之关系，以达到进一步与整个东北军讨论抗日讨伐卖国贼之目的”。
3月10日 和毛泽东、彭德怀致电朱理治、肖劲光：我们同意王以哲派兵到甘泉换防，你们“不得对王部攻击”。
3月中旬 和博古等到山西隰县大麦郊地区（今属交口县），与洛甫、毛泽东、彭德怀等会合。分别听取王世英、张子华汇报。中共北方局负责人王世英汇报北方局党组织情况，周小舟、吕振羽到南京同曾养甫接触的情况，几年来北方局做十七路军工作情况及二月份他同杨虎城〔注1〕达成的四项协定〔注2〕。张子华汇报他同曾养甫接触的经过和上海地下党的情况。中央同意王世英和杨虎城商定的各项原则。在此期间，刘长胜带回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及同共产国际联络的密码。
〔注1〕杨虎城，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
〔注2〕四项协定内容是；（一）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愿与第十七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二）双方可以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密切联系；（三）第十六路军在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四）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由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