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山西省昔阳县开幕。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开幕式上讲话，指出不仅军队要整顿，地方也要整顿，包括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文艺政策等。江青在会议期间大讲评论《水浒》的所谓“现实意义”，提出：“《水浒》里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事后，毛泽东严厉斥责江青的讲话是“文不对题”，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
△国务院办公室召开会议，吴庆彤传达周总理对文字改革工作的指示，出席者有李琦、叶籁士、陈乃华、申坚。
9月17日 同邓小平谈话。在此前后，还与乔冠华、李先念、纪登奎等谈话。
9月20日前 自己判断病已无治，对大夫张佐良、吴蔚然说：我的病，在医院待下去已没有多少意思了，可否搬回家（西花厅）去住，这里还有好多病人，你们应去照护他们。
9月20日 下午，施行大手术治疗。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和邓颖超等在医院守候。进入手术室前，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于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之后，躺在平车上询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邓小平即上前俯身问候。周恩来握住邓小平的手，用力说道：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手术过程中，医生发现癌细胞已扩散至全身〔注〕，无法医治了。邓小平当即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注〕周恩来自一九七二年五月确诊为膀胱癌后，其病情又继续发展，此时已是多种癌症并发。
9月23日 与王海容、唐闻生谈话。
9月28日 在病床上接见前往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庆祝活动的中央代表团成员，请他们转达对新疆各族人民的祝贺。说：我很想念新疆人民，可是已经不能再去新疆亲眼看看了；请你们多带回些照片，以便能看到今日的新疆和新疆各族人民。
9月 病情急转直下，全身癌细胞继续扩散，免疫力严重下降，不得不取消所有接待活动和几分钟的散步运动。
10月2日 叶剑英来医院看望，并与在病房守候的邓颖超谈话。
10月7日 嘱秘书转告王冶秋：“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注〕，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托王将此情况转达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修订编辑委员会，在写“杨度”这一人物条目中，须将此史实写入，以免湮没无闻。
〔注〕杨度，一九一五年拥戴袁世凯恢复帝制的筹安会成员，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0月11日、12日、17日 先后同前来看望的汪东兴、李先念、纪登奎、吴德、邓小平谈话。二十四日，汪东兴再来看望。
10月24日 病情继续恶化，终日卧床不起。本日晚至次日晨，再次施行手术治疗。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等在医院守候。
10月25日 观看纪念音乐家聂耳、冼星海音乐会的电视转播，并建议让聂、冼的作品多同人民群众见面，多为人民群众演出。
10月29日 同前来探望的李先念、纪登奎谈话。
10月 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四十周年，在邓小平等支持下，冲破江青等人的阻挠，于十八日重新演出萧华作词的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不久，邓颖超打电话告：“总理在医院很想最后看一次《长征组歌》。”之后，有关部门又接到总理办公室电话，转达周恩来希望再听听《长征组歌》录音的要求。
△得知周秉建经插队地区牧民推荐，被批准进入内蒙古大学蒙语专业学习的消息，托邓颖超转告周秉建：要继续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坚持在基层、坚持在牧区干到底。
△从电视中看到西藏歌舞团赴京演出的转播后，托邓颖超秘书打电话给藏族女歌唱家才旦卓玛：总理听你唱的歌曲和过去一样好，很高兴。你要好好为人民歌唱，要好好工作，注意身体。
△王洪文在上海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及刘庆棠等多次密谈，提出：“要密切注意清华、北大动向，那里有大事”；“要讲究策略”，“振奋精神，准备斗争”。
11月2日 同邓小平谈话。
△次日晚，又与王海容、唐闻生谈话。
11月26日 中国成功地发射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十二月二日，在卫星正常运行六天后，按预定计划将卫星收回地面。这是中国科技人员首次掌握卫星回收技术。
11月 病势沉重。以极大毅力与病痛作斗争。躺在病床上听医务人员读报，关注国内的政治局势。由于吞咽困难，要求医护人员帮助数着吞咽次数下咽食物。每当剧痛袭来时，便紧握住医护人员的手，不露痛苦表情，安慰和鼓励他们：你们给我治疗是个好机会，你们可以很好地在我身上总结经验。现在还有那么多人受癌瘤折磨，我就不相信对癌症没有办法，总有一天会突破的！
△同前来看望的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吴德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等作简短谈话。
12月8日 邓小平前来看望。
△在此前后，来看望的还有汪东兴、王洪文，李先念、陈永贵以及王海容、唐闻生等。在和王洪文的谈话中，提醒他要记住毛泽东一九七四年在长沙谈话时关于“江青有野心”的告诫。
12月20日 上午，体温三十八度七。约罗青长谈对台工作问题，询问台湾近况及在台老朋友的情况，嘱咐不要忘记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其间，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并进入昏迷状态。最终不得不中止谈话。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约中央部门负责人谈话。
12月中、下旬 病势危重。靠鼻饲、输液、输血等维系生命，时常进入昏睡状态。负责治疗的医疗小组成员分班昼夜守护，监视病情发展。每当醒来时，头脑仍然清楚，或与前来探望的人作简短交谈，或要求医护人员给读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和参考资料等，有时还要求听听广播。为减轻病痛，医生不得已使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并竭尽全力，延长周恩来的生命。
△邓小平两次来医院看望。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纪登奎、华国锋、陈锡联等也多次前往探望。
12月底 得知给自己理发多年的北京饭店职工朱殿华几次捎信请求来给理发后，嘱托身边工作人员：朱师傅给我理发二十几年，看我现在病成这个样子，他会难受的。还是不要让他来了，谢谢他了！
本年 在同叶剑英谈话中嘱咐：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他们”（指“四人帮”）手里。
△在病痛中，同守候在身边的邓颖超低声吟唱《国际歌》，“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病重期间，曾专门交代医务人员：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做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
△根据五十年代与邓颖超共同商定、相互保证，死后将两人骨灰全部撒掉，不作任何保留。当知道自己的病已不能再挽救时，一再叮嘱邓颖超：一定遵守过去的约定，死后不要保留骨灰，要将骨灰全部撒到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关于丧事，对邓说：葬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任何人，一定不要特殊化。在此之前，周恩来还向邓颖超表示，他心里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出来。
△在与病痛作顽强的、最后的斗争之际，多次询问毛泽东的身体状况，询问中央其它领导人的健康，并对一些回忆得起来的党内领导干部、民主党派人士、高级知识分子、文艺界人士和过去身边工作人员的处境、下落等，表示关切。
△自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住院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逝世，共作大小手术十三次，约四十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只要身体尚能支持，仍继续坚持工作。除了批阅、处理一些文件外，同中央负责人谈话一百六十一次，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五十五次，接见外宾六十三批，在接见外宾前后与陪见人谈话十七次，在医院召开会议二十次。出医院开会二十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谈话七次。
△新华社报道：截至一九七五年年底，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已有一百零七个国家，同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已达一百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1976年七十八岁
1月1日 生命垂危，长时间处于昏睡状态。清醒时，从广播中听到新发表的毛泽东一九六五年所作两首词《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示意工作人员买来诗词本，并听读这两首词。读后，要求将诗词本放置枕边。
1月5日 凌晨，做最后一次治疗手术，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前来看望、守候。
△下午至夜间，在京大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接到周恩来病危通知，分批前往医院探望。
1月6日 中午，叶剑英前来医院看望，并同医护人员谈话。在此前后，李先念等均来探望。
1月7日 进入昏迷状态。医生以输氧、鼻饲等方法延续周恩来的生命。
△晚十一时，已处于弥留之际，微睁双眼，辨认出面前的吴阶平等，声音微弱地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恩来生前说的最后的话。
△王震、谷牧等来医院看望。
1月8日 上午九时五十七分，病逝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五医院，终年七十八岁。
1月9日—14日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出讣告，沉痛宣告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在北京病逝。同时，宣布成立由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朱德等一百零七人组成的周恩来同志治丧委员会。九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外交部下半旗志哀。十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决定北京和全国隆重追悼周恩来。
△十日和十一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一万多人，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朱德、叶剑英、邓小平、宋庆龄等在周恩来遗体前静默致哀。中央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爱国民主人士以及专程前来北京的浙江省和江苏省的代表，也参加了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的仪式。与此同时，在北京医院门前聚集了许多自发赶来参加告别活动的群众，希望瞻仰周恩来的遗容，表达他们无比哀痛的心情。
△十一日下午，周恩来的遗体由王洪文、汪东兴、邓颖超以及治丧委员会工作人员、周恩来生前友好等护送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从北京医院至八宝山的东西数十里长街上，首都百万群众自发地聚集在街道两侧，在严寒中肃立致敬，送别周恩来。灵车所到之处，哭声四起，连绵不绝，气氛悲痛至极。
△十二日至十四日，首都各界群众四万多人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隆重吊唁仪式，沉痛悼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叶剑英、邓小平、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夫人邓颖超，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和各大军区，台湾省爱国同胞，以及上海、广州、南昌、武汉、南京、重庆、西安、延安等市的党政部门，一些华侨和港澳同胞等，都敬献了花圈。送花圈的还有各国的领导人和政府，驻中国的外交使团、大使、大使馆，国外许多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及其领导人，在北京的外宾、专家、留学生和实习生等。吊唁仪式之后，周恩来的骨灰转至人民大会堂，并曾安放在台湾厅内。吊唁期间，更多的首都居民、机关干部、工人、农民、学生和解放军指战员，冲破“四人帮”的各种禁令，自发地或有组织地举行各种形式的悼念活动，深切缅怀周恩来，寄托自己的哀思。天安门广场中央镌刻有周恩来手书碑文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成为人民群众追悼、怀念周恩来的主要场地。几天内，纪念碑周围放满花圈，四面松墙上也都缀满了白花。类似的悼念活动，在上海、天津、武汉、西安、南京、重庆、南昌、广州及全国其它大中城市也相继出现，并不断发展、扩大。
1月15日 全国下半旗志哀，停止一切娱乐活动。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五千多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沉痛悼念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北京、浙江、江苏的代表出席了追悼大会。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他说：今天，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的逝世，对于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对于国际反帝、反殖、反霸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都是巨大的损失。在回顾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周恩来献身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经历之后，邓小平指出；周恩来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周恩来同志对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对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对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衷心地爱戴他，尊敬他。周恩来同志在国际事务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对加强我党同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的团结，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对加强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联合国际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的贡献，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他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悼词号召：在悼念周恩来同志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他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诚。终生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奋斗；要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质，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忘我地、不知疲倦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要学习他对敌斗争的坚定性，奋不顾身，机智勇敢，坚定沉着，充满着必胜的信心；要学习他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光明磊落，顾全大局，遵守党的纪律，严于解剖自己，善于团结广大干部，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要学习他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以身作则，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和他同疾病作斗争的革命毅力。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战士周恩来同志和我们永别了。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邓小平致悼词后，全体到会人员向周恩来遗像三鞠躬。
△遵照周恩来的遗愿，本日夜至次日凌晨，他的骨灰撒在北京、天津以及山东北部黄河入海口等处。
△周恩来逝世后，共有一百三十多个国家和政党的领导人先后发来唁电、唁函，向中国党和政府表示深切的哀悼，对周恩来为中国、为世界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表示深深的敬意。与此同时，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召开的会议上，由大会主席提议，全体代表起立，向周恩来默哀。联合国亦下半旗志哀。
1月—4月 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对全国人民自发举行的各种悼念周恩来的活动百般阻挠，竭力压制，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三月下旬，南京市最早爆发声讨。“四人帮”一伙倒行逆施的抗议活动，随即，全国许多城市也出现类似情况。清明节（四月四日）前后，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更大规模的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活动，使全国性的悼念、抗议达到高潮。这场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并结束“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后记
一九八九年九月，《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即建国前部分，公开出版。《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即建国后部分，一九八一年初开始撰写，一九八二年底形成四十万字的草稿。之后，因其它任务繁重等原因，撰写工作暂时停止，一九九○年开始在草稿基础上重新进行撰写，一九九六年底完成。一九九七年一月付印。
本书的撰写，自始至终在李琦同志指导下进行。
《周恩来年谱》建国后部分共分三卷：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五六年为上卷，四十七万字；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五年为中卷，五十六万字；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为下卷，五十三万字。三卷共计一百五十六万字。
主审李琦
主编
力平：负责全书的修改和定稿。
马芷荪：负责全书的修改和定稿，并对1961年至1966年初稿的撰写进行指导。
副主编
熊华源：对全书初稿进行修改。
安建设：对1966年至1969年4月初稿的撰写进行指导。
分段撰写者：
熊华源：1949年10月至1956年
马芷荪：1957年至1960年
杨明伟：1961年至1965年
陈扬勇：1966年至1969年4月
安建设：1969年5月至1976年
李海文曾于一九八六年七月至一九九三年五月担任本书副主编，进行访问工作，并阅改部分试写稿。
八十年代初参加本书撰写工作的有，方铭、金冲及、力平、熊华源、赵淮青、马芷荪、李海文、朱同顺、范德忠、廖心文、刘金田、成也竞、高文谦。
中央档案馆为本书提供了文献资料。
国务院和有关中央国家机关的档案部门。一些省、市党史研究部门提供了档案和其它资料。许多老同志和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同志提供了有关材料。
书稿写出后，室外参加审读的有：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孙瑞鸢、林蕴晖、周承恩、席宣，中共中央党校范守信、陈雪薇、陈诗惠、于南、金春明，中共中央统战部李青，中共中央组织部陆源，中央档案馆殷子贤、李明华、齐得平，外交部裴坚章、张光佑，公安部成元功，国防科工委王亚志，国家计委吴群敢，军事科学院齐德学、范硕，国防大学丛进，解放军总政治部周之同，首都师范大学滕文藻。
本室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研究组和档案处，都派出专人进行审读并提供意见；科研管理部学术处、办公厅秘书处给予了很大支持；周恩来研究组有关同志也参加了审读。
此外，还汲取了罗青长、吴庆彤、周家鼎、柴成文、马列、钱嘉东、陈浩等同志的意见。
汪裕尧、冯蕙、朱佳木、吴瑞章、鲁振祥、廖心文等也对书稿提供了宝贵意见。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校订记录
日期：1959年5月7日
原稿：（注释）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书记
更正：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第一书记
日期：1962年7月19日
原稿：（第一条）江西省省长刘俊秀
更正：江西省省长邵式平
日期：1969年8月18日
原稿：（第二条）△会见埃德加·斯诺和夫人。
更正：删去本条。
日期：1969年10月19日
原稿：（第一条）△会见斯诺和夫人。
更正：删去本条。
日期：1970年3月24日
原稿：（第四条）昂爱阿癌澳癌案昂
更正：我们不干这个傻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