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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文献研究室 当前章节:15172 字 更新时间:2026-6-27 13:39

11月初 会见从忻口撤回太原的卫立煌。卫感谢八路军对忻口正面作战的有力配合〔注〕,同时对太原的形势表示忧虑。周恩来指出:胜败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只要我们继续抗战,实行全民总动员,进行民主改革,最后定能改变不利形势,在战场上取得主动。

〔注〕忻口战役期间,为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八路军总部令第一一五师协同友军袭取平型关、大营镇,相机夺取浑源、应县;令第一二○师主力位于岱岳(今山阴县)以西山地,完全断绝大同与雁门关之间交通,以第三五八旅主力配合友军夹击宁武以南之敌;令第一二九师以一部进至正太铁路之寿阳、平定地区,积极钳制与打击西进之敌。

11月2日 应邀参加阎锡山在太原召开的军事会议,研究守卫太原问题。对傅作义接受守城任务,坚持抗战的精神表示敬意。后来在撤离太原前又同傅晤谈,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在战略上不应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要注意保存有生力量。

11月4日 致电朱德、彭德怀并告毛泽东:东线八路军应以一个支队向山西榆次、太谷之线活动,抗击敌人,以掩护友军侧翼的运输和收容散兵。

11月5日 和彭雪枫、边章五等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最后一批人员撤离太原。

△日本政府鉴于中国军队在华北、华东战场的失利,认为诱降时机成熟,通过德国驻华大使托德曼向中国提出七项条件。本日,托德曼向蒋介石转达。蒋介石对德表示衷心感谢,希望日本能“恢复战前状态”。

11月6日 到山西交城县。

△鉴于阎锡山退到晋南企图保存余力,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提出:为稳定局势,准备同卫立煌会商,建议卫对守城的傅作义部多作鼓励和督促。还建议今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徐海东旅加入雁门关方面打敌援军。

11月8日 太原失守。

△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建议八路军各部迅速派部队收集溃兵、散枪及一切资材,以发展游击战争。

△就东北军中一部分抗日干部参加八路军的问题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毛泽东、洛甫:这批人中大多数在双十二事变中同我们有联系,得到过我们的帮助,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领导。

11月9日 抵汾阳。

△鉴于晋察冀军区于六日成立后,需成立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周恩来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聂荣臻,就政权民主化的实施步骤提出建议:先从县、区做起,成立抗日的县、区、乡政委员会,由各团体推举代表,做到民选议会。再由各县的民主政权产生省、区的民主政权。但在目前亦可依情况成立省政权委员会或临时行政委员会。区一级机构可以由驻军代表、动委会代表及中心县的牺盟会等民众团体代表组成,由行政专员任主席并呈报阎锡山批准。

11月11日 到达在太原失守后成为山西抗战政治中心的晋南重镇临汾。在临汾期间,会见英国《伦敦先驱日报》记者詹姆斯·贝特兰,谈话中说坚持华北抗战最要紧的是加强中国的军队,发展群众运动。指出:组织华北民众抗战的主要任务将落在八路军身上。并一起看了平型关战役中缴获的日军将领板垣征四郎的副官的日记。

11月12日 上海沦陷。

11月13日 致电毛泽东等,说沪、宁的求和空气渐浓,晋局也危,建议:(一)反对妥协求和,坚持华北抗战;(二)强调游击抗战,争取和影响友军,同我们一致行动;(三)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并训练干部,以坚持抗战;(四)扩大八路军,以增强主力的决定作用;(五)放手收容溃兵散枪及资材;(六)加强各军区工作;(七)实现地方政治民主化;(八)实行党的战区政策,并组织民众发动群众斗争;(九)加强反汉奸的斗争。十五日,毛泽东复电说:周恩来所述各条是完全对的,目前山西工作原则是“在统一战线中进一步执行独立自主”。

△同卫立煌、黄绍竑谈部队的改造、战略战术的改变、政权和民运的开放、后方的补给、黄河北岸分区指挥和南岸成立预备军区等问题后,即将情况电告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并提出;华北随着由正规战转到游击战,八路军将取得领导地位。但目前我们仍以在取得南京当局和阎锡山的同意和接济的情况下布置华北游击战,较易于争取友军,扩大八路军,发展游击战争。

11月15日 鉴于归绥(今呼和浩特)失守,绥远形势混乱,敌伪有可能派骑兵近扰陕北,致电毛泽东、洛甫,建议中央加强陕北防务并派人发展绥远游击战争。

△致电洛甫、毛泽东、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日军占领华北后必以大力压迫和引诱中国军队退到黄河南岸并收容部分军队,以便全力对付八路军。因此,目前以反对妥协求和,坚持华北抗战为号召是完全正确的。

11月16日 和刘少奇联名致电聂荣臻,就晋察冀边区如何进行抗日政权的建设问题提出:立即颁布临时分区政府的组织法;向国民政府提议颁布劳动、土地等各种法令;准备公开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筹备组织各群众团体;在筹备成立分区政府、军区司令部的同时争取蒋介石、阎锡山的同意后向全国公开,以便取得接济和推广到其它分区。

△在临汾群众大会上发表题为《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的讲演,指出:抗战局势出现“政府军队抗战颇难为继而全民抗战犹未兴起的青黄不接,国内外调停的空气相当抬头”的危机,列举当时出现的严重现象和各种具体危机,号召人民“要为消灭这一切现象与克服这一切危机而奋斗,而战斗到底”。分析了坚持华北抗战的可能、有利条件及其前途,指出:坚持抗战必须以坚持华北战争为中心,坚持华北战争将以游击战争为主体,华北游击战争将有胜利的前途。强调八路军留在华北作战是推动和领导华北持久战的重要因素。还提出坚持华北抗战的几项工作:(一)改造旧军,成立新军,建立军队政治工作制度,改善部队的生活,发挥部队独立作战能力,实行运动战、游击战,争人不争地;(二)开放政权,实行民主政治,地方自治自给,实行抗日纲领;(三)开放民运,宣传、发动、组织、武装民众;(四)肃清汉奸,反对投降主义、失败主义及特殊化的倾向。

11月20日 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之后,部分军政机关迁到武汉办公。

11月25日 和彭德怀回到延安。

11月29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王明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康生从苏联回到延安。陈云〔注〕也同机到达。

〔注〕陈云,原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受命担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已先到新疆迪化。

12月2日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并告杨尚昆、彭雪枫:在日军缓进,阎锡山继续留在山西的条件下,八路军仍须着重巩固统一战线,尤其注意同阎的关系,避免发生不必要的磨擦。

△蒋介石再次会见德国驻华大使托德曼,表示愿以日本提出的七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同意派亲日分子为华北行政首脑;同意与日本共同反共。不久,日本再次通过德国驻华大使向国民政府提出四项谈判条件,因内容苛刻,遭到蒋拒绝。

12月6日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任弼时、邓小平并告杨尚昆、彭雪枫:日军正在进攻八路军,企图引诱阎锡山和国民党内的右派,分裂抗日阵线,我们无论在友军区域及敌人后方,都应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破坏敌人阴谋,要加紧内部的统战教育。

12月9日—1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根据王明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精神检查抗战以来统一战线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九日,王明作《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和解决民主和民生问题,提出“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十一日,周恩来就抗战问题和统一战线问题发表意见,认为从山西的情况来看由于没有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而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所以党内、军内和各地都有不利于抗战,不利于统一战线的思想、言论及行动。会议结束时,周恩来就准备同蒋介石、蒋鼎文和阎锡山会谈的具体问题作了说明,并代表中共中央宣布中央的几个组织机构和派往各地的工作人选。会议通过《关于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和《关于准备召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定草案》等。会议还决定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织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注〕。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到武汉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协商国共两党合作事宜,推动统一战线工作。

〔注〕根据博古在一九三八年九月政治局会议上作的“关于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报告”,长江局工作范围包括滇、黔、川、湘、鄂、赣、皖、苏、浙、闽、粤、桂等省以及上海市、河南省和新四军。

12月10日 和博古就发展江浙地区游击战争问题致电任弼时转叶剑英等:必须注意同国民党方面合作,一切游击队都应取得合法地位,力求依靠山地为根据地。在我们影响下的友军部队也要尽力保持同国民党政权的良好关系,反对一切妨碍统一战线的作法。

12月13日 南京沦陷。

12月中旬 为了同国民党协商国共合作事并准备成立中共中央长江局,离开延安前往武汉,途中在西安停留两天。十六日,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负责人谈话,初步协商国共两党合作及参加民运等问题。十七日,在西安各团体代表谈话会上作《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的报告。提出坚持长期抗战的三个基本条件:巩固与扩大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国民政府基础上加强统一的国防政府;在现有的国民革命军基础上加强与扩大统一的国防军。强调动员和组织千百万群众来争取长期抗战的最后胜利。

12月18日 和王明、博古、邓颖超等抵达当时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中心的武汉。

12月21日 和王明、博古等同蒋介石会谈。周恩来就中共提出的一系列建议如成立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商定两党共同纲领、出版《新华日报》、建立国防军事工业机关、征兵委员会、补充扩大和改造部队、协助政府组织扩大国防参议会为民意机关等问题,作出具体说明。王明说明目前抗战形势、国共两党关系、合作任务、国际活动情形与共产国际某些提议。博古谈陕甘宁边区、联络参谋、八路军办事处等问题。蒋介石表示:所谈极好,照此做去,前途定见好转,今后两党关系已告陈立夫等同你们共商一切。这次会谈就成立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达成协议。参加人员中共方面为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国民党方面为陈立夫、康泽、刘健群、张冲。

12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长江中央局举行的联席会议。会议认为中共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领导成员大致相同,为工作集中和便利起见,决定合并,对外为中共代表团,对内为长江中央局;中共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由项英、博古、周恩来、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组成;暂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长江局下设秘书处,李克农任秘书长;参谋处,叶剑英兼参谋长;民运部,董必武兼部长;组织部,博古兼部长;宣传部、王明、凯丰先后任部长;党报委员会,王明兼主席。会议并决定将以上各项呈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关于新四军问题,会议认为南方各地区的游击队应迅速集中,全部开往抗日前线;作战地区可以浙赣铁路划界,路北为第一战区,路南为第二战区,等。江南部队在各战区的分布数目待部队集中后再走。

△王明、周恩来、项英、博古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告林伯渠,要求派往新四军的干部速到武汉。

12月24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项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要求派人来武汉领导工人运动。

12月下旬 和董必武、项英、叶剑英、叶挺等商谈筹建新四军军部等问题。二十五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

12月26日 和王明、博古、叶剑英出席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会议,国民党方面出席人为陈立夫、刘健群、张冲。会上推定周恩来、刘健群起草共同纲领。

12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会议认为在日军加紧进攻中国南部,群众抗日救亡运动向前发展的时候,长江局应发展广东和广西的工作,并将两广工作的中心从香港移至广州。会议决定派长江局组织部干部黄文杰赴两广巡视工作,并决定在武汉开办短期职工运动训练班,教育和培养职工运动骨干。

12月29日 主持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临时联席会议。会议听取傅秋涛、高敬亭、张青萍分别汇报红军长征后留在湘赣、鄂豫皖、鄂豫边地区红军坚持游击战争及党组织的情况,认为这些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在极艰苦的条件下英勇奋斗,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

12月30日 主持中共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临时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周恩来起草的抗日救国共同纲领草案。

△出席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会议。由于国民党方面将会议议题转到请求中共帮助达到使苏联出兵援助中国抗日的问题上,而未能讨论周恩来起草的共同纲领草案。一九三八年春,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又共同协商和草就一个共同纲领草案,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始终未提出正式意见。

12月31日 在武汉大学作《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青年不仅要在救亡的事业中复兴民族,而且要担负起将来建国的责任。为此,中国青年今天努力的方向是到军队里去,到战地去,到农村去,到被敌人占领的地方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争取最后胜利。

冬 安排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官员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到延安和山西八路军总司令部访问。

1938年四十岁

初 应邀出席汉口文化界座谈会。在交谈中说明八路军由于缺少重武器,还不能担负起夺回重要城市和交通线的任务,而只能负扰敌后方,牵制敌人兵力和夺取较小城市的任务。同时指出在敌占区发动游击战争不是流寇式的,而需要同附近正规部队取得密切联系;游击队要有坚强的干部,要组织民众,要时时与敌人战斗。

△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洛甫,要求派“能做游击队工作”的干部来武汉,以便“迅速发展我们的军事工作”。说明“长江流域各种条件均逊华北”,若没有“一批军事干部,工作发展将陷入极大困难”。

△会见七十七军副军长何基沣,说:中山陵前,出了个剖腹明志的续范亭将军;卢沟桥上,出了个坚决抗日的何基沣将军,这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并亲自安排何秘密前往延安。后来,何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同到武汉请示工作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上海工委书记刘长胜谈话,指示上海地下党要善于独立工作;动员城市中的工人、学生、革命分子下乡,开辟敌后抗战局面。

1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在会上作关于战略问题和共同纲领问题的报告。会议认为目前应动员一切力量阻滞日军占领郑州、武汉,争取三至六个月的时间准备和组织新的抗战力量,为此应派大批干部到安徽、河南发动和武装广大民众。并建议中共中央加强西北工作和巩固西北交通。会议还认为对国民党提出的改组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各部等意见,一般宜采取赞助的立场,应该同国民党开诚合作。

1月3日、5日 为在华北敌后抗战中发展壮大的八路军增补经费、武器事,先后见蒋介石、何应钦。

1月7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会议分析河南、湖南的政治形势,讨论党在这些地区的任务,指出河南将成为中日战争的重要地区,党的总任务是实行武装保卫;湖南已成为抗战的近后方或不久将成为前线,党的总任务是建立广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发展党的力量。并对这两个省的工作作了具体部署。

1月8日 在《群众》周刊〔注〕第一卷第五期上发表《怎样进行持久抗战》。文章提出争取持久抗战最后胜利的八项具体办法:(一)巩固前线;(二)建设新军备;(三)建立军事工业;(四)发展敌占区的广大游击战争;(五)进行广泛的征募兵役运动;(六)巩固后方;(七)加强国防机构;(八)运用国际有利条件。

〔注〕《群众》周刊,创刊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是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机关刊物。

1月9日 为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创刊题词:“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十一日,《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根据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决定,由王明、周恩来、博古、华岗、潘梓年、黄文杰及湖北省委宣传部长组成党报委员会,王明任主席,华岗任书记。

1月10日 在上海出版的《抗战政治工作纲领》一书中发表《抗战军队的政治工作》。文章指出:“以革命主义为基础的革命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与灵魂。”文章阐述了抗战军队政治工作的任务、内容、组织和方法。

1月11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国民政府军委会改组,蒋以陈诚任政治部长,要周恩来任副部长,周曾再三推辞。请中央考虑具体意见。

△和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日军准备以主力沿陇海路西进,以求得与沿平汉、津浦路南进之敌相配合。蒋介石认为目前作战重心应移黄河西岸,正在重新部署兵力。建议将刘伯承师及徐海东旅逐渐移至太行、太岳山脉,待日军攻郑州紧急时,我们应以一师(林彪师或刘伯承师)要求过河,参加陇海西段战斗,掩护陕东、陕南。继续向国民党要求八路军留于部队向固原、海原等地移防。鄂豫皖红军以一部参加新四军整编,余部仍在鄂豫皖边界力求发展,以扩大和发展中州游击运动。

1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会议听取林恺汇报鄂豫边的工作,并就此进行讨论,决定河南省委须以这个地区为中。已发展工作,鄂豫边特委须加强对由该地区游击队改编而成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的领导,并帮助做好巩固和发展工作,同时加紧发展党组织。会议还决定,第八团队的行动由长江中央局参谋处指挥,开出作战时归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指挥,林恺代表河南省委指导该地工作。

1月15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洛甫、张国焘、康生、陈云、凯丰,说明长江局工作量过重,现有力量难以应付,再次要求中共中央派军事、政治干部和能独立工作的人来。

1月16日 日本近卫内阁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宣称日本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

1月17日 国民党特务机关指使暴徒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及印刷厂。长江中央局立即就此事作出决议,由周恩来、叶剑英出面同武汉国民党党政军当局交涉,要求采取有效措施,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1月18日、19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会议听取彭德怀报告前方情况及参加国民政府军委会在洛阳召开的军事会议情况和罗世文关于四川工作的报告,并就此进行了讨论。二十一日,周恩来根据会议讨论结果起草长江中央局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提出对四川工作的意见:四川已成为抗战最后根据地,成为联结西南和西北的枢纽,而且很快会变为全国各党派各实力派争夺的中心。加强四川地区党的工作,使上层联络活动能尽力掩护和帮助党的影响和组织之发展,这应成为目前四川工作的中心任务。建议中共中央派得力的及川籍的干部赴川主持党的工作,同时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陕北公学中选一批川籍学生回川工作;在重庆设新华日报分社并筹备印厂,准备必要时西迁;努力发展军事工作,寻找川北、川南、川西留下的红军游击队和干部并谋其发展,派人及游击队员投考军分校或参加刘湘的教导队;运用上层统一战线推动争取地方实力派的工作;加紧扩大中共和红军的政治影响。二十三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

在此期间 和王明、博古等同彭德怀交谈,得知蒋介石不愿八路军扩编,不肯发枪和增加经费。要彭继续同何应钦商谈。

1月21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彭德怀、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同国民党当局交涉关于陕甘宁边区所辖地域、政府组织等情况:国民党方面坚持管理县份限于十八县,不允许增加。周恩来等坚持要求增加西线各地直达黄河右岸。关于边区政府组织,国民党提出派丁惟汾任正职,林伯渠任副职并代理正职,下分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四厅,不允许设农工厅,并要派两人来做事。二十三日,收到中共中央书记处电:陕甘宁边区问题请设法争取下列各点:(一)增款;(二)增地;(三)给陕北部队以名义;(四)边区政府可以丁惟汾正、林伯渠副,但不须派人。

△鉴于蒋介石、陈诚坚持要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王明、周恩来、博古等再次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政治部属军事系统,为推动政治工作,改造部队,坚持抗战,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可以担任此职。说如果屡推不干,会使蒋、陈认为共产党无意相助,使反对合作者的意见得到加强。

1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会议讨论鄂豫皖特委的工作,决定特委的主要任务是:在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基础上尽力扩大部队;加紧培养干部,健全党的组织和工作;尽可能在最近期间集中队伍加以训练后参加抗战;留一部分队伍保护后方根据地。

1月23日 出席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会议。康泽、刘健群等在会上诬蔑八路军在华北“游而不击”,宣传“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次日,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上述情况。提议用争取八路军在敌后取得新的、较大的军事胜利和新四军迅速出动抗日前线,在长江南北创造新的军事力量等办法来给以回击。

△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在汉口成立。宋庆龄、蔡元培、毛泽东、冯玉祥、王明等七十二人当选为名誉主席,邵力子、郭沫若、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一百三十九人当选为理事。

1月下旬 会见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率领的加拿大——美国援华医疗队,感谢他们援助中国革命,说: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奉献给你们,只有艰苦的工作;你们也不能得到别的什么,得到的只能是伤病员的感激之情。

1月28日 在河北省阜平县召开的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后,于一月十四日向全国发出通电。本日,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对发通电一事提出意见:八路军在华北驻区应遵守政治局讨论过的形式上维持原有政权形态,实际上政权在民众手中的原则。这次采取造成既成事实方式通电逼蒋、阎承认,对全国统战工作将发生不良影响。

1月 受中共中央委托,和董必武、叶剑英等向高敬亭等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的指示,要第四支队从湖北黄安七里坪、河南确山竹沟向东挺进抗日,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

△同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商谈后,经卡尔帮助,获香港总督批准,八路军香港办事处成立。办事处对外称“粤华公司”,由廖承志负责,以经营茶叶生意为掩护,联系海外华侨及香港等地中共党组织。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到武汉。在武汉期间,周恩来多次会见她,向她详细介绍中共的抗日主张,赞扬她的国际主义精神。

2月3日 为《救亡日报》题词:“巩固和扩大救亡阵线,动员起千万万的群众,赶走日本强盗出中国!”

2月6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陈诚为部长,黄琪翔、周恩来为副部长,郭沫若为第三厅厅长(主管宣传工作)。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会议针对国民党中有一部分人拟取消国民党、共产党,另外成立新党,决定起草向国民党建议书,指出国民党要取消各党派、限制信仰的错误,提议建立民族革命联盟以巩固统一战线。

2月7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最近时局中发生许多新的严重问题,提议在二月二十日前后召开政治局会议。

2月8日 为《新华日报》反侵略国际宣传周工农日特刊题词:“工农大众,是中国抗战的柱石,是世界反侵略阵线的先锋。你们如果联合起来,日本侵略的魔鬼,将要在你们面前崩溃,全世界的法西斯阵线,将要在你们面前瓦解。”

2月9日 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举行的孩子剧团招待会上讲话,鼓励孩子们要有“救国、革命、创造”的精神,一手打倒日本强盗,一手创造新中国。以后,经周恩来同国民党当局交涉,孩子剧团纳入政治部第三厅编制。

2月10日 会见蒋介石、陈立夫。蒋介石表示:(一)不限制各方对主义的信仰。(二)无意取消各党派或不允许其存在,惟愿溶成一体。周恩来说明:党不能取消,国共两党都不可能取消,只有从联合中找出路。蒋答:可以研究。陈立夫提出在两党外共同组织双方都可以参加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同日,和王明将会见的情况报中共中央,说:综观蒋的态度,(一)一个党的思想仍有,但目前并无强制执行意思;(二)对八路军态度尚好;(三)对陕甘宁边区的问题想拖延。

2月13日 鉴于日军以突破黄河、夺取武汉为新的战略中心,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出:为确实建立长江、黄河间的党的力量,必须急切地发动鲁、豫、皖、苏群众参加战争。为此,拟调彭雪枫由晋来豫,组织和领导鲁、豫、苏、皖四省的军事工作。十五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具体讨论上述问题。会议决定在长江、黄河间设立一个军区,下设四个军分区,由彭雪枫负责领导新设军区的军事工作。还决定在武汉不守时,从长江局转移一部分人到新四军第四支队,建立长江、黄河间的领导机构。并预先派人布置重庆机关。建议中共中央将南方各地党的组织改为区和分区两级。

2月14日 会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同他交谈对时局的看法,向他介绍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的主张,分析中国抗战必须坚持持久战的道路,以及在战争中要注意改善士兵待遇,充分利用优势地形战胜敌人等问题。还同冯商量筹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事,请冯支持,并建议由著名作家老舍出面主持文协工作。

2月15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联名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并任弼时、凯丰、朱德、彭德怀:提议在即将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保障继续抗战和取得抗战最后胜利问题及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具体准备工作问题。

2月中旬 应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部长白崇禧之邀,向开赴抗日前线路经武汉的广西学生军作讲演。

2月17日 致信在长沙的郭沫若〔注〕:已原则上决定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惟须将政治工作纲领起草好呈蒋批定后,始能就职,否则统一思想、言论、行动诸多解释,殊为不便”。信中要郭对三厅问题亦“采此立场”,并嘱其说服田汉、胡愈之来武汉工作。以后,多次同陈诚等交谈,为郭回武汉工作排除困难。

〔注〕政治部成立后,蒋介石安排刘健群任第三厅副厅长,遭到郭沫若反对,并拒绝出任厅长。事后,经周恩来同意,郭沫若远避长沙。

2月19日 约见冯玉祥,商谈抗战问题。周恩来在谈话中强调河南现处重要地带,应由国民党中央同河南地方合组一民众动员委员会,发动民众保卫河南。特别是河南的知识分子更应自动回河南做这一工作。

2月20日 主持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会议讨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的行动问题,指出目前原则上以巩固部队争取出发到前线为中心;以“保卫河南”作为动员群众的口号;对其它部队要事先进行统一战线和联络工作。

2月21日 为庆祝中国空军十八日击落侵袭武汉的日军飞机的胜利,追悼在空战中牺牲的烈士,武汉各界在汉口举行“庆祝空捷追悼国殇”大会。周恩来、王明、叶剑英、邓颖超等亲临致祭,并为大会送挽联:“为五千年祖国英勇牺牲,功名不朽;有四百兆同胞艰辛奋斗,胜利可期。”

2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会议提议请中共中央多派能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出来工作。

2月下旬 会见从前线抵达武汉的川军将领邓锡侯,向他阐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希望川军能同八路军协同作战。在武汉期间,还曾会见滇军第一八五师师长张冲,并派中共党员薛子正任张的秘书(后任参谋长),开展对滇军的工作。以后,张冲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这些工作,对解放战争后期川、滇将领的起义起了重要作用。

△致电在重庆的阳翰笙,催他速至武汉筹组政治部第三厅。

2月24日 致信郭沫若,说明在同陈诚谈话中得知第三厅副厅长人选问题出现转机,认为郭可以回武汉任职,但嘱“速将宣传纲领起草好,以便依此作第三厅工作方针”。三月一日,郭沫若回到武汉,同陈诚商议达成就职的三项条件。

△和王明回到延安。

2月27日 和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向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队长钱亦石追悼会送挽联。

2月27日—3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就抗战形势、统一战线和如何保证抗战继续胜利等问题发言,并介绍了武汉各方面的情况,提出为保证抗战胜利,党应向蒋介石建议:(一)战略方针以运动战为主,包括阵地战,以游击战为辅;(二)组织新的军队;(三)建立国防工业;(四)巩固后方。并指出现在统一战线运动扩大,但党组织的发展赶不上形势的发展,建议中共中央加强对中国南部的领导。会议决定由周恩来起草对国民党的军事建议书,并同意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3月上旬 和王明等回到武汉。

△和叶剑英会见奉命到徐州协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的白崇禧,就第五战区的对日作战方针提出建议:在津浦线南段,由李品仙、廖磊两个集团军在张云逸〔注〕率部配合下,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淮河流域,威胁日军,使之不敢贸然北上支援由华北南下日军。同时,在徐州以北必须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白基本上接受了这个建议。

〔注〕张云逸,时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

△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身份赴徐州会见李宗仁。张到徐州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建议李宗仁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同日军打一仗,指出这既可提高桂系的声望和威信,又可破灭蒋介石欲假日本人之手排除异己的企图,并详细分析了日军的弱点。

3月12日 在《新华日报》第四版《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纪念特刊》上发表《怎样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一文。文章指出:纪念中山先生最好和最真诚的办法不在于隆重的仪式,不在于空洞的悲哀,不在于盲目的膜拜,不在于冲动的情感。要学习他对国共两党合作所具有的一个伟大的现代政治家所应有的诚挚和亲密的态度。当前首要的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达到驱逐日寇出境,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的伟大的中华民国。

3月中旬 和叶剑英参加蒋介石召开的高级将领会议,讨论华北战局。

△和叶剑英同蒋介石、何应钦谈判,蒋、何答应向八路军提供武器和技术人才。

3月19日 接曹渊烈士之子曹云屏来信,知其家境贫苦,难以升学,而“求深造之心甚切”的情况后,本日复信嘱其来汉口转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或陕北公学学习。并寄路费二十元。在武汉期间,还陆续送熊雄烈士之弟熊任远、孙炳文烈士之女孙维世等赴延安学习。

3月20日 会见荷兰进步电影工作者伊文思,商议政治部派人同他合作到前线拍摄电影事。

3月25日 出席在汉口召开的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代表大会。为大会题词:“学习,学习,再学习。在学校里学习,到前线上学习,到军营中学习,到群众中学习,一切学习都为着争取抗战胜利,都为着建设国家,复兴民族!”

3月27日 在三月二十三日举行的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五次筹备会议上被推为名誉主席团成员。本日,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并在会上讲话说:全国的文艺作家在全民族面前,空前地团结起来。文协的成立标志着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肯定作家团结的意义,希望他们创作的作品多取材于前线将士的英勇奋斗、敌人的残暴和民众的热情。会上选出老舍、郭沫若、茅盾、丁玲、邵力子、冯玉祥、田汉等四十五人为理事,周恩来、蔡元培、宋庆龄、于右任等为名誉理事,由老舍负责协会的工作。

3月28日 同郭沫若第一次出席政治部部务会报会〔注〕。会议听取各厅厅长汇报工作。郭沫若报告说,第三厅正在加紧筹备,决定四月一日开始办公。

〔注〕政治部部务会报会,政治部成立后最初每周召开两次部务会报会,听取各厅汇报工作,并对各厅工作做出安排。四月中旬后改为每周召开一次会议。周恩来在武汉期间曾九次出席政治部部务会报会。

3月29日—4月1日 国民党在武汉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人决定成立国民参政会;取消预备党员制,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

3月 和叶剑英派军事干部到武汉大学等校举办的游击战争训练班,对青年进行敌后游击战争的教育。

△指示中共河南省委和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竹沟留守处,要重视根据地建设和后方工作,广泛联系一切赞成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人士。根据上述指示,河南省委在豫南同国民党信阳县县长李德纯、西华县县长楚博、扶沟县县长魏风楼、襄县县长贾峰、桐柏县县长朱锦帆等建立了统战关系。后来,他们之中大部分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3月4月间 派张爱萍到浙江金华开展对黄绍竑的工作。

春 指示中共山东、河南的联络局合并为豫鲁联络局。六月,豫鲁联络局改为河南省委统战委员会后,开展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并同国民党将领邓锡侯、商震、张轸、刘汝明、刘茂恩、于学忠、冯治安、张钫等部建立了统战关系。

4月1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正式成立,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在筹组第三厅的过程中,周恩来同博古、董必武等多次商议第三厅的宣传方针、组织机构、人员安排。党的活动方式等,对民主党派人士和社会贤达做了大量工作。由郭沫若、阳翰笙、田汉、胡愈之、杜国庠、张志让、洪深、董维建、冯乃超、光未然等众多知名人士组成坚强阵容。并同国民党的反共活动进行斗争,迫使其撤销原先要刘健群任副厅长的意见。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第三厅内还组建了中国共产党的秘密特别支部,运用灵活巧妙的方式宣传中国共产党倡议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发挥组织群众、宣传群众的作用。周恩来、郭沫若等通过这个机构,在武汉推动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文化宣传运动。

4月初 为民族解放丛书撰写的《抗战政治工作纲要》一书由解放出版社出版。书中对抗战正规军队的政治工作、战时的一般政治工作、战时对俘虏的政治工作、抗战游击队的工作作了系统的阐述。

4月4日 主持政治部部务会报会。郭沫若及第三厅各处负责人汇报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的准备工作,会议对此做出妥善安排。

4月上旬 同第三厅各处负责人多次研究如何开展第二期抗战扩大宣传周的活动。七日,由第三厅发动的武汉各届抗战宣传周开幕,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怎样进行二期抗战宣传周工作》的专论,提出:在文字宣传上要力求具体、通俗和生动;在口头宣传上要力求普遍、通俗和扼要;在艺术宣传上要普遍、深刻和激越感人。要求大家把这次抗战宣传周的经验,推广到各城市乡村去,一直达到全中华民族的动员。宣传周的第一天,传来台儿庄大捷的消息,武汉三镇举行了十万人的火炬游行。几十个演剧队和几百个口头宣传队深入至武汉的大街小巷、工厂、码头、郊区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又举行了歌咏日、美术日、戏剧日、电影日、漫画日等。以后在各种宣传活动中,广大群众都踊跃参加,形成规模空前的群众性抗日救亡活动。

4月11日 主持政治部部务会报会。郭沫若在会上报告滞留武汉的各地青年宣传队生活困难,拟请酌予救济并分派工作。会议决定由第二厅、第三厅会同办理解决上述问题。

△得知张国焘私自从延安经西安逃到武汉后,立即派人将张接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并和王明、博古等多次同张谈话,劝他回党工作。

4月16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建议书记处负责同志利用作报告和讲话的机会说明张国焘路线应由他一人负责。对原红四方面军干部应表示亲切团结,以便为最近公开反对张国焘事做政治上的准备。同时不要因此事增加红一、红四方面军的隔阂,而应更加增强全党的团结。

△陪同张国焘见蒋介石。张向蒋表示自己“在外糊涂多年”。张在返回办事处途中乘机逃脱,被找回后在同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的谈话中表示国民党和共产党都糟,愿暂脱离政治生涯。

4月17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根据张国焘的表现,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商讨处理办法。经中央同意,同张国焘谈话,向张提出:改正错误回党工作或向党请假,暂时休息一个时期或自动声明脱党。当晚,张以书面形式声明脱离共产党,公开投靠国民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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