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将张国焘的表示电告中共中央，并拟出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草案，建议中央迅速向党内军内进行解释，应当利用开除张国焘的机会加强党和军队的团结。
△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张国焘党籍。
4月20日 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党员大会上宣布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并教育大家在艰苦复杂的斗争面前坚定无产阶级立场，永远忠于党，革命到底。
4月29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就国共两党关系和中共中央开除张国焘党籍两个问题，在《新华日报》发表《答复子健先生的一封公开信》。
4月下旬 同《救亡日报》负责人夏衍谈办报方针，指出办报要学习邹韬奋办《生活》周刊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
4月 看望伊文思。
4月5月间 领导成立中共长江中央局下属机构国际宣传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国际宣传组。委员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凯丰、吴克坚、王炳南组成，工作人员有王安娜、许孟雄、毕朔望等人。主要工作是翻译出版中共领导人著作，为国际刊物撰稿，以及同外国友人进行联络。
5月1日 为《新华日报》“五一”纪念专刊题词：“全中国工人阶级在抗战中来纪念‘五一’，实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全中国工人阶级应努力于民族解放以谋自身的解放，另方面应联合全世界工人阶级反抗暴日的侵略以保障世界和平。”
5月4日 为纪念五四运动给《新华日报》题词，内说：“我愿全中国学生保持并发扬这一历史传统，贯彻抗战到底，勉为文化先锋。”
5月19日 日军占领徐州。二十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要求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为此武汉城市工作即使受到部分损失也不应顾惜。周恩来、叶剑英接到指示后，当即向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等作了传达，要求河南省委立即贯彻执行。河南省委根据指示对游击战争作了具体部署，并动员一万多城市工人、学生、革命分子回乡开展工作，沿陇海、平汉线组织游击队，建立根据地。
5月22日 和王明、吴玉章等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军办事处慰问在十九日深夜驾机前往日本长崎佐世保一带散发传单凯旋而归的中国空军一队。周恩来发表讲话，赞扬他们的成绩。
△《解放》周刊发表毛泽东、朱德、王明、周恩来、洛甫、博古、项英、陈云致美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电，内称：拥护中美兄弟党和两国人民的紧密团结！打倒日本侵略者！美国共产党万岁！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万岁！
5月25日 在中共代表团招待世界学联代表团的茶会上致词。到会的有各党派、各群众团体代表和外国友人共四百多人。
5月26日 日本近卫内阁改组。新任外相宇垣一成宣布取消一月十六日不以蒋介石政府为谈判对手的声明。
5月26日、6月7日、6月11日 三次致信《大公报》采访主任范长江，对战地记者表示关切。此后，又曾听取战地记者的汇报，鼓励他们据实向政府当局反映前线情况，认真总结抗战的经验与教训，并根据他们反映的问题向陈诚提出了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具体建议。
5月31日 为中国旅行剧团演出《阿Q正传》题词：“坚持长期抗战，求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以打倒中国的阿Q精神！”
5月 出席文协第二次理事会，发表即席讲话：为文艺界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亲密团结感到高兴，表示将设法为文协筹款，使大家能更多地创作，使会务有更大的发展。最后他含着泪说：“要失陪了，因为老父亲今晚十时到汉口！暴敌使我们受了损失，遭了不幸，暴敌也使我的老父亲被迫南来，生死离合，全出于暴敌的侵略，生死离合，都增强了我们的团结！”
△同到武汉的项英研究新四军工作。并陆续介绍青年学生赴新四军工作。
6月4日 鉴于八路军在敌后迅猛发展，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洛甫、朱德、彭德怀：依八路军扩大的情形来看，拟向蒋要求增编三个师，共有六个师。
6月6日 致信世界红十字会河南临汝分会医院院长王冠珊，对其子欲投考陕北公学“志切深造”表示赞赏。考虑到由汉口至陕北的铁路有被日军截断的危险，嘱其设法从豫西绕道西安，直赴洵邑陕北公学分校。
6月7日 根据叶挺的建议，王明、周恩来、博古、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洛甫：拟组织新四军委员会，以叶挺、项英、陈毅、张云逸、周子昆、袁国平等七人为委员，项为主任，叶为副主任。九日，毛泽东、洛甫复电同意上列六人。
6月8日 同陈诚交涉，要求释放在国民党当局查封汉阳兵工厂抗敌工作团事件中被拘留的李公朴，并将情况函告沈钧儒。不久，李公朴获释。
6月15日 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日军集中主力来陇海、津浦，山西平汉及津浦北段均较空虚，应抓紧有利时机扩大我军、我党的政治影响，鼓励和坚定友军抗战决心。同日，毛泽东复电：周电提议是正确的，惟具体作战须依据敌我当前实际条件而定。
△鉴于徐州失守后蒋介石对保卫武汉态度犹豫，国民党内一般将领也准备保存实力，抗战出现危机，为激发群众的抗战决心，王明、周恩来、博古联名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的意见》，具体阐述保卫武汉和有效地进行第三期抗战工作在军事、政治、经济方面需要采取的步骤和办法。文章说：武汉是我国最后一个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武汉的得失不仅对第三期抗战有极大影响，而且对整个内政、外交都有相当影响，因而要发扬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里的精神来保卫大武汉。
6月16日 和王明、博古、凯丰等自四月中旬以来同中共中央书记处多次商议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中共参政员名单，本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通过将中共参政员定为七名：毛泽东、博古、王明、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
6月17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谈徐州失守后中国军队的战略方针，认为战略中心应是保卫大武汉。战略总的方针是将正规军主力组成许多野战兵团，依托太行山、嵩山、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黄山、天目山一带开展大规模山地战，以阻击日军西侵，加强长江防务。同时抽出一部正规军组成挺进队，深入敌后，发展敌后游击战，造成战略夹击形势，大量消耗敌人，争取时间建立新的军队，以便战略上实施反攻。并报告已在《新华日报》发表关于保卫武汉的意见书。
6月19日 将与中共中央书记处商定后起草的同国民党交涉的十条意见交蒋介石。内容包括：保障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存在；释放被关押的中共党员；停止查禁抗日书刊；保护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军人家属；在敌后普遍发动游击战；开放地方政权实行民主；划延安、延长、延川等二十三县为陕甘宁边区，边区政府直属行政院，林伯渠为主席；第十八集团军扩编为三军九师，新四军增编为七个支队；等。
6月28日 鉴于国民党当局为阻止日军西进，在郑州北面花园口决开黄河大堤，使河水改道，和叶剑英致电朱德、彭德怀，建议注意黄河两岸游击运动的联系和发展。
6月 新西兰友好人士路易·艾黎从上海到汉口，和斯诺等筹划“中国工业合作运动”（简称“工合”）。周恩来告诉艾黎：组织“工合”的主要任务必须是推动蒋介石抗战，不让他投降，并尽可能多争取国际的支持。还对“工合”组织的性质和人事安排提出了建议。“工合”成立后，积极宣传中国抗战的重大意义，在海外华侨和同情中国抗战的国际朋友中募捐，并将筹集到的物资、款项转送延安，对支持中国抗战起了积极作用。
△根据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叶剑英等指示，中共河南省委派肖望东率部队从竹沟挺进豫东敌后，成立新四军游击支队。
夏 和博古、叶剑英分别会见国际友好人士斯诺、艾黎、斯特朗、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等，感谢他们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在武汉期间还会见过美国总领事戴维斯、《纽约时报》记者德尔丁、新西兰记者贝特兰、美国主教鲁茨、美国作家贝尔登等。
7月5日 王明、周恩来、博古电复项英，指出东南分局主要工作区域应放到赣北，利用一切机会加强上层统一战线活动。赣南等处仍需注意秘密工作。
7月6日 国民参政会首次会议开幕。会前，王明、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吴玉章、凯丰致电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建议以中共七位参政员名义提出对国民参政会的意见，说明国民参政会还不是尽如人意的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但是决不因此而失掉它在今天的作用和意义，共产党人除继续努力于促使普选的全权的人民代表机关在将来得以建立外，将以最积极最热忱最诚挚的态度去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工作。国民参政会召开前后，周恩来经常在汉口中央银行同救国会的沈钧儒、史良、邹韬奋、李公朴，爱国人士张澜以及国社党的张君劢、青年党的左舜生聚商国是。向他们介绍同蒋介石谈判情况，分析政治、军事形势，争取中间力量的同情和支持。
△收到洛甫、陈云、康生、王稼祥、刘少奇、毛泽东联名致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叶剑英电。电报说明中共中央保卫武汉的方针是：“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
7月7日 在《新华日报》上发表《论保卫武汉及其发展前途》一文。文中指出：日军速战速决的方针，经过一战再战，虽已占领了我们沿海城市和交通要道，但其聚歼我军，逼我屈服的企图，终未达到。目前乃是在矛盾的发展中继续作冒险的进攻。其战略方针，必然是集中主力，以包围武汉，切断粤汉、平汉、陇海，逼我退出一切铁路交通，以便最后威胁广州、兰州。提出：我军保卫武汉必须实行内外夹攻敌人的方针。保卫武汉的目的主要在于给敌人以极大损伤，使敌人聚歼我军的企图不能完全达到。即使在万一不利的情况下，转移作战地区，“那我们增长的力量，不仅能继续抗战，而且能在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运动战与游击战的配合中，日益接近于力量对比之质的变化，最后能转弱为强，反败为胜，进行决战”。
△为重庆《新民报》创刊周年纪念特刊题词：“全民团结，持久斗争，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7月上旬 为纪念抗战一周年，同郭沫若等商定，由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发起献金运动，以激发群众的爱国热忱和抗战决心。七月九日，同中共代表团、八路军办事处全体人员组成“中共献金团”，到汉口江汉关献金台前参加献金，将任政治部副部长的当月薪金全部献出。五天内，参加献金的达五十万人次，献金总额九十三万元。
△会见从抗战前线回到武汉的李宗仁，谈团结抗战问题。并商得李宗仁同意，在第五战区成立抗敌工作委员会。中共党员钱俊瑞以进步文化人士身份担任主任委员，胡绳等共产党员和一些进步青年参加其中工作，使第五战区的抗日力量得到发展。
7月11日 得知阎锡山以调干部受训为借口，解除牺盟会、动委会领导的游击队的武装等情况后，和刘少奇联名致电八路军第一二○师动委会，指出：准备由周恩来给阎去电抗议。望你们通知各游击队警戒，并让便于转移的部队准备向雁北、绥远和其它地方转移。但事先须同保安司令续范亭商议并取得他的同意。
7月下旬 和林伯渠先后会见蒋介石、何应钦，讨论扩大八路军编制事。蒋、何借口二百师已满额，不愿给师的番号。二十六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说，准备向蒋提出两个方案：（一）仍请编三军六个师或三师九个旅二十七个团；（二）请委五台聂荣臻，冀热来时轮、邓华，津浦线徐向前、陈再道，河防肖劲光以司令名义。当日，收到毛泽东复电：加编三个师如不可能，以第二方案为适宜。收到朱德复电：三军六师计二十四个团，如蒋、何拒绝，则以报三师二十七个团为好。聂荣臻，宋时轮、邓华，徐向前三部另给纵队名义，肖劲光为河防司令。刘伯承、贺龙两师已各有九个团，林彪师已七个团，也拟编为九个团。聂区的赵水陆、刘道生、杨成武、陈漫远四部共编九个团，太行山地方武装共有四个团。
7月 和董必武、叶剑英等会见白崇禧的机要秘书、中共秘密党员谢和赓，对谢在广西的工作作指示。
8月1日 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为纪念国际反侵略战争纪念日给各国共产党报纸撰写的短文《今年的八一》。
△出席国民政府军委会第三厅下属的抗敌演剧队和抗敌宣传队成立大会。在会上作形势与任务的报告，要队员们坚持艺术为抗战服务的方向。不久，演剧队、宣传队根据周恩来指示先后分赴广东、江西、山西、湖北、河南、浙江、湖南、广西等战区。周恩来要求演剧队、宣传队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随队行动，深入前线，要利用合法身份开展统战工作。武汉撤退前，又将演剧队、宣传队的党组织关系交给各地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请他们指定专人负责联系，使演剧队、宣传队始终在党的领导下活跃在战区和敌后。
△王明、周恩来、博古致电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估计江淮河汉之间的游击战争将有较大发展，建议中共中央抽调二百名军事干部到武汉。
8月3日 和王明、博古见蒋介石，就国共两党团结、保卫武汉等问题交换意见。蒋答应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湖北省委代表参加保卫武汉的工作及动员委员会。
8月6日 会见陶行知创办的少年儿童抗日宣传队——新安旅行团负责人汪达之等，对该团来到武汉表示欢迎，希望他们努力工作。不久，新安旅行团被安排到新四军工作。
8月7日 出席第九战区总动员委员会紧急联席会议。参加商讨武汉人口的疏散问题，并被推为下次会议的召集人。
8月20日 国民党以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政治部名义下令解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三个团体——青年救国团、民族解放先锋队、蚁社。二十一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表示抗议，因而被勒令停刊两日。同日，中共长江中央局致电中共中央、前总、新四军，提议由中央发抗议通电，各地发拥护《新华日报》电文。后经周恩来严厉交涉，武汉卫戍总司令部允许《新华日报》照常出版。
8月28日 收到叶挺因在工作中同项英不和而准备辞去新四军军长职务的电报后，王明、周恩来、博古致电叶挺，表示挽留：项英赴延安开会，新四军工作请你实际负责。待会议结束后，我们拟去一人帮助整理新四军工作。
8月 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织的武汉军官训练团讲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课。
8月29日 和王明、博古、徐特立等离开武汉返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9月2日 和叶剑英指示中共河南省委将工作重点移向豫东，开创苏鲁豫皖抗日根据地。
9月10日前后 和王明、博古、徐特立等回到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及部队战士和延安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
9月1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决定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共一年来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
9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作关于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工作的报告。报告分四部分：（一）分析抗战形势和保卫武汉问题；（二）关于国民党的统治及其政策；（三）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统一战线中的工作；（四）各方面对统一战线的破坏情况。
9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就抗战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作报告，指出：抗战将转入第二阶段（战略相持阶段）。在第二阶段要发展游击战争，使正规战同游击战适当配合。要在战争中建立新的军队。要大胆把新四军中的老干部放出去发展游击战争。说明我们必须在保持党的独立性的原则下，拥蒋合作，拥护三民主义，这是巩固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会议根据形势的变化，重新调整了各地组织机构，决定设立四个中央分局：中原局、东南局、北方局、南方局。由周恩来、博古、叶剑英、黄文杰组织南方局，代表中共中央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中党的工作。
9月29日—11月6日 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会上，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重申全党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九月三十日，周恩来报告统一战线工作，详细叙述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提出有关统一战线工作的十二条原则：坚持抗战高于一切，坚持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实现三民主义，认定国民党为主要合作对象，加强与各地方军队的联系，坚持民众的动员，坚持国内民主，坚持国际和平阵线，坚持反对汉奸、托派，发展我们的力量，等。因时局危急，周恩来在报告后，即离延安赴武汉。
9月底 鉴于日军集中兵力进攻武汉，情况紧急，致电彭雪枫，要他速去豫东发展游击队。彭接电后，立即率部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后来，新四军的四师、五师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
10月1日 返抵武汉。
10月初 和凯丰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说即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有重要意义，为避免被亲日派所乘，请王明、林伯渠、吴玉章均去出席。
10月4日 见蒋介石，送交毛泽东、王明信件，并向蒋说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对抗战问题和统一战线问题的意见。谈到武汉失守后将遇到新的困难，蒋表示坚持抗战无问题。对八路军在敌后求补充发展，蒋表示赞成。对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中共不在国民党及其军队中发展组织，中共党员公开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一事蒋很注意听。蒋要周将意见写出给他。八日，周恩来将意见写出交蒋介石。
10月5日 在武汉记者学会晚会上讲话，指出中国不会亡，但也不能速胜，必须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鼓励青年记者到敌人后方去，开展新闻报道工作。
10月6日 和凯丰致电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建议补选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为中央委员。二十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补选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为中央委员，并提交中共七大作最后决定。
10月7日、10日 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
10月7日—9日 《新华日报》连日以社论形式发表周恩来撰写的《论目前抗战形势》。文章根据毛泽东《论持久战》的观点和本年七月六日中共中央关于武汉问题的指示精神，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保卫武汉的主张，指出：“中国抗战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持久战的方针是确定的”，必须经过毛泽东所说的持久战的三个阶段，才能取得最后胜利。“保卫武汉的战斗固然愈久愈好，但决不能在长期保卫武汉的条件尚未具备的今天，想作孤注一掷的侥幸的尝试，这不仅对于保卫武汉并无大的帮助，而且对于继续长期抗战是有害的，是不利于转入相持局面之过渡阶段的”。文章强调发展敌后广大的游击战争和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出：保卫武汉重要，坚持持久战更重要！只有坚持长期抗战，加强国内团结，才是克服困难，争取胜利地转入相持局面的基本方针。即使武汉不保，我们也还有可能继续长期抗战，争取最后的胜利。
10月10日 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为纪念辛亥革命二十七周年撰写的代论《辛亥、北伐与抗战》。文中指出：辛亥革命的失败，北伐时国共的分裂，不能不使我们承认，当时统一战线的基础还不巩固，还不扩大，特别是北伐时国共两党的政策，还没有取得一致。今天在反对日本强盗的自卫战争面前，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全民族的，不分任何种族、阶级、党派、信仰、性别，都应该联合起来。纪念辛亥革命二十七周年，全中华民族，全国各抗日党派，应该宣誓：使中国不再分裂，使统一战线永远巩固和发展下去，使中华民族永远团结起来，一直到抗战胜利，建国成功。
10月12日 鉴于日军进攻广东，华南战争开始，起草致国民党军事当局意见书，提出《对日寇进攻华南的初步分析及建议》。意见书全面分析战争的起因和军事特点，提出对日方针为“坚持华南抗战，以击退日寇冒险的进攻，以坚定英国对我的援助，以击破日寇的一切阴谋”。并详细列出九条具体建议。意见书受到国民党军事当局的高度重视。刘为章〔注〕在该文“应立即征调至少三十个团，作为四战区作战的补充部队”，“加紧动员广大民众，特别是沿海人民及渔民，发扬广东革命精神，配合军队，实行自卫”等语旁，用粗笔勾出，注明这是华南战争的“要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还根据周恩来的建议起草了关于补充军队和发动民众的签呈。
〔注〕刘为章，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一作战组中将组长兼军令部第一厅厅长。
10月14日 见蒋介石。关于中共党员公开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问题，蒋说必须由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讨论；三青团章程可改变，中共党员可加入。并要周先找三青团诸领导人商谈。蒋还说武汉作战方针已改为消极防御，新的注意力在西南、西北，他已准备好退出武汉的宣言。
10月15日 致信沙志培〔注〕，对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院学习的孙科的内弟陈志昆欲回国参加抗日表示热忱欢迎。说“祖国需要此种人才正切，若到本路军服务，当然欢迎。惟本路军生活艰苦，无所谓报酬，所可获得者即精神之自由畅快与能力之尽量发挥也。如陈君不能适应于漠北高原之生活习惯，弟亦可尽力介绍到政府军事机关或中央军队中服务”。次年七月，陈志昆回到祖国，投身抗日工作。
〔注〕沙志培，即沙主培，五四时期与周恩来一起开展学生运动，曾任天津学生联合会调查科科长。一九二四年赴美国学习，一九三四年至一九四五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任教。
10月19日 出席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团体召集的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在会上讲话，强调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不退让，不妥协，困难愈大，更愈加努力，以克服困难，坚持抗战”。
△在《新华日报》的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专刊上题词：“鲁迅先生之伟大，在于一贯的为真理正义而崛强奋斗，至死不屈，并在于从极其艰险困难的处境中，预见与确信有光明的将来。这种伟大，是我们今日坚持长期抗战，坚信最后胜利所必须发扬的民族精神！”
10月21日 日军占领广州，国民党当局下令武汉实行紧急疏散。
10月22日 同本日到达武汉的朱德讨论了当前战局及撤退事宜。并陪朱德见蒋介石，商谈八路军的扩充编制、增加经费和派部队到华中战场开展游击战争及国共合作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等问题。
10月下旬 安排中共湖北省委的工作，指示省委成员钱瑛、王翰将省委机关先向沙市、宜昌方向转移，以后根据游击战争发展情况再考虑进入敌后。并要求省委今后主要抓游击战争。
10月24日 到新华日报社为在武汉出版最后一天报纸作出安排。次日，根据周恩来指示，在重庆出版第一张《新华日报》。
10月25日 送走最后一批撤离的同志，在汉口沦陷前数小时离开。
△汉口失守。二十六日，武昌失陷。二十七日，汉阳失陷。在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期间，中国共产党组织了津浦线、平汉线的破击作战，尤以在平汉线的十多次大破击，给了正面作战的国军以很大的助力。
10月27日 经澧县抵长沙。
11月初 和叶剑英会见李克农，决定派李克农、吴奚如等筹备组织八路军桂林办事处。
11月1日 鉴于大后方对妥协和抗战问题议论纷纷，和叶剑英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在重庆准备出席国民参政会会议的中共党团，提议：（一）请党团在参政会发表宣言，声明拥护统一，坚持抗战，反对主和；（二）推动地方实力派及国民党政府中主战派，质问外交为何有主和论调；（三）实行战时财政节约政策，减低高级薪津；（四）强调战时政府至少应加强并改善政府机关以适应抗战新形势；等。
11月1日—3日 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有关部门召开的长沙军会会议。在会上发言谈游击战问题。
11月2日 和叶剑英电告项英，准备向离开新四军去香港的叶挺说明两点：（一）新四军应保持我党领导，不能改变现行制度；（二）工作关系不良，应当改善。向项英说明为统一战线的发展，以请叶挺回新四军工作为有利。
△和叶剑英、潘汉年、廖承志联名致信《救国时报》，控诉日军侵略解放区的暴行，宣传八路军在敌后的战绩，动员广大华侨支援抗战。
11月3日 日本近卫内阁发出第二次对华声明，表示愿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共建“东亚新秩序”，对国民政府采取诱降政策。
11月6日 在长沙青年会礼堂向湖南各抗日救亡团体作《抗日第二阶段我们的任务》的讲演，宣传持久战的思想，指出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深入下层和敌后，配合前线和敌后的斗争。号召青年到敌后去，到基层去。次日晚，通过电台向全省发表广播讲话。
11月8日 同郭沫若等到湖南衡山会见蒋介石，谈今后抗战军事方案。蒋原则同意，要周恩来写一具体方案。另外，蒋答允速办游击干部训练班。
11月上旬 和叶剑英出席中共湖南省委、长沙市委召集的会议，作抗战相持阶段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指出；要坚持党的独立自主方针，把重点放到发动群众，抓武装斗争上。
11月10日—12日 帮助郭沫若组织第三厅的撤退。并指示夏衍撤到桂林后自筹经费，恢复《救亡日报》，建立宣传据点。
11月12日 参加第三厅人员在离开长沙前举行的纪念孙中山诞辰的集会。
△深夜，长沙地方军经负责人误信日军已到长沙的流言，根据国民党最高当局制定的“焦土抗战”的方针，下令纵火焚烧长沙，烧毁房屋五万多栋，居民死伤两万多人。周恩来和叶剑英在睡梦中惊醒，冲出火海，撤离长沙。十三日，从湘潭县下摄司返回长沙了解火情后又到下摄司召集叶剑英、郭沫若、冯乃超、田汉、洪深等开会部署第三厅和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人员向衡阳撤退。撤退途中同白崇禧讨论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并就八路军在桂林设办事处问题达成口头协议。
11月14日 根据周恩来指示，八路军衡阳办个处成立（一九三九年初改为衡阳交通站），由李克农、李涛负责。
11月15日 再到衡山。就长沙大火事件向国民党最高当局交涉，提出三点善后办法：（一）拨款救灾；（二）调集民工清理街道，安置灾民；（三）惩办放火首犯。
11月16日 抵衡阳。召开第三厅和八路军长沙办事处的干部会议，介绍同国民党交涉的情况，决定抗敌演剧队、抗敌宣传队赶回长沙参加善后救灾工作。当天返回长沙。
11月17日 指派洪深等第三厅人员和演剧队、抗宣队进行善后救灾工作。
11月中旬 同《救亡日报》记者叶厥孙谈抗战问题，通过对中、日两国情况的分析，指出“我们的战略是持久战、全面战”，应该坚信我们是会取得胜利的。
11月下旬 按照周恩来指示，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成立。
11月25日—28日 在衡山。和叶剑英出席蒋介石召开的南岳军事会议。周恩来、叶剑英就举办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事同国民党方面达成协议，并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意。由周恩来任训练班国际问题讲师，叶剑英任训练班副教育长。
11月 和叶剑英电告刘少奇中原地区的情况：河南省委辖豫西南、豫西、豫东三特委；鄂豫皖边区辖鄂东、豫东、皖西三特委；豫鲁苏皖边区辖豫东、鲁西南、皖西北、苏北四特委；安徽省委拟领导皖东、皖北、淮阳三地区。彭雪枫活动区域为豫皖苏鲁边，中原局目前以靠近雪枫为宜，把中心工作放在开展豫东、皖北游击战争。
12月3日 经衡阳到达桂林。同叶剑英对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工作作了详细布置。
12月初 和郭沫若会见白崇禧，提出《救亡日报》要在桂林复刊等问题。白表示支持。
△会见胡愈之等。并指示文化界的中共党员注意隐蔽，保存实力，作长期打算。
12月5日 重庆新华日报社、《群众》周刊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举行在日机轰炸新升隆轮中殉难同志的追悼会，周恩来和邓颖超送了挽联。
12月6日 同蒋介石会谈。蒋对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关系问题的意见表示：（一）跨党不赞成，中共既行三民主义，最好合成一个组织；（二）如果此点可谈，蒋拟约毛泽东面谈；（三）如全体做不到，可否以一部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周恩来答：（一）中共实行三民主义，不仅因为这是抗战的出路，而且因为这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国民党员则不都如此想，所以国共终究是两个党。（二）跨党，我们不强求，如认为时机未到，可采用他法。（三）加入国民党，退出共产党，这是不可能和做不到的。（四）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不仅失节失信仰，而且于国家有害无益。蒋表示：如果考虑合并事不可能，就不必约毛泽东到西安会谈。
12月8日 出席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桂林支会筹备会并致词。
12月12日 王明、周恩来、董必武、博古、吴玉章致电中共中央〔注〕：今日蒋介石在重庆会见中共代表，拒绝了中共的处理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的跨党办法，坚持取消共产党，将国共两党合并为一个大党。蒋说：我的责任就是要将两党合成一个组织。过去，我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目的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一切均无意义”，“所以，我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中共代表拒绝了合并的主张。
〔注〕电报有周恩来署名，当时周恩来尚未到重庆。
△同叶剑英、张文彬致电廖承志并报毛泽东、洛甫，提出：友党内部各派系斗争缺乏原则性。对友党内各派别间的矛盾我们应以大政党风度，站在团结抗战的立场说服两方消除私见，用全力对付日寇，这是我们的基本立场。
12月中旬 到重庆。
12月18日 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为义卖献金日撰写的代论《论今后敌人的动向》。文章说：目前战局正处在过渡阶段，这个阶段中，敌人在军事上，正准备正面的继续进攻和深入，封锁和切断我西南、西北的国外交通，在敌后正在分兵进攻我游击区域和游击部队，企图消灭我在敌后的活动；在政治上，正扩大傀儡政权的组织，加紧汉奸的活动，造谣挑拨，企图分化我国内团结，削弱我国际影响。我们在这个阶段的战略任务是：政治上，加紧国内团结，提高民族仇恨，扩大战斗意志，实施战时动员，集中全民族的力量贡献于战争，以克服当前困难；军事上，更应加强正面的战斗，加紧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加快我后方新的力量的补整和训练，以争取相持局面的到来。并指出，日军速战速决的方针失败，今后进攻的特点是方向将不限于一个地区，为此，我军今后要加紧布置，到处打击敌人，以增加敌之困难，争取有利于我们的时机到来。
12月22日 日本近卫内阁发表第三次对华声明，提出所谓调整日本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对国民党实行分化和利用兼施方针。二十六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斥近卫声明。二十九日，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发表“艳电”，响应近卫声明，公开投敌。
12月31日 接受张群邀请，同张群、黄炎培〔注〕、张君劢、梁漱溟等共同讨论抗战动员问题。提出动员组织的原则是：统一领导，统一计划，联合组织，分工合作。
〔注〕黄炎培，中华职业教育社理事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本年冬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武装在广东省惠阳、宝安、琼崖等地相继建立，分别由曾生、冯白驹等任队长。这几支人民抗日武装在南方局和广东省委领导下，在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
1939年四十一岁
1月初 和邓颖超应邀出席位于重庆沙坪坝的南开中学举办的校友座谈会。在会上就统一战线、抗战形势与前途、青年在抗战中的责任等问题发言，说：我们全民族团结起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日寇进行英勇顽强的战争，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东方，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十分伟大的！青年们一定要关心民族的存亡，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要把天下兴亡担在肩上，要把民族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凡是有利于抗战的事都要支持、拥护；凡是不利于抗战的事都要抵制、反对。九日晚，出席南开中学举行的校友聚餐会，在会上发表《抗战建国与南开精神》的演讲，希望校友们发扬南开精神，继续为争取抗战胜利而努力奋斗。
1月2日 对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指出汪精卫第一次对日本请和运动，见于去年十月广州失守后，汉口沦陷前。当时汪已表示准备对日媾和。其实汪之行动既不能破坏中国内部团结，也不能损害中国抗战力量。同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汪精卫叛国人社论批判了汪精卫之流对抗战前途丧失信心的亡国论调。
1月5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提议在华南及西南各省成立的中央局名称为西南局，由周恩来、博古、凯丰、张文彬、徐特立、吴玉章、叶剑英、廖承志、吴克坚、邓颖超、刘晓、高文华、董必武十三人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
1月7日 和博古、凯丰电复中共中央书记处，认为在华南及西南各省成立的中央局“以南方局名称为好”。十三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来电同意仍用南方局的名称，以周恩来、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六人为常委。除华南、西南各省外，江西、上海工作也归南方局管。
△应邀到重庆联立高级中学讲话。谈八路军敌后抗战的形势。并为同学题词：“伟大的抗战时代，不要使他空空过去。青年们，要努力学习，学习，再学习！”
1月8日 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蒋介石对叶挺离军辞职的反应，提出叶可回新四军，改善工作关系，新四军委员会可以叶挺任正职，项英任副职，项实际为政委。两日后，中央复电同意，指出：应尊重叶的地位与职权，项多注意新四军总的领导及东南局的工作，将军事工作多交叶办。同时，在新四军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的正确关系。
1月16日 中共中央南方局正式成立。组织分工为：周恩来负责统战工作委员会，博古负责组织部，凯丰负责宣传部及党报工作，叶剑英负责联络工作，吴克坚负责新华日报馆，邓颖超负责妇女工作委员会。因青年工作缺人，电请中共中央派蒋南翔来。南方局设于重庆。桂林办事处联络湘、赣、粤、桂和香港。决定四川省委暂分川康和川东两特委，湖北省委管鄂北、湘西北。并报告中央：鄂北和鄂西北仍请划归中原局。
1月20日 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应约见蒋介石。蒋又提出国共两党合并为一个大党事。周答“不可能”，并要落解决自上年秋以来，国民党在河北、山东、陕甘宁等地制造磨擦反共捕人事。蒋要周恩来就两党合并事再电延安。
1月21日 向中共中央报告同蒋介石会谈情况，建议：对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中央应作出表示；表明我党愿同国民党加强合作，但要指出必须迅速解决在各地发生的国民党杀人、捕人、封报馆、制造磨擦甚至进攻边区问题。提议：由国共两党中央组织共同视察团或委员会前往各处就地解决纠纷，至少可弄清事实，向两党中央报告，以便寻求进一步合作办法。
1月21日—30日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举行。会议仍主张抗战，但把“抗战到底”解释为只是“回复七七事变以前原状”，同时声明“吾人绝不愿见领导革命之本党发生二种党籍之事实，更不忍中国实行三民主义完成革命建国一贯之志业，因信仰不笃与意志不坚，致生顿挫”，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全会秘密通过蒋介石提出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
1月24日 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建议发出《中共中央致国民党总裁及五中全会电》；二十五日，发出《中共中央为国共关系问题致蒋介石电》。电报提出国共两党应坚持团结抗战，“但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事。前者为现代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根本原则所不许”。说明中共“诚意的愿与国民党共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而奋斗，但共产党绝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绝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它任何政党”。并指出磨擦现象最近尤甚，不应任其发展，致陷国家民族于不利。
1月25日 鉴于各地磨擦日益加甚，致信蒋介石：目前国共两党关系，非亟加改善不能减少磨擦贯彻合作到底。中共既成为党，当然需要发展，惟因合作既属长期，故中共六中全会特决定不再在国民党及国民党军队中发展党员。中共愿在某些省区减少发展，以示让步，但最基本的保证，还在一方面中共绝无排挤或推翻国民党的意图，另一方面国民党对中共的部分发展不应恐惧。信中历数国民党在各地对共产党员的迫害事实，指出抗战年余，中共党员在各地不仅无抗战自由，甚至生命亦常难保。现在各省狱中属于共产党政治犯者，比比皆是。中共派遣的分往各省的干部，甚至如徐特立、曾山，其所带的中共中央决议及政治经济书籍，经贵阳时也被全部没收。要求国民党在这次全会中对国共两党关系和合作前途确定一个基本的认识。表示中共深信两党有长期合作的必要和可能。目前为了解决具体纠纷，可先由两党中央各派若干人同往各地视察，能就地解决老解决之；不能解决者，来国民党中央商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