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 参加在草厂庵天津学联办公室召开的觉悟社成立大会，被推举为会议的主持人，并起草觉悟社宣言。觉悟社第一批社员有谌志笃、马骏、周恩来、潘世纶、谌伊勋（小岑）、郭隆真、刘清扬、李毅韬、邓文淑、张若茗等二十人，男女各半。会议决定团体本着“革心”、“革新”的精神，以“自觉”、“自决”为主旨，社内实行委员制，并出一个不定期的小册子——《觉悟》。要求社员取共同研究的态度，在《觉悟》上发表一切主张；对于社会一切应用的生活，取评论的态度。关于《觉悟》的内容，可以介绍名人言论（著作同演讲）和灌输世界新思潮。觉悟社成立后，即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
9月21日 根据周恩来的提议，觉悟社邀请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来天津讲演，指导觉悟社的活动。李对觉悟社打破封建隔阂，将男女同学组成团体，出版《觉悟》等都非常赞许，并建议大家好好阅读《新青年》和《少年中国》上的进步文章，“分类研究各种学术问题”。此后，觉悟社还先后邀请徐谦讲《救国问题》、包世杰讲《对于新潮流的感想》、周作人讲《日本新村的精神》、钱玄同讲《白话文学》、刘半农讲《白话诗》等，并开过各种问题的讨论会，分组研究“白话文学”、“学生根本的觉悟”、“妇女解放”、“工读主义”等新思潮专题。各人还献出自己的图书，建立图书馆，共同钻研新思潮的各种理论，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道路。
9月22日 天津警察厅自八月底以来，根据北洋军阀政府查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密电，多次查禁《会报》，并派军警恫吓印刷局，不准承印该报。本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被迫休刊。周恩来写了紧要启事，说明真相，并宣布报社照常办公，力争继续出版。
9月25日 出席南开学校大学部（稍后改为南开大学）的开学典礼。大学部分文、理、商三科。周恩来为该部的第一届文科学生。
9月30日 全国学联应山东代表团的要求，决定组织各省代表再度前往北京展开请愿斗争，以解决山东问题。本日，周恩来随天津代表郭隆真、黄正品、关锡斌等到达北京，协助代表工作并照料生活。
10月1日 上海、天津、山东、河南等七省、市代表到新华门总统府门前举行第二次请愿。周恩来负责宣传和通讯联络。
△在当晚全部代表被捕后，开展营救活动，并与全国学联和各省市学联负责人商定，在“双十节”举行集会游行示威。随后赶回天津具体组织。
10月4日 出席天津各界联合会评议会，报告赴北京请愿代表被捕详情。
10月7日 出席天津各界联合会评议会，参加讨论“双十”大会及进行计划。
△在复刊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上发表《本报继续出版的布告》，宣布政府当局“不能禁止我们人民存在”，复刊后的《会报》将“集世界的大事，作有系统的记载”；并将“选择各种有关世界新潮流的讨论同主张，供给现在正求解放的中国”。从这一期开始，《会报》由日刊改为三日刊。
10月10日 参与主持天津各界四五万人在南开大学操场举行的共和纪念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大会发表宣言，痛斥北洋军阀政府镇压、逮捕爱国群众的行径。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包围会场，阻止大会进行，并不准上街游行。男女学生多人被打伤。觉悟社社员邓文淑等带领女学生首先冲破警察的包围，走上街头，和陆续冲出包围的队伍一起，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环城示威游行。最后，游行队伍来到警察厅，推举周恩来、李毅韬等为代表找警察厅长杨以德质问，杨避而不见。这次斗争一直坚持到次日黎明。
10月13日 为抗议天津当局的迫害，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决定南开大学等十三所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罢课四天（后改为六天）。周恩来起草《天津中等以上男女学校学生短期停课宣言书》，揭露杨以德镇压群众的暴行，号召人民加强团结，奋起反抗，指出：只要群策群力，众志成城，则目的终可达到。
10月20日 天津各界一万多人齐赴直隶省公署，强烈要求惩办杨以德。各校男女学生同时到街头演讲，控诉军警暴行。天津学生的这一斗争得到全国学联等的响应和支持。十一月七日，北洋军阀政府被迫释放十月一日在新华门前被捕的各地请愿代表。
11月15日 主持觉悟社特别会议。会议决定把觉悟社建成“预备‘牺牲’、‘奋斗’的组织”、“引导社会的先锋”和“作战的‘大本营’”。并决定在吸收新会员时，先由本人自我介绍，介绍人报告其优缺点，然后由会议审查其是否具有牺牲、奋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经大家同意方可加入。
11月16日 日本暴徒在福州打伤多名抵制日货的中国学生，并打死一名警察，造成“福州惨案”。福建学生罢课抗议，各省市学生奋起响应，形成抵制日货运动的高潮。
12月10日 由天津男女学生共同组成的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新学联）成立。新学联号召抵制日货，声援福建学生。周恩来当选为执行科长。
12月15日 和学联调查科长沙主培到天津总商会，敦促采取切实措施抵制日货。
12月20日 天津学生和各界群众举行有十万人参加的国民大会，当场焚烧一批出售的日货。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
12月21日 主持觉悟社全体会议。会议总结觉悟社成立以来的工作，认为社员都具有奋斗的精神，但缺乏同一的目标和持久的精神。决定社员用抽签的办法取一个代名，替代各人对外的姓名。周恩来为五号，谐音“伍豪”。
12月27日 主持觉悟社常会。经过讨论，会议决定觉悟社目标和宗旨是：“本着‘反省’、‘实行’、‘持久’、‘奋斗’、‘活泼’、‘愉快’、‘牺牲’、‘创造’、‘批评’。‘互助’的精神，求于‘人’的生活。”并决定头一步从改造中国学生和改革自己入手。
12月29日 根据觉悟社全体社员的讨论，执笔写成《“觉悟”的宣言》和《觉悟》两篇文章。《“觉悟”的宣言》指出：“凡是不合于现代进化的军国主义、资产阶级、党阀、官僚、男女不平等界限、顽固思想、旧道德、旧伦常……全认他为应该铲除应该改革的。”“觉悟”的主旨是“要本‘革心’‘革新’的精神，求大家的‘自觉’‘自决’”。在《觉悟》中写道：“为人类大多数生存进化比较现状为有进步的——是谓之大‘觉悟’。”“纵横起来说；横性的‘觉悟’，是利己利人，永无边境；纵性的‘觉悟’，是解放改造，破坏建设，永无止境。”
12月 作《死人的享福》一诗。诗中针对五四前后社会出现的“劳资协作”、“共同生活”的思潮，指出统治阶级所谓的“共同生活”，不过是“活人的劳动！死人的享福！”
1920年二十二岁
1月初 北洋军阀政府准备同意日本提出的山东问题由日中“直接交涉”。此事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形成更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直隶省长曹锐下令各学校提前放寒假，以瓦解学生的爱国运动。周恩来主持觉悟社会议，提出“反对直接交涉”、“反对日本干涉中国内政”、“反对提前放假”等口号，由学联组织学生广为宣传，并组织日货调查团，深入开展抵制日货运动。
1月20日 担任主编的《觉悟》第一期出版。〔注〕
〔注〕《觉悟》只出版了一期。后因接连发生当局迫害学生事件，特别是周恩来等随后被捕，第二期已收到四十多篇文章，但未能编成付印。
1月23日 天津学联调查员在魁发成洋货在检查日货时，遭到日本浪人的毒打，激起社会公愤。当各界代表向直隶省公署请愿时，当局非但不惩办店主和日本浪人，反而毒打学生，逮捕马千里、马骏等十二人。随后并查封天津学联和各界联合会会所。
1月26日—28日 主持在法租界维斯理堂地下室召开的觉悟社秘密会议，研究对策，决定举行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由周恩来、郭隆真出面领导。
1月29日 领导天津各校学生数千人赴直隶省公署请愿，提出四点要求；（一）驳回日本通牒；（二）拒绝山东问题直接交涉，催办福州惨案的交涉，取消中日军事协约；（三）恢复天津学联原状；（四）释放被拘代表，不干涉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省长曹锐不敢出见。群众公推总指挥周恩来和于方舟、郭隆真、张若茗四人为代表进去见省长。四人竟被拘捕。在署门外的请愿学生亦遭武装军警镇压，重伤五十余人，造成“一·二九”流血惨案。晚，周恩来等四名代表被押往营务处，沿途高呼“同胞万岁！”“打倒卖国贼！”“誓死不屈！”等口号。
2月6日 和于方舟、郭隆真、张若茗等被押往警察厅。当警察厅长杨以德宣称“学生是为人利用”时，周恩来表示：“我们学生做事纯本天良。”下午，和于方舟各写一张质问被拘捕理由书给杨以德，以示抗议。
2月17日 受警厅司法科传讯。被问到《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事时，答道；“我可负完全责任。”当问到给学生“捐款的是些什么人？捐大宗款项的是谁”时，答道：“你们现在无权调查我们学生会经济内容，我也无须回答你！”此后，警察当局采取拖延的办法，既不转交法庭公开“审讯”，又不释放。
4月1日 和难友商定，通告警厅：限三天内速开庭公审。否则三天后全体绝食，表示不受非法拘捕、不屈人格的态度。
4月2日 因杨以德下令对被拘代表“严重看视，不许互相往来”，遂提前举行绝食斗争，以抗议警厅的非法拘捕和迫害。司法科将一代表押入警厅内的拘留所。
4月3日 和马骏等商议决定，发动难友闯拘留所，并提出三项要求：（一）释放押入拘留所的代表；（二）允许代表们到院中散步，互相往来；（三）将被拘代表送法庭或司法科受理，速开庭公审，按法律解决。杨以德被迫答应上述三项要求。代表们当晚复食。
4月5日 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代表谌志笃、邓文淑等二十四人到警察厅，要求替代被拘代表。杨以德被迫同意他们与被拘代表见面。警厅禁止被拘代表与外界接触的界限被突破。
4月7日 警察厅被迫把周恩来等二十一名代表移送河北地方检察厅看守所。〔注〕此后经过斗争，除两名女代表外，大家可以同住一处，自由往来，并争得一定范围的阅读书报和通信的自由。难友们组织起来，推举处理众人事务的各种委员，制定起居时间表和学习课程表。每日起床后做柔软体操一次，上午预备接受检厅讯问，下午读书，晚上研究社会问题和开娱乐会。
〔注〕原二十四人中有病的和未成年的三名代表已由警察厅释放。
4月8日 会见来看守所看望的谌志笃等，商定以后向外通信的办法。
4月11日 难友们公推周恩来等筹办祝贺郭隆真生日。此后，每逢难友生日，都组织祝贺。遇难友生病，大家关怀备至，细心看护。
4月16日 难友们公举马千里、于方舟、周恩来主办读书团，并为“永久研究社会问题委办”，带领大家开展学习活动，研究各种社会问题。
4月25日 晚，参加全体会议。会议决定每日日记由周恩来记录。
4月28日 参加被拘代表纪念国耻日集会，并讲述山东问题始末。
5月1日 停止读书，全体早起分室大扫除，以纪念国际劳动节。
5月4日 主持被拘代表集会，纪念五四运动一周年。马骏报告一年来各方面斗争经过。晚上，周恩来主持庆祝会，并表演清唱。
△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是‘五四’纪念。回想去年今天学潮突起，引得这一年来的学潮起伏，有无穷的感触”，“将来的希望，尤隐隐约约在各人脑中颤动不已。”
5月10日 参加晚间全体会议，议定每星期一、三、五开演讲会，由难友们分别介绍世界新思潮。
5月12日 参加晚间演讲会，听时子周介绍世界工业革命史。
5月16日 晚，参加特别讨论会。讨论的结果认定“今后的目的，注重在社会的根本改造”。
5月17日 晚，参加特别讨论会，讨论社会服务问题。认为出狱后应当进行的工作：商界组织商业研究所；社会举办向平民灌输知识的小报；学生成立演讲团，向城市或乡间演讲$适合于平民的、有系统的知识，并组织平民教育团，利用课余时间加入各界的组织，灌输各种知识。
5月26日 参加晚间演讲会，听时子周介绍世界政治革命史。
5月28日 在晚间演讲会上，向全体难友介绍马克思学说中关于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和马克思传记。
5月31日 在晚间演讲会上，介绍马克思学说中的唯物史观。
6月2日 在晚间演讲会上，继续介绍唯物史观的总论和阶级斗争史。
6月4日 在晚间演讲会上，介绍马克思学说经济论中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学说。
6月5日 根据被拘代表的回忆和日记编写的《警厅拘留记》完稿。书稿记录被拘代表们在狱中的斗争情况，揭露北洋军阀政府卖国和镇压人民的罪行，从十二月开始在天津《新民意报》上连载，后由该报社印成单行本发行。
6月7日 在晚间演讲会上，继续介绍马克思学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和资产集中说。
6月8日 写自由体长诗《别李愚如并示述弟》，赠即将赴法勤工俭学的觉悟社社友李愚如。诗中写道：“到那里，举起工具，出你的劳动汗；造你的成绩灿烂。磨炼你的才干，保你太真烂漫。他日归来，扯开自由旗；唱起独立歌。争女权，求平等，来到社会实验。三月后，马赛海岸，巴黎郊外，我或者能把你看。”
7月1日 和郭隆真、张若茗、于方舟联名写信给主持正义的著名律师刘崇佑，提供真实情况，驳斥检厅起诉案由，供其任辩护律师时采用。
7月6日—8日 天津地方审判厅公开审理周恩来等所谓“妨害安全及骚扰案”。广大学生和各界爱国群众对此极为关心，纷纷前来旁听，审判厅前无插足之地。周恩来等列举事实揭露当局迫害爱国群众的行径，说明爱国无罪，救国有理。辩护律师刘崇佑也据理力争，反驳当局强加给爱国群众的罪名。
7月17日 天津地方审判厅宣布“期满”释放马千里、周恩来、郭隆真等全体被拘代表。天津各界代表百余人前往检察厅欢迎被释代表，并把铸有“为国牺牲”四字的银质纪念章和红绸花佩戴在被释代表胸前，然后分乘插着“欢迎被拘代表出狱”旗帜的几辆汽车，到商会出席欢迎大会。会上，周恩来报告狱中斗争情况。
羁押期间 周恩来、马骏被南开大学开除，马千里、时子周也被迫辞去在学校担任的教职员职务。
△重新思考许多问题，更加认清严酷的社会现实。后来在谈到自己信仰共产主义时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写《念娘文》，寄托对母亲的怀念。
8月初 主持觉悟社年会。在会上总结一年多来开展天津学生和各界救国运动的经验教训，认为：只有把五四运动以后在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加以改造，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改造旧的中国，挽救中国的危亡。并把它概括为“改造”、“联合”四个字。会后，偕同觉悟社社员十一人到北京。
8月16日 觉悟社在陶然亭召开茶话会，邀请北京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等四个团体的代表共二十多人，商讨今后救国运动的方向问题。会上，刘清扬报告开会宗旨，邓文淑介绍觉悟社的组织经过和一年来的活动情况。周恩来对觉悟社提出的“改造联合”的主张作出说明，倡议与会各进步团体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挽救中国、改造社会的斗争、李大钊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发言，提议各团体有标明主义之必要。会议决定由到会诸团体各推三名代表继续讨论联络问题。
8月18日 少年中国学会、觉悟社等五个团体的代表在北京大学通讯图书馆召开联络筹备会。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名为“改造联合”的组织，通过《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宣布“本联合各地革新团体，本分工互助的精神，以实行社会改造”，并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
8月 参加《新民意报》的筹备工作，对报纸的立场主张、内容材料、经营方式等，提出多项建议。
△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之后，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陆续成立共产主义小组。
10月8日 为进一步探求救国真理，经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推荐和资助，决定到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英国留学考察，本日，和南开同学李福景同获北京华法教育会开具的赴法证明。行前，与天津《益世报》商定，作为该报驻欧记者，以撰写旅欧通讯所得稿费来维持旅欧期间的生活。
10月12日 到《新民意报》社辞行，告知十八日将离津去沪候船赴法。
11月7日 由上海乘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赴法国，是华法教育会组织的第十五届赴法勤工俭学生。
11月24日 在轮船航行到印度洋时，写成《〈检厅目录〉的例言》。到法国后，《检厅日录》全部脱稿，邮寄回天津，托马千里修正、补充，于一九二一年春在天津《新民意报》上连续刊登。一九二六年由又新印字馆刊印成书。
12月13日前后 抵法国马赛港。翌晨，换乘火车抵巴黎，暂住拉丁街旅馆。
12月27日 北京大学讲师张申府（张崧年）应里昂中法大学之聘到达法国。张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受陈独秀、李大钊委托，旅欧期间负有在旅法华人中发展组织的任务。
1921年二十三岁
1月5日 因病延至本日赴伦敦，决定投考苏格兰首府的爱丁堡大学，并开始对英国作“社会实况之考查”。在致堂伯父周贻鼎的信中写道；“伦敦为世界最大都城”，“举凡世界之大观，殆无不具备，而世界之政治商业中心，亦唯此地是赖”。并表示：“在伦敦念书，非仅入课堂听讲而已。市中凡百现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也。”
1月25日 致信严修，禀报办理入学手续事，并谈及欧洲现状，说：“法受欧战影响为最大，战地恢复旧观至今日犹不能达百之五六，满目创痍”，“物价高贵，失业者多，劳资阶级之争无或已时，是欧洲执政者所最苦耳”。并谈及旅法勤工学生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和急待解决的问题，呼吁“国内诸贤达教育家暨有力之士设法救济”。
1月30日 自旅欧以来，采取各种方式广读博览，涉猎各种学说思潮，以审慎求真的态度，“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本日，致信表兄陈式周，探讨救国之道，说：“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留学的目的“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至若一定主义，固非今日以弟之浅学所敢认定者也”。在比较了俄、英两种改革社会的途径后，说：“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同时又说：“以今日社会之麻木不仁，‘惊骇物议’，虽易失败。然心于此中乃能求振发，是又弟所深信者也。”
2月1日 为天津《益世报》撰写第一篇旅欧通讯《欧战后之欧洲危机》。文中写道：“吾人初旅欧土，第一印象感触于吾人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及其显著之不安现状也。影响维何？曰生产力之缺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凡此种种，均足以使社会上一般人民饥寒失业交困于内外。”在分析了战后欧洲种种社会危机后指出：“使欧洲危机终不可免而至于爆裂也，则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
2月中旬 因爱丁堡大学的入学考试在秋天，而英国生活费用昂贵，故从伦敦回到巴黎，住拉丁区，在巴黎近郊的阿利昂法语学校补习法文。不久，同天津的四名勤工俭学生一起，转到法国中部的布卢瓦镇继续学习法文。同时进行社会考察，密切注视国际国内局势的动向，经常通宵达旦地给《益世报》撰写通讯，向国内介绍国际大事。在巴黎期间，曾有一个短时间在巴黎雷诺汽车厂做工。
2月23日 致信陈式周，谈旅居英法的感受，说：“吾国今日最大之患，为产业不兴，教育不振；吾国立国本以农，然今日之急，又非工农兼重不为功”，“使今日之留学界能有彻底的觉悟，回国能不为势动，能不为利诱，多在社会上做一点平民运动，则工场技师，农庄庄师，何不可兼为启诱农工阶级智识之良师。产业与教育之振兴兼程并进，根本方面只要多着一分力，表面上的军阀资本家政客便摇动一块，此种向下宣传，吾以为较空言哲理改造者强多多矣。”信中在谈到自己向国内筹划官费留学事时说：“使弟官费不能图成，则留英将成泡影。退身步留法亦属一策，然此时尚不敢骤定。”
2月28日 由于华法教育会决定不再资助留法勤工俭学生，北洋军阀政府也回电拒绝给予救济，激起广大勤工俭学生的不满。本日，四百余名勤工俭学生在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王若飞、蔡畅等领导下，到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要求解决求学和发放救济金等问题。法国当局派出上百名警察，出动马队驱赶请愿学生，并逮捕了学生代表。
3月21日 在对“二·二八”事件的原委进行详细调查后，撰写长篇通讯《留法勤工俭学生之大波澜》，报道“二·二八”斗争始末，对处于饥寒困窘境中的勤工俭学生深表同情。
3月—5月 采访大量国际新闻，为《益世报》撰写通讯，评述国际间大事，其中有《德国赔款问题之决裂》、《西欧对俄对德之方略》、《一周间西欧政象之撮要》、《欧战后赔偿问题之近讯》、《伦敦会议再开幕之经过》、《万目睽睽之日皇储来英记》、《英法最近之意见龃龉》、《协约国最高会议之延期》、《上西里西亚问题之近讯》等。
春 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注〕
〔注〕根据中共中央一九八五年批准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重新确定周恩来同志入党时间的报告》确认，周恩来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时间，即为入党时间。
4月1日 英国百万煤矿工人发起总罢工。周恩来对这次长达八十余日的罢工风潮进行详细考察，从四月十三日至六月二十日，先后撰写《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末》、《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影响》、《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波折》、《英国矿工总投票之结果》等九篇通讯，向国内介绍英国工人阶级的顽强战斗精神，赞扬他们在“饥饿困窘”的条件下，“犹坚持反对不懈”，“其精神，其魄力，其勇敢，又属难能可贵”。并指出：“资本家无往而不为利”，而英国政府则“与资本家一鼻孔出气”，“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观此益信”。
6月16日 撰写通讯《近东问题与英法之态度》，详细报道希腊、土耳其战争经过，指出：列强之间的相互争夺是世界“祸乱之源”，而“俄国则在以世界革命之思想，鼓动其民族之真正独立”。
6月中旬 从法国报纸获知北洋军阀政府专使朱启钤、财政次长吴鼎昌在巴黎与法国政府秘密谈判借款和购买军火事宜后，和赵世炎、蔡和森等联络旅法华人各团体负责人，共商对策，密切注视事态发展，并调查借款内幕。
△和旅法华工中的工学世界社社员袁子贞等，联络旅法华工会、中国留法学生联合会、国际平和促进会、亚东问题研究会、巴黎通信社、旅欧周刊社等六团体，数次集会，组成反对借款委员会，发表《拒款通告》，揭露借款内幕，谴责军阀丑行，呼吁“同胞一致进行”，“以与抗争”、并将拒款决议案用法文印刷了千余份，分送法国各界，以争取舆论。
6月30日 撰写通讯《旅法华人拒绝借款之运动》，指出：“是直一分赃之借款也。而担保品之重，又关系全国命脉。呜呼国人，尚在睡梦中耶？”“若是之借款，而欲吾国民之承认，吾国民苟非梦死断无予以‘可’字者。”文章把这次斗争与“二·二八”事件相比，认为“两者均为对付官僚，而其性质则大异：一为生活问题，一为国家问题也”。
△和赵世炎、李立三、陈毅、徐特立、刘清扬、袁子贞等三百多人参加由旅法华人各团体在巴黎哲人厅召开的拒款大会。会上宣读了旅法各地华人团体来函来电一百数十封，并通过宣言书，号召国内同胞和各国华侨“联合一致以反对非民意之借款”，并请法人“赞助”。在舆论的压力下，吴鼎昌避居英国，法国政府被迫暂时中止对借款问题的讨论。
6月一10月 继续为《益世报》撰写通讯，其中有《英帝国会议之内幕》、《待开声中之华盛顿会议》、《近两月间之西欧大事记》、《巴黎会议中之英法小冲突》、《欧洲之救济事业》、《英国经济现象之恐慌》、《问题中之英国经济救济》、《大西洋上之太平洋问题》等。
7月23日—8月初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后移嘉兴）召开。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曾接到国内开会的通知，但因路途遥远，时间紧迫，未能派代表出席。
7月30日 法国《巴黎时报》于二十五日透露出中法借款合同已经商妥草签后，旅法华人群情激愤，纷纷集会，发表宣言通告，呼吁国人速起斗争，坚决反对这一卖国借款。本日，周恩来撰写《中法大借款竟实行签字矣》一文。详细报道旅法华人开展拒款斗争的情况，揭露北洋军阀政府暗中勾结法国政府，出卖民族利益的行径。文章发表在九月二十九日、三十日的天津《益世报》上。
8月13日 和赵世炎等领导旅法华人各团体在巴黎哲人厅召开第二次拒款大会，要求驻法公使陈箓当众说明借款真相。陈箓不敢出席；派秘书长王曾思到会。王态度蛮横，遭到痛殴，被迫代表陈箓签署了反对中法借款的声明。这一《声明》由拒款委员会电告国内各大报馆并送法国外交部一份。法国政府怕事态扩大，只得宣布暂缓借款。延续两个多月的拒款斗争，至此宣告胜利结束。十六日，周恩来撰写《中法大借款案之近讯》，向国内报道这一情况。
8月24日 撰写通讯《西俄大旱之惨状》。文中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所遇到的内政外交上的困难，深表关切与同情，详细报道了苏俄政府不遗余力进行救灾的种种措施，认为列宁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可谓通机达变，以求改造后新俄之渐进的建设，与方革命后之急进步骤，大有分别矣”。
9月3日 撰写通讯《复辟声中之德意志》。文中详述战后德国政治的演变，分析德国复辟势力卷土重来的原因，对此深感不安，认为“两年来之反动，视诸方革命后之急进变乱，真有退步现象”。尤其是德国一部分大学生倡导复辟，出现与工人格斗事件，“为学生界之奇耻”，“此风不单行见智识阶级与劳动阶级有破裂之虞，门户之见，殊足为改造前途伏无穷隐忧也”。
9月15日 中、法政府当局不满勤工俭学生发起拒款斗争的爱国行动，指使中国少年监护委员会宣告从本日起，停发勤工俭学生的维持费。在此之前，里昂中法大学也发出通告，拒绝勤工俭学生入学，另从国内招收新生。
9月17日—19日 留法勤工俭学生联合会连日召开会议，讨论对策，一致决定“争回里大”。随即通知各地勤工俭学生派“先发队”到里昂去。讨论中，周恩来提醒大家，斗争是复杂的，对方逼我们陷入绝境，斗争要讲究策略，要做两手准备。并建议留下部分骨干负责后方工作和以后的斗争。
9月21日 清晨，由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陈公培、张昆弟、颜昌颐、罗学瓒等一百余人组成的“先发队”冲进里昂中法大学，推选赵世炎为总代表继续与校方交涉。次日，法国当局出动武装警察把“先发队”一百余名成员押到法国兵营中囚禁。留在巴黎的周恩来得知消息后，立即和聂荣臻、王若飞、徐特立等四处奔走，进行营救。
10月13日 在中法政府当局策划下，李立三、蔡和森、陈毅等一○四名代表被强行遣送回国。随后周恩来含愤撰写长篇通讯《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运命》，向国内详细报道中法政府当局对勤工俭学生的迫害。文章疾呼道：“途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须联合起来。马克思同恩格斯合声嚷道：‘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他们如今也觉悟了，‘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啊！’”
10月 自英返法后，充分利用当时自共产国际成立后，欧洲各国共产主义运动高涨，马克思主义书籍和报刊十分流行的条件，结合对英、法等国社会实况和工人运动的考察，先后研读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订阅或购买了法国共产党机关报《人道报》、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共产党人》以及《共产党人评论》、《劳动月刊》等。同时，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各种思潮、主义，与觉悟社社员多次通信探讨，进行了反复的推求比较，认识到：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处在旧社会势力盘踞的社会里，“容易流为空谈”；法国的工团主义，在现今的欧美“不免等于梦呓”，法国总工会“大多数派大半已倾向于第三国际与国际赤色工联了”；英国的基尔特主义“近已见衰”，并且“在英国始终也没大兴盛过”；而社会主义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最终确定了共产主义信仰。
11月12日 美、英、法、日、意、比、荷、葡、中九国参加的华盛顿会议开幕。二十二日通过美国代表提出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等原则。在这次会议召开前夕，十一月五日，周恩来撰写通讯《大西洋上之太平洋会议观》（一），十一月八日续写（二）。文中评述华盛顿会议的实质，写道：“昔日之巴黎和会，一列强分赃之会议也。今日之华盛顿会议，一斗角勾心之会议也。”并指出：美、日、英“三国所争所引者，咸以吾国为对象，关系之深，问题之重，实以吾国为首”。其后，又连续撰写《法报论中国在华会之地位》、《华府会议中之英法战略》、《裁兵赔款问题与英法》、《四国协定与英法中日》等，加以揭露。
年底（或次年初） 和赵世炎托人带信约在蒙达尼的李维汉到巴黎会面，商议成立旅欧青年共产主义组织事。议后决定分头进行筹备。
1922年二十四岁
1月 赴伦敦采访国际新闻，住南开同学常策欧寓所。先后为《益世报》撰写《一九二二年开幕后之欧洲》、《英法问题最近之趋势》、《继爱尔兰而起者之埃及》、《珈恩会议与法内阁》、《英伦岛上之选举潮》等。
2月6日 为《益世报》撰写通讯《劳动世界立新变动》。文中指出：“劳动问题和社会主义在欧洲各国已结成不解之缘”，“社会主义之不可侮，实已成了必然的趋势”，“凡是劳动界中人，都相信社会主义能够应这个需要”。尽管社会主义派别很多，在欧洲“更是五花八门”，但是“旧日派的社会主义已渐渐失掉劳动界的信任”，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大致的趋势，总是由右向左的”。劳动阶级“深知若不能整齐军旅，来同这样一致而又坚固的资本阶级奋斗，结果只有败退”。
3月初 因德国生活费用低廉，由巴黎迁到柏林，往柏林郊区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五十四号。旅德期间，和张申府、刘清扬以及原在柏林的共产党员张伯简组成旅德中共党组织，积极开展党的活动，经常来往于柏林、巴黎之间，联络勤工俭学生和进步华工，举行报告会，作过多次演讲，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推动旅欧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备工作。
3月 致信国内觉悟社成员谌小岑、李毅韬，叙述自己一年来居法积感和确定共产主义信仰的经过，说：“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我认清C.ism（共产主义）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并表示：“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久明了，但老实说来，用一个Communism也就够了。”在分析、比较欧洲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后，强调说：“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
△得知觉悟社社及黄爱（正品）在长沙领导工人罢工时被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十分悲愤，写《生别死离》诗一首，随信寄给国内觉悟社社员李锡锦、郑季清，以表心志和悼念之情。诗中写道：“壮烈的死，苟且的生。贪生怕死，何如重死轻生！没有耕耘，哪来收获？没播革命的种子，却盼共产花开！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他，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坐着谈，何如起来行！举起那黑铁的锄儿，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种子散在人间，血儿滴在地上。”信中说：“我对他唯一的纪念，便是上边表示我的心志的那首诗，和最近对于C.P.坚定的倾向。”并表示“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已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4月下旬 和张申府、刘清扬等联名致信在法国的赵世炎，商议五一节成立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问题。后因筹备不及，延期召开。
5月5日—10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5月底 为成立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赵世炎、周恩来联络旅居法国、德国、比利时的中国青年三十多人，并通知派代表到巴黎参加成立大会。
6月 出席在巴黎西郊布伦森林中的小空场召开的旅欧共产主义青年组织成立大会。到会二十三人。会议由赵世炎主持，通过周恩来起草的组织章程，确定组织名称为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出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会议还决定出版机关刊物《少年》。会后，周恩来返回柏林。
7月16日—23日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制定了党的纲领，提出反帝反封建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基本任务，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并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和《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等。
8月1日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机关刊物《少年》创刊。
8月16日 为《少年》撰写《共产主义与中国》一文。文章批判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思潮，阐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指出：“资本主义的祸根，在私有制，故共产主义者的主张乃为共产制。私有制不除，一切改革都归无效。”共产主义“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尤其是在中国，实负有变更经济制度的伟大使命”，“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的手里，那时候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因此目前中国“除去努力预备革命，实行共产革命外，实无法可解”。
8月 为驳斥无政府主义者把共产党人的信仰比作宗教迷信的言论，撰写《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注〕一文。文章指出：共产主义信仰与宗教迷信的区别，“在其所信的理论与方法，能否用在‘实际’上来‘试验’，换过来说，便是能否合乎科学精神”。“教徒对于神父牧师只有迷信，即心知其非，口亦不敢言。至于共产党人一方服从领袖的指挥，一方实时时监督其行动！”
〔注〕本文曾发表在法国印行的《新刊评论〈无所谓宗教〉》，后又发表在一九二二年九月一日出版的《少年》第二号上。
9月1日 在《少年》第二号上发表《告工友》一文。文中针对旅法华工在华侨教育经费问题上与勤工学生之间存在的误会，指出：两方“同是现社会的被压迫者”，“劳工朋友必须急图团结组织，勿放松一切机会，勿远离可引为友的勤工同学”，呼吁双方必须无条件地携起手来，以图工学前途的发展。
10月下旬 在柏林住所接待为寻找救国真理和共产党组织而来的朱德，在倾听来德陈述自己的身世和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后，同意他的申请。十一月，和张申府介绍朱德以及一同赴欧的孙炳文加入中国共产党。
10月 赴巴黎，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召开的会议。会议举行总投票，决议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改选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王若飞、周恩来、尹宽、陈延年五人当选。
11月20日 和赵世炎一起，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的名义写信给国内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要求“附属于国内青年团为其旅欧之部”，并委派李维汉为代表携信回国，与团中央接洽。
12月1日 在《少年》第五号上发表《十月革命》一文。文章分析论述了十月革命发生的历史原因和成功之道，指出；“这是因为有了多数派——共产党——在其中做了忠实的指导，唯一的指导。”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在于“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奠定了革命始基”，实现全世界的革命，“俄罗斯现在已是这样地一个领路者了”。
12月15日 在《少年》第六号上发表《论工会运动》、《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和《评胡适的“努力”》三篇文章。在《评胡适的“努力”》一文中批驳胡适宣扬的“好人政府”主张，指出：“在世界帝国资本主义和军阀的支配之下”的中国，不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而想“建立‘好人政府’，实现其政治主张，这不是做梦么？”文章强调革命军队的重要性，说：“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权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在《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一文中指出：“一国一种的民主革命，如法国革命。美国独立都是经过极长期的血战争斗才得使共和奠定，更何况无产阶级的共产革命”。在《论工会运动》一文中，论述了工会的性质、组织、工运目标以及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等，指出工会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主要是“促进工人的阶级觉悟，宣传无产阶级，散布革命种子”，是“预备破坏”旧制度，在取得政权后则是建设新社会。
1923年二十五岁
1月12日 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工人阶级“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国民党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但是，这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与它合并，也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