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电顾祝同、张冲等：朱德的去留影响极大，请向蒋进言，朱不离军队。
6月23日 会见美国学者T·A·彼森，向他介绍国共两党谈判的情况。并谈了对当前统一战线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看法，说明中国的统一战线同欧洲或美洲的人民阵线从形式到内容都很不同，目前统一战线的建立还存在很多不利因素，但日本的侵略损害了中国各个阶级，为进行了十年军事斗争的国共两党提供了重新合作的基础。指出这种合作只能逐步地实现，要先准备抗战，然后争取民主共和国的运动。
6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各省工作和红军改编问题。周恩来提出：上海是政治舆论的中心，须特别看重，应加强上海的工作，建议中央派人指导。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电张云逸，要张同桂系将领李宗仁、白崇禧联络时，坦率说明“只有以抗日民主与蒋比进步，才能生存发展，如以军阀政策与蒋比落后，则只有失败”。并要张设法推动广东、广西、香港方面的政治人物应邀参加蒋介石即将在庐山召集的谈话会，在谈话会上应注意宣传救亡纲领，开放爱国的言论思想自由，撤销“紧急治罪法”和“新闻检查条例”，释放政治犯等。
6月26日 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潘汉年：从延安到南京之间的电台已接通。南京来电催周恩来再上庐山，继续谈判。中共中央决定，待国共两党合作宣言拟好后，周再去庐山。
6月27日 在中共中央党校和抗日军政大学作政治报告《和平、抗日与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治目标》。指出：和平是基本上取得了。彻底的和平需要对外抗战对内民主。南京政府有被迫抗战的准备，但尚没有彻底抗战的决心，然而那些进步已经可以运用之以扩大抗日运动了。在和平道路上发动抗战需要民主运动来推动，没有民主抗战的发动不能广大深入，甚至抗战发动不起或者遭受挫折，脱离抗战来谈民主将更失去中心、失去领导而流为资产阶级的尾巴。民主运动的目的是在发动抗战，扩大抗战的力量。最彻底的民主共和国也只能在抗战彻底胜利中取得。
6月28日 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叶剑英：请何柱国电告甘肃省政府委员兼省代主席、西安行营副主任贺耀祖，将集中兰州的红军西路军被俘人员“概送西安处置，切勿中途遣散”。电文并要叶向到达西安的被俘人员进行慰问和解释。
6月29日 中共中央收到南京政府电：红军改编后只能设政训处。中共中央决定：可以用政治机关名义指挥部队，但必须有等于指挥机关的组织和职能。万一争不到朱德为政治机关的主任，即自行改编。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闽西南、鄂豫皖及同国民党谈判的原则等问题。周恩来在会上介绍了谈判的情况，认为目前主要问题是军队问题，如果只能设政训处，建议在谈判中要把政训处的权力确定下来。
△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叶剑英：如西安行营允许办理去南方各省联络红军游击队的护照，为保守秘密，将去鄂豫皖联络的郑位三改为李涛，去闽西南联络的方方改为刘仲山，郑、方分别以随员身份同行。
6月30日 因暑期来临，各地学生陆续到陕北苏区参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电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叶剑英：由前总政治部办一临时招待处，通过西安办事处介绍学生至云阳、淳化一带参观；指定专人同学生谈话，讨论各种问题；如有愿留下短期训练者可安排一、两周训练，择其中最好者到延安参观。
6月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国共《两党关系调整方案》，提出国民革命同盟会可负责调整两党关系，决定两党共同行动事项，但不能干涉两党内部事务，两党均须遵守共同纲领，但两党又均保留各自的组织独立性及政治批评和讨论的自由权。
△驻河北丰台的日军不断举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
7月1日 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题为《十六周年的中国共产党》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没有欧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传统，却承袭了中国农民革命与民族民主革命的传统，接受了欧战后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影响，站在新兴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农民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已锻炼成为共产国际最好的支部之一，不愧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之一员、报告分析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就的原因在于中共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与中国人民有根深蒂固的联系的党。报告还系统总结了中共在大革命时期的历史教训，指出在工人运动中最基本的弱点是“不认识争取领导权，以为无产阶级天然获得了领导权”，“由行会传统而成的宗派观念，形成工人运动中的分裂以至关门主义”，“革命斗争的爆发，伴着发生了‘左’倾幼稚行动，缺少经常的组织和教育工人的工作”；“农民运动与土地革命在中国党领导机关中接触甚为落后”；在军队工作中“放弃树立党的基础，退避自己建立军队的企图”，“缺乏武装工农的信心和决心”。号召党在继承优良传统，汲取革命教训的基础上自觉地担负起领导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
7月初 起草《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初稿提出中国共产党奋斗的总目标是：（一）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与解放；（二）实现民权政治；（三）实现中国人民的幸福和愉快的生活。并且重申中共的四项保证。
7月3日 因国民政府准备重新审查沈钧儒等“七君子”案，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潘汉年，要潘立即通过“七君子”的家属和律师同“七君子”磋商，设法与CC方面出面调解的人谈判，以“不判罪只到庐山谈话则为上策，只判轻罪而宣告满期释放此为中策，释放而请到南京做事或出洋此为下策”。经“七君子”坚决斗争和各界人士的援助，七月底，国民政府将“七君子”交保释放。
7月4日 和博古、林伯渠从延安到达西安。
7月5日 和博古、叶剑英同彭德怀、任弼时商议红军改编问题。
7月7日 和博古、林伯渠飞抵上海。
△夜，日本侵略军向北平西南郊的卢沟桥发动进攻，驻守该地区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一一○旅所属官兵在旅长何基沣指挥下奋起抵抗。全国性抗日战争开始。八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7月10日 同中共党员夏衍谈话，要他今后以进步文化人士的身份留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强调指出工作方式可以多样，但一定要争取公开合法。还谈到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办一张党报。
7月上旬 和博古、林伯渠探望宋庆龄，征求来对《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意见。宋表示支持。
7月13日 会见蒋鼎文、宋子文，商谈红军改编人数及指挥机关问题。
7月13日（或14日） 和博古、林伯渠到庐山。随即向蒋介石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7月14日 会见张冲。张说，蒋介石提出红军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十五日，周恩来致函蒋介石，说“华北炮火正浓，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其最急者为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之具体实施”。指出蒋介石上述要求同六月庐山谈判所谈“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且“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
7月17日 洛甫、毛泽东致电叶剑英转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从大局出发，在谈判中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机关可以承认平时设政训处指挥，朱德为正主任，彭德怀为副主任。但战时不能不设军事指挥部，以资统帅。
△和博古、林伯渠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会谈。向蒋建议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尽速发动全国抗战。
△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声明：“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但又说：“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蒋不允许周恩来、林伯渠、博古出席当时在庐山召开的有各方面军队要员参加的庐山谈话会。实质上仍不允许中共公开活动。
7月18日 将所拟关于谈判的十二条意见，通过宋美龄转交蒋介石。意见的主要内容有：应许各报刊载《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国民党中央发出书面谈话表示赞同；迅速发表陕甘宁边区政府名义，从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择一人担任正职，由林伯渠任副职，其范围包括现在所辖十八县〔注〕，其疆界请国民政府行政院和边区政府划定；国共双方派人分赴鄂豫皖、闽浙赣、闽粤赣、湘鄂赣等地联络与传达国共合作方针，对南方红军游击队实行改编；允许中共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在全国发行；对红军改编的具体意见。由于蒋介石坚持红军在改编后不设统一的指挥机关，使谈判陷于僵局。
〔注〕十八县包括陕西境内的延安、甘泉、鄜县（今富县）、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保安、靖边、定边、淳化、栒邑；甘肃境内的正宁、宁县、庆阳、合水、环县；宁夏境内的盐池。
△离庐山，赴上海。
7月20日 在上海收到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林伯渠电：日军进攻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的可能，我们决定采取落不让步不再同他谈判的方针。电文同时要求周、林暂留沪观察形势。
7月21日 和博古、林伯渠电告洛甫、毛泽东：因在庐山力争无效，已来宁、沪暂观时局变化。如中日全面开战，则《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即可发表。电文指出不管形势如何变化，须立即自行改编三个方面军，每个方面军编足一万五千人，独立军师都编入，加强干部配备，使各方面军都能独立工作。
在上海期间
和潘汉年及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等面谈，布置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地下党的工作。指出统战工作要大力开展，群众工作要稳扎稳打；要注意保存和积蓄力量，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结合起来。
7月27日 在西安，同蒋鼎文会谈。针对蒋所说蒋介石催促红军迅速出动抗日的意见，周恩来说，这没有问题，但要对方立即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7月28日 和博古、林伯渠返抵延安。同中共中央其它领导人商议红军改编出动抗日事，决定；立即争取西安行营同意，红军集中三原改编，编足四万五千人，三个师上设总指挥部（将来可让步为军部），朱德任正职，彭德怀任副职。
7月30日 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彭德怀等前方红军高级将领，对红军东进抗日后留在后方保卫苏区的第二十七军、第二十八军、第三十军及陕甘宁地方部队驻防问题作出安排。
7月底 鉴于北平、天津相继失守，华北局势危急，和博古赴云阳镇，出席抗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的红军高级干部会议。并同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商定红军改编中的编制、分布、干部配备等问题。
7月31日 收到叶剑英从西安来电，得知桂系将领李宗仁、白崇禧、川军将领刘湘准备赴南京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即将召开的国防会议的消息后，同博古、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致电毛泽东、洛甫，提出中共亦应派人参加，争取公开合法地位。并建议由周恩来和叶剑英出席。
8月1日 收到毛泽东转来的张冲急电：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速至南京共商国防问题。
△洛甫、毛泽东电告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关于红军作战，依当前敌我情况，须坚持“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以发挥红军特长；依此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
8月2日 电复张冲：如开国防会议则同朱德、叶剑英去；如系谈话则同林伯渠、博古、叶剑英去。四日收到张冲复电：是开国防会议，望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南京参加。
8月3日 收到毛泽东、洛甫来电：在南京谈判中要解决（一）发表宣言；（二）确定政治纲领；（三）决定国防计划；（四）发表红军指挥系统及确定初步补充数量；（五）红军作战方针。
△将同朱德商讨过的准备提交国防会议的提案内容电告毛泽东。提案内容包括国防会议组织机构案，重新确定战时编制案，确立全国抗战的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确定华北抗战计划案及红军担任一方面独立作战的任务、实施全国人民总动员及武装民众参战计划案等。
△就抗战爆发后中共在华北地区的统战工作问题，和博古致电叶剑英并转中共中央北方局负责人杨尚昆，对华北联络局〔注〕及河北各地联络局的工作作出安排。要求派人到平、津组织情报机关。并指出：关于平津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应联合各方坚决抗日的分子和团体，建立联合行动的组织；协助抗日的民众运动；协助军委组织和发动冀东、平、津、察东、察北的游击战争；做好全华北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
〔注〕华北联络局，在北方局领导下，负责情报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
8月4日 和朱德、博古、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和《关于红军主力出去抗战的意见》，认为对日抗战的方针是（一）“要求南京要有发动全国抗战的决心和布置”；（二）“争取我们在抗战中参加和领导”；（三）“不反对在推动全国抗战中，须要积极的准备”。为此，我们应“参战不迟疑，但要求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发挥红军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优点。关于红军出兵问题，“不拒绝红军主力出动，但要求足够补充与使用兵力自由”；“不反对开赴察绥，但要求给便于作战察、绥、晋三角区（争取消灭伪军与发展察、热、冀的游击战争）与便于补充联络的后方”；“不拖延改编，但要求宣言名义及全部名单同时发表”，迅速补充，发足费用，以便开动。但为适应持久战的需要，“主力出去仍可节约兵力，谨慎使用，不打硬仗，多行侧面的运动战与游击战”。
8月5日 收到洛甫、毛泽东关于红军参战问题的复电：红军担负的作战任务是“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在一定地区内协助正面友军作战。”要遵循“按情况使用兵力的原则，在此原则下，承认开拔主力”。
8月6日 同朱德等到西安。
8月7日 得知一千多名红军西路军被俘人员从兰州到达西安，被关押在西安行营监守所的消息后，曾派孔石泉前往了解情况。本日，同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交涉，要求予以释放。当天，有三十名西路军干部获释。八日，有二百一十余人获释，其中包括黄鹄显等三十三名营以上军事干部。此后，周恩来会见出狱人员，表示安慰和鼓励。
8月9日 和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十一日，同朱德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上分别发言。周恩来在发言中指出：当前战争中，必须培养出可以独立持久的能力。在正面防御上，不可以停顿于一线及数线的阵地，而应当由阵地战转为平原与山地的扩大运动战。另一方面，则要采取游击战。周恩来、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发表的意见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产生了积极影响。
8月10日 致电中共驻兰州办事处负责人谢觉哉：迅速营救被俘后编入新疆省政府主席兼边防督办盛世才部九十七师新兵营的原红四方面军八十九师师长邵力坤等五名干部。
8月12日 和朱德同张冲、邵力子、康泽商谈《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内容。康泽提出：不提民主，取消对民族民权民生三条的解释，不提与国民党获得谅解、共赴国难等。周恩来、朱德严辞批驳，并要求将中共意见报蒋介石。
8月13日 淞沪抗战爆发。
△和朱德、叶剑英就同国民党谈判条件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一）努力抗战，以巩固蒋介石的抗战决心；（二）红军立即改编，争取开动；（三）力争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四）催促发表正副总指挥；等。
8月14日 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告“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
8月中旬 同何应钦商谈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何答应中共可派人到南方各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协助红军游击队改编。十七日，致电中共中央：请嘱准备去鄂豫皖地区的郑位三和去闽西南的方方以及去其它地区的派出人员速来南京。以后，郑、方等人陆续到达长江南北各游击区，为组建新四军进行准备工作。
△指示夏衍协助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筹办《救亡日报》，提出要把该报办成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八月二十四日，《救亡日报》在上海创刊。
8月18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与国民党谈判的十项条件给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的训令》。训令指出：国共两党合作必须建立在一定原则上，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使党与红军取得合法地位。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在总的战略方针下，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此后，周恩来等根据上述原则，同国民党进行反复谈判。蒋介石、何应钦最终同意主力红军充任战略游击支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的作战任务。
△和叶剑英致电毛泽东并转彭德怀、任弼时、博古、林伯渠：南京已决定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部队仍以速升为有利。提议：至少应以一个旅为先遣部队，先行东进。同日，毛泽东电复彭、任，“同意恩来提议”。
△和叶剑英到首都反省院看望被关押的中共党员和革命同志，经同国民党当局交涉，当场使夏之栩、王根英和熊天荆获释。钱瑛、刘宁一、帅孟奇、张琴秋、彭镜秋等以后也陆续出狱，一部分回到延安，一部分被派往国统区工作。
△和叶剑英向国民党当局交涉，要求释放十四日被国民党青海省党部押到南京的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张琴秋。不久，张琴秋获释。
在南京期间 和朱德、叶剑英同国民党商谈了在南京、兰州、武汉等地设立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以及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十三个地区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
△会见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双方商定相互派人建立联络关系。以后，中共中央派罗世文到刘湘处工作。还和朱德、叶剑英会晤冯玉祥、白崇禧、龙云〔注〕等，商谈合作抗日等问题。
〔注〕龙云，时任云南省政府主席。
△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商定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创办报刊。不久，邵力子签署文件，正式批准中共南京办事处在南京筹办《新华日报》。
△和朱德探望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于右任，商谈中共准备在南京筹办《新华日报》事，并请于为该报题写报头。于欣然同意。以后在武汉期间，周恩来又多次同于恳谈，并通过王炳南、屈武同于保持联系。
△会见中共中央派往上海工作的张爱萍等。指出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设法组织流亡到上海的工人、学生、难民到郊区开展游击战争，并要在上层知识界和学生中做统战工作。
8月 在上海会见叶挺，请叶出面改编南方游击队。
8月21日 为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离南京抵西安。谈判中的末了事宜，由叶剑英留在南京继续交涉。
8月22日—24日 出席在陕西洛川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讨论、分析全国抗战开始以后的新形势，研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任务和基本政策。周恩来在会上报告南京谈判、上海抗战、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南京国民政府的国防、外交等情况，指出：对形势要有持久战的估计，要继续推动国民党抗战，要加强全国群众运动的发动。关于红军的作战方针，认为“还是运动游击战好”，主张“我们的地区，是布置敌人后方游击战争，必要时集中力量消灭敌人”。并说：党的军事战略方针必须绝对遵守，使国民党的战略不至束缚我们的战略方针。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中共中央军委，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等十一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实际称副主席）。八月二十三日，中央常委会决定成立长江沿岸委员会，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二十五日，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中共中央公布《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8月24日 致电张冲、康泽并转蒋介石，说明八路军先头师（指第一一五师）已于二十二日由陕西三原出发向指定区域开进，希望蒋迅速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表示赞同此宣言的谈话。
8月25日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发布命令：根据与国民党及南京谈判结果，宣布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第八路军下辖第一一五师，林彪为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周昆为参谋长，罗荣桓为政训处主任，肖华为副主任；第一二○师，贺龙为师长，肖克为副师长，周士第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为副主任；第一二九师，刘伯承为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倪志亮为参谋长，张浩为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九月十一日，按照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第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属第二战区。八路军总指挥部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副总司令。
8月29日 抵西安，准备和博古、彭德怀一起去南京，同国民党继续谈判，并筹建中共长江沿岸委员会。三十日，会见蒋鼎文。蒋答应即日通知各方不再称共产党、红军为“伪党”、“匪军”，以后遇到行政、民运、党务事都同林伯渠面商解决。
8月30日、31日 连日收到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电：周恩来直即赴太原、大同晤阎锡山，商量八路军入晋后的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计划等事。
9月2日 从西安行营处得知国民政府决定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以丁维汾为正、林伯渠为副，《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发表要在八路军集中开动之后的消息，当即致电康泽转蒋介石：《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赞同此宣言的谈话应依庐山谈定方案即时签字发表；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由中共方面推荐林伯渠为正，张国焘为副即日颁令；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由中共推荐的任弼时为正，邓小平为副。
9月3日 晚，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和彭德怀、林彪、聂荣臻、徐向前、肖克等乘火车进入山西。五日，抵太原。同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阎锡山亲信梁化之及省政府秘书长贾景德初步交谈。七日，同彭德怀、徐向前等赶往代县太和岭口行营指挥部同阎锡山等会商。随后到大同会见第二战区北路前敌总指挥傅作义。同阎锡山、傅作义就八路军入山西后的活动地区、指挥关系、作战原则以及平型关、雁门关的防御等问题进行会谈。商定：（一）八路军入山西后以太行山脉及太行山北端为根据地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二）在第二战区行营直接指挥下，成立有共产党、八路军代表参加领导的各级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以发动民众，组织游击战争，其工作纲领由中共拟出；（三）八路军在山西境内只动员群众，不干涉县政；（四）给红军补充物品，兵站帮助运输。
9月8日 致电何应钦：八路军正开赴抗日前线，准备长期作战。请速解决粮饷和武器。同日，致电蒋介石，要求迅速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陕甘宁边区名义，以便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立即出动。
9月9日 和彭德怀从晋北前线回到太原。电告朱德、任弼时并报毛泽东：关于在河北十三县发动群众的工作，阎锡山答应同八路军合作。
9月上中旬 领导起草动委会工作纲领。工作纲领的核心内容是：（一）积极组织、训练、武装民众；（二）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活；（三）实行民主政治；等。提出动委会应。由各省政府代表、各地军队代表以及各有关民众团体代表组成。县区一级动委会应有县政府、区公所的代表，民众团体代表。村动委会中应有民众选举的过半数代表参加。
△多次和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及中共北方局委员交谈，确定参加政权的原则：以共产党或八路军代表名义参加政府机关者，须先确定一共同纲领做标准；共产党员个人参加工作者，须在抗战中力争我们主张的实现；因私人关系在政府中工作者，须不失我们的立场等。并商定北方局的工作以争取山西为华北抗战根据地中心，同时加紧布置绥、冀、察的游击战。在河北南部、山东南部及山西应以武装民众进行战争动员为中心，而尤以汾河流域及河北南部、太行山脉为最急。
9月13日 派南汉定到太和岭口见阎锡山，向阎指出时局的危机，建议迅速输送八路军到涞源、灵丘一带，以巩固恒山山脉；不应死守雁门关，宜实行出击，以侧击和扰击的方式作战。并向阎锡山提交动委会工作纲领。
△将和阎锡山谈判的情况电告毛泽东、洛甫，提出八路军两个师迅速集中涞源、灵丘、阜平地域，依傍太行山发展游击运动战。目前或将来万一处于不利情况，可依山西向南发展。建议调游击干部至绥远发展游击战争。并说拟由聂荣臻或邓小平代表八路军方面主持动委会的工作，请各民众团体代表参加，成立政府组织等。
△大同失陷。
9月14日 致电洛甫、毛泽东，提出八路军在第二战区驻地即成为政权力量，因此以八路军代表参加和领导战区动委会最适宜，这样可使新政权组织逐渐替代旧行政机关。
9月中旬 布置华北联络局的工作。
△在太原国民师范礼堂向各抗日救亡团体成员和群众讲演，分析抗战形势，阐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号召大家学会打游击战，到敌后去发挥作用。
△和彭德怀等出席由文化、教育、新闻各界人士召开的欢迎会。在会上发表讲话，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9月16日 和彭德怀到保定会见徐永昌、刘峙等河北省军政官员，商谈八路军准备进入河北境内的布防和作战问题。十九日，经石家庄回到太原。
9月20日 同阎锡山多次商议后，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在太原成立。国民党爱国将领续范亭任主任，中共代表程子华任人民武装部部长，南汉宸任组织部部长，武新宇任动员分配部副部长等职。以后动委会在晋西北、晋东北、雁北和察哈尔、绥远等地，在配合八路军、牺盟会〔注〕动员群众，组织人民自卫军，开展游击战争，支持前线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注〕牺盟会，全称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成立于一九三六年九月，是薄一波任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书记，主持山西统一战线工作时，组织起来并担任领导的。薄一波并组织和领导本年谱后文提到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任决死队第一纵队政委，指挥所部配合八路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创建太岳抗日根据地。
9月21日 陪同率八路军总部抵太原的朱德连夜前往太和岭口行营会见阎锡山，商谈八路军的游击地区、军队驻扎和兵力使用等问题。
9月22日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拖延已久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至此，由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推动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9月23日 返抵太原。
9月24日 致电毛泽东、洛甫：日军正以主力猛攻保定。以一部袭击平型关，另一部占左云。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广灵、灵丘以南平型关一带待机，宋时轮支队出晋东北游击，王震旅开阜平，贺龙率第一二○师师部及张宗逊旅开晋西北，驰援雁门关。建议第一二九师速开正太线南北地区武装民众，组织游击战争，扩大队伍，以后逐渐向西南山地转移。中共中央采纳这一建议，令第一二九师在九月底从陕北开出，先往正太路一带，以后向太行山区转移。
9月25日 第一一五师主力在平型关伏击日军坂垣师团的一部，歼灭日军一千多人，取得八路军出师以来的首次大捷。
9月下旬 和阎锡山、黄绍竑等商谈作战动员和山西持久抗战等问题。在作战问题上，双方约定八路军在山西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并在有利条件下配合友军作运动战。关于山西持久战问题，周恩来指出必须节节抗击敌人前进，战术上尤重在侧击、伏击与发展在敌人侧后方的游击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是最好最实际的政权组织，它作为统一战线的“初步政权”能把八路军、中国共产党、群众与地方当局几方面结合起来。为督促上述计划的实现，使华北游击战争局面得以开展和持久，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自己暂留太原。
△鉴于沿平汉、津浦线进攻的日军占保定、沧州后继续南犯，国民党部队向石家庄、德州以南撤退，致电蒋介石，要求迅速武装民众，组织河北游击战争。同时派进章五、李锡九等前往河北驻军赵寿山、孙殿英等处督促这些部队背靠太行山作游击战争准备。
△致电阎锡山，建议阎命令从平汉路退下来的晋军进行侧面作战，发展游击战争。同时致电黄绍竑，请黄催桂军北上增援娘子关，同八路军协同作战。
△派邓小平以八路军政治部和动委会名义赴五台动员同蒲路东、正太线北各县民众武装起来发展游击战争。
△应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秘书长兼政训处处长李世章的请求，派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朱瑞前往协助工作。
△会见晋军将领陈长捷等人，向他们说明运动战和游击战的要旨，并强调“必须发动群众，才能取得抗战的伟大效果”。
9月27日 应薄一波之请，出席山西全省牺盟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报告，指出：抗战必须发动群众，发扬民主；必须改造旧军队，建立新军队。鼓励牺盟会担当起领导与组织山西民众抗日的责任，完成保卫山西、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的大业。
9月28日 阅报获悉项英、陈毅在南昌同国民党接洽改编红军游击队的消息后，分别致电项英、陈毅、傅秋涛、叶挺等，要他们立即相互取得联系。
9月29日 会见第一战区程潜部高级参议何遂，分析河北战局，指出：支持华北抗战必须开展游击战争，并不断增加生力军。
9月底 和中共北方局讨论华北游击战争的部署。为便于发展，拟将华北划为九个战略区：绥西、绥察边、晋西北、晋南、冀察晋（以阜平、五台为中心）、直南、直中、冀东（平津在内）、山东。十月一日，致电洛甫、毛泽东并告朱德、彭德怀，报告上述讨论情况，说已派人在这些地区进行组织游击战争和影响友军的工作。提出在这些地区若因统一战线的政治关系，中共不能以八路军军政委员会的名义出现，可以通过战区动委会来实现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军事上的领导。并建议中共中央即派得力军政干部（师、团级）十人速来太原加强工作。
10月初 忻口战役前夕，在太原会见阎锡山和卫立煌，指出中国军队必须依靠人民，改变战略战术，即应当把主力用于侧面，采取包围迂回的战法，主动打击敌人。正面作战的军队也不可用单纯消极防御的战法，在防御当中要采取积极的“反突击”。针对阎、卫提出调第一二九师到忻口参加阵地战的意见，说明今天八路军在决战问题上不是主力，但在敌后游击战中将起决定作用。现日军向太原方面进攻，我们不能把所有兵力都放在正面打阵地战。应该给第一二九师独立自主的活动机会，使它能迂回于日军后方，寻找有利条件打击敌人。
10月4日 鉴于日军主力进攻崞县（今原平县），直逼忻口，和阎锡山等分析敌情，制定作战计划。周恩来提出：令晋军第十九军军长王靖国以小部守崞县牵制当面之敌，大部星夜回击攻原平镇之敌并消灭之，以稳住中路；调王震旅归还贺龙师建制以加强左翼；请南京另派三师主力北上出击；立即组织、武装正太路、同蒲路的铁路员工和井陉、阳泉矿工破坏铁路、煤矿等。并将此计划报毛泽东。毛泽东复电同意。
10月5日 和卫立煌、傅作义等商谈忻口会战作战计划。提出应以忻口周围山地为固守阵地，诱敌至代县、忻口线，求得侧面出击消灭敌人。处于左右两翼地区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同时向宁武南北、代县以东侧击敌人，协同友军作战，力争在忻口以北取得胜利。卫、博等表示同意。
10月6日 和阎锡山、黄绍竑、卫立煌、傅作义商定，统一指挥参加忻口会战的部队，右翼晋军十个团归朱德、彭德怀指挥；中路归卫立煌指挥；左翼归杨爱源指挥；预备军归傅作义指挥守太原。
△致电毛泽东、洛甫，说明将率领数人并带一电台随阎行动。中共中央复电表示同意。
10月7日 致电毛泽东、洛甫、博古，同意中共中央书记处于九月二十五日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并提出两点补充意见：（一）对国民大会，我们应力争民选或按规定自选，如系谈话机关则我们不参加；（二）军队及边区代表争取参加到有利于抗日的军事、民众及政治机关中去。
△致电朱德并转彭德怀、刘伯承，告以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四十五军军长邓锡侯、第四十一军军长孙震等愿同八路军建立联络。
10月12日 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敌逼近娘子关，以太原为中心的内线作战缺少回旋余地，必须转向外线，因此游击战的配合更加重要。主张向阎锡山、卫立煌说明：（一）必须转变作战方法，力争在忻口、石岭关等地区求得小胜利；（二）保卫太原战斗必须背靠山地，在野战中求胜利，不应以众多兵力守城或正面堵击；（三）开展游击战对保卫山西、支持华北抗战有重要作用，请阎放手武装民众，布置山西的持久战局。此外，还建议八路军应以张宗逊旅主力及刘伯承师先头团截击敌近后方，配合中路作战；如中路战况激烈，林彪师实行原订计划，求得繁峙以东胜利，以振奋全国。王震部到达后，仍暂时钳制宁武之敌。十四日，毛泽东复电同意。
10月18日 和杨尚昆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转贺龙、关向应、甘泗淇并报毛泽东：请注意支持与发展晋军中的左派力量，凡在八路军驻地及附近如有决死队、教导团驻扎，不管他们有无中共党组织的关系，应积极争取和影响他们，同他们密切合作；有时用他们的名义帮助其发展，如此方能推动阎锡山的进步。同日，在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并转八路军各师军政首长电中指出，在友军中，中共党的组织要保持极端秘密，采取垂直线的个别领导，不宜发生多方面横的关系。
△和阎锡山、黄绍竑具体研究在太原不守情况下的分区防卫问题。
10月19日 鉴于日军在十月攻势中集结全力猛攻山西并企图夺取上海，南京政府对持久抗战发生动摇，加上国际上的引诱，国内妥协和平空气逐渐抬头等情况，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博古、叶剑英，指出中国战局已转入新的危机，建议：（一）我党公开发宣言，反对和平妥协，要求开放党禁，开放民运，改造军队，武装民众，为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抗战到底。（二）向南京政府提出抗战紧急方案。（三）向阎锡山、黄绍斌、卫立煌进一步提出保卫华北的计划。（四）致电蒋介石要求增加生力军到华北支持抗战。（五）反对各军退到黄河南岸。（六）八路军在华北积极行动直接配合友军作战并扩大发展游击战争。（七）根据我党宣言及抗战方案在全国公开批评不积极抗战的错误。（八）在全国加紧进行组织民众及统战工作等。二十二日，洛甫、毛泽东电复：“对大局分析及我党政策完全正确，我们完全同意。”
10月中下旬 同彭德怀到忻口前线指挥部会见卫立煌，商谈作战问题。随后到娘子关会见黄绍竑，对东线作战提出建议。
10月21日 收到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同阎锡山合作，但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的来电后，复电说明，十多天来均本此方针，严防挑拨，严拒阴谋，在党内军中既反对政策上的右倾，又注意纠正组织上和工作方式上的关门主义等“左”倾表现。
10月22日 会见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艾格妮丝·史沫特莱。
10月25日 鉴于日军已占包头，致电毛泽东、洛甫、张国焘，提出发展绥远游击战争的战略建议，指出：敌转瞬将达五原，西北门户洞开，欲保陕甘宁边区及争取西北少数民族，必须发展绥远游击战争。我们决不能因沙漠地带气候寒冷就不发展游击战争。
10月26日 娘子关失守。
△同阎锡山、傅作义、黄绍竑共商作战部署和太原城中居民撤退计划以及山西的持久抗战问题。
10月27日 和刘少奇致电聂荣臻、罗荣桓转中共晋察冀省委及八路军各师政治部，阐明在不同地区处理同阎锡山的关系和开展党的工作原则：（一）在敌占区，公开以共产党和八路军名义直接领导群众。（二）在八路军后方，共产党和八路军努力争取公开地位与直接动员群众的权利，各地党部应有公开代表在群众中活动，完全代表党的态度，传播党的主张。（三）共产党员在群众运动中依照党的主张领导群众，（四）八路军在游击区活动时，要以共产党代表的面目在群众中出现，不要使群众只看见八路军看不见党。（五）八路军在各地努力扩军，地方党要动员群众参军。（六）在游击区要注意筹措经费。
10月底 会见《大公报》派驻山西战场的记者孟秋江、陆诒，向他们介绍山西的战局，着重指出：我军必须变单纯防御为攻势防御，积极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才能有效地阻止日军前进。并嘱咐他们到前线后同部队一起行动，做好战地报道工作。
10月 根据周恩来指示，潘梓年、章汉夫、杨放之、徐迈进、钱之光、许涤新等陆续聚集南京，筹备出版《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后因上海、南京相继失守，筹备工作移武汉继续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