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董必武、邓颖超参观胡厥文等开办的合作五金厂，并题词：“供给前方的生产，是国防工业第一要义。”以后，曾多次到胡厥文家看望，交谈时事。
1月28日 为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题词：“为民族解放而战，为世界和平而战！”
1月 中共南方局派马子卿到昆明，向中共云南省特委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南方局关于批准中共云南省特委改为云南省工委的决定。云南省工委由书记李群杰、委员费炳等七人组成。派博古代表南方局出席由省委书记张文彬主持的中共广东省委第四次执委扩大会，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确定今后工作的方针、任务，决定把中心放在东江和琼崖，作为长期抗战的重要根据地。指示广西省工委派党员到广西三青团和地方建设干校开展工作。
△领导建立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这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机构的组成部分，又是掩护南方局工作的公开机关。
2月2日 电告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蒋介石将一切问题均扣在解决河北地区国民党军队和八路军的冲突上。现在各方对此极注意，清早提具体意见，以便交涉。
2月3日 致电毛泽东、王稼祥并转项英：叶挺抵渝已见蒋，表示回新四军工作。我准备和叶挺同往新四军。在此期间，和叶剑英多次同叶挺谈心。
2月上旬 应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始人黄炎培之请为《国讯》杂志撰写《今年抗战的新形势与新任务》。文章指出：努力建军，努力建设国防经济，努力于敌后工作，以巩固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应该是今年克服困难，渡过难关，造成敌我相持，准备反攻的坚定不移的路线。文章连载于《国讯》第一百九十六、一百九十七、一百九十八期。
2月14日 和邓颖超等出席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举行的茶会。并发表讲话。
2月16日 同叶挺离开重庆，飞抵桂林。十六日，一起出席白崇禧主持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训部成立周年会。在会上讲话，阐述军训工作的重要性。
△到桂林北郊路莫村向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和文化界党员二百余人作报告，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讲形势和任务。
在桂林期间 同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石磊（曹瑛）谈中共广西地方党的工作。提出：要认真整顿组织，建立短小精干的领导机关；要注意宣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思想，同时结合具体情况，利用一切机会动员群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听取新安旅行团顾问汪达之和负责人徐志贯等汇报工作，指示新安旅行团要留在桂林开展工作，必要时，可转移到新四军去。
2月18日 和叶挺离开桂林。准备经赣北去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皖南，代表中共中央向新四军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确定新四军的战略方针以及加强新四军领导人的团结，并视察东南一些省的党的工作。十九日，在江西吉安会见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同日秘密会见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曾山等，对江西地下党的工作作了指示。接着，去江西上饶，会见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二十三日，到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
2月23日—3月14日 听取新四军领导人的汇报和各支队负责人的意见，召开军部各部门座谈会，到附近机关、医院、教导总队（即抗大分校）和连队驻地了解部队的生活、学习、军事训练等情况。并到新村战地服务团座谈，为团员焦恭贞题词：“为创造民族革命的艺术而奋斗。”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在新四军活动分子会上作《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论述统一战线的性质、特点、形式、原则、方法及其发展前途。向部队和地方干部作《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的报告，分析武汉失守后形势变化的特点：（一）日认定“扫荡”敌后是它的中心；（二）实行政治为主，军事配合的政策；（三）无论如何还是继续战争的局面。指出：我们抗战的中心放在敌后，在敌人占领地区开展游击战，实施新的施政纲领，整理地方武装，跟敌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军事上争胜负。今天的中心问题是在敌占区，在中国东部，黄河以东，平汉路、粤汉路以东广大地区。新四军处在敌占的中国东部，任务更加重要。新四军愈向敌后，愈能发展，愈深入民众，愈能创造根据地。新四军作战方针仍然是游击战，但它既不应同于目前的华北，也不能只运用过去三年游击战的经验，而“应该更加灵活，更加机动，更加出没无常，更加变化无穷”。提出新四军发展方向的三个原则：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哪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哪个地方只有日军伪军，友党友军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哪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磨擦，利于抗战。除了提出新四军的战略、方针、任务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外，在此期间，周恩来还向新四军领导人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叶挺工作安排的意见；对项英没有处理好与叶的关系问题有所批评。
2月 中共中央南方局妇女运动委员会成立。邓颖超、廖似光、刘群先等为委员，由邓颖超负责。后张晓梅到重庆以妇委委员身分协助邓颖超主持工作。同月，中共湖南省委成立，高文华为书记，郭光洲、徐特立、任祚民、聂洪钧等为委员。不久，南方局青年工作委员会成立。蒋南翔为书记，何礼等为委员。此后，南方局工作机构逐步建立完善，并帮助各省健全了党的领导机构。
3月14日 离开云岭。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身分赴浙江观察，同时回绍兴探亲。在此期间布置、检查了东南地区中共地下党的工作。
3月15日 路经太平县，为开明士绅刘敬之题词：“绥靖地方，保卫皖南，为全联导，为群众倡。”
3月18日 应浙江省主席黄绍竑之邀，抵达浙江金华。当晚同第十集团军参谋长徐旨乾、《浙江潮》主编严北溟谈至深夜。
3月21日 到于潜（现临安县）。应黄绍竑之邀出席专署及县府科长、区县国民抗卫队上尉以上军官谈话会，并发表演说，分析国内外形势及敌我态势。
3月22日 和黄绍竑同赴天白山。在此期间，他们除会商团结抗战问题外，还就中国共产党参加地方工作问题达成口头协议。并视察钱塘江南岸的抗敌防线。
3月26日—28日 经桐庐、富阳、萧山三县，于二十八日晨抵绍兴。出席绍兴专员公署召开的有各界人士和各民众团体代表参加的欢迎会。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谈来浙感想、国内外形势，并回答各界人士提出的问题。
3月29日 在亲属陪同下扫墓。翻阅周族家谱。与亲友共进晚餐，并在本日和三十日为大家题词留念，其中为工人、妇女、青年的题词有：“前途光明”；“妇女解放须从民族解放中得来”；“青年是黄金时代，要学习，学习，再学习”。
3月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成立。蒋介石任主任委员，李济深为副主任委员，周恩来等十三人为委员，邵力子为秘书长。
4月1日 抵金华。在金华期间，约东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宣传部长兼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主任黄道、浙江省委书记刘英、江西省委书记郭潜、福建省委常委兼军事部长范式人，在江南旅社见面，听取汇报，传达六中全会精神，指出党的任务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投降，打击汉奸、亲日派。并说，同在浙江的国民党其它官员相比，黄绍竑是进步的，我们要支持黄，也要积极争取黄的势力。还强调，根据六届六中全会决议，目前我们不在国民党中发展党员，但可用交朋友方式开展工作。共产党员不论在国民党政府机关或群众团体中工作，都要埋头苦干，同友党、友军和其它党外人士合作共事，争取团结更多的人。还与范式人单独会见，指出不要理睬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对中共福建省委的诬告和反对。
4月4日 到铁岭头军人服务部，召集上海市慰劳第三战区流动剧团、台湾革命党军人服务部工作人员及地方进步入土等五十余人谈话，鼓励大家要认真苦干，负起宣传与组织的责任。
4月5日 会见骆耕漠、邵荃麟等，对抗日文化工作提出意见。下午，应金华县教育文化事业委员会及战时青年读书会之邀，到抗日自卫会演讲，号召努力抗战。
△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指示》，指出今年三月国民政府公布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及实施办法》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为抗日，另一方面是防共。中共采取的立场是：一方面运用与发挥其中一切积极的东西，来提高全民族的觉悟，振奋革命精神，为争取抗战建国的最后胜利而奋斗牺牲；另一方面要反对与打击一切反共防共阴谋和反民族分子的观点。四月十七日，《新华日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发表《把精神总动员变成群众运动》的社论。社论指出：“四万万五千万人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强大力量。如果把这力量加以组织，加以团结，它便可以产生坚强的意志力和丰窟的创造力，可以发现许多民众英雄和民众天才，以无比的威势，推动历史的车轮前进。”“只有真正的群众运动，才能造成全国一致的抗战决心和信心，把整个民族引导于抗战彻底胜利的道路。”六月五日，周恩来致函国民精神总动员会秘书处，表示同意参加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设计委员会的讲演组。
4月6日 偕新四军南昌办事处主任黄道等赴江西。
4月上旬 到达江西上饶，代表陈诚参加第三战区政治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向顾祝同交涉释放被国民党逮捕的新四军驻温州通讯处赖大超等八名同志，并到福建浦城忠信街特别监狱看望，勉励他们在狱中努力学习。
4月中旬 在湖南衡山视察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了解训练班情况。十八日、十九日，为训练班学员讲《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讲话回顾日军侵华的历史及其政策和战略上的变化，针对日军以经营敌后为主的新政策，提出我们目前抗战的政略与战略重心：（一）动员全国人民，展开全面抗战。（二）重视敌后，斗争的重心在敌后，不让敌人利用我之人力物力财力来打我们。敌后工作，政治重于军事，精神重于物质，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宣传重于作战，民众重于士兵，节约重于生产。
△和叶剑英广泛会见各界人士。并为祝圣寺和尚暮笳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
4月下旬 在衡阳召集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开会，提出组织发展工作“质重于量，巩固重于发展”的方针。
4月底 到桂林。在桂林期间，会见为纪念五四运动前来采访的《救亡日报》记者姚潜修，指出“我们纪念‘五四’，应该继承它的积极优良传统，为民族解放运动，科学和民主运动，发扬它的光荣历史，以有利抗战建国”。并介绍浙江妇女营越过钱塘江奋勇杀敌的事迹。四日，《救亡日报》发表姚潜修写的“五四”二十周年访周恩来的报道。
△到桂林东江镇小学看望新安旅行团的小战士。
△出席桂林文化界夏衍、田汉、欧阳予倩等一百余人举行的欢迎宴会，会见了杨东莼、胡愈之、张志让、千家驹、周钢鸣、张铁生、刘季平、林林、姜君辰等文化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桂林举办的日语人员训练班全体学员演讲《如何粉碎敌人的阴谋》。
4月 为开展国际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南方局根据周恩来指示建立对外宣传小组（一九四○年十二月后称南方局外事组），组长是王炳南，副组长是陈家康。
△为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组织，中共中央南方局从本月起先后在重庆机房街七十号和红岩嘴十三号举办党员训练班，学习政治形势、党的方针任务。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社会发展史等课程。周恩来、董必武、博古、凯丰、邓颖超等为学员讲课。
△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的中共湘鄂西区党委在宜昌成立，书记钱瑛、组织部长蔡书彬、宣传部长曾一凡（曾把凡），委员王致中、曾惇。一九四○年宜昌失守后，机关撤至恩施。八九月间，钱瑛调南方局工作，何功伟接任书记。
春 嘱咐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协助在重庆的一批科学家组织成立“自然科学座谈会”。参加这个座谈会的有梁希、潘菽、金善宝、涂长望和谢立惠等近二十人。
5月初 回到重庆。
5月6日 由于日机连日对重庆狂轰滥炸，市区内生产一时陷于停顿，各报出版发行发生困难，重庆各报决定出联合版。本日，周恩来致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叶楚怆，说明《新华日报》为尊重紧急时期最高当局关于紧急处置的意见及照顾友报迁移筹备的困难，特牺牲自己出版的便利，同意参加重庆各报暂时联合版，以利团结，同时声明一俟各报迁移有定所，筹备有头绪，《新华日报》即将宣布复刊。在周恩来领导下，经过新华日报报社人员的努力，报纸在八月十三日正式复刊。
5月28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南方局，同意周恩来向叶楚他表示的与国民党共同进行反汪运动的意见，并指出：（一）应在反汪斗争中，更亲密的加强与一切主战爱国的进步分子及国民党群众的联系，与他们一起动员群众共同进行反对一切投降与反共分子的斗争，以达到巩固国共合作和巩固及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二）向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坚决主战的军政人员公开说明，汪在国民党内及政府中还有不少同情分子，日本及汪伪正用一切力量企图使他们里应外合。因此，不仅在政治上必须尽量揭露和孤立他们，而且在实际上必须采取办法防止他们的一切阴谋。
5月下旬 约《新华日报》总编辑吴克坚和采访科主任陆诒谈报社采访科的工作计划，提出要明确报纸特派员的职责范围，不仅要做好采访报道工作，还要负责向同情我们的知名人士和各战线有名将领约稿，征求意见和建议，搜集参考资料，
5月31日 发表广播讲话《二期抗战的重心》，指出：“二期抗战的重心是在敌后”，“争夺敌后的方针便是广大发展游击战争”，任务是建立游击根据地，消耗敌人有生力量。敌人在华兵力约三十六个师团的百分之八十五都使用在敌人占领区域的防卫与“扫荡”。而在敌后则敌之“扫荡”与我之反“扫荡”几乎到处都有。从华北到华南，每天都在血战。假使我们在敌后创造出一二十个游击根据地，每个根据地像五台山、中条山一样牵制敌人四五万，则二十个根据地可以牵制敌入侵华的全部兵力。这样，变敌后方为前方、积小胜为大胜的战略方针可完全成功。
5月底 闻国民党中央电令以武力占领镇原一事后，即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指出此件与国民党防制异党活动的训令有关，我们已让无可让，只能起而自卫。
5月 听取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刘晓、刘长胜的汇报，并同他们研究江苏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工人运动和游击战争等问题。着重指出：要注意开展各行各业的社会统战工作，要为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租界后更好地开展群众斗争创造条件。在工运方面，强调要巩固已有的工人群众组织，尽量利用合法形式，包括利用黄色工会，取得合法地位；大力培养工人领袖，加强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使工会干部成为群众中有威信的领袖。在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方面，要保护和发展已建立的武装，配合新四军开辟新的游击区。
6月6日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举办的训练班作题为《关于目前抗战形势及任务》的报告。报告回顾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侵华政策的变化，指出目前日军实行“以战养战”的新政策，其中心内容是：“重视敌后，相机进攻。”中国军队应广泛建立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变敌后为前方，积小胜为大胜。提出在新形势下游击战术的新原则：”敌击我隐、敌分我袭、敌进我伏、敌围我散。“
6月9日 和从南岳来渝的叶剑英致电毛泽东，分析在国共两党发生磨擦的情况下日军的动向：从军事观点看，日军如攻西北，主力仍会在晋西南三角地区渡河，而以在军渡渡河为辅，目前日军还未准备好。从政治观点看，日军有单独攻入陕北以降低我们的影响，增强国民党借口进攻我们的可能。
6月10日 和叶剑英见蒋介石。蒋要求中共军队服从政府命令，解决各地纠纷。
6月上旬 向中共中央写《关于目前危机》的报告。报告指出自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来，国共关系走的是向下发展的道路，但整个形势基本上还是抗战的，国民党表面上还是要团结的。抗战中存在妥协性。国民党中一部分人的反共思想和行动在发展，这是逆流，是日本、汪精卫之流可利用的基础，可使反共超过抗战而走向妥协，这是目前的主要危机。
6月中旬 和叶剑英见蒋介石，会谈河北冲突〔注〕问题。蒋说：八路军不停止进攻就不能谈判具体问题。周恩来指出：并非八路军进攻，而是八路军被人所攻。最后双方同意派人调查。
〔注〕河北冲突，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一日，国民党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率部袭击冀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屠杀指战员四百余人。
△平江惨案〔注〕后，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议上谈形势，指出在力争局势好转的同时应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强调党的工作方式和斗争方式须作必要的改变。二十九日，根据周恩来讲话精神，南方局发出《关于组织问题的紧急通告》，要求各地党组织从半公开的形式转到基本是秘密的形式，并实行与此相适应的工作方法，建立完全的秘密机关。强调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都不得违反秘密工作原则。这为以后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党组织全面转入地下状态作了初步准备。
〔注〕平江惨案，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包围湖南平江嘉义新四军留守通讯处，杀害通讯处负责人、新四军上校涂正坤等十人。
夏 鉴于四月以来邹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的西安分店等被封闭，国民党统治区内的进步文化事业处境日益艰难，先后约邹韬奋到曾家岩五十号，约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负责人到红岩商议难以在国民党统治区存身的书店工作人员的撤退问题。以后三家书店先后派人到华北等地建立华北书店，加强解放区的出版事业。
6月18日 由于国民党在各地制造的磨擦事件愈演愈烈，离重庆返延安，研究解决办法。在路经西安时，会见陕西省主席蒋鼎文，研究调解各地磨擦的具体办法。
6月25日 在延安《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为纪念“七七”两周年的题词：“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坚持统一战线，反对挑动内讧！发动全面战争，反对包办压制。”
7月2日 致电朱德、彭德怀，请他们把张荫梧进攻冀中的实情详报蒋介石、何应钦等，说明八路军不得已自卫的原因；并将报告内容同时告延安转他。指出：国民党因张受损失，必加紧进攻，请严防。
△致电陈诚，抗议国民党军队制造平江惨案：“北事未平南变又起，推波助澜者大有人在。此种阴谋，弟敢断言决非止于反共，其目的必在造成国共裂痕，以便其破坏抗战，走入不得不对日妥协之途，其处心之深，用意之毒，显系破坏分子所为。”电文清陈诚转告蒋介石要求严令查明此案真相，对死难者务请给以抚恤，对肇事者务请严予惩治，并责令保证以后再不发生此类事件。
7月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中央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对时局的宣言和中共中央致国民党意见书。在会上发言指出，中共对时局宣言应成为动员全国舆论反对日本诱降政策和国民党中投降妥协倾向的有力武器。其纲领应是：坚持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妥协；坚持统一战线，反对挑动内战；发动全民抗战。强调在宣言中应向国民党指出，要以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来支持长期抗战。认为致国民党意见书的目的在于争取国民党中的元老派和中间分子。并提出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坚持持久抗战的具体办法。
△撰写《抗战两年》，发表于七月七日《新华日报》。文章指出，投降妥协倾向是目前的主要危险。提出必须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坚持统一战线，反对挑拨离间；发动全面战争，反对包办国策。
7月5日 致电程潜：河北深县、冀县间所发生的不幸事件，据朱德从前方来电称，确由于张荫梧部包围在深县刘家庄八路军吕正操部而起，致发生激战。现朱德已致电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会同派员彻查真相以便处理，请电鹿速即派员，并令部属勿再放生是非致使事态扩大。
7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继续讨论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七日，《新华日报》在纪念抗战两周年特刊上发表中共中央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并刊登毛泽东、周恩来、洛甫、王稼祥、刘少奇、博古、凯丰、董必武、吴玉章、叶剑英、邓颖超等撰写的纪念文章。
7月8日 为人民音乐家冼星海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
7月10日 骑马到中共中央党校作报告，途中，因马惊坠地受重伤，右臂骨折。
7月15日 致电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悉镇原、宁县两县纠纷已得初步解决，至为欣慰。因坠马伤折臂骨不能亲赴兰州面商进一步解决办法，一切仍乞鼎力维护，使得公平解决，以便团结，是为至幸。
7月20日 致电程潜，对调派暂编骑兵第二师马禄部移驻鄜县表示“不胜惊讶”。电称：鄜县久隶边区范围，且属后方八路军留守，在该地驻守甚久，天旱粮缺，决无增驻部队之必要与可能，倘冒然开来，必生误会，不要“以此不必要之误会益增边区问题解决之困难”。
△在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开学典礼上讲话，希望女大赶快培养造就大批女干部，到全国各地去领导广大的妇女运动。
7月22日 和叶剑英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长徐永昌等，揭露国民党制造平江事件的真相。
△再电陈诚，抗议国民党当局掩饰平江惨案真相，指出该案“纯为阴谋惨杀”，十九日陈诚来电“所称各节查与平江惨案实际内容完全不符”，要求派员会同查明，“使此沉冤大白于天下”。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边区党代表大会问题。
7月28日 和叶剑英电复何应钦等，揭露国民党混淆黑白，凭空捏诬平江事件的阴谋，要求严惩肇事者。
7月31日 答《新中华报》记者问，再次指出：平江惨案完全出于反共分子的预定阴谋，是投降活动的实际准备。
7月 致信蒋介石，对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以后颁布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提出抗议。
8月1日 向延安各界人士举行的追悼新四军平江惨案遇害烈士大会送挽联：“长夜辄深思，团结精诚，仍是当今急务；同胞须猛省，猜疑磨擦，皆蒙日寇阴谋。”
8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发言指出：即将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在目前形势下有重要性，出席该会可以宣传我们的主张，增加对中层阶级的影响。主张王明和林伯渠出席。
△收到陈诚根据张荫梧诬告八路军的材料向中共提出抗议的来电后致电陈诚，叙述河北事件经过，指出事件发生后，朱德即致电鹿钟麟请他派要员会同前往查办，并呈报蒋介石及天水行营在案。但鹿既不派人，又偏听一面之辞，并通电各方混淆视听。同时指出最近八路军吕正操部所缴获的张荫梧的密电，正是张秘密杀害中共党员的确凿证据。
8月4日、6日、9日、10日、11日、13日、14日、15日 连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长篇发言，引用大量历史资料，对两年抗战和国内外时局作分析，指出：“中途妥协与内部分裂是目前的两大主要危险”，“克服危险的主要任务便是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妥协投降；坚持全国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为保证这三大任务的实现，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边区的巩固与发展。周恩来根据两年来国共合作的实践，对统一战线问题从理论上进行了初步总结，认为，中国的统一战线既是民族的、民主的，也是社会的。这三方面的特点是不平衡的。过去一个时期统一战线没有向好的方面发展，而是处在逆转中，目前虽有些变化，但还不是逆转的中止。因为蒋介石的“思想基本是反共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统一战线不仅是不平等的而且也不是公开法定的”，使“中国统一战线具有片面性的弱点”。发言还全面阐述党的统一战线的原则、策略和方法。强调“在斗争上，我们要不失立场，但不争名位与形式；我们要坚持原则，但方法要机动灵活，以求达到成功；我们要争取时机，但不要操之过切，咄咄逼人。”“在组织上，要不暴露，不威胁，不刺激，以求实际的发展，但不能走向死路，也不要自投陷阱。”“在工作上，要使竞争互助让步相互为用，但竞争不应损人，克己互助不要舍己耘人，让步不能损害主力。”“在方式上，要讲手续，重实际，勤报告，重信义，守时间，以扩大影响，便利工作。”要保持“坚定的立场”，“谦诚的态度”，“学习的精神”，“勤勉的工作”，“刻苦的生活”，“高度的警觉性”。在谈到新四军的问题时，提出其发展方针是“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后来，中共中央书记处将这一方针概括为“向南巩固，向北发展，向东作战”。
8月1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党的工作路线等问题。在会上发言指出：党的工作路线要根据各地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各种方式去贯彻；公开工作同秘密工作必须分开。在讨论中共七大的准备工作时，会上决定由毛泽东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即统一战线工作报告。
8月18日、1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博古报告南方党的工作。
8月20日 因骨折治疗后效果不佳，有成残废之虞，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赴苏联医治。
8月21日、2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张鼎丞报告新四军与东南地区党的工作。
8月23日、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言，称赞南方工作“做得好，各省工作有成绩”：发展了统一战线；发展成有八万人的党组织；发展了青年和妇女工作；开始了工农运动；推进了战争动员；帮助了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等。指出“这是在恩来领导下的成绩”。同时指出南方工作存在的弱点是“党不巩固”，“群众运动不深入”，“统战没有中层阶级更大的发展”。周恩来在会上作结论，说会议对时局的估计是一致的。认为当前时局有突变的危险，在突变还未来到时，有局部妥协的渐变的现实问题。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南方局应以巩固党，深入开展群众运动，向中层阶级发展统一战线为工作方针的意见。指出过去工作中一是对中层阶级团结不够，偏重了联蒋；二是利用公开合法机会做群众工作不够；三是巩固党的问题，主要是应巩固已得的阵地，但有的地方也可发展。
8月27日 飞抵兰州，邓颖超、王稼祥、陈昌浩等同行。李德也同机离延去苏。
9月初 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听取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邓发和陈潭秋汇报工作。分别会见一些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向他们介绍全国抗日战争的形势，询问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并勉励他们坚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还向负责文化工作的同志了解在新疆的进步文艺界人士的情况。
△到新疆省政府主席兼边防督办盛世才办的新兵营〔注〕看望在那里学习装甲车、坦克专业技术的原红四方面军人员，作关于抗战形势的报告，肯定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是好的，要求大家抓紧时间，为争取抗战胜利学好军事技术。还会见了中共派在新疆航空队学习航空技术的学员代表。
〔注〕新兵营，由西路军失败后退入新疆的数百名指战员组成。
△鉴于新疆地处西北边睡，是苏联援华的必经之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周恩来在迪化短暂停留期间，先后四次同盛世才谈判，争取盛继续同中共合作抗日。会谈后，对遭到盛排斥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作出妥善安排。
9月中旬 到莫斯科，住克里姆林宫医院。
秋 将毛泽东九月一日《关于国际新形势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带到共产国际，发给各兄弟党。共产国际很称赞，说中国党领导正确，给了他们很大支持。
10月31日 和陈林〔注1〕联名致信季米特洛夫，反映中共为八路军培养军事技术干部的军事学校〔注2〕，半年来由于缺军事技术和教员，致教学难以进行，要求帮助解决，或允许将学习较好的学员派到苏联办训练班。
〔注1〕陈林，即当时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任弼时。
〔注2〕在新疆迪化。
11月7日 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二十二周年，写《帝国主义战争与民族解放战争》。文章就共产国际六大决议案所说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三种形式（进攻苏联、帝国主义相互之间、侵略弱小国家）指出，第一种未能实现，第二种正在进行，弱小国家已先后成为侵略者的牺牲品，只有中国站在反侵略的最前线。
△共产国际发表宣言，表示“日本帝国主义毒害中国已达两年之久，中国正为独立而战，共产国际援助为解放而战斗的弱小民族”。十八日，延安《新中华报》发表社论：《拥护共产国际宣言》。
12月下旬 出院。
12月29日 为共产国际撰写的《中国问题备忘录》完稿，全文共五万五千多字。备忘录第一部分详细介绍中国抗日战争的现状，说目前战争已由敌人大举进攻的第一阶段进入敌我双方总的都处于稳定状态的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的特征是敌人将战略重心转移到华北敌后战场，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其占领地区进行建设和开拓富源，将重点放在政治进攻和施加经济压力上，迫使中国投降。目前我们遇到一系列困难，主要是国民党的反共、投降活动和腐化表现，加上日本侵略者的诱降、英法的妥协活动，致使投降与分裂成为主要危险。备忘录这一部分还系统介绍两年半中日战争的一般情况，其中有日本的所得和付出的代价、中国的所失和成就，说明一年来前线的作战总的是处于停滞状态，而敌后的战斗正在进行，这是中国民族解放战争新阶段的特点。备忘录第二部分介绍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式和特点，说中国的统一战线没有正式的共同纲领，而参加的各党也无联合组织，其基本内容是国共合作。说按照毛泽东的分析，中国的统一战线是全民的，其政治基础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参加的各党有自己的军队，统一战线所处的情况是大部分人民尚未组织起来，这些都是中国统一战线的特点。备忘录指出由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基本思想是反共，要统治人民，不愿承认国共合作，所以统一战线将处于更加矛盾的发展之中。备忘录介绍中共在统战中的政策原则和策略方针是一切服从抗战，三民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国共合作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基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与分裂，争取在中国彻底实现民主共和国。备忘录还系统叙述了中共各方面的工作，八路军、新四军的工作。最后介绍七大的准备工作。
1940年四十二岁
1月 《中国问题备忘录》发给共产国际执委阅读后，周恩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会议上连续两天作报告，详细分析抗战以来战局的变化情况以及中日双方的优、劣势和强、弱点，介绍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英勇作战的情况，说明抗战能坚持下去，中国人民能够取得胜利。
1月8日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作关于中国青年运动的报告，介绍一九三五年以来中共在青年中进行组织、宣传教育的情况。说到一九三六年中国共青团在全国保存下来的不多，以后即创建了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以后这个组织成为整个青年抗日运动的骨干。在西北苏区建立了青年救国联合会。华北的青年救国联合会进行了动员青年参加八路军的工作。在华中、华南，青年组织的形式和名目繁多，由于国民党的禁止，没有统一的组织。在大后方是国民党建立一些青年组织，我们参加进去工作。
1月23日 按照中共中央的委托，致信斯大林，说目前中国抗战正进入艰难时期，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严重的磨擦，投降与分裂正成为目前中国的主要危险。
2月4日 会见苏联共产党莫斯科一区委副书记，听其介绍区党委会的产生、下属机构的职能和机关经费来源等情况。
2月22日 同共产国际的有关人员谈中国西北、华北青年救国团体、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和华中的青年团体以及平津的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组织情况。还谈到中国托派的三种类型：公开拥护托洛茨基主张的、名义上是国民党员的、外表消极其实给托派写材料的。
2月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肯定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当前动员千百万中国人民来克服投降的危险是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中共为组织胜利的抵抗日本侵略及争取中国人民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胜利斗争不论对中国人民以及别的国家的劳动者——特别是对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有着巨大的意义。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向共产国际各支部提议；展开最广泛的同情和援助中国人民的运动。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将决议交给周恩来。
在苏联期间 向季米特洛夫陈述中国革命的情况和王明的错误。共产国际一些领导人担心中共以乡村为中心，离工人阶级太远。周恩来答：中共在农村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毛泽东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
△参加共产国际监委会对李德问题的审查。看望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同志。
△分别会见共产国际执委皮克、伊巴露丽、库西宁、安东尼斯库、马尔蒂〔注〕等。在同苏联经济学家瓦尔加交谈时，曾就如何解决边区人民生活间接受到中国法币贬值的影响问题，征求对方的意见。
〔注〕皮克、伊巴露丽、库西宁、安东尼斯库、马尔蒂，分别是当时德国、西班牙、芬兰、罗马尼亚和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到莫斯科中央党校作报告《关于中国抗战的问题》，介绍中国的抗战已进入第二阶段，日本正采取以战养战的办法，今天中国面临着妥协投降的危险。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克服妥协投降危险与坚持抗战，我们的政策是使日本不能实现以战养战的办法，增加日本的危机。
△应邀赴季米特洛夫举行的家宴。季米特洛夫请周恩来回国后向那些战斗在前线和后方的抗日战士问好，并说：“我相信，中国革命胜利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2月25日 乘火车离莫斯科到苏联阿拉木图，同行的有任弼时、邓颖超、蔡畅、陈琼英、陈郁、师哲、冈野进、阿里阿罕〔注〕等九人。两三天后乘飞机离开阿拉木图回国。
〔注〕冈野进，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阿里阿罕，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
3月 抵新疆迪化往八路军新疆办事处。曾三次会见盛世才；接见中共在那里的干部；分别看望在装甲兵学校、航空学校和干部训练班学习的学员。
△乘苏联民航机飞抵兰州。后改乘汽车经平凉、玢州到西安。
3月20日、21日 在西安。住七贤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向胡宗南、蒋鼎文交涉给八路军发军饷。
3月26日 〔注〕
△乘汽车回到延安。并带回国民政府发给八路军的一批薪饷。当晚在欢迎大会上讲话：从报刊上看到反动派准备妥协投降，搞磨擦、分裂以及倒退的现象，实令人痛心。但坚信在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口号下，以及全党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投降派必定失败，中国抗战定能获得最后胜利。会后，周恩来亲自放映从苏联带回的影片。
〔注〕一说是二十五日。
3月底—5月上旬 中共中央接连举行会议，听取周恩来的汇报，讨论一系列重大问题。
4月2日 毛泽东电告彭德怀，周恩来伤已半愈，已能写字，吃饭。
4月14日 延安各界举行追悼蔡元培、吴承仕大会。周恩来送了挽联。挽蔡元培“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挽吴承仕“孤悬敌区舍身成仁不愧青年训导，重整国学努力启蒙足资后学楷模”。
4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上，张文彬报告广东省委工作。周恩来指出：从广东的环境看，“我们党与群众工作有发展的极大可能，也有更坏转的可能”。今后的中心工作要放到武装斗争上，要到敌后去活动，否则不能发展。要建立政权。领导机关要隐蔽起来，干部要职业化，隐蔽在群众中。省委的工作中心。第一是在敌后建立政权和武装，第二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第三是香港、广州等敌人中心城市工作。
4月 所写《中国抗战的严重时机和目前任务》一文在《共产国际》杂志一九四○年第四期发表。此文即《中国问题备忘录》的摘要。
5月1日 在延安各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讲话：工人是反抗侵略的最先锋的队伍，共产党是工人的先锋队，它领导着工人打日本。只有在民族解放后，中国无产阶级才能解放；中国工人阶级应坚决努力参加反日本侵略的战争，和全世界工人站在一起，取得整个世界的胜利。
5月9日 致函阎锡山，内称：不幸山西新旧之争〔注〕竟造成骑虎之势。八路军与新军之合作，在太原与先生计划战地动委会时。即有定议，临汾失守后，八路军助新军发展游击，恢复失邑，成绩昭然，此间同志对山西的团结，夙所关怀，苟先生对团结有进一步办法，来等无不愿意尽绵薄，以挽危局，以利抗战。
〔注〕指一九三九年十二月阎锡山集中六个军的兵力，进攻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决死队。
△由于国内政治局势日趋险恶，国民党正酝酿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周恩来离开延安前往重庆，继续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工作。途经西安时，会见前来协商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地区实现通邮事宜的林卓午〔注〕，并为他写题词：“传邮万里，国脉所系！”
〔注〕林卓午，时任中华邮政总局第三军邮视察段总视察。
5月13日 到西安。次日，同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负责人研究工作。
5月14日 就国民党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事向蒋鼎文提出抗议。
5月17日 同伍云甫等到车站迎接从河南洛阳回延安路经西安的朱德。
